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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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第1篇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间所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成为大萧条，在此情况下，商业和经济运营普遍衰退。首先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农业衰退，引发了金融行业的恶化，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比以往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为深远。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引起经济的衰退，进而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失业增加，工业化国家中资木的短缺引发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间搭配存在多样性的特点，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乘数都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政府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数不确定的情况下，考虑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选择，最佳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政策组合的工具。实施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机会使一个乘数的估计误差被其他乘数的误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额情况下，制定政策的误差会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中的微调是指存在于宏观调控中，针对现实社会运行的经济中存在的小冲击、小波动、小十扰而做出的相应的小调整。不断地试图稳定经济的政策行为。对财政政策而高，长时间的内部时滞，使得采用相机选择的微调措施在实际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存在不可能性。尽管社会中存在的自动稳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政策中的微调效果。对于货币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经常运行的，内部存在的时滞较小，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所起到的影响一直是在应对晓得波动，则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恰当的。
相机抉择是政府根据经济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和各项调节在采取过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点，进行需求管理从而机动灵活的采取一种或几种措施，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实行相机抉择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总需求，又不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根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决策速度，作用速度，预测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个方而的差异，相机抉择一般有三种搭配方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单一政策规则是指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学派，关于货币供给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长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建议的唯一政策是货币供给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单一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是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的速度。货币主义者主张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单一的政策规则。
积极地规则是指对重大的经济冲击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质的规则，在讨论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达到的效果时，要把对重大经济冲击做出反应的政策行动与微调加以区别。而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决不能主张不应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及时采取反周期性质的政策措施在未来政策的确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权衡中国，积极地政策制定者重视政策实施过程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而那些赞成难以变动规则的人则重视中央银行在过去竞技场反错误的政策措施。
三、动态不协调与规则及斟酌使用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RBC理论 RBC模型 经济周期 经济波动
20世纪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理论）。RBC理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第一次系统地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论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论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国经济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研究较少。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的经济数据，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卜永翔、勒炎，200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刘树成、张平、张晓晶，2005；殷剑峰，2006）。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验证结果加以充分和谨慎的比较分析，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RBC理论的基本模型及结论
1、RBC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等条件假设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称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引入真实冲击，并考虑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为简便起见，假设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茁表示贴现率；?啄表示折旧率。
根据上述规划的一阶必要条件，补充初始资本存量、横截性条件、稳态时行为人的劳动供给等三个边界条件，可以得到求解最优规划解的充要条件。补充一些参数条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在稳态附近对约束条件线性化，可以求得规划的数值解。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消费、劳动受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而给出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
2、RBC理论的主要结论
RBC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周期根源于真实变量异常变化造成的供给冲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与市场失败无关。
（2）经济波动的传播。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行为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
（3）经济周期的过程。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冲击时所做出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系列冲击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动。
（4）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政策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其次是价格灵活调整，市场连续出清，非自愿失业不存在，工作和闲暇在时间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为人理性预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满足情况
RBC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波动，RBC基本模型有着诸多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是难以完全满足的。
（1）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会存在偏差。
（2）由于我国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等限制条件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价格灵活调整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业在当前大量存在。
（3）由于过去的5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时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为人难以做出理性的预期。例如，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证券市场的非理。
由于RBC理论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基本模型进行修订。
此外，RBC模型中的参数及国外研究中确定的数据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参数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对于美国数据的估计值，这个参数实际上还包含了制度变化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三、RBC理论模型应用于我国有待修订的问题
RBC基本模型本身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无法对经济周期中就业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基本模型需要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足够大才能对就业波动进行解释，但经验研究表明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资暂时性变化时才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较显著影响，而研究表明，工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久性。
针对这一缺陷，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如引入劳动不可分性和劳动契约）或修改生产函数（如引入资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经验数据表明实际工资与产出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通过模型的公式推导，产出与实际工资的相关系数等于1，实际经验数据则表明实际工作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针对这一缺陷，克里斯蒂诺和伊齐鲍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对于冲击过程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根据RBC基本模型，如果生产技术的冲击是一个自回归过程，才能较好地模拟经济波动的实际情况。若技术冲击是一个白噪声或符合单位根过程，那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果将无法模拟经济周期中的特征事实。
针对这一缺陷，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修改，引入劳动调整成本，或者引入资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资本折旧函数。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残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冲击
许多经济学家将索洛残差作为衡量真实冲击的标准，但索洛残差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产出影响量的剩余量，是许多未知因素的综合，含有很大的波动性，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而且索洛残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实冲击也受到质疑。例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索洛残差经常出现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为真实冲击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出现退步？
5、用校准的方法检验模型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
采用校准方法而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有相当大的弹性，所以当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重要的“矩阵”匹配得很好时，也可能无法判断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尽管可以通过广义矩阵法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统一的估计，但模拟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仍受到质疑。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依据RBC理论的基本模型与结论，从RBC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与条件，有如下的结论及建议。
1、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论的模型有着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用模型时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对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进行修订
RBC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修订。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劳动调整成本，修订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我国学者殷剑峰（2006）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实，引入了劳动力的现期跨部门替代，构建了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3、重新估算各种参数
模型的参数如何取值是评价标准RBC模型对中国数据解释力的关键之一，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有争议的各种参数重新估算。例如，折旧率对于波动是很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资本存量的估算，间接影响到估算的技术冲击变量；再如，劳动份额影响模型中所估计的技术冲击时间序列，而且决定模型中各变量对外在冲击如何传播。
4、实证研究中样本数据的取值应考虑具体国情
例如资本存量的估计、劳动时间采用的标准，应该予以科学的判定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与现在的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区别，这些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需要分两个阶段分别校准，以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
尽管RBC模型在我国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条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论对于进行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仍然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RBC理论，有助于认识稳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对教育、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有助于指导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关注长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订机制等。
【参考文献】
[1]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殷剑峰：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刘树成、张平、张晓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首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2005。
[4]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拟中国经济的数值试验.世界经济文汇，2004（2）。
[5]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世界经济，2004（4）。
[6] 刘金全、刘志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05（3）。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四部门乘数；省级经济；区域差异
作者简介：刘金山（1971―），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广州，510632)，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
乘数理论是宏观经济学大厦的重要支柱。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逐步具备了乘数作用的基础。对乘数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经济系统运行及循环顺畅或阻塞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省级经济是大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测度我国省级经济体的乘数，分析其差异、成因与影响。
一、研究综述
虽然对乘数的认识可追溯到弗朗索瓦•魁奈的《经济表》，也可在亚当•斯密、西斯蒙第、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找到思想渊源，但凯恩斯认为“乘数的概念系由R. F.卡恩……首先引入于经济理论。”凯恩斯在卡恩研究基础上，将乘数纳入其经济学体系。此后乘数概念被不断扩展，主要有：一是将乘数分析拓展到财政、外贸等领域；二是将乘数和加速数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经济周期；三是分析乘数动态变化对经济政策及国民收入的影响。
国外乘数研究目前已较成熟，逐步由两部门（居民和企业）乘数［1］拓展到三部门（加入政府）乘数［2］与四部门（再加入国外部门）乘数。［3］随着部门增加，发生的漏损增大，乘数会逐步减小。两部门乘数发生储蓄漏损，三部门乘数发生储蓄、税收漏损，四部门乘数发生储蓄、税收、进口漏损。对于乘数的数据表现，奥利弗•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测度的美国两部门乘数为2.5。坎贝尔•麦克唐耐尔和斯坦利•布鲁伊在《经济学：原理、问题和政策》中指出美国四部门乘数为2。迈克尔•帕金的《宏观经济学》探讨地方乘数时指出，华盛顿州的乘数小于2.8。
对于我国乘数特征，学术界进行了初步研究，由于数据处理不同，结果并不一致。［4］一是低位判断。王健研究表明，［5］1996―1998年两部门乘数为1.14、0.80、0.67。二是中位判断。中国社科院课题组［6］得到1996―1998年两部门乘数为3.70、2.38、1.54。侯荣华与张耀辉［7］得到1996年两部门乘数为2.12。王军与谢瑞［8］得到两部门乘数为2.10。三是高位判断。杨天宇［9］在考虑收入分配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基础上，得到1996―1999年两部门乘数为5.26、5.30、4.96、4.72。综合分析，我国乘数较小，表明注入初始需求对经济的间接带动作用较小。不同研究者求出的同一时期乘数的数值差别很大，表明学术界对乘数的理解与计算尚未统一。对于区域乘数，国内研究不多。
二、测度方法
国内研究者主要考察两部门乘数，仅考虑储蓄漏损。涉及储蓄、税收和进口三大漏损的四部门乘数，比较接近现实，见式（1）。
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税率，m为边际进口倾向（对省而言，称边际流入倾向）。计算各省级经济体的四部门乘数，需要估算参数b、t、m。估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二是利用计量经济学方程。本文依据传统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法进行分析，其中重庆、因数据有限没有计算，样本期为1993―2003年。
（一）基于核算恒等式的乘数估计
根据各省生产总值（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服务流出额-货物服务流入额），可计算各省各年度乘数，求各省样本期内乘数平均值作为其相对稳定的乘数。其中，边际消费倾向b1等于各省最终消费年度增量除以各省支出法GDP年度增量。宏观税负t1是各省政府收入（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占各省GDP的比例。1999―2003年各省政府收入等于各省中央级税收与各省财政收入之和，1993―1998年各省政府收入等于各省总税收与非税政府收入之和，非税政府收入等于各省财政收入与各省各项税收的差额。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计算边际流入倾向m。第一种是根据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进口相关性，结合各省利用FDI差异，估计各省流入（进口与国内向省内流入）中可能用于本省使用的比例，再用经过该比例处理的进口年度增量除以各省GDP年度增量，得到边际流入倾向m1。第二种是，各省货物劳务净流出=各省净出口 + 各省净出省，可推算各省净出省。净出省=向省外流出-向省内流入。净出省＞0，向省外流出＞向省内流入；反之，向省外流出＜向省内流入。根据净出省差异以不同比例乘以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估算出国内向省内流入额。得到的数值加上由第一种方法算出的进口年度增量，再除以各省GDP年度增量，得到边际流入倾向m2。
利用四部门乘数公式算出两种m情况下各省每年度乘数k1、k2。去掉因意外冲击产生的异常值，计算各省k1、k2的平均值，见表1。
（二）基于计量方程的乘数估计
首先，将各省1993―2003年最终消费与支出法GDP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算出边际消费倾向b2。其次，用前文算出的各省每年政府收入求样本期内均值，除以各省支出法GDP均值，得到宏观税负t2。第三，因进口最终产品并非本省全部使用，仍按照核算恒等式的估算比例对进口进行处理，然后与各省支出法GDP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求m3。在此用边际进口倾向近似替代边际流入倾向。将b2、t2和m3代入四部门乘数公式得到各省乘数k3(见表1)。
三、分布特征
（一）省级乘数效应较小
总体看我国省级经济体乘数效应较小，超过2的不多。k1的均值为1.78，最大值为2.66，超过2的有9个省；k2均值为1.60，最大值为2.28，超过2的仅有3个省；k3均值为1.72，最大值为2.78，超过2的有9个省。相对于发达国家乘数超过2的状况，我国省级经济体乘数效应相对较小，表明注入初始性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小。总体而言，对省级经济体注入100亿元初始需求，启动的产出增长不到200亿元，没有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区域乘数“东部弱，中西部强”
分区域看，各区域乘数效应整体较小，存在“东部弱，中西部强”的区域特征。从区域乘数均值看，东、中、西部的k1分别为1.50，2.03，1.91；k2为1.37，1.77，1.76；k3为1.39，1.92，1.90。各区域乘数鲜有超过2的；东部地区乘数效应很小；中部、西部乘数效应比较接近，高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注入初始性需求的产出倍增效应小，经济落后地区注入初始性需求的产出倍增效应大。需要探究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三）乘数分布具有一致性
三种乘数都是“东部弱，中西部强”，分布格局较为稳定，区域均值大小顺序一样，表明虽然数据处理及计算过程不同，但基本结论一致。从k1、k2的均值k12看，最小值为0.99，最大值为2.44，均值为1.69，标准差为0.37；从k1、k2、k3的均值k123看，最小值为0.87，最大值为2.55，均值为1.69，标准差为0.39；二者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
四、漏损分析
根据乘数公式，乘数k与边际消费倾向b同向变动，与税率t、边际流入倾向m反向变动。乘数机制中漏损的区域差异，决定着乘数分布的区域特征。
（一）边际消费倾向b
从均值看，东、中、西部的b1为0.55，0.61，0.61；b2为0.55，0.59，0.58。边际消费倾向“东部低，中西部高”，可以部分解释乘数“东部弱，中西部强”的区域特征。进一步分析消费构成，考察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比例。居民消费变化取决于“恩格尔效应”，政府消费具有自我膨胀机制。计算可得政府消费比例东部为26.25%， 中部为22.84%，西部为28.43%。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比例低，政府消费比例高。政府消费对西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大具有重要影响。但工业化进程中“恩格尔效应”弱化，易于造成经济波动，会使乘数在经济不景气时产生倍减作用，这是西部需要重视的。
（二）宏观税负t
从均值看，东、中、西部t1为0.14，0.09，0.14；t2为0.14，0.10，0.15。两种方法算出的数据相差不大，西部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一致性很强。东部t较大与乘数较小是一致的，中部t最小对乘数较大是有影响的。西部乘数偏大，但宏观税负很高，比较异常。进一步考察宏观税负构成，中央级税收占各省政府收入的比例，东、中、西部均值分别为44.90%，44.20%，48.40%，西部最大，中部最小。东部经济水平最高，按照税收累进规律，中央级税收比例应最高，但实际上中央级税收占政府收入比例却偏低。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中央级税收比例却偏高。
（三）边际流入倾向m
从均值看，东、中、西部m1为0.27，0.16，0.13；m2为0.32，0.18，0.18；m3为0.35，0.05，0.05。边际流入倾向“东部强，中西部弱”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乘数效应“东部弱，中西部强”的现象。在开放系统中，适当流入对内部市场供给和需求是不可或缺的，但过度流入就会排挤内部流入竞争部门的生产投资，造成“挤出效应”。东部地区较高的流入中存在大量非正常进口，需要引起注意。
总之，不同区域乘数机制的运行参数及漏损存在较大差异。西部中央级税收相对较高，政府消费比重相对较大；中部宏观税负低；东部流入倾向相对较高。这些超常因素的存在，表明我国区域经济系统同质性较小，各区域存在不同的乘数发挥作用的阻塞因素。
五、区域收敛
先考察没有加入乘数变量的收敛情况，按式（2）计算收敛性系数(见表2)。
从全国看，1978―1992年各省经济呈收敛态势，1992―2004年呈发散态势，名义人均GDP收敛（或发散）速度快于实际人均GDP收敛（或发散）速度。分区域看，东部两时段与全国态势一致，速度略有差异。中部与全国态势不一致，实际人均GDP两时段呈发散态势，名义人均GDP两时段呈收敛态势。西部两时段与全国态势一致，速度略有差异。
按式（2）计算的收敛系数，包含所有对区域收敛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其中包含乘数的影响。为分析乘数效应对区域收敛的影响，可在式（2）中加入乘数变量K，见式（3）。
从全国看，由于名义人均GDP模型系数显著性较差，只分析实际人均GDP模型。其乘数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β估计值分别为-0.0049和-0.0046，绝对值比不考虑乘数时的β（-0.0020）的绝对值要大，表明乘数变量不但没有促进全国经济收敛，反而扩大了地区差距，以0.49%或0.46%的速度发散。
从东部地区看，考虑系数显著性，只分析实际人均GDP模型。加入乘数变量后，东部态势与全国一致，乘数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性较好，β的估计值分别为-0.0079和-0.0074，绝对值比不考虑乘数时的β（-0.0053）的绝对值要大，表明乘数变量不但没有促进东部经济收敛，反而扩大了东部地区差距，使其以0.79%或0.74%的速度发散。
从中部地区看，加入乘数变量后，名义人均GDP模型的系数显著性相对较好。根据该模型，乘数变量的系数为正，β估计值分别为0.0224和0.0182，比不考虑乘数时β（0.0262）要小，表明在名义变量下乘数是中部经济收敛的原因之一。
从西部地区看，名义人均GDP模型与实际人均GDP模型变量的系数显著性相对较差。根据实际人均GDP模型，β的估计值分别为-0.0021和-0.0020，绝对值比不考虑乘数时的β（-0.0023）的绝对值基本接近，表明乘数对西部地区经济发散的影响不大。
总之，乘数效应差异没有促进全国经济收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经济发散。乘数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态势的影响是不同的。乘数变量加快了东部地区内部的发散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部地区的收敛，而对西部地区的发散影响不大。可见，引入乘数变量后，全国经济没有条件收敛，也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
六、结 论
本文测度各省四部门乘数表明，我国省级经济体乘数效应较小，存在“东部弱，中西部强”的区域特征，各类乘数分布具有一致性。不同区域乘数机制的运行参数及漏损存在较大差异。西部中央级税收相对较高，政府消费比重相对较大；中部宏观税负低；东部流入倾向相对较高。这些超常因素的存在，表明我国区域经济系统同质性较小，各区域存在不同的乘数发挥作用的阻塞因素。近年来，乘数效应差异没有促进全国经济收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经济发散。乘数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态势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此，中央政府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应，需要考虑政策内容的区域差异性，防止出现对有些地区的“顺周期调控”失误。
主要参考文献：
［1］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2］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迈克尔•帕金．宏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4］ 刘金山．投资乘数差异性探析［J］．当代财经，2002（9）．
［5］ 王 健．乘数动态特征与宏观经济政策［J］．经济学动态，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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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虚拟经济；研究综述；实体经济；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识码] B
我国虚拟经济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只不过三十几年的时间。而在1998年以前，经济学中还很少使用“虚拟经济”这一概念。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来，我国掀起了对虚拟经济研究的浪潮。国内学者以成思危、刘骏民、王爱俭等为代表对虚拟经济的内涵、特点、作用、发展阶段、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结合到我国发展的实际研究的较少。目前学者都是从什么角度去研究的，笔者进行了系统的综述，以期对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所帮助。
一、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现状的研究
1.从发展阶段上看。目前在西方虚拟经济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而在我国，大部分学者一致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而且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
2.从发展规模上看。我国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小，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规模也相对较小，金融衍生品发展程度更低，尚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各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存在差异，导致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也使计算每年我国虚拟经济的总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虚拟经济成交额占GDP比重结果不统一。
3.从内部结构和发展质量上看。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不但规模小，而且实力弱。表现在我国企业融资以间接为主，融资结构不合理，而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已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银行存在大量呆坏账，资本市场不成熟；股市、债市和商品期货市场的市场有效性较低，严重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发展也不均衡，金融体系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金融市场不规范，交易的透明度较差，市场法规不完善，监管力度薄弱。
二、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
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决定虚拟经济发展的状况。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也不是被动地决定于实体经济。当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适应实体经济发展要求时，它对实体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会给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
1.理论方面。不少学者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不匹配，虚拟经济制约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王千（2006）提出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协调。叶馨蔚（2009）认为我国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低，只占6%左右，而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远未成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所以在我国不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双向促进机制。
2.实证方面。学者们结合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应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构造模型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不完全一致。
冷奇（2010）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虚拟经济在中国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大。贺晓波等（2010）通过构建我国“虚拟经济指数”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动态比例，认为二者的动态不一致性，可以用“分离”来描述。刘思峰等（2011）采用Logistic模型发现1996-2008年间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大部分时间处于非完全协调发展状态，反映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背离的特征。王洪波（2012）应用主成分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1992—20lO年间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脱离程度在逐渐扩大，二者之间并未实现均衡发展。程广琪（2012）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严重的背离关系。
靳峰（2010）利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得出虚拟经济增长与实体经济增长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虚拟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周莹莹等（2010）利用协整分析、灰色关联分析中国虚拟经济各主要代表变量与实体经济存在协整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灰色综合关联度高，没有出现实质性分离情况。董俊华（2011）应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法得出我国虚拟经济的增长和实体经济的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三、虚拟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研究
孙宝文等（2005）提出从宏观经济调控角度来看，应密切关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防止虚冷实慢、虚热实伤、虚过实祸。“实为核心、虚实并重、双向治理”应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缪匡华（2006）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越是虚拟化，就越需要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政府的适度干预。不仅需要有长期性的制度性建设，也应该注意短期对经济的调控。王健（2007）认为我国虚拟经济对宏现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宏观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证券化率高与间接融资率高并存、虚拟经济发展吸引国际流动性进入、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升值并存、股市与楼市出现“跷跷板”关系、流动性过剩与资金流出并存等特点。针对这些新特点，为了实现宏现经济稳健发展，我们要采用平衡的财政政策和有弹性的货币政策。徐京平（2008）认为我国虚拟经济存在“虚拟不足”的现象，即虚拟经济不能完全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应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总量和规模上达到平衡，实现虚拟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
四、发展我国虚拟经济的对策研究
1.优化虚拟经济内部结构。发展和完善多层次多结构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债券市场建设，提高企业债券融资比例；重视外汇市场建设，逐步扩大外汇市场业务；逐步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2.保持虚拟经济适度、协调发展。虚拟经济如何发展才算得上适度发展？李薇辉（2009）认为适度的虚拟经济必须符合本国市场环境，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要与产业结构提升相协调。虚拟经济适度发展时要注意以信用制度为前提，以实体经济作支撑，不断规范金融市场，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以及加强金融监管。
在产业选择上，虚拟经济要以高新产业、高增长产业、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为对象，重视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并为之提供虚拟化支持；在区域产业调整上，虚拟经济发展要有助于部分资本从传统产业和高成本地区撤出，转入新兴产业和低成本地区（王斌等，2008），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虚拟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
3.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不成熟，在监管方面仍然需要重视。马桂婵（2006）针对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现状，提出要明确监管机构的职责，找准市场监管的重点，不断加强监管的手段。卢仁远（2010）还认为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机构或委托科研院所进行监管理论体系创新与建设，统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其相关的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对虚拟经济系统进行监管。为防止政府监管权力泛滥，还要完善以社会舆论为代表的监管者再监管体制。
在建立风险预警体系方面，王光泰等（2009）提出要想制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的最佳比例，必须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已有的预警指标体系时结合我国国情和经济结构的特点。为使建立具有可操作性，并能达到预警、指示的功效，可以证券、房地产、银行等几个主要的虚拟经济板块为对象，建立有效的指标体系。并设立各项指标的警戒点，当接近警戒点时发出警报，以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同时向决策层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李薇辉（2009）认为在当前金融混业经营的情况下，最后贷款人应进行全面综合的风险分析和监控。中央银行应强化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建立信息交流机制，组织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专家及时综合分析金融市场发出的各种信号，特别是要加强对跨行业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分析，在监测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可承受虚拟程度系数为主要标准的虚拟经济预警系统。
4.完善金融创新。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还比较低，金融创新缓慢。伴随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家应支持并鼓励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与应用，为企业提供多种金融避险工具。同时，作好金融衍生工具的规模控制，完善相关金融创新的法律法规（缪匡华，2006）。
此外，学者们还提出要加强对虚拟经济的宏观管理；建立完善的信用体制；正确认识虚拟经济，认真研究虚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加强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等观点。
五、总结
虚拟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但虚拟经济正逐渐成为我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规范和发展虚拟经济变得十分迫切。因此必须将虚拟经济纳入我国宏观调控，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综合以上文献，发现目前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也存在不足：
1.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我国虚拟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尚不发达。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虚拟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存在问题，更好地结合国情找到发展对策。
2.有学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但由于研究角度、方法和数据选取上不同，最后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相悖。还有是在数据选择上学者大多以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而且采用的研究数据如股票市场总值和GDP的比重，股票筹资额等指标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单以资本市场来解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缺乏说服力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所囊括的范围在逐渐增大，因此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必须综合考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所涉及的各类指标。
3.多数学者谈到要适度发展虚拟经济，但具体到怎样才算适度，如何适度发展研究的甚少。
4.目前文献对虚拟经济系统的风险研究也很不够，未具体测算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泡沫膨胀率。还有学者提出为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应建立虚拟经济预警体系，但如何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研究的不够深入。由于应用不同的模型、方法构建的预警系统不同，实际应用效果及对背离情况的解释不同，所以还需寻找更好的预警系统研究方法。
5.总结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研究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度、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促进机制的建立、虚拟经济对我国经济系统各层面造成的影响、虚拟经济泡沫膨胀率测算、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预警分析等应是未来重要的研究内容。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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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第5篇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第6篇
世贸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各成员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规则，用来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由于WTO规则绝大多数都与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关，几乎影响到成员方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因此，入世后受到第一轮冲击和挑战的是政府而不是企业。WTO各项原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每个成员国政府都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做到政企分开，政府决策和执行透明化，政府管理规范化、法律化。可见，WTO对政府的要求涉及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根本问题，由此给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全方面、深层次的。
二、我国政府目前的经济规制有待改革
经过十多年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国已不是原来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计划的范围、程序、方法等许多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以来，根据十四大精神，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全面推进了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使其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适应性有了进一步增强。可以说，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已有较大转变，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与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1.经济法律还不太完善，目前政府经济管理中无法可依或法律依据不足的现象相当普遍，法律法规内容含糊不清，规定过于笼统，解释空间过大，造成执法难，随意性大，存在以部门、地方条规否定国家法律的现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依然存在。
2.透明度与政策的可预见性较差。目前还普遍存在政府部门主要以内部文件和规定作为管理依据，政策本身透明度不高，政策执行程序透明度更低。
3.经济政策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不够，影响中国履行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如一些部门和地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某些政策，缺乏统一协调，导致涉外经济政策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中国统一大市场尚不完善，地区封锁和行业割据时有发生，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影响中央政府统一对外履行承诺的能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环境，需要接受世贸组织已经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擅自改变它，而只能遵守、支持这些规则。入世是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历史契机，将为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动力。因此，政府部门只有积极迎接挑战，在WTO的框架下主动改革，才能确保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从而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变革的原则性要求
由于WTO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变革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方向性要求，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概括说明：
第一、规范。它表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经济贸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经济规制不得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第二、统一。为了统一履行对WTO承诺的义务，在涉及WTO多边规则的领域我们必须保证经济贸易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实施，确保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的一致性，避免执法和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还对各国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科教、环保、地区和产业政策等提出了广泛的约束性要求。
第三、效能。政府经济管理要更新理念，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要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改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为常规的间接监管，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水平，改进管理规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个案处理，方便大多数守法企业，严厉处罚个别违法违规者。
第四、服务。市场经济是亲商经济，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服务。政府经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特别是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完善涉外经济活动的服务体系，是中国更好地利用加入WTO机遇的重要条件。
第五、透明。政府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政策法规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布，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实行听证制度，避免立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建立统一的法律咨询机构，统一对外解释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内涵，保证企业能够随时了解政策变动。
四、WTO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具体措施建议
从形式上看，中国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较多地表现在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上，但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问题更源于经济体制本身。或者说，涉外管理的问题只是经济体制问题在一个特定方面的反映。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快对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涉外体制、法规和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在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上付出更大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在新的开放格局下，特别是经过亚洲过金融危机以后，对于政府强力干预扶持部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做法，必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相比之下，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础意义。因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立足点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特别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支撑。体制转轨和市场环境不会自然形成，因此，强调市场起作用，并不否认政府起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来。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这些特点决定了在现阶段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从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中抽身，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政府起作用的领域要多一些。显而易见，此时政府的作用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政府作用“范围”的合理性。
在明确政府作用的方向、重点和方式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选择若干重要而条件成熟的领域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具体而言，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加入WTO后履行相应义务和对外承诺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按照“规范、统一、精简、透明、服务、效能”的原则，建立符合WTO要求的高效的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同时也为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要加速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简化审批程序，变微观直接管理为宏观间接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服务功能；在全面清理中国已经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符合WTO规则的经济法律体系，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强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充分利用行政复议对执法进行监督；要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尽快建立参与WTO多边贸易体系活动的协调机制和对各国经济贸易法律政策的评审机制。
2.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加入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妥善应对市场开放和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冲击，维持经济稳定。首先，在加入WTO市场开放的过渡期，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冷，是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基础条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针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实行瞬时调节，防止由于小的失衡引发大的问题，影响经济稳定。其次，加入WTO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中国必须建立健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利率、汇率和其他经济参数的市场化，形成以市场调节机制为基础的高效的开放型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增强其应变和防范风险能力。第三，面对更加频繁的资本流动和与国际金融市场更紧密的联系，必须改善金融调控，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对短期国际资本出入和大规模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防范经济、金融全球化风险，避免感染国际金融危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3.确立开放的产业发展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实施机制
加入WTO以后，中国产业的发展环境和机制都将发生重大转变。为了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适应参与更加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的需要，必须调整中国现有的产业发展模式，规范产业政策手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必须确立面向全球的产业发展模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坚持产业发展的高起点，以国际竞争力为产业发展优先考虑目标，发挥大国经济效应，注重培养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以一定的跨越式发展取代等距离追赶。其次，适应新经济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抓住机遇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针对加入WTO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和压力，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整体产业升级，高度重视发展高科技产业，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第三，按WTO规则要求规范产业政策手段。选择具有非专向性的政策手段，如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基础研究、竞争政策、加强政府规划指导和市场信息服务等，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第四，产业管理模式需要调整，政府职能的重点将由直接管项目、管资金转向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和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作用将大大弱化，中介机构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强，市场机制将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4.改革和完善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
加入WTO以后，国际收支调节复杂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国应按照市场开放的步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第一，在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经常项目有条件自由兑换的基础上，逐步放宽汇率浮动的范围，根据中国主要经贸伙伴的经济、外汇情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形成以市场为基础、比照一揽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逐步成为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工具，便于防范国际金融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加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第二，配合国内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积极、稳妥、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加强和完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监测国家外债规模和期限结构，避免大的外债风险，建立防范机制，完备必要的干预手段，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第三，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必须做好与国内经贸政策的有效衔接。
5.建立健全产业救济保障机制，减缓市场开放的冲击
WTO允许各国建立产业救济安全保障机制，减缓开放市场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冲击，确保产业调整的平稳进行。要抓紧建立进口产品监控体系和预警、保障机制，加强对进口的动态监测。完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尽快制定《保障措施条例》，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设立专门机构和培养专门人才；加紧出台《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防止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的认定、处罚、执法程序和执法机构；在对明显不符合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修订和调整的同时，组织力量加强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和健全中国的技术标准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6.加快建立符合WTO规则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外经贸促进体系
清理并及时调整规范现行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制度、调整外贸发展基金使用方向、支持中小企业扩大出口；加强外经贸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提供高效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加快电子商务的推广和运用，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大力培育和促进中介机构的发展，使商会、协会等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处理涉外经济活动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另外，政府有必要广泛开展WTO知识的普及和人员培训，使全民熟悉WTO有关规则，从而在制定有关法规和日常行政管理中自觉遵守和利用WTO规则为中国服务；加紧培训一批WTO谈判专家人才，积极参与WTO规则谈判，更好地维护中国经济利益。
收稿日期：2002-02-25
【参考文献】
[1]Paul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Economics[M].TheMcGraw-Hillcompanies,Inc,1998.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第7篇
关键词：银行顺周期性；逆周期监管；形成机理；工具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1-0058-06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给全球带来了灾难性影响的同时，也凸显了金融监管的缺陷和不足。在对危机反思中，银行顺周期性成为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关注的重点，强化对其逆周期监管已成为共识。根据银监会计划。我国大银行将在2012年全部执行巴塞尔新协议，其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利用逆周期监管工具规避银行业顺周期风险。避免由此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因此，无论是基于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防范视角，还是我国要执行巴塞尔新协议的现实，对银行业的顺周期性及逆周期监管工具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一、金融系统顺周期性与银行逆周期监管相关理论评述
根据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wBoard，FSB)的定义，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是指一种相互加强的正向反馈机理，在这种机理作用下，金融系统可以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同时反过来可能导致或加速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状况。FSB认为顺周期性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监管方法；二是遵循“实际损失”原则的拨备计提方法；三是采用“公允价值”原则的会计方法；四是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
对大部分国家而言，银行是最主要金融中介，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更多地表现为银行的顺周期性。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Hyman P.Minsky(1992)提出了“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并简单地分析了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他指出，正是繁荣时期贷款人的贷款条件越来越宽松，而借款人积极地利用宽松有利的贷款环境扩大借款，银行和企业都认为繁荣的趋势会继续下去，从而对未来有更加乐观的预期，贷款规模盲目扩张，导致了金融脆弱性不断积累，在经济繁荣时期就已经埋下了萧条的种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不必依赖于外生冲击，而只是取决于资本主义融资体系的特征和内部运动。Claudio Bo-rio(2001)和WillliamRWhite(2006)等人分析了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现象，说明了风险的认知、风险承担意愿等都会随经济波动而变化。存贷差、资产价格、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以及诸多贷款预期损失的会计测算都是顺周期性的，这些顺周期行为与实体经济的运用相互作用，放大了经济波动。
对于银行顺周期的研究，国内外文献大都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实证方法检验银行顺周期的存在性和显著性。基于1979―1999年的相关数据，Craig Furfine(2001)和Claudio Borio(2001)等人曾先后对OECD的部分国家做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信贷数量和银行利润在经济繁荣期增加，在经济衰退期下降。银行损失准备的计提和资本充足率在经济繁荣期下降，在经济衰退期增加。银行经营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二是分析银行顺周期的形成机理，其中以研究巴塞尔新协议的顺周期性居多。Jokivuolle & Peu-ra(2004)和Anson J，Glacy(2009)等人认为巴塞尔新协议中的内部评级(IRB)和风险价值(VAR)等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风险计量更加科学，但同时也使得资本约束更具有顺周期性。三是如何解决资本的顺周期问题。建立动态的资本监管机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Naoyuki Yoshinot(2009)等人从理论视角分析了如何根据各国具体国情及经济周期的变化情况来构建动态资本，实现资本监管的逆周期。Bemanke(2009)则认为建立前瞻式的拨备制度是缓解顺周期性一个可行方法。对于银行逆周期监管工具专门和系统的研究，目前的文献还较少。
二、银行顺周期发展态势形成机理分析
(一)银行顺周期性内生形成机理分析
现实中银行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扩张时期信贷显著增加，在衰退期信贷规模的下降速度更快，甚至会导致信贷崩溃。导致这种顺周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银行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与经济周期平行。二是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银行在风险的评估上存在偏差。在经济上升期，银行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作出乐观估计而低估风险。在经济衰退期，银行往往怀疑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而高估风险。三是“羊群效应”放大了银行的顺周期性。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较强、愿意承担调查成本的银行可以称为先行动银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后行动者。显然后行动银行的最优选择必然是模仿先行动银行的行为决策。当先行动银行的行为决策存在顺周期时，这种基于调查成本和信息学习的羊群效应会将顺周期性传递到整个行业，银行的顺周期效应得到了明显放大。
(二)资本监管顺周期性形成机理分析
在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中，资本监管的顺周性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老协议进行了完善。如大幅度修改了信用风险的处理方法：明确提出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畴；对计算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分别规定了三种方法。这一系列关于风险界定和风险计量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风险的敏感度。风险的敏感度与资本监管存在正相关关系，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对三大风险的界定和计量上。
1 信用风险的识别――评级制度的顺周期性。银行信用评级是衡量银行发展状况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消弱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制度安排。新资本协议中，对信用风险的识别主要是通过评级的方式实现的。
评级的方法主要有标准评级法和内部法。标准法主要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计算风险资产。巴塞尔委员会为各类风险设定固定权重(0、20％、50％、100％、150％)。市场中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大同小异，具体的评级相关性较高，最终评级结果的叠加成为助推银行顺周期的强大力量。经济繁荣时，市场情绪乐观；经济衰退时，市场则被悲观所充斥。
内部法主要是采用银行内部二维的信用评级体系――借款人评级和债项评级，来全面评估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借款人评级对应的是违约概率(PD)，债项评级对应的是违约损失率(LGD)。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和期限(M)共同构成了风险权重函数的输入参数体系，银行将风险估计值输入风险权重函数可以测算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和资本充足率。在宏观经济繁荣时，PD、LGD和EAD较低，由此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就较低，在满足资本监管要求的同时，银行能够抽出更多的资本进行放贷。在宏观经济衰退时，
由较高的PD、LGD和EAD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增多，进而导致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和银行信贷能力的下降，最终加剧宏观经济的恶化。此外，大量实证表明，PD和LGD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性必然在风险权重函数内部产生一种倍加力量，助推银行的顺周期性。
扩大银行顺周期效应的另一因素是时点评级体系。现有的评级方法可以归为跨周期评级(TTC)和时点评级(PIT)。跨周期评级是指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至少包含一个经济周期)全面考察债务人状况，尤其是债务人在经济衰退时期的最坏状况，并进行经济衰退情景测试。因此TTC评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对银行的顺周期性起到缓释作用。时点评级是运用借款人当前的信息进行评级，一般期限较短。时点评级提高了风险敏感性，从而加剧了银行的顺周期效应。需要指出的是，时点评级对银行有即时的信息支持作用，满足会计周期要求，所以大部分银行都采用时点评级。另外，大部分银行的内控系统是外包的，普遍性的外包造就了银行评级模型的同质性，并由此引致银行行为的同步性，进一步强化了银行的“羊群效应”。
2 市场风险的识别――VAR的顺周性。VAR模型考察的是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在未来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单个头寸或者投资组合可能面临的最大损失。VAR模型产生顺周期的原因主要是数据的历史观察期过短。由短期的历史数据所计算的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具有显著的波动性。同时，VAR模型的诸多假设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导致模型分析结果在经济上升时期低估风险水平，所要求的市场风险资本偏低，促使市场交易活跃，进一步推高市场价格和杠杆率。在市场情况恶化时，用VAR模型计量的风险水平和资本水平又迅速增加。
3 操作风险的纳入与识别――风险敏感度提高。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认为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并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由此得出资本充足率公式：资本充足率=(资本－资本扣除项)／(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倍市场风险+12.5倍操作风险)。但新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仍然是不低于8％，在资本充足率要求不变的情况下，操作风险的纳入使分母上的风险资产总额增加，进而带来监管资本相应增加。在经济上升期，监管资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性，但在经济衰退时必然“雪上加霜”。
(三)公允会计准则顺周期性形成机理分析
巴塞尔委员会在进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实践中，将银行的表内外资产分为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资产两大类。交易账户记录的是银行为交易目的或规避交易账户其他项目的风险而持有的可以自由交易的金融工具和商品头寸。与交易账户相对应，银行的其他业务归入银行账户，最典型的是存贷款业务。这两类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要求是不同的(表1)。
交易账户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在经济上升期，通过盯市会计对交易账户的资产计量，必然增加账面利润，提高银行资本基础，资本基础的提高通过信贷扩张对经济产生进一步的推动力。在经济衰退时，通过盯市会计对交易账户的资产计量，必然确认大量的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在资本监管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大量的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会侵蚀银行的资本基础，资本基础的弱化会迫使银行售出资产，进一步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并成为新的公允价值确认基础。由此引发市场产生悲观情绪，悲观情绪的蔓延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恶性循环。
银行账户的顺周性是通过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来测算的贷款减值拨备进而影响银行信贷投放所形成的。在经济上升时，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较好，违约率较低，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测算的贷款减值拨备较少，这必然会弱化银行的风险防范意识，刺激银行信贷规模和经济的继续扩张。相反在经济衰退时，通过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下来测算的贷款减值拨备较高，最终抑制信贷规模的扩张和经济的复苏。
(四)存款保险制度顺周性形成机理分析
存款保险机构的融资模式往往会刺激银行的顺周期性。存款保险机构的融资管理模式可分为事前融资和事后融资。事前融资会加剧存款保险制度自身的道德风险。事后融资是指存款保险机构事前并不收取保赞，当银行倒闭的时候才向银行体系收取保费赔付存款人。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成本集中、一次性支付。但当经济下行时，必然会给银行体系造成更大的负担，给经济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此外，浮动的保费率也具有顺周期特征：在经济繁荣时，保费率会很低，银行资金充裕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促进经济繁荣，在经济衰退时则恰好相反。
(五)银行激励机制顺周期性形成机理分析
激励机制的扭曲是产生银行业顺周期性的根源之一。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下，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委托――”问题。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即股东和管理层追求目标的差异，扭曲了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目前，很多银行在对管理层和员工进行绩效考核时，都将薪酬与银行当期效益挂钩，无法实现薪酬安排和银行长期承担风险相一致，也不能反映潜在的风险和损失。在经济上行时，在薪酬与当前收益相挂钩的激励机制下，银行管理层往往采取大胆冒进的顺周期经营策略，过度承担风险，以实现管理层的短期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其对银行未来经营产生的巨大风险。在经济下行时，由于银行薪酬激励机制的非对称性，银行亏损时管理层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促使了管理层过度追求短期回报，形成银行激励机制的顺周期性。
三、银行逆周期监管的实现工具及其选择
在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反思后，各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普遍认为，为了缓释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防范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应加强金融逆周期监管。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供选择的银行逆周期监管工具有以下几种。
(一)资本约束工具
资本约束工具的实施原理是消弱风险计量中的顺周期因素，建立动态的资本要求，并以非风险计量因素作补充，实现资本约束的逆周期操作。
1 调险权重函数和风险参数。风险权重函数中主要风险参数(PD、LGD和EMD)的顺周期性是引致银行顺周期的重要因素。对风险参数做出调整，可以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效应。调整的方式可以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事前调整主要是采取长周期和跨周期的计量方法平滑风险权重参数。事后调整是将风险权重函数的输出结果乘以由宏观经济形势确定的逆周期乘数。具体的操作原理是：在经济繁荣时，将逆周期乘数设置成大于1的数值，要求银行多提准备，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在经济衰退时，将逆周期乘数设置成小于1的数值，缓解资本要求和资产损失的压力，保证银行信贷的连续性。南于事前调整可能无法克服风险权重函数本身存在的缺陷，事后调整应是实际应用的重点。此外，也可对风险权重函数的斜率做出调整，使其更加平缓。
在实际应用中，调险权重函数和风险参数这
种方式面临诸多难点。一是必须有较长的历史数据做支撑(至少包含一个有经济衰退在内的完整经济周期)。二是逆周期乘数确定和调整时机较难把握。三是在实施的效果上，这种工具只能对银行的顺周期性起到部分的缓释作用，并不能彻底消除银行监管的顺周期性。
2 调整监管资本的质量。对监管资本质量作出调整，也是缓释银行顺周期的重要工具。银行的监管资本可以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用于弥补银行的非预期损失。为了保持银行经营的稳健性，通过银行的留存资本建立超额资本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巴塞尔委员会(2009)对此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表2)。但如何确定超额资本准备的范围和限制留存收益的发放是该工具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在解决损失计提制度的顺周期效应方面，2005年后西班牙实施的动态损失准备金制度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西班牙动态损失准备可以表示为：t=a×AC，+b×C，-S。其中：t为动态损失准备金，Ct为贷款存量，a为整个阶段的内在损失，b为在长期预测期内的平均特殊准备金率，s为特定准备。a和b的值可以采用内部模型法和标准法确定(表3)。在经济上升期，会计计提的专项准备较少，计算的t为正值，银行需要的动态拨备增加，监管资本增加，进而抑制银行的信贷规模。在经济衰退时，会计计提的专项准备较多，计算的t为负值，银行需要的动态拨备减少，监管资本减少，缓解银行信贷资本收紧的压力，刺激经济复苏。
3 引入非风险标准。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是造成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重要原因，在资本监管要求中，引入非风险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能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效应。例如，对于杠杆率，可以设定最高的杠杆融资比率。若银行的杠杆率达到了设定的标准，即使其资本充足率符合要求，也要求其对资产负债表进行收缩调整。即通过杠杆率的补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资本充足率的不足。从而约束银行在经济上升期过度扩张行为。此外，杠杆率计算依据应是公开财务报表，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计量和评估程序无关，可以规避由内部风险计量和评估程序本身导致的顺周期性。
(二)风险计量补充工具
1 压力测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将压力测试定义为利用一系列方法来评估金融体系承受罕见但仍然可能的宏观经济冲击或者重大事件的过程。在金融监管中，压力测试是VAR的重要补充工具。其缓解银行顺周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压力测试关注的是被VAR忽略的尾部风险，尤其是在经济上升期，对尾部风险的准确计量，能够促使银行提前做出应急方案，提高银行经营行为的前瞻性。二是针对历史资料的不完整性(尤其是历史资料不能覆盖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的情况下)，压力测试可以通过特殊的敏感性分析或情景假设的方法对未来的市场情况进行理性预测，弥补了风险模型计量的不足。但是，压力测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主要集中在压力测试无法准确描述压力测试事件发生的概率。Best(1998)和Schechter(2000)甚至认为即使对概率做出了准确估计，由于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银行也不能据此马上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压力测试的实施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2 回溯测试。回溯测试是指将市场计量方法或模型的估算结果与实际发生的损益进行比较，以检验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并据此对计量方法或者模型进行调整和改进。若两者差距较大，则表明该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低，或者是回溯测试的假设前提存在问题。回溯测试是通过提高风险模型的准确性和资本计提来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效应的。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标准做法是将过去一年(或以上)发生的实际损益与VAR模型的预报结果相比较，如果实际发生的损失值超出了VAR预测值，则视为模型无效，最后计算检验期内模型失效比例，并以此为依据决定乘数大小。以银行VAR预测值与乘数的乘积作为资本计提标准。
巴塞尔框架下的回溯测试具有明显静态性质，与实际动态组合不相适应。回溯测试方法也无法辨别适度的高估和过度的高估。钟伟(2006)等人从最优角度研究了回溯测试模型的改进方法。Engle和Man―ganelli(2004)等人提供了VAR模型的高级回溯方法，试图弥补现有回溯测试的不足和缺陷。
此外，改进风险计量模型的其他措施还有实行有差别的风险权重、加强风险预警，帮助银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准确识别和系统防范等。
(三)政策和制度改进工具
1 改进公允价值会计制度。改进公允价值会计制度，实施公允价值的逆周期监管，不仅可以缓释公允价值会计制度本身的顺周期性，也是使用其他逆周期监管工具的前提。首先，应明确不活跃市场公允价值准则，对流动性不足的金融产品估值时，要准确评估其风险溢价。其次，根据FSB、IMF和FSA从监管层面上提出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弱化资本监管时对会计数据的依赖，以降低公允价值会计的估计误差波动和混合计量波动放大金融波动的潜在效应。再次，银行监管机构可以对银行的估值方法、模型和程序进行严格监管。最后，要加强对银行信息披露，尤其是加强银行公允价值表外披露，包括公允价值是如何确定的，所用估值方法存在的变动、所用模型的假设、导致价格变动的原因等，从而实施透明化监管。
2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逆周期激励监管机制目的是，要求银行将经营决策风险引入薪酬机制，使高管薪酬遵循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并将高管薪酬与银行长期绩效挂钩，建立起动态、持续、跨周期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对于银行业薪酬激励机制的逆周期监管，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量：一是增加股东大会在高管薪酬上的发言权和董事会下设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加强银行的风险内控和薪酬管理。二是从整个经济周期的角度对薪酬发放进行统筹安排。在业绩考评中综合考虑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鼓励在经济扩张时期适当降低对其利润分配的比例，新增一定数量的利润留成，以供资本补充和经济下行时期薪酬发放之需。三是在薪酬体系中引入风险调整政策，包括风险抵扣、风险延期和风险止付机制。鉴于经济扩张时期的风险往往只有到经济衰退期才能显现，银行高管薪酬发放中应引入延期支付机制，使薪酬不仅能反映银行当期的利润和风险，而且能反映潜在的长期可能风险和损失。
3 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监管机构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一方面可能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的约束，另一面也容易被金融利益集团所“绑架”，监管部门的非独立性可能加大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为此，在监管制度的设计和改革中，应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防止监管机构“形同虚设”和对银行顺周期的“推波助澜”。
4 宏观经济政策。首先，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利率、再贴现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对银行经营行为的
逆周期调节。其次，具有逆周期性质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银行具有信息提示作用，可以促使银行采取前瞻性的措施，建立逆周期的发展模式，从而消弱银行的顺周期效应。
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同样面临诸多问题。一是政策的时滞问题。通常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内在时滞较长，货币政策的外在时滞较长。政策时滞致使政策效果不显著。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方式难以抉择。基于规则的方式可以减少金融失衡判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成本，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但可能导致监管套利。基于斟酌处置的方式能及时捕捉金融市场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但容易导致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总之，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外部力量的影响，使得政策在实施时变得更加困难。
四、主要结论
逆周期工具功能的设计应主要基于消除导致银行顺周期的外部因素，如资本监管、公允价值会计、薪酬激励机制等。任何逆周期监管工具都存在弊端，或在实践中面临一些问题，工具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利用逆周期工具进行监管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不仅要做好逆周期监管工具的设计，也要注意各个工具存在的缺陷和相互联系。应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的进行工具组合，来缓释银行的顺周期效应。
实施逆周期监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融体系缓冲功能，对经济繁荣时期的银行利润造成不利影响，但从长期而言，逆周期的监管思路有利于平抑银行业利润大幅波动，提高资产质量和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系统性风险，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第8篇
一、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功能特征
（一）有利于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法定职责，国库收支结余形成现金库存，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展国库现金管理之前，这一块基础货币的增减变化是由财政收支进度决定的。对中央银行来说，是无法调控的。国库收入加速入库，国债发行使国库库存现金数量增加，直接后果是减少市场基础货币，带来市场货币供应量倍数收缩；国库支出加速拨付、国债集中兑付使国库库存现金数量减少，市场基础货币相应增加，带来市场货币供应量倍数扩张。这种收缩和扩张是否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一致，其力度和深度是否适当，中央银行事前无从把握，只能在既成事实之后进行分析论证，或被动认可，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对冲，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影响。
实行国库现金管理之后，中央银行对国库库存现金这部分基础货币的被动管理状态就会发生改变，通过和财政部门一道，对国库现金流的分析预测，掌握国库现金的增减变化规律，按照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适时开展现金管理操作，既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又高效实现了国库库存资金的时间价值。这种现金管理操作进入一种常态之后，无疑将为中央银行增添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这一工具的有效运用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推动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二）有利于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自2001年起，我国逐步对中央部门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之后，各级财政也逐步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部分省市还通过使用中央非税收入收缴系统实施了收入收缴方式改革。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不断改革，一些原来滞留在预算单位的资金逐步汇集到人民银行国库，国库现金存量快速增长。据统计，2009年末，仅中央国库库存现金为12124亿元，比上年增长39.9%，比2006年增长117.7%。国库现金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国库现金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随着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人民银行国库现金存量将进一步增长，对这样数额巨大的国库现金采取有效的方式，加强管理和运用，提高综合效益，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的迫切要求。
（三）有利于提升国库现金管理效益 根据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联合颁布了《国库存款计付利息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2003年1月1日起，各级财政在人民银行国库的存款，均按照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这虽然赋予了国库现金的时间价值。但是，由于国库现金仅按活期利率计付利息，多数人认为，相对于国际借款和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其收益率过低。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有利于进一步理顺财政、人民银行国库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收益关系，充分盘活国库现金存量，提高国库现金的使用效率。
（四）有利于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 国库现金管理，应该由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来完成。财政部门站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方案计划，人民银行站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角度把握操作的时点、总量、利率和期限结构等要素，确保与货币政策同向同力。由此，建立起一个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由交流达到契合的平台，实现两大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通过实行国库现金管理，可以减少政府闲置现金，弥合预算资金缺口，将公共财政资源逐步纳入市场化管理，最大限度提高国库库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创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一定程度地对冲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所造成的“挤出效应”，在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建立起一座互通的桥梁，形成协调沟通机制，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使国民经济摆脱通胀和滞胀的困扰，更加健康稳健地发展。
二、西方国家国库现金管理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两级存款控制模式 美国将财政存款余额存放在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美联储”，即美国中央银行）开设的专用基金账户和在商业银行开设的特殊银行存款账户，即：“税收与贷款账户”，并对这部份现金余额实行市场化现金管理操作。美国联邦财政部规定在美联储保留50亿美元的资金限额后，剩下的国库资金通过招标后，分别存放在中标的商业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提供信誉度较高的足值抵押物予以保证，以确保资金的绝对安全。然后，美国财政部根据国库资金季节性变化的规律特点，采取发行短期债券的方式来调节平衡，解决财政资金的临时性增减变动带来的头寸问题。
（二）英国市场管理控制模式 英国政府为保证国库资金的相对稳定，利用货币市场来调节国库资金存量的变动。英国财政部规定在保留2亿英镑限额资金在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其余部分资金可以在货币市场上从事国债、优质企业债券的现券买卖以及回购等多种方式的短期投资活动。同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规定，限制国库资金的投资范围、种类和操作程序，并要求加强投资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充分保证国库现金在运作过程中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三）意大利强制停止支付控制模式 意大利实行国库现金管理后，政府规定，国库资金存量每月末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额以上，如果小于这一限额，中央银行应当立即停止办理国库现金支付。同时，财政部门要向议会说明原因，并提出将采取的解决措施。意大利国家中央银行国库部门要定期分析和预测各公共支出单位的资金需求、资金运行和变化情况，监测资金运行，评估其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基础货币的增减变化的影响，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国库现金管理的模式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的框架和思路是一致的，都是运用市场规则，利用国库现金管理工具实现国家宏观利益的最大化。综合美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得出以下启示：在国库单一账户体制下，国库现金管理操作由中央银行负责，有利于业务运行的便利化。同时，可以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维护国家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国库库存现金在满足日常支付需要的前提下，保持一个控制限额，超过部分可全部用于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国库现金管理要市场化运作，其金额大小、利率高低、期限长短及客户银行选择都应通过市场方式确定；建立健全的国库现金安全保障机制。通过多种金融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国库现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效益性的统一；加强国库现金流的预测分析，并将分析预测结果以一定方式公开，为国库现金管理提供前瞻性的操作依据，同时有助于相关方的流动性管理。
三、我国国库现金管理误区矫正
（一）国库现金存量越多越好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人们总是希望尽量提高国库库存，好像库存越大，心里就越踏实，甚至不惜去大量发行国债或加大预算赤字。而对国库现金管理的意义认识不足。于是形成一方面承担高额的利息支出去发行国债，或者承受较高的通胀压力增加财政赤字；一方面数额巨大的国库库存现金闲置，不能得到充分使用。
（二）国库现金管理追求更高的利息收益 国库现金存量是来自税收，是公共财政资源的一部分，属于社会公众的财富。作为资金管理部门具有当然的责任和义务，使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实现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国库现金管理的效益应该放在国家宏观经济整体效益背景下来进行考量。国库现金管理的操作方向首先要自觉地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向保持一致性，绝对不能与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反向操作。否则，就会对冲宏观政策的总体效果，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效益，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三）当前用于现金管理的国库现金主要是当年因时间差、季节差形成的暂时应支付而未支付的预算支出部分 一些观点认为，国库现金管理主要是利用当年国库资金在收入和支出上的时间错位来做短差。这是不对的。分析我国国库现金库存结构，可以看到，历年累积的滚动收支结余占库存总量的80%以上。这部分资金数量巨大且相对稳定，是用来做国库现金管理的适合的、也是主要的来源，而当年临时性收支结余数量小，波动大，相对而言，不适合用来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四）强化国债抵押措施与缩短商业银行存款期限是保证国库资金安全的唯一手段 国库现金库存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资源，控制风险，确保其安全、完整是大前提。但是，要求绝对的安全，追求零风险，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思维模式。有的人认为，应将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工具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期限限定在半年和3个月两种，要求全部用中央国债作抵押物，并规定用于抵押的国债额度为国库现金的120%。这种规定虽然可以较好地保证国库现金的安全，但是，却对国库现金管理业务的拓展带来了极大的限制，阻碍了业务的发展，同时也压缩了业务收益的提升空间。
四、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拓展措施建议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定位 国库现金管理因为其主体是政府，所以不应该是严格意义的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政府行为，具有非常强的政策性、导向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条件下，它往往形成一种信号，或者一种指向，影响各市场主体的行为和社会资金走向。因此，其操作首先须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保持方向一致。所以，国库现金管理的目标定位要准确，首先必须符合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使其成为宏观政策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操作工具，货币政策的一种量化的微调手段，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更加灵活，更加灵敏、更加科学。国库现金管理不能与宏观政策错位操作，更不能反向操作，否则就会舍本逐末，实得其反。其次才是实现国库现金的增值，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二）完善财政集中支付制度 国库单一账户（Treasury Single Account，简称TSA）是专门用于记录国库收支和进行余额控制管理的账户。完善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的现代人民银行国库管理制度，是推行国库现金管理的基本前提。从2001年开始，我国适应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逐步推行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改革，逐步实现对财政资金的统一收支、统一调控、统一管理，提高了预算资金的综合管理效能，使人民银行国库资金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数量更加集中，政府资金的本来属性更加明确。中央银行能全面掌握国库现金流情况，从而一定程度地避免财政资金通过商业银行直接注入金融市场，对社会资金流量及资金供求状况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但目前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还没有全面健全落实，少数地方仍然存在漏洞，有的覆盖范围不全，存在死角。应继续深入推进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改革，逐步将各项非税收入、基金收入和各项政策性收费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监督管理，强化政府公共资金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同时，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国库资金的综合效能。
（三）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 第一，合理确定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最优库款规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子奈和交通银行研究部研究员陈建奇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分析思路、模型构建及测算情况。李子奈教授用风险价值VaR（Value at Risk）和条件风险价值CVaR（Conditional VaR）模型，测算我国的最优库底资金规模为50亿元。陈建奇研究员建立了一个基于鲍默（Baumol）模型的扩展模型分析和测量国库现金管理最优库底余额为480亿元。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论证，确定我国国库现金库存基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首先制定一个国库资金库存的最低下限和一个常规控制目标，即上限，但上限与下限的控制距离不宜过大。超过库存限额资金可以全部用来进行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扩大操作规模，提高综合效益。当国库库存低于最低下限控制目标时，可通过回笼商业银行存款、出售回购国债等方式增加库存资金，使国库库存达到常规控制目标。第二，根据我国实际，目前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应仍以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为主，待业务成熟规范后，可再逐步拓展其它操作方式。在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将国库现金按照使用时间的长短，进行分类管理，丰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期限结构，设定1个月、2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2年、3年、5年等多样化的存款种类，既满足国库资金保值、增值需要，又符合商业银行资金稳定性要求。实行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定期制，确定每周1至2次，增加确定性和导向性，使商业银行可以有目标、有准备地参与操作，并从中及时了解到政府的意图和宏观政策的走向。第三，改进国库现金风险管理。建立国库现金管理操作的参与银行资格认证制度、风险管理控制制度和风险监控评估制度，成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和监督体系，同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督部门密切配合，对参与的商业银行资信状况进行全程动态管理。中央银行对参与银行实行特别准备金制度。国库定期存款到期后，必要时可由中央银行从其准备金账户直接扣划至国库。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120%比例的中央国债抵押条件，降至50%，或者取消。将抵押品由单一国债扩大至中央银行短期融资券等多种融资工具品种，为国库现金管理业务松绑，使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都能积极参与进来，形成市场氛围。第四， 建立国库现金管理市场化操作机制。国库现金管理是一种政府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市场操作工具，更要符合市场原则和市场规范。要完善国库现金管理法规、制度框架，确保操作程序合法、合规，操作过程做到公开、透明，防止扰乱市场秩序的恶性竞争。
（四）完善协调配合的协商机制 这是提高国库现金管理水平的关键因素。明确了国库现金管理的目标定位后，就应该在一个总体目标之下，建立一个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系机制。各部门就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特别是就涉及到可能引起市场货币供应量剧烈波动的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国债发行、基准利率调整等重大措施出台，事前及时进行沟通协调，互相通气，倾听意见。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明确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在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中各自的职能、职责，定期召开专业联席会议，共同协商国库现金管理的业务开展相关事宜，注意避免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之间的不协调性，减少国库现金管理对货币政策执行的扰动，提高国库现金管理的综合效益。
（五）有序推行地方国库现金管理 目前，我国地方国库现金总量远远超过中央国库。一些地方开展国库现金管理的呼声很高，这种要求是正当的，是合理的，需要予以重视和支持。要加强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宏观规划和控制，防止各自为政，操作目标一定要保持宏观经济目标的一致性，不能在讲求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同时，损害宏观利益和全局利益。要加强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确保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始终处于中央政府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以防止资金风险和失控危险。
（六）建立国库资金动态分析与科学预测机制 国库现金管理应统筹考虑资金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其目标是在充分保证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同时，努力实现盈利性。这就需要完善国库资金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科学搭配收入与支出的时间、数量等要素，建立国库收支变动的定期分析制度，实行滚动分析。同时，对银行体系资金状况、市场资金需求状况、利率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和监测，总结其规律性，加强国库库存变动对银行体系资产负债变化影响的研究，加强对国库资金存量和结构的深层剖析以及未来变动趋势的预测，积极探索国库现金管理的新途径、新方法，促进国库现金管理工作不断完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