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的重要性
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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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课在中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近年来，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和中学历 史教师为提高中学历史教育质量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与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跟上中学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新形势，要适应21世纪中学历史教育的需要，还要做更多的努力。
是什么因素制约着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的质量和发展呢？这自然是包括现行教育观念对中学历史课赋予过多 的功能性期望目标、中学历史教育目的过高、课程设置不尽科学合理、历史课自身性质和特点在中学生心目中 难以引起足够重视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关键的因素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不完全符合中学生的需要、 中学历史教师素质不高。要想大幅度提高中学历史课程质量就必须在这两个方面狠下功夫，投入大量气力，一 方面要加快历史教科书建设的改革步伐，精心地科学地编写既符合中学生心理需要又能激发中学生历史求知欲 的、内容丰富生动、印刷装帧精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另一方面要尽快认真地严格地培训历史教师，全面提高 历史教师的素质。本文仅就历史教科书的改革谈谈个人意见。
中学历史教科书是进行中学历史教育的基本工具。历史教师主要依据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则凭借 教科书获取知识、历史意识和历史能力，陶冶意志与情操。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历史教科书的建设，从50年代至 今，仅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先后编写了8套历史教科书。从整体看，这些教科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历史知识 的系统性、完整性，重视历史知识的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突出具体史实与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同时注重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训练，力求“寓论于史之中”。从教科书的结构、编写体例、史料选取、文字叙述、插 图习题、印刷装帧等方面看，质量都是比较好的。其选材慎重、表达严谨、文字规范、语言简练为大家所公认 。
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同于编撰普通历史著作或学术论文，它的编写指导思想、编写原则、编写方法及教 科书的体裁形式、内容取舍、行文格式、插图选用、习题设计等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中学历史 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了“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定作了严格的规范，使我国的历史教 科书既体例严肃，又结构严谨，在叙述历史过程的字里行间渗透着编写者对历史的认识，包含着明显的思想教 育因素。特别是编写原则明确要求历史教科书应内容线索清楚、问题头绪集中、教学重点突出、叙述具体生动 、思想教育充分、能力培养全面。但因受课时及字数限制，中学历史教科书对历史问题的叙述又显得过于简洁 ，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只用十几句甚至于几句话就概括了，中学生读后很难体会出它的整体轮廓，也很难回味 出当时的历史氛围，无法在大脑中形成历史场景的潜象，难以使中学生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产生共鸣而引起兴 趣。即使是有头有尾地叙述某一历史过程，也因渗透着多重教育目标而引不起学生的注意；再加上不少内容偏 深偏难，脱离了中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心理需求，如要年仅十一、二岁的初一学生认识“分封制与宗法制”、“ 废井田、开阡陌”等概念就十分困难，它也不符合中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如“奴隶社会”、“奴隶制 度”、“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等理论性极强的抽象概念中学生更难理解。教科书知识概念的成人化根本 无法引起中学生的阅读兴趣，缺乏可读性，使历史教科书在历史教育中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也降低了历史 课在中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我认为，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与撰写一般历史论著的最大差异是必须时刻考虑到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缺乏 认识复杂历史问题能力的青少年学生，而不是对历史过程有较强分辨认识能力的成年人。所以编写历史教科书 一定要根据青少年的认知水平与认知特点，把历史研究成果中最能反映历史过程又较为浅显的材料挑选出来， 并考虑它的知识性、教育性，依据国家教委规定的各项要求作进一步加工，使之变成简明扼要且生动形象的叙 述性文字，把复杂深奥的历史过程编排成通俗易懂的普及性历史知识。即利用历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来编排出 最基本的历史过程。编写历史教科书不同于研究历史问题。后者是把不可认知的历史材料经研究加工成可认知 的历史材料，它的工作主体是充分利用已有历史材料来揭示历史的原来面貌，恢复历史的真象；而历史教科书 的编写则是把经历史学家加工过的已可认知的历史材料重新搭配组合成更宜被人们接受、简明通俗的历史知识 。在一般情况下，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不需重新研究考证历史过程，只是把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通俗、生动、 具体、形象地表述出来。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涉及到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概念，实质上都 是在利用和推广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中学历史教科书具有明显的普及科学历史知识和推广历史研究新成果 的双重作用。
过去编写历史教科书由于受到传授史学研究重心观念和旧历史教科书撰写习惯的影响，在内容上都是以王 朝政权的更迭为基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斗争，轻视人类征服自然的斗争。教 科书始终在“阶级斗争”学说中徘徊，多以政治史为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且编写时过分强调历史内容的思想性 和教育性，把知识的完整性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忽视了青少年学生的心理需求，使相当多的概念性知识脱离 了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因而加大了历史教育的难度。多次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总是摆脱不了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 ，在编写指导思想上始终没有大的突破，而只是在具体编写原则与内容结构体例、文字语言表达等方面做修改 或调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国家对历史教育将会提出新的要求，以适 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精心编写能适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交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 高质量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已势在必行。首先，要在编写指导思想上改变对历史教科书赋予过高过多教育目标的 传统观念，使历史教科书在历史教育中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从课程论原理看，教科书的编写指导思想是一定 历史时期、一定教育目标与政治需求的具体反映，因此，就应当根据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情况不断调整更新 编写指导思想，以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教科书。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出阶级斗争史的编写指导思想 已显得陈旧而滞后了。因而有必要对传统编写指导思想进行认真总结，分析利弊，权衡得失，保留行之有效的 精华部分，准确认识历史教育的各种功能作用，不要单方面强调或不切实际地突出历史教育的某一方面的功能 作用。同时大胆参照、借鉴、吸收教育发达、社会道德好、国民素质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指导 思想，取其合理部分加以利用，以形成全新的教科书编写指导思想。
其次，要降低中学历史的教育目标。几十年来，在中学历史教育中我们始终强调基础历史知识的系统传授 ，强调通过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逐步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以及 运用这些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但这些历史教育目标是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真正得以实现，却很少有人 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与研究。据初步了解，在全国十几万所中学里真正达到上述教育目标的学校不是很多 ，数以百万计中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思绪很难提到这样高的层次。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目标与教育发达国家 地区相比，无论是基础历史知识的传授、思绪教育要求，还是能力培养，均难度偏大，要求过高，且教科书内 容标题繁杂而不精练，课文内容分量过重。据此进行教育很难减轻学生负担。因此，在制定新的历史教育目标 时，应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充分考虑并严格区分出历史学的不同层次，历史知识的不同层次，历史教育的不 同层次，历史教科书的不同层次，搞清楚中学历史教育的层次以及与之对应的教育功能层次和教科书编写层次 ，逐步建立起历史知识教育的量化指标体系，科学地编制出不同层次人员所需历史知识的信息量，合理地构成 中学生的历史知识面和历史知识量，使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真正达到既教育学生又减轻学生负担的目标。也可以 说，正确地把握好历史知识层次，从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征出发，是编好历史教科书的重要条件。
第三，要改进与完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编写原则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科书编写的 具体要求，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文化教育状况。不同的编写原则体现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人才培 养的要求，因此，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要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在全面总结几十年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对那些有益的原则继续坚持，同时还应本着改革精神大胆提出一些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编写原则。既要增加历 史教科书的知识面，又要降低中学生的历史学习难度；既要全面介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各种知识，又要保持 中学历史教学知识的相对稳定；既要保证历史教科书的质量，又要方便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考虑到如何使历 史教科书真正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讨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范式内涵特点以及整个发展过程，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中，围绕历史主义以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结合为理论出发点，对科学的发展过程作进一步的科学史分析，深入阐述历史主义的范式特点，以及历史主义范式对科学哲学的意义影响。
【关键词】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思想；范式
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内涵
范式概念的首次提出者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作了初步的解释，“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范式作为描述整体科学结构的概念，包含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哲学观点、公认的科学成就、方法论准则、共有的世界观，乃至于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实验仪器等等，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范式在科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科学发展的始终，至今也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范式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范畴，对于范式的运用，在此，我们应明确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研究，是科學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的体现，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模式。通过库恩对“范式”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范式”的运用历史地重现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库恩用范式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则体现出了科学发展模式的动态性特征。
二、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
历史主义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进行语言的逻辑分析，科学知识的直线式积累看作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历史主义认为知识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累积的叠加过程，而是一个革命的渐进的过程，这一结论是基于科学知识的动态研究的结果，因为动态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简单的累积叠加体现不出跨越式的进步，量变的渐变过程体现不出质变的大飞跃，难以与科学的大发展相匹配。
针对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历史主义是这样批判的。波普尔曾指出：“科学应该被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进步的。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不断地增加”。[2]从这个角度上看，证伪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确实也说得上是一种反归纳主义的模式，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证伪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否定的过程，从辩证的观点看来，就是仅仅只强调了质变的飞跃，“所谓‘不断推翻’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3]这种发展观是片面的。历史的发展具有不间断性，在这个不间断的过程中，总会存在着类似于常规科学的累积时期，虽然累积时期同样蕴含着新范式的萌芽，但是也确实是范式的不断发展时期，波普尔却“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4]
历史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在研究对象所采取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批判理性主义从个人的理性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发展，其实蕴含着诸多的主观因素在内，波普尔的建立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之上的“理性的重建”，其实也就是一种制定知识产生的程序法则，科学研究只要以此法则为基准，便会不断获得真理性知识，以个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建构正是波普尔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库恩认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的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从这一点说，我的书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但也绝不容许这个问题离开认识论”。[5]由此可看出，科学知识本质上就属于社会的产物，脱离了社会因素将会不能很好解释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并不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理性的重建科学发展的历程，而是“要充分倾听历史的呼声”。[6]在对批判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方面，库恩曾经指出：“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7]历史主义把社会历史因素渗透于研究过程之中，得出该流派独特的见解以及理论成果。
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内部发展
随着科学哲学不断发展，历史主义登上了科学哲学历史的舞台，历史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新、旧历史主义两个流派，他们都是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科学理论逻辑分析转移到特定的社会历史领域，针对不同的范式建构起科学理论，阐释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发展机制，都给科学实践活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旧历史主义主要代表库恩的范式研究，表明在不同范式条件下，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应采取不可通约性原则，要想达到对科学理论成果的清晰理解，就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库恩还认为，科学理论的产生脱离不了诸如顿悟与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非理性因素是科学所必需的重要因素，是科学产生的基础，非理性因素对范式的产生与选择起到了实质的推动作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范式依然没有脱离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还是处在历史主义的大框架下进行的科学研究，在理论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还体现出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开创性的进展，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实质上指的是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单个理论并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单元，既然科学研究纲领实质上指的是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那么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间断过程，是一个历史再现的过程，随着经验事实的不断增长，那么相应地科学理论也会不断增长。费耶阿本德把库恩的非理性主义不断强化，认为非理性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重要因素，任何把非理性因素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做法，其最终的结果是“必将消灭科学”。[8]费耶阿本德的范式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怎么都行”，法无定法是其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对一元论的传统挑战，有利于多元理论间的竞争与发展，使人们可以从更深一层视角研究科学发展模式，使科学发展不局限于单一方法原则，为思想进一步繁荣奠定理论基础。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夏佩尔，夏佩尔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从科学史出发来考察科学发展的问题，他不认同库恩、费耶阿本德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点，理由在于研究对象没有脱离客观世界范畴，同属一个范围的对象并不会有不可比的障碍，范式的不可通约将会带来科学的进步与合理性无法成立，这也是他们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作为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另一主要代表人物劳丹，与夏佩尔的思想理论方向则有所不同。劳丹关于“科学问题”的范式认为，科学的发展，理论的进步主要在于问题能够得到不断地解决，科学的目标就是不断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突破的科学研究，问题是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解决方式也会随着问题发展与时俱进，劳丹还在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理论的建构中，阐释科学发展的本质是在于渐进式的发展，科学内部的各要素是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之中，跨越式的革命进程是不应该存在于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
综上，历史主义的发展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把非理性因素的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一个高度，体现了历史主义的创新性。非理性主义观点出现之后，虽不可避免遭到攻击与驳斥，但是，毕竟非理性主义还是有着历史的因素包含其中，考虑到当时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单纯理性原则似乎抵挡不了对科学的种种质疑，一时也得不到理性主义的合理解释，这样的局面正好给了非理性一个很好的契机，给了科学哲学的新发展方向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以库恩为主要代表的旧历史主义强调的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的重要作用，后经费耶阿本德的继承与发展，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特点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一大特点就是突出主体性，在西方科学哲学在从客观主义、绝对主义到主体主义、相对主义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中，历史主义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历史主义之前，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主张把主体性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认为主体性会造成科学知识认知的偏差，通过排除主体性的归纳与演绎的结果是得到绝对客观的科学知识理论的前提。历史主义充分肯定主体性因素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并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事实，也不是直接来源于对先验公理的演绎，人的主体性对科学知识的產生也占据着重要的影响，科学共同体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把科学与客观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科学知识最终还是由主体的能动性所做出的非逻辑、非理性所决定的，这种主体性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充满着创造性，并不局限在狭隘的观念和框架之中。
历史主义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重视科学史的研究，与历史史实的联系，科学研究以科学史为指导，是区别于早期科学哲学将科学研究聚焦于逻辑方法的一大进步。历史主义在考察新事实与新理论在科学发现的关系中就很好地体现出了对历史事实的重视，在氧的发现的例子考察中，对C.W.舍勒、约瑟夫·普利斯特列以及拉瓦锡的研究成果都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究竟谁是氧的最初发现者，由于没有确定权威的标准作为判断的依据，所以最终难以定断。氧被发现了的历史事实，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科学发现不同于类似于看见这样一种瞬间性的行为，把科学发现单纯归属于某一时刻、某一人，科学发现是一个过程，脱离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是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性，不仅有类似于量变的积累，还有类似于质变的飞跃，蕴含着量质变的辩证关系，把科学的发展与历史紧密结合。由此可见，科学史对科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主义探究科学发展强调历史性思维。研究科学哲学的目的应该在于重现科学的历史，这一重现的过程不必遵循着正统派“逻辑重建”的原则。然而，历史重现与逻辑重建是背道而驰的，这倒不是说明历史主义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偏离了方向，而是恰恰说明了这是对正统派中的阐释科学合理性的片面说法进行的修正，指出纯粹的逻辑分析的缺陷。在对新旧理论的逻辑分析上，历史主义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新范式理论与旧范式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不一致的方面。
历史主义范式的特点还体现在以动态发展模型来研究科学发展的历程。在范式基础上把科学发展模式解释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直至新的常规科学时期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体现出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符合科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常规科学时期可以把科学的进步看成以累积的方式不断发展着，而科学革命时期，新范式的建立标志着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这是一个质变的跨越过程，因此，这一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动态发展模式开创了诠释科学发展的新视野。
历史主义范式还十分注重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来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可通约性”术语的由来在库恩的《结构之后的路》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明，“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不可通约，圆的周长与半径不可通约，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长度单位可以将一组数中的两个数都整除而没有余数。即不存在公约数”。[9]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可通约性”便被用来说明科学理论间以及其词汇、概念间的不可比较性，不过，这里的不可通约性并不是绝对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不可通约，但是斜边与直角边的长度还是可以比较的，这仅是一种局部的不可通约性。人们往往习惯于运用现实的理论原则审视过去的理论，简单地把过去的科学成分剔除出科学的范畴，然而，过去的理论并不是它们被取代就不科学了。
五、历史主义范式对科学哲学的意义
历史主义范式代表着一种典型历史观的历史方法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流派把研究对象聚焦于“过程”，历史主义中的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有批判与继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辩证思维的发展，对历史主义范式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的参考价值，还是在研究视角的启发，对未来的科学发展模式的研究都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后继发展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让人们更好的理解科学哲学的发展史，对现代科学发展作深刻的哲学反思，体现出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彰显时代特征。
继历史主义之后，范式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历史性地融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对科学共同体的科学观产生重大的影响，科学共同体科学观的形成以及思维方式的发展都是以范式的形成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家的任务在于对前范式进行整合，把不符合范式的发展要求的内容进行修正，不断扩大范式的作用范畴。虽然历史主义的时代使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已经完成，但是它对后继发展的科学观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并不是实质的对与错的关系，应该是把范式理论的背景、经过及影响做深入分析，简单的做出对错划分最终对科学的长远发展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没有无懈可击的科学理论，只有随时展而不断涌现出更加符合历史发展客观现实的理论。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背景下，后现代哲学虽然不能完全颠覆理性主义的位置，但是，历史主义奠基者还是充当了时代思想的先锋，对理性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突破传统的理论创新以及时代创新精神，是值得无数后继者的学习的。
【参考文献】
[1] 库恩.跛子和瞎子、哲学和科学史[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1981（2）.
[2] 波普尔.猜测与反驳[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M].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4]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必要的张力[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6]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学历史观教育；教学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92-02
在高校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向大学生传播科学历史观的重要渠道和阵地，通过科学历史观的教育教学，不仅能够使学生具备正确分析与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能力，还有利于在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大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以科学历史观的态度和方法来看待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分辨是非、对错。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实际教学实践当中，探求合理、有效的教学途径尤为重要。为提高“中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本文重点归纳、总结出以下五种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途径。
一、提高对“纲要”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重视程度
从任课教师的思想观念分析，尽管“纲要”课程开设已有近十年，但当前仍有许多高校老师认为“纲要”课程的重点授课内容应该是具体历史事件，“即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从鸦片战争以来至今这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的课程。这种认识是非常不正确的。我们判断一门课程的性质并不是单纯地以它所讲述的内容或者这门课程的名称为依据，而是要看开设这门课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1]。“纲要”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部2005年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纲要课程教学的核心内容是：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2]。
从授课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分析，提高对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重视程度，就是要提高大学生对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培养的重视程度。历史意识在形成大学生的科学历史观教育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对历史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对自身所处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3]。大学生要培养历史意识，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观点和基本方法深入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历史现实出发，客观公正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和未来。大学生培养历史意识还必须以科学历史观教育为指导，树立正确的基本的历史观。树立正确的基本的历史观就是要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和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认识日本侵华史，牢记历史教训和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在“纲要”教学实践中必须将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列入主要教学目的当中，提高对“纲要”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重视程度。
二、完善课程考试制度
完善“纲要”课程的期末考试制度和测试机制是“纲要”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改变过去仅以闭卷方式考核学生死记硬背能力的做法。将“纲要”课程考试分为综合素质考核和历史分析能力考核。综合素质的考核要加大对学生平时考核的力度，即课堂表现与期末考试成绩各占一半。课堂的考核可分为谈论参与积极性、课下实践活动、课堂演讲等考核项目。课堂讨论可以以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作为主题，给予学生充分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点和看法的机会。而期末测试的题目以考核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为主要测试范围。其次，正确的考核学生的科学历史观，最重要的是要突出考核学生按照科学历史观基本方法分析历史看待历史事件的能力。除了一些概念性的知识外，可以增加相关材料题或者是人物事迹分析题，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从科学历史观的角度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评价。
三、加强“纲要”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纲要”教师队伍的理论与教学素质，关乎贯彻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按照《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指导精神，“纲要”教师首先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努力提高社会主义理论素养，成为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导师。当前，“纲要”课程的教师多是一些专业性的历史教师或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老师，教师的理论与教学水平存在相对片面化的问题。要提高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水平，还需要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一支稳定的具备一定科学历史观素养和水平的教师管理体系，提升“纲要”教师队伍的专业性。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还需要不断加大对“纲要”课程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长期以来，高校在“纲要”教育教学别是“纲要”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研究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比较少，今后需要建立预算制度，将其列入学校科研经费予以保障。在预算中，列出专项资金用于购买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相关期刊和其他历史教学资料，拓展科学历史观教育视野，提高教师自身的科学历史观素养。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还必须在教师队伍中同时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首先，建立教学和科研能力考评制度，保证随时了解掌握“纲要”教师的教学成果和科研进展信息。通过自身或第三方机构，对“纲要”教师的招聘进行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全面了解。教师年底考评过程中，考评人员要掌握“纲要”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情况，对其教学成绩、学生测评成绩、学生出勤率和论文数量、科研能力等进行调查和全面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以客观的考评标准进行考评，做出正确的评价。其次，在师资队伍建设中激励制度的建设至关重要。教师行为的表现与发挥激励作用密切相关。激励最重要的是根据教师实际情况和每个人的特殊需求，制定一对一的激励方式，以组织力量满足其实际需要，以便教师能够最大程度提升教学水平。
四、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创新课堂教学方式，首先要正确认识和使用灌输性教育方式。灌输性教育方式不等于填鸭式教育方式，不能只单纯地认为是通过外部方式将课程内容注入被教育者的过程。灌输性教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外部非自发性教育方式；二是一种来自外部高效率的教育方式。“纲要”教师在课堂上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应为灌输式教学。这也是符合“纲要”精神以及大学课时安排的实际。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想使学生能够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宏观上的认识和思维，教师必须采用灌输式的教学，将历史思维、历史理论和历史脉络以及科学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融会贯通，最终以一种知识形式直接灌输给学生，帮助学生迅速建立起对中国近现代史和科学历史观的认知。为此，教师可以运用“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其能够在最短时间理解并消化，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目的。
采用启发式的互动性教育方式，以增强学生学习“纲要”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在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在有限的课时内将内容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传授给学生，教师需要采用“教师-学生-教学手段三角互动方式”。教师必须精心组织，不断提高互动性教学的技巧，以有效的方式激发学生对科学历史观认识。学生的积极性是教师开展互动性教学方式的前提。教师要努力帮助学生培养发表观点的能力，给予同学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机会。此外，教学手段是互动性教学的重要保障。教师可通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多媒体教学等方式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能够收到相对良好的教学效果。
激情教学方式主要内容是，教师要采用积极、高昂的情绪，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式，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通过积极评价和多种课外活动，激发学生的情绪，从而使之与历史产生共鸣的方式。这种教学方法正是“纲要”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所需要的。实施这种教学方法，基本思路是：首先，充分利用鲜活的历史题材激发学生的兴趣，以历史的连贯性和内容上的承接性，通过情景设置，引导学生激感共鸣，自觉利用科学历史观进行思考。其次，要求教师在整个“纲要”课中保持激情，突出自身的有声语言和身体语言，在课堂上营造一个充满激情的氛围，以教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科学历史观态度、思维调动学生的思维，使之沿着教师的思维观点和方式进行积极思考和引导，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思维活动中，从而有效达到教学目的。
五、创新课外现场教学
现场教学方式也是“纲要”教学实践中可以加以运用的一种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方式。现场教学要求教师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知识灌输和引导，而是让学生走出课堂，以其他的形式学习历史、教育学生接受科学历史观。这种教学方式增大了学生的思维空间，解放了思维个性，使之不再受场地限制，可以以一种更加活跃更贴近历史氛围的方式进行教学。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现场教学方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情感和科学的历史观念。尤其是在校园文化形式多样、多媒体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形势下，为现场教学形式增添了许多有益的手段和方式。
课外现场教学方式，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借助校园文化建设活动，开展科学历史观教育实践，增强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了解和对科学历史观的认同；借助各类高校团体社团活动开展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情境教学方式；特别是可以借助网络媒体和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媒体的出现，不断丰富“纲要”教学实践中渗透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活动载体和传播形式，也使“纲要”所体现的科学历史观具有了更加生动形象的传播载体。网络媒体以新颖的形式、生动的内容、丰富的表现方式，吸引了大学生的兴趣，增强他们对科学历史观的认识和理解。
参考文献：
[1]陈耀鲁，何景春.也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的科学历史观教育[J].职业教育，2011（1）.
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育创新；学科功能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6-224-02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家夏曾佑先生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蔡元培说：“历史者，记载以往社会之现象，以垂示将来。吾人读历史而得古人之知识，据以为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类知识之所以进步也。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可见前辈们对历史的重视。历史，它连接着过去，揭示着未来。历史的作用很大，怎样教好历史，需要教师长期的钻研和思索。教学多年，下面笔者谈一谈实践中的体会。
一、讲课避免抽象讲解
教授八年级第一课《鸦片战争》中“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时，学生觉得比较抽象，和头脑中的意识对不上号。对此，教师可以针对鸦片战争做一个周详的讲解，那时候中国政治经济正在起着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用外权干预，清政府大权在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屡屡签订让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遭受侵犯，一些丧失，这就是“半殖民地”。至于“半封建”，就必须从经济上解释，鸦片战争前，中国自给自足，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经济，鸦片战争后，国外的商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同时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蓬勃发展，所以说，既存在封建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渗入，这就是“半封建”。这样，学生理解起来就清楚了，有了明确的认识。
二、借鉴历史教训
熟悉历史演变明清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发展，科举制日臻完善和周密，科举制在甄拔人才方面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明清以后走向了有害的一面，也就是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过于拘泥，专门取四书五经命题，对经义做出阐述，只能以朱熹的 观点为标准答案，扼杀了思想，形式八股，格式单一，写作步骤单调。
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从明朝中后期逐渐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闭关锁国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束缚越来越严重，但封建王朝重文轻理和迷信落后思想的阻碍，尤其是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的文科不考自然科学的理科，不能与时俱进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历史教学也需要让学生参加了一些活动，亲眼所见历史古迹会加深学习的印象。历史活动的组织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如对历史剧的编演、历史知识有奖竞赛、历史谜语趣味竞猜、开展历史人物辩论会等，方法多多，不一而足。总之，历史课程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它具有引领和教化作用，我们每一位历史教师都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教师们深深懂得：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付出多少汗水，就有多少收获。教学手段越丰富，学生学得越积极，获得知识的速度越快。相信通过教师不懈的努力，历史课必然在学生的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三、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备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
历史学科虽然具备许多有利于培育学生创新教育的因素，但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创新教育并没有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受到应有的重视，知识传授、应试技能的训练成为中学历史教学的主要目标，教师落后的观念、陈旧的教学方法严重阻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中学历史教学如何实现由传授知识型教学向创造型教学转变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师应着力探讨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学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形成了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教育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采取灌输式的一讲到底的陈旧教学方法，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学生在学习中的独立地位得不到应有的确立，更谈不上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必须能够随时了解和掌握历史专业内容发展变化的脉络，在更高层次上驾驭教科书，而不是照本宣科地教教科书。近十年来，史学界研究的成果丰硕，中学历史教师应该涉猎历史上重大历史现象的最新研究动态，并恰当地运用到历史教学中去。一位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有追踪历史学科学术动态和学术研究的能力。这也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前提和保障。很难想象，历史综合素质差，创新能力低的教师能培养出创新思维意识强的学生来。实际上，这种倾向渐有加强的趋势，应该引起教育界同仁的关注。
四、着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
当代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两方面：
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论文内容摘要:构建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又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以新课改理念为指导，历史教科书为基袖，了解、熟悉、把握科学的教育学知识、课程与学习论知识和历史教育知识，充分认识历史教育教学规律，建构起适合每一个学生学习发展需要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
历史学科体系、历史课程知识体系、历史教科书知识体系、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建立的五个层次，从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到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层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必须以它前面四个层次体系的完整建立为依托。所以，这其中任何一个体系的建立都至关重要。
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即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它是中学历史教师把握课程教学理念，依据课程标准，钻研历史教科书，并应用其他课程资源，从教学的实际倩况(主要是学生的学习状况，包括学习需要、学习水平与能力、学习兴趣等)出发，自己所构建起的、具体的在日常教学中所应用的历史知识体系。历史教师知识体系，上承历史教科书知识体系，下接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得以建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其对建立历史学习知识体系的重要性，笔者在此仅就如何构建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做一论述。
一、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是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建立的理论先导
理论引导实践。历史教师自身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教师的教学知识体系往往取决于其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历史教师只有接受现代的、符合社会现实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断吸取历史知识，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采用现代教育科学技术，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才能把历史知识与其他各种知识内化为符合教育教学的历史教学知识。
然而，纵观教育史，教育理论、课程理论、教学理论纷繁，莫衷一是。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师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惫识，明辨的思维能力，对这些理论去伪存真，去繁就简，去粗取精。在学习教育学理论时，能明确教育的最本质功能。如自1978年以来的20年间我国教育学术界主要研究的内容有:教育功能的界说与分类、教育的育人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育人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以及教育功能的发挥等;从纵的方面看，关于教育功能间题的研讨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工具职能到生产斗争工具职能，从工具功能到教育多种功能的综合”的发展过程。以当前新课程改革理念为指导，要清楚地知道教育的作用是要使受教育者成“材”成“人”，发展学生个性，即牢牢把握住“以学生发展为本”。
课程强调的是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而非学科内容;是课程过程本身而非课程目标、计划;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而非单一的教材因素;是显性课程(指学校教育中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的课程)与隐性课程(指学生在学习环境中学到的非预期性和非计划性的知识、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的有效结合而非只是显性课程;是“实际课程”(学校和社会在课程变革中选择的课程)与“空无课程”(学校和社会在课程变革中排除学校课程之外的课程)的并重而非只强调“实际课程”;是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而非只是学校课程。
在课堂教学情境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人格绝对平等的主体，教学过程是师生间的交往过程，教主要是教师的行为，学主要是学生的行为，教不同于学。不过，教与学又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互为基础，互为方向，不存在没有教的学，也不存在没有学的教，教师的教就意味，学生的学，学生的学也内含着教师的教。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体对学生单向的教为中心的“教师中心论”和以学生为主体而放弃教师的教学组织、指导、咨询的“学生中心论”都是片面以至错误的。教学论界长期存在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教师要认识教学既是科学义是艺术，才不会认为教学是科学而忽视教学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情感价值及创造性，也不会以为教学是艺术而使教学不能量化、不能理性、无规律准则可循。
教师对这些理论的准确解读与把握，结合历史教科书，就能创造出自己的教学知识体系。当然，这种知识体系不是教育理论加教科书知识的简单结合，它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其内容是开放的、丰富的，其方法是灵活的、多样的。不熟悉课程教学理论，就不能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也就难以正确理解历史教育的目标，拿握历史教育内容，把握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其教育思想会迷途，其教学行为会盲动，其历史教学知识体系会窄化、甚至异化。教师对课程教学理论的不同理解，拥有不同的课程教学观，教师对历史教科书各知识内容取舍将会有所轻重，教师历史知识构成必然有所差异。教师只有熟知教育理论，具备科学的课程观、教学观，才能做到高屋建辘，充分级取各种教学资源为自己的历史教学服务，建构起完普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
二、教师对裸程改革文本、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的解读能力
新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评价、课程管理与课程资抓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理念。为适应新课程改革，教育行政都门领布了一系列课改纲要、文件;此外还有一些教育教学专家有关课程改革方面内容的著作、译著等也相继面众。解读这些文本，教师能对我国学校教育面临的形势、课程改革的目标、这次课程改革的实质有一个清趁明确的认识，也是教师能胜任新课程的必要前提。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家质橄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攀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精神，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内容、结构，建构符合索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体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课程改革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学过程、教材的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教师的培养与培训、课堂改革的促进与实施等内容做了纲要性的规定，在新课改下每个教师必须要领会其内容与内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只是有关课程改革内容的纲要性文本，它以离度浓缩的语词涵盖了新课程改革的全部要领，对教师充分把握这次课改显然存在课程改革资料信息源上的不足。因此，教师还可读阅《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议》、《面向素质教育、墓于信息技术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趋势与启示》及((墓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等关于课程改革的文本、洽楚了解这次课程改革的背景、任务、使命、方向、方法、目标以及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墓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该书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文笔对《纲要》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理念先进，视野开阔。此外，《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实验)》及《方案》导读对普通高中新课程做了具体规定，是高中历史教师了解高中新课程的必读文本。
《历史课程标准》是历史教材编写、历史教学改革、历史教学评估和历史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教育意志在历史学科中的具体体现。标准一般包括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与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具体包含了历史课程的性质、历史课程的墓本理念、历史课程的设计思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历史教学内容、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科书编写建议、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建议等。从中可以看出，标准对历史课程的学科功能、学科结构、培养学生的目标、历史教科书的编排、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及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等做了纲要性规定。因此，历史教师梅建自身教学知识体系，就要认真研究历史课穆标准，把握课程标准中趁涵的历史教育塞本理念，逐步提高执行历史课程标准的水平。
作为执行历史课程的最主要载体的历史教科书是依据《课程计划》与《历史课标》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知识中选择符合中学生心理特点与认知水平的、为学生学习发展所浦的最墓本最重要的历史内容编侧而成的。教师掌握并内化教科书内容知识是对其起码要求。不过，教师把教科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教学知识，不能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内容，还要认识与理解教科书的功能、结构、体系，拓展教科书上知识内容。做到教科书上有我有，教科书上无我亦有〔实现历史三维日标教学为准则)，以丰富的史学知识为基石，以深刻理解教科书功能、结构、体系为支柱，把丰富的史学知识、教科书功能、结构、体系各自作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了然与脚，在教学时运用自如，构筑起坚实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大厦。
三、历史教师对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
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家都是课程资佩。历史课程资源包括教材、教学设备、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以及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人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与开发历史课程资源直接影响着教师的历史教学知识。历史教科书只是历史课程资源的一部分，虽然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但它毕竟是固定化文本，它所承载的历史资料与历史信息是有限的，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如果历史教师在应用课程资源时仅限于此，教师的教学知识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教师的教学也会因此陷人绝境。可见，历史教师充分利用与开发历史课程资源对充实和完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多么重要。历史教师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可做到:
(一)以历史教科书为核心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资源核心。我们知道，历史教科书是历史学科专家、学者、历史教科书编辑依据历史教学大纲(或历史课程标准)，选取符合学生的认知和发展需要，能理解并且是学习其他学科以及学生一生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它的趣味性、形象性、可读性很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与求知欲，它也具有历史学习指南的性质、带有读书笔记的功能，充当史料选集的作用。能拓展学生视野，引导他们进行思维活动，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定的方法，形成并发展一定的能力。教师应有意识、有计划、分阶段地指导学生阅读与学习历史教科书，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教师要以教科书提供的历史内容为基础，结合其他资料来拓展、充实教学内容，讲述历史，发掘教科书蕊涵的各种教育因素，启迪学生思维，力求全面落实历史教育的三维目标。
这次课程改革，历史教材实行的是“多纲多本”，新高中历史教科书有供全国选用的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大象版以及供上海使用的上海版等，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版本更有十几种之多。学校、教师和学生可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和自身的需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教材。
(二)开发自身资源
历史教师是最重要的人力课程资源。教师的素质状况决定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范围与程度。在课程资源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对教师这一重要课程资源的开发，带动其他课程资源的优化发展。影响历史教师的素质的因素有很多，如道德情操、价值观念、人格魅力、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知识储备、历史专业知识量、业务能力及创新能力等。这就要求历史教师要有离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价值观念、独特的人格魅力、丰富的知识、过硬的业务本领及不断的创新能力。
(三)开发其他资源
如图书馆、历史音像资料、家庭、社区、历史遗存、互联网等。图书馆中有历史文献、历史读物、历史报刊、历史文学艺术作品等历史资源，充分利用图书馆中历史资源，对历史教学有积极作用。历史音像资料包括图片、照片、录音、录像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充分利用历史音像资料，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历史理解能力。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经历，学生通过照片、实物以及家长和亲属等，有利于了解家庭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可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和体验。 社区资源包括社区的图书馆、资料室、少年宫、文化宫以及人力资%}等，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采取社会调查、小组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动手、动脑与参与社会实践能力。还有历史遗址、遗迹、文物以及蕴涵历史内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利用好这些历史资源，能够增强学生直观的历史感受;当然，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收集丰富的网上资源，制作历史课件，展示历史资料，制作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发历史网页等，使学生更直接、更全面、更迅速地了解历史，在更大的范围内共享高质量的历史教学资源。
四、把历史教科书上的知识转化为历史教师自己的知识
在众多的历史教育资源中，历史教科书是进行历史课堂教学的最基本的载体，也是众多的历史教育资源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最重要课程资源。所以，在对教育教学理论、课程理论、这次课改的理念及历史课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后，在明白其他的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与方法后，构建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把历史教科书的知识转化为历史教师自己的知识。对教材开发，新课程提倡“多纲多本”，目前，初中段有十几种历史教科书，高中有五种。这些教科书虽然都是围绕“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课改理念，但在教科书具体内容与结构安排上又不尽相同，有的还相差甚远。那么，教师怎样使用历史教科书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呢?
(一)明晰教科书意图
历史教科书是教科书编者依据《历史课程标准》编制而成，《标准》是教科书编写的唯一依据。《标准》在教材编写建议中规定教科书必须完整准确地体现标准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教科书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内容标准”之外的知识。这就保证了在目标教育一致的基础上能使教科书表现出一些个性。当然，由于教科书编者的史学兴趣、史学方法、价值观念及编制方式的不尽相同，就是在同一内容段不同版本教科书在呈现方式上也有差异。如有的概括，有的描述;有的叙事详细，有的较简略;有的说明，有的议论;有的配图，有的则作表等。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把握所使用教科书的风格，明晰教科书意图，做到使用时得心应手，讲解时条条是道。
(二)把握教科书内容呈现方式
《历史课标(北师大版)》(初中)规定，“教科书中的学习内容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呈现方式要尽量多样化”，“在实现课程目标的前提下，教科书编写者不必囿于《标准》所建构的内容体系，可以对内容标准中的知识内容进行重新建构，编写不同体例的教科书”。《历史课标(人教社)》(高中)中的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历史教科书呈现方式应多样化，为师生创造性的教和学，留有充分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的探究学习。”在这样编写教科书思想的指导下，教科书体例与结构可呈现多样化，如编年史、专题史、中外合编史等。
在前面讲到为适应这次历史课程改革，出现了许多新版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在编写体例与内容呈现上就各不相同，多种多样。如岳麓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依据课程标准，对专题进行重组，把标准中的九个专题整合成教科书中的七大单元，教科书单元的排列顺序也按时间先后把中国史内容与世界史内容统整成一体加似编排。
新课程下这种教科书的开发模式改变了过去“千人一书”、“万人一面”的局面，有利于丰富历史教与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利于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同时，多样化教材给教师施教带来了挑战。体系多样的、内容灵活的各版本新教科书已不同于过去程式化的教科书，除了模块—专题式的教科书结构不同于过去教科书结构，课文内容呈现方式比过去更多样、更活泼。如人教版课文内插栏目“历史纵横”、“学思之窗”、“资料回放”，测评部分的“本课测评”、“学习延伸”、“重要概念解释”、“归纳与总结”及“历史感悟”等;人民版高中的“学习建议”、“重点归纳”、“收获与存疑”、“学习评价”、‘一学习活动记录”等。这些栏目及内容的设置，有的补充、说明或延伸了正文，有的拓展了自由学习的内容，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迎合了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力求彰显“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课程理念。这对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教材，教师应以手中使用的教科书为“本”，熟练、灵活应用;以其他教科书为“末”，参照使用，切莫因怕遗漏知识点而把其他教材的内容寒来一概使用，本末不分，甚至本末倒置，违背教材改革的初衷。
(三)广采博取、深化与拓展教科书知识
历史教科书内容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知识的包容性，它涉及汉语言、地理历史风情、民族风貌甚至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历史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还应对语言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种学、等社会学科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理科学科有所涉猎。当然，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这就有一个学习的指导思想与方法问题:要以服务于历史教学为指导思想，以与教科书上有的或者可能涉及的知识为学习对象。现代教学论提倡教学资源共享、交流与合作。历史教师可与其他教师交流合作，如与历史组其他老师相互探讨、互相切磋;向其他学科老师请教等。这样不仅能节约时间与精力，深化与拓展教科书知识，也能开阔视野，获得差异教学方式方法，这对教师形成完整的教学知识体系也很有益处。
(四)认识学生个体差异，分化、归类教科书知识
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育目标;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G633.5
1.从各自的价值观念出发，强调公民素质教育
各国从各自的价值观体系出发，提出了全面性的历史教育目标，强调公民素质教育。
美国的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在“制定标准的原则”中明确指出：美国历史科课程标准应该对公民教育有所贡献，通过发展我们共同的公民认同和共享的公民价值观的理解，通过对美国历史上重大决策的分析，以及通过美国众多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来进行。历史科课程标准应该强调公民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公民与政府的相互关系；美国史课程标准应该注重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起源及其理想与制度的延续发展，有关民主政体的争论以及努力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世界史课程标准应该包括不同的政治制度，从民主的不同形式到集权的不同形式，以及从世界各地文明所发展出来的思想与希望。
英国1999年的历史科课程标准，如前文所述，在“关于国家课程中的历史科”，集中阐述了“通过历史促进公民教育”：发展学生关于历史上政治方面的知识和理解力，提供学生机会让他们研讨英国乃至世界上各种社会的本质与不同点；发展学生的探究和相互交流的能力，尤其是批判性地评价证据和分析说明能力。
日本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初中社会科的总目标，尤最终的着落点即为培养学生形成生存于国际社会的，民主与和平国家，社会的建设者所必需的公民素质奠定基础。
中国初中“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在总目标指出：本课程旨在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创新精神，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2.从各自的历史与国情出发，提出适合各自社会发展需要的目标
中，美，日等国都从自身的历史与国情出发，提出了适合自身社会发展需要的历史教学目标。
中国的历史科关注关注民主与法制的教育，在新世纪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已经“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中，都明确地提出了该方面的教育要求。但我国的历史科，如前所述，更为强调爱国主义的情感培育。而这些要求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基本国情是相吻合的。
美国建国仅200余年，而且有是移民大国。美国的历史科重视爱国主义情感的培育，但更为注重的是民主观念与美国价值观。
日本的初中社会科（地理，历史，公民）总目标，如前所述，十分强调为形成生存于国际社会的民主与和平国家，社会的建设者所必需的公民素质奠定基础。教育目标中强化“国际化”要求，是与日本的历史，当今日本的经济特征密不可分的。
3.历史教育目标中关于能力发展方面的差异
把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历史学科能力目标要求相比较，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三国的差异所在。
3.1美国历史学科能力目标
美国历史学科能力目标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分类别，成体系地提出能力目标要求
（2） 能力目标与历史知识密切结合，十分详尽
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中，历史思考是与历史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整合性的目标要求；而且整合性的目标要求十分详尽，两门历史即美国史和世界史都以历史年代为基本线索，美国史从开拓时期至当代美国的发展历程分为10个历史时期，世界史从人类社会之初至20世纪当代社会的全球历史分为8个历史时期，逐一展开，步步推演，系统而又详尽地列出了两门历史各时期的整合性要求。
（3） 格外重视应用史料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国家课程标准中“历史思考”的五项要求，几乎每一项都与史料的应用有关；加州历史―社会学科教育目标中关于学习的基本技能，也是围绕史料应用能力提出来的。该目标还明确地提出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4） 关注整合性学习能力的提高与培养社会能力
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在“历史理解”中要求学生学习社会史，政治史，科技史，经济史，文化史这五个人类活动的领域，而且分析这五个领域，须置于历史的时间与地理的空间之关联中来思考。这就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科技等领域整合起来了，提出了整合性的学习要求。
3.2英国历史学科能力目标
英国历史学科能力目标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在能力目标分类的基础上列出递进的8级水平表述
有关递进的8级水平要求表述，在1995年的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中首次出现，1999年的课程标准对之稍作修改。每一水平的表述都描绘了历史科各种类型的能力要求，而后一级水平要求是在前一级的基础上做适当提升。也就是说，英国的历史科能力目标，既分类别，又分层次地提出要求。
（2） 严密的能力目标体系，与美国相比简洁明了，便于实施
1999年颁布的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学纲中的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相结合，学纲与成就目标（即8级水平要求加上超越8级水平的能力要求的表述）相结合，构成了逻辑严密的能力目标体系。并且，英国1999年的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全书仅30余页，与美国的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相比，简洁明了，便于实施。
最后，英国历史学科能力目标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
3.3中国历史学科能力目标
我国历史学科能力目标的制定，处于一个发展过程，得到不断充实，不断完善。如前所述，1980年的历史教育大纲（试行草案），对初，高中学生不加区别，笼统地，原则性地提出了能力培养的要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历史教学大纲，已有了改进。2000年的历史教学大纲中的能力培养目标，对初，高中生分别提出了递进的，比较具体的要求。新世纪的历史课程标准中的能力目标，内涵更丰富，不仅关注学习的结果，更关注学习的过程。
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范文第7篇
摘要：当今教育史学科隶属于教育学学科体系，目前的教育史学科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危机。其危机表现是课程危机，但实质是由于其学科的学术危机而引发。热衷于理论而不善于与实际结合；研究者的实证史学功力与运用明显不足；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教育研究一家独大，缺少历史学研究的细致与多样；对分析的教育历史学与教育史概念的混淆等。对实践性的单纯追求不是解决教育史学科危机的根本办法，只有重视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双重属性之一的历史学属性，解决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危机，才有可能解决教育史学科的全面危机。
关键词：教育史学科；学术危机；历史学属性；出路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26-06
基金项目：江苏省博士科研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教育投资绩效研究”，项目编号：0902096C。
收稿日期：2013-10-08
作者简介：朱季康（1979- ），男，江苏扬州人，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扬州，225002。胡金平（1964- ），男，江西南昌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南京，210097。
在中国高校学科体制内，教育史学科隶属于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一是学校中有了中国教育史课程；二是有了专业的教育史学术研究。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规定教育史成为中国师范类学校的必修课程，而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杂志的创刊与随之黄绍箕提出设想、柳诒徵撰成的《中国教育史》乃至1914年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等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当整个教育学科不断蓬勃发展时，教育史学在教育学科体系中反而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教育史学与其他历史学学术研究水平之间也出现了差距。”［1］59所谓的教育史危机成为理论与现实中不争的现实。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内涵究竟是什么？具备历史学与教育学双重属性的教育史究竟该如何突围与前进？笔者拟一阐己见。
学界普遍认为：教育史的危机在课程上的体现为师范类学校的教育史课程的合并与课时的压缩；在学术上表现为研究范式与成果的相对落后。实际上，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成立那天开始，就与危机相伴随，它至今没有建构起独立的学科研究根基，仅依靠课程与教学的强制要求而存在。百年来，虽号称拥有教育学与历史学双重属性这两条腿，但发育极不平衡。依靠课程教学的保障与所谓实践应用性的招牌，教育史学科的教育学属性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与发挥。但历史学属性这条腿既先天不良，又后期无人关爱，成为教育史学科危机的致命病因。其实教育史课程的合并与课时的压缩这些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方面的问题仅仅是让教育史学科危机浮出表面的现实表现，危机的实际内涵是对历史学属性的长期忽视。各种华而不实的范式争鸣掩盖了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危机早已存在，仅仅是今天才更加明显与急迫。
一、偏向与不足
中国教育史学科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偏向与不足。
（一）研究者热衷于理论而不善于与实际结合
百年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工具，但恰恰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对教育理论与方法的执著，使得这些理论与分析方法、工具的引用与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史学学术研究的热门之一，忽视了将理论指导实践研究，将研究分析方法、工具与教育史料、教育生活相结合。这种集中于方法论的研究倾向使得很多研究者，尤其是研究当代教育史者误会研究教育史就是研究教学模式等方法论范畴，而忽视了其他内涵。同时集中于个人思想的研究，忽视历史生态环境影响下的群体性教育思想研究。以最高思想层次代表全体，忽视对历史生态环境范围内的整体教育思维层次的把握。普遍缺少群体性研究意识，只注重对精英人士的研究，无视普通大众的意识层次，造成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层次人为拔高。如学前教育史领域，就普遍以陈鹤琴、张雪门等人的幼教理念作为关注重点，无视其他幼教工作者的普遍水平与贡献。在教育学社会调查范畴，也往往规范不严谨，使得调查结果缺少合法性与证据性。就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看，大量数据的引用与分析缺少合法手续，易引发粗制滥造与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相比较目前的口述史学，其合法性、规范性建设的步伐却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二）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实证史学功力与运用明显不足
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是和师范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定位于教育教学科目而非学术研究领域。每当师范教育发展兴盛时，教育史研究就处于高潮，反之亦是。中国教育史学科主要突出培养师范生的目的要求。这种狭窄的定位影响了其学术功能的发挥。由于不是纯粹的历史学研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成果大多为教材而非学术著作。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学术背景大多为教育学，普遍不具备历史学研究所须掌握的古典知识结构，对史料的收集、考订、分析皆有欠缺，无法将实证史学的先进成果运用于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史料建设也落后于其他史学领域。上世纪出版了《中国教育大事典》、《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等资料书后，则少有大型的教育文献集成问世。直到2003年，第一本中国古代教育文献索引书才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出版。梁启超、舒新城等人所关注的实证史学研究理论及方法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中已很少见到。朱季康胡金平：对当今教育史学科危机及出路的思考
（三）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教育研究一家独大，缺少历史学研究的细致与多样
“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的教育学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出现而产生。从那时起，中国的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西化的简单逻辑来思考和言说中国教育的。”［2］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以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为主要研究范式，在此种思维强势指引下，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一批成果。但由于娴熟此种研究范式，使得研究者以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为主要研究客体，不愿意脱离此范式，去关注教育的种种多样化的现实与史料积累，造成研究成果的重复与肤浅。“当前的教育著作，受‘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忽视人的独特性，使许多精辟的见解淹没于‘大一统’教育思想的洪流中，整个教育失去了多样性。”［3］此外，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多以模仿他国教育史为主要内容，体现一种外生依附式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研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脱节。
研究者的视野也较狭窄，大多就教育史而谈教育史。钱穆曾指出：“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4］中国教育史是对发生在中国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教育现象的一种历史性解读，包含教育本身的历史演变及教育与个人、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变迁。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5］在这一点上，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教育制度研究，“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了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6］存在着割裂时空的研究倾向，对于历史学界普遍流行的总体史观、系统史观、大历史观等视若无睹。不能揭示历史生态与教育制度发展的关联，也就不能很好地解答教育制度的演变路径。尽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有所尝试，但受限于历史学学术背景的不足，像赵宇静《近代幼儿教育社会背景简析》这样的论文仅片鳞只爪。研究的领域相对集中，对于新的研究领域涉足不多，缺乏创新。对矛盾的揭示与分析不足，缺少深度。由于对历史生态缺少认识，研究者大多绕道而行，顾左右而言他。
对分析的教育历史学与教育史概念的混淆也是长期困扰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的问题之一。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一般以教育理论的建构先于教育史实的梳理，缺乏教育史实证基础。而中国教育理论的构建主要是以前苏联凯洛夫（N.A.kAiipob）教育学为基础。“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带有‘凯洛夫’的印痕。……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学只在一种模式下谋求发展，人们只在一种实界里构造着承袭了‘凯洛夫’基因的中国的教育学。”［7］凯洛夫教育学属于学校教育理论范畴，它重思辨轻经验，重理论轻实际，重学校轻社会，重体系的建构而忽视对活动场域的关注，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的影响就是：片面追求“体系”，而先天对教育活动的研究以“被教育学化”和“体系化”为目标。此外，对苏联教育史研究的全盘吸纳，也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依据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观点划分教育史发展阶段，运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理论分析教育现象，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去展现教育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判教育历史和教育家，依据教育学理论范畴和框架去构建教育家的教育思想。”［8］巴克尔（H.T.Buckle）曾指出：“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9］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而非对预设的立场进行评价。以想象中的分析的教育史学来指导教育史学术研究的客观实际，自然谬以千里。
二、研究主体差异与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
研究主体的差异是导致教育史学术危机产生的首因，而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不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正确路径。
（一）教育史学术危机首先在于研究主体的差异
从发生论角度看，西方教育史学科的肇始源于人类对理智的探索，先期的教育史著作都出自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之手。随师范教育扩张，逐渐成为教学科目，进入教育学领域。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的起步也是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刺激与民族意识的感召下开始的。罗振玉、王国维、柳诒徵等具有史学家或史学研究背景的研究者奠定了最早的中国教育史科学学术研究的基础。换句话说，西方与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学术起步并非或主要不是专门教育家的贡献。但这个成长于历史学襁褓的学科却吮吸着教育学乳汁而发育成长。从学科的编制归属，到学科队伍的建设，到学科研究的主观任务，都打上了教育学的烙印。今天，全国教育史硕士点达到了34个，博士点达到了12个，但学生中具备历史学教育背景者寥寥无几。出于对历史学的陌生与回避，我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大多抛弃历史学主体研究模式，直接将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的工作相联系，注重从现实需求出发，思辨性地解决问题。虽然教育史研究不能缺少思辨，其目的也为实践服务，但实证性研究的缺乏反应了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与专业历史工作者学术功力上的差距。上世纪末，马立武指出：“教育史学与其他历史学学术研究水平之间也出现了差距。”［1］59十年过去了，蕉鹿自欺，这个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周洪宇教授曾一针见血地评价今天的教育史研究者：“教育史学研究者及其成果现有的学术水准还不太高、历史学界难以普遍认可”［10］8
（二）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不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正确路径
对教育史学实践价值的错误定位与单纯追求是造成中国教育史学科出现偏差的原因之一。很多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认为，教育学下的教育史与历史学下的教育史具有不同的属性，教育学下的教育史首先要强调的是实践性，并且认为这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出路。任何学科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指导实践，都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学科的价值。但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各自实践的强弱。教育学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门具有实践性的学科，其理论也是一种实用理论［11］。但教育史归属于教育学这个实践性强的学科并非因其学科内在属性的统一，而是在于其学科划分、体制归属的要求。其实，教育史不应单纯以应用学科的面目出现，它的基础学科属性也同样强烈。滕大春援引巴茨（FreemAn 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的言论：“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能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12］
很多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以为教育史学科走出困境的根本处理是关注现实教育问题，以其独有的方法回应现实，以增强其应用的实践性来增加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筹码。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学史学科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近年来，又兴起一股以描述和诠释社会经验现象为特征的叙事研究热潮。实际上这是一种回避根本，误付洪乔的路径方式。如果没有踏实的历史研究基础，就匆忙开展对现实的关注，只是无本之木。中国教育史学科普遍遵循西方的“理论—实践”的认识观，尽管这种认识观与中国历史研究传统的“知—行”观有一定的联系，但由于历史原因，导致教育理论的建构先于史实的梳理，这就造成丰富多彩的教育历史被教育学理论人为限制与僵化分类，其真实性与广泛性都大打折扣，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实践结果也可想而知。
“懂得历史价值的人便会渴望学习历史。”［13］有学者提出教育史具有展现性、思辨性、应用性与人文性四种功能。而教育史学科的应用性功能即实践价值体现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正如学者所说［14］：
外国教育史如何对待“用”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要求一种教育基本理论学科给当前某些具体教育业务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是难以胜任的。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史却能培养人们较为远大的教育眼光和对教育课题的领悟能力，而这种眼光和能力每每能产生人们意识不到的威力。所以教育史对实际工作的效能常常是迂回的，而不是直线进行的，是须经过较长时期才能显明其伟效的。
这种认识也与西方学者的观念一致。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里克曼（W.W.BrickmAn）认为教育史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无知。［15］395舒尔曼（Lee ShulmAn）提出教师促进学生学习所应具备七种知识和能力，其中一种便要求教师应对教育历史有一定的认识。［16］
三、教育史学科双重属性定位的不当
教育史学科的危机与偏向，皆出于对教育史学科双重属性定位的不当取舍所致。
（一）对教育史学科教育学属性的过度偏爱
几乎所有的教育史学科工作者都承认教育史学科是具有教育学与历史学双重属性的学科，但亦是几乎所有的教育史学科工作者都在实际工作中侧重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我们知道，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问题、揭示一般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历史学是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教育史学科以课程要求为基础诞生于中国，其学科建立之初即确定通过教育史的讲授以改造、训练受教者的教育史观与教育学认识的教学目标。但教学目标的强制规范与学术科研的科学严谨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教学的应用主义变相使得教育史学科的课程教学成为简单化的应用史讲堂，背离了教育史本身。同时，教育史课程压缩、课时减少所导致的教育史课程危机的表象，迫使教育史学科工作者更加迫切地需要证明教育史学科的价值，而体现学科价值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指导现实问题的能力。从理论与应用的角度而言，教育学较历史学更具有直观性与可操作性。这也是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们将努力的重点向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转移的主要动因。
（二）对历史学属性的漠视与抛弃成为一种习惯
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教育史学科具有双重学科属性，但从学科属性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将历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属性，而将教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应用属性。“任何对现实的教育认识活动都是以过去的教育作为起点的。”［15］228从这个角度，笔者赞同周洪宇教授提出的“学科性质史学论”［10］5一说。历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属性，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程中，历史学属性也曾受到广泛关注。如在近代，舒新城等人开创的教育史史料学就很好地发扬了教育史学科的历史属性，也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近展奠定了基础。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对教育史学科教育学属性的偏重，历史学属性一直游离于学科边缘。随着教育史学科课程危机的浮现与加重，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对其历史学属性的发扬，已是无暇顾及。一切围绕教学科目运转的教育史学科，难以兼顾教学科目与科学研究两个目标的实现。从教育史课程内容看，以制度化教育为主，无法体现全景教育史实。从课程主导思想看，简单单线观与进步史观统领一切，无法体现教育史的生动丰富与宏观。历史学者与教育学者都是研究教育史的主要力量，但教育史学科竖起金城汤池，教育史学科与历史学科的交流仅是个别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历史学研究者不断进占教育史学科领地，却少见教育史学科研究向历史学学习。教育史学科队伍的单一结构使得研究者未能操刀，而去割锦。“教育史领域忽视对一手资料及考据功夫的把握，古文、外文水平较低，甚至还沿袭过去旧史学中相对陈旧的观点。”［17］教育史学科成果史料引用不规范严谨，结论多有重复，述而不论，理论层次相对低，深度与广度皆较历史学不足。类似于西方国家教育学科与历史学科之间或国际性专业组织“教育史国际常设会议（ISCHE）”这种建立机构与机构间相互联系的制度性渠道，尚无人提议。
（三）教育史学科追求国外理论及社会学理论的偏差
中国的教育史学科需要国外先进理论的指导与提升，也需要在具备历史学与教育学属性的同时，引进其他学科规范与思维，以适应学科发展需要。例如社会学与人类学，“有学者提出突破历史学、教育学的学科界限，从历史学走向社会学，教育史学科才能真正取得长久发展。”［18］“教育学也需要人类学提供新的理论方法，开阔视野。教育学家只有在人类学的帮助下，才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革新传统的教育模式。”［19］但引进不应是盲目的。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文化环境、人文价值观与国外有很多不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理论被引进中国，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由于它是建立在苏联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的结构并不兼容，无法准确对中国本土教育历史及现状进行阐述与解释，拾人牙慧，引发了系列矛盾。再如上世纪末开始盛行于中国学界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这种完全架构在西方社会基础之上，以结构、系统为主要阐释模型的社会科学，并非完全契合中国国情。但我们一律照搬，大量模仿。并完全以西方理论来建构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基础，以致出现了大量无法还原中国教育真实历史与理解中国教育实情的所谓研究成果。在对国外教育史理论大量引进的同时，对传统史学理论却不甚重视。“对本国的教育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和完全脱离本国的教育实际生搬硬套国外的东西。”［20］这种低层次的“拿来主义”一方面误导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范式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增加了学科内部忽视史学研究基础的浮躁风气。
四、教育史学科历史学属性的学术危机是根本
教育史学科的危机自其教育学属性的课程危机而体现，但实质源于历史学属性的学术危机。学术危机造成整个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研究层次相对低下；研究成果相对简单与重复。学术危机的长期潜性存在与不被重视，伯仁由我，使得教育史学科在课程建设上的理论构建和内容阐释成为无源之水，导致课程危机不可逆转的发生。要彻底解决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就必须从其学术危机下手，这就需要我们重新重视教育史学科的那条瘸腿——历史学。历史学也在经历危机，历史学的危机实质与教育史学科有相同表征，也有不同内涵。但在教育史学科学术危机领域，恰恰是历史学最为强势与骄傲的地方。弥补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危机，疾风劲草，历史学是值得信赖的。
（一）历史学研究思维模式的新拓展完全能够适应教育史学科的要求
上世纪上半叶，陈青之在其《中国教育史》中开篇谈道：“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等，属于实际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等，属于理论方面。”［21］这种归纳具有超前意识，但是今天已经远远不能概括教育史的范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入中国，为历史学研究打开了新思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对自身研究思维的否定之否定，历史学科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已经突破了学校教育、制度教育的思维模式，在更开阔的领域展开研究。周洪宇教授提出的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的观念在教育史学科也有体现，但不是主流，而在历史学界，这已是普遍的潮流。
（二）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拓展能保证教育史学科的要求
除了一些功力深厚的学者还在坚持历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外，大部分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认为历史学传统研究方法处于落伍状态，这是错误的观点。王炽昌教授曾经说：“历史的研究法为现世各种科学所普遍采用之方法。”［22］这里所指的历史研究法为传统的实证史学研究方法。19世纪诞生于西方的实证史学思潮在20世纪传入中国，迅速与中国传统史学考据方式相结合，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历史学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实证史学贯穿史实的考据、历史现象的记叙，直至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研究历史本质。在实证史学的影响启发下，中国历史学界开拓了对人类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乃至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具体还包括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校勘学、辨伪与考证、辑佚与注释等。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上世纪下半叶至今，一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心理分析法、计量法、口述记录、结构法、整体史、总体史、“长时段”等研究方法及众多的史学流派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手段。加上社会学理论的介入与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历史学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并非古调不弹的呻吟，完全可以适应当今教育史学科研究目标的实现。
周洪宇教授等提出：“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即转向加强自身学科理论建设，转向研究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转向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也可称之为中国教育史学的‘三大转向’。”［23］此三个转向，我们以为都与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历史属性有关。教育史学科要向走出危机，不能仅思考课程危机的解决，只有从解决其学术危机的根本入手，认真补上历史学属性的缺口，才能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英国历史学家柏里（J.B.Burry）说：“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24］教育史学科应大胆地借鉴当代史学思维与方法论，解决学术危机，在客观上为中国教育史学科搭建一个扎实的研究积累平台，为解决课程危机，为学科的理论构建与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笔者也相信，作为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们有这样的智慧与能力，历经穿杨贯虱，使中国教育史学科早日克服危机，别开生面，走上更加辉煌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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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范文第8篇
[关键词]历史学；科学化；历史解释；科学理性；反思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3196
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而开始的。从德国的兰克学派强调的客观史学到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总体史观，再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计量史学，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自然科学的巨人在史学的领域大行其道，从理论到实践，从认识论再到方法论，属于历史本质的人文精神与道德价值在科学理性的碾压下变得支离破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史学自然科学化倾向再次占据史学市场，在这次引人注目的‘方法热’中，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向自然科学方法汲取灵感的浓烈兴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大出风头，连数理逻辑、科学哲学也备受青睐，充分反映了复苏的现代学术对科学理性的执着追求和急切心情。”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伴着自然科学的脚步蹒跚而行，历史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评判在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史学客观化追求中渐行渐远。翻开世界近代史的画卷，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未消，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便纷至沓来，社会风险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急不可耐地包揽了整个人类社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世界的科学化风险已经足够引起历史学家在精神领域的反思，历史学在科学化的过程中，是史学在科学的背后“邯郸学步”，还是科学在史学的领域大刀阔斧。
1历史概念的渐趋僵化
“现代史学”的基本概念逐渐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发展动力。就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来讲，其基础概念的形成带有很强的主观赋予性，即将某一物质和规律符号化，特定的符号便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并在某一领域中达成一致。这种被创造出的符号化概念，一经形成，在时间上便具有了历时性特征，在空间上则具有了稳定的特点。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的概念采取的是先创造后推广再到认同的模式，从而避免了分歧与争议。
而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其基本概念的形成更接近于归纳法，即对于某一类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规律性总结，在研究领域采取的是先争议讨论再认同、推广的模式。随着历史学者认识水平的发展，经此形成的概念，在时空的持续延伸中，早先被确定的概念意义便带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面临着重新定义与解释的风险。因此，与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相比，历史解释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在纵向上是无法累积的，随着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解释方法的不断涌现，原先的历史概念必须适应历史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或对原来的历史现象重新归纳，或对新兴的历史知识进行囊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特别强调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要在逻辑上从基本经验推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史学科学化的结果便是对新兴知识的接纳程度在与自然科学竞赛的过程中可圈可点，在同化、融合以及归纳总结上却又力不从心，从而导致作为史学基础的历史概念的更新速度大幅度冷却，狭小的历史基础因难以适应日益膨胀的历史知识和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而裹足不前。
2表达方式的逐渐匮乏
文字表达的形式化拉开了史学与社会交流的距离。维科说：“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也就是说历史学始终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在问题研究语言表达上始终绕不开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和不同思想的人物形象。
语言的魅力正在于能蛳晗盖揖准地刻画出风格迥异的人物性格。现代历史学在科学化追求的掩饰下，嗅着客观史学虚无缥缈的气息，开始摒除带有感彩的字词，抛弃无甚作用的装饰性的语句，史学表达的语言之美消失殆尽。另外，专有性名词的大肆泛滥，历史概念的随意堆砌，僵硬的文字之间看似艰涩难懂、字字珠玑，实则反映了历史语言的庸俗化和扁平化，既无法厘清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脉络，又无益于构架起历史学家和读者受众进行精神交流的桥梁，无意间拉开了史学与社会大众的距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现代史学没有深入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史学的科学化在文字表达的层面上刻意追求的客观性。
与之相反的是，高度简化的符号语言和平面化的表达方式是自然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并不是在发展过程中刻意追求的。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学在追随科学化的脚步中将这种简化表达当作防止历史叙述主观随意性的最后防线，弄巧成拙的背后，使得史学的文学功能被剥离殆尽。
傅斯年指出：“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语言和文字作为被普遍使用的交流符号，在简明的自然科学普遍流行的今天，为何同样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却蜷缩在时代的一角同样值得反思。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神圣化的光环，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高，传统史学被从源头截断，阻碍了史学的世俗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开始，20世纪中期，社会大众普遍追求生活温饱；20世纪后期，掀起了发展经济的狂热；21世纪初期，公民发展了对政治的热情。在经历了生存、经济与政治的浪潮的洗礼之后，不难看出教育水平与经济基础普遍提升社会大众的未来期待与发展追求。在时展的洪流之中，作为一门传播知识与传承文化的主流科学的历史学，继续打着科学化的幌子，保持对自然科学的亦步亦趋，其自视甚高与自我隔绝的绝对客观化理想，将会错过深入大众和接触社会的良好机遇。
3科学理性的过度膨胀
在中国传统史学循着科学的脚步向近代史学蜕变的同时，科学理性在众多史学工作者之间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接受史学科学化的第一步便是对科学理性的深度整合。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先人之见的摒弃、研究方法的执着、问题论述的精确、研究结论的影响、国家政策的遵从、研究经费的获取和学术声望的提升等，在科学理性铺就的大道上登堂入室，成为了历史学者的座上宾。事实表明，科学不是一种“技术基督再临人世”，“基于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在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科学理性不断显示其霸主地位的过程，也就是其自身不断否定其原始存在的反叛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理性每迈出一步，其危机的程度就加深一步。”“科学理性的危机，深究其原因是它愈来愈远离人文关怀的必然结果。”
在史学领域，“科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险性的断言，永久的反驳者自身。这种断言首先基于不牢靠的猜想性的假设，完全在概率陈述的框架中活动，它的安全诊断严格地说，甚至不能被实际发生的事故所反驳”。科学理性秉持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一方面为历史学者在对历史问题的探索中构造出一条光明索道；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史学工作者个人意识的发展，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历史叙述中，因为科学理性无论是在社会现象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能建立起确定的因果关系和普遍的规律性，所以严格坚持逻辑的思维和理性的考察成为现代史学的必要原则，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等各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信手拈来，例如计量史学家对“特别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采取视若不见的漠然态度……哪持忠庖迳纤担计量史学正是在对以历史主义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史学的翻盘过程中形成的”，导致以方法论为导向的历史学家在结论中建构其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和科学规律，因此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科学理性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史学科学化过程中的渗透的科学理性的普世性信仰，造成个人主义的严重缺失，完全忽视了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意志、情感、认识等在探寻历史问题中的能动作用，“历史学家不愿让自己的作品毫无价值，不愿完全重复先人的研究或叙述。他要想叙述自己在独特视角下看到的东西，首先必须将自己与他者进行区分，说明其中的差异，这就迫使他在叙述中不得不进行历史评价”。因此，也注定了研究者个人的意识的烙印在历史文本中的普遍性。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活动本身便是历史的一部分，用机械的唯理性论去解释个体亦或群体的运动行为和生活方式，在纯粹客观理想的追求中去理解人类的主观世界，时代的差距便是横亘在科学理性面前的一座大山。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论，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4结论
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科学的过度依赖依然威胁到史学中的道德价值的生存。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两件事要做，这就是发现和解释，通过前者，我们来判断它是否一门科学；通过后者，我们可以判断这门科学的程度如何。二百多年的史学科学化进程，由于自然科学在史学领域大刀阔斧，历史学失去了很多，坚定的道德立场开始动摇，被道德冷漠的寒潮逐渐侵扰，历史学有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危险。陈独秀强调：“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由此可见一斑，在历史学追求历史真相的路途中，追求确定的永恒的真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俨然与历史学的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实践原则相违背。在自然科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全球化的科学风险在生活领域已经出现端倪，既然记录与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工作，那么对科学化的迅猛发展做出必要的人文反思也应成为历史学科学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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