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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文献综述
一、国外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献综述
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73年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分为精英化阶段、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并认识到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会出现教育理念、教育功能、培养目标、教学方式、高校管理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然而,马丁・特罗强调规模扩张带动高等教育发展,即高等教育大众和普及阶段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而来的,而忽视教育质量对教育发展和教育规模扩张的先导性牵引作用。同时,马丁・特罗关注的重点是高等教育的内部,仅在管理层面上对高等教育发展作出的应对之策,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产生于教育系统本身的需要,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迫切需求所致,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Etzkowitz Henry)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教授1995年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模式。指出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学成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也成为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区域内的大学成为与政府和产业同等重要的一个板块,并强调大学、企业、政府三个机构在保留自己原有身份和作用的同时亦为其它两个机构提供活力张力,三者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持续的创新流,共同发展。三螺旋模式揭示知识经济时代,开放性应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高等教育应该放眼校外,走向市场,在和本地区产业界、政府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实现三方共赢。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本世纪初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研究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明显的模式,分析导致这些趋势的原因,指出未来大学的可能发展方向,并针对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如自与责任、教学和科研地位、规模扩张等问题进行研究。其认为,尽管大学在许多基本方式上它们的机构模式和准则都具有某种一致性,但由于其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具体的现实环境之中,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也丰富多样,同时,高等教育模式也在发展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这对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快捷高效地由精英阶段向大众阶段转型很有借鉴意义。
二、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奠基人潘懋元先生在60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学说。提出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外部规律就是高等教育在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约的同时为其发展服务;内部规律就是高等教育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高等教育既要遵循外部规律,又要遵循内部规律。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以是否培养了全面发展的人、是否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作为最终评判标准。实践中,潘先生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倡导教学改革,认为只有教学改革才能建立高等教育持续创新的有效机制,高等教育只有本身的持续创新,才能培养大批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潘先生的学说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对教育规律宏观体系最深刻、最全面,也是最好的概括。
此外,自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后,社会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要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社会也成为高校的主要功能之一。教育管理学教授吴岩2010年在《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理论》文中勾勒了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理论框架,指出大学集群存在着集聚溢出效应,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应当与本地区主体功能战略发展相协调。地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将勾勒出本地区优化发展、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类型的经济开发区,不同的区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特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决定着本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开发区内,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也就存在着先导发展、伴生发展和跟随发展等不同的关系。
在优化发展区特别是高等教育优质资源集聚的地区,应坚持高等教育先导发展战略,发挥高等教育在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的核心功能,引导和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在国家重点开发主体功能区或者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结构的区域,高等教育应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结构要与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规模、结构相适应。
在国家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如生态涵养区)其主要功能在于保护和维持生态环境,其经济的不发展或限制性发展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些区域的高等教育为跟随发展,其更多地定位于服务生态环境的保护,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因地制宜,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如何统筹安排中原地区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优先次序与建设领域,实现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一体化发展,避免区域间的封闭发展、重复发展、恶性竞争发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集聚――溢出效应。
三、研究趋势和选题依据
根据潘懋元先生提出的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既要遵循外部规律,又要遵循内部规律。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自身正处于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们为遵循高等教育内部规律所必须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根据“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模式,区域高等教育应该在和本地区产业界、政府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实现三方共赢;同时根据吴岩勾勒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理论框架,必须统筹安排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先次序与建设领域,实现区域内各高校分工合作、互利共赢,发挥高等教育的集聚溢出效应,而“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将进入新阶段,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如何更好地为区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是我们为遵循高等教育外部规律所必须研究的问题。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原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如何转变,如何统筹规划,优化布局,调整结构,实现有次序分领域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区域高等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服务的功能,为中部崛起提供高质量人才,这些问题正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也是本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2012]-JKGHAC-0145)建设中原经济区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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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高等教育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标向, 提出了高等教育伦理的概念, 本文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出发, 了解教育伦理对个人和社会道德价值观树立的重要功能, 思考高等教育道德伦理精神缺失。
当前, 人们对于高等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 也更加关心其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了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回顾了过去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成就, 提出了现在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探讨了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走向, 并发表了《高等教育宣言》。为了准备这次世纪末的大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关于改变和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论文, 并在五个地区举行了磋商会议, 综合考虑各个地区情况, 汇集成了这篇《高等教育宣言》。可以说《高等教育宣言》是世界各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指向, 它是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展望和预期。宣言第二条的标题提到非常有趣的一个词——伦理, 通常很少有人把伦理角色与高等教育做过多的深刻联系, 但在宣言中, 伦理作为除高等教育使命之外的第二条提了出来, 可见其重要性。本文试图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出发, 对高等教育伦理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分析, 理清含义, 了解其背后的深意。
一、概念界定
关于高等教育伦理, 通过翻阅词典以及相关的教育书籍, 暂未找到一个明确的定义, 因此要探讨其含义, 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伦理。伦理一词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 传统意义理解上的伦理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
1. 人伦的原理, 为人的原理。《说文解字》曰: “理,治玉也。” 说明只有遵循事物的内在的原理和内在的规律,才能把玉石造成玉, “治” 的过程也是探索其内在原理和内在规律的过程。当“理” 与“伦” 合成“伦理” 的时候,就是指人伦的原理, 为人的原理。
2. 事物的条理, 道理, 准则。《礼记乐记》中提到“凡音者, 生于人心者也; 乐者, 通伦理者也。” 郑玄注:“伦, 犹类也。理, 分也。” 郑瑗在《井观琐言》卷一中写道: “马迁才豪, 故叙事无伦理, 又杂以俚语, 不可为训。”苏轼的《论给田募役状》提到“每路一州, 先次推行, 令一州中略成伦理。一州既成伦理, 一路便可推行。”[1%]
3.何智炫在其《伦理与道德的辨证探讨》中将伦理定义为处于道德底线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于性、爱以及普遍自然法则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不便明文规定, 而是约定俗成的, 并且随着道德标准的普遍上升而呈上升趋势。
可见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高等教育伦理就是教育者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活动中, 调整教育人伦关系所要遵循的客观道德法则, 并在这一客观法则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使客观道德法则主观化, 提高道德修养水平, 使其具有个体关怀性和社会关联性。
二、高等教育伦理的功能
《高等教育宣言》中涉及伦理一词的内容并不多, 但高等教育作为有目的的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 它面临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双重制约关系。高等教育作为联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中介, 既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本质联系, 又与人的发展有着必然的本质联系。这两个方面的本质联系, 便构成了高等教育活动的客观依据。因此, 高等教育活动既受社会发展的制约, 又受人的发展制约。高等教育伦理就是通过教育活动尽可能使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达成统一, 促进双方面的发展。
(一) 高等教育伦理的个体功能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活动。作为对一定社会高等教育活动关系的伦理化反映, 高等教育伦理也就是调节人们之间高等教育活动关系的一种道德行为规范, 通过设定一定的善恶标准, 规定着人们在高等教育活动中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高等教育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教育活动关系的行为规范, 与一般的教育活动规范不同, 它是一种善恶规范,是一种价值取向, 它以善恶为尺度去规定人们哪些行为是应当做的, 哪些行为是不应当做的, 引导和约束人们教育行为应以“善” 为价值取向, 从而保障教育活动有序进行,以实现受教育主体的全面发展, 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作为一种内在的善恶规范, 高等教育伦理对人们教育行为的调节是非强制性的。它不像法律那样, 通过一种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是通过社会舆论、引导、自省、自悟等方式来唤起人们内在的道德良知, 促使人们自觉地去调节教育活动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在进行高等教育活动之前, 对于把受教育者要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观念上有了某种预期的结果或理想的形象, 并据此组织教育活动, 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发生预期变化, 形成他们的个性, 成为真正的人。
高等教育伦理体现着主体行为的精神态度, 是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把握教育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高等教育伦理是主体选择的一种价值意识, 引导着其对现实高等教育活动的价值选择, 促进人格完善和发展。这种主体精神态度, 如勤奋、敬业、进取、奉献等, 不是基于一种利益原则, 而是主体对自己意志、品德和行为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要求, 对促进高等教育活动高效和优化的一种自觉意识。高等教育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要求主体发挥其精神态度, 促进个体的发展。
(二) 高等教育伦理的社会功能
高等教育活动是社会活动一个方面, 高等教育领域是社会整体系统的一个特殊领域, 与之相适应, 高等教育伦理也是社会伦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 高等教育伦理与一般的社会伦理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高等教育伦理是社会伦理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表现。同时, 高等教育伦理又不是一般社会伦理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简单推广,不能把一般的社会伦理规范照搬到高等教育活动中来。高等教育伦理主要是依据一定社会的高等教育活动过程, 反映着高等教育活动对社会的功能, 以及高等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伦理在对象和内容上包容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和方面, 其中主要是高等教育通过人对社会的间接导向。我们知道, 道德要求有着不同的层次, 一般可分为可容性道德要求和善的道德要求两个层次。可容性道德要求是对社会全体成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即社会公德, 这种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不违规、不损人; 善的道德要求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它是在可容性道德要求的基础上, 进一步要求社会中的优秀成员要有一种利人之心,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以天下为己任。高等教育伦理的基本功能是培养人, 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精英。通过培养人才为社会生产服务、为经济服务、为政治服务、为文化服务等等,高等教育伦理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人才的培养上, 通过培养人去实现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即社会价值, 体现为一种社会功能。高等教育伦理的主要社会功能和价值其实并不在经济上, 大多场合侧重于文化和政治上, 或者说其是超经济的。同时, 教育伦理作为教育活动中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精神,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就是要优化教育发展, 通过教育提高人的培养质量和规格, 进而提高社会的整体层次。从一定上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价值, 不仅对社会的政治发展起着特殊作用, 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而且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也起着特殊的作用,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三、思考与小结
《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发表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高校大规模扩招, 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分散, 质量下降, 毕业生就业困难等等。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人们把目光放在如何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之上, 忽略了高等教育的本质价值, 更加忽略了高等教育伦理价值。高等教育伦理作为高等教育活动关系的伦理化反映, 在道德伦理精神缺失的当代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O].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3): 48.
[2] 王正平. 教育伦理学——理论与实践[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31.
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系统化管理;负反馈控制
成人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国民经济各行业人才的重要使命。当前我国经济正步入十二五规划的转型时期,产业升级导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成人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笔者认为提升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水平,不但涉及到了教育管理体制问题,还涉及到教育服务机构内部的运作效率问题。这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另一种全新的视野来探索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进路。
一、当前成人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的挑战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服务对象、服务需求也在发生变化。首先从教育服务需求来看,随着国家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的实施,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也纷纷制定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培养战略,并将人才培养工作落实到高等教育服务机构。作为高等教育服务部门该如何调整自身专业课程设置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呢,这是当前成人高等教育部门所要面临的一个战略发展问题。此外,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意识到进入大学进修是提升知识文化水平、获得就业和个人职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这个庞大的求学群体中,不仅有企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还有下岗再就业的工人和高考落榜的考生等。针对这些来自不同领域、有不同需求背景的学生群体,成人高等教育服务部门该如何有效的因材施教呢,这也是提升成人高等教育质量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当前成人高等教育办学形式也开始出现多元化,如函授教育、电大教育、网络教育和合作办学教育等形式。然而,这种多元化办学形式往往也带来一定的教育质量隐患。例如,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由于追求办学规模效益而忽视教学监管和教学资源的配置,最终导致教学质量下滑的现象。这些现象折射出当前部分地区成人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内部还缺乏系统化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当前部分成人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内部管理还停留在部门利益和职能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这种部门利益条块分割现象导致了提供教育服务的各部门和岗位并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协同作用的整体系统来运作,而是处于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运作模式,这极大地削弱了教育资源的整体绩效,限制了教育质量管理的全面提升。成人高等教育应如何面对上述这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问题和挑战呢?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引入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是考察和探索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进路。
二、系统思想方法的介绍
系统论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初期生物学领域。1945年美籍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发表的《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标志着系统科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冯·贝塔朗菲认为人类所生存的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要素所构成,他用“系统”一词来表征由这些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的整体。围绕着对系统复杂性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系统科学领域产生了关于系统的三组基本概念,它们是突现与层级、通讯与控制、自组织与适应性进化等。突现与层级的概念揭示了系统是一个有组织的等级体,它的复杂性在于它的每一层级都比它下一层级复杂,每一层级具有它的下一层级所不具有的突现特征,这是一种不可还原的过程。[1]这种突现过程产生了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殊现象。系统的这种突现过程与系统的层级结构紧密相联。美国经济学家、系统学家西蒙(H.A.Simon)指出系统的这种层级结构是保证系统有序稳定状态的必要条件。[2]通讯与控制功能则是系统保持稳定层级结构的一个必要条件。冯·贝塔朗菲(1968)指出开放系统之所以能够在与外部环境发生交换同时其本身又能保持稳定和有序状态,是因为开放系统内存在一个对组织结构具有反馈功能的控制模型,信息以负熵的形式进入系统,反馈系统通过对信息进行“学习”,反馈机制发生相应的作用,使系统走向高级的组织状态。[3]在负反馈控制当中,通讯的作用表现在信息贯穿于系统元素和层级当中,信息指令由控制主体发出给受控对象,经历了输入、处理、输出和反馈等活动,最终回到控制主体。控制主体通过比较预期目标和反馈结果找出偏差,并下达新的调整指令信息,如此反复直到反馈的结果符合预期目标。近代生物学研究表明,生命系统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时刻与它的外部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这又形成了系统的自组织和进化的概念。它表明一个开放式系统在环境影响下具有自组织和进化功能,它能自发产生有序功能结构去适应环境和影响环境。
系统科学不但在认识论层面给人类带来全新的思维模式,在方法论层面也给人类带来了改善现实世界问题有效手段。冯·贝塔朗菲认为系统科学通过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手段去挖掘各学科领域内系统的演变规律并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知识”。这种“公共知识”使人们可把一个成熟领域中的特定理论通过同构关系移植运用于另一个不成熟的领域,这样便可消除不同领域中理论探索的重复工作,进而促进人类科学的统一和进步。[4]可见,系统科学是一门横断性、综合性的交叉科学。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此评价指出:系统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平行的一类新兴学科,它是连接各学科的一座桥梁。作为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科学的思想理论能为我们提升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下面将进一步从系统科学的视野加以考察。
[论文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扩散与转移逐渐加快,为此如何合理配置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就成为目前社会和教育界一个重要问题。而在区域内行政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又具有什么关系?为此,本文从区域行政的角度来探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扩散与转移,触发我们研究出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即对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对应的区域内政府间关系的建设与调整。因此,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
一、区域经济、区域行政与高等教育资源的扩散与转移
刘君德教授通过对中国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1]。他指出,中国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对经济进行了不合理的干预,使得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在内外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这种政府行为极易演变成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从而导致“行政区经济”的区域经济运行状态[2]。总之中国的区域经济更多地表现为各地方之间相互分割与竞争的地方保护主义。
中国区域行政的研究虽是作为一门新学科而诞生,但归根到底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区域行政管理就是源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政府管理活动,是在区域经济的自然发展冲动不断被民族国家或行政区划的法定边界限制、被政府干预行为挫伤的背景下,政府间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要求而进行的合理化的关系构建与行为调整。
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教育资源配置并不合理,一些中心城市聚集了数量较多的大学,而周边地区或者说区域内对于高等教育资源来说是稀缺的,这就直接带来了经济和居民素质的差异,并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行成不良影响[3]。这限制了其享受高等教育资源的路径,为此迫切希望高等教育资源能辐射本地,基于此,它们纷纷通过各种手段接近高等学校,并提出分享高等教育资源,而高等教育资源本身具有扩散和转移的特点,特别是向区域内扩散和转移。随着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内合理配置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教育资源扩散、转移与共享,在区域内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二、区域政府组织的教育资源配置职能
目前我国区域通常与一定行政区划相联系,各行政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活动都必须接受上一级行政区域组织的领导,在不违背上一级行政区域组织的原则下制订本区域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教育发展规划,其具体职能如下:
首先,国家主导,政府推动协调功能。由国家主导、政府推动制定的区域教育发展规划,首先表现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法律、政策、经济等各种手段,对教育实行宏观调控,使教育资源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实现均衡配置。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需要通过政府推动来实现区域教育协调发展,还必须逐渐通过区域内各教育主体的互动和市场机制共同实现规划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教育职能也将从主导和推动,转向进行宏观调控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上,对区域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协调,引导区域内教育资源合理配置。
其次,区域行政主体的互动功能。由于区域教育拥有多个行为主体(行政主体),教育规划也必然是主体多元化,各主体为了自身利益必将出现分歧和冲突,导致在政策、措施和实施步骤等方面难以达成共识。由谁来组织制订规划,如何保障规划的实施,如何协调规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等[4]。为此就需要区域行政主体的互动协商来达成共识,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推进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合作互利的方式共享人力资源,发挥不同的优势培养各类人才,谋求区域教育和经济的顺利发展[5]。
再次,发挥市场和政府的联动功能。在行政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是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应该是一个安排者,至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承包、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或社会机构来完成[6]。但在教育领域,作为公共物品的教育,通过市场选择提供给社会和公众时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要依赖政府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才能最终得以解决[7]。基于这种理论的影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规划的总体教育发展目标以及教育发展战略,实行宏观调控,影响教育市场活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则引导教育的系科和专业设置,带动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从而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区域行政的高等教育资源职能重构
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扩散和转移,高等教育资源突破了行政区划界限,这给区域行政在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上提出了新问题,如何合理配置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就成为区域行政理性化的重要标尺。
首先,引入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全面推进,我国教育领域也开始利用市场机制来增加教育供给,这一过程首先是从非正规教育培训开始,然后逐步向正规学校推进的[8]。实践证明,引入市场机制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既解决了高等教育资源资源短缺,又能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推进制度创新,消除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增加了教育资源总量,改善教育系统的整体活力[9]。因此,为了使高等教育资源更加合理配置,需要引入市场机制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
其次,消除区域行政教育体制障碍。长期以来,不同区域在追求各自目标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利益矛盾或教育冲突。比如,区域间争夺经费、师资和生源;区域间禁止学术交流、限制教师外流、封锁业务等等[10]。区域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短缺还带来了各种弊端,因此,区域教育规划必须为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创造条件,使各类教育事业规划服从区域经济发展大局[11]。要努力消除区域教育的体制障碍,破除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形成灵活的运行机制。首先是要消除各个教育行政区域内部的行政性市场壁垒,促进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的有序流动,同时也是适应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的需要,必将全面推行义务教育的“居住地责任原则”,从而有力促进区域内部的教育均衡化发展[12]。
再次,分类管理。教育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本身并不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属于公共物品,需要政府的积极进入[1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教育工作的正常运行,可从社会团体、学生家庭及其他可能的渠道筹集部分经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是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专业和学校上去[14]。因此对高等教育资源要进行分类管理,通过宏观调控给予那些在学业上达到标准却无力支付学费的优秀学生享有平等的学习机会,促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合理。
最后,建立评估制度。对于区域行政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是否合理的评价,就需要建立一套监督与评估体系。监督与评估的组织须要由区域内各行政主体共同协商成立组织来执行,并与区域行政决策、执行的组织脱离关系,以保证客观和公正[15]。应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及专家,在已经开展的学科评估和专业评估的基础上,制定综合评估办法和综合评估的指标体系,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进行综合评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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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管理的概述
1.科学管理的基本假设
科学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它以以下几个假设为前提:
(1)当时,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如果能通过科学管理将社会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则劳资双方都会得到利益,这些矛盾就可以解决。
(2)对工人,其基本假定,即人是“经济人”。人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货币收入,或者说只要能使人得到经济利益,他愿意配合管理者挖掘出他自身最大的潜能。
(3)单个人是可以取得最大效益的,集体的行为反而导致效率下降。科学管理是使单个人提高效率的有效办法。[1]
泰勒科学管理试验及其理论是建立在这三个前提假设基础之上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但这三个前提假设并不全面和科学,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补充和完善。
2.科学管理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科学管理的基本假设及作业研究和时间研究两个基本原理,以及科学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任务,科学管理理论的内容可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管理哲学、作业管理和组织管理。
(1)管理哲学。科学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它是以管理哲学为指导的,管理哲学是管理中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从思维和存在的角度对管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作的哲学概括。而科学管理正是在管理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管理进行了归纳和变革。泰勒指出:“从实质上讲,‘科学管理’是人和公司或产业中工人方面的一种切实的精神革命——是这些工人在对待他们的工作职责、对待他们的同事、对待他们的雇主方面的一种彻底的思想革命。他同样也是管理当局(工长、监工、企业主)方面的人的一种精神革命——是他们对待职责、对待同事、对待工人、对待所有日常问题方面的一种彻底的精神革命。如果没有这两种彻底的精神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3]
(2)作业管理。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是科学管理的基本出发点之一。首先,泰勒通过试验和研究,对工人的工时和动作进行研究,从而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工人的“合理的日工作量”。其次,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挑选“第一流的工人”。泰勒认为,人具有不同的天赋和才能,只有工作对他合适,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工人。企业管理者的责任就在于为雇员找到最合适的工作,同时,运用培训工人的科学方法,最大程度地挖掘他们的最大潜力。在制定了恰当的工作定额,并挑选了“第一流的工人”后,还应当实行标准化原理,即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
(3)组织管理。泰勒把计划职能与管理职能分开,改变了凭经验工作的方法,代之以科学的工作方法,以确保管理任务的完成。计划职能归管理当局,并设立专门的计划部门来承担,计划部门从事全部的计划工作并对工人指令和命令;工人和工头从事执行职能,按照计划部门制定的操作方法,使用规定的标准工具,从事实际操作。
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所谓例外原则就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把一般的日常事务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而自己只保留对例外事务(即重要事项)的决策和监督权,如有关企业重大政策的决定和重要人事的任免等。[1]
二、高等教育管理的特点
高等学校相对于其他组织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主要是由高等教育的目标、要素、活动、结构与功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即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规律决定了高等教育管理的特点。高等教育管理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管理目标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是根据高等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来制定的,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也应该以高等教育的规律为指导,而不能采用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原则或原理。高等教育管理是以更好地培养人才并且着眼于提高人才质量为根本目标的管理活动,它不能、也无法只追求经济效益,更不能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应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2.高等教育管理要素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管理包括管理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即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主导性成员——教师和高等教育的主体性成员——学生。高等教育管理要符合他们的劳动特点和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系统组成人员的特殊性,管理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管理现象——自我
管理。自我管理是管理中存在的一种普遍想象,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自我管理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人都是具有高层次文化水平的人,因此具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他们的心理特征也表明,在管理过程中有必要让其发挥自己的自我组织管理的能力。 3.高等教育管理活动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管理要协调学术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矛盾。学术目标体现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性质和本质功能,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一定要以学术目标为主导目标,与高校的学术目标一致。
鉴于高校师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管理师生的过程中,民主性比其他任何系统的管理显得更加重要,教学民主、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管理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健全民主管理制度,首先要求管理思想民主化,尊重教职工的智慧与才干,在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次,建立健全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各个学校成员的作用;第三,积极创造多种形式的、生动活泼的、简便易行的、有利于广大师生员工参与管理的民主运行模式。
4.高等教育管理功能的特殊性
与一般管理一样,高等教育管理具有两个基本的目标功能:管理的“维系”功能和管理的“结合”功能或“放大”功能。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与其他社会系统有所不同,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的主要是精神产品。因此,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上述两个功能都有特殊的表现:首先高等学校的管理对“凝聚力工程”提出了更高也更难的要求。更高体现在高校的师生对于人际关系交往比较看重,在人的需求层次中,教师对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这就要求注重人本管理,提高师生员工的向心力;其次,高等教育系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系统,通过各成员、各要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系统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效果”。[2]
三、科学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的评价
1.科学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高效率的教育管理的配合,否则无法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而高效率的教育管理实践又需要管理理论的指导。科学管理是一次管理思想上的大综合,是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又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管理思想体系。因此,科学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理论,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理论支撑,为高等教育管理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为人才培养服务,最终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2)科学理念。科学管理通过对时间、动作、工作的研究,第一次使管理由经验上升到科学,第一次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方法应用于管理,使管理从此成为一门科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尊重科学、运用科学的理念亦是高等教育管理非常重要的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管理顺利进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高等教育培养出高质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其次,大学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以追求学术目标为重的组织,因此高等教育的各项活动都应该尊重科学、运用科学,各项决策都应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高等教育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高等教育活动也应运用科学方法,通过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决策,科学地解决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教师激励。根据“经济人”假设的原理,科学管理为最大限度挖掘工人的潜能和提高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张对工人实行激励性的报酬制度。对员工进行激励在管理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理念,包括经济激励和精神激励,其能够有效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教师激励是教师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关系到教师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积极性,更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与否。没有良好的教学质量也就无从谈起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因为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但根据教师劳动的特点和其作为具有高层次文化水平的群体,精神激励比经济激励更为重要,教师对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教师激励应符合教师需要的特点,遵循教师激励的公平性原则、社会性原则、闭合性原则及支持性原则等一些基本原则,可采取目标激励、竞争激励、情感激励、榜样激励和考评激励等多种激励方式,促进教师的良好发展。
(4)组织理论。科学管理主张把计划职能与管理职能分开,实行职能工长制和例外原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管理理论,大学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同样需要这些组织理论的指导,因此,科学管理中的组织理论对高等教育管理活动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大学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复杂性,大学组织的成员复杂、结构复杂,大学组织的权力结构也较为复杂,同时,大学的职能又具有多样性。因此高等教育管理需要把计划职能与管理职能分开,各部门分工合作,如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有其存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2.科学管理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缺陷
(1)“经济人假设”。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假设前提就是“经济人”。认为人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即如何实现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与后来的行为管理学派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相比,科学管理中对人及人性的理解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过多侧重于从理性的、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人、管理人,忽略对人的非理性层面、人的自由发展的全面认识,使得泰勒本人尽管在其着作中和生活中对科学管理做过许多辩解,但总给人们一种冷酷无情、缺乏人性的印象。[4]人性是复杂的,同时也会根据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高等教育管理的对象——教师和学生,比起一般的普通工人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精神层面的尊重和自我实现,比较看重人际关系的交往。因此,科学管理的“经济人”假设不符合高校师生的特殊需要,高等教育管理也就不能照搬科学管理的一些相关原则和原理,而应根据高校师生的特殊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才能完成预期的管理任务。
(2)效率至上观。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谋求最高的工作效率。科学管理诞生于经济管理领域,企业讲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但高等教育管理是以更好地培养人才并且着眼于调高人才的质量为根本目的管理活动,它不能、也无法只追求经济效益,更不能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同时,教育又具有周期性长的特点,
一、何谓高等教育强国
把发展高等教育强国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伟目标,不仅是由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决定的,也是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客观要求。而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弄清楚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从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来看,人们对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只是就高等教育强国的某些特征或者某些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笔者将在综述其他学者对高等教育强国内涵和本质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学飞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强国的概念界定非常重要。高等教育强国是历史的概念,概念如果不清楚,那么下面研究起来可能都是模糊的。高等教育强国的概念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出现。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高等教育强国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关系,国际开放、国际交流和高等教育强国有什么关系等都必须研究清楚[1]。
中国矿业大学高教所所长丁三青认为,所谓高等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质量都处于世界前列,具有良性的结构,对国家的各项事业起着重大的作用,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专业,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的人才[2]。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认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表现在:第一,应该拥有较大的高等教育规模,较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第二,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良性结构。第三,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应该居于世界领先行列。第四,要有一批高水平大学跻身世界优秀大学的群体。第五,要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蔡克勇根据发达国家在建设工业强国、经济强国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把高等教育强国界定为:所谓高等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提供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够基本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在经济、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谓“基本”主要是指对外国技术的依存度在20%以下[4]。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柴旭东在论文中具体论述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大学的战略选择。他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包括八项考查指标: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的比例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大学入学率;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等教育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贡献率;高等教育对社会文化观念的引领作用;中国大学对外国学生的吸引程度;先进的具有引导作用的大学教育理念;民主、开放、鼓励创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5]。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永贵认为,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强国”是研究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前提,它的内涵应当从两方面理解:第一,高等教育强国的决策,是我国高教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第二,培养更多更高质量的人才是高等教育强国主旨所在。在信息时代,高等教育各类组织共享资源、共谋发展、共赢未来,以信息技术带动高等教育发展,是创造适应21世纪时代要求的中国高等教育强国之道的战略选择[6]。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索凯峰在论文中提到:高等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提供的科技成果和社会服务,能够基本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在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是一个多样性、多层次、多类型的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地方高校对解决高校布局结构、强化高等教育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高等教育地方化、区域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6]。
通过列举其他学者对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对高等教育强国内涵的界定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从保证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条件入手;二是从高等教育本身或直接产出入手;三是从高等教育的外部功能即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入手。有的学者则是从这三个方面综合入手考虑,正如“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重大研究项目课题组指出的那样,人们对高等教育强国的本质与特征的解读都与高等教育的实力或贡献密切相关,即认为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评价指标是系统而多元的,可以从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普及程度、整体质量、开放程度、体制和制度、办学思想和观念,高等教育的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性以及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等综合指标去理解和判定。这是一种非常客观的看法。强大的高等教育不但蕴涵着深刻的数量关系和质量内涵,而且渗透着结构优化和功能耦合的深意。因此,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的研究既要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又要不断扩大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7]。应该说,上述论述为我们弄清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和本质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笔者也赞同以综合标准来考量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但是,只从字面上来看,高等教育强国这个概念是很明确的,意指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要强,处于世界前列。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还是模糊的。笔者倒是认为,把对什么是高等教育强国的追问转化为高等教育强国应该表现为什么样子,或如何判定是否高等教育强国,即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准问题可能更为根本。
二、如何判定是否高等教育强国
如何判定是否高等教育强国的问题其实也就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准问题。如果有一个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来和这个标准比较,从而得出我国是否是高等教育强国及其差距。问题是,世界上并没有这么一个公认的标准可以拿来比较,国外并没有或很少提到高等教育强国这个概念。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说到底是要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才有意义,这就决定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把我国放在国际大舞台上进行比较[5],与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比较,才能得出较为满意并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
那么,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应该依据什么来建立呢?由于高等教育强国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得出的,因此,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要具有民族性,还必须要具有普世性,遵循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特征。一般来说,现代高等教育有三项基本功能: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的功能、科研功能和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功能。笔者认为,要着眼于这三个方面来构建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如果这三项功能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并且在所培养的人才、产出的科学技术文化、在为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达到了强国的地位。遵循着可比性、简易性、层次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等原则,笔者拟从保障性指标、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三个维度来构建我国的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
1.保障性指标,用于衡量保障高等教育功能实现的那些输入变量,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和民主、开放、鼓励创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2.过程性指标,指主要发生在高等教育机构之内或与高等教育直接产出有关的那些指标,主要包括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的比例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大学入学率、先进的具有引导作用的大学教育理念、学术研究与技术发明、有影响力的教师、培养的学生数量与质量、高校的层次与类别结构、高校的区域布局、专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契合指数。
3.结果性指标,对内主要用于衡量高等教育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贡献程度,对外衡量本国的高等教育对外国的吸引力,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等教育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贡献率、高等教育对社会文化观念的引领作用、留学生教育发展状况等等。
具体的指标体系见表1。表1中所列只是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指标体系,实际上,这个指标体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其中有些指标需要进一步完善,有些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下边将以留学生教育状况为例来说明我国与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
三、从留学生教育看我国距离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
目前,我国与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是多方面的,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高校的绝对数量不少,但缺少世界性一流大学;教育经费增长迅速但总量不足;师资力量学历结构、师生比均不足;科学研究发展迅速但经费人员紧张;高校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少,但原创性研究成果较少,能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就更少了;对经济的贡献率也不高。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我国与美国等高等教育强国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如何找出差距,迎头赶上,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下边仅就留学生教育状况来看我国与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
目前,学界对教育国际化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看成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各个国家之间互相派遣和接收留学生又是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同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比如,当一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另一国存在差距时,国际交流对这个国家来说就意味着更多地向外派出留学生,而对另一国来说,则意味着更多地接收留学生。近三十年来,不管是从接收还是外派留学生情况来看,我国留学生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接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工作还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明显的差距。
1.数量差距。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出国留学人员增长速度非常快,已经由1978年的860人上升到2007年的144000人,30年间增长了160多倍,根据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在国外读大学的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大学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总体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再从国外来华留学生人数来看,2002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为54754人,2007年上升到66509人,6年间上升了21%,高于同期我国出国留学人员15%的增长幅度(2002年为125179人,2007年为144000人)。这也说明了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出国留学人员与国外来华留学生的绝对数量来看,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要远远多于国外来华留学生人数,以2007年数据为例,出国留学人数为144000人,国外来华留学生数为66509人,出国留学人数是国外来华留学生人数的2.17倍,这与许多高等教育发达且教育国际化程度高的国家相比正好相反①。以美国为例,2006~2007学年美国高等学校留学生的数量增加了3%,总数达到58.2984万人[8]。而在上一学年度,美国学生赴海外留学人数增加8%,人数达20.6万人[9]。美国接收的外籍留学生是赴海外留学人数的2.83倍,与我国正好相反。
但是,从留学生教育来看,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准,主要不应看派出的留学生数量,而更要看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因为这反映了一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与认可度,另外一些数据可能更能说明问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统计,中国年均接收留学生数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比例不到1%,远低于美国的28.3%、英国的12.3%,德国的10%、法国的8.2%[10]。2000年底,全球留学生总数160多万人,同年接收外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已经超过50万人,来华留学生仅有5.2万人,中美外国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之比分别为31.88%和3.25%[11]。可见,来华留学生在数量上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原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标准是“留学生占学生总数不低于20%”。按照这一标准,我国招收留学生的数量就太少了,即使按照在校生的5%计算,2006年,我国研究生与普通本专科生1849.3万人,留学生应达92.47万人,而在我国的留学生为16.2695万人,差距仍然很大。
2.层次差距。在培养外国留学生的层次上,发达国家已发展到以研究生为主,本科生、进修生为辅。而我国来华留学生则仍以非学历生为主,虽然本科生与研究生层次的比例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来华留学生仍以接收语言进修生为主,培养层次偏低。从2000年到2006年的7年间,中国共接收了207350名学历生和484839名非学历生,其中非学历生占总数的70.04%,且大多学习汉语类专业,汉语专业留学生占全部留学生总数的65.82%[12]。
再以2005年的数据为例,2005年到中国留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共44851名,占总数的31.79%,比2004年增加了41.86%。高级进修生、普通进修生、短期留学生共96236名,占总数的25从留学生教育看我国离高等教育强国有多远68.21%,比2004年增加了21.47%[13]。据有人统计,21世纪以来,中国接收学历生人数的增长明显快于非学历生人数的增长,学历生与非学历生人数之比由2000年的1∶2.81上升到2006年的1∶1.97。但同时,硕士生和博士生等高层次留学生所占的比重始终较小,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2]。以中国两所研究型大学为例,2005年秋季学期,清华大学在校留学生有1761人,国际学生占全体学生的比例为6.5%。其中非学历生801人,本科生685人,硕士生191人,博士生84人(研究生共275人)[14]。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仅占清华大学在校留学生总数的15.61%。再以北京大学为例,2007年,北京大学在校留学生有2408人,其中研究生留学生数量不到300人,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占北京大学在校留学生总数的比例也不到13%。
关键词:区域经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124-02
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使得高等教育必须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人才来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不同的经济环境也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形成二者“双赢”局面的必要保障,这也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1]。实际上,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而能否以理论研究为指导,正确处理好此二者的关系对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发挥着战略性的作用,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相关的理论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发展高等教育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高等教育以培养专业人才为主要目标,在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外,研究此两者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主要有:三螺旋理论,即将市场视为联系企业、学校和政府的螺旋型力量;区域竞争力理论,即在一个大的区域之内的,属于地区性的并具有一定吸引力和竞争力的资源;非均衡增长理论,即由于历史发展、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往往会通过某个区域经济增长能力强,然后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区域的现象;新经济增长理论,即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技术的发展,揭示了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后发优势理论,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和知识创新,帮助提高区域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从而达到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水平,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2]。这些理论表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区域经济和在此背景下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联动关系。这些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主要都是从特定的国情出发的,虽然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和教育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性。
二、国内相关的理论研究
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高等教育已逐渐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如何正确处理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以教育促经济,以经济兴教育是国内研究的重点内容。
(一)基本理论研究
这方面的基本理论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即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理论,指的是高等教育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服务各方面发挥的作用;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即收益与能力原则,收益共享与成本分担是该理论的支撑点;非均衡发展理论,即根据区域特点和历史沿革进行功能定位的理论研究;第三职能理论,即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教育的三大功能;全息结构理论,即物质、精神、自然与人性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该理论表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是不可避免的,揭示了两者的互动是最佳的发展条件;教育方针理论,即教育政策理论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高等教育应努力开拓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3]。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原来的高等教育水平可能已不能满足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人们往往会积极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以改善未来的就业能力,这样该地区的人们教育程度就会越来越高。这也会直接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完善和优化。可见,经济水平越高,其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素质也不断提高,因此,地方高校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专业结构,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提高教育的实用性,使得高等教育教学体系更加完善。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该地区的经济实体和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很大,而且还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状况。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那么这个地方的食品消费等基本消费就相对较少,对于高等教育的支出就多;相反,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低,人们的消费主要用于食物等必需品上,对于高等教育的消费就要少。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消费的情况正相关。
目前,中国的就业面临着一个难题,即随着高等院校扩大招生,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就业市场的需求,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了许多毕业生面临失业的困境。严峻的就业形势从根本上影响着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和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会使得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量较大,这样,毕业生与市场需求相符合,就业率就能得到保障;同时,改善高等教育的投资前景,进而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使得高等教育变得更多样化,从而使得高等教育更加完善。
(三)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比较中美经济发展差异可以发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教育制度不同,这在世界各国都有所体现。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那么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加速。这表明了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某些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则更需要人才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弥补资源的不足,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自然资源最好的替代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逐渐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高等教育这块主战场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源是技术资源的基础,而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都离不开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就业率,因此,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可以带动消费增长,适当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高等教育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整体状况的制约,所以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样,就有必要迅速提高高校周边经济的发展,以实现经济与教育的互相促进与发展。
三、国内外理论研究的不同之处
国内外相关的理论研究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就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而言,国内外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国外理论一般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的,如技术创新等方面。例如,后发优势理论等就是基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而在国内,研究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的,强调国家的干预和措施;例如,教育方针理论就是以为指导思想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进而找出解决我国相关问题的方法。
此外,国外相关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为根本原则的,而我国的相关理论则融合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长,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基础和政策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决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和理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
四、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鉴于研究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当前研究中的问题并加以完善。
(一)定量分析不足
目前,国内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停留在相对较为表象的定性分析上,缺乏深入的定量分析来研究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作用。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收集有说服力的实际数据,进行相关的定量分析和研究。例如,可以收集不同地区的相关数据,研究高等教育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明确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二)比较研究不够
由于历史、地理、气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状况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因此,比较不同地区的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非常重要。然而,目前我国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建议研究者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特别是研究有代表性的地区,如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地区,经济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西北地区等等。比较在这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对于促进高等教育的作用,以及不同经济状况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这对于因地制宜,帮助经济与教育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三)政策研究不足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国内外专家学者已经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高等教育方面,特定区域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经济与教育的共性和相关性。这是由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和教育政策。因此,研究者应对这些不同的政策进行研究,探讨在特定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不同地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政策奠定理论基础。
结语
高等教育并非孤立的生态个体,而是与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4]。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并为区域经济发展奉献力量,而区域经济发展也会影响高等教育的投资状况和发展水平。目前,我国对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经验,融合国外微观的研究理念和国内的宏观研究理念,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高等教育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也是中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毛建青.影响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因素及其协整关系——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关键词:京津冀 高等教育 区域合作
高等教育合作是高等教育统筹、均衡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自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就有了合作,其共同的特征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主要由行业或部门按照全国六大区域分设院校,地方所属高等院校比重较小,那时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存在于行业或部门所属院校之间,跨行业或部门、行业与地方之间的合作则相对较少。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后,我国高校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进行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大规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绝大部分行业或部门所属院校划归地方管理,走向了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合作模式也由原来的行业或部门院校合作开始转变,以区域合作为主的形式成为了高等教育合作的新亮点以及高等教育统筹、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新方向。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合作机制与合作内容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区域化、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等要素,有研究者把高等教育规律、教育经济学和人力资本论作为高等教育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以教育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为视角展开研究。
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资源配置的不匀衡,不同区域非均衡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主要动因。因此,高等教育统筹、均衡和协调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首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机制就是基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交叉,共同提高”的理念,以政府或高校为主导,在教学、科研方面开展设施共享、学生交流、教师培训等多方面的合作。
通常情况下,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校际合作,包括同城的合作共同体或教学共同体和同城或跨城的高校“一对一”校际合作;二是政府合作,主要指本区域内政府间的合作。政府是区域合作的政策制定者和协调者,而高校则是区域合作政策的实施者。从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实践来看,其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教学合作,其中以跨校选课与学分互认、辅修专业与学位、互聘教师和教师培养、图书馆际互借等为主,还包括实验设备共享、科研合作、合作培养研究生、名师讲座或学术讲座、体育场馆共享等,这在同城校际合作中表现最为突出,而跨城校际间合作则是以学生交流、学分互认、科研合作、教师培训为主;跨省的区域合作则主要是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合作,教师、学生互派互访和信息资源共享等形式。
京津冀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基础
京津冀是环渤海地区最为活跃的区域,著名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都位于本区域,而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则为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如表1所示,京津冀三地共有普通高校217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11.04%,是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在京津冀三地中,北京的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不仅位列三地之首,而且位列全国之首,位于北京的教育部直属高校、“211工程”院校、“985工程”院校、均超过全国总数的20%,整体实力在全国领先。截至“十五”末,北京不仅在全国率先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而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率先实现了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天津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居于我国4个直辖市的第三位,在京津冀三地中虽然在高校总数上不及河北,但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远高于河北。河北作为京津两翼,为京津两地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展空间,但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却很不匀衡,在33所高校中有14所为新建院校,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建设任务较重,而京津两地仅有5所新建院校,且为部属院校和民办院校,地方政府负担非常小。正是由于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基础。
2008年由国家发改委主持完成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标志着京津冀—体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之路。从20世纪末开始受到关注的京津冀—体化,跨行政区的产业转移、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交通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和区域贸易的日趋紧密,特别是交通的快速发展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在未来,处于京津冀都市圈中的8个城市间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因便利的交通路网、科学合理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京津冀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如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的建设,学院路地区教学共同体,中关村地区高校教学联合体和东方大学城教学共同体(东部教学共同体),北京市北三环——学院路地区高校图书馆联合体。学院路共同体在2009年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组织的教改项目鉴定中被认为是“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办学模式,体现了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体现了‘开放共享、整合提高、创新发展’的办学理念,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对全国高校具有积极的辐射和示范作用”。
2009年,北京区域性教育综合改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3月,京津冀签订教育合作协议;6月,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举行华北五省市座谈会,就区域教育合作达成“五点共识”;9月,北京中央高校与市属高校签署了共建协议;11月,第一届京津冀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论坛举行,决定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