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15－07
引言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以各国(或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就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磋商和协调，或适当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或采取联合干预市场的政策举措，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或经济危机所形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系统性危机爆发后，单个国家的利己行为不但难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反而可能因损害他国利益而最终不利于危机治理。Copper(1968)指出，在“溢出”效应存在下，国际政策协调往往有助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一致的、共同加强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避免负外部性而有利于整体经济运行。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扩展为系统性金融风暴，世界经济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2008年美国GDP于第三季度负增长0.5％，第四季度负增长3.8％之后正式进入衰退。而在此之前，欧洲和日本在2008年第二、三季度就已连续负增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正遭遇双重打击，一方面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援助资金更难获得。那些经常项目处于严重逆差、财政状况不佳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危机。来势汹汹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已使单个国家的抵抗苍白无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为重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七国集团(G7)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体都频频行动，出手救援。其中，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IMF则主要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进行了危机救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1 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变，美国及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显著削弱。1975年G7产生，多极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局面形成。此后G7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日显重要。在经济领域，其磋商的最频繁、效果最显著的领域主要涉及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以及金融危机救援等。此次金融危机中，G7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通过采取同向救市措施、扩大货币互换、政府间紧急贷款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协调。
(1)主要国家采取了同向的救市措施。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美国家的金融系统遭受了最直接、最严重的打击。为拯救金融系统，欧美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解决问题资产和银行的重新资本化。以美国为例，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接管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MG)等濒临破产并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以防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2008年10月初，美国出台了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法案”，基本服务于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2008年11月份，美国又通过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其中6 000亿美元用来购买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等机构发行的债券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次是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为了激活货币市场流动性，美联储创造了包括TAF、TSLF、PDCF、AMLF、CPFF以及MMIFF等一系列新工具，政府还为市场提供了各种担保。与美国相对应，欧洲也对金融系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8年10月初，英国推出5 000亿英镑救市计划。除了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之外；英国央行和政府还联手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央行向银行系统提供了2 000亿英镑的短期融资贷款，政府为银行间拆借提供约2 500亿英镑的担保。英国在2009年1月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中政府将增持银行股份，为银行存在的风险资产和债务提供担保，并通过资产收购计划帮助金融机构融资。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基本上以英国模式为蓝本。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渗透不断加深，各国的救市重点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首先是协调性降息举措空前密集。在2007年6月29日至2008年5月16日期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指向相去甚远：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降息，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保持利率，其余国家则升息。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显著降低以及金融危机的恶性影响逐渐显现，主要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为了刺激经济，除了降息别无选择。2008年lO月份以来，C7以及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入全球性联合降息的行列。到2009年初，美、日两国利率接近零，而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有向零利率迈进的趋势(见表1)。
除了降息之外，发达国家还纷纷推出实体经济救援计划。美国在2008年11月份推出的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就试图通过2 000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款工具(TALF)计划帮助消费信贷。2009年2月，美联储将该TALF计划的规模提升至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一项总额7 870亿美元的新方案，旨在通过增加开支与减税创造就业机会。欧盟于2008年11月份出台的2年期欧洲经济复苏方案，动用20004L欧元来提振消费和商业信心。具体内容涉及进一步降息、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及一系列惠及中小企业的政策。2009年初，欧洲各国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救援力度，着重加强对能源、基础设施、汽车行业的投资与扶持，竭力阻止失业率的迅速上升。与此类似，日本早在2008年10月底就公布了价值约27万亿日元(约2 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年初，日本又提出75万亿日元经济振兴方案，着眼于刺激内需。
(2)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除了在国内采取同向的救市措施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跨越国界的协调――货币互换和紧急贷款来应对全球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问题，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扩展。
首先，提高货币互换安排额度。由于各国银行纷纷需要储备美元以防御对手之违约风险，美
元资金需求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为配合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安排允许全球各央行从美联储获得美元资金注入国内银行体系。2008年10月13日起，美联储通过与欧洲三大央行(英国、欧洲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安排向市场“无限量”提供美元资金。欧洲三大央行随即把与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扩大到与美元融资需求所匹配的水平。此后，美联储与其他央行的临时货币互换协议也频频达成。截至2008年10月底，美国与各大中央银行的临时货币互换总额已达7 550亿美元。
其次，政府间提供紧急贷款援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冰岛遭受了沉重打击。2008年10月底，冰岛总理吉尔・哈尔德宣布金融危机给该国带来的损失达1.1万亿克朗(约合94亿美元)，相当于其2007年GDP的85％――冰岛濒临破产边缘。对此，一些国家(地区)向其伸出了援手。2008年10月初，俄罗斯向其提供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法罗群岛于10月底承诺了3亿丹麦克朗(约5 100万美元)的贷款；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向冰岛提供25亿美元贷款；欧盟也声明将提供少量资金支持。此外，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因遭遇了类似于冰岛的巨大不幸，均在不同程度在得到他国政府的支持。美国、英国、阿联酋等国承诺帮助巴基斯坦稳定金融市场；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欧盟则向匈牙利提供65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支持。在2009年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日本承诺提供1.5万亿日元(约170亿美元)帮助亚洲地区应对金融危机，主要流向湄公河及南亚地区。
2 国际经济组织的危机救援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I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uN)的有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的主要机构。其中，IMF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MF主要致力于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等目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1MF的职能重点逐渐转向对各国汇率政策的监督。同时它还继续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助其平衡国际收支，也致力于减债减贫、技术援助和培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于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救援上。此次危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其次是巴基斯坦、韩国等亚洲国家。拉美的形势相对乐观，但阿根廷仍处于经济减速和债务危机的双重阴影之中。IMF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使用了不同的贷款工具实施救援。
(1)备用信贷安排(sBA)。2008年中期以来，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之下步履维艰，汇率大幅贬值，双赤字严重，银行系统存在巨大风险，实体经济遭重创。2008年11月5日，IMF为乌克兰提供为期2年的164亿美元的SBA。按照惯例，接受IMF贷款，乌克兰必须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并在2009年实现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实现预算平衡；政府资金须介入银行业重组，以避免经济减速进一步延长和加深。
除了乌克兰以外，2008年10月份以来，冰岛、匈牙利、巴基斯坦、拉托维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都已求助IMF这一道“最后的防线”。IMF已先后向冰岛、匈牙利和巴基斯坦、拉托维亚等国分别提供21亿美元、157亿美元(匈牙利获得251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其中，IMF提供157亿美元，欧盟和WB分别提供81和13亿美元)、76亿美元、23.5亿美元期限各异、附加条件不一的SBA。2008年11月14日，塞尔维亚与IMF达成了总额为5.2亿美元的应急信贷协议。12月31日IMF向白俄罗斯提供25亿美元紧急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全球金融危机。
(2)贷款安排创新――短期贷款安排。欧美国家的严重信贷紧缩使得部分经济基本面良好的新兴经济体也陷入了短期资金困难的尴尬境地。由于接受IMF的SBA往往需要附带各种限制性条件，并且，SBA的申请国会被认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从而对国际市场信心产生冲击。针对这一问题，1MF于2008年10月底推出名称为“短期贷款安排”(SLF)的新计划，面向那些虽陷流动性困境但基本面依然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总额至多1 000亿美元(有资格获得该项贷款的国家最高贷款金额为其向IMF缴款份额的5倍)的3个月期资金。SLF并不要求受援国对国内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但是，为了获得这种基本无附加条件的救援贷款，各国必须展示其公共和外部债务处于可持续水平，并且必须在IMF拥有良好的过往记录。比如，IMF认为阿根廷不符合救援条件，因为该国已有一年多没有接受IMF的财政状况评估，并且在2001年曾出现贷款违约。根据IMF对SLF对象的限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巴西、墨西哥、希腊、葡萄牙、土耳其等国有可能符合条件。但由于该项贷款的申请是保密的，因此，最终哪些国家接受援助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3 发展中国家在协调中的作用
C7作为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由于缺乏杰出新兴市场的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始，其协调作用已日趋下降。为了更好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早在1999年9月，七国财长就创造了G20(二十国集团)，作为G7的有益补充。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主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19个国家、欧盟以及列席会议的IMF和WB不仅探讨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议题，也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2008年11月中旬的G20峰会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决定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峰会的最重要成果《高峰会关于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宣言》总结了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原则。虽然宣言达成的原则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这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效果及缺陷
国际政策协调各主体的不懈努力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主要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提振了市场信心
危机爆发以来，美、欧加大存款保险政策实施力度，并积极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功能。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策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球市场信心。以美国为例，拥有“隐性”国家担保的政府支持企业(GSE)“两房”由政府接管之后，其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纽带”作用得以继续发挥，避
免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信贷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在全球投资者中的相对吸引力也得到提升。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流动性政策协调也使银行间的拆借意愿大大提高。TED息差(Treasury-EurodollarSpread)作为3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与3个月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之差，是观察全球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感受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该值越高表明银行间的拆借意愿越低。从1986年到2007年上半年，它平均维持在0.5左右。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后，它迅速飙升，并曾一度达到最高纪录4.63(2008年10月10日)。2008年10月份以来，各国加强了政策协调后该值逐步下降，至2009年2月13日降为0.948(图1)。
此外，各主要发达国家针对实体经济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将为今后的经济复苏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其积极效果的充分显现还需要一定时日。
2 IMF的救援避免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崩溃
2008年10月份以来，IMF为冰岛、匈牙利、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拉托维亚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40亿美元的SBA。其中，匈牙利、乌克兰和拉托维亚所获得款项数额分别高达三国在LMF份额的1015％、802％和1 200％，大大高于从前125％的限定。IMF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防止了“重灾区”小国陷入经济崩溃。同时，涉及1 000亿美元的SLF因能克服SBA的某些缺陷而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它只会提供给经济面良好的国家，能够起到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与SBA的分阶段拨付资金相比，SLF采取快速审批通过大额款项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信心崩溃导致的流动性危机。
国际政策协调在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
(1)发达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的不足。首先，危机爆发初期，对金融危机认识的不一致使各国错过了集体救市的良好时机。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爆发时由于各国所受冲击程度不同，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因此危机初期并没有引起各经济体的足够重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雷曼倒闭后，仍认为本国的银行系统运行健全，能充分应对信贷紧缩。因此，各国曾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危机爆发之初，美国政府曾呼吁西方各国协同救市以拯救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及G7机制本身的非正式性，发达国家首脑之间的会晤并没有出台有效的经济政策，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
其次，从危机爆发直至2008年10月初，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初，美国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并呼吁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积极参与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而德国曾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参与美国的金融救助计划。事实上，即便是在欧盟内部，系统性应对措施也不够迅速，不够有力。在银行担保问题上的协调不力曾致使国家间相互埋怨。爱尔兰于2008年10月2日正式立法为银行资产提供全面担保。但英、法等国随即严厉指责爱尔兰的担保计划导致原本位于伦敦的资金流入了爱尔兰，从而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尽管欧盟最终于2008年11月份出台了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但其并未真正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扩大公共开支以及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在欧盟内部取得广泛一致，各国因财政赤字超标幅度以及何时纠正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2)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也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危机中国际政策协调的效率。首先，IMF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责任。其一，IMF监督不力。亚洲金融危机后，IMF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对汇率问题的监督，而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监督不力。其二，IMF欠缺预警体制，对金融危机预警不及时，致使各国政府没有充分的意识到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其三，应对措施不及时。直至2008年10月中旬，IMF基本上尴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其次，1MF的资金有限。随着此次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IMF的资金短缺问题异常突出。其可贷资金总额仅约为2 500亿美元，且其中的大部分在危机救援中已有明确的安排。尽管日本在2009年2月份与IMF正式签署注资1 000亿美元的合约，但要根本上改变IMF的窘境，需要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改革。此外，IMF对受援国苛刻的融资附加条件也使不愿放弃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国家望而却步。
(3)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仍不够强大。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但这绝不足以说明它们已有能力主导国际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G20以及IMF中的地位仍有待于大幅提高。G20是由七国财长会议创造的，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C7各国仍在G20中占据主导地位。在IMF中的投票权总额中，发达国家约占60％，其中美国占16.77％，美、日、德、法、英仍是投票权最多的5国。相应地，中国、俄罗斯及印度三国的发言权总占比却不足8.7％(中国的发言权占比为3，66％，俄罗斯为2.69％。印度则与孟加拉、不丹和斯里兰卡三国共同拥有一个执行董事，其发言权占比为2.35％)。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
金融危机与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完善
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和蔓延，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困境，实体经济遭遇寒冬。对此，世界各国加强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尽快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并确保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应该说，政策协调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但在协调过程中其弊端也进一步暴露无疑。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间加强宏观政策协作，对现有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新秩序成为必然。
1 完善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此次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力度较大的救市措施，但却也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一方面，危机起始阶段，各国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的不一致，使各国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并蔓延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8日，虽然出现了六大央行联手降息的空前之举，之后各国也基本采取了同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各国的政策均是根据本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做出的决定，较少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集体陷入
衰退之际，西方大国又在酝酿着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风潮。这不仅将大大削弱各国已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协同效应，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加强各国协商与合作的“互信”基础，进一步完善G7等发达国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政策协调主体，IMF在危机防御方面，当务之急是加快监督框架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同时，1MF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各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特别对业务覆盖全球的大型金融机构，加强交易透明度及信息披露，减小系统风险，起到及时预警的作用。此外，应该拓宽多边视角，更深入地考察国家之间的政策溢出效应，以便更迅速、准确地识别世界经济系统中的潜在风险。加强与其他机构(如国际清算银行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的协作，也有助于IMF更出色地完成全球性监督工作。在危机治理上，IMF应大力拓展资金来源，除了出售部分黄金储备、发行债券之外，若能继续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更多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成员国加入类似于日本的“注资”行列，将大大提高IMF的救援能力和可信度。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3篇
2007年高善文提出的 “牛市下半场”虽然在2008年上半年遭到了不少质疑，但后来的市场证明了其准确性。而2009年安信证券的宏观和策略观点统一，没有矛盾和对立。
善于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变化的内在成因，对宏观经济趋势把握全面、准确；功底深厚，见解独到；勇于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数据翔实、准确，很有启发性；具备超前意识和海外视野。这是业内对高善文的评价。
“今年中国GDP增长率‘坐9望10’。”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预测。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前进的动力正逐步转移到外贸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恢复上，支持经济恢复的力量正逐步转化为私人部门需求的上升方面，这将使经济恢复变得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但是，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去年以汽车和家用电器为代表的强劲消费增长非常引人关注，这两个行业的强劲增长带动了上游很多相关产业的增长，使得国内消费领域获得了比较强劲的动力，但今年这些方面的消费不会维持类似去年的状态。同样，相对于去年强劲的房地产销售而言，今年这一势头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也存在变数。
对于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需要观察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退出或淡出方向的转变，具体而言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还是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实现。结合历史上日本两次实施退出策略的效果来看，退出的时机和节奏都需要认真考量与仔细把握，退出战略的选择必须非常稳妥，不能伤害经济自身的发展。
高善文认为，2010年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应该不会太大，考虑到一些基础因素的影响，一般物价指数水平全年可能会处在2%～2.5%之间，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在3%～4%之间。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衰退 预期 信心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见图1),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见图2)。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2]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9.1.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
参考资料：
〔1〕冯用富． 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 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
〔2〕郑 辉． 有关人民币汇率安排?J?． 上海经济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6篇
1970年出生,中国金融学院投资学本科,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曾先后在建设银行从事信贷工作;在建行信托投资公司负责投资业务;在多家证券公司从事营业部管理及总部高管工作,分管投资与研究。在16年的金融从业经历中,涉及银行、信托、证券,积累了丰富的金融投资及资产管理经验。现任京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投资总监,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尽管去年业绩不错,不过由于2008年遭遇大跌,不少阳光私募的净值依然在水平线下苦苦挣扎。由陈山管理的京福1号,在2008年9月成立之后表现非常稳健,其独特的“市值选股法”与兼收并蓄的趋势投资风格经受了市场的考验,在提取20%的管理费及扣除相关杂费后,其累计收益率仍然达到76.25%。
这样的战绩,让我对这个身材并不很高大的光头先生肃然起敬。在被问及对2010年市场的看法时,陈山给了我一个很艺术的回答:平衡木上的舞蹈。
“在一根不是很宽的平衡木上舞蹈,的确需要很高的水平,优美的舞步会更加精彩。但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干扰,很多的舞者没准会从上面掉下来,那将是一个尴尬的局面。”陈山说。
他认为,2010年,对A股市场利多及利空的重要因素同时存在,市场可能呈现一个相对平衡、宽幅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上行区间可能难以超越4000点,下行区间可能在2700点左右。
这样的判断,陈山给出了他的逻辑。
首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作为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国,正步入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周期(8-10%的年度经济增长可能成为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常态)。2010年经济增长可期(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消费持续稳定增长、出口恢复增长良好),基于2009年的低基数,上市公司业绩同比较高增长可以期待。
其次,从政策退出这一问题来看,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不可避免,宏观经济政策将恢复到常态管理。因而“自上而下”的行业投资线索将越来越少,更多的机会将来自于“自下而上”的个股机会。
在他看来,由于2009年上半年基数相对比较低,2010年宏观经济同比增长超预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与此同时,伴随着CPI的强劲增长, 2010年上半年可能是政策退出的密集期,更集中的时段可能是三四月份。而在下半年,宏观增长相对平稳,宏观政策可能更着重于长远,市场可能呈现震荡向上趋势。
再次,从市场资金股票供需角度来看,简单测算市场资金需求略大于供给。到2010年年底,A股市场90%以上股票将实现全流通。全流通时代真正到来之后,市场主流机构投资者将对市场估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市场估值重心可能在前期估值中值的基础上有所下调。此外,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信贷投放不如市场预期,市场认为资金面会趋紧,但从全年来看,7.5万亿的新增总量放在以往任何一个正常经济增长年份,均能满足各领域资金需求。加之,出口增长、外贸顺差导致新增基础货币投放以及存款活期化,全年市场资金面可能不如市场估计的紧张。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7篇
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它是相对于市场失业率而言的。弗里德曼所说的市场失业率是指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失业率，而自然失业率则是指在没有货币干扰的情况下，让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这种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模型可用下图表示。在下图中,横轴为劳动数量,纵轴为实际工资水平。Ld为劳动需求曲线,Ls0为劳动供给曲线。设市场不存在任何功能障碍和缺陷,市场机制充分作用可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均衡点E0反映了这一机制。但由于市场存在某些功能障碍和缺陷,如信息不畅,部门之间的劳动力供求结构性较强,劳动力培训成本高等,实际的劳动供给曲线为Ls1,实际均衡点为E1,实际工资水平为W1。在W1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为L2，也就是说有意愿参加工作的人的数量为L2，而实际上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需求仅为L1，所以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使数量为L1L2的劳动人口相对于Ls0而言成为非自愿失业人口。这种非自愿失业按定义属于自然失业,不是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不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当过高的实际工资具有刚性时,这种非自愿失业就成为一种持续的经济现象。这种工资刚性可能是由于制度性因素或者效率工资等原因造成的。
自然失业率理论解析了经济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失业现象,为失业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市场的功能障碍多种多样,其引起实际工资高于均衡工资的机制也多种多样。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机制进行研究,形成了诸多的解释模型如效率工资模型,隐含合同理论,职业搜寻理论,内部人———外部人模型等。
二、自然失业率是不能控制和消除的
弗里德曼认为，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实际工资是有伸缩性的，它随失业人数的多少而有所变化，“较低的失业水平是劳动力需求过量的迹象，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上涨，失业水平较高则表示劳动力供求过量，它将迫使实际工资下跌。”但是，不管失业水平如何变动，实际工资率如何变动，一切与实际工资率结构不相适应的人员仍将被排斥在就业之外。这就是说，自然失业率是始终存在的。这种失业是不能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和消除的。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但同时在肯定我国自然失业率存在的同时，人们通常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根据所登记的人数多少来判断一切，如果失业水平高，就证明社会没有充分有效的使用资源，反之，则证明资源已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利用。其实，失业水平低也可能标明资源的利用是缺乏效率的。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自然失业率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经济的增长状况和经济的活跃程度。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僵化的、缺乏流动性的，社会可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安排一个固定的工作，这样一来，这种欠活跃的经济中的自然失业率将是低下的，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是灵活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成员有较大的可能改变自己的工作，社会的自然失业率就会高一些。
三、我国自然失业率的计算
国外对于自然失业率的计算方法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是，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的计算方法有个隐含前提，即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充分有效，所有的失业都是显性失业，企业内部没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否则就会低估实际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中，企业雇用工人的数量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决定的。而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成熟，存在严重的隐性失业、二元经济、劳动力市场分割等。而我国的国有企业还不能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我们针对中国劳动了市场的特殊状况，这里我们简要介绍2种：
1、通过菲利普斯曲线估算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劳动力市场开始活跃，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追求的不再是稳定的工作，而是有挑战性的可以实现自身最大价值的工作，这样劳动力流动频繁，摩擦性失业增加，同时由于劳动力流动壁垒的逐渐放开，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也造成了一部分结构性失业，这样，由于经济社会的变化，我们的自然失业率增加了。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
2、按照资源配置要求推算自然失业率
按照资源配置要求推算自然失业率，就是要将既定的劳动力总量减去根据既定资本和资源要求，推断所需的最大数量的劳动力，剩下的才是自然失业人口。所谓按既定自办和资源要求推断最大就业人口，就是要选择适当的国家为参照，这些国家的资源劳动力比例不是最先进的，也不是最落后的，但是，他们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要明显高于我国，按照他们的资本和资源构成吸收劳动力的比例，推断我国目前资本和资源能够吸收的劳动力最大数量。譬如，按照我国目前的耕地面积，参照日本的土地和劳动力之比推断我国这些土地需要多少劳动力。如果推断出的我国的就业者超过对比国家的同等水平，则超出部分可被认为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造成的，而此时的就业人口则是资本和资源充分有效使用所能吸收的最大劳动力。由此可以修正我国劳动力和资本之比不合比例的高估就业，进而可以看出发生在实际失业背后的真实失业，避免隐性失业对实际失业的低估。然后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因素和收入水平对资源和要素组合推断出劳送礼数量进行调整。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自然失业率要低于资源对劳动力的吸收水平；在总需求旺盛情况下，自然失业率则高于资源对劳动力的吸收水平。
四、治理对策
虽然自然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我们仍然要全面把握自然失业率，在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前提下，降低失业率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针对自然失业率，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
首先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预期经济增长可以带来就业增长，是因为人们观察到存在着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短期交替关系。自然失业率与宏观经济周期无关，所以这部分失业率不依经济景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充其量只是针对周期性失业部分。在我国目前自然失业率很高并且构成全部失业率的很大部分，因此，靠刺激GDP增长率不足以扩大就业。
二是针对自然失业，有些专家提出了“制度性失业”的概念。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表面上像是"自然失业"的失业现象，根本上是“制度性失业”。由于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劳动力无法接受市场经济的观念，或者虽然在消费行为上接受市场观念但在就业行为上不接受市场观念，劳动力并非花时间寻找好的工作而是在耗时间等待政府给这些“国家主人”送来体面的工作，这样的失业恐怕也难称其为“自然的”。所以针对这一问题，除了加强现代经济教育外，还要通过失业保险的设置方法使其等待时间成本增大以至于放弃休闲寻找工作。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投资与绩效;本地经济;Panel-Data模型
一、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相关度的不断增强, 作为证券市场基石和优秀企业代表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针。因为只有业绩相对较好的公司才能上市筹资,因此从总体上来讲,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要比非上市公司好,这也说明资本是朝向高效率用途流动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进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我们有必要加强维护上市公司的稳定发展,继续扩大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Gavin(1989)研究了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作用,揭示了股票市场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Gavin认为,当出现牛市时,股市通过两种渠道影响总需求: (1)股市行情上涨使得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上升,根据托宾的q理论,公司的投资需求将会增大,从而使总需求上升;(2)根据股市的财富效应,股市实际价值越高,股东的财富水平也越高,他们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总需求就会随着上升。Olivier(2000)质疑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削弱长期经济增长的传统看法,认为投机性泡沫的真实影响取决于被投机的资产类型。资产的投机性泡沫体提升了公司的市场价值,因此激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创新、投资和增长。靳云汇、于存高(1998)对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股市规模与GDP、股市规模与居民储蓄、股市规模与通货膨胀、股价指数与经济周期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提前反映中国经济周期的变动的结论。胡关金等(2003)探索出中国证券业增加值和上市公司增加值的测算方法,并运用通过各种途径所获得的权威数据,分别估算了证券业和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对GDP的全部直接与间接贡献,估算的结果表明:从对当年GDP的贡献来看,将全部直接与间接贡献加总在一起看,股票市场对全国GDP的生产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上述学者的结论都反映了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正向变动关系。但上述研究大都基于上市公司或者证券市场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鲜有文章研究上市公司的发展与经营效果对本地经济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了对此进行具体考察,本文以山东省17地市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从上市公司的投资与业绩增长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山东省各个地市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所在地区GDP增长的贡献。
二、山东省上市公司对本地经济贡献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研究山东省17地市上市公司对其所在地经济增长贡献。面板数据(Panel Data)又叫纵横数据,兼有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个维数,是通过描述总体中给定样本在不同时期的情况而获得的。它是把时间序列空间方向扩展或把横截面数据时间方向扩展而形成的二维数据结构。
Panel Data模型的一般设定形式如下:
yit=αit+β'ixit+εit(1)
这里β'i=(b1i,L,bki),xit=(x1i,L,xki)。根据对αit生成形式的不同设定又可以将式(1)进一步细化为两类模型:若αit=αi且cov(αi,αit)≠0,则此时式(1)称为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若αit=αi+vit且cov(vit,εit)=0,则式(1)称为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
(二)样本数据的选取与变量设定
为了研究山东省上市公司对山东GDP的贡献,本文选取山东省17地市境内上市的A、B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为2006至2008年,时间跨度为3年,全部样本的数据共51个。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是来源于各年山东省统计年鉴和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
为了全面反映上市公司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我们从上市公司的投资与业绩增长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我们设定山东省各地市上市公司的投资其用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率Netassergr来表示,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是对投资额的直接衡量,当期固定资产净值增长率表明公司投资的扩张程度;上市公司的业绩用其净利润增长率Netprofitgr来表示,净利润增长率可以动态地反映公司的盈利情况。另外,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和投资理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消费C与投资I作为解释变量加入面板模型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山东省经济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DP、消费C和投资I也都用其增长率来表示。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增长率=(本期数值-前期数值)/前期数值。
在本文研究中,为了反映山东省上市公司是否对本地GDP有贡献,从上市公司的投资和业绩增长两个方面来研究,同时为了避免数据的多重共线性分别设定如下的Panel-Data模型的理论方程:
GDPgrit=αit+β1iNetassergrit+β2iCgrit+β3iIgrit+εit (2)
GDPgrit=αit+β1iNetprofitgrit+β2iCgrit+β3iIgrit+εit (3)
式中,i=1,2,3……17分别代表不同的横截面单元,在本文中为山东省17个地市;t=2006,2007,2008;αit为截距项;εit为回归方程的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对于面板数据回归是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根据林少功和艾春荣的观点,由于固定效应估计量总是具有一致性,随机效应估计量在随机效应模型是真实的情况下才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如果随机效应不是真实的,那么随机效应估计量不具有一致性。尽管可以用Hausman检验来进行选择,但实际操作中,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主张按照固定效应模型得到估计量。因此,本文选择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并且以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为了消除估计中的自相关问题,在回归式中我们加上了因变量的自回归项作为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1-1和1-2所示。
表1 山东省上市公司对山东省GDP贡献的Panel-Data回归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被解释变量:GDP的增长率
解释变量 系数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C -12.6219* 6.643133 -1.899989 0.0700
Netassergr 0.0196*** 0.005866 3.339892 0.0028
Cgr 0.1294*** 0.025843 5.007091 0.0000
Igr -0.0484 0.146681 -0.329803 0.7445
Adj.R2 0.9940 Durbin-Watson stat 2.6015
F-statistic 1112.890 Prob(F-statistic) 0.000000
表2 山东省上市公司对山东省GDP贡献的Panel-Data回归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被解释变量:GDP的增长率
解释变量 系数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C -10.5780 7.347601 -1.439644 0.1654
Netprofitgr 0.0010* 0.0OO665 1.504566 0.0835
Cgr 0.1148*** 0.026697 4.300032 0.0000
Igr -0..0987 0.177538 -1.907490 0.555937
Adj.R2 0.9748Durbin-Watson stat 2.743030
F-statistic 1153..612 Prob(F-statistic) 0.000000
注:***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模型调整的可决系数Adj.R2都大于0.97,说明回归方程估计的整体拟合优度是非常好的;F统计量分别为1112.890、1153.612,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方程是显著的。
从回归结果的T统计量和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固定资产净值增长率Netassergr和净利润增长率Netprofitgr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是正向的,且影响显著,说明上市公司的规模增长率越大,或者业绩越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但是Netassergr、Netprofitgr这两个指标对GDP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固定资产净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0.0196个百分点;净利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加0.001个百分点,前者是后者的20倍。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1)行业分布不合理。山东省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对于经济有着巨大贡献的金融业、房地产、旅游业没有上市公司,导致山东省上市公司总体利润率较低。(2)“重融资、轻管理”。一些上市公司经营理念扭曲,过分依赖资本运作,忽视了实质性的生产经营,使得上市公司经济效益下滑,导致山东板块中上市公司业绩两极分化,大大影响了山东上市公司总体盈利水平和能力。
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是正向的,并且影响显著,符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有悖于凯恩斯的投资理论,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主要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特殊的原因。为刺激经济复苏,央行不断下调利率,投资增长率持续上升,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一级宏观经济政策的滞后性和其他非经济因素,GDP的增长明显慢于2007年,导致出现回归结果中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负相关的关系。
三、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本文的实证表明,山东省17地市上市公司对其所在地GDP的贡献是明显的。山东省上市公司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证券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已取得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不足的地方: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理念扭曲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更好地促进山东省上市公司的发展,从而为山东省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政府角度来讲,要把上市公司纳入到全省经济发展规划中来,充分利用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和海洋大省的区位优势,以基础设施、特色农业、海洋产业为依托,优化上市公司的产业布局,从而实现全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跨越式发展。同时为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政府应当为上市公司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在项目、投资、税收等方面给予若干的优惠政策。
从上市公司自身角度来看,上市公司要建立创新机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增强自身素质。要加大研发投入、树立创新理念、完善创新机制,通过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处在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更要加强工艺革新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公司创利能力。
参考文献:
[1]Gavin,《The Stock market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1989,8,p6572
[2]Olivier,《Growth-enhancing Bubbl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0,1,p108121
[3]靳云汇、于存高,《中国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1998,第3期,第40-45页
[4]王忠华,《山东省上市公司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第6期,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