网络传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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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电信运营商；信息网络传播；法律责任
一、电信运营商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关系中的定位
（1）电信运营商作为网络基础设施的经营者，如果向服务对象提供基础的网络接入服务，即仅为服务对象提供网络传输通道，且对其在网络中存储或传输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的行为。（2）电信运营商单独作为信息内容的服务提供者，例如在自营的有线或无线公众网站对用户（即服务对象）提供增值信息业务，比如影音播放文件、音乐彩铃、小说等等。（3）电信运营商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为用户（即服务对象）提供电信增值业务（最典型的是与SP商的合作）。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构成要件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种权利形态，认定其是否被侵害，目前的实践基本上均将其列入侵权行为法的保护范畴，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可以主张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受到侵害，从而要求侵权方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法学界关于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通说，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应当具备的四要件是：（1）行为人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直接侵权是指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行使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行为。间接侵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某人的行为是他人侵权行为的继续，从而构成间接侵权；其二是指某人必须对他的侵权行为负一定的责任，而他自己并没有从事任何的侵权活动。（2）信息网络传播侵害行为造成了权利人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损害。侵权人未经权利人的同意，违法通过网络传播权利人的作品（包括各种形式的作品），在实践中会出现使权利人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了损害的情形。（3）损害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人的行为与权利人受到的损害之间是否有客观联系，其实际上是探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否实际上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若无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损害是否仍旧会发生。（4）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无过错而无损害，是侵权行为法的基础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要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同样要求侵权人存在着过错。
三、电信运营商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的责任承担
（1）电信运营商作为网络基础设施的经营者，如果向服务对象提供基础的网络接入服务，即仅为服务对象提供网络传输通道，且对其在网络中存储或传输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服务对象如发生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根据《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电信运营商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本文认为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服务行为一般不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2）电信运营商如果单独作为信息内容的服务提供者，存在擅自向公众用户提供他人著作权作品或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侵权行为，构成侵权行为并依照《著作权法》、《条例》、《司法解释》等规定承担法律责任，但属于《条例》规定的例外情形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3）电信运营商如果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内容，如果发生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情形，如果存在主观过错则构成侵权行为，但如果没有侵权的主观过错则不构成侵权，同时《条例》规定的例外情形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电信运营商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为用户提供电信增值业务，由于电信运营商一般只提供移动通信网络平台，合作商提供具体的信息内容，因此电信运营商不能单独构成侵权行为，只存在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根据共同侵权的法理基础，必须有侵权人的共同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基础，如果电信运营商充分履行严格审查义务，但仍出现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此时由于电信运营商在合作过程中无主观过错，故不构成共同侵权。
四、防范建议
（1）要高度重视对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2）应加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预警机制，应与公众建立监督检举的交流渠道，高度重视公众的质询和报告，一旦有权利人发出主张权利的要求则可以马上审查、迅速通知和及时处理，避免因怠慢和拖延导致侵权行为加重并承担更为严厉的法律责任。（3）应加强向用户提供信息内容的来源合法性的审查。（4）应及时取得提供信息服务的合法资质和严格审查信息服务合作商的合法资质。（5）应积极培育企业自主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J]．1998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传播；视觉传达设计；色彩
中图分类号：G22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9-0168-01
从本质上说，视觉传达设计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性，即通过相关设计将一些特定的视觉信息来准确且快速地传递给大众，它有着丰富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平面设计中的大多数内容，如包装设计、标志设计等。同时，由于视觉传导设计始终围绕着视觉信息来展开的，故又可被称为“信息处理艺术”。
一、视觉传达设计内涵
所谓“视觉传导设计”，指的就是充分利用视觉符号以实现各种信息的传递的一种设计，其中，设计者是其信息的发送者，而传达对象则是该信息的接受者。在西方，“平面设计”这一词市场被用于该领域中，亦或是被称为“信息设计”，而在我国，该词是近年来才逐渐被发展起来的一个专业学术名词。视觉传达设计作为一种以视觉符号传导信息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设计形式，其具有较好的传播性与艺术实际应用性。一直以来，它的发展就同媒介间存在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在早期，视觉传达设计主要以绘画、建筑与雕塑等为主，而伴随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表现形成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而现如今因网络的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张，受其影响，视觉传达设计也相应地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然而，不管怎么变化，媒介形式的改变并不会从本质上影响到其表现的手段，即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手段将一直以图像与形象为主，进而在依据相应具体的意图来传达出比较符合含义的可视性的图像。
二、网络传播视阈下视觉传达设计
在网络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的应用类型与形式住主要包括了图片、多媒体文件与flas等，它们不仅是蕴含着特定含义的信息库，而且是网络传播背景下赋予视听一定冲击力的一种新型符号，特别是以后两者的效果更为明显。多媒体作为信心数字化发展中的一个专用概念，其主要是基于数字技术，并集合了视频、音频信息，实现了动与静有机结合的一种电子信息形式，而flash技术则进一步摆脱了HTML语言功能局限与编程障碍的一种既简单形象又功能全面的一种网页动画设计工具，可将音乐、声效与动画同那些富有新意的画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给予人高品质的视觉动态效果，它一般采用了矢量图形与流式的播放技术。同位图图形不同，矢量图形可任意缩放其尺寸而不会对图形质量产生影响，且流式播放技术的运用也可使动画在播放中实现下载，以相对缓解网页浏览者的焦虑等待心理。一般来说，网络下的视觉传达设计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文字。文字在网络的传播过程中，不再局限于传导信息意义，而更多地表现为更加有效的艺术传达，在这里，文字的功能已经被提升至形式上的启迪与宣传，引领着人们的审美时尚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文字作为网络传播中的核心，其也是视觉传导中最为直接的一个表达方式。
第二，图片。在网络传播中，图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且其给予人的视觉冲击力几乎比文字强了85%，且图片还能辅助文字，帮助浏览者更好理解文字，从而使得网页布局变得更加立体与真实。同时，图片还能更加具体形象地将设计者的设计理念表达出来，从而使得原本平淡无奇的文字叙述变得更加具有诉求性。故可以说，图片作为网络下视觉传达设计的一种构成要素，以其独特性成为了吸引浏览者视觉的一个重要的素材，并发挥着诗诗句传达与导读两大效果。
第三，色彩。对于网络视觉传达设计，虽然文字与图片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但给予人强烈视觉冲击的还要数色彩，色彩可以说是影响人视觉感受中最活跃的一个因素。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都以鲜艳的原色作为基调，再辅之以色块与线条组合，以此来强调形式感。
如“万方数字知识服务平台”就是一种典型的数据服务网站，该网站将“万方数据”放于最显眼的位置，并辅之以鲜艳的色彩来进行突出；同时以蓝色作为整个网页的标准色彩，以突出整体统一效果，且各个标题选项中辅以形象图片以形象说明，从整体上实现了吸引浏览者与信息传达的目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网络传播背景下，设计者必须充分运用文字、色彩与图片来设计出更多形象生动的网页，从而在给予人们视觉上享受的同时，达到信息传达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伟，张启亮.视觉传达设计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J].大众文艺，2012，（3）：94.
[2]肖莉丽.VI设计延展性研究--以网络传播载体为例[J].魅力中国，2013，（25）：393-393.
作者简介：
刘佳琦（1983-），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助教，硕士，视觉传达设计与聋人视觉艺术教育研究；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3篇
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服务器标准与用户感知标准之争，前几年在学术界及司法界曾一度成为讨论热点。随着201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简称《北京高院指导意见》）以及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的出台，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此应已达成共识。基于此，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去年审结的“同方案”中，1我院在判决中明确适用了服务器标准，并对服务器标准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一作法的目的仅在于使双方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更为了解服务器标准的来龙去脉，而非创设一个新标准。但出乎意料的是，该判决中对于服务器标准的确认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很多人认为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服务器标准对于现已出现的一些新的传播方式及传播技术无能为力，因此有必要考虑其合理性。与以往不同的是，目前的主要反对声音已不来源于“用户感知标准”，而是来源于“实质性替代标准”。该标准主要存在于涉及视频聚合类服务行为性质认定的案件中，在此类案件中，视频聚合平台提供指向影视作品的深层链接，且对被链接的影视作品进行选择、整理及编排等，一些情况下还存在破坏技术措施设置链接的行为。持实质性替代标准观点者认为上述视频聚合类服务行为应被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下文中，笔者将对实质性替代标准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分析。本文因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服务器标准的合理性，故将不再论及服务器标准的合理性，而仅仅是重申服务器标准的含义，即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指将作品置于向公众开放的服务器中的行为。
一、实质性替代标准的含义
实践中，何为“实质性替代标准”，虽并无权威解读，但持此观点者通常认为，因目前正版视频网站通常会采用技术措施防止其他网站提供指向该具体影视作品的深层链接，而视频聚合服务提供者通常会在破坏技术措施的情况下，向用户提供指向正版网站的链接。此外，视频聚合服务提供者对于相关视频内容还进行了选择、编排、整理等工作，使得用户得以在该聚合平台上直接实现对涉案作品的观看。这种具体服务提供方式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分流了相关获得合法授权视频网站的流量，占用了被链接网站的带宽及服务器，影响被链接网站的广告收入，但却增加了视频聚合类网站或APP的广告收入及流量等，从而使其可以获得利益。基于此，视频聚合服务客观上发挥了在聚合平台上向用户提供视频内容的作用，产生了实质性替代效果，这种行为已超出了单纯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范畴。
综合上述内容应可看出，实质性替代标准的具体含义可概括为，因该服务使得用户得以在该聚合平台上直接实现对作品的观看，且选择、编辑、整理等行为，以及破坏技术措施行为、深层链接行为对著作权人所造成的损害及为行为人所带来的利益，与直接向用户提供作品的行为并无实质差别，因此，上述行为共同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但实际上，因“用户得以在聚合平台上直接实现对作品的观看”这一情形属于深层链接必然具有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仍属于对深层链接行为的考虑范围，而并非单独的考虑因素，因此，下文中对此不予单独分析。
二、实质性替代标准存在的误区
1.未对聚合服务提供行为进行清晰划分
通常情况下，视频聚合服务并非单独的行为，而是由一系列行为所构成，既包括深层链接行为，亦包括对被链接内容所作的选择、整理、编辑行为，以及为设置链接而实施的破坏或避开技术措施等行为。因无论是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还是对链接行为以及破坏、避开技术措施的认定，均属于对客观事实的认定，而非对行为合法性的认定。因此，对上述每一行为的性质分析均应单独进行，而不能混在一起作出认定。这也就意味着，无论聚合服务提供者是否实施了选择、编排、整理以及破坏技术措施等行为，均不会使得链接行为不再成其为链接行为。相应地，亦不能因其未实施上述行为，便认为该行为不构成链接行为。但实质性替代标准中未将上述行为进行划分，这一作法使得该观点在讨论基础上便存在偏差，有必要予以纠正。
因实质性替代标准中无论是对于选择、编辑、整理行为的论述，还是对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的分析均是围绕着视频聚合行为是否属于链接行为这一核心，故实质性替代观点的实质仍在于认定深层链接行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此，下文中对实质性替代标准的评述中将仅考虑深层链接行为。
当然，上述观点并非意味着其他行为对于链接行为的性质认定不会产生影响。虽然其他行为对于链接行为这一事实的认定不具任何影响，但在被链接网站并非合法授权网站的情况下，上述编辑整理等行为很可能会影响对链接提供者主观过错的认定，并进而对其是否构成帮助、教唆等共同侵权认定的结论产生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三）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第十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上述条款便是从这一角度对于上述情形进行了规定。
2.实质性替代标准有违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客观事实属性
实质性替代观点的核心在于将获益或损害因素作为判断深层连接行为是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深层链接行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层链接行为使得著作权人利益受到了损害，而链接行为人却因此而获益。可见，实质性替代标准认为损失及获益因素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其中，获益或损害是“因”，深层链接行为是“果”。
但笔者则认为，这一因果关系的认定有违实际。通常情况下，只可能基于某一行为的发生使行为人获益或他人受损，而绝不可能反过来因为存在获益或受损的情形使得某一行为得以发生。
不仅如此，与用户感知标准所存在的问题相同，实质性替代标准中这一因果关系的认定还可能使得在不同情形下对同一行为的性质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强调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属于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在深层链接行为本身无变化的情况下，即便案件其他因素发生变化，对该行为性质的认定亦不应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针对同一行为，不可能出现一个案件中被认定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但另案中却不构成的情形。但如适用实质性替代标准，把损害及获益作为认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依据，则在损害及获益因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即便深层链接行为本身并无任何变化，对深层链接行为性质的认定同样会发生变化。这显然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这一事实认定的属性不相契合。
3.实质性替代标准是在著作权案件中采用了竞争案件的审理思路
侵犯著作权案件与不正当竞争案件虽均属于知识产权案件，但其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审理逻辑及规则，这一区别使得损害及获益要素在这两类案件中所处审理环节及所起作用并不相同。
著作权每项权利的作用均在于赋予著作权人控制特定行为的权利，如复制权用于控制复制行为，广播权用于控制广播行为等等。著作权法亦对每项权利所控制的行为的特点、要件和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基于此，在审理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基本审理思路应当是：明确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认定被告实施的行为是否落入该权利所控制的范围，即判断深层链接行为是否具备该权利所控制行为的特点和要件；如果落入，则进一步分析深层链接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权利限制及例外的情形（即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或者法定许可）；如并不属于，再进一步判断深层链接行为是否对原告造成著作权方面的损失或者被告是否从中获益，以及被告是否有过错。如果被告有过错，且存在原告损失或被告获利情形，则被告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由上述审理思路可以看出，深层链接行为是否落入原告权利范围是此类案件审理中首先应判断的问题，而对该问题的判断应以该权利所控制行为的法定要件为依据。至于损失、获益或其它因素，对这一问题的认定完全不产生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该特点是知识产权侵权类案件的共性，其不仅体现在著作权案件中，也体现在侵犯专利权及侵犯商标权案件中。
但竞争类案件则有所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未规定任何法定权利，其强调的是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以及对良好竞争秩序的保护。因此，此类案件并不涉及到权利范围的确定，不需要首先判断深层链接行为是否落入权利范围，而更多的着眼于深层链接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强调被告的主观恶意。因对于深层链接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的考虑需要结合各种因素，而获益、损失因素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损害及获益因素可能会对深层链接行为正当性的认定产生影响。
当然，获益或损害因素在侵犯著作权案件中不会影响对深层链接行为是否落入原告权利范围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其全无用处。在深层链接行为已落入原告权利范围内的情况下，损害或获益要素仍可能在以下两种情形中对侵权认定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产生重要影响。
其一为对著作权权利限制情形的认定。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列举了权利限制的具体情形，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关于三步检验法的规定中则进一步明确将损害因素作为权利限制情形认定的考虑因素。上述规定意味着，如果深层链接行为落入了原告权利的保护范围，但却符合上述规定（即被告使用的是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且该行为未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亦未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则该行为构成权利限制的情形，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
其二则为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及赔偿数额的计算。在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如果深层链接行为已落入原告权利范围内，且不属于权利限制的情形，则法院会按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赔偿数额予以确定，亦即“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首要问题应是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层链接行为是否落入该权利范围进行认定。但实质性替代标准对于深层链接行为是否属于链接行为的认定中并未从权利范围角度着手，而是强调深层链接行为可能导致的获益及损害，并认为上述情形使得该行为具有实质性替代效果，从而得出深层链接行为不构成链接行为的结论。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在采用竞争案件的审理思路（即通过对双方当事人获益及损害因素的分析，对于深层链接行为的不正当性进行认定）审理著作权案件，违反了对法定权利保护的基本逻辑和步骤。
4.实质性替代标准未区分著作权利益与经营利益、合同利益
即便依据实质性替代标准，认为损害及获益要素对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有影响，但勿庸置疑的是，此处的损害或获益因素亦应仅涉及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利益。但实质性替代标准所考虑的对广告成本的影响、用户粘度的增加等，以及对权利人分销授权的影响，并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利益。
某一利益是否属于著作权人的利益完全取决于著作权法对著作权权利内容的规定，亦即该利益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十条所规定各具体权项所保护的利益。只有以该条款所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的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的损害，才属于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即便与作品有关，甚至属于直接使用作品的行为，其为使用人带来的利益亦不在著作权法禁止的范畴，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上述行为会对著作权人的法定利益造成损害。
以“购买”盗版图书的行为为例，该行为显然涉及到对于作品的利用，且亦会对著作权人正版作品的销售产生影响，但在著作权法并未规定著作权人有禁止他人购买盗版图书这一权项的情况下，该行为并不会对著作权人的法定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上述行为不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同理，对于特定类型作品的出租行为亦是如此。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该规定中将出租的客体限定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因此，如果出租的是文字作品或摄影、美术作品等其他类型的作品，则尽管出租行为确会为出租者带来利益，但其仍不属于出租权所调整的行为，不能据此而认定著作权人的法定利益受到损害。
由此，著作权法不是万能法，它仅调整基于作品所产生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利益，对于无法用著作权法调整的利益，其是否可获得保护及如何进行保护，只能依据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具体判断，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应适用著作权法调整。
实质性替代标准考虑的损害之一在于聚合服务对权利人广告成本、服务器及带宽成本带来的损害，以及该行为所产生的良好用户体验及用户粘性为聚合平台所带来的包括广告收益在内的利益。笔者认为，上述损害并非对著作权利益的损害，而仅是对经营利益的损害。现举一例以对二者相区分。出版社出版图书既需要向作者支付专有许可费，亦需支付纸张等印制成本。该两部分支出虽均与作品有关，但性质上并不相同。其中，印制成本属于经营成本，许可费则属于著作权成本。如果他人偷走出版社用以印刷该图书的纸张，该行为虽会对出版社的利益造成损害，但该损害显然不能被认为是损害了著作权利益。但如果另一出版社未经许可印刷了该图书，则其虽未对出版社的印制成本造成损害，但却损害了权利人的著作权利益。
同理，对于视频网站而言，其购买作品的费用属于著作权成本，但对于带宽及服务器的投入则属于经营成本，相应地，广告利益、用户粘性等亦属于经营利益。深层链接行为对于服务器、带宽及广告成本的损害均属于对经营利益的损害，而非著作权利益的损害。据此，实质性替代标准在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对于广告成本的考虑，系将经营利益与著作权利益相混淆，该作法有失偏颇。
实质性替代标准考虑的另一损害在于对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分销授权的影响，但这一损害同样并非对著作权利益的损害，而系对合同利益的损害。著作权人对其民事权益的保护通常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其一为通过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法定权利排除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行为；其二则是通过合同约定对其合同利益进行保护。前者强调权利法定，后者强调意思自治。如果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作品的行为落入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具体权项范围内，则著作权人可依据著作权法获得救济。但著作权人同时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而使得著作权法未涉及的利益获得保护（例如要求被许可人不得为其他网站提供链接端口等）。此类约定内容只要不为法律所禁止，且属于真实意思表示，对合同当事人便有约束力。如一方当事人违约，则合同相对方可以依据合同约定获得救济。但是，合同约定的利益只能依据合同约定予以维护，不能因为合同约定而使合同利益变成法定的权利。
在盛世骄阳诉动艺时光案中，法院指出，“知识产权遵循权利法定原则，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的范围应由法律规定，合同双方无权自由约定侵权行为的构成。……上述‘视为爱奇艺公司超授权范围使用授权节目’的约定，是爱奇艺公司基于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对自身行为的拟制性和限制性约定，这种限制定约定……，非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本身的限制。上述‘其他链接网站为侵权’的约定，……对合同外第三方不产生任何效力”。2笔者亦持此观点。
5.《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第五条不能成为实质性替代标准的法律依据
《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网页快照、缩略图等方式实质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相关作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提供行为”。按照该规定，“实质替代”成为了网页快照、缩略图服务构成提供行为（即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条件，实质性替代标准似乎在这里找到了法律根据。基于此，笔者有必要澄清该条款规定的“实质替代”的含义。
因该条规定针对的是对网页快照及缩略图等内容的提供行为，因此，在对上述行为性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厘清上述行为的技术特征。实际上，无论是网页快照，还是缩略图快照，均是将原网页或原图片进行复制并将复制件置于信息网络中的行为。上述行为完全符合《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第三条中有关提供行为系将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的行为这一限定，因此，上述行为当然构成作品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至于该条款中为何使用“实质替代”一词，该司法解释的起草者对该条款所作说明应可起到解释作用。如果快照达到了复制（或者实质性替代）程度而构成复制，那么快照服务就兼具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与内容服务提供行为的属性，两者在法律属性上是可分的，正是考虑了这些属性，《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网页快照、缩略图等方式实质性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相关作品，规定为作品（内容）提供行为。3由此可知，该条款中的“实质替代”即指“复制”，其与实质性替代标准中“实质性替代”的含义显然不同。因此，上述条款不能作为实质性替代标准的法律依据。
三、实质性替代标准与著作权人的利益诉求
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认定标准的确定并非著作权案件中的新问题，自2001年著作权法中新增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后，该问题在著作权案件中便一直存在，亦一直存有争议，争议基本上集中于深层链接行为的性质认定上。但早期的争论主要存在于服务器标准与用户感知标准之间，近两年则出现了实质性替代标准。
涉及深层链接行为的案件至少在2003年便已出现。4之所以在以往的此类案件中从未出现实质性替代标准的提法，近来却出现这一观点，看似是由深层链接技术发展所导致，但实质原因却在于利益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影视作品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对回收其高额许可费的强烈需求。
目前，影视作品的著作权许可费呈现急速增长的态势。尤其对于热播影视作品，其许可费动辄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一集。这一高额费用使得信息网络传播权人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回收这一成本。其中，确保各被许可人所传播内容的范围限于授权范围内，显然是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力求其利益最大化的必要前提。为达到这一目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通常都会在合同中要求被授权网站采用技术措施以防止链接行为的产生，以避免对其所划分的各被许可人的权利范围受到破坏。
但对传播范围控制权的破坏既可能来源于被许可人，更有可能来源于深层链接者，尤其是以深层链接为主要手段的视频聚合平台服务提供者。如果该破坏来源于被许可人（即被许可人未将其传播范围限于合同限定范围内），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尚可以依据合同法追究被许可人的违约责任从而得到救济。但如果来源于深层链接提供者，虽然权利人可以通过共同侵权规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以及破坏或避开技术措施等方式获得救济，但上述规则在适用条件上的限制会使得其救济效果难以达到权利人预期。例如，共同侵权规则的适用需要以存在直接侵权行为为前提，如果深层链接行为的被链接网站是获得合法授权的网站，则著作权人将无法通过共同侵权规则对深层链接行为予以制止。再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适用，强调的是对网站经营利益的损害，因此，很可能只有被链接网站才可以作为原告，被链接网站之外的其他著作权人则可能难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得到救济。至于破坏或避开技术措施保护规则的适用，则因技术措施通常是被链接网站所设置，因此，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救济方式相同，被链接网站之外的其他著作权人是否可以获得保护亦有待探讨。此外，著作权人亦通常认为，破坏技术措施行为的举证较之于侵犯著作权行为，其难度更高，因此，权利人相对而言不愿采用这一救济方式。由此，虽然对深层链接行为的规制存在多种渠道，但著作权人，尤其是并不从事网站经营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却可能认为上述方式均难以有效保护其利益。
基于此，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需要寻找一种最为有效的救济途径使得深层链接行为得以被有效禁止。因深层链接行为与作品传播密切相关，故将该行为认定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将是最为便利最有效力的解决方式之一。该方法的优点在于适用要件简单，但却有着其他救济方式所无法达到的救济效果。一旦深层链接行为被认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则深层连接成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范围，原告仅需举证证明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且深层链接者并未获得其授权即可，无论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是否经营网站，其均可以使深层链接提供者承担包括停止侵权、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即便其所链接的是合法网站亦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作法使得追究深层链接提供者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均具有了法律依据。如此即可以最大力度地禁止深层链接行为，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对于作品传播范围的绝对控制权，最终使其利益最大化。
虽然用户感知标准是一直存在的有利于权利人利益保护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认定标准，但因该标准已被深层链接提供者熟知，为避免这一标准适用所带来的直接侵权的风险，越来越多的深层链接提供者会在提供链接服务时，采用各种足以使用户认知的方式明确表明其链接者的身份。这一情形的出现使得，即便按照用户感知标准，越来越多的深层链接行为亦不会被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可见，用户感知标准已无法满足权利人维护利益的需求。
在此情况下，实质性替代标准便应运而生。就适用效果而言，实质性替代标准属于用户感知标准的升级版。该标准的适用并不考虑用户是否足以认识到该行为是链接行为，而仅考虑提供链接者的获益及对著作权人的损害。在采用实质性替代标准的情况下，因深层链接行为，尤其是影视作品的深层链接行为，通常会使得链接提供者获得直接或间接利益。至于对于著作权人的损害，持此观点者完全可以将对著作权人合同利益及经营利益的损害混同为著作权利益的损害。因此，依据实质性替代标准，具有经营性质的深层链接行为必然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便深层链接提供者在提供链接服务时以各种方式明示其仅为链接行为，亦不会影响这一认定。同时，无论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是否是被链接网站经营者，也无论被链接网站是否系合法授权网站，均不影响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依据侵害请求权提起侵犯著作权之诉，禁止深层链接行为。这一情形使得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实现了对传播范围的绝对控制。
不仅如此，如果这一标准得以实施，其亦会为其他著作权人带来利益，而非仅仅有利于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例如，对于合法授权的被链接网站而言，其无需通过举证证明其经营利益的损失以赢得不正当竞争之诉，亦无需举证证明其采取了有效的技术措施以使得法院得以确认深层链接提供者确实施了破坏或避开技术措施的行为，而仅需证明其有合法权利，以及存在被诉行为这一事实即可获得有效救济，举证难度亦显然小很多。
综上可知，实质性替代标准之所以会在一些案件中被提出，更多是基于影视作品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的利益诉求，而非基于对著作权法及其第十条第（十二）项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法定要件的理解。但是，对这种基于利益诉求来重新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所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方式，笔者实难认同。这一方式存在着违反既有法律规定、论证逻辑错误的危险。在这一过程中，权利人可能会基于其利益诉求先预设了深层链接行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这一结论，然后再依据深层链接行为的特点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进行对应性地解释，从而扩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边界。这一方法显然不是科学合理的法律解释方法，而将损害及获益作为行为性质认定要素这一基本逻辑错误也因此产生。
笔者并不认为权利人寻求各种方式保护其利益有何不当，但笔者观点在于，权利人的利益诉求是否可以维护、对权利人与链接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调整，均必须以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适用法律，不能因某一方的利益诉求而改变现有法律规则。如果法律规定确存在漏洞，或者现有法律不能适应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法律规定进行修改的权力亦在立法机关而非法院。实质性替代标准明显与现有法律规定不符，扩张了法律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这也是笔者无法接受实质性替代标准的法律因素所在。
不可否认，保护著作权人利益是著作权法的重要制度价值之一，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利益平衡同样是著作权法所追求的制度价值。在网络环境下的利益平衡要求平衡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制度设置上充分体现了这种平衡。《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引言中便明确指出：“依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促进信息网络产业健康发展，维护公众利益”。其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在依法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可见，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一方面要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适当的限制互联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同时要使社会公众享受公共信息资源的充分自由。
具体到实质替代标准，即便不从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出发，而仅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分析其合理性，亦不能仅仅考虑影视作品著作权人或者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人的利益需求，同时亦应考虑该作法可能影响到的包括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在内的各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
因实质性替代标准一旦被采用，其将被作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判断的统一标准，因此，其不仅对影视作品深层链接行为的认定有影响，同时亦可能涉及到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现有网络服务提供行为除包括链接行为外，还包括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行为、P2P提供行为等等其他服务行为。相当数量的上述服务不仅就其外在表现形式与直接内容提供行为无实质差别，其同时亦存在使著作权人利益受损，但使行为人获益的可能。这一情形说明，如依据实质性替代标准，目前公认的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中，将有相当数量会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范围，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从而使得行为人在提供上述服务时将必须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但是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显然无法针对用户上传的每个内容获得著作权人同意，P2P服务提供者也不可能针对用户通过该软件所传输的各种类型文件取得著作权人授权，其他网络服务者亦同样很难达到这一要求。这一现实情形使得在实质性替代标准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一旦继续提供该服务，便面临极大的侵权风险。基于现实考虑，服务提供者为避免侵权风险，其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不再提供上述服务。这一结果对于网络用户以及互联网行业整体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无需多言。
即便仅就深层链接的具体服务而言，其不仅仅指向影视作品，亦同样可能指向其他类型作品。举例来说，目前搜索引擎通常会提供一种针对具体格式内容的搜索服务，如果用户在搜索时将文件格式限定为“.doc”格式，则搜索结果均仅涉及此类文件格式内容。用户在点击各个搜索结果后，一般不会进入被链接网站页面，而会在搜索引擎页面下直接打开或下载这一文件，这种情况同样属于深层链接行为。依据实质性替代标准，因该行为亦会为搜索引擎带来直接或间接利益，并对被链接网站产生一定影响，该行为显然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事先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但是作为针对海量信息的搜索引擎，如果要求其针对每一个特定格式的搜索结果，均寻求著作权人许可，显然不具可行性。而如果无法获得许可就意味着其该行为构成侵权，搜索引擎可选择的合法方式将同样是不再提供特定格式的搜索。这一结果意味着整体网络用户无法再获得特定搜索这一服务方式所带来的便利与快捷。该结果对于网络用户及链接行为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同样无需多言。
笔者要指出的是，包括深层链接在内的链接行为是互联网的基本元素。可以说，没有超链接就没有网络。因此，在对深层链接行为是否纳入著作权控制的行为作出法律评判时，必须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前述事例仅仅是以现有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类型作为基础对实质性替代标准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但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可能出现一些目前无法想象的网络服务类型，而实质性替代标准的适用将会使得这一切均很可能因无法得到著作权人许可而成为违法行为，在网络社会中，这一结果对于整体社会发展所造成的阻碍将是难以想象的。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传播；网络传播心理；文化缺失；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112―06
收稿日期：2012-12-20
作者简介：侯岩（1968-），女，河南开封人，河南教育报刊社副编审，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众所周知，网络传播是新生事物，网络传播研究是新兴领域，心理学介入网络传播研究是全新方向，所以，这个方向的研究尚处于探索之中。目前，关于网络传播心理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机交流层次的心理学研究，它解决的是人和技术的矛盾。比如，网民是如何使用电脑的，网络如何才能让人觉得方便、舒服，网民如何编码与解码、如何检索等。也就是说，如何使这些技术的使用符合人的心理特点。二是个体层次的心理学研究，它关注的是自我、人格在网络中的变化，人的认知、情感、意志在网络活动中受到的影响，以及如何让这些影响趋利除弊对人的心理能有积极的作用。三是社会心理层次的心理学研究，它主要研究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以及网络群体、网络事件、网络舆论等。从研究路径的选择看，目前的研究几乎是一边倒的把传统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到具体的网络研究中来，但这种依托传统心理学的理论、方法的研究，忽视了网络心理研究中的文化因素。有鉴于此，本文在分析当前网络传播心理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拟提出网络心理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一、当前网络心理研究的不足
（一）缺失对多向度的网络传播模式中心理现象的全面研究
互联网的出现使过去媒体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传播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网民集体智能和力量主导的传播体系。过去的消费者是被动的，而网民是主动的；过去的拥护是可以预期的，停留在媒体机构指定他们停留的地方，而网民则是迁移性的，对各种媒体的忠诚度日益降低；过去的媒体消费者是彼此分开的个人，而网络用户具有了更多的社会交往关系；过去的用户是寂静和看不见的，而现在的网络用户却可以发出很多声音，网络虚拟空间成了公共舆论空间，呈现出人类传播史上最大限度的传播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对任何事情、任何现象的看法，他们既是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过去单向度的传播模式演变成了双向互动交流的沟通形式。网络传播的传受不分、两者合一的传播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传播认识模式，以语言的存在方式进入交流而建构起来的网络空间，其实就是互为主体的主体之间所进行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并且由此而成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生活方式。面对如此复杂的网络传播，用传统的实证方法无法全面展现心理现象的多姿多彩，更不用说合理解释网络事件发生的原因与构成因素了。
（二）缺失对网络传播心理“时空脱域”性的有效研究
在网络的虚拟世界，空间和时间已经与传统意义不符，与具体的现实地域和时间剥离开来，已经成为超越物理世界的全新空间，具有“时空脱域”性。传统的“场所”意义出现缺失，消解了时间，这个问题甚至比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还要突出。因为，自然世界运动的规律很大程度上可以穿越时间，是相对恒定的，而网络传播心理规律则很难具有同等的效力。随着网络人际交往的深入，面对面交际的减少，人们逐渐丧失了历史的深度和特殊的地域认同，漂浮在虚拟的数字化文化之中，网络空间的文化特征就成为了无时间的时间和无固定位置的空间。网络空间是虚拟社会交往所依托的“物质”存在，它极大地扩展了社会行为的时空跨度，人际交往跨越了“这里”和“那里”、“这时”和“那时”的区别，超越了传统的时空界限。而实证研究这种只能限定某一时刻、某一空间的模式，不可能控制超越时间性、空间性因素的变量，难以反映出网络空间的发展、变化规律。
（三）缺失对复杂的、不断建构与再建构的网络传播心理的整体研究
在网络空间里，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很多网络传播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这些现象的过程，特别是网民心理现象、行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观察到的，就像观察生化实验，而真正用来解释实验的分子、细胞作用过程是根本看不到的一样。因为，研究对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能只凭可观察、可操控的知识、经验来完成，它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高级思维、推理、预测能力来实现。实证取向的研究，反映不了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多样性、互动性和复杂性。比如，在互动的背后，根本性的一个概念是人的自主，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表达，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可以和更多人结成多种松散的关系以从事更多活动。研究任何网络传播过程，都需要“基于理解”，理解各种复杂的网络关系，诸如网民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组织之间等关系的连接与变化；理解相互交织、影响、建构、重构着的网络传播事实；理解各种因素间不是简单的因果论可以概括的。如果复杂的因果关系得不到合理整合，就难免被碎片化，不能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例如，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具有符号性，网络媒介的特点就是多种代码汇合而形成特定的一个符号用于表达特定的文本内容，这种符号化的信息存储库本身就决定着网络人际互动是一种符号化互动。如一个名叫“阿凡达”的网民，并非现实社会的电影角色，它不过就是一个身份符号。网民之所以会为自己取一个特别的符号，是因为在虚拟的人际互动中，符号决定着互动的成功与否，社会特征已经不能体现出来了；一个相貌丑陋的男子，如果他为自己取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的“昵称”，即一个符号，很可能会因此吸引不少网民与他互动，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空间几乎不可能发生。
（四）缺失对多元的、非线性网络传播心理研究范式的系统把握
从目前来看，互联网的影响已经深深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作为“技术的网络”和作为“文化的网络”却显出更大的背离倾向。作为技术的网络，改写了时空观，“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就是这种状态；作为文化的网络，则是通过人肉搜索、游戏社区、视频分享等，重新塑造着虚拟空间自我与他者的行为。网络成为了一个实时的、复杂的、开放的、多媒体、双向互动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生活的场域，人们在其中进行社会互动，而不仅仅只是交流信息，网络传播活动具有极其复杂性。网络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新兴媒体，表现出巨大的开放性。开放的系统，是无法控制的系统，系统内部、外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很复杂，任何一个因素变化，甚至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能带来“蝴蝶效应”。人是复杂的存在物，以人为主体的网络传播活动同样具有复杂性，网络的发展，传播活动的效果，取决于许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复杂关系。对此难以精确地用线性的普遍的规律来把握，它必须要求使用整合研究的范式，打破二元的、精致的思维。
总之，网络的数字化、匿名化使现实中人的心理现象本身，在虚拟空间变得更加复杂、迷离，不同的网络应用产生的新的行为模式、心理模式与现实生活中对应的行为、心理有着巨大差异，网络所蕴含的文化特性与传统文化也有落差，在以上差异中所呈现出的新的道德、伦理问题都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加以正视和探讨。
二、网络传播心理研究的文化自觉
如果把网络空间仅仅看作现实世界延伸的话，那么，网络上的许多行为都可以用现有的知识来解释，网络上的各种心理现象也可以用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加以说明，可以利用现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来解释网络传播中的心理行为，还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是，网络传播具有特殊性，网络环境有的一些心理现象单纯依靠心理学不能得到深入研究。
网络传播活动中的网民具有主观能动性，既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又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既是社会主体，又是社会客体；既是研究者，又是被研究者，而网络传播活动处于极其宏大、复杂的网络系统中，包含的要素、参数、变量很多，其本身还具有很强的偶然性、随机性、交互性、隐匿性等，不可能进行公理化、操作化的研究，加之背后的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因素的作用，若专注于可观测的行为，像测量速度和距离那样来诠释心理，太过机械。高度发达的互联网让人们得到了优裕的工具和满足感，但严格科学推理、推导出的一个个结论却很难与社会现实步调一致，这样的研究完全有悖于网络传播的基本特征。事实上，网络传播心理行为是不可能通过实证方法在有限的数据和统计分析中发现的，应该放在网络与社会、文化、时代背景关联中来把握、理解、解释。
（一）网络传播心理是一种历史文化存在
网络空间的形成固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但其深刻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技术层面。作为“技术的互联网”和作为“文化的互联网”之间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背离倾向。技术的互联网将全球亿万节点链接为无数个有效的空间，并在复杂的意义网络中伸延组合，构成具有场所性的意义空间，网民借助超文本进行互动交流，赋予虚拟空间以文化的蕴涵，使网络超出了技术的范围，凸显着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历史学家利莎・吉特尔曼提供了一个视角，认为媒体在两个层面上工作：一是它意味着一种沟通成为可能的技术，一是它有一套相关的协议或者说围绕着技术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媒体技术是一种文化技术，媒体系统也是一种文化系统。
互联网作为新媒介，它的出现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变迁。事实上，并非只有外族入侵的腥风血雨、政治革命的改朝换代才是社会变迁，互联网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变迁的力量更大。不同的社会就是不同的人际交往和人群组合方式，无论从政治组织还是经济生产方式人手来解析社会，最终都落实到人与人的交往及其关系组合上。互联网的出现，表面上看只是提供了新型人际交往的渠道，加快了交往的频率和速度，但更深层次上，它带来了文化的演变和社会的变革。文化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改变，语言文字的变化，不仅仅是物质，更包括人际交往方式。由于人际交往方式改变而带来的器物、文字、观念会留存下来，构成一代代关于文化的概念和研究的对象，而文化中最鲜活的是人，人的交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往往更为巨大。且不说它在私人情感交流中的作用，即便在社会重大事件、重大问题的决策中，作用也难以估量。比如，当前频繁发生的网络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民和网络推手借机发挥，引起大量网民共同关注，在人际交往互动中推波助澜、恶意炒作、盲目跟帖引发网络舆论的。目前，在中国这样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成为了普通民众抵制信息垄断、发出声音的有限出口之一。作为普通人要想进行表达，很难在传统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上自由实现，而公众发现了网络这个新的表达空间和传播平台，就将其当作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以及发泄对立情绪和不同意见的介质，所以，网络上充斥了很多不合常规常理的自由言论，它对现实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却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传统的传播活动是在主流媒体的强势与压力下的“螺旋式沉默”，如今，在网络传播中，在网民自由、双向的互动中其传播活动走向了“螺旋式上升”。
网络主体是网络传播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网络传播的核心。网络高度普及之后，主体的存在状态发生改变，网络导致主体破碎、关系重构，“独立存在的个体”走向“多个版本存在的个体”，即碎片化；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对象在网络空间消失了，转换成多重形态，并在虚拟空间自如、真实地生活。如何重新认识主体、客体、他者、自我及其之间的关系，是网络传播心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分析网络传播主、客体的社会文化属性，可以清晰地看到网络传播心理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存在。
网络主体是各种网络活动的推动者，是网络世界之所以成为网络世界的主体依据，网络世界正是因为有了网络主体而成为一个真实的世界。当然，网络主体同时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到了网上他们都具有虚拟性和现实性这双重属性。当网络主体出现于网络世界之中时，他们都是作为“虚拟人”存在的，他们或者表现为一个ID，或者表现为一个昵称，或者表现为一个电子邮箱地址，或者表现为一串数字，或者表现为一个密码，或者表现为一个IP，从根本上说就是表现为1和0的不同排列组合……这是他们虚拟性的表现。同时，网络主体即使处于网络世界之中的时候也具有现实性，因为他们来自于现实世界，他们在网络世界中活动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现实需要，他们在网络世界中的言行受到现实世界的种种制约，他们在网络世界中活动的方式、方法、时间、地点、内容等因素都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性必然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历史文化性。
（二）网络传播心理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
网络传播过程的心理行为，其根源仍存在于现实世界，不应该把研究、关注的目光仅停留在心理自然属性的层面。人是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化的过程，就不可能造就具有完全相同个性的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每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都具有能动作用，虽然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会有某种身不由己的力量制约自己的活动，但面对社会，个人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在一定范围内拥有选择余地。所以，人类心理既是一种自然存在――遗传决定，属于自然属性；同时更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决定着网民对网络的适应性，具有文化属性。
在网络传播中，研究对象更多的是无法感知的世界，例如，网络言语交际。互联网人际交流的实践颠覆了传统观念里“语言是交流的工具”的说法，在网络传播中，很多年轻人热衷的“火星文”，已经充分说明那种传统的“语言交流说”对理解语言丰富内涵的贫乏了。交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日益增多的网络语言，如“调侃”、“自嘲”、“机敏”中可以看出网民挣脱捉襟见肘的语言束缚的倾向，他们已不再通过语言而是通过“会意”来彼此接近，“会意”的文字完全不理会语法、词法、句法，完全漠视既定的表意逻辑，它恣意肢解词语，拼贴画面。语言有它自身的维度，表面上是交流，但在网络里，其实更是“沉默的身体之间的交融”，那些网络聊天室里，陌生人令人兴奋的交往，抛开表面的新奇之外，其实背后暗含着“身体交融”的原始欲望。通过连线，沿用线性语言文本的交流，其实是网络交流的最原始状态。依据超文本进行的对话，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更是两个身体的对话，不仅仅是文字的交流，更是感觉的交流。与传统面对面交往相比，网络交往已经超越了太多传统的形式与内容，完全不同于现实的人际传播，它既有客观性一面，而那些非语言的、生动的部分，更有主观性的一面，不可能通过传统实证手段来研究。
网络空间是一个平等自由的交往空间，是一个由交往主体进行自主选择、自主控制的交往空间，是一个能够促进主体不断自我更新的交往空间，是一个主体与主体互相发现、形成社群探索新知的交往空间。在网络主体交往中，人的主体性，即人的主体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的主体间性得到了充分实现。个人作为网络交往的主体，交往对象的选择，沟通内容的把握，以及交往的方式，都由自己支配。尽管心灵畅游于无边的网络，甚至同时拥有多重的身份与面目，但个人离不开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一直嵌入进网络传播的全部过程，所以，主体仍然具有人的现实主观性。这种现实主观性表现在人的心理的主动建构过程中，即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建构相关。不同价值观念、成长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形态的个体心理差异就巨大。任何一种心理，都应该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来解释。网络主体的心理也必然发生、建构于特定的网络社会、文化之中。
学者金萍华通过对网恋和网婚的研究认为，网络婚恋不可能因为交往者肉身退隐的符号交往特征而成为“超凡”的理想婚恋模式，网络婚恋同危害现实社会婚恋价值观之间无必然因果关系。互联网虚拟技术特征确能导致网络婚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导致了一些不良的现实后果，但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技术特征产生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形成普遍的、不同于现实文化的虚拟社会特有的婚恋价值观，一味地强调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对现实婚恋道德观的戕害，只能是一种忽略了现实文化的纯粹技术话语。从某种角度说，这类技术话语都将网络婚恋视为“超凡”之举，而事实是，网络婚恋既成不了追求内在终极价值的理想婚恋的模式，也成不了脱离甚至威慑现实婚恋价值观的行为，网络婚恋依然可以看作是“入俗”的外在价值行为。
（三）网络传播心理既有常识性又有科学性
网络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流动的空间，更是一个新的社会交往环境和社会生活空间，虽然称之为虚拟的空间，但是虚拟并非虚幻、虚构，它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达到摸拟现实效果的虚拟实在。由于它本质上是人们自己根据算法制造出来的，这一空间一定与现实物理空间拥有同样的动力学特征和几何结构，就知性而言，它是物理空间的一个颇为成功的模仿；就感性而言，虚拟空间可能会带给人们震惊的新体验，但那不是因为虚拟空间有更复杂的超过物理空间的结构，而是因为人们自己的想象力以及各种感知觉想象的交互感应，让他们生出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在场感。这种虚拟的真实感，并不是由计算机创造出与真实环境相似的实境，而是在人类内在的心理反应认同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真实的感觉。
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游戏设计师肆意地创作，纵情地颠覆现实世界里的既定常规，一切更加反常的东西都可以被制造出来，以至于沉浸其中的玩家有时会真的以为基础物理的定律都发生了变化，一个人瞬间可以抵抗地球引力，起死回生，拥有超能量。其实并非这么回事。表面上看，虚拟空间通过恣意妄为的编码营造了某种超越了物理学基本定律的“情境”，令人沉浸其间时，仿佛脱离了物理学原理的羁绊，享受从未有过的身体解放，在人可接受的范围内，过去受时空限制的人的身体以及自我意识，在虚拟空间得到释放，新的感知环境让玩家获得了极大满足。但是，虚拟空间并非真正超越物理空间，一旦回到现实世界，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灰飞烟灭，只是因为虚拟的体验“太真实了”、“太逼真了”，以至于从感觉经验上讲，竟然难以分辨。
在虚拟空间高度发达的今天，通过改写物理定律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并非虚拟化的最大功用，通过想象力在虚拟空间实现的体验，能够将碎片化的个体相互嵌入、交融的其实是心理定势。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差异，与其说是“物质性的”，不如说是“心理性的”。从这个角度分析，网络传播心理的研究对象本身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不容忽视的常识性。
网络传播中，传播主体的感官体验、知觉系统、自我意识、认知结构、情绪、情感等，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表现出不同于物理空间的特殊的常识性心理，这是在特定的网络环境和网络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不能用网络文化之外的文化加以解释，常识性心理的产生取决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一旦离开特定网络与文化语境，它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和意义。
（四）网络传播心理既有现实性又有符号性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因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而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在卡西尔那里，符号世界是相对于物理世界而言的，符号所依据的媒介形态可以忽略不计，符号和媒介形态之间不分彼此，浑然一体。应当说，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人们很少考虑媒介的存在方式，而电子媒介的兴起，使人们意识到，我们不仅被符号所包围，同时也被各种不同的媒介所包围，一些学者宁愿相信是各种媒介形态和相应符号方式在共同建构着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活。今天的媒介社会，使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发生了质变，原本的大众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而言的，前者是下里巴人，后者是阳春白雪。而今天，媒介文化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网络在组织大众方面的特殊感召力超过了以往，决定了媒介文化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传播媒介依靠大量符号，为受众营造了一个媒介世界，其中的媒介文化与客观现实存在不小差距，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网络世界里可以共同分享一样的内容，共同讨论同一个话题。媒介就是通过这样的符号世界影响着广大的受众。
虚拟网络空间的出现，打破了旧有的传统，实现的是以虚拟空间为媒介的身体缺场的传播。网络以超文本语言为其主要存在的符号系统，链接是主要特征。网络传播作为全新的传播模式，可以同时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进行共时传输，还可以在网上调用丰富的信息数据库，这些海量信息都以数字、符号形式存贮在光、磁等介质上，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数字化的符号运作，以及聊天室、网上论坛、博客、微博等虚拟空间符号的使用，让人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虚拟世界”中，身处这样的网络符号语境的网络主体，其心理行为必将得到改变。在表达的过程中，意义已经被符号化，人们根据社会感知、文化经验、实践历练等不断地创造、完善、使用各种符号，逐步延伸意义的范畴，一旦意义被符号化，它又将通过人类信息传播反作用于人，为人类社会发展、生存需要提供条件。
网络的虚拟空间是将物理世界存在的任意可度量的信息转换成0与1字符串所表达的符号化信息，每个有意义的符号都被编码，通过系统处理，将文字、表格、图像甚至视频等，都以某种特定意义的存在而充满符号空间，并随时在加速符号化的范围和深度，这个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将物理世界符号化的网络世界，这种比特化的虚拟符号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形与无形的同构”：无形，是因为比特化的符号本身与原子不同，它无色、无味、无重；有形，是因为虚拟空间能够调动受众的各个感、知觉系统并产生互动，依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想象力，带来身临其境的在场感，这种虚拟的真实感，是人类内在感知系统认同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真实感觉。传统媒介所能调度的感知功能非常有限，多数情况是单一的视觉、听觉的感知，这些感知功能的发挥也往往依赖于媒介技术水平的高低；而在互联网虚拟空间，由于数字化符号的作用，主体的感知系统被全方位地调动起来：遨游网络空间，海量信息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重组、传播；身处天涯海角，可以随时随地与亲朋问候致意、视频聊天；沉醉网络游戏，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战争、杀戮的真实感；虚拟的符号化、数字化技术甚至已经再造了人类思维，把现实世界不可能实现的体验与愿景都逼真地创造出来进行切身体验……这正是网络传播研究对象现实性与符号性的体现。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网络音乐；特点；作用；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到来使音乐传播方式经历了由原始音乐传播方式到现代音乐传播方式的根本跨越。这是音乐传播领域的新世纪，Internet为音乐传播服务，改变了传统的视听方式，促进了艺术产业的发展，开创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气象。
一、网络音乐的特点
网络时代带来了网络音乐，网络音乐通常被人们认为是通俗歌曲，甚至特指网络歌曲。它其实是指音乐产品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各种有线和无线方式的传播。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通过电信互联网提供在电脑终端下载或者播放的互联网再现音乐；另一部分是指无线网络运营商通过无线增值服务提供在手机终端播放的无线音乐。现在网络音乐走过了萌芽正处在快速的发展时期。具有成本低、速度快、容量大、功能多、可互动、跨文化等特点，但比较突出的应是以下几点：
1.网络音乐的时空性：网络音乐拓展了存储空间跨越了地域，让受众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各地的音乐讯息。空间、国界在网络音乐传播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2.网络音乐的自由性：网络音乐的传播使创作者和听众都具有了空前的自由空间。创作者可以不受出版发行商的约束，自由展示其作品；听众可以自由的对自己喜欢的作品试听、下载、复制、收藏等。
3.网络音乐的交互性：网络音乐改变了大众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音乐创作者和音乐接受者之间可以及时的进行艺术性和技术流。
网络音乐成为音乐的主流载体，音乐市场因网络而发生了变革。打工青年、都市白领、在校学生、农民等等，都在音乐网站上找到了角色感，寻找音乐梦想的草根群体游走在网络之上。
二、网络音乐改变了当代人的音乐观
来到了21世纪的音乐网络传播时代，音乐语言更加多元化，进入了一个艺术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时代。音乐的娱乐观油然而生，给网民带来了最廉价的音乐享受。创作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有感而发，而是不拘一格的独抒性灵。音乐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音乐不再只是追求文人音乐的典雅与华贵，而是回归到传统的人间烟火和人之常情中。
三、网络音乐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网络的发展，音乐文化的传播穿越了时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及互动变得快捷，而且成本低廉，有利于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有利于借鉴和欣赏其他的文明和文化。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四、网络音乐对音乐表演的影响
网络音乐传播方式的诞生使音乐表演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人们不再需要到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欣赏音乐，在互联网可以随时观看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演出及重复观看。而且这种传播方式，使得音乐创作者不必再束缚于音乐表演者的二度创作，可以直接将创作成果供大众欣赏，真正实现了创作与表演的融合。
五、网络音乐对青少年音乐教育的影响
网络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是非主流的，它更多的强调娱乐功能，淡化了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容易接受新事物，是网络歌曲庞大的消费群体，但同时也缺乏理性的分辨能力。由于网络音乐资源良莠不齐，很容易受到毒害。据2010年3-6月对深圳市公明实验学校在校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网络的渗透率已达100%，其中认为网络对音乐学习非常有帮助的达38.6%，认为有帮助的达81.7%。随着网络在中小学生中渗透率的增大，教师和家长要加强引导，保护其身心的健康发展。
网络音乐是音乐的网络传播形式，是音乐艺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网络音乐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但是网络音乐的发展也有一些负面影响，网络音乐市场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希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所有的网络服务更加规则和完善，网络音乐的形式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1]康康.浅析网络音乐的审美特点.新闻爱好者，2010-11（下半月）.
[2]李志刚.音乐创作应对数字化时代的策略[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3）.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6篇
作品的网络传播问题起因是由于各国传统的版权法中都没有规定作品的“网络传播权”。不经作者同意将其作品上载并在网络传播的行为是否侵权？如果侵权，侵犯了作者何种权利？现有版权法找不到作者相关权利的规定，就没有侵权的依据。问题的核心是：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著作权形式是否作者之外的人无权使用？也就是说，是否作者当然地具有对其作品的任何形式的使用权，无论是否法定。答案是肯定的。著作权一旦确定，一切对其使用行为，无论法律是否规定，都属于对该著作的利用，都应征得权利人同意。
著作权的使用形式不同于著作权本身，法律没有确定的知识专有权，任何人都可无偿使用该知识产品不构成侵权，因为没有专有权就谈不上侵权。[1]（P80）然而，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著作权的使用形式，作者仍然享有专有权，其他人不经许可不可以使用。一旦确定了专有权，作者将对专有权的任何使用形式进行垄断，无论这种形式是否被法律明文列出。数字时代带来的作品使用方式的增加不会改变版权法中私权保护的原则。[2]（P20）
然而，不及早确立作品的网络传播权，对禁止网络上不经许可对作品的上载、浏览、下载等行为只能一直认定为“侵犯作者使用其作品的其它方式”（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知终字第194号）。），对此种侵权行为就不能有效制止。此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制定的《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唱片条约》（WPPT）中虽没有出现“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却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注：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6年12月20日通过的《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唱片条约》第15条。）。为了实施WIPO制定的上述两个条约，美国参众两院于1998年8月4日投票表决通过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1998年10月28日由美国总统签署了该法案，该法将传统著作权延及数字化传输，确立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按照WCT和WPPT的解释，“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是指作者以有线和无线的方式，包括使公众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当然，“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中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网络传播权”。
目前，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将作品的“网络传播权”确定为一种独立的著作权形式，司法判例也不能将网上侵犯著作权行为认定为侵犯作者的网络传播权，但是可以通过将此行为认定为侵犯“作者使用作品的其他方式”来保护作者对其作品的网络传播使用。（注：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列出的作品的使用方式包括：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此列举方式为非穷尽式列举，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权利形式也在增加。自印刷设备、复印机到网络，科技发展的历史就是著作权法增加权利形式以适应科技发展对版权冲击的历史。）为在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中保护作品的“网络传播”，国内学者提出了有关网络传输权问题的种种观点，主要有：其一，将其归为复制权，认为“任何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的文件必须输入到WWW服务器的硬盘驱动器内，……，这个过程就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3]（P405）。其二，主张将其归为传播权[4]（P90），同时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适当限制该权利的形式，因为“著作权作为一种私权在网络环境下的任何膨胀，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4]（P115）。其三，将其归为传播权，并且认为“我国版权保护中的传播权除表演权外都排除了容纳网络传输的可能，……，扩大对版权法中表演权的解释不失为一种给予网上材料司法保护的出路”[5]（P111）。其四，将其归为发行，认为“将网络传输作为一种发行行为，对传统的发行来讲，其原有的外延被拓展了。但笔者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也并不牵强”[6]（P378）。
上述学界观点各有利弊，但都有一个共性，即将网络传播行为归为版权法中已有的一个权利板块中，靠对该板块的扩大解释保护网络传播，而并没有试图为网络传输行为单独确立一个包含其所有子过程的概括权利，即“网络传输权”。自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虽然规定了“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但是，该解释并未确定网络传输权，其对于作品网上的使用是通过将其归入“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进行保护的，笔者认为，这种保护方式只是过渡性的，其反映了目前对作品网上保护的不成熟和应急性。
二、网络传播行为的新视角：模糊行为理论
网络传播行为对原有著作权法最大的冲击是这一行为中包含了对作品的数字化、复制和向公众传播（注：向公众传播不同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赋予录音录像制作者仅有的两项权利是复制权和发行权，其中的“发行权”是指向公众提供具有固定载体的“硬”复制件（hardcopy），而网上的作品没有固定的载体，其固化过程是通过用户向自己磁盘介质下载完成的。）等多种使用作品的方式，在对这一行为进行归类时就会出现复制、播放、发行的模糊化。
传统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保护采用板块式方式，它将各种使用作品的方式进行分类，并作非穷尽式列举，每一种使用作品的方式就如同一个独立的板块，任何使用行为都可以方便地归到其中的一个板块内，以板块的名称称谓该使用行为。
从版权法的发展历史看，对作品使用方式的分类是由使用作品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使用作品的技术条件越落后，各使用作品的方式越具独立性，各板块间越不具关联性，使用方式的板块式保护越具可操作性。随着使用作品技术水平的提高，作品使用方式间的界限变得相对模糊，一种在较新技术条件下的作品使用往往跨越了已有著作权法对作品使用方式切割后的多个板块。在新技术引发的作品新使用方式出现后，著作权法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在其还来不及补充进新的权利形式之前，一
般采用一种权宜之计，即利用已有的权利形式来保护作品新的使用方式。具体做法是：从新的使用方式中解构出可以归类于已有权利板块的几种使用行为的组合，然后按照所归类的已有板块对新的使用方式进行定性并给予保护；待技术发展成熟后，作品的该种新使用方式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其权利义务关系也已基本明确时，再对原著作权法进行修改，将该使用方式确立为一种独立的使用方式并给予独立权利保护。“本世纪以来，应对新技术对版权法保护方式提出的变迁要求之普遍的做法是，把新问题纳入到旧的保护体系之中，当不能成功时才考虑创设一种新的规则。”[7]（P128）
信息传播发展的历史证明，人类利用信息获得满足的方式是由单感官刺激到多感官刺激进化的过程。在雕版印刷时代，对作品的利用方式只有出版；到了复印时代，作品除增加了新的使用方式外，各使用形式之间开始出现混合，作品使用方式的模糊化开始出现，但并不明显；到了广播电视时代，各种使用行为的混合程度加深，作品使用方式愈加模糊化，如广播就可以拆分为录音加传播，电视可拆分为录像加传播；到了数字时代，各板块之间的重合愈发加剧，新的使用方式更加模糊化，网络传播是数字化+上载（复制）+向公众传播+浏览（暂时复制[8]（P153））等一系列使用作品方式的混合。由于这种新的使用方式是多个原有板块混合的产物，将该使用方式当然地归入某一已有板块并按照此板块进行保护自然变得牵强，于是出现了作品的网络传播到底是发行还是广播的归类合理性讨论。
混合了多种板块使用方式的复合使用就是本文称的作品的模糊使用。它是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作品的一次使用中可以同时调动多种传播使用方式，在几种板块使用方式之间形成短暂连续的（如网络传播）或同时的（如多媒体）的复合。作品的模糊使用或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如网络传播），或者增加了信息的刺激方式（如多媒体）。后者是指作品同时作用于观赏者的多个感觉器官，信息获得者对作品的单感官接触由多感官接触取代，使观赏者同时产生多方位的刺激信号，极大提高作品感知效率（注：感知效率包括获得和使用作品的经济性以及功能性信息的使用效率或表现性信息的满足效率。表现性信息是指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使人产生某种感觉。如果说作为手段的话，它们仅是使人产生感觉的手段，而不是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如图画、音乐；与之相对的另一类信息是功能性信息，其生成、发送、接收只是为了完成某一项功能，它是人们从事另一项行为、完成另一项事业的手段，而不是作为创造人们感觉的直接信息，如计算机程序、图纸、天气预报。），从而高效快速地获得满足。追求信息的多方式使用和多感官刺激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外在要求，因此作品的模糊使用是作品的使用方式随技术水平发展而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品的模糊使用可以牵强地归入已有板块中的一种，但是随着这种使用方式的普及，其独立于已有的任何一种板块将会是一种趋势。数字化时代将多种创作行为融于一部作品，又将作品多种使用方式在瞬时融进一个过程中，其即时性和模糊性使得从其中分别解构出各种板块行为进行单独保护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于是，新技术呼唤法律采用更集成的保护方式，创设一种将使用作品的多种权利集成在一起的整体的权利形式，作品模糊化的使用方式要求权利的集成保护形式。
三、传统版权法面对作品模糊化使用方式的困境
传统的版权法对一部作品采取分解保护的方式，即将任何一种使用作品的行为都归为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各行为的一种或几种。（注：这是根据我国版权法对文字作品使用方式的列举，其他国家略有不同。）这种板块式的保护方式在数字化时代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数字环境下作品的使用方式是多种使用方式的模糊化，很难拆分成版权法中列出的有限使用方式的组合，采用先拆分再保护的策略虽然尊重了作品使用方式的物理学上的客观事实，但是，拆分的后果是：为适应将新环境下作品的使用归类于原著作权法中的既有板块而不得不将传统版权法中的某些概念作扩大解释，这样就损害了原版权法中某些概念的内在严谨性，从而引起这些概念在界定其他行为时的模糊化。
以作品的网络传播过程为例，该过程包含有作品的数字化、上载、传输、浏览和下载等一系列子过程，按照时间先后进行分解，其物理顺序是：（1）用扫描仪将其读入计算机。这是对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属于网络传播的预备过程；（2）将数字化作品从用户硬盘上传至网络服务器硬盘，这是上载过程，属于永久性复制；（3）将数字化作品从网络服务器硬盘传送到目的地用户存储器，这是真正物理含义上的传输过程，属于临时存储；（4）一般的下载软件都会询问目的地用户：是在此处打开该文件，还是直接将其存入硬盘。如果目的地用户选择前者，则直接将数字化作品从存储器传至本机的显示器缓存，以使目的地用户能从显示器上看到还原的该作品，这是浏览，属于暂时复制的过程；如果目的地用户选择后者，则跳过浏览，进入后面的下载过程；（5）如果目的地用户要下载此文件，则需将存储器中的数字化作品存储到自己的硬盘上，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复制过程。
在上面的一系列过程中，只有1和4需要用户的参与，其他过程由机器自动地按顺序完成。由于机器进行的速度极快，用户几乎感觉不到过程的存在，更感觉不到过程中各阶段的衔接。以下通过对上述各子过程的分析来说明通过建立“网络传输权”对作品采取集成式保护的必要。
1.数字化
作品的数字化是指为将作品存储于如软盘、CD、VCD、CD—ROM等光、电、磁介质而对作品进行的符号化（注：见中国国家版权局1999年12月9日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一条。），读取该作品时再进行逆操作，由该等介质上存储的符号还原为声像或文字作品。数字化可以在人工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下由计算机独立完成，它是机器在显示和存储之间自身设立的一种联系，而用户通常没有必要接触数字化后的代码。作品数字化改变的只是存储依赖的物质形式，数字化作品没有原创性，不是新作品，因而单纯作品的数字化不应该享有版权。（注：如果是将多个作品进行编辑后再数字化，形成数字化的编辑作品，会因对作品的编辑而产生编辑权利，但并不是数字化权。）我国在1999年12月9日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中将数字化归为复制行为。（注：国家版权局1999年12月9日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二条规定“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一）所指的复制行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
只是通过将数字化归类为“复制”，而不需单独规定“数字化权”就可以保护作者对作品数字化的权利。由此可见传统版权法在保护数字化行为上并不显捉襟见肘。④（注：在数字化行为出现后，虽然利用原有版权法中的复制权进行保护并不显得牵强，但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反对将数字化权归为复制权的意见主要是：数字化后的信息形式与原作品提供的
信息形式不同，而通常意义上的复制是指在与原作品存储介质同类的介质上备份原作品的信息。）其中的原因是，早在数字化行为出现之前，为适应录音、录像技术的发展，传统“复制”的含义已经扩展，由原来要求的对作品在相同介质上的原样照搬扩展为可以在不同介质上的变换方式的纪录，只要通过逆向操作过程可以重视作品即构成复制。[9]（P61）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录音、录像以及数字化过程这些变换介质型的复制与传统的复制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
变换介质型复制是一种混合行为，由相互连贯、交叉进行的两种行为组成：信号变换和存储。传统的复制不含信号变换，只是同一种信号在另一块相同介质上的存储。而变换介质型复制在存储之前要先将信号进行电磁变换，再存储在一种与原来不同的介质上，而且是边变换边存储，变换一段存储一段。因而，“变换介质型复制权”可分解成：信号变换权+变换后信号存储权。
对于这种混合行为采用“复制”板块保护仍然有效的原因是，信号变换行为和变换后信号的存储行为在时间上融合在一起，即已经模糊化，如果为了追求行为的精确化而拆分它们然后分开保护会变得既难以操作又不经济。因而，可以利用对传统复制权的扩大解释，用“复制”来涵盖新技术带来的这种模糊行为。
然而，追求行为的精确描述是科学精神在法律学上的一贯体现，一味地靠扩大解释概念来增大原有权利板块以求涵盖新技术带来的混合行为，并不是原有权利法案一直可以容忍的。一旦新技术带来的模糊行为超出了靠解释原有板块可以拓展的范围，确立独立的模糊行为方式从而保护集成权利就成为大势所趋。（注：例如，信号变换后直接传播，不经过存储，原有复制板块靠扩大解释也难于覆盖直接传播行为，而传统的传播权，不包括信号变换的过程，只是将同一种信号传播出去。这种情况下，只有创立“变换信号传播权”才可以对此种模糊行为进行保护。目前技术条件下，这样做并无必要。）
本文所称的“数字化权”是指单纯对原作品的代码化权利，而不像有些学者将数字化权定义为“在线权”或数字化代码的“使用权”[8]（P469），其实“在线权”正是本文所称的“网络传播权”，而数字化代码的“使用权”就是作品的使用权。
2.上载
上载是指将数字化的文件由用户端传至服务器硬盘上，或在服务器端直接将文件从外设拷贝到硬盘。第一种情况下的上载是由“传输+复制”构成的，用户先将数字化后的作品传至服务器，即上传，再在服务器处拷贝。第二种情况下的上载是由复制一个行为构成，它是网站人员将数字化后的作品拷至硬盘以供用户下载的过程。
由于上载过程中一定包含拷贝这个关键性的环节，而且传输过程和复制过程已经高度混合在一起，只要确立了复制权就可限制不经作者同意的上载行为，而无确立“上载权”之必要。
用复制权保护“上载权”的前提是传输和复制两行为的模糊化（注：这一点不同于上文提到的行为的模糊化引发的权利的集成保护，恰恰相反，在时间轴上重叠的模糊行为倒可以归为板块权利保护，而在时间轴上多个分离行为却可能导致集成权利的诞生，因此，行为在时间轴上的模糊化程度即是引起集成权利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模糊化行为本身。），一旦出现两者的可察觉性分离并且两行为的主体不同时，譬如，用户将数字化作品传至网站后由网站人员或机器选择是否复制，这种上载就是由用户的上传行为和网站的复制行为构成，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用复制板块保护“上载权”的。
出现上述情况后可采取三种方式来保护作者的“上载权”，其一，仍用复制权禁止网站端的复制，截断上载的终端，而不去理会用户的上传。这种保护方式只保护了一段，对共同侵权用户无法可依。其二，建立集成权利，即“上载权”，将两个主体分别实施的两个过程纳入一个权利范围之中，将两个主体作为共同侵权人。其三，确立“上传”的权利，将服务器端用复制权保护，而用户端用“网络传播权”保护。
3.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是指经过网络将数据由计算机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包括服务器和用户之间的传输以及用户相互之间的传输。网络传播包含“传输+暂时复制”。所谓“暂时复制”，是指接收端计算机将数字化的作品存入存储器中，而不是直接存入硬盘。
目前，国际上保护网络传播行为的通行做法是扩大对“复制权”的解释，使之包含“暂时复制”，例如，WPPT中规定复制包括以任何手段和方式直接和间接的复制；①（注：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6年12月20日通过的《表演和唱片条约》（WPPT）第11条。）这种方法其实是用“复制权”保护了“传输+暂时复制”两个过程。然而，有些国家著作权法规定的复制权仅指有形载体上的复制行为，对于无形载体上的“临时复制”行为，有待扩大国内法对复制的解释才可用“复制权”保护“临时复制”。例如，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对复制的解释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这种复制是不包括临时复制的。1999年12月9日国家版权局为了保护数字化制品在其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中曾对“复制”进行了扩大解释，但这种解释仅是对制作数字化制品构成复制的扩大解释，并未扩大到存储器上的“临时复制”行为。可见，目前我国的复制概念还不包括临时复制的外延，因此我们实际上还不能使用“复制权”保护作者的网络传播。
虽然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靠对复制概念的扩大解释保护网络传播，但是，由于存在下述两个理由，使得确立独立的“网络传播权”成为必要。其一，当网络传播由“传输+暂时复制”两个过程高度混合在一起时，靠保护“暂时复制”一个过程可以保护整个网络传播过程，但毕竟网络传播的核心过程是“传输”，而非“临时复制”，而“传输”这个核心过程并未受到保护。一旦两个过程分离，保护单纯的传输过程又变得无法可依了。其二，网上作品使用的各种方式中几乎都包含网络传播的过程，比如上载和下载。如果确立网络传播权，则有利于对一系列网上作品其它使用方式的保护。
4.下载
下载是指将数字化的文件由服务器硬盘传至用户终端的存储器上，再由用户将处于存储器中的数据拷贝到终端硬盘。下载包含“传输+暂时存储+永久存储”三个过程，其中关键的过程是永久存储。永久存储是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而“暂时存储”是指计算机收到网络传来的数据后临时存入其缓存器的过程。[2]（P77-81）由于缓存器在断电或意外情况下将会丢失且不具备关机后的恢复，这种临时存储属于上面讨论过的“临时复制”，是要靠复制概念的扩大解释才可包含的。
保护下载行为不需要建立专门的下载权，下载的核心是将数据存到硬盘的永久复制行为，利用保护复制权就可以控制下载行为。
5.浏览
浏览是对具体作品的“网上阅读”，是指将服务器硬盘上的内容存入显示
器的显存中，从而使显示器可以将传入的内容显示在屏幕上。浏览包含两个过程：传输+暂时暂存。[10]（P177-183）如果要保护浏览，则要确立“网络传播权”或者“临时复制权”。
国际上通常不认为浏览构成侵权，理由是浏览构成对作品的合理使用或者作者将作品上载行为本身就是允许他人浏览的默示许可。[8]（P159-162）我国既未确立网络传播权，又未扩大复制权的范围使之包含临时复制，因此我国从法律上并不限制浏览行为。那些建立了“临时复制权”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也对浏览中出现的临时复制认定为合理使用，从而消除对浏览的限制。
然而，如果作者在其作品中明确注明“禁止未经本人允许的浏览”，则就不能以合理使用或默示许可为理由允许浏览行为。那么，又能以什么方式限制这种浏览行为呢？显然不能利用确立“临时复制权”的方式，因为任何形式的浏览都是由“传输+暂时复制”两个过程构成，“临时复制权”将限制一切形式的浏览，包括合理使用的浏览。做好的办法是建立集成权利“网络传输权”，对于未经许可的数字化、上载、传输的侵权的源头进行限制，而对用户端的浏览行为本身并不禁止。这样，既不破坏合理使用原则，又能从源头上根本制止对注明“禁止未经本人允许的浏览”作品的浏览。
四、作品模糊使用和权利集成保护的法理学思考
在特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制定的版权法不可能预见到将来作品新的使用方式。那么，是不是在数字环境下原版权法已不再适用而有待由保护集成权利的法律取代呢？大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4]（P9）目前对作品的普遍使用方式仍为板块式使用，数字时代引发的作品的模糊使用虽是趋势但尚未形成主流。因此，板块式的保护仍然必要，数字化时代需要版权法调整的是在原有板块保护的基础上增加集成权利以适应对作品模糊使用的保护。作品在数字化时代的模糊使用有以下特点：
1.地域的模糊化——要求创设统一权利取代国际板块间兼容式保护
传统社会对作品的国际保护使用了国际公约的形式，国际公约保护的实质是建立各地域封闭式板块保护的兼容性。知识产权的最大特征就是地域性，每一个板块之内都有仅限于该板块内的独特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1]（P427-437）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产品，需要按照国际贸易的规则被买进卖出，这就需要各板块之间的兼容，于是各国开始签署协议相互承认对方板块内的保护方式，并将自己的保护给予外来的知识产品以作为对价。如果说在传统时代，作品在一次使用中不会涉及跨地域问题，各国不需考虑统一各板块的保护方式，只需靠着建立独立板块之间的兼容性就可以有效保护著作权的话，当技术发展到数字化时代，在作品的一次使用中就包含了国际因素，如果仍不考虑统一各板块内分离的保护方式，仍企图通过签几份国际协议以增加板块间的兼容性就可以保护版权的跨地域使用，未免天真。试想，即使撇开跨国电子商务问题不谈，只是从国外网站下载图片一个行为，就包含了适用哪国法律、在哪国、判决后怎样在他国执行等一系列国际私法问题。[1]（P451-452）如果创设统一权利，替代板块及其国际兼容式的保护方式，这种权利的集成保护就如同在一个板块内一样有效。
“互联网络是一个由世界各国共同组成的一个跨国技术联盟。……‘网络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模糊了国家与地区界限，……”[11]（P234-235）网络的根本属性之一就是跨疆域性，它的内在要求是冲出国界，任何人为的板块式管理分割都将阻碍其发展。试想对于无视疆界的同一个网络行为，在不同的范围内对其按照各国的国内法中已有权利板块进行各自的拆分归类，人为地将物理上没有分割也不可能分割的网络世界进行观念上的分割，再按此分割后的板块进行管理，此种管理方式本身就违背了物理学意义上网络世界无疆域的客观属性。传统知识产权的典型使用方式是地域分割式的，其保护方式则是适应这一特性的板块式保护，但是如果生搬硬套这种保护方式来应付物理属性根本不同的网上作品，企图仅靠拆分归类和建立国际兼容性就可适用于这块崭新的“领土”，则是一种幻想。板块式保护对于无疆域的网络的爱莫能助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保护方式的主观划分疆域与保护客体的客观无疆域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束缚网络的发展。因此，“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更趋于向国际化或地区化发展”[4]（P27），网络呼唤创设各板块都承认的统一权利。
数字时代创设统一权利的著作权保护方式已付诸实践，欧盟就是先行者。它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知识产权的“统一法令”：如《数据库保护指令》、《计算机软件保护指令》以及《电子商务示范法》和《多媒体保护指令》。虽然这些指令仍然带有严重的板块色彩，例如其并非是直接保护知识产权客体的法律，而是通过要求按统一方式修改国内法来达到国内保护的统一。其本质仍是按照板块方式进行保护，只不过不是通过国际条约取得板块间的兼容而是将各板块本身进行了统一。这样做是考虑到了各国固有的司法体制的不同，现阶段企图在各国独立的司法体系下统一著作权的司法保护是不现实的。然而迈出这一步，即并不改变著作权的板块保护方式本身，而是创设统一的权利，已经是由板块保护向统一保护的飞跃。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取消板块保护创设统一权利，仍需时日，但这是由作品使用的网络无国界的物理属性决定的。
2.时间的模糊化——导致不可感知过程与实用主义法学的矛盾
作品在网上使用方式的模糊化还表现在各种使用方式同时糅合在一起，它们以电流的速度先后衔接，其时序是人所无法感知的，人所感知的只是我们对作品同时进行了多方式的使用。对于用户来说，网络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瞬间完成的完整过程，对该过程的时序拆分只具有物理学上的研究意义。
下面我们讨论对该过程的拆分是否具有法律学上的意义。对一个快得几乎感知不到的过程进行时序的拆分，除了文学描写的需要（注：其目的是把时间放大以使任何短暂的过程都可被感知，从而建立超感觉的时空平台，以便将读者的视角拉入到这一拆分后的子过程中。）以及物理学上理论研究需要之外，对于其他学科，这一超越感知的时序拆分几乎没有任何实用意义（注：此处的意义指按照功利考察的意义，当一种行为没有实用性时，就称这种行为无意义。）。那么为什么法学家不厌其烦的要将这一过程进行时序上的拆分以寻求对每一个过程中的法律关系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呢？原因来自现有法律的缺陷：在现有的权利义务规范中找不到适用于网络传播整个瞬间过程的法律法规，而对此过程的保护又刻不容缓，因此只有将此过程拆分，将拆分片断归类于已有规范的管辖范围，从而应付对整个过程规范的燃眉之急。
这是法律面对技术快速发展的权宜之计。技术发展带来了立法时无法预料的新过程，法学家在现有法律中无法找到对整个过程的规范，现有法律在这一过程出现的初期还不能公平地分配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然而法律的实用性却要求在法学家搞清这一新过程的细节之前对其进行规治，这就给现有法律出了一个难题：让其规范一个不懂的事物。法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将该过程按照
物理学本身的时序进行拆分，并将拆分结果归类于已有的规范，从而可以套用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法律学上将一个几乎不能感知的过程执著地进行物理学上时序拆分的真正原因。
拆分加归类的保护方式看起来客观和精确，即按照过程本来的物理过程深入到事物内部进行保护，然而法律的效率和可操作性决定了它是一门实用的科学，追求客观和精确不是它的目的。法律首先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其目的在于通过分配的明确和相对公平、纠纷解决的高效和程序正义带来稳定的秩序。一部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创立的“精确”的法律，如果诉讼成本过高或者效率低下就不具有操作层面上的实用性，那是法学家实验室里的法律，不是实践中的法律。“法治回应的是社会生活，是社会的产物，并作为整体来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超验的。”[12]（P149）
在一个具体过程中，是否有必要建立对权利的集成保护，存在法律的概括性、稳定性、立法成本和司法实用性之间的矛盾。建立权利的集成保护，必然支出立法成本、动摇原有权利板块整体规划的稳定性、减弱已有权利板块的概括性，但集成权利的确立会提高司法的效率，减少司法成本；相反，仍沿用传统的板块式保护，虽不必创设新的权利从而节省了立法成本，保证了原有权利板块势力范围划分的稳定性，但在司法中必须靠恰当归类才可套用某一权利板块，不仅纠纷双方对拆分及归类的恰当性争论会增加诉讼成本，而且随着法律对技术接纳和理解的加深，法律解释对拆分和归类的修正势必削弱司法的稳定性。在平衡了权利板块的整体规划、立法和司法成本的矛盾后，笔者认为是否创设新过程中的集成权力应依据利益平衡原则，视该过程的普遍性而定。对于一个罕见的过程（其极端情形就是个案），创设出的集成权力不具备重复使用的环境，这时应节约立法成本而不对这一过程单独立法，把是否具有权利的判断交给司法进行恰当归类并援引已有权利板块来解决，这就是对于罕见过程并不单独创设法律而是恰当归类的原因。按照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当一个过程频繁出现于社会生活中时，就有必要专门对其创设规范，否则对于大量的同类案件仍沿用恰当归类的方式来解决，必将损害司法的效率。
为频繁过程建立专门规范的一种简便方法就是创设集成权利。将一个概括的权利赋予当事人，既节省了诉讼中对过程细节的拆分归类，避免对不可感知过程的逻辑分解游戏，从而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当事人将自身权利放置于整个过程中通盘考虑，不会担心因过程的物理分解而使权利分解后，对每一个拆分权利重新确权带来的权利丧失的可能，更有利于集成权利人自由地、高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建立集成权利保护的实质就是：对于感知不到的过程，在确权时忽略过程中的步骤，不去探讨过程拆分后每一个阶段的权利归属，而只对整个过程确立一个权利，即过程的集成权利。避免概念的归类游戏，“试图探索其实际效果来解释每一个概念”[13]（P26）的理念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法学方法论。对于网络传播权问题，法律的效率性要求给出迅速且明确的回答：“作者是否具有在网络上传输其作品的垄断权？”而不是通过分解网络传播的过程、考虑已有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并对某些概念作扩大解释，再运用类比归类，借用已有法律中若干权利组合来涵盖被拆分成多个片断的一个瞬时过程。
建立过程的集成权利是技术发展到过程不可感知且分解不经济后对过程规范的必然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创造的过程必将更加模糊和短暂，靠将该过程分解、归类、扩大解释已有权利板块、然后再进行确权的板块式保护势必严重加大司法成本，而且这种保护方式由于以下原因变得越来越难于操作：过程的模糊化引起的拆分困难；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拆分后的子过程和传统权利板块之间的可比性减少；对已有权利板块的扩大解释对原法律内在严谨性的损害等等。
随着立法者对原本陌生的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认识的加深，以及该过程中的纠纷逐渐增多后引起的人们对司法效率的关注，创设对于过程的集成权利保护成为趋势。
3.行为的模糊化——产生用概括规范确立集成权利的司法操作性要求
建立集成权利不仅是由于过程本身短暂到不可感知从而使得拆分违背了司法社会控制的目的，还由于各子过程中不同行为之间高度的复合化使得拆分在操作层面难于进行或极为不经济。“版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术语，而且它从来就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术语。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根据新技术带来的变化解释版权的经济意义之变化，才能够设计出令贡献者和公众都满意的产权规则。”[7]（P129）各子过程中不同行为间的复合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该过程中独立行为的模糊化。例如，网络传播过程包含的上载、传输、浏览和下载在几乎感知不到的时间里高度复合，每一个单独的行为在跟其它行为快速衔接后变得模糊不清，独立分解出来分别规范既不经济也不好操作。因此，将全部网络传播行为作为一个复合行为对待比为了追求物理学上的客观真实而拆分它更能体现司法的效率。
法律“应当以其特有的权威性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效率的极大化”[14]（P317），对于这门讲究操作效率和成本的实用性学科，拆分瞬时复合在一起的行为并没有操作层面的意义，不如将这些行为概括为一个虚拟行为，即网络传播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更能体现规范的效率。另一方面，从司法的成本出发，也需要确立一个集成的权利，即网络传播权，以此规范网络传播中的一系列行为，而不是对其中的每个行为分别规范。
对复合行为的模糊规范是以牺牲规范的准确性为代价的。如果建立对过程的精确规范，则应规范该过程中包含的每一个具体行为，但这除具有理论研究上追求客观真实的科学精神以外，并无多少操作层面的意义，因为建立对一系列复合行为的概括规范已经足以有效控制司法实践中一直以复合面貌出现的该模糊行为。
当然，如果复合行为中的某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则可为此行为单独建立规范。例如，虽然在对网络传播行为规范时不必单独规范其中的上载行为，只需为包含上载行为的复合行为（即网络传播）建立一个概括规范（即确立集成的网络传播权），而不必深究上载行为本身应符合怎样的规范；但是由于上载行为本身构成一个独立的过程（注：例如，服务器端管理员将作品拷贝至服务器供用户下载构成独立的上载行为。），因此为规范该过程应建立对上载行为的单独规范。（注：目前是靠对复制权的扩大解释而将上载纳入复制的外延中。）应注意的是，建立对上载行为的单独规范并不否认在对网络传播过程作概括规范时不企图规范其中上载行为的结论，因为集成权利的本质是为过程建立权利，而不企图拆分过程套用权利，既然网络传输（包括上载）和单独上载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就为这两个过程分别确立两个独立的权利：网络传输权和复制权。
五、结论
作品的网络传播过程包含数字化、上载、传输、浏览和下载等一系列子过程，每一个子过程同时也是一次独立的对作品的使用。作品网络传输中使用方式的模糊化表现在上述子过程构成的使用方式同时糅合在一起，它们在时间上的顺序性往往是人所无
法感知的，对该过程的拆分只具有物理学上的研究意义，没有法学上的实用意义。
版权的板块式保护适合于分类行为时代，其对于作品新的使用方式采取按时间拆分、再把拆分后的子过程归类于版权法中已有的权利范畴，使用已有的权利组合保护新的使用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已经不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它是法学家对于新技术带来的作品的新的使用方式，一时无法准确应对时，利用已有的的权利义务板块规范新的社会关系的权宜之计。
数字时代作品的使用表现为地域、时间和行为的模糊化。地域的模糊化要求创设统一权利取代国际板块间兼容式保护，时间的模糊化导致司法时拆分不可感知过程与实用主义法学的矛盾，行为的模糊化产生了用概括规范确立集成权利的司法操作性要求。
在一个具体过程中，应利用利益平衡原则判定是否应当确立权利的集成保护，解决法律的概括性、稳定性、立法成本以及司法实用性之间的矛盾。对于作品复合化和模糊化的使用方式，板块式保护不具有司法的经济性，应建立版权的集成保护，即不再采取拆分加归类的保护方式，而是为包含数个子过程的使用方式确立一个集成的权利，如网络传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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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的避风港作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责任的限制规则，目的本意在于限制网络搜索服务商可能面临的版权侵权赔偿责任。虽然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进港”避风设定了条件与例外，但这并不是审查义务的设定规则与共同侵权判断规则。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避风港规则是正确适用的前提，从而避免将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提供的“避风港”异化为“风暴角”，背离立法本意。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四种类型网络服务商分别规定了侵权赔偿责任的免责条件，即通常所说的避风港规则。其中第23条是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设定的，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该条前段规定将网络搜索服务商送进了避风港，而“但书”却似乎又将其从避风港里拽了出来。看似矛盾的规定究竟是立法者的本意，还是实践中的理解和把握出现了偏差？
一、避风港：网络搜索服务商的责任限制规则
近年来，为因应数字传播技术给著作权保护带来的巨大冲击，很多国家通过修改著作权法律制度或制订专门规定，加强了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保护。在为权利人扩张新利益领域的同时，立法者也考虑了技术创新者合理生存发展的需要，为各利益相关方建立了新的利益平衡机制——避风港规则。最早系统规定避风港规则的是美国于1998年颁布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该法案第二部分明确命名为“在线版权侵权责任的限制法”，对网络服务商在从事特定活动时的版权侵权责任作了限制。[1]dmca避风港规则的立法初衷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网络服务商与权利人密切合作，以便于有效地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第二，明确网络服务商可能的版权侵权责任，使得网络服务商可以在准确预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和发展网络信息产业。[2]dmca规定“通知删除”程序的首要目的，在于鼓励网络服务商积极拓展新市场而不担心因此承受的著作权责任，以提高网络的效率、品质和范围。[3]
我国设立避风港规则的基本目的与价值取向也是肯定并支持网络技术的发展，《条例》制定者指出，该制度“使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有可能通过履行某些义务而被免除连带赔偿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蒋志培在谈论《网络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时指出，“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使其（网络服务提供者）轻易承担过重的责任，以保护和促进新兴的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5]此外，类似表述在《互联网行政保护办法》的起草中同样存在。[6]《条例》规定避风港规则的目的在于限制搜索服务商的侵权责任。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进入避风港，[7]应是避风港规则内在的首层含义。
二、避风港规则下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审查义务
（一）网络服务商的主动审查义务
作为责任限制规则，dmca只规定了网络服务商的免责条件，并未为其设定审查义务。《美国版权法》第512条（a）到（d）款任何规定都不得被解释为要求网络服务商对其服务进行监督，或者主动搜寻侵权活动的线索。[8]设置通知制度的目的在于提供足够多的信息给网络服务商，以便于其快捷地寻找被控侵权材料、对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与范围进行掌握。它不仅使得网络服务商免于主动审核其搜索的内容，也免于主动判断在其系统内存在的信息是否构成侵权。[9]避风港规则充分考虑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在遏制侵权方面各自的优势：权利人一般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对自己的作品最为熟悉，避风港规则将主动发现和监督侵权活动的责任分配给权利人;而网络服务商能够利用删除、屏蔽等技术手段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因而避风港规则要求其应协助权利人制止侵权，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法律的效率原则。通知删除制度表明，网络服务商并不负有主动审查网络信息合法性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到合格通知后，只需删除侵权信息或断开链接，并不需要对涉嫌侵权信息进行任何审查与判断，且不合格通知并不导致删除或断链的后果。[10]显然，搜索引擎对搜索内容的合法性不具有预见性、识别性和控制性，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主动注意所搜索、链接内容合法性的义务，[11]应是避风港规则的应有之义。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与网络搜索服务商的主动审查义务
立法用语上，《条例》第23条使用了“侵权”一词（“……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与第22条第5项中的“权利人认为侵权”以及相关条款第14条中的“权利人认为……侵犯自己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5条中的“涉嫌侵权”存在明显不同。[12]dmca通知删除程序的用语也是被主张的侵权（claimed infringement），而不是侵权（ infringement materials/activity）。[13] “侵权”属于确定性用语，一般用于行为的定性，而“涉嫌侵权”则属于非确定性用语。从字面理解，《条例》第23条“侵权”一词暗含了网络搜索服务商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应主动对相关链接进行实质性审查与判断。是否意味着《条例》第23条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设定了主动审查义务？
通知删除程序一方面将断链规定为网络搜索服务商的义务，[14]另一方面又将断链作为免除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如果权利人的通知合格，网络搜索服务商就必须断链（义务），其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权利人主张的侵权链接进行审查。如果权利人通知不合格，视为未发出通知，网络搜索服务商也无需对相关链接进行审查。此外，从条文逻辑及前后用语一致性分析，《条例》第23条中的“侵权”与相关条文中的“涉嫌侵权”含义应当一致。一方面，《条例》第14条、第15条以及第22条等都采用的是“涉嫌侵权”（或同含义）用语，如作不同理解，将导致条文之间无法衔接，产生矛盾。另一方面，《条例》第23条中“根据本条例规定”直接将断链对象指向《条例》第15条中的“涉嫌侵权”作品等。笔者认为，《条例》第23条中“侵权”用语应属立法失误，不应被理解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主动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
三、通知删除：网络搜索服务提供商免责条件[15]
按照《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免责的唯一条件就是收到权利人通知后立即断链，但这种免责也不是绝对的，还受到该条但书条款的限制。[16]
（一）合格通知与免责条件
《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收到权利人通知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侵权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中的“本条例”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权利人通知应当符合第14条要求;第二，网络搜索服务商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应按照第15条规定立即断开侵权链接，并转送通知或公告（第23条对公告未作要求）。很明显，收到权利人按第14条规定发出的通知后，网络搜索服务商如欲免责，就必须立即断开涉嫌侵权链接。但如果权利人通知不符合第14条的要求，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免责条件又是什么？
（二）不合格通知与免责条件
通知删除程序涉及到网络环境下参与各方的利益，不仅是权利人高效便捷地打击侵权的方式，也是网络搜索服务商履行断链义务、免除责任（免除权利人侵权赔偿责任以及避免服务对象主张责任）的重要条件，同时又是服务对象等利益相关者维护自己权利的依据（反通知）。鉴于此，我国《条例》以及美国dmca均对权利人通知做了严格要求。[17]权利人虽不负有向网络服务商发送通知的义务，但不符合512（c）款的通知，不能用于证明网络服务商主观上存在明知或应知，此种情形下，网络服务商仍可以援引512条（c）款规定免责。[18]《条例》第14条规定，通知书“应当”包含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涉嫌侵权作品等的名称和网络地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应当”一词明确限定了权利人通知的构成要件，是对权利人通知的最低要求。不符合《条例》规定要件的通知，应被视为未发出通知，不能作为对抗网络搜索服务商援引避风港规则免责的理由。
四、但书：避风港规则的限制
我国《条例》移植于美国dmca，[19]但第23条的避风港规则与dmca对应条款512条（d）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该条的但书：“但是，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作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按字面理解，但书直接规定了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共同侵权责任，与《网络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第130条规定，追究……共同侵权责任”），同属于网络搜索服务商共同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则。立法本意是否如此？
如果网络服务商满足第512条规定，其就不因“版权侵权”而承担金钱赔偿责任，也不承担禁令或其他衡平救济责任。[20]即使网络服务商不能满足任一避风港规则的要求，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承担版权侵权责任。权利人必须证明网络服务商行为已经构成侵权。[21]显然，美国法院在判断侵权是否成立时适用的不是避风港规则，而是在确认网络服务商是否可以受到避风港规则庇护免除赔偿责任时适用该规则。作者认为，《条例》第23条规定的避风港规则与dmca的立法本意应该一致，但书应是免责规则的限制或例外，而不应被理解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判断规则。在按照版权侵权规则已经认定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成立的情况下，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第23条但书规定的“明知或应知”，网络搜索服务商就不符合第23条避风港规则的免责要求，即使其援引第23条，也应受到“但书”的限制。
五、第23条规定的内在逻辑关系
作为侵权赔偿责任免除及限制规则，《条例》第23条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何种情形下构成侵权。通常理解，网络服务商在有可能承担帮助侵权责任时，才会援引避风港规则等抗辩理由来免除赔偿责任，这是避风港规则隐含的前提。就法律性质而言，避风港规则不应理解为网络服务商侵权判断依据，而是网络服务商的免责依据（或抗辩理由）。避风港规则只是告知网络服务商怎样可以免除侵权赔偿责任，并未告知其在何种情形下会构成版权侵权。即使网络服务商不能满足任一避风港规则的要求，也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承担版权侵权责任。一方面，权利人必须证明网络服务商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另一方面，网络服务商仍可以援引传统版权侵权抗辩理由来免除责任，如合理使用等。[22]避风港规则与传统版权侵权抗辩理由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补充适用的关系。[23]
作者认为，《条例》第23条适用逻辑顺序应该是：权利人根据版权侵权判断规则（如《网络司法解释》等）证明网络搜索服务商行为构成侵权，而后由网络搜索服务商证明其满足避风港规则的要求。在此之后，权利人才需要举证推翻网络搜索服务商援引避风港规则的理由，比如其收到合格通知未履行删除义务，或存在其他明知或应知情形。
六、“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明知或应知”
严格来说，《条例》关于“应知”的规定比较混乱，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22条与第23条尤为明显。第22条第（3）项使用的是“不知道”与“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而第23条的用语为“明知或应知”。虽然“知道”包括了实际知道与应当知道，但“不知道”应理解为实际上的不知道，即不明知。“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是增加了限定语的“应当知道”与“应知”同义，这与国务院法制办的解读相一致。但由于两个条文不仅采取了不同的文字表述，而且也使用了完全相反的逻辑方法（前者为否定，后者为肯定），很容易造成对条文内容不同的理解。比如，根据条文内容理解，权利人应当举证证明网络服务商的“明知或应知”才能限制避风港规则的适用（第23条），而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则应当举证证明自己的“不知道”与“没有合理的理由知道”才能援引避风港规则免责（第22条）。但第22条与第23条在举证义务分担上究竟是否一致，目前尚不能从条文本身得出确定的结论。
（二）“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关于避风港规则例外的判断标准，dmca的规定较为全面，我国学者对“红旗标准”有着非常系统的阐释，[24]也有学者将之解读为侵权过错的判断标准，用于分析并说明我国相关判决的正当性。[25]美国参众两院在dmca的立法报告中明确指出，红旗标准（red flag test）是避风港规则例外的判断标准，[26]用于判断网络服务提供商（系统存储与信息定位服务商）对互联网上的侵权信息或活动是否“明知”以及在获得有关事实情况之后是否看出明显侵权行为的存在。如果信息定位服务人“不知道在线信息或活动构成侵权，或者不知道明显反映侵权活动的信息”，并按照该条规定断开了链接，就可根据该条规定主张免除（金钱）赔偿责任等。但如果网络服务商能够发现明显的侵权信息（“红旗”），其就应当立即采取适当行动（断开链接或删除有关信息），否则将无法获得第512条中责任限制的保护。[27]具体判断时，红旗标准结合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判断网络服务商是否知悉了“红旗”时，必须考察其对有关事实和信息的主观知悉状态。判断相关事实和信息是否构成“红旗”，也即是网络服务商是否看出侵权行为明显存在，则需要依据客观标准考察，即一般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是否可以认识到侵权行为是明显存在的。[28]所以，必须达到不需要网络服务商进行主动调查，仅仅通过合理分析就可以确定侵权信息存在的程度，才涉及侵权信息（链接）的删除或断开。可见，如果有关信息仅仅达到一般侵权判断要求的“可能侵权”程度，但没有达到“显而易见”或“一目了然”的程度，网络服务提供商仍可以受到避风港规则的保护。
作为避风港规则的例外，dmca对红旗标准作了严格限制，美国参众两院在dmca的立法报告中重申了网络服务商无义务监控其服务或主动查找侵权信息。通常情况下，红旗标准不要求在线编辑分类服务（商）对潜在侵权进行辨别判断（discriminating judgment），[29]不能仅仅因为网络服务商在编排分类目录时看到过侵权网站，就推定其知晓了侵权信息。[30]红旗标准也不应被作为限制有人为因素介入的目录分类服务发展的方式。[31]我国的避风港规则来源于dmca，也有学者主张《条例》第23条吸收了红旗标准的精神。[32]笔者认为，在判断网络服务商主观上是否存在明知或应知时，我们不妨参考dmca中的“红旗标准”，即只要第三方网站的侵权事实或情形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且网络服务提供商看到过该网站，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构成明知或应知。相应地，第23条所蕴含的红旗标准应是对避风港规则的限制，并应作严格解释，不应因为链接“可疑”或可能涉嫌侵权，就认为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或应知”。
司法实践中，避风港规则中的主观状态与网络服务商侵权过错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考虑借助侵权过错判断标准来理解网络服务商对有关侵权信息的主观状态。英美国家的侵权法中，过失侵权是最重要的侵权形式。在认定行为人过失成立时，行为人负有注意义务是先决条件之一，且是第一位的先决条件。注意义务三步检验法自1990年提出到正式确立，一直在现代侵权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步检验法采取三个步骤判断行为人是否应承担注意义务：第一步，检验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是否可以预见;第二步，检验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紧密性;第三步，即使前两步都得以确认，还必须进一步考虑检验被告注意义务的存在是否公正、恰当和合理。只有在前述三步骤的考察都得到明确肯定的结论后，才能认定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33]这时才有必要继续判断被告是否违反了此等注意义务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尽管三步检验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模糊与弹性，但其在全面性、逻辑性、政策性以及效果公正性方面较为可取。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因素涉及到法律设定的利益平衡是否公正、恰当与合理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在网络侵权案件中更应当受到关注，这也可以改变目前我国法院与一些学者在分析搜索服务主观状态时未（或未充分）对公共政策因素予以关注的作法。
（三）不合格通知与“明知或应知”
《条例》第23条但书作为网络搜索服务商避风港规则的限制，是网络搜索服务商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键，再加之“明知或应知”涉及到主观判断，而通知又是证明主观“明知或应知”的重要因素。所以，对不合格“通知”是否构成主观上“明知或应知”，进而排除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有诸多不同乃至相反的理解。2007年的雅虎案也恰恰涉及到该问题。
如果版权人或其人发出的侵权通知没有遵守通知的实质性要件，不仅不能被法院用来衡量网络服务商是否实际知道或意识到明显侵权信息或事实的存在，而且也不能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断开链接的义务。[34]我国《条例》并未对该种情况作出规定，无法直接得出明确结论，须从通知构成要件的设定目的来分析。
“通知与删除”程序的立法初衷是考虑到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往往涉及金额很小，现实中缺乏通过行政或者司法程序解决的必要性，《条例》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了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便程序。可以看出，通知的目的是在于要求权利人把最低限度的信息提供给网络搜索服务商，以便于其快捷地寻找被控侵权材料，进而删除或断开链接并通知服务对象。此种情况下，如果认为不合格的通知可以导致网络搜索服务商的“明知或应知”，权利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增加自己的成本而发送合格的通知;对网络搜索服务商而言，轻易否定通知将面临很大法律风险。一方面，即使通知不符合法定要求，法院也可能认为已足以对网络搜索服务商产生警示作用，审查相关信息合法性的义务也就随之产生。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认为权利人通知不合法定要求而不采取删除或断链措施，就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主观上存在“明知或应知”。另一方面，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担心失去避风港保护而根据不合格通知采取删除或断链措施，将不能依据第24条规定免除对服务对象的责任，即便是为了权利人利益，也无法要求权利人承担相应责任。所以，不合格通知不应能导致“明知或应知”，也不应成为第23条“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网络司法解释》中“明知或（应知）”的关系
立法用语上，《条例》对有关信息的知悉程度作了两种不同的限定：其一，对权利人的通知，使用了“认为侵权”或“涉嫌侵权”等不确定性用语。其二，对避风港规则的限制，使用了“侵权”一词。可见，避风港规则限制中的“明知或应知”更强调侵权事实的确定性，是对明显侵权信息显而易见性的更高要求。[35]相应地，避风港规则限制中的“明知或应知”要严格于侵权判断规则中的“明知”。在侵权判断中，应按照传统民事侵权法律规定判断网络服务商主观上的“明知”，即只要违反有关注意义务（如法定、约定或理性人注意义务等），就可认定主观过错存在。但在适用避风港规则但书条款限制网络搜索服务商免责时，应作严格要求，并大可借鉴dmca中的“红旗标准”。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网络司法解释》中的“明知”与《条例》中“明知或应知”同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判断依据，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一理解在“雅虎案”终审判决中也有所反映。[36]但笔者认为如该理解成立，以下问题将无法予以合理解释：第一，《条例》中免责条件+侵权判断的立法模式在逻辑上是否合理？第二，作为共同侵权的主观要件，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援引避风港规则也无法免责，如果不存在，也无援引必要。设立避风港规则的意义何在？第三，如果能证明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或应知”，权利人会直接追究其侵权责任而不会发送通知;如果不能证明，权利人就发送通知，以打击侵权或追究网络搜索服务商的责任。此种情形下，网络搜索服务商就成了权利人打击侵权的工具，避风港规则对其的保护何在？
所以，如果混淆《条例》与《网络司法解释》中的“明知（或应知）”的关系，避风港将会被异化为网络搜索服务商的风暴角。
七、结语
相互矛盾的立法与判决背后可能反映了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公共政策取舍上的反复与徘徊。美国在groster案件之后，著作权人重拾在dmca中失去的疆域，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网络产业的发展表明其不再需要倾向性的保护。我国《条例》特别是第23条规定，以及最近的司法实践（雅虎案、优度诉迅雷案、土豆网侵权案等）都明显加大了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强化了对权利人（集团）的利益保护。然而，尽管我国已经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充分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游戏规则的影响与冲击，但我国是否需要紧跟“潮流”，完全移植或参酌国际游戏规则，尚需综合考量我国实际情况。从现状来看，我国网络产业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对网络产业的扶持仍然是立法所需重点考量的公共政策。通知删除制度，在我国法制中应该更多肩负促进产业发展之任务，而欧盟之标准，即只要涉嫌侵权之材料非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所为，不在其控制、无能力且技术上不可能或经济上不划算，就可以免责，[37]应该可以作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另一个参照。
注释:
[1] seeu. s. copyright office summary of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1998, p1.
[2] see h.r conc. rept. no. 105-796, p70.
[3] see s. rept. no. 105-190, pp. 2, 8.
[4]刘波林：《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几点感悟》，《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8期。
[5]蒋志培：《人民法院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如何理解和适用最高法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国版权》2004年第2期。《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0年11月22日颁布，并先后于2003年12月23日、2006年11月22日两次修订。为表述方便，文中简称为《网络司法解释》，特殊说明以时间表示。
[6]赵秀玲：《解读<互联网行政保护办法>》，《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6期。
[7]陈锦川：《如何确定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链接应承担的责任》， http：∥baoji. ipr. gov. cn/ipr/baoji/info/article.jsp?a_no=210635&col_no=788&dir=200805, 2008年07月25日访问。
[8]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m）.
[9] see h. rept. no. 105-551， pp. 52-56。
[10]美国版权法第512条中规定的删除或断链是网络服务商免责的条件，而不是义务。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5条、第22条与第23条规定。
[11]前引7。
[12]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第15条、第22条与第23条规定。
[13]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c） （d）.
[14]作者认为，将断链规定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义务并不合适，美国dmca将之作为免责条件的做法值得借鉴。
[15]与美国dmca规定不同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还将删除或断链规定为网络服务商的义务。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5条;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16]网络服务商知道明显侵权信息或事实的存在，或者接到权利人发出符合规定的通知后立即移除侵权信息或断开侵权信息链接的，可以免除侵权赔偿等责任。不难看出，第23条虽从dmca移植而来，但却比dmca严格。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d）.
[17]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中通知书的要件;美国版权法第512条第（d）款第（3）项对通知的要求，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d）（3）.
[18] supra note3，45; supra note9， 48。
[19]前引4。
[20]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 （d）.
[21] supra note1，9。
[22] supra note1， 9。
[23]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l）.
[24]王迁：《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知识产权》2006年第1期;《“间接”的问题、“直接”的判决》，《中国版权》2007年第1期;《合理的诉因、正确的判决》，《中国版权》2007年第4期，《再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比较“百度案”与“雅虎案”判决》，《知识产权》2007年第4期，等论文中均有论述。
[25]黄武双：《论搜索引擎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的承担》，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5期;毛之敏《设链行为之间接侵权的认定———兼评优度诉迅雷案一审判决》，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7期等。
[26]我国学者对“red flag test”有不同的译法，如红旗标准，红色警戒旗标准，红色信号标准等，但实质意义并无差异。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使用“红旗标准”。
[27] supra note3，45; supra note9，49-50。
[28] supra note3，44; supra note9，46。
[29] supra note3，48; supra note9，50。
[30] supra note3，49; supra note9，50。
[31] supra note3，49。
[32]前引24，《再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比较“百度案”与“雅虎案”判决》一文。
[33]参见胡雪梅著：《英国侵权法》，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版，第59-62页。
[34]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c）.（3）（b）.§512 （d）.（3）.
[35]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c）. （1） （a）,§512 （d） （1） and （3） ;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第15条以及第22条规定。
网络传播的含义范文第8篇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房地产；品牌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1
一、整合营销传播概述
（一）IMC的含义
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均掀起了一股“整合营销传播”的热潮。美国广告公司协会对IMC定义为：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接反应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也即要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中的一切传播环节一元化：一方面是将相关的传播手段都涵盖到营销活动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则是要确保传递给消费者一致的企业信息。因此，整合营销传播策略也称为营销传播的一元化策略――用一个声音说话。
（二）IMC的特点
1.双向沟通――以顾客为中心
整合营销传播是建立在4Cs理念之上的，强调的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建立与消费者之间有效地双向沟通，也即企业一切活动及营销战略的制定都需要围绕消费者展开。为达到与消费者交流互动的目的，整合营销传播加强了对消费者资料库的建设、维护和更新，以资料库为基础对消费者进行综合分析，获取有关消费者特点及需求等方面的信息，进而制定企业行为方向，建立了企业与消费者的双向互动。
2.一体化运用――整合传播方式
整合营销传播强调整合各种传播手段和传播方法，如公共关系、销售促进、人员推销、广告、直接营销等，对其进行一体化运用，以此创造更多的消费者接触信息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要确保这些传播手段组合之后的整体效应的发挥，即要实现消费者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所接触到企业信息内容一致的目的。
3.传播品牌――塑造品牌个性
整合营销传播的信息反应的是“一个声音”、“一个面目”，企业要通过这种一元化的传播策略实现品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塑造出鲜明、醒目的品牌个性，使消费者能够准确辨认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并将本品牌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品牌相区别。
二、房地产企业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房地产业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房地产开发商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风险，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清醒、更加加深刻地认识到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在房地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成功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实施不但能提高企业销售量，而且能够使企业的品牌价值得到提升，进而确保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一）广告传播――锁住文化定位
房地产广告与其他大众产品广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消费者不会仅因为广告创意的独特或广告内容的唯美、煽动性而盲目的采取购买行为，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买房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消费，还包含了更大的精神需求。因此房地产的广告传播一定要锁住企业的文化定位――以符合特定消费群体的文化观念为前提，塑造企业鲜明独特的文化形象。事实证明，唯有这样的广告诉求才能够实现企业信息的有效传播，例如烟台南山地产在广告传播中秉承“崇尚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坚定不移的贯彻企业文化定位，同时针对不同的地产类型（住宅产、商业、别墅、疗养休闲中心等），策划能够体现出文化内涵、彰显独特性的宣传内容，如在对老人疗养休闲中心的宣传主题中提到“专属老年人的温情社区，温泉水疗养生，游泳健身”、“紧急呼叫与救援服务”、“专业营养师设计适合银发族的多元化健康养生配餐”等，这些富有地域和人文特色的主题定位体现了企业的文化底蕴，加深了其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在推动企业业绩攀升的同时，也提升了南山地产的品牌价值。
（二）公共关系――把握事件营销
适当运用、合理把握事件营销对企业公共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有重要意义。所谓事件营销是指企业通过策划、组织和利用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事件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吸引媒体并通过媒体将信息传播给社会其他团体和消费者，以此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进而促进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事件营销在房地产销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对于企业的市场开拓，还是在提高企业知名度、建设企业文化方面，事件营销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万科集团“万科参与汶川地震震后救援与无偿捐建专项报告”，从集团到基金会，再到普通员工，万科上下共同捐资，捐建项目6个，总建筑面积27900平方米，受益人群达35000人。通过这一事件营销，树立和巩固了万科在公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万科的美誉度、信誉度得到了极大地提升，进一步确立了万科在房地产行业的领先者地位。
（三）人员推销――优化客户关系
房地产行业人员推销是指房地产销售人员根据掌握的顾客信息，有针对性的向顾客介绍开发商及其房地产相关情况，通过交谈沟通，促成交易。人员推销作为营销传播手段之一，其优点在于目标顾客的明确性，而面对面的交流又有利于彼此情感的沟通和信息的及时反馈，因此销售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在特定的顾客身上，提高销售的成交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竞争的激烈和消费者自我意识的增强，销售人员仅完成商品的交易环节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保持与顾客的持续联络，优化个人与顾客、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不断培养企业的忠诚顾客。
（四）网络传播――创新模式
作为信息时代和电子商务发展的产物，网络传播在房地产行业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通过网络传播进行三维立体空间的设计，配以图片、文字，可以全方位地展示房地产品的外形和内部结构，使顾客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对各种房屋的查询和观看。目前房地产企业在网络传播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本企业的官方网站，提供一个能够让消费者了解企业、了解产品的平台，企业会在网站上及时、更新本企业产品的相关信息，保持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二是通过网店进行房屋销售，这是房地产企业正在探索和尝试的一种新方式，虽然还未被大众所接受，但是作为一种趋势，其发展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