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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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 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 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 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 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 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 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 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 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 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 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 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 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 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 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 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 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 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 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 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 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 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 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 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二、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区分为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说法广为接受。所谓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义主 导的美英模式，而莱茵模式则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欧洲模式。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者之间有对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点和联系的方面。本质上讲，凯 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国家干 预，这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自由市场，足以生产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学决定了相互之间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补充。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有共同之处。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两者都主张阶级调和。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特殊 历史条件下，兼顾了经济的增长和工人的利益，同时培育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层“中产阶级”。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则无法维持这一局 面，在阶级力量对比明显地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只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保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来看，现代 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实行纯自由经营政策，也不能实行纯政府干预政策。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一时期强调自由经营，在另一时期看重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彻底改变之前，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这两种思潮相互交替，会反复出现。不过，无论哪一种经济思潮得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种种资 本主义的痼疾，而只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同样难以确保适用性：其一，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封闭的经济，即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受到国界限制的经济，因 为凯恩斯的时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时代，而当今的危机则发生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其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业率上升的情 况下，名义工资仍然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是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造成的)，并不下降，这样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增加就业，而如今工资已经按照消费物价的变动指数化 了，扩大消费需求，未必增加就业；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相互影响，劳动力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例如 现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大，金融市场变数多，仅仅靠扩大财政支出，并不能实现市场的平衡和充分就业；其四，凯恩斯危机面临的问题是缺少 流动性，而当今危机面临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此外，由于社会支出庞大，发达国家财政普遍偏紧，美国财政赤字尤甚(2009财政年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有些欧盟国家也出现财政危机，扩大财政支出无异于使经济雪上加霜。上述单是从经济现象层面的分析，足见凯恩斯主义模式同样无法挽救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

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演化

资本主义虽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因 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调整的动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资 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压力。有关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加强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监管。这次危机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危机。而且这次金融危机又具有国际性和先发性的特点。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 把整顿和恢复金融秩序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作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国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 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其目标是把金融领域置于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之下。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等都将受到美 联储的监管。此外，美国还计划成立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风险并协调各个监管机构的行动。最后，美国还将成立一 个新的保障金融消费的机构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它将监管不动产和消费贷款的发放。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又宣布了美国加强对华尔街大银行 监管的新规定，限制银行的规模和交易活动。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险、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紧急援助资金的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以及从事自营交易。 此外还提出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等多项措施。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些监管计划能否真正实施持怀疑态度，理由是这些计划损害了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它们会以捍 卫市场原则的名义加以反对，而那些靠各自财团支持的政客们迟早会做出妥协和让步。

其次，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即所谓产业结构的空心化。有西方学者认 为，纠正这种失衡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两难之中。例如，美国正是通过国内的产业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受益。如果美国调整经济结 构，回到本土生产，那将与金融垄断资本主要通过全球化进行积累相冲突，并违背金融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调整，美国国内产业将进一步空心 化，那么美国国内的失业危机和贫富差距将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反对大垄断资本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这也不符合大垄断资本的利益。

再次，优化产业结构。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过市场的作用，推动企业并购，实现产业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二是由国家指导和投资， 大力开展数字化、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技革命，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就目前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在科技革 命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仍然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一方面使大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获得超额垄 断利润；另一方面，可使发达国家早日走出经济危机。

最后，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在主导世界经济期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包括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国内国际经济政策、各专项 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许多政策已经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本质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它 们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目前，已经有西方学者对西方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作了排序，依次为：国家作用的回归、货币主权的回归或中央银行 地位的改革、放宽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或国际贸易政策的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税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资本税和巨富税)等等。

综上所述，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一系列重要转变，尽管其演变方向还不确定，但很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参考文献

[1]李慎明，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9(26).

[2]陶涛，国际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李小娟，金融全球化需要国际金融的协调与合作[J]经济问题，2004(9).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着重从金融监管制度缺陷、超前消费陷阱和对自由经济理论的过度迷信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对如何维护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爆发，房地产业严重衰退，造成一连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国政府托管“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购、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等，由此引发全球股市大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也跌穿2000点。全球金融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美国金融系统，无论是发达程度、透明度、监管力度，还是融资规模、金融产品多样化等都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目前出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呢？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监管制度缺陷

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内部管理机制失误造成的。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推出了许多金融衍生产品，这对繁荣金融市场和市场经济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衍生产品太多，加大了投机风险，而与此有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及防范措施却未能跟上，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美国本轮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

在各种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可能是较为严重的一个危机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所采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长期的低利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一是扭曲了信贷市场和房贷市场，二是减少了居民储蓄，三是加剧了美元的贬值。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开始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庞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弥补，结果是美国的资本账户逆差大幅度增长，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引起外资撤离，美国就难免陷入一场金融危机。

二、超前消费陷阱

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费，使得经济基本面发生了问题。为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鼓励寅吃卯粮、疯狂消费，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为普通民众的借贷超前消费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费，而这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但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涨势只是稍稍趋缓和下降，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消费太多，则会使得储蓄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资本积累，导致投资不足，影响经济的下一轮发展。而美国正是消费的过于旺盛，挤占了投资，坐吃山空，经济迟早会出现问题的。

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迷信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把“双刃剑”，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华尔街，而在于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推行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的经济政策等。客观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

但任何理论都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而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无休止地把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推向极端，必然会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威胁和破坏。大量金融证券机构置国家经济安全于不顾，利用宽松的环境肆意进行投机，并因此获取巨额利润，导致投机过度，尤其是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比如：互联网和房地产等，严重损害市场稳定的基础，产生严重的泡沫风险。近几届美国政府没有意识到美国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状况，过于迷信自由经济理论，终于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失衡、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是一场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危机。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但我国存在着许多类似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公齐: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金融危机成因解析[J].现代财经,2008,28(8):25～28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资本论》视角下的经济危机理论

·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实质与特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使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这就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自发扩大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虚拟资本与信用制度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的产物。虚拟资本的积极影响主要是能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促进资本集中、加速资本周转。消极影响主要有使有价证券买卖成为投机的工具，造成虚假繁荣，容易引发经济危机。当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后，货币信用危机就随之而来。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扩大，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伴随而来的就是商品跌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经济危机随之进入全面的爆发。

浅谈本次美国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者大力倡导放松对金融的监管，他们认为只要靠市场机制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从“次贷”危机引起的。“次贷”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形式，银行给予那些收入少、信用差的客户贷款，叫“次级贷款”。许多金融机构为了繁荣住房市场，争夺客户，纷纷降低次贷门槛。这样，开发商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盖的住房越来越多，购房者所需支付的货币仅靠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购买力的、不能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最终由债务清偿危机导致经济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启示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迹象。由于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我国企业引进外资难度加大，引进资金、技术等受到限制。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企业投资削减逐渐显现。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

首先，从实体经济角度看，我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将较快地提升。从战略角度考虑，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有通过经济手段才能取得与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因此，我国应该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加快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增大中国的发言权。

其次，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来自欧美的订单大幅减少，这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在目前的危机下，中小企业必须升级技术、开拓新兴市场。

最后，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加快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刺激经济的关键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事实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行不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主体追逐的目标，盲目性生产在所难免，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能放任市场自由发展。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1.11.4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92-02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的核心理论

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的出版奠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增加国内需求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即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就业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就业理论提出的起点就是有效需求理论，即通过有效需求带动就业的增长，因而激活整个经济的发展。凯恩斯认为影响有效需求的主要因素有三点，一是人们的消费倾向,二是人们对未来预期收益的期望，三是消费者对货币灵活性的偏好。凯恩斯经济理论在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形成了独特的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该经济政策的核心观点是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无法通过自身的调节达到理想状态，而且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比较快，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业和生活标准无法达到生产技术本应该达到的水平。

二、金融危机下凯恩斯主义在各国救市政策中的运用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波及到了很多国家。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救市政策。在各国的救市政策中，凯恩斯主义得到了充分体现。

1、美国。从2007年次贷危机出现苗头到最后全面爆发，美国政府都在尽力采取措施应对危机。2007年8月，美联储利用3天的时间向金融系统注资14725 亿美元；2008 年4月，美联储和美国国会再次联手向市场注入900 亿美元资金。这两次资金的注入对于市场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美国的失业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2008年9月，美国政府开始接手“两房”，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美国的汽车业的状况不容乐观，2008年12月20日，布什政府出台了汽车行业救助方案。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在这期间奥巴马政府也出台了房贷利息补贴、政府提供救助资金等方案。总的来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个美国的救市政策都从政府干预角度出发，很多政策的制定都有着凯恩斯经济学主义色彩。

2、欧州各国。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整个世界，欧洲的金融系统也遭遇到了困境。为了稳定整个欧洲的金融系统，各国政府也积极出台救市政策。2008年10月7日，冰岛政府宣布接管陷入财政困难的当地第二大银行Landsbanki；同年10月9日，冰岛最大的商业银行Kaupthing被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接管。西班牙政府采取的对策是成立基金。英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向银行注资。德国的救市政策是提供救市计划，并为该国的银行间接贷款提供担保，此外，还建立基金组织，帮助银行摆脱困境。2008年10月20日，荷兰政府向荷兰国际集团大规模注资100亿欧元，以强化其核心资产，抵御金融危机冲击。

3、中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其中受害最重的要数中小企业和外贸出口类企业。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2008年9月16日至12月23日，央行5次降息，共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2.16个百分点；3次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共计2.5 个百分点。针对中小企业的状况和我国出口贸易额度较大的实况，中国政府估计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并为中小企业开拓了更多融资渠道。此外，中国政府还对证券印花交易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进行了调整，旨在激活整个经济系统，缓解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便是投资总额达4万亿元扩大内需政策，其中280亿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原理在救市政策中的运用，即通过充足有效需求，带动就业，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三、由金融危机和凯恩斯主义分析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我国的经济结构有利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自从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国和西方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政策，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些救市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货币政策是不起作用的。以美国为例，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据了美国总GDP的70%左右，美国的经济现状已经是典型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因此，消费者心理和行为会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挫伤了居民的消费心理，因而美联储的降息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完全不同，中国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结构。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出台了总额为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对经济的影响效果比较明显。这也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也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优势。

2、我国需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对外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危机导致国外的市场迅速萎缩，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迅速萎缩，这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最近两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不断出台调控政策，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下降。拉动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所以居民消费占我国总GDP的比重比较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和穷人，居民消费占总GDP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只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人们树立消费信心，才能拉动内需的增长。此外，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多样化转变，消费需求的弹性会越来越大，这样导致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因此，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合理比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实体经济是建立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之上，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以及产品的价值都比较稳定。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的定价作为基础，所以整个虚拟经济系统的价格体系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行都不稳定。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很多人都将责任归于华尔街的贪婪以及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实际上，次贷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例已经失调。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少了，具有投资心理的金融企业家数量上升，人们都预期房地产以及各类证券和金融衍生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一旦整个虚拟经济系统产生动荡，价格会大幅下降，大多数人的财务缩水，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因为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可以看出虚拟经济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有其潜在的风险。虚拟经济部门产生的宗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而独立出来。我国虚拟经济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需要把握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合理比例。避免因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

4、需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界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政策议题。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界很多人士都开始质疑美国政府对于本国的金融监管不力，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没有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行合理的界定。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都一直主张提高居民的自有住房率，这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是由于政府过分强调这一政策，因而导致银行一再提供不良贷款，进而促使次贷危机的发生。所以没有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是美国政府在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失误之一。因此，对于市场的监管，应该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道路上来。我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宏观调控比较多。政府调控过多，是否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效率，也是目前学术界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因此，我国政府也需要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避免经济出现失去活力状况的发生。

四、总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本文通过对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各国救市政策中的运用分析，指出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这几点启示主要是基于对美国和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多共性，所以这些启示也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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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志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危害与替代――国外学者的视角及其评价[J].高校理论战线，2010，（05）.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法、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协调主义

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 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 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 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 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 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 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 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 seek）。 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 ）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 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第二，强调经济法的协调主义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其实，强调公正的法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论述了协调思想。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庞得对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他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后一类利益中，除了其他内容以外，他还把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庞得也认识到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但是庞得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注：庞得：A Survey of Social Interests，57 Harvard Law Review 1 （1943 ），pp.1—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48页。 ）虽然庞得是从法学家的任务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思想是与经济法本质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思想在协调主义方面的耦合。事实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兼顾各种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法律部门总要优先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终不能也不必冲破“自由的财产流转法”的藩蓠，否则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即两只手的协同并用、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之经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应当强调协调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6篇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看作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这一位置传统上都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占领。我是第九任，之前八任，包括钱纳里、斯蒂格利茨、萨默斯、斯坦利·费希尔，都是美国顶级大学教授。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在世行四年，还有一大感受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论创新。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

对此，以往在国际上出现过两波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缺乏发达国家那种现代的、先进的、资本密集的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先进产业，是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的刚性，也就没法发展出现代化大产业，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动用资源和资金去发展那些大产业。中国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也都认同这样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基础，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资拉动的增长外，经济很快陷入到停滞乃至危机中。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方式积累资本、提升产业，这样的做法在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看来却是错误的。

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发展经济。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结果呢，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大都陷入停滞，而被认为推行了“错误经济政策”的东亚转型中国家，反而发展得非常之好，转型非常平稳。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理论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这样的危机，连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普遍没能预测到。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已有理论也不能用来指导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了。

发达国家经济理论陷入的困境，既有政治上有意识地“指鹿为马”的情形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瞎子摸象”造成的。比如关于国际收支不平衡，2002年和2005年前后就已经引起关注，当时很大程度上把它归罪到东亚经济体头上，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三三个主要原因。当时这一流行看法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这是在“瞎子摸象”。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195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

传统经济学总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发展中国家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制定经济政策。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的参照系，看它们有些什么，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发扬光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成功，就是按照自身要素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按照发达国家优先发展大产业的路径来发展经济。

新结构经济学既有来自中国和东亚的经验观察，也有理论的分析。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必须同时存在。按照结构内生和要素禀赋理论，资本积累的速度必须比人口增长速度快，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更多的剩余积累必须来自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和前提。但是，现代经济发展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就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先行先试者，先行先试必然充满风险。发达国家往往是以专利方式激励先行先试者，发展中国家则是想办法给先行先试者以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同时，政府还应当成为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的提供者和协调者，以便为先行先试者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之所以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加以研究，但不主张回到《国富论》，是因为斯密用8年时间写作《国富论》时，实际上尚未认清工业革命的进程。《国富论》假定技术和产业是给定的，要在此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所以，斯密只强调竞争的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从斯密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是斯密当年所没有看到的。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如何最优化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更重要。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比如，结构主义对政府的强调就过了，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乞求政府的各种保护补贴，导致种种扭曲和寻租，这就是过犹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及犹过。如果只强调市场竞争，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补偿外部性，就会导致产业和技术升级非常困难。智利从1970年代开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没有形成新的产业，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子。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农村金融 小额信贷 微型金融

农村信贷尤其是穷人信贷，既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一项重要的命题，也是金融领域一个棘手的问题。过去几十年的农村信贷实践表明，无论是政府主导下的“补贴信贷”还是商业化运作的金融组织，都无法有效地将信贷资源渗透到农民尤其是穷人手中。近三十年来，微型金融的兴起和发展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和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在回顾过去几十年农村金融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小额信贷成功的必然性及其对穷人和农村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然而，从实现制度上的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微型金融的发展同样面临着“风险、成本和社会目标”等农村金融基本问题的挑战。

一、传统农业信贷的失败

资本匮乏、持久负债和长期遭受高利贷剥削始终是农村和穷人的写照，因此信贷一直被视为促进穷人财富积累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开始向农村地区启动大规模的“补贴信贷”(subsidized credit)，以期帮助穷人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和避免高利贷的盘剥，进而使穷人摆脱“贫困的怪圈”(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传统农业信贷补贴的逻辑是简单明了的。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信贷分散交易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很少有人愿意提供农业信贷，因此提供补贴是为了补偿农村信贷机构的损失；另一方面，农业和穷人难以承受较高的利率，提供补贴是为了降低信贷利率。然而，这种主观逻辑却直接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名义利率不反映真实的利率水平，真实利率长期为负。真实的负利率创造了过度的需求，使得农村信贷资源在“寻租”的激励下往往通过“政治市场”进行配给，而政府“锚定”的目标群体――小农和穷人，则因无力“行贿”多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

正如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数据所显示，针对农村的“补贴信贷”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低下，多数信贷机构因偿还率极低而难以为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并占据了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许多新自由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信贷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信贷，农民的福利状态甚至会更好。这是因为：首先，补贴信贷“挤出”了农民长久以来所依赖的非正规金融；其次，补贴信贷不仅难以“锚定”目标群体而且还破坏了市场利率的自动“配给机制”（rationing mechanism）――将信贷资源配给那些拥有较好项目并愿意支付意愿利率的群体，然而过度需求和“政治配给”却打破了这种市场均衡；最后，补贴信贷软化了信贷纪律，信贷组织一方面懈于进行贷款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无意进行储蓄动员，只依赖于国家的信贷资金和补贴。

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应摒弃传统信贷下的金融抑制，只要对农村信贷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造，农村金融市场自会形成有效的金融中介功能。然而一个有力的悖论是，如果农村信贷市场并非失灵，何来政府的干预？事实上，垄断和分割性是所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常态，即便是信息约束和抵押约束便使得信贷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正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进行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并未使农业和穷人的信贷问题得到丝毫的改观，而农村金融刚摆脱了政府的束缚又陷进了市场的“泥沼”。

二、小额信贷的兴起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是早期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信贷，还是随后的市场化改革，都很难将信贷资源有效地渗透到农业和穷人中去。传统农业信贷的失败归咎于“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而市场化改革又面临着“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鉴于此，费南多（Fernando）曾有准确的洞察：“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关系的文化因素，而政府失败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干预”。因此，农业和穷人信贷问题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冷战结束以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商业银行以及形形的内嵌于农业经济的当地组织仍然在农村信贷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其中，起源于非政府组织(NGO)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机构异军突起，并迅速在农业信贷和反贫困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所谓“小额信贷”，便是向农民提供短期的小额贷款，尤其是农村地区那些无资产抵押的穷人。在孟加拉国，当.尤诺斯( Muhammad Yunus)通过“小额信贷”成功地将信贷资源渗透到农村穷人手中之后，“小额信贷”试验便在世界各地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小额信贷”已经成了农村和穷人信贷的主导模式。

事实上，“小额信贷”并非一件新鲜事。从历史上来看，便存在着许多内嵌于当地的信贷组织和模式，如形式各异的循环储蓄基金会（ROSCAs）以及各种信贷合作组织（credit cooperatives）等，它们多通过“同伴压力”（peer-pressure）、“社会名声”（social reputation）等非正规监督和处罚，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信贷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正如费南多（Fernando 2006）所言，“交易性的（如私人放贷者）、互的（如储蓄循环基金会）和个人性的（如朋友和邻里）信贷提供者，总是能在需要的时候将穷人所需要的贷款金额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理论界认为，“小额信贷”正是合理地借鉴这种“内核”，并成功地利用了“小组信贷”（group lending）等内嵌于当地市场、文化环境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才得以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信贷中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在此，与传统经济思想观点不同的是，“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不再是约束农村信贷市场的重要因素（市场失灵），相反，“文化因子”则成了保证信贷市场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村金融和穷人信贷的反复试验表明，农村落后、穷人贫困的根源并不在穷人自身，也不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冲击，而是由于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们不能正确地理解穷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故而难以制定出能够普及小农和穷人的、适当的政策。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制度至关重要”。因此，如果“小额信贷”能够将“亲穷人”（pro-poor）的模式制度化，那么反贫困和农村的发展将会闪烁新的希望。

三、新自由主义、小额信贷与农村的发展

众所周知，世界上大约80％的人口生活在中低收入的国家，有近35亿人口的信贷需求无法从正规渠道得到满足，这种“荒唐的缺口”（absurd gap）源于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被正规金融所忽视的非正规部门，或偏远的农村地区。在老一展经济学家看来，非正规部门的显性存在与正规部门吸收乏力休戚相关，故而应继续扩张正规部门以转移农村劳动力。这种“二元结构”的政策主张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得到了彻底的清算，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正规部门并不会因正规部门的扩张而缩减，所以非正规部门的存在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因为非正规部门本身就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边缘化的产物。然而，非正规部门或农业部门在“原材料、资金、劳动力和市场”上对正规部门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并为正规部门的改革和发展提供长期的 “隐性补贴”；更为关键的是，对非正规部门的漠视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因此，在新一展理论中，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农村地区和穷人的发展也获得了应有的重视。作为约束非正规部门的重大课题――“信贷问题”，自然也重新被提上议程。与以往不同的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作为非正规部门主体的小农和穷人应有效地与信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形成生产函数，并成为“新经济”中积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伴随着对发展思想修正的同时，一场关于如何在“新市场失灵”（the new market failure）状态下有效配置资源的技术争论也在主流经济学界激烈地进行着，而斯蒂格利茨和魏斯(Stiglitz & Weiss 1981）等人则证明农村信贷市场便是典型的案例。这导致了“新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使得理论家们开始以失灵的眼光重新审视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微观运行基础，以及在社会、文化环境制约下小农和穷人信贷行为的“非契约”性。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小额信贷”因尤诺斯和“乡村银行”的巨大成功跃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并为理论界打磨和印证各种经济理论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政策实践者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提供了范本。

因此，“小额信贷”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它使农村金融从“政府失败”的宿命和“市场失灵”的陷阱中走出，以“亲穷人”的崭新姿态呈现在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面前，并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发展论”(market driven approach)不谋而合。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冷战后时期小额信贷体制的独特性源于非政府组织对“资本主义和发展”这一重大命题的再思考。例如，在回应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时，“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创始人尤诺斯便倡导通过“人性化的资本主义”（humanizing capitalism）来促进农村和穷人的发展。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通过资本的注入也为小农和穷人释放“企业家潜能”（ entrepreneur potential）提供了新的契机，穷人不仅能够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能从中受益。在此，在传统发展战略中被边缘化的小农和穷人的地位得到了重新的界定，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信贷受赠者，而应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微型企业主”（micro-entrepreneur）。

四、微型金融的发展、演进及问题

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诞生和发展成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深化和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通过竞争机制（竞争性地使用金融资源而非“赠与”）和筛选机制（筛选使用金融资源的群体）等制度的设计，微型金融成为一种有效渗透的手段和制度，并在加强和利用信息的基础上（例如，peer group，joint-liability，regular meeting等），通过借贷者的相互监督和连带责任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在无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由于道德风险而产生的信贷偿还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逆向选择风险。

然而，微型金融同样面临着成本（即以多高的利率贷出，成本和费用如何）、风险和持续性等农村金融基本问题的挑战。为了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储蓄动员）、实现制度上的可持续性，脱胎于NGO以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微型金融组织在自由思想的指引下开始朝商业化演进，在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蒙古、巴基斯坦等），微型金融还通过与信用社的整合而实现了正规化（mainstreaming）。为了自身的持续，追逐经济效益的小额信贷组织明显出现了为农村高收入阶层（upmarket）服务的使命漂移现象(mission drift)，在拉美等地区，微型金融组织甚至上演了“利润优于商业银行”的“闹剧”。而且，为了覆盖包括实施成本在内的融资成本，商业化经营的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利率多高达30―40％,例如：拉美地区的多为30―40％；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在20―25％的利率上，加上必要的补贴才能维持；在我国的小额信贷试验中，忽略某些实施成本的不可得性，左小蕾得出了河北滦平县农信社的小额信贷在14％基础上能维持的喜讯，而在云南的一项小额信贷中，利率则需要维持在20％以上。很难想象，弱质农业以及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农户如何在如此之高的融资成本上维持和发展。

因此，补贴（其一是，要不要实行补贴性信贷；其二是，是否给予农村金融机构补贴）成为农村金融深化和发展中的争论焦点,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因此而出现了微妙的分化。以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俄亥俄学派（Ohio School）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ist）认为，在农村金融中，政府应避免金融机构的补贴依赖，通过市场准入让资源在竞争中有效率的配置，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有利的制度环境以及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是政府的责任。尽管福利主义者（welfarist）也承认补贴性信贷下的“政府失败”，但是由于市场失灵，在弱质农业部门和农村大部分群体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又无法承受高息的非正规金融服务的情况下，政府应在农村金融中起积极的作用（包括建立政府所有的金融组织），以扩展正规金融的服务边界。以“农村金融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著称的“适度干预主义者”企图寻找第三条出路。在“三叉理论”(the three-pronged theory)中他们认为，政府一方面应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自然包括农村金融的深化和自由化），让市场在竞争中配置资源；另一方面，还应注重包括农村金融监管和法律制度在内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新建成本、能力建设、教育培训、穷人高风险信贷、科研开发等费用，政府要提供非重复性的智能补贴(smart subsidy)。这样，农村金融机构在降低风险和成本的基础上将会达到追求自身经济效益和服务具有社会福利效应的低收入阶层的双底线均衡(double bottom line)局面。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发展并未出现适度干预学派所期待的良好局面，首先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其次是政府杯水车薪的补贴并不能显著地降低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最后，这种经过精妙设计的“智能干预方式”在“非智能”的政府面前终归失效，从而，斯密那只手最终变成马吉那只脚。

五、总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变迁，农村信贷政策和发展战略也几经变迁，从早期的“政府主导”（government led）到后期的“市场驱动”(market driven)，理论家和政策实践者们试图在“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的尴尬境地中寻找一条最优路径。“小额信贷”便在这一夹缝中跃入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的视野，并因其特有的第三方优势以及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发展观”相同，而得到了理论界和许多重要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等）的一直推崇，并迅速被世界各地的政策实践者们复制和尝试。“小额信贷”既“亲穷人”又“亲市场”的运作模式重构了政府、小农和资本的关系，使得穷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命题闪现新的希望。然而，世界各地的实践表明，为了自身的可持续性，“小额信贷”同样面临着“成本、风险和社会目标”这一农村金融基本问题的挑战。不难设想，当小额信贷失败时，政府仍然是最后的买单人，因此，在以“市场驱动”的主流发展观中，政府一样不能全身而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从“小额信贷”运动的兴起到实现制度上的可持续发展，“微型金融”在模糊“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同时，也给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Beatriz Armendáriz de Aghion and Jonathan Morduch,The MIT Press,2005;

Microfinance-Perils and Prospects, Jude L.Fernando,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

The Microfinance Revolution:Sustainable Finance for the Poor，Marguerite S. Robinson，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2002.

Collusion and Group Lending with Adverse Selection，Jean-Jacques Laffont,2000.

Commercialization and mission drift:the transformation of microfinance in Latin America, CGAP, Occasional Paper NO. 5, JANUARY 2001.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8篇

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发展中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琼•斯佩罗（JoanE．Spero）认为，就像经济因素产生政治结果一样，政治因素也会导致经济结果的产生。从内涵的外延化来看，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样，都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迫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会导致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是围绕对市场的争夺，对原料和生产手段的控制而展开的。①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它们以牺牲南方国家为代价，加强了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方式向全球扩展，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政府、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从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润。②因此，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现实和本质。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互动关系。“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需要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③对跨国公司之间的“跨国关系分析应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国关系定义为“跨越国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机构控制的联系、结合和互动。”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依附论，三者对于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各有不同的解释。⑤但学术史上的各种所谓流派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⑥

（一）现实主义

1975年，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即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孪生子。吉尔平在后来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政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⑦吉尔平在他的另一本书《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讨论了“国家与跨国公司”，论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问题。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⑨现实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也指出：“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学者都把体系简化到部分之间的互动上，或者是行为角色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注重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单位，没有认识到体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单位层次上又在体系层次上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说明国际体系的行为。”华尔兹的这个观点对研究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将建立国际体系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现实主义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贡献在于引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将经济学中“成本”、“公共产品”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金德尔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①他认为，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上，而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据早期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观点，市场不完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存在着产品或要素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②这就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跨国公司与母国或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博弈关系。

戴维•麦克格鲁（DavidMcGrew）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书则考察了在主导公众和学术论争的所有重大领域中趋向和反对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团体和全球秩序的伦理基础等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们都同意，在几乎实时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资本甚至是小笔业务也许都具有选择上的巨大灵活性。但公司无论大小，其命运依然主要取决于地方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及其经济环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国公司中，竞争优势也主要是其各自国家的革新体系的产物，而生产和销售则倾向于强烈的地区性集中，实际上，跨国公司和‘具有国际协作的国家公司’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们的总部是其继续成功和认同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财富500强所列举的世界大型集团公司，其总部几乎没有设立在美国、英联邦、德国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没有统治世界，国家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④例如，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效率主要依赖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质量。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基本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国在贸易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等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涉及该领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对美国跨国公司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则是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中，把“保证全球主要体系（贸易、投资、金融市场和能源供应）的活力和稳定”视为对美国最重要的“生死攸关”（Vital）利益之一。⑦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力图保持在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主导权。二战后美国多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历次法案规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时，要求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或“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缔结“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旨在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商创造良好的投资气候，要求发展中国家给美国子公司以“国民待遇”，取消或放宽投资限制，允许美资企业自由汇出资本和利润，保证在实行国有化等措施时给予“及时和足够的赔偿”等。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议”，旨在保证海外美资的法律保护得以切实贯彻实现，为美资提供双重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开始致力于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和签订双边性“投资保护条约”。新条约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保护海外投资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如投资的入境兴业手续问题、投资兴业的待遇问题（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等）、投资企业的征用问题、资本和利润向境外转移汇出问题、投资纠纷处理问题等。⑧

（二）新自由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在《国家与市场》（StatesandMarkets）一书中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问题。斯特兰奇用四个基本结构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许多作者全神贯注于跨国公司的兴起，同时谋求找到一个关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组织机构性质变化的解释。”①在《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一书中，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生产结构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即技术、资本和销售网络，“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与国家一道对民族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发号施令”②。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贸易和石油领域中的机制演变，提供了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视角。③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之一，④他们摈弃了“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欧汉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纲领的构想，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角逐中无疑占了上风。跨国公司要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舞台，以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因此，它们要竭力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这个观点就反映在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⑤。威廉•内斯特（WilliamNester）的《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国家自身日益弱化，虽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将继续，但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强大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法、国际道德、政府间国际组织、私人国际组织，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缘经济相互依赖或全球化的复杂网络。”⑥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约瑟夫•A•凯米莱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尔克（JimFalk）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提供了对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视角。⑧凯米莱里与福尔克合著的《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书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压统治技术一样，监控技术在国家和国际非国家行为者中广泛扩散。它们不仅被国家利用，也被商业企业甚至公民个人使用。商业信贷组织可以在世界范围跟随公民的迁移、喜好和信贷记录。银行、信贷、职业及其他商业机构可以购买同样的数据库。广告机构经常活动于许多国家，它们也可以使用国际数据库来获取有关共同体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见解。大集团为了获取利润控制和发展通讯媒体，使它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国家边界，国家利用通讯媒体来巩固共同体对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国家组织，包括媒体集团，也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塑造或破坏国家的现行政策和结构。全球经济和通讯系统的结合开创了全球互动关系系统，在这一系统内，家只是其他行为者中的一员，国家边界的重要性日趋削弱。”①

（三）新依附论

新依附论是从战后“新”理论体系中孕育而来的。依附论者虽然也大量使用“阶级”、“剥削”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词语，但其理论思维不完全与“新”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②作为现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理论认为现今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即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或由于依附于跨国公司而变得落后和贫穷。③依附论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视为“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认为其发展将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控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谓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产业，因为出口能赚取外汇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依附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需要保持传统的出口产业，这在经济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政治上就会通过那些颓废的统治者维持权力。（2）工业发展为国际收支的波动所左右，这往往导致附属国在国际收支上出现赤字。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垄断化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也因为外国利润的汇出，同时还因为需要依靠外资的援助。（3）工业发展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这种基于跨国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属国的生产结构出现如下的状况：首先，由于需要保护农业或矿业出口结构，从较落后部门榨取剩余价值的比较先进的经济中心之间就出现了联系，国内“宗主”中心与国内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间也出现了联系。国际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和联合的性质在国内精确地重演了。其次，工业与技术结构更紧密地响应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内发展的需要。再次，霸权经济社会中同样的技术与财富积聚不加多大改动就转移到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中去，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产设备的开工不足、对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加紧利用。因此，在这种新依附中，如果附属国内部结构以及与统治国的外部关系不变的话，附属国与统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改变。随着附属国的国内和国际结构受跨国公司、国际商品以及资本市场影响性的加强，依附性的结构就会加深，附属国就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④例如，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从技术—工业统治转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部门投资。”⑥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的生产体制为跨国公司利益所决定，从而产生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的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造成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依附国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其国内市场的发展。⑦帝国主义霸权中心的大资本统治通过在附属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中的投资进行扩张，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需求，在附属国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产结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工业部门投资。⑧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形成对地区的支配，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依附归结为生产要素即生产力发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国家在技术、资本、出口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其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完全取决于中心地区跨国公司的辐射程度和主观意愿。

与多斯桑托斯持类似观点的有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Prebisch）。他在其《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书中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初级产品与制造品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发达国家，它们组织起来并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马斯•劳尔森（ThomasD．Lairson）和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Skidmore）在他们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书中也涉及类似观点，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国家在对外投资或借贷领域的相对讨价还价力量？此书与其他类似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讨论也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也不同于激进派学者的独特视角。他们的观点和约翰•罗尔克（JohnT．Rourke）有类似之处，即“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最强的500多家跨国公司中，大约有95％以北方国家为母国，仅仅只有少数大公司建立于欠发达国家”②。

二、评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发轫于三大知识传统，或者说受到三大意识形态的浸润，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被肯尼思•汤普森称为“国际思想之父”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如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正是这三大知识传统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力量与跨国公司》一书中，把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概念”③。后来，他又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上述说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思想分野，而弃用“理论”或“流派”。“因为每个观点都蕴涵着一个有关人类社会的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因而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④所谓“总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论知识体系之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识形态），它们在核心假定、价值观念和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圆凿、不相通约的。尽管研究者为诠释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了各种观点，但这三大意识形态各成体系，各自形成了独立的话语符号系统，以及影响广泛的理论成果，“几乎每个人都会落入这三种竞争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过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强弱变化来解读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是可能的”⑤。

据此，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跨国公司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paradigm），即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与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与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合作的模式不同。现实主义模式强调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这种模式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世界经济的首要的因素。⑥具体到投资领域，就是国家想方设法扶持本国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很相似，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历了数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阶级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其名称在不断改变着。”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指出：“我逐渐地得出了几条一般性的结论：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⑧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再次，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⑨与上述现实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影响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诸多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开始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演变内容经常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而国际关系的变革同样以经济关系的变革为基础。在当今时代，经济优先已成为各国的选择，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经济手段的运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第四，经济安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因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跨国公司才得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新的依附理论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对世界市场的总体性研究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的，新的依附理论模式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这一点与商品输出和货币资本输出有明显不同。后者虽是资本输出，也体现一定的国际生产关系，但不会直接输出生产关系。当对外直接投资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别，投资国产业资本的跨国界扩张与东道国经济能够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问题。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成为促进宗法或封建社会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剂，相对商品输出或货币资本的输出来说，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化。①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比较和吸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础上，将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性帝国和世界性经济两大类，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跨国公司理论中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视角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扩展和延伸，认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以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国公司在依附论中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组织体系的扩张才形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强权地位。②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后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过以上的跨国垄断组织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保持原有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从而继续控制和剥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方面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些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一般都缺乏发展民族经济的必要资金，这使得它们的贫困程度和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有增无减。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诸如掠夺燃料和原材料，推销陈旧设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打击甚至挤垮民族工业，促使外贸条件恶化，进行重利盘剥，导致人才外流以及扩大两极分等。例如，197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37．49亿美元，但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润却高达127亿多美元。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剥削活动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有时，一些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维护其在某些国家的特殊权益，恣意干预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甚至不择手段搞政治颠覆和军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