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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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汇率机制；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2-0103-02
1 解决世界经济矛盾的着眼点既不能盯着中国汇率，也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过去的十年，中国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比重一般在20％～25％的区间浮动，2007年的比重比1997年还有所下降。尽管2001～200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上升了4.68个百分点，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7.06个百分点。而且，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但比重也在下降。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
2000～2007年，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8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350亿美元，加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中国2004年的贸易顺差仅比2000年增加80亿美元。
进一步看，外资企业可以解释中国对主要国家贸易差额的70～80％，中国贸易差额是全球企业资源配置的结果，尤其是亚洲国家产业链转移地结果。1999年，中国为出口加工目的而进口的产品中，25％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台湾地区，20％来自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但只有5％来自美国，7％来自欧盟。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有26％直接销往美国，如果加上经中国香港地区转出口的产品，美国的份额可能略微超过30％，欧盟则分别是14％和19％。这表明，中美贸易失衡事实上是亚洲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两个地区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即美国的高消费和亚洲地区的高储蓄，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生产分工模式变化的必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汇率水平。因此解决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眼睛不能光盯着中国的汇率水平。
脱离盯住汇率制度，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市场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进一步看，中国贸易差额是全球企业资源配置的结果，尤其是亚洲国家产业链转移的结果。中美贸易失衡事实上是亚洲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两个地区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即美国的高消费和亚洲地区的高储蓄，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生产分工模式变化的必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汇率水平。因此解决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眼睛不能光盯着中国的汇率水平。
2 各国经济货币领域的合作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无奈选择
如果中国将借给美国的部分资金用于国内发展，可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美国经济的衰退，最终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因此，美国应认真反思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货币磋商，而不是简单地往国际社会转嫁国内的经济矛盾。就具体合作内容而言：
2.1 在实体经济方面：经济结构调整
既然短期内改变世界经济失衡、调整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当今应加大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中国与美国的协调，防止经济衰退，为双方经济结构乃至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赢得时间。近期，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共同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市场利率，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地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G20北京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要放在国际视角下解决好中国的汇率问题，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也不仅仅是机制问题，是涉及中国结构调整和诸多方面改革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应做好以下几件事；
(1)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且外汇储备不高，为了控制外汇风险，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资本、外汇管制，严格限制外汇资本的流出以及各市场主体外汇持有量，将大部分外汇资源集中于国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市场主体大量合理的用汇需求被强行压制。当前，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从体制的角度重新思考与安排各项外汇管制政策，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市场主体各项原先被压抑的合理外汇需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重新将外汇资源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布。
(2)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无论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看，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但我国在具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重性质的贸易融资方面，资本管制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例如对非居民在中国境内个人购房、买商业地产资本投资性质的外汇收支没有任何管理办法。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限制的背景下，我国却使境外“热钱”通过上述渠道大量流入境内房地产。“管住了前门，但未管后门”，进一步给人民币升值制造了压力。因此，我国一方面要调整国际收支的统计方式，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状况的监测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管理办法，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人的监管。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根据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资本有限流动的进展，有必要时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以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3)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顺差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当前应在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基础上，坚持引入外资的战略性安排，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在此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政策导向企业，中国境内不缺资金，要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同时，还应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实现平等“国
民待遇”，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4)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
针对中国近期出现“松货币、紧信贷”局面，信贷增速在下降，但市场货币宽裕，货币市场利率不断走低，对冲成本下降，而且鉴于间接融资为主格局变化的缓慢性，对充分关注中国经济2006年下半年乃至2007年经济周期中可能出现下滑的中国中央银行来说，提供了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的空间。中央银行对冲操作手段的灵活艺术运用和经验的积累，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标的实现。
(5)增加双边贸易协定，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
近十年在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区内贸易比重越来越高，但即使是纯粹的区内贸易，其结算货币主要使用美元。在各国基本盯住美元的结算货币安排下，有助于降低各国之间的汇率波动，有利于区内贸易的发展。然而随着区内各国汇率与美元的固定关系弱化，无序的浮动并不能保证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不利于区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中国已与大多数东亚国家建立了双边贸易协定，完全有余地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双边贸易协定，并推广到多边、区域贸易协定，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区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或者如本文最后所述，进一步探讨东亚货币体系的安排，减弱美元汇率不稳定的负面影响，这是保持人民币在体现市场供求原则下保持基本稳定的另一战线上的重要思考。
与此同时，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当然，这种调整仍应服从于整个资本帐户逐步开放的战略，放松企业“走出去”管制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资本管制的完全放开，要防止人民币预期发生反转时，国际游资利用制度漏洞的大量外逃。
2.2 货币体系方面：逐步增强世界货币发行的约束
第一，从方向上看，全世界应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货币体系，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达到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对作为国际货币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在世界经济“多极”发展态势中，创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经济环境。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一、政府补助研究现状
（一）政府补助与企业行为方面的研究 陈晓、李静（2001）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运用政府补助手段参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会影响上市公司配股，扭曲会计信息。国内更加关注政府补助行为之下政企之间的政治关联、公司的业绩提升和盈余管理、会计信息的披露及政府补助配置效率等问题，对政府补助的研究范围和深入不断扩展。余明贵和潘红波（2008）、吴文锋和吴冲锋等（2008、2009）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业绩提升和税收优惠产生了积极作用。林毅夫和李志（2004）、郭剑花和杜兴强（2011）认为政治关联是政府干预民营企业的手段，导致了民营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使得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政府补助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政府补助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政府补助存在一系列问题逐渐显露出来，规范政府补助行为、合理配置资源、加强信息的完备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政府补助会计准则方面的研究 《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肖振东（2006）、郑仙萍和毛丽娟（2007）、李娜和王炳志（2008）对政府补助会计准则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解释说明，徐亚明（2006）、周秀霞（2008）、张洪源和徐爱莉（2010）将其与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比较研究，吴静娴和查雪冰等（2012）、田晓春（2008）、罗维芳（2011）、姚津（2007）、郭道芝和孔庆林（2012）从政府补助会计定义、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方法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和分析，黄卓（2006）、唐洋和汪胜春（2009）、王友（2009）、周奇颖（2009）、刘成民（2011）对进一步完善政府补助会计准则提出了建议。这些研究对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应用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与实务联系较为紧密，提出了完善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建议，但仅限于从准则和实务本身来研究准则的完善，缺乏深层面的探究。
二、政府补助会计准则影响因素分析
（一）政府补助的公共性本质 政府补助是一个国家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鼓励扶持特定行业、地区或领域发展的重要手段，采取政府补助已成为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就政府补助的本质而言，政府补助是政府履行社会和经济职能的根本体现。在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经济低迷、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政府成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生存发展问题的重要主体，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由此政府的职能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企业既是政府履行职能、贯彻经济政策的延伸体，又是社会公众利益的集合体，有服务社会的义务和接受政府服务的权利，企业成为兼具政府与社会双重性质的特殊体。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政府补助这种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在理论上就显得较为复杂。探究政府补助理论也应该从政企关系角度从发，才能揭示政府补助的本质。政府补助的本质是政府履行职能的体现，从根本上讲是满足公共需求、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性是政府职能的本质。政府补助作为政府职能履行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也必然体现出公共性的本质。政府补助来源于公共资源和纳税人，必然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公共、公平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政府的经济职能本质上是如何配置资源、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和效用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协调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政府补助作为计划的一种，是政府以市场和社会发展为依据，行政调解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也必然体现出公平和效率的特征。政府补助是政府履行职能，宏观调控配置资源的形式，公共性是本质，公平和效率是根本特征。
（二）政府补助的公平性 政府补助作用的发挥，需要将政府补助投入到企业中去创造效益。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上市公司是聚集资源、拉动就业、创造财富税收、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补助投入到上市公司能够最大程度实现政府补助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政府补助绝大部分投入到上市公司中。截止2011年4月，披露年报的1570家上市公司中，1454家收到政府补助，比例达到92.61%，金额高达463.4亿元。政府补助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主体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公平性和效率性也备受关注。从政府补助的公共性本质、公平和效率的根本特征来看，政府补助既要突出公共性，又要保证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我国政府补助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差别较大，步丹璐和郁智（2012）以2007-2010年国内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四年间东部地区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1733亿元，占政府补助支出总额的82%，中部和西部地区共获得388亿元，占总额的18%。从趋势分析来看，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呈增加趋势。从性质研究，虽然民营企业的政府补助在大幅提升，但政府补助体系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而中央政府控股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在行业特征方面，政府补助主要倾向于公共服务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王燕娜和王娟（2007）以2003-2005年间沪市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此基本一致，同时发现，农林牧渔行业得到的政府补助比例较高，但平均金额及补贴率却显著偏低。基于这些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政府补助总体上坚持了公共性的本质，但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公平与效率间未能实现平衡，特别是公平性在地区间、行业间和不同性质企业间表现的尤为明显，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平等政策环境，制约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三）政府补助的效率性 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尤为巨大，特别是在我国政府相对强势的市场环境下，政府补助体现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特殊关系。一方面，政府通过政府补助间接影响企业经营管理，以参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形式影响企业行为，来实现和延伸政府的职能，达到政府的目标。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政府补助来进行盈余管理、解决收益不足困境、改善绩效、缓解融资困难。正是政府补助这种特殊关系，使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认为政府补助是“无偿”的，是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补偿，没有认识到企业对政府补助所应承担的保值增值和放大效益惠及社会的责任。以中茵股份为例，政府补助促进公司2009-2011年业绩继续增长，仅2010年政府补助就达1.32亿元，良好的业绩使得中茵股份保持了“增持”的评级。政府补助也成为上市公司避免退市风险，地方政府保持上市公司壳资源的手段，ST中达（600074）、ST松辽（600715）、ST昌九（600228）和ST建通（600149）2011年末均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都是政府补助消除了退市风险。政府补助多为直接注入资金的形式，是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在内源融资不足、外援融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有利于企业改善财务困境。但在政府补助这种特殊的政企关系下，容易造成官员利用政府补助进行寻租，而企业则努力通过政治关联寻求更多的政府补助，造成了政府补助资源的低效率，既不利于企业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也不利于良好市场环境的建立。
（四）会计信息的质量 会计准则的重要目标是保障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样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也是评价会计准则的重要方面。会计信息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着政府补助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充分反映政府补助的原因和对企业的影响，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了解企业使用政府补助的情况，有利于提高政府补助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反之，则会助长企业利用政府补助调节利润、强化政企间政治关联，危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政府补助受政府政策、财政预算、企业业务活动和行业特殊性的影响，在确认、计量和会计处理中有一定的主观判断性，不同程度上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信息的披露。赵团结（2011）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LED企业政府补助为例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还尚未发挥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充分决策信息的作用。以天山纺织为例，天山纺织2010年营业利润扭亏为盈，598万利润总额中政府补助为585万元，占总额的97%。可以看到，政府补助会计信息是否全面客观的真实披露，直接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了解，直接影响到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成为制约政府补助会计准则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
三、政府补助会计准则完善措施
CAS16实施以来，有效规范了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但政府补助为企业寻求盈余管理、合法调节利润提供了选择空间，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上市公司间积极争夺政府补助资源的情况下，会计信息的扭曲和失真，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从政府补助的本质、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助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分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政府补助会计准则。
（一）体现政府补助的公共性，突出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义务 CAS16将政府补助定义为“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应用指南》明确指出“政府补助是无偿的、有条件的”，对政府补助“无偿取得”的特征进行了限定，但“有条件”中的政策条件和使用条件，实际上是对政府补助申请和使用的限制，没有突出政府补助的公共性，也无法体现出政府和企业在政府补助的支出、使用和收效中承担的责任。突出政府补助的公共性，能使政府在配置政府补助资源中以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目标，保证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也能让企业把政府补助真正视为自己应履行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免费的午餐”，促使企业提高政府补助的资源使用效率，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由此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和行业内部的多方面监督压力，约束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二）结合我国实际，加快与国际政府补助会计准则趋同 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0号――政府补助会计与政府援助的披露》（IAS20）趋同，是CAS16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框架结构、使用范围、处理方法等方面比较，CAS16与IAS20已比较接近，但我国政府补助行为较为复杂，对会计信息影响较大，CAS16难以发挥出与IAS20相同的作用。利用政府补助进行盈余管理是影响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政府补助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仍存在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企业可以通过公允价值、改变政府补助的原因性质进行利润的调节。如何缩小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是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完善和改进的重要方面。
（三）强化政府补助会计信息披露，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CAS16规定要披露：政府补助的种类及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本期返还的政府补助金额及原因三方面内容。但只能使会计信息使用者了解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而无法了解政府补助对公司的实际影响，掌握公司真实情况。还应要求公司披露补助金额的确认、计量和使用情况，金额较大时还应披露政府补助金额占当年净利润的比重。同时，要对政府补助对公司产生影响的重大方面如利润提升、业绩增长、产生的效益及其他可能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的方面重大影响进行披露，保证政府补助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郭剑花、杜兴强：《政治联系、预算软约束与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金融研究》2011年第2期。
[2]田笑丰、肖安娜：《政府补助对财务困境上市公司获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财会研究》2012年第19期。
[3]步丹璐、郁智：《政府补助给了谁：分布特征实证分析――基于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财政研究》2012年第8期。
[4]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2008年，我国面临高企的通货膨胀威胁，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也未改变，但中美利差已然倒挂，利用利率进行调控的空间被压缩，数量政策手段的操作难度也越来越大。有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甚至有的专家还提出“一步到位”。
不过，我们分析认为，尽管人民币升值趋势已经形成，也很难逆转，但对汇率政策我们应该有更加客观的分析，不能把解决矛盾的重任统统压在某一项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上。目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不宜“疾风暴雨”，采取“润物细无声”式的稳步升值也许更为合适。
人民币升值速度为何加快？
2008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的原因有很多，初步概括，主要有外汇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美元加速贬值。
随着企业的适应和承受能力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汇率弹性增加，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近年来，随着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的快速增长，外汇源源涌入，外汇市场持续供大于求。
鉴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生温，加剧了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态势。比如由于去年人民币升幅较大，加之美联储频频降息，中美利差进一步倒挂，刺激境外热钱流入中国。
统计显示，今年1－3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949家，同比下降25.26%，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4.14亿美元，同比增长61.26%。今年1－3月，对华投资前10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119.81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50.40亿美元）、新加坡（12.37亿美元）、日本（10.71亿美元）、韩国（10.57亿美元）、美国（10.06亿美元）、开曼群岛（9.52亿美元）、萨摩亚（7.68亿美元）、台湾省（5.10亿美元）和毛里求斯（4.72亿美元），前10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7.8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岛成为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区，其中是否真的是直接投资，值得探讨。
此外，国内企业和居民的结汇意愿也有所增强，今年一季度，外币存款下降55亿美元，同比多下降89亿美元。同时，一些香港居民在发薪后，只留少量港币作生活费，其余都换成人民币存入香港的银行，香港金管局的统计显示，今年1月，香港人民币存款同比大增了21%。甚至有一些香港居民将人民币存入内地。这样一来，外汇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更为明显，在预期引导下，形成了自我强化，使人民币升值“快马加鞭”。
美元加速贬值，也推动了人民币汇率较快升值。受次贷危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不断走软。今年一季度，美元对日元最多时贬值13.3%，对欧元最多时贬值7.5%。由于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在一篮子货币中，大头还是美元。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就会不断升值。
人民币升值的“是”与“非”
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
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剧。
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持续攀高。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较2006年的1774.7亿美元增长了47.7%，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尽管贸易顺差增幅减缓，但绝对量并不小，外汇储备也仍处于增加态势。巨额贸易顺差已成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突出矛盾，加剧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及美国的贸易摩擦。欧盟在2007年已多次表态希望中国加快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以减少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美国国会则在2007年中提出了50多项对华贸易保护议案，尽管这些议案大都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而未能变为法律，但仍增加了两国贸易关系的紧张气氛。由于贸易顺差增长的趋势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贸易摩擦依然尖锐，同时也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占款，客观上增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还远没有达到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预期，这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呼声依然很高，在人民币加速升值预期下，国际热钱仍然不断涌入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剧。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看待和认识人民币升值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小于预期
在一般人的思维定式中，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出口的下降及进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顺差的减少，然而从2005年汇改后这几年的进出口数据看，尽管出口增速逐年下降、进口增速逐年上升，但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很小，并且贸易顺差还呈加速增长态势。换言之，人民币升值对外贸行业的影响并没有人们先前预期的那么大，人民币升值在理论上的弊端并没有必然成为现实。2006及2007年，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7.2%和25.7%，增速分别比上年下降1.2和1.5个百分点；2006及2007年，我国进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0%和20.8%，增速分别比上年加快2.4和0.8个百分点；2006及2007年实现贸易顺差分别为1775亿和262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755亿和847亿美元。
出现这一背离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人民币升值单一因素起作用，比如，加工贸易比重高抵消了一部分升值的负面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已成为推动我国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目前，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加工贸易使进口与出口之间呈同方向运动而不是反方向运动，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成本上升可以部分由进口原材料价格下降抵消，升值对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影响并不太大。同时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可替代性小有关。中国的出口产品多为生活必需品和低价商品，其需求弹性很低，即便人民币适度升值，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可替代性小，一方面表现在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有限，不会影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远远领先于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升值也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到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国内外的事实也说明，币值变化与贸易平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据日本《财界观察》和《东洋经济统计月报》资料，1993-1995年东京外汇市场美元兑日元平均交易价分别贬值14%、8.7%和8.7%，按照币值变化与贸易平衡关系的理论，本币升值的结果应该是出口增速下降或贸易顺差减少，而日元升值的结果恰恰相反，1993-1995年日本出口总额分别增长6.3%、9.6%和12.0%，增速持续加快，三年由于汇率升值因素使日本外贸部门分别获得842亿美元、1603亿美元和2703亿美元的利益。与升值相反，1996年日元兑美元贬值13.6%，当年出口却下降7.2%，贸易顺差仅为618亿美元，下降42.2%。1978-1994年，我国人民币汇率几次贬值，而贸易条件却持续恶化，出现了经济学上称为“外贸贫困增长”的现象。
当然，尽管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决定中国贸易走势的根本因素，但我们也不可忽视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日益提高、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本币大幅升值的潜在危险是不容低估的。人民币升值直接导致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相对提高，而这意味着中国产品价格优势的丧失和竞争力的下降，出口企业还会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对国际市场依存度大的行业短期难免会受到冲击，尤其将严重影响那些价格低廉、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出口。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或升值幅度过大，那么，升值所导致的边际负面效应就会扩大。
不要赋予汇率抑制通胀的重任
“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政府工作报告为2008CPI设置了4.8%的调控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因此部分专家建议汇率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达到抑制国内通胀的作用。
无疑，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因为美元贬值让国际大宗产品原材料价格坐上了跷跷板的高端，人民币升值可以让购得价相对便宜，从而减轻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但很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通膨问题，因为国际市场现在不是供大于求。初级产品，矿石资源、能源和粮食都处于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和高价位，中国很难随人民币升值，利用过多的外汇储备去购买国际商品。同时，中国购买可能会被很多国家指责为拉动了国际商品价格上涨，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又会向中国输入通胀，加剧国内问题。我们认为，还是不要赋予汇率抑制通胀的重任为好。因为从汇率政策的政策属性来说，主要是对外经济政策，包括经常项目调整、资本和金融帐户的调整，主要着眼于这两个帐户对外经济往来的调整，主要功能属性不是用来治理通货膨胀的。从相对购买评价学说来说，汇率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国家相对价格的变动然后对汇率的影响，通常看到的是物价持续不断大规模上升，最后导致货币贬值，而很少看到，大幅度提升汇率，本币大幅度升值最后避免通胀。
现在看，全世界的物价都在上涨，而新兴国家涨得最凶。货币越是升值物价上涨的压力反而越大，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这提醒我们，靠货币大幅度升值去抑制物价上涨有可能事与愿违，尤其是出口盈余巨大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综合因素引发的，其中成本推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为实现“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理顺资源能源价格，让资源能源价格合理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环境保护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是未来我国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经济持续协调增长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资源能源价格将成为推动整体价格上行的重要因素。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央围绕着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了新的重大政策措施，其中加大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是一个重要举措，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可避免。因此，解决物价上涨过快的办法只有采取行政的、经济的、产业的等综合方法才能达到目的，仅仅依靠汇率政策调整来抑制通货膨胀是不现实的。
不要迷信“完全市场化”
汇率是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杠杆，通过与国内货币政策相配合，不仅可以调节国际收支，还可以调节经济增长。
发达国家的货币汇率表面上看是完全的市场调节，其实政府的干预有着重要作用，如日元贬值正是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的主动措施；美国也是如此，当美国经济扩张时，政府就采取强势美元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当经济萧条时，美国政府就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汇率的升降完全以经济需要为转移。合理调节汇率对经济增长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让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等于放弃了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是不利的。
政策建议：人民币升值不宜“疾风暴雨”
应该说，以最近两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表现看，人民币长期以较大幅度升值是符合经济规律并有利于实现中国更大利益的。
人民币内含的劳动力价值在国际比较中具有极大优势也是形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源。但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宜激进。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水平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提高幅度非常不均匀，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不大的产业很难承受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之重，比如农业，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西部。即使它们的劳动力价值水平非常低，但要大幅度提高却非常难。整体的劳动力价值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少数产业的劳动力价值水平却在拖后腿，而且拖后腿的正是人数非常庞大的群体。这个矛盾使人民币过快升值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比如不利于增加就业。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价值不能大幅度提高是历史现象，通过类似西方国家那样的财政转移措施来照顾这些弱势群体一下子又做不到，因此人民币不能太快升值。
同时，尽管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出口优势（技术、品牌、质量等）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也不宜进行疾风暴雨式的调整。
应鼓励境外投资
我们注意到，德国是世界上出口最多和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但是德国的境外投资做得非常好，其境外投资是贸易顺差的几倍以上，所以，德国货币升值方面的压力就非常小。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引导人民币市场逐渐扩展对外投资的渠道，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
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同时，应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使觊觎升值的国际资本能够驻留并进行长期投资，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进出国内市场的资金大致平衡。中国需要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来创造并吸收流动性，改变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来源单一的现状，按市场原则防止国际热钱“捞一把就走”的现象。
继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目前看，美元不断贬值抵消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速度。而从短期的宏观经济条件来看，升值是必要的：第一，弱势美元短期不会扭转；第二，在以扩大内需为政策导向下，逐步减少顺差是政策选择，这需要人民币逐渐升值。第三，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阶段还远未结束，中国仍然是外资最受欢迎的地点之一。
在目前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需要升值。人民币汇率加快升值，长期有利于转变经济结构，改变中国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但短期内汇率若升值过快，会影响一些企业、影响一些人的就业。因此，适度升值的前提下，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快汇率机制改革似乎应该成为重要的选项。具体而言：适度放松汇率管理。政府逐步从市场博弈中淡出，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让市场真正成为参与者之间博弈的场所；提高汇率弹性，扩大银行间市场的汇率波动幅度，让市场机制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明确稳定有效汇率的政策目标。逐步弱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管理，把有效汇率稳定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完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框架。为反映经济基本面的不断变化，要对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区间进行定期评估，以保证所设置的汇率目标趋同于均衡汇率或者官方可接受的汇率水平，使升值或贬值压力得以释放；加强外汇市场建设。继续完善银行间市场，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发挥做市商的作用，进一步活跃现有的即期、远期、掉期、互换等交易品种，尝试引入期货、期权等新的人民币外汇衍生品。放松对银行挂牌汇率的管理，鼓励银行创新，引导场外市场发展，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避险工具等。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无论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看，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但我国在具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重性质的贸易融资方面，资本管制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例如对非居民在中国境内个人购房、买商业地产资本投资性质的外汇收支没有任何管理办法。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限制的背景下，我国却使境外“热钱”通过上述渠道大量流入境内房地产，进一步给人民币升值制造了压力。
因此，我国一方面要调整国际收支的统计方式，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状况的监测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管理办法，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监管。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根据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资本有限流动的进展，有必要时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以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注重市场升值预期引导
鉴于中国采取何种汇率政策，不是单纯的汇价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汇率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多。因此，“加大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但是速度不能太快。”仍应是中国汇率政策的基本方针。可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不仅是一个经济工具，而且是一个外汇政策甚至是一个政治工具。目前这样的持续的单边升值，实际上在容忍升值“预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的状况持续下去，这条路肯定不是最佳的。因为“预期”本身比理论上寻找不到均衡汇率更可怕。所以，当前最重要的调整，是要打破预期。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适当的市场波动中稳定汇率。同时，需考虑通过加快亚洲金融合作增加我们的谈判能力，客观上督促美国改变弱势美元政策，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这就需要我们在国际战略中更加主动地采取一些策略。
背景链接：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实质经济数据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人民币升值反映实质经济数据”、“CPI高企是人民币上扬的一个因素”，那么如何理解这一说法，这是否与中国支持强势美元的立场有矛盾，CPI高企是如何反映在近期人民币升值中的呢？
去年G20会议中，周小川行长首次公开表示中国“尝试支持强势美元”，随后在中欧峰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中国都坚持了支持强势美元的立场。同时，人民币在2007年底之前升值相对缓慢，但在2008年初前后伴随国内CPI高企，人民币出现了一波强势上涨走势，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是理解人民币升值，反映实质经济数据的关键所在。
CPI高企在汇率中的反映
2007年底前后，欧美五大央行联合对市场注资，结果是推动各国CPI数据走高，第二轮通胀压力加大，对此欧洲央行立场十分坚决，其结果就是欧元对美元顽强上升。前期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关口，目前已摸至120美元左右，国际农产品期货也顽强上涨，这样原油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反映到各国经济中，就是CPI数据走高，而中国也延续了去年以来的CPI数据高企的形势。
CPI数据高企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使之不仅快速升值，而且几乎没有大的波动，最大程度地化解了市场短期力量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影响，使波动性表现为单边上扬趋势。回顾2007年人民币升值的整个过程，凡是伴随CPI走高的区间，人民币汇率都表现为单边波动上扬，大的回落调整都是在CPI数据压力缓解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所谓“CPI高企是近期人民币上扬的一个因素”，主要是指其表现强劲的单边波动性。
升值与实质经济数据
受次贷危机影响，去年第四季度全球经济形势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欧美对经济增长前景忧心忡忡，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十分强劲，一定程度上，新兴市场增长成为欧美缓解次贷危机冲击的依赖，其中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强劲抢眼。尽管欧美对此又羡又妒，但中欧峰会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都给予欧美弥补贸易逆差的机会，所以与其说这是新兴市场自身潜力的发挥，倒不如说次贷危机大潮落下显露出来的新兴市场礁石，成为欧美的救命稻草。
这种经济增长和贸易数据反映在人民币汇率走势上，必然带来巨大的上涨动力，尤其是圣诞节和元旦是欧美传统采购时期，中国制造的需求十分强劲，出口增长也是推升人民币的重要因素，因此人民币汇率出现一波强劲上涨是在意料之中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支持强势美元”并非将人民币汇率限定在一个区间之内，而是指人民币升值不会跟美元贬值亦步亦趋，在速度上有差距，在幅度上也有差别。
人民币汇率弹性须加大
如上所述，尽管人民币出现一波强劲上扬，CPI高企也反映在近期升值中，但是与美元贬值相比仍有差距和差别，特别是与美元指数的波动性相比，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远远不足，但是这种前景未来可能会显著改变。周小川行长指出人民币汇率反映实质经济数据之后，可能预示人民币汇改进入新的阶段，下一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可能更多地依赖实质经济数据的变动，或者说与实际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是一个完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