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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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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分类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态势 财政支出 税收 财政政策

财政属于经济范畴,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财政主要包括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大类,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根据国家当时所处的经济形势、社会状态等,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支出与税收调节,可以影响国民总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

一、财政态势政策与收支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态势可以分为三种:紧缩的财政态势、中性财政态势以及扩张的财政态势。财政政策的类型有三种: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收支情况也有三种:财政赤字、财政收支平衡以及财政结余。

对于一个国家究竟出于何种财政态势,我们往往通过对财政脉冲的计算结果来判断。财政脉冲是一种财政经济上常用的算法,主要用来估算某一国家或政府实际的财政刺激力度。国际上通用的计算财政脉冲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分别为:简单脉冲度量法、MF度量法、OECD度量法以及BLANCHARD度量法。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FM)一般采用MF度量法。

二、财政支出和税收

财政支出主要是指为实现国家的各种职能,由财政或者其他负责部门按照预算的计划,将集中的国家财政资金支付给相关的部门、集体、人员或事物的活动。财政支出的原则主要有:量入为出、讲求效益、统筹兼顾等。财政支出的分类有多种,在此主要介绍三种:按照经济性质划分,财政支出可以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以及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按照最终用途划分,财政支出可以划分为消费性财政支出、补偿性财政支出以及积累性财政支出;按照国家职能划分,财政支出可以划分为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经济建设费用财政支出以及社会文教费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国债,本文主要介绍税收。税收是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国家依靠其政治权利,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无偿性强制性地通过征收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以及再分配的一种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一般来说税收具有三种特性: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税收的职能有组织财政收入、监管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对社会经济的调节等。

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可以影响到国民总需求,从而构成财政政策,所以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政策问题是非常重要,可以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税收和财政政策的确认需要根据当前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国家的财政态势决定。财政支出与国民收入成正比关系,即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刺激国民总需求,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的减少会抑制国民总需要,从而使国民收入降低,所以说财政支出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扩张性力量;然而税收对国民收入来说是一种紧缩性力量,这是因为税收与国民收入成反比,即税收的增加会抑制国民总需求,从而降低国民收入,税收的减少能够刺激国民总需求,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

三、不同财政态势下对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

一个国家的财政态势可以分为三种:紧缩的财政态势、中性财政态势以及扩张的财政态势。对应着三种财政政策类型: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据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财政政策的首要问题不应该是谋求财政收支平衡,而应该是利用财政收支政策使得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达到平衡的状态,即当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出现差额的时候,通过财政收支政策对这一差额进行补偿,从而实现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包括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财务政策的变化应该根据经济周期来确定,所以财政政策应该是松紧交替。本文采用的就是补偿性财政政策这一观点。下面我们就分别分析不同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的情况。

紧缩的财政态势:紧缩的财政态势是一种是国民收入处于较低情况的财政态势,此时,国民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相对处于较高水平,财政支出相对出于较低水平,国民总需求相对被抑制,国民收入相对降低。对应的经济周期是衰退期或萧条期。此时,应该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即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达到刺激国民总需求的目的。

中性财政态势:紧缩的财政态势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国民总需求逐渐增加,当其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时,财政态势呈现中性,或者是扩张的财政态势经过一段时间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后,国民总需求逐渐降低,使得其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财政态势呈现中性。这种情况下,税收经过调整已经基本处于中间水平,财政支出经过调整也处于中间水平。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态势,对应的经济周期往往是衰退期与繁荣期的过渡点,以及复苏期与萧条期的过渡点,但是由于人们的预期以及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这个态势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它极其容易发生变化。

四、结束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财政政策是根据国家当时所处的经济形势、社会状态等,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支出与税收调节,可以影响国民总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的经济行为。一个国家的财政态势可以分为三种:紧缩的财政态势、中性财政态势以及扩张的财政态势。根据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分析了不同的财政态势下,采用的不同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主要介绍了紧缩的财政态势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处于中性财政态势的条件以及经济情况,扩张的财政态势下的紧缩性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财政政策分类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97-02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当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总的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而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还以大幅度的减税相配合。实行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丰富了财政调控手段,更为明显地加大了调控力度,让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实行减税增支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结果是既减少财政收入又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膨胀,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隐患。为此,有必要探讨如何把握好财政支出扩张的“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无边际地扩大财政支出

积极财政政策是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现实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和发展。凯恩斯主义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引起投资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过剩性生产危机与失业严重,这就需要国家干预,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有效需求,减轻和避免经济波动。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变化、转移支付的变化或税收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

首先,累积和扩大了政府债务。我国政府债务的内容较为复杂,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直接显性债务,以国债为主。第二类是直接隐性债务,主要是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第三类是或有显性债务,如国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第四类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隐性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必须由财政来偿还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揽子计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财政支出的扩张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在增支减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两个途径。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难寻出路。

其次,财政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成效不大。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资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来决定,社会投资则主要受市场利润所驱使,按照市场动向办事。财政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投资受到规模、实力和利润的局限,不会随之大规模地跟进,所带动的关联行业有限,不可能遍及社会上的多数行业,不能明显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状况。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投资项目由各级政府申报和审批,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财政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在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财政投资的效率难以保证。第三,基础建设投资带动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长期的、持续性的需求,与住宅、汽车等产业相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系数较小,乘数效应较差。第四,政府增发国债和扩大支出势必减少公共储蓄,由此造成的货币需求压力会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这就产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挤出效应”。

最后,增加了体制风险。如同市场机制中存在市场失灵一样,政府行为也存在政府失灵。体制风险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在财政支出项目上缺少科学论证和长远规划,从而出现决策失误,造成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量,不能满足所有地区、企业的投资要求,于是出现各地、各企业争项目、争投资的“跑步钱进”的怪现象。二是在财政支出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造成执行走样。财政资金被挪用、贪污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机,趁机扩大了对市场的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显然,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片面依赖行政方法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适得其反。

从纯理论上分析,在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资源闲置,那么资源不是被市场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就是市场支配资源的减少额。这样要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须要求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大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如果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小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财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偿失。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却不断上升。当财政支出达到一定规模时,财政支出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达到一致,这一规模从理论上说,即是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如果能够从理论上求出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函数,那么也就能够求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若能如此,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就变得十分简单了。然而从实证角度看,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十分复杂,使得真实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无法得到,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也就无法得到。但是上面纯理论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客观限度的,只有保持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实现全社会资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间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这样,虽然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得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但是我们却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支出控制制度,优化制度安排,从而将实际的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在适度的合理限度内。

三、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欧债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连带出两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结语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制约;同时,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

参考文献:

[1] 丁远杏. 后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风险防范[J].当代社科视野,2011,(9).

[2] 彭开勤. 论财政支出的控制与监督[J].当代经济,2011,(17).

[3] 钱津. 论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支出重点的调整[J].创新,2011,(5).

财政政策分类范文第3篇

一、我国实施财政政策的历程概述

为了配合改革开放这一宏观方针政策,政府开始尝试使用积极财政政策,但由于受到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而发生了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被迫向紧缩型财政政策转型。之后我国实施积极积极财政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受大形势影响处于低谷,为了改变经济低迷的态势,我国开始实施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增发长期国家债券、增加科文卫支出、增加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等。此外,进一步调整城乡居民的个人收入,增加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个人收入,努力缩小城市和乡村的人均收入差距,从整体上刺激国民的消费需求。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受到了经济学家和相关学者的广泛认可,但此轮积极政策在实施的后期还是带来的一些负效应。

第二个阶段,2007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并一度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各个国家纷纷出台救政策来拯救本国的经济体系。在此背景下,为了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更为不利的影响,政府于2008年开始对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做出了调整,决定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以此来实现国家经济的增长。此外,国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调整国家财政政策,通过对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例如:实行结构性减税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以企业的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省去了需要利用传导机制对经济产生作用的过程,作用直接、效果显现较快。我国政府于2008年年末计划财政投入4万亿元,2010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国家经济开始好转,在这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使投资大量增加,这一方面体现出投资者的信心增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政府实施刺激计划所产生的经济拉动作用。

2009年我国的整体经济增长较为平稳,为了更有效的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冲击,国家综合性的运用国债、税收、补贴等多种政策性工具来保障经济稳定性。地方政府也普遍加大投资力度,并发行了大量的地方性政府债券,从侧面保证了中央公益性投资项目所需的配套资金。政府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也做了很多动作,出台了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家电下乡等一系列的政策,一方面促进城乡居民的消费,一方面也推动企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2010年我国经济继续稳步增长,政府的财政投资计划也改善了整体投资结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领域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投资增长,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投资增长比分别为18%和23%,地产产业的投资增长比为25%,这显示出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效果。2010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目的是拉动内需,与2009年相比我国人均消费明显增加,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太大干扰,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2011年至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公共财政收入等均呈现增长态势,电子商务及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数据及成果反映出积极财政政策和合适的货币政策有效的应对了金融危机冲击,保障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保证物价水平处于合理的位置、保障农民持续增收、加速经济形势转变、改善整体民生、有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都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关系。

三、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景展望

(一)我国未来经济走势

回顾我国之前几年的经济状况,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净出口则出现过下降趋势且不太平稳,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再是出口导向型,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主要靠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来拉动。未来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关键十年,处理好危机并把握好机遇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未来我国的经济还会呈现增长趋势,但经济发展速度确未必是高速增长,更大的可能是呈现中速增长的态势。未来我国会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空间会更大。

(二)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分析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比较复杂,虽然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且整体经济呈现增长趋势,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积极财政政策在目前这个阶段不易退出,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理由主要有:首先,目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政策本身也具有可操作空间;其次,分析我国的经济形势下行原因,发现更多的是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会面对国债风险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但从整体上看这些风险都是可控的。

财政政策分类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经理国库资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组带作用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5-0119-02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经理国库是《中国人民银行法》、《预算法》和《国家金库管理条例》赋予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在资金管理和支付清算方面的独特优势,办理国库资金的收支和管理,保证公共资金运用的安全和效率,其特殊地位和作用,注定其承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桥梁和纽带,在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效率

国库现金管理是指国家财政部通过定期发行短期债券和每天运作国库现金等主要方式,实现熨平国库现金流量波,优化政府财务状况,提高国库现金使用效率,实现政府借款成本最小化,政府储蓄和投资的回报最大化,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等目标。现金管理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使政府的长期债务融资成本最小化,控制债务风险,以最低成本的方式管理中央政府账户总的现金需求,同时实现与货币政策目标相一致。国库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国库资金使用效益,减少政府债务余额和利息支出,降低年度借债净规模。同时也能够从很大程度上促进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二、创新国库清算服务,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的协调发挥

中国人民银行在我国的支付清算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随着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建立和推广,国库系统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其支付清算效率大大提高。国库资金清算系统是各级财政资金收纳、报解和支拨的主要渠道,安全、快捷、高效的资金清算服务,大大降低资金运转成本。一是建立财税库行横向联网系统,解决库款入库速度缓慢问题。二是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加强对财政资金的收支管理。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所有财政资金的收支活动都统一集中在这一体系中办理,所有财政资金的现金流量都集中在国库单一账户。政府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掌握、控制财政资金的现金流量。通过取消财政资金收缴以及资金支付的中间环节,实现商业银行在当日营业终了与国库单一账户及时清算,将闲置现金余额统一集中在国库管理,提高了预算资金运行效率,增强了财政对预算资金的控制权。三是创新国库服务功能,支持经济改革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央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和振兴产业规划的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积极创新服务功能,直接支付中央涉农补贴、民生工程、赈灾救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多项政策资金,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家事关民生工程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国债发行与管理,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工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是通过协调手段的调节实现的,在协调过程中,国库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重点调控手段有两项:一是国债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国库存款余额不断增加。但这些国库存款余额未得到有效利用,每年中央财政仍维持了较大的国债发行规模和债务负担。同时,由于短期国债的缺位,财政政策与央行货币政策之间缺少有效配合的实施工具。2006年起,我国原由人大审批国债发生额改为审批国债余额,在既定的国债余额范围内。财政部可根据库款情况,有选择地确定年度内国债发生额及发行期限,这就为国债管理、货币政策以及国库现金管理的有效结合提供了条件。目前国债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国家财政用于建设性支出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财力来源。二是财政投资项目与银行配套贷款的协调配合。目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重点在于财政对于贷款的贴息措施。财政贴息可以大大降低信贷资金的成本,从而真正刺激起社会的投资需求,这样会在财政投入和民间投资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连带关系,把后者真正带动起来。国债发行资金入库、支付使用和财政对贷款贴息都是通过各级国库来实现的,国库在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中起到了保障和促进作用。

四、开展国库信息交流,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提供服务

财政资金的收支,国债发行与兑付,对市场货币供应量及金融市场都有直接影响,中央银行需要掌握财政资金运行的具体情况,把握其内在规律,以便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保持宏观调控体系的相对稳定。加强财政部门与央行信息交流与共享、磋商与合作,有助于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效率。中国人民银行国库的生存意义及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充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桥梁作用。因此,国库部门一方面要为各级政府服务,对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与货币政策进行有机的融合,加强对财政政策的研究和国库资金运行规律的分析,及时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信息,以保障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还要为财政提供及时准确和有预见性的国库资金信息,提高资金的流动性,降低国库资金的运行成本,提高国库资金的效益。

五、改进国库管理措施,确保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实现

近年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财政部门在财政收支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收入方面进行了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税费改革,收支两条线改革等;在支出方面进行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建立了单一账户管理体系,政府收支分类改革,预算外资金收缴改革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通过以上改革,财政的可支配财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在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金库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国库工作不断适应财政预算体制的改革变化,研究制定长远规划和应急手段,确保了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六、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全力推进政府采购制度落到实处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治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等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形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在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过程中,实行国库单一账户是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一项重要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预算资金由原来层层下拨给预算单位,改变为预算资金在没有支付给商品和劳务供给者之前始终统一保存在人民银行国库单一账户上进行治理。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监督治理能力,有效控制政府采购中的种种腐败行为,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政府资金通过商业银行直接注入金融市场,影响社会资金流量及资金供求,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和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分类范文第5篇

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争议。方红生和张军(2010)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向选择,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以便对财政政策效果中来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的影响进行识别。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我国1998年~2004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认为200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行政支出变量则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却得到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二、 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

在凯恩斯理论中,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而且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途径非常多元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资金需求,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压缩了社会总需求,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执行消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支出的减少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提高,并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体说来,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财政政策调控的非稳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别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和财政政策规模及组成等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一定的解释。首先,在跨期最优的模型中,决策期限长短、税收的扭曲作用、未来财政政策都有能对凯恩斯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考虑典型的情况:政府通过一次总赋税来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削减未来一代人的税收水平。在有限期问题中,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会受到长期影响,但是暂时的税收增加额要大于各期消费的减少额,所以税收增加与储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关的关系,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经济增长也保持了正向的关系。但是,如果决策期限为无穷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门的预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税收的增加与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只是资源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其次,决策时间范围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认为税收的净福利损失并不是税率的线性函数。如果该函数是税率的递增函数,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税率的增加,福利净损失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而使得税收对产出的负效用可以大于税收增加和财政支出增加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在公众对财政政策和财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政府部门负债违约概率,由此会降低必要报酬率,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财政运行情况和公众对于财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当财政运行良好或公众的信任水平有所转变的时候,财政政策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方向性变化。

此外,预期的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预期会将较大规模和时间持续较长的财政政策视为影响经济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从而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受到了结构化的冲击,可能导致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财政政策的初始条件对财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财政支出变量必然要有所调整,基于私人部门的预期作用,私人部门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总需求为正;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私人部门会预期财政支出水平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从而减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进而使得边际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为负。这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即财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财政政策存在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环变化,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也存在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在劳动力市场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种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机制。当政府实施积极或消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对家庭部门劳动力就业成本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增加或减少失业救济、政府部门劳动力支出等,这样私人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成本将有所增加或减少,从而产出水平将会减少或增加,从而体现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三、 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调节作用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缺陷体现在诸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包括应对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资低效率、垄断导致的无效率、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其中,经济自身运行的不稳定是政府凭借经济行为介入市场经济的主要依据。同时,为了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给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有政府部门适当地介入和管理。

当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与顺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证明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当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同理,当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调控方式,那么财政政策不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的调控方式则能够取得稳定经济的效果。所以,需要结合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来讨论如何针对经济周期变化来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而不能认为财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稳定经济运行。如果政策方向与政策效果未能有机结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经济运行波动性的后果,这不仅有违政策制定的初衷,更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现有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全国和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讨论了我国财政政策改革对全国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其中长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分散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短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从长期影响来看,Zhang和Zou(1998)发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给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负面影响的证据。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认为财政体制的分散化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Jin等(2005)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散化趋势在财政方面给省级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加强烈的预算方面的刺激,正是这种改革趋势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短期影响来看,财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趋势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水平。如果各个省份之间经济波动性和周期性的相关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执行财政或货币政策方面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各个省份之间虽然所处的经济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会因为各自经济周期相关性不足而出现经济运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则处在经济下降阶段。如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给短期经济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而长期影响的的正面效应和短期影响的负面效应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以便为财政管理体制分散化趋势给予全面的评价。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求得省级经济周期变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全国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区间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与地区间空间距离成负相关关系,即省份之间距离越大则经济周期同步性越低。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政策方面责任和行政机构的划分人为割裂了经济整体性,加之立法和监督层面漏洞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执行所属地区财政政策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权力。这样,财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来熨平地方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地方经济管理的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国经济周期为基础来进行调节。这样的政策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决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凯恩斯效应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调节的。

现有文献同时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性所造成的影响。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他们指出财政政策方面的约束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认为美国区域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国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各个区域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各个区域受到的随机冲击缺乏对称性,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同步性下降,从而不能达到调整地方经济运行的目标,而地方性财政政策可能被用来抵消区域经济冲击。Fatas和Mihov(2006)讨论了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研究了美国48个州所执行的预算准则对财政政策效应影响,他们认为对财政政策的约束降低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并由此得到结论,财政政策是造成美国各州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重要来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增加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为研究目标,讨论了91个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总产出波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对财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约束可以起到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效果。Lane(2003)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顺周期调节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讨论以上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使用预算赤字与总产出比重指标的差别来衡量区域间财政离散度或趋同度。然后,他们对这些地区之间财政政策离散程度与总产出增长率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国家间财政趋同性会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影响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财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时也要考虑各经济周期阶段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对于某一个省份来讲,如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大小不同,则说明省级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之间具有非对称性。

当前用于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线性计量向量自回归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种是线性结构宏观经济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强调需求冲击,利用该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研究尤其侧重财政支出分类和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但问题是该模型不能区分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样,DSGE模型的线性化处理简化掉了经济状态的作用,利用单一状态的反映方式和约束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些线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设经济主体能够在各个经济周期之间根据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平滑消费水平,摆脱信贷约束和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场处于出清状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家庭部门和厂商很少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约束,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灵活的调控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的时候,家庭部门和厂商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最优化选择,但是由于以上约束的存在,此时财政政策更有可能通过对这些约束的放松而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效力。所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可能是不同的。

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证实。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时间的选取对充分发挥政策的效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当经济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并且价格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更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变化,认为在2009年初之后的几个季度乘数显著大于1,但随后逐渐减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单一经济状态的线性模型,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财政政策乘数偏弱甚至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恢复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财政政策分类范文第6篇

内容摘要: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假定国际资本完全流动的前提下,认为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效果明显,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效果明显。本文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放开国际资本完全流动的假设,分析了国际资本完全流动、国际资本流动敏感、国际资本流动不敏感及国际资本完全不流动四种情形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效果

理论基础: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假设国际资本完全流动的前提下,分别分析了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结果显示,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效果明显,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效果明显。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假设国际资本完全流动,但实际在现实生活中国际资本并非完全流动,可以将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划分为四种类型:资本完全流动、资本流动敏感、资本流动不敏感及资本完全不流动。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不同的国际资本流动形式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

理论扩展

(一)固定汇率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

固定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在国际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敏感性的降低,财政政策的效果也随之降低。当国际资本完全不流动时,财政政策是无效的(见图1)。

固定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在固定汇率制下,无论资本流动情况如何,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见图2)。

(二)浮动汇率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

浮动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在国际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无效的,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敏感性的降低,财政政策的效果也随之增加。当国际资本完全不流动时,财政政策效果最大(见图3)。

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浮动汇率制下,无论资本流动情况如何,货币政策始终都是有效的(见图4)。

现实应用

(一)我国的汇率制度

2005年7月,我国实施了外汇体制改革。改变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核心是“管理”和“浮动”,即政府的管理和市场的浮动兼而有之。

(二)我国的资本流动情况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利差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其他学者如Branson(1968)在Markowitz (1952)和Tobin(1958)的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认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由进出口、利率和汇率等因素决定,而长期资本流动则由国内的收入水平、利率以及国外利率水平等因素决定。另外,新古典理论认为穷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高于富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会导致国际间的资本流动,但是Lucas(1990)发现资本并没有大规模的从富国流向穷国(被称为Lucas Parado x 或者卢卡斯之谜),为了解释这一现象,Lucas提出了三个可能的原因,即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外部收益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全。

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在中国逐渐展开。刘立达(2007)对1982-2004年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了统计描述,并构建其决定因素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资本流动对短期利率变化不敏感。王世华、何帆(2007)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影响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主要因素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利差和人民币预期升值率都是影响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但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尤为突出。陈学彬等(2007)通过协整方程考察了利差、通胀、汇率预期和股票市场发展等因素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认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加强和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对短期资本的流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中外利差对短期资本也有一定的影响。宋勃、高波(2007)重点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 非因果性检验方法,对我国1999-2006年度实际利用外资和房地产价格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房地产价格上涨吸引了外资的流入。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汇率及资本收益率反应敏感。而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敏感度较弱,对汇率和资产价格反应较敏感。

(三)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建议

由于我国是实行盯住制的汇率制度,这种制度是介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之间的(政府的管理与汇率的浮动并存)。同时,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性不高,因此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FE的曲线是陡峭的。所以,在汇率及资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

本文仍然以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进行分析: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得国际收支逆差,本币贬值。政府买入本币卖出外币进行管理,管理的结果使得LM曲线左移;同时,本币的贬值带来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因此,IS和FE曲线右移。最终的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有效,且其效果由于汇率的浮动而有所加强(见图5)。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国际收支逆差,本币贬值。政府买入本币卖出外币进行管理,管理的结果使得LM曲线左移;同时,本币的贬值带来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因此,IS和FE曲线右移。由此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也是有效的,但其效果由于政府的管理而有所削弱(见图6)。

因此,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有效手段就是增大汇率的浮动。

参考文献:

1.Harry Markowitz.Portfolio Selec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52,7(1)

2.James Tobin.Liquidity Preference as Behavior Towards Risk[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58,25(1)

3.Robert A.Mundell.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 ible Exchange Rates[J],Canadian Jour 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1963,29(4)

4. Robert E.Lucas.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80(2)

5.Thomas A.pugel.International Financ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刘立达.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研究,2007(3)

财政政策分类范文第7篇

过去一年多以来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以及10月29日央行宣布加息,都在为这一可能的转变提供注脚。

海内外许多分析指出,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财政支出扩张日益严重的依赖。

目前,如果这种投资需求过度膨胀导致的经济过热继续下去,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时,众多财政专家担心,如果继续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将引发财政风险。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构成了财政政策转向的原因。

转向势在必行

有关财政政策转向的最早官方提法,来自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今年5月的一次讲话。据中新社报道,金人庆5月27日在上海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中国将由实行积极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风险。

金人庆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定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政策帮助中国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扰。但目前中国部分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过度投资现象,有经济过热的危险,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要求在制定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搞“急刹车”、也不搞“一刀切”,而是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此后,“中性财政政策”这一提法立刻成为国际财经的焦点之一,并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关于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的讨论。

在各界对中性财政政策争论不休之际,政府高层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据新华网消息,11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2005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公开表示,明年将实行“稳健”财政政策。他对稳健财政政策内涵作出阐述:在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公共投资,积极增收节支,调整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

楼继伟特别指出,业界关于“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并不准确。他认为,中性财政政策可以有两种理解,政府没有财政赤字或者财政赤字保持不变,都可以叫做中性财政政策,所以,用“稳健的财政政策”更加准确。

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认为,以传统的观点看,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中性和紧缩三种取向,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因各人理解不同,很难定义;但可以肯定,至少是非扩张性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教授对此解释说,所谓“中性财政政策”的本来涵义,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就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言,对中性财政政策的起码要求,就是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的影响。目前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收紧,但并不是“全面紧缩”,不是“急转弯”,而是“慢转弯”,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加以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

另一位权威专家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认为,“中性财政政策”这个提法比较学术,考虑到不是所有人都学过宏观经济学,所以在未来政府的政策文件中,还是会用“稳健财政政策”的提法。“稳健”的范围相对比较大,并且可以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调控留有余地和运作空间。

无论“中性”还是“稳健”,财政部两位领军人物的先后公开表态,已经可以确定财政政策转向势在必行。

因应形势变化

财政政策的转向,缘于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

1998年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长放慢,中国政府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措施,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

从1998年到2004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100亿元。据测算,这部分国债拉动形成的投资总规模为5万亿元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的赤字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2年及2003年财政赤字连续两年达到3198亿元,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两个并列的高峰。

其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包括: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税收政策,分批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有关项目实施税收减免;推进“费改税”改革,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对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支出等。

但是,进入2003年后,经济增长加速,出现了结构性的经济过热。此次经济过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投资膨胀,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1至2月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创下1994年以来同期增幅最高值。而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为26.7%。

投资过热导致油、电、煤、运环节瓶颈现象突出。基础性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

央行的今年4月CGPI数据显示:煤炭价格同比上升33%;成品油价格(由国家定价)同比上升3.5%;水泥价格同比上升15.1%;钢材价格同比上升33.4%;铜价同比上升49.5%;铅价同比上升63%。一季度全国有24个省市被迫拉闸停电,有的地区一周要停电两次,居民生活用电也受到明显影响。

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藜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财政部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他近日接受《财经》专访时认为,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政策应适时调整,国债规模可考虑适当减少。

谁在坚持积极财政政策?

耐人寻味的是,早在2002年,财政部即提出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问题,当时碰到了巨大的阻力,迟迟无法行动。直至今日,全面基础行业短缺形势已急转直下之时,积极财政政策才显现淡出的迹象,从中或可见其利益争执之激烈。

据记者了解,一直以来,发改委的主流观点对于积极财政政策一直持支持态度,因每年发行国债主要由发改委负责项目审批,发改委掌握着这些项目的生杀大权。

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有许多是属于地方事权的范围。这些项目本应由地方根据自身财力统筹安排,却也报发改委批复后安排资金。1998年至2002年安排给地方占全部国债投资的比重为70.4%,涉及项目3万多个,共投入国债资金1054.7亿元。

有专家分析说:中央对地方补助是无偿的,客观上诱导地方不是从当地客观实际或急需出发,不是从自身财力和资金配套能力出发,而是看上面哪些方面能给钱,由此来组织项目,甚至巧立名目、拼凑项目,然后拼命跑项目、争资金。

《财经》了解到,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将由今年的1100亿元调减为800亿元,但与此同时,很可能将会增加中央预算内建设投资200亿至300亿元。这部分资金的控制权又将集中在发改委手中。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完成目前长期建设国债投资的诸多项目,不一定全靠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来实现。在他看来,今年财政增收预计可以达到5000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前三季度统计数字,中国财政收入增收约4000亿元,同时今年的1100亿国债有一部分要结转到明年,完全可以用超收的财政收入和结转的国债资金中的一部分资金来建设那些项目。

据财政部统计,2002年,财政在央行的月末存款余额有九个月超过1500亿元;2003年,有九个月超过2500亿元。今年3月末,财政在央行的存款余额达到3416亿元;6月末,存款余额高达7755.6亿元。

财政大量发行国债的同时,在央行又保持较高的存款余额,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如果可以有效利用既有的财政收入,就不必继续发债。

从另一方面,现在财政收入增长超过了20%,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就是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升高,政府掌控的资源份额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意味着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与此相应,市场配置的资源就会减少,这显然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一致。

财政政策分类范文第8篇

    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