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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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摘要：宏观经济学探讨的是国民经济总体的运行规律，主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宏观经济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从整体角度把握社会发展状况，从经济学的层面分析社会发展趋势。本文主要简单的阐述了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内容涉及到宏观经济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发展经历、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失业现象。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内容；发展；中国失业现象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宏观经济学概述
（一）什么是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通过研究整个国民经济各种总量的变化，来说明资源利用是如何得以优化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就业总水平以及国民总收入等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被称之为就业理论、收入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广泛。纵观宏观经济学，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1]。宏观经济理论主要包括投资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消费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等等。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经济政策效用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主要包括各派理论建立的不同的经济模型，主要用于经济理论的验证等。
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总体说来，它的产生发展大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阶段。凯恩斯之前，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领域，但是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涉足宏观经济问题，从经济整体角度来看待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萌芽阶段，又被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古典学派。第二阶段：形成阶段。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与著名的凯恩斯革命是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使古典宏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困境，美国失业率在不断上升，同时国民经济总产出在不断下跌，在这一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失业率和总产出不是常量，而是变量。于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积极探索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失业长期存在的原因，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第三阶段：补充拓展阶段。凯恩斯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起了宏观经济，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拓展。著名的IS―LM模型、消费投资与货币需求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菲利普斯曲线等都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Friedma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主义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主张政府应实行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应执行货币供给原则，保持货币存量的稳定增长。现代货币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经济学理论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架构。
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首先，两者均采用了实证分析法，都属于实证经济学。其次，两者互为补充。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国民经济，微观经济学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国民经济，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化。最后，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是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宏观经济学并不是微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2]。
（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以家庭、厂商等单个经济单位为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则以整个国民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整体角度分析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与特点。第二，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经济，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运用平均量或个量的总和来分析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第三，基本假设不同。对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基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等基本假设，假设“看不见的手”能够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假设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通过“看得见的手”调整市场机制的缺陷。第四，基本内容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围绕这一中心理论还涉及到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具体包括开放经济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等。
四、宏观经济学论中国失业现象
（一）中国失业现象分析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失业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不同的失业类型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就业反向恶化是中国失业现象的一大特色。下面就中国失业现象作简要分析：第一，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主要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造成中国摩擦性失业现象严重的一大原因就是求职者缺乏就业信息，求职者自身条件与工作岗位难以匹配。现阶段中国失业现状是：社会经验不足、技术能力不强的高校毕业生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不少职员因各种原因而辞职失业；广大农民工盲目涌入城市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些都造成了摩擦性失业。第二，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是指劳动力供需不匹配造成的失业。中国结构性失业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求职者数量质量与人才市场需求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造成有的地区拥有大量工作职位却无人求职，而有的地区则多人争抢同一职位，如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性造成东部地区人满为患，西部地区无人问津；二是求职者自身素质较低，专业性人才短缺，一方面大量求职者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苦于缺乏技术性人才。第三，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主要是指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业，它一般出现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2008年的经济危机造成中国失业人数增加就属于周期性失业。
（二）中国失业现象的应对措施
第一，多方位防止结构性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打破地域界限，建立空岗报告制度，最大限度的披露空缺岗位，继续完善市、区、街三级就业体系，促进就业人员的流动，全面提升就业者的专业性素质等等都是防止结构性失业的重要措施。第二，提高就业服务水平，防止摩擦性失业。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现阶段中国各大高校频频扩招，难免会造成人才质量的下降。为了防止结构性失业，必须完善高校教育体制，注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求职者的专业能力；加大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的资金投入，大力支持培训机构的人才培养工作；同时，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与职业指导，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养。第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应对周期性失业。为了应对周期性失业，可以增加政府开支、降低税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等。我国要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深化企业改革，确保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大力加强民生工作，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行利率市场化等。同时，政府还可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失业者可以得到保险金，子女年幼的母亲、残疾人可以得到补助等[3]。
五、结论
总而言之，宏观经济学是将整个经济活动看做一个整体，通过对经济系统总体行为的分析，研究一国经济的总体趋势的一门经济学科。宏观经济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学理论的完善而不断发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宏观经济学将会真正应用于社会实践，促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1]武建奇.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03）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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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冯用富． 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 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
〔2〕郑 辉． 有关人民币汇率安排?J?． 上海经济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1951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一书中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如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仅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来实现内外部均衡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两个均衡目标相互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的情况，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很难维持。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根据丁伯根法则，至少需要再增加一个独立有效的政策工具。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这一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一起来保证内外部均衡目标的同时实现。据此可知，在保证支出增减政策有效的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即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之间就存在矛盾，称为二元冲突。
作为二元冲突理论的重要发展，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对开放经济下的小国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即开放经济下的IS－LM－BP模型。他们极富远见地指出，如果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只是改变外汇储备的工具，而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才独立有效；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并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世界里，对冲操作毫无意义，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进入70年代，随着国际资本市场开放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一理论与现实经济的联系越发紧密了起来。就其本质而言，M－F模型分析的是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二元冲突问题，论述了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兼得的关系，为后来三元悖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一文中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并且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理论。之后，他又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书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论述(克鲁格曼，1999)。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实现三个主要经济目标，包括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稳定的汇率保证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过多的不确定性、自由的资本流动以维持国际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各国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这一结论可以形象地用图一来表示。三元悖论是指图中心位置的灰色三角形区域，即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如果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则没有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如果要维护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则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如果要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有效，则必须实行资本管制。也就是说，三个角点只能选择两个(耿强等，2004)。根据这一论断，美国、日本等国放弃了汇率稳定，阿根廷、欧洲国家放弃了灵活的货币政策，而中国和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等国放弃了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由此可见，三元悖论已经成为众多国家和政府在汇率制度选择和相关政策分析中所依据的基本原则(黄志刚，2007)。
二、三元悖论理论的内涵剖析
1、三元悖论理论是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的高度抽象概括
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三元悖论理论只考虑了极端的情况，即严格的固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各国政府坚持这种绝对化的“三元”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很小。第一，严格的金本位制的解体和布雷顿森林制度的解体就说明了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实践上会面临困难，而汇率变动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使得各国央行不得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进而使完全的自由浮动也成为抽象的概念。第二，虽然当今世界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已经有所提高，但是为了防止投机资本的大量进出对实体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各国对资本项目依然进行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管制，正是这些管制阻碍了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也就是说，真正的汇率自由浮动只存在于理论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现实中成为了有管制条件下的有限流动，因此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并不意味着一国的中央银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它只能是相对的独立。即便在汇率自由浮动的前提下，从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运行，以及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影响和货币流动速度的变化，都导致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有所下降，无法确保其绝对独立有效。
即使在现实中，一国政府坚持了绝对化的“三元”概念。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在现实中受到质疑。第一，货币替论证实了完全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难以保证完全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从理论上看，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的国际收支余额为零，货币当局由于在货币供给上没有替代性而享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考虑到各个经济主体在货币需求上的替代性，一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必将改变持币的相对机会成本进而引起一国货币跨境流动，最终使得货币政策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存在货币替代现象，那么货币供应较小幅度的变化都将导致汇率大幅波动，即存在严重的汇率超调现象，货币替代将严重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二，M－F模型驳斥了三元悖论中一国执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便可以享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的论述(obstfeld et al，1995)。根据M－F模型，即使可以严格地控制资本流动，但是经常项目的失衡最终迫使一国货币当局动用国际储备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在保持货币乘数和国内货币供给基数不变的前提下，国际储备的变化将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但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当局失去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因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也就无法确保了(Simon et al，2000)。第三，在满足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下，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并不构成货币政策无效的必要条件。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与国际游资相比总是相对较小的。即便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跨国资本大规模流动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度也是难以维持的(Giaacarllo et al，1999)。也就是说，三元悖论成立的前提是一国外汇储备的无上限，而这一点在现实经济中是不可能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的情况正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不可以在三元悖论的目标选择问题上增加灵活性。正如Frankel等(1999)指出，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不能不说是三元悖论理论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方面的局限。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中间汇率制通常比角点汇率制度更适合，特别对于大规模资本流动尚不构成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Summers，2002)。而且，对于适合建立共同货币的区域，中间汇率制度也比角点汇率制度更可行。2001年，我国经济学家易纲扩展了三元悖论理论框架，提出了X+Y+M=2公式(易纲等，2001)。其中，X、Y和M分别表示汇率、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状态，每个
变量在0到1之间还存在大量的解，即中间汇率制度。这些中间汇率制度不仅在理论上成立，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比如爬行盯住、汇率目标区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等。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多为采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因此部分学者依据“资本高度流动使得汇率承诺变得日益脆弱”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假说，即介于严格固定汇率与完全自由浮动汇率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已经变得不可维持。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Masson(2001)运用马尔柯夫链和变迁矩阵作为分析工具，引用两种汇率制度分类数据检验发现，中间汇率制度将继续构成未来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一国发生货币需求剧烈波动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很好的选择，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干预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动进行调节。更重要的是，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是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的，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汇率制度，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适合于所有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
2、三元悖论理论与“永恒的三角”的区别
“永恒的三角”(the eternal triangle)也是由克鲁格曼最先提出来解释国际金融困境的术语，它与三元悖论理论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可以混为一谈。克鲁格曼(2001)认为，国际货币制度的选择问题可以归结为调节性(adjustment)、置信度(confi，denee)和流动性(liquidity)。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国际货币制度的三个特征，而“永恒的三角”(如图二所示)则描述了政府在三种能力之间的选择和放弃原则。其中，调节性意味着政府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不仅仅包括独立的货币政策。置信度意味着政府维护汇率不受投机冲击的能力，也就是汇率在不影响市场信心的前提下波动并且波动的程度没有超过本国所能承受的范围。流动性意味着政府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这一能力表现为政府有能力将短期资本流动限制在为贸易融资和允许贸易暂时失衡的范围内、有能力偿还契约性债务、有能力防止短期资本迅速流出和资本外逃。因此，因此，“永恒的三角”与三元悖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将两者视为同内涵的不同表述是不准确的。
三、开放经济中三元悖论理论的实践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然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根据三元悖论理论，一国政府要么选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要么选择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各国政府进行政策选择的依据就是权衡采用不同政策组合的成本和收益，选取可以实现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效果的组合。目前，理论和实践探讨的重点是在保持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研究部分国家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行为。
1、三元悖论理论与最适度货币区理论
最适度货币区理论最早由蒙代尔提出，后来麦金农等一批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最适度货币区是指一个区域内的国家在货币完全一体化之后拥有一个共同的货币，或者保持各国货币刚性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而对区域外汇率实行浮动。这一概念强调的是针对于整个动荡的国际金融体系而言，在一定区域内构建有利于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相对稳定的货币区。从本质上看，这一理论正是三元悖论的体现，是一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而追求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结果。一国在加入货币区时必须比较消除货币兑换费用带来的收益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损失，只有在区域经济高度融合使得收益大于成本时，最适度货币区才有可能出现。
一国既然可以通过权衡利弊选择加入最适度货币区，当然也可能出于变化了的利害关系而退出。这种选择就蕴藏着最适度货币区崩溃的危险，欧洲中央银行既是欧元信用的担保者，又是国家合作的产物，其地位是由作为成员国的国家达成的非宪法性国际条约来确定的。这一制度安排使得欧洲中央银行在维护国际货币合作中缺乏足够权威，对集体行动中的国家功利主义行为难以有效约束(Eichengreen et al，1994)。比如，希腊等国最近爆发的债务危机就体现了这种危险性。欧元区成立伊始便开始实行较低利率政策，这使希腊能够享受低廉借贷成本以维持经济增长，从而掩盖了其生产率低而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此时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危害并不显著。但是由于已经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财政政策的自对管理和调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各成员国都有一种内在的财政赤字扩大的倾向。在宏观层面上，这种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干扰了统一货币政策的运作，当负面溢出效应波及到整个欧元区时，就有可能引发各国之间的赤字大战，导致一些国家不堪重负退出欧元区。也就是说，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矛盾要求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或者建立一体化财政，而统一的财权是无法满足各成员国之间需求差异的。正如近期欧盟委员会的研究显示，根据欧元区各国价格和成本的差距以及贸易收支状况来判断希腊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同时还面临着财政赤字严重恶化的局面。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却表示，在希腊应对债务危机之际，欧洲最关注的问题是维持欧元汇率的稳定，将与那些面临极大困难的国家讨论如何保持欧元稳定。这表明当区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时，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凸现出来，终将危及到最适度货币区的稳定性。南非标准银行研究报告就预测，希腊和爱尔兰等国的经济状况不能容忍，这或许将导致这些国家接受外界救助，甚至可能在2010年底前被迫退出欧元区。
2、三元悖论理论与货币局制度
另外一种体现三元悖论理论中追求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而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制度安排是货币局制度。1849年，英国在印度洋殖民地毛里求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局，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与衰落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制度又重新被一些国家所采纳。现今世界上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地区)有香港、阿根廷盯住美元，文莱盯住新加坡元、波黑盯住欧元。货币局制度的基本特征包括：(1)本国货币与一种作为锚货币的外汇保持固定汇率关系；(2)本国的货币发行完全以外汇储备作为后盾，并且随时准备以固定汇率把本币兑换成外汇；(3)本国对维持这一制度所作的长期承诺，通常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
货币局制度的所有优缺点都来源于三元悖论理论所论述的“三取二”选择(周丽霞，2004)。稳定的汇率可以保持投资者的信心，但是累积的抑制效应可能鼓励国际游资的投机，而资本的自由流动更加大了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本币发行必须有外汇储备支持使得政府滥用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消失进而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同时却也削弱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因此，通常认为小型开放经济才适用货币局制度。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进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而进口高技术产品，由此导致
了出口供给弹性不足，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也很低。加上它们只是国际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不能通过汇率政策影响以外币表示的进口价格，从而汇率变动对促进资源配置和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依据三元悖论理论，小型开放经济体最现实的选择是完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对于货币当局缺乏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而金融体系又不完善的国家来说，借助于货币局制度建立良好的政府信誉比保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具现实操作性。
3、三元悖论理论与美元化
2000年1月厄瓜多尔宣布正式推行美元化，萨尔瓦多也于2001年1月宣布以美元为官方货币，加上1904年以后已经实现美元化的巴拿马，已有三个拉美国家实现了完全的美元化。另外，秘鲁、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亦先后立法，允许美元与其本国货币同时流通，即实现了部分美元化。可以说，拉美各国对美元化显示了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减轻这些经济体承受外部经济冲击的代价。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拉美各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将导致其通过汇率变动来促进资源配置和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非常不明显，反而会引起商品和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进而影响贸易与投资。更重要的是，出于加速发展的迫切愿望，这些国家往往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放松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纪律的约束，最终的结果就是陷入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拉美各国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所花费的成本过于高昂，其美元化的本质就在于迫使政府接受更严格的预算约束，避免为了短期政治、经济利益需要而滥发纸币，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促进经济增长(李富有，2003)。
四、总结与启示
三元悖论理论经历了“二元冲突－M－F模型一三元悖论”的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外部均衡的矛盾，也为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提供了简单明了的分析框架。我国过去对资本账户施行严格的管制，因此内外部均衡的矛盾并不突出。然而随着开放度的增大，我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明显增强，要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就越发困难，2002年市场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就在于此。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的汇率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长期盯住美元，加上对资本流动的严格限制，其结果是压抑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对人民币升值的内在要求。2002年之后贸易顺差的逐年大幅增长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成为货币投放主渠道，人民币出现升值预期。在此背景下，即便存在资本管制，国际资金依旧通过贸易等各种渠道不断渗透流入。但是此时我国经济处于上行阶段，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从紧，这就与造成市场流动性泛滥的固定汇率制度出现了矛盾。为此我国最终在2005年进行汇改，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释放出空间。这一时期的政策实践说明了三元悖论理论中“固定汇率制+独立的货币政策+实行资本管制”的政策组合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因此，我国必须在三元悖论理论框架下，科学设计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的改革方向和步骤，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内外部均衡(徐爽等，2007)。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三元悖论 开放经济 汇率制度
一、目前我国面临的宏观调控困境
当前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是较高的通胀预期。无论理论界对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定性有什么分歧，对经济是否过热存在多大争议，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持续大幅增长已经产生较高的通胀预期，短期内我国经济面临通胀的压力非常大。普遍的观点认为，通胀预期来自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是目前我国面对的第二个严峻挑战。它是指银行自愿或者被迫持有的货币超过了健全银行业准则所要求的通常水平。具体表现为银行存贷差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可用资金大量剩余。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最直接原因是双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流动性过剩也对我国流动性过剩产生了影响。此外，还有学者从国内经济基本面寻找原因，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微观主体储蓄增长过快但消费不足，同时金融工具不断翻新，货币流动速度加快，也是构成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
我国当前必须面对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是人民币升值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1年12月3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3009元。在201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上年末升值5.11%。2011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期初价为6.6215，期末价为6.3009；最低价为2011年1月10日的6.6349，最高价为2011年12月30日的6.3009；平均价为6.4588，同比升值4.81%。
面对目前的三大问题， 我国的宏观调控正处于困境中。其原因在于为解决这三大问题所确立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冲突，难以两全。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会降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导致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加大。面对这个后果，中央银行必须在人民币公开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加速增长。中央银行这种被动的公开市场操作，会降低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
上述情景的交织使得开放经济中三元政策目标的选择，即面对“三元悖论”时我国原有的“货币政策自”加“汇率稳定”的政策组合受到挑战，这给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现阶段汇率政策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
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致力于维持固定汇率。国际收支的失衡会促使货币供给发生变化，货币供给受到维护固定汇率的官方干预的影响，因此，目前的汇率制度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实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并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在我国,汇率市场失衡是必然的和经常的，央行必须被动参与买卖，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基础货币投放与回收的过程。
（二）资本流动障碍的不断减少对货币政策运用提出更高的挑战
在国际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由于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是必然的和经常的，不能形成市场均衡汇率，中央银行对外汇交易的干预必然频繁（实践中，几乎每日干预）。
（三）外汇储备的内生性决定了执行货币政策时存在一定难度
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内生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国际收支的结果和残差项。同时，外汇储备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个重要结合点。储备的增加和减少已经成为影响基础货币投放和收缩的重要渠道。人民银行在进行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时，要特别注意对外汇储备的变动进行预测，并尽可能按月预测，避免储备波动带来基础货币投放不稳定。
三、适时调整汇率制度的基本思路
（一）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
货币政策是开放经济体中烫平经济波动的主要宏观政策工具。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往往伴随通胀预期，同时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但在开放经济中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并不同步，没有中央银行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就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目前，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太多，除保持经济增长和治理通货膨胀之外，还包括汇率稳定，导致央行顾此失彼，很难真正依据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制定和实施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将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经济所要面对的挑战。作为大国，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也不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以开放资本项目换取汇率弹性
过去的30年，我国通过限制人民币可兑换性，通过控制国内货币供给固定外部价格，在短期内确实为稳定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这样的选择在长期无法维持。面对三元悖论，笔者认为我国最终应当选择的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人们对浮动汇率也有一些顾虑：汇率的大幅过度波动可能不利于贸易和投资，因此逐渐开放资本项目换取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中间道路不可避免。缓解目前的国际收支巨额顺差，最直接的办法是资本项目下的流出。目前，我国实施资本项目开放的某些条件已经具备，比如巨额外汇储备、外国直接投资的需求增加、经济持续增长和政治社会稳定等。但是资本项目开放是把双刃剑，虽然可以实现资金的世界性配置，增加资本市场活力，降低监管成本，但操之过急将引起国内市场波动，酿发金融危机，因此控制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非常重要，需谨慎从事。
（三）改变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观念，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现在已经超过日本，雄踞世界榜首。可能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是我国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必然结果，这固然是好的，但外汇储备过多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得西方国家攻击我国汇率制度有了措辞。
（四）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完善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
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组合中，利率市场化是前提。如果利率不完全放开，利率僵化，则外资注入国内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无法通过利率的变动得以缓解。
（五）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
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只有具有一定数量的交易主体、多元化的交易品种和市场化的交易方式，构成多层次的市场结构，才有可能生成合理的市场汇率。首先，要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其次，健全市场化的交易方式，积极发展商业银行的“做市商制度”，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使得汇率真正反映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六）确定并及时调整货币篮子的币种及权重
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新机制，所参考的“一篮子货币”主要是美元、欧元、日元、韩元等，但是这个一篮子货币并非一成不变，而应该随着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及时调整变化。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巨变的条件下，上述各个国家的货币都面临大幅贬值，尤其是韩元和美元，因此适当调低美元和韩元的币种同时增加新的币种，比如加元，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也有积极意义。
（七）制定合理的汇率波动区间，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和弹性
从目前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来看，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抑制强烈升值预期下的投机操作，从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意义重大的汇率浮动区间大小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实际有效汇率、月度交易余额、季度国际收支余额的变化、国际储备的变化趋势、人民币利率水平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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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黄飞鸣．金融衍生品、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危机[J]．税务与经济，2009（4）
③黄飞鸣. 金融控制与贷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选择[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2）
④周小川.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J]. 中国金融，2009（7）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定义 特点 区别 联系
微观与宏观，顾名思义，宏观就是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就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世界存在宏观与微观，当然，在经济学中也会存在宏观与微观。从整体上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学；而从局部的深层次上研究某种经济现象的科学，我们则称之为微观经济学。
具体的来说，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的生产者、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最大的满足。它阐述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个体根据什么和什么样做出经济决策，例如：消费者怎样做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决策；企业针对消费者需求、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关系怎样作出的决策；劳动力所有者怎样决定劳动流向与劳动流量等等。
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种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变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国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没有通胀和缩退）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等。
当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通过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并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需求曲线一般来说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价格下降，需求量会增加，而它们的供给曲线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即价格上升，供给量会增加。这就是说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供求曲线形状，它们的交点决定着价格和产量。
但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这就决定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是个体经济的供求曲线，因而由此决定的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也是个体商品（包括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和成交量。不仅如此，而且微观经济学中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一般形态，看起来和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曲线和短期供给曲线的形态都差不多地向下倾斜和向上倾斜。
其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相比较，它在理论面貌和研究方法上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1.以个量分析为基本方法、2.以边际分析为主要工具、3.以均衡状态为分析依托、4.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5.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6.以理论多元化为发展特色。而宏观经济学也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对象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2.其核心理论是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3.其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方法、4.它是个体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矛盾、5.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层次包括国民收入的核算指标、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开放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微观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对于微观经济现象的众多说明和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阐述无疑是有价值的。在解释微观经济现象或偷袭微观经济问题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绕过人类已存的思想认识或研究成果。当然，它也只是提供了分析的逻辑和框架，并不能直接代替对问题的解决。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提供的是理论基础，那么，宏观经济学则是为了找出办法，让经济社会运行得更加稳定，发展得更快。
而两者之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互为补充的，其次，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或重复，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而对于区别，1.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规律，从总量上分析问题。2.其次，它们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3.当然，它们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用个例分析，研究经济变量的单个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采用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4.对于基本假设，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而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5.最后，它们的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也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等。
参考文献：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 开放经济 汇率
一、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对货币兑换、国际收支的安排、调节等所确定的原则，以及为此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它一般包括国际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剂机制、汇率机制等内容，其核心内容是国际本位货币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1880年国际金本位体系自然形成，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1976年通过改革形成牙买加体系。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牙买加货币体系。
国际金本位体系是自然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基础是各国金本位制度。1816年，英国最早建立金本位制，其后，德国、瑞典、美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建立了金本位制度。在金本位体系下，汇率决定的基础是各国货币间的铸币平价，并围绕黄金输送点波动，黄金为主要的国际清偿手段，国际收支调节呈现为自动调剂机制。然而在经历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体系瓦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清偿手段难以满足清偿力的要求，即黄金产量的有限性。
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730人，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并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两点： 第一，美元与黄金挂钩；第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仍得以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牙买加体系
从1960年开始，美元危机不断爆发，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关系难以维持。1968年，美国实行黄金双价制；1971年8月，美国宣布不再承诺以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官价兑换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破产”，国际货币进入混沌无序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同年12月，《史密森协定》的签订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其后，世界各主要货币由于受投机商冲击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1976年1月于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签署了一个协议，称为“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的第二次修订案，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牙买加体系时代。
牙买加体系具有如下特点：黄金非货币化；储备货币多样化；汇率制度多样化。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继续得到迅速发展，各国的政策自主性得到加强，同时它经受了多次各种因素带来的冲击，始终显示了其比较强的适应能力。但是，牙买加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也表现出较大的缺陷性：汇率变动剧烈；各国国际收支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调节；内外均衡的冲突依然存在。牙买加体系实现了浮动汇率的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还主张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等。虽然牙买加体系允许各国选择汇率制度，但IMF要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进行监督，使汇率符合各国长期的经济基本面，成员国不得通过操纵汇率来赢得不公平的竞争利益。
三、牙买加体系运行机制
长期中，政府的目标在于经济增长；短期内，封闭经济状态下，由于不存在对外经济活动，政府只需要关注经济的内部均衡，在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进行权衡选择，并使用相应的政策工具来实现内部均衡目标。
在开放经济中，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外汇市场对国际收支具有一定的自发调节功能，因而可以部分避免“米德仲突”。但由于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资本的流动加强，往往使得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相互影响或干扰更加复杂。
罗伯特・蒙代尔发展了“米德冲突”理论，并进一步完善了“丁伯根法则”，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解决内部均衡问题，汇率政策解决外部均衡问题。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即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开放经济下的IS-LM-BP模型中，IS曲线上产品市场均衡，LM曲线上货币市场均衡，BP曲线上国际收支均衡。其中BP曲线的斜率由资金流动性决定，资金流动性越强曲线越平缓。资本完全流动状态下的IS-LM-BP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IS-LM-BP 模型 图2 三元悖论
IS-LM-BP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因为国际收支失衡时政府有义务通过调节国际储备从而影响货币供给，并最终维持固定汇率，但财政政策一般有效；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一般有效，因为政府没有维持汇率水平不变的义务，可以独立实行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一般低效。而“三元悖论”的结论可以形象地用“不可能三角”表现出来（图2）：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根据这一论断，美国、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分别放弃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元悖论”已成为众多国家政府或地区在汇率制度选择和相关政策分析中的基本理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国际收支差额过大，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会对内部均衡产生冲击：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过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可能造成国内经济衰退。因此，各国政府通常避免过大的顺差或逆差。从本质上讲，外部的不平衡，是国内经济运行不平衡的外在反映，要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必须从国内经济调整人手。当然，外部不均衡同样也会反作用于国内均衡，不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国际商品市场或国际资本市场可以对一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四、回顾与展望
开放经济中，由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一国经济所遭受的外部冲击也越来越强烈。在商品市场冲击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世界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多数石油进口国的进口遭到冲击，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石油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形成供给方冲击，被认为是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高通胀、低增长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资本市场冲击方面，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由泰国经常项目逆差增加，市场形成贬值预期，从而开始大量抛售泰国株开始，东南亚货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许多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陷人困境。
而经验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政策制定者们往往都只会关注内部均衡，人们更倾向于按照非开放经济的规则来行事。另一方面，即使宏观调控态度积极，但是外部均衡问题毕竟不是一国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在不存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有效实施国际经济均衡调节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收支平衡越来越明显地进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外部均衡问题的出现使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也使政府宏观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
参考文献：
[1]何泽荣.人民币汇率：实现真正有管理浮动制度[J].新金融，2005，（2）.
[2]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7篇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8篇
世贸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各成员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规则，用来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由于WTO规则绝大多数都与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关，几乎影响到成员方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因此，入世后受到第一轮冲击和挑战的是政府而不是企业。WTO各项原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每个成员国政府都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做到政企分开，政府决策和执行透明化，政府管理规范化、法律化。可见，WTO对政府的要求涉及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根本问题，由此给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全方面、深层次的。
二、我国政府目前的经济规制有待改革
经过十多年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国已不是原来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计划的范围、程序、方法等许多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以来，根据十四大精神，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全面推进了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使其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适应性有了进一步增强。可以说，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已有较大转变，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与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1.经济法律还不太完善，目前政府经济管理中无法可依或法律依据不足的现象相当普遍，法律法规内容含糊不清，规定过于笼统，解释空间过大，造成执法难，随意性大，存在以部门、地方条规否定国家法律的现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依然存在。
2.透明度与政策的可预见性较差。目前还普遍存在政府部门主要以内部文件和规定作为管理依据，政策本身透明度不高，政策执行程序透明度更低。
3.经济政策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不够，影响中国履行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如一些部门和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某些政策，缺乏统一协调，导致涉外经济政策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中国统一大市场尚不完善，地区封锁和行业割据时有发生，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影响中央政府统一对外履行承诺的能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环境，需要接受世贸组织已经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擅自改变它，而只能遵守、支持这些规则。入世是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历史契机，将为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因此，政府部门只有积极迎接挑战，在WTO的框架下主动改革，才能确保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从而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变革的原则性要求
由于WTO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变革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方向性要求，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概括说明：
第一、规范。它表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经济贸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经济规制不得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第二、统一。为了统一履行对WTO承诺的义务，在涉及WTO多边规则的领域我们必须保证经济贸易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实施，确保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的一致性，避免执法和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还对各国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科教、环保、地区和产业政策等提出了广泛的约束性要求。
第三、效能。政府经济管理要更新理念，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要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改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为常规的间接监管，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水平，改进管理规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个案处理，方便大多数守法企业，严厉处罚个别违法违规者。
第四、服务。市场经济是亲商经济，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服务。政府经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特别是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完善涉外经济活动的服务体系，是中国更好地利用加入WTO机遇的重要条件。
第五、透明。政府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政策法规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布，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实行听证制度，避免立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建立统一的法律咨询机构，统一对外解释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内涵，保证企业能够随时了解政策变动。
四、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具体措施建议
从形式上看，中国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较多地表现在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上，但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问题更源于经济体制本身。或者说，涉外管理的问题只是经济体制问题在一个特定方面的反映。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快对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涉外体制、法规和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在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上付出更大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在新的开放格局下，特别是经过亚洲过金融危机以后，对于政府强力干预扶持部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做法，必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相比之下，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础意义。因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立足点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特别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支撑。体制转轨和市场环境不会自然形成，因此，强调市场起作用，并不否认政府起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来。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这些特点决定了在现阶段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从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中抽身，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政府起作用的领域要多一些。显而易见，此时政府的作用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政府作用“范围”的合理性。
在明确政府作用的方向、重点和方式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选择若干重要而条件成熟的领域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具体而言，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加入WTO后履行相应义务和对外承诺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按照“规范、统一、精简、透明、服务、效能”的原则，建立符合WTO要求的高效的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同时也为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要加速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简化审批程序，变微观直接管理为宏观间接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服务功能；在全面清理中国已经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符合WTO规则的经济法律体系，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强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充分利用行政复议对执法进行监督；要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尽快建立参与WTO多边贸易体系活动的协调机制和对各国经济贸易法律政策的评审机制。
2.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加入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冲击，维持经济稳定。首先，在加入WTO市场开放的过渡期，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冷，是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基础条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针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实行瞬时调节，防止由于小的失衡引发大的问题，影响经济稳定。其次，加入WTO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中国必须建立健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利率、汇率和其他经济参数的市场化，形成以市场调节机制为基础的高效的开放型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增强其应变和防范风险能力。第三，面对更加频繁的资本流动和与国际金融市场更紧密的联系，必须改善金融调控，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对短期国际资本出入和大规模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防范经济、金融全球化风险，避免感染国际金融危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3.确立开放的产业发展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实施机制
加入WTO以后，中国产业的发展环境和机制都将发生重大转变。为了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适应参与更加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的需要，必须调整中国现有的产业发展模式，规范产业政策手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必须确立面向全球的产业发展模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坚持产业发展的高起点，以国际竞争力为产业发展优先考虑目标，发挥大国经济效应，注重培养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以一定的跨越式发展取代等距离追赶。其次，适应新经济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抓住机遇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针对加入WTO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和压力，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整体产业升级，高度重视发展高科技产业，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第三，按WTO规则要求规范产业政策手段。选择具有非专向性的政策手段，如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基础研究、竞争政策、加强政府规划指导和市场信息服务等，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第四，产业管理模式需要调整，政府职能的重点将由直接管项目、管资金转向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和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作用将大大弱化，中介机构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强，市场机制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4.改革和完善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
加入WTO以后，国际收支调节复杂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国应按照市场开放的步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第一，在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经常项目有条件自由兑换的基础上，逐步放宽汇率浮动的范围，根据中国主要经贸伙伴的经济、外汇情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形成以市场为基础、比照一揽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逐步成为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工具，便于防范国际金融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加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第二，配合国内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积极、稳妥、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加强和完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监测国家外债规模和期限结构，避免大的外债风险，建立防范机制，完备必要的干预手段，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第三，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必须做好与国内经贸政策的有效衔接。
5.建立健全产业救济保障机制，减缓市场开放的冲击
WTO允许各国建立产业救济安全保障机制，减缓开放市场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冲击，确保产业调整的平稳进行。要抓紧建立进口产品监控体系和预警、保障机制，加强对进口的动态监测。完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尽快制定《保障措施条例》，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设立专门机构和培养专门人才；加紧出台《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防止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的认定、处罚、执法程序和执法机构；在对明显不符合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修订和调整的同时，组织力量加强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和健全中国的技术标准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6.加快建立符合WTO规则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外经贸促进体系
清理并及时调整规范现行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制度、调整外贸发展基金使用方向、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出口；加强外经贸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提供高效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加快电子商务的推广和运用，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大力培育和促进中介机构的发展，使商会、协会等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处理涉外经济活动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另外，政府有必要广泛开展WTO知识的普及和人员培训，使全民熟悉WTO有关规则，从而在制定有关法规和日常行政管理中自觉遵守和利用WTO规则为中国服务；加紧培训一批WTO谈判专家人才，积极参与WTO规则谈判，更好地维护中国经济利益。
收稿日期：2002-02-25
【参考文献】
[1] Paul Asamuelson,William D Nordhaus.Economics[M].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