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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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无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类。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也无非是“积极加稳健”相搭配。
就积极财政政策而言，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在当前的中国，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而硬性实施财政扩张。
就稳健货币政策而言，为期几年的非常规货币刺激措施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以普通劳动者工资增加为代表的各类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已经形成了对于物价上涨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在各种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和凸显期的背景下，一旦物价上涨与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极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这意味着，我们不宜再以推高物价为代价而硬性实施天量货币驱动。
一方面要稳增长，另一方面要调结构、控物价，在不以牺牲调结构和推高物价水平为代价的前提下实施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操作，正是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最紧迫、最富有挑战意义的任务。
受制于多种因素或牵制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可以发现，暂时抛开货币政策的布局问题不论，至少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线索上，能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政策目标需要且较少副作用的一个可行选择，就是推进结构性减税。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以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将有助于在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同时，兼收调结构、控物价的功效。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涉及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是这一段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
这便意味着，在当前的中国，实现稳增长的重点应当也必须放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上。可以说，结构性减税能否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这一轮宏观经济调控的成败。
也许是困扰欧美诸国的财政危机所形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所致，人们对于当前中国财政收入的形势异常敏感，以至于在推进结构性减税方面缩手缩脚，止步不前。甚至，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逆向行动——实施结构性增税。故而，也就有了恰当地评估当前财政收入形势并与推进结构性减税相联系的必要。
这当然要拿实实在在的数字说话。根据财政部最近的信息，今年1—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1.6%。这个数字，尽管较之去年同期回落18.9个百分点，但是，若换一个参照系，按照今年9%的预算收入增幅指标计算，则是“超出”预算2.6个百分点。它意味着，迄今为止，我国财政收入的走向，不过是以往增速的放缓，而非负增长，更非低于预算指标的增长。它所能影响的，至多是超收收入规模的多与少，不会动摇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
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令许多投资者感到意外的是，从2013年中期开始，资源板块的股价普遍大涨：自7月以来上涨了16%，跑赢大市9%的涨幅。
与此同时，这段时期内大宗商品市场仅温和上涨。自年中以来，铁矿石和冶金煤现货价上涨了12-15%，但基本金属整体仅小幅上扬0-7%，海运动力煤现货价同样持稳。同期，金价缺乏明显方向，波动明显，反映出政治“恐慌交易”（叙利亚）及美国关于削减QE以及债务上限未决的争论。
涨势的背后推手
在缺乏基本面推手的情况下，三季度股价上涨背后的推动因素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年中开始，全球增长景气度明显改善，美国、欧洲及日本的PMI稳步向好。同时，中国市场人气在年中时也有所提振，因为2013年上半年人们所担心的信贷紧缩并未成为现实。
随着欧元区经济走出衰退，亚洲及美国增长也较为稳定。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活动从未如此广泛改善。而且这些推动因素可望持续发挥影响，直到2014年。自2009年的上涨以来，所有主要大宗商品消费地区工业及贸易活动首度集体扩张。
来自美国的威胁
但是，全球同步的经济活动被美国国会围绕财政部借债权限延长的政治冲突所遮蔽。10月17日，“债限”被暂时上调。如果不这样做，美国政府恐无法按时履行其债务，这无疑会对国际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眼下，虽然避开了近期债务危机，但国会在未来数月内仍需再度应对财政政策问题。而随着债限延长至2014年初，预计市场注意力将重新回到削减QE上。
股市对美国政府关门迫在眉睫风险的反应则较为温和。这说明最近的一系列“第11个小时”决议已令投资者越来越不敏感。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不担心这一事件，甚至可能鼓励了政治僵局的延长，因为如果市场崩盘，决策者可能会被迫立即做出决定。更广泛地看，对美国政策的持续争论，实际上限制了金融及大宗商品市场的增长。在主要大宗商品消费国美国好不容易录得持续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这尤其令人遗憾。
避险需求升高
那么，美国政府关门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有何意义？首先，由于避险需求升高，这有利于黄金、白银、铂系金属，不利于基本金属、动力煤、油气，因为危及稳定增长和工业大宗商品需求。从较长期来看，对属于实货市场的钢铁、铁矿石、冶金煤虽影响延后，但最终影响仍是偏空。
贵金属（黄金、白银、铂系金属）。以下是三项短期利好事件：1.美国财政僵局（新一轮债限危机；评级机构可能采取行动）；2.提议的削减QE的任何推迟（预计会在2014年1月底宣布开始削减QE）；3.2013年底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季节性需求增长。
不过，随着削减QE的有效实施，预计金价将承受下行压力。美国经济活动持续改善将影响政策预期；美联储转向政策正常化将损及黄金。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将削弱投资者对黄金及其他防御性资产的兴趣。
基本金属（铜、铝、镍、锌、铅、锡）。美国债限问题未决恐将削弱信心、损及本国经济增长。欧美是基本金属的大消费国，也是基本金属市场的重大影响力量。其中，铜可能受股票投资者及金属投机客青睐：铜是全球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一项投入原料，且铜价有“矿山供给升水”，反映出其供应链较高的复杂性。
散货（铁矿石、煤炭）。散货大宗商品市场几乎完全是实货交易（衍生品和指数交易不成熟，缺乏深度），它们的价值往往被新兴市场增长现状及前景主导。投机客活动在全球金属、能源和农产品市场中占很小一部分。因此，散货价格对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反应的灵敏性要小得多。但如果发达市场信心仍被政策大调整影响，这终将损及新兴市场出口需求增长并影响散货。
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心理预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众 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选择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为完全信息，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众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树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机治理态度后，要保证按照态度传递的信号制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向公众巩固其在危机中的积极态度，从而有利于经济恢复。
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一个更加均衡的货币体系，尽管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些问题。或许这一均衡货币体系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益处，是缓和因普遍认为现行货币体系存在不公平而引起的紧张局势。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专司管理国际货币体系的机构。对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定，都需要在IMF的框架内通过其成员国来决定和实施。
为了创造一个更加均衡的货币体系，我提议，IMF需采取两个相关的行动：
第一，扩充SDR（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将所有具备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其债券市场满足最低公开标准和监管要求的国家的货币包括进来。
其次，创建以中期政府债券担保并以SDR篮子货币计价的合成SDR债券。IMF的成员国将有望使这些SDR资产作为其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
更进一步，IMF在此后的时期内应当考虑建立一个以SDR计价的国际交易结算系统。
国际通用货币是不可行的
通往均衡货币体系的一条路径，是所有国家接纳由一个国际中央银行发行、管理的通用世界货币。我和Hinterschweiger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指出，在两个没有完全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制存在很高的经济成本。
事实上，当前欧元区正在进行的财政危机就证明，即使欧元区国家已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和政治联盟，这一成本仍然可能很高。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多数国家都不会愿意放弃国家与一个货币。
在某些方面，由IMF发行的SDR可以被视为一个全球共同货币的前身。然而，SDR本身并不是货币，而是一些货币的加权平均。IMF并不能随意创造特别提款权。当成员国想使用其特别提款权时，只有当SDR中的组成货币的中央银行承诺将他们的货币贷给IMF时，IMF才能创造SDR给需要的成员国（只有成员国政府才会使用SDR）。SDR中构成货币的中央银行仍然有能力冲销SDR的使用对其货币供给产生的任何影响。因此，目前IMF没有能力增加或减少全球流动性。
虽然SDR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但它可以处于战略中心来纠正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并满足投资者对多元化的需求。
首先，扩充SDR篮子。按照目前的构成来看，SDR并不均衡，因为它只包含那些国际使用最多的几种货币。为了达到货币体系的均衡，所有那些满足维持在低通货膨胀水平、拥有健全的货币、财政和监管政策，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其货币都应包括在SDR篮子当中。开放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对外国购买本国债券没有数量限制；第二，对资本流动的征税不应超过一个适度的比例。
目前，可能有几十个国家的货币具备列入SDR篮子的资格，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SDR篮子的组成应当同现在一样每隔几年做一次调整。尽管其他设计方案也会考虑，SDR各构成货币的权重应该以市场价格和汇率衡量的GDP为基础。
最近两份IMF工作报告 (IMF 2011a, 2011b) 提出，一个更为广泛的SDR篮子对于储备的多元化以及新兴市场的金融发展是有益的，然而增加过多低权重的货币则会增加风险并使得交易成本过高。关于风险方面，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提高多元化会降低风险。而且，这里提出的选择标准将会把具有显著风险的货币排除在外。关于交易成本，正如下文将会讨论到的，IMF创造的有广泛投资者的SDR债券，会产生相当大的规模经济，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持有一个包括多种货币的SDR篮子的成本。
创建SDR债券
提议的第二部分是IMF创造合成的SDR债券，并由SDR各篮子货币的债务担保。最初，SDR债券集中于创建3年到期债券，并将创建时剩余2.5年至3.5年到期的债券资产通过组合实现。SDR债券的时间需要确定为一个最佳的年份以及上/下半年（或季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期限范围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扩大。最终，一些其他替代工具也可以考虑采用，比如与GDP挂钩的债券（Eichengreen 2011）。
这些SDR债券类似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s），并且可以像ETFs一样在投资者之间交易。
此外，IMF在创建或清算合成SDR债券的过程中也履行了类似ETFs管理者的职责，即保持债券的市场价值接近于基础债券的净资产值。债券的申购与赎回可由任一主要国际货币来完成，其中至少包括四个交易量最大的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国际清算银行，2010年）。
与ETFs的做法一样，IMF会从债券的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以弥补其成本。IMF不会保证SDR的绩效表现，但其选择标准和多元化则保证了SDR债券是非常高等级的投资工具。
SDR债券不应与20世纪70年代提出（但从未被采纳）的“替代账户”相混淆。“替代账户”的提出是为了促进美元-SDR的场外掉期交易，以解决IMF暴露于巨大汇率风险之下的问题(Boughton 2001, Chapter 18)。
那么，SDR债券的优点是什么？SDR债券的初期购买者，至少是在最初阶段，可能是央行和财政部门。事实上，使用SDR债券作为外汇储备，似乎呼应了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对于卢布和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呼吁，以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提出的扩大SDR篮子以及发行更多SDR资产的建议。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与IMF及其他成员国合作，使得SDR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
SDR债券将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均衡。他们将为投资者（包括中央银行）提供一个具有高度多元化的标准化资产，以及一个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市场。SDR债券将减少因过度依赖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而造成的扭曲。取代现行由美元和欧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将适度减少储备持有人因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它也将适度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因其会减少资本向美国的流入，从而减轻美元升值的压力。
也许最重要的是，SDR债券将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本币债券市场发展，从而减少对外币的借款需求，避免产生危险的货币错配。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的需求，一个新的来源是“健全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要求将产生一个额外的激励，从而促使政府采取良好的政策。
SDR债券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储备资产，但这并不会阻止中央银行持有一小部分特定货币的储备，来对冲以这些货币计价的负债，或因其有很高比例的进口商品而以这些货币定价。
IMF的作用至关重要
原则上，央行和机构投资者已经能够建立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不再过度依赖于一个或两个主要货币。但实践中，主要货币所占的比重仍然很高，并且在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巨大优势。没有一家央行或投资者能够有望改变现状。
此外，任何有悖于现行规则的投资者政策，都会使中央银行招致批评和引来对其动机和能力的质疑。我们需要改变现行的规则。一个共同的全球标准是有必要开发一个合成SDR债券的二级市场。
因拥有成员国的支持，只有IMF有能力引导全世界建立一个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他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具备专业性和公正性，来选择确定一个新的SDR篮子的构成。IMF一个独特做法是评估其成员国的金融市场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这正是IMF与各成员国就第四条款磋商的焦点。通过创建世界上大多数央行的主要储备资产，IMF也将受益于空前的规模经济及其成员的知识。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SDR债券市场建立、运行之后，未来可以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例如，IMF可以帮助建立一个以SDR计值的交易结算系统。这一结算系统将使国际贸易以SDR定价变得更为便利。相比以出口国货币、进口国货币或美元计价，SDR将是一个更为中性的替代货币。贸易商不会在交易中被强迫以SDR定价，但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这样做。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IMF 2011a），初级商品的交易价格在以SDR标价时，要比以美元标价时波动更小。这项研究还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一个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交易计价货币的体系，表明了只要是由公共机构牵头，创造一个SDR的结算系统是可行的。
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嘉宾，此文经作者审核
本刊记者康娟对此文亦有贡献
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2005年经济概况
2005年，随着下半年国内需求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大领先于净贸易，中国的GDP增长率没有放慢。全年GDP增长率9.9%，比2004年低0.2个百分点。投资得到持续强劲的利润增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支持。消费的增长虽然仍落后于GDP，但一直受到强劲的收入增长的支撑，尤其是在城市。尽管中国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但到去年底，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为负值，并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的前两个月。
2005年，货币政策受到外汇市场的强烈影响。中国仍然保持着巨额国际收支盈余，2005年总额达209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只能大举购买外汇，而对冲操作只能吸收一部分由此而投入市场的货币，因此M2保持着强劲增长。流动性的增加使得银行间利率处于低位，这有利于抑制非FDI资本流入。银行间利率下降的趋势与国际利率、尤其是美国利率走势，形成鲜明对比。去年大部分时间，美国的利率都在上调。再加上7月份汇率机制引入了灵活性，实行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非FDI资本的流入。2005年下半年，这种资本流入减少。自去年7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了不到1%。
2006风险仍旧是投资
中国经济的整体前景是良好的，尽管平衡增长的实现仍需要时间。2006年，中国将从稳定的出口需求中获益，而企业利润和信贷的发展状况也表明，投资将是强劲的。价格压力仍是有限的，因为初级商品价格变动将更为温和，潜在GDP增长强劲。在国际层面上，尽管中国的贸易盈余有可能缩减，风险仍包括全球失衡和贸易关系的紧张。国内的主要风险是，充裕的流动性将会再次推动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6%，与2004年相当。
提高国内需求的地位，是政府主要的经济目标。政府期待形成一个更为平衡的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内部需求，从而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避免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政府将会刺激消费，控制投资增长。尽管已经完成的和计划进行的减税计划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消费的快速增长不可能很快出现。主要原因是，假如不让农民迁离农村地区，就很难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能否让需求结构恢复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政策，包括公共财政措施、金融业改革、红利政策和公司治理等。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的整体前景意味着去年宣布的“谨慎的”立场依然恰当。短期内，货币政策可集中吸纳过量流动性的一部分，以减少信贷过度增长的风险。这一任务可能由于短期融资券、资产抵押证券和金融债券等金融创新变得复杂。总的财政立场现在不需要多大改变，但要解决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政府支出重点应从投资性开支转向社会性开支。随着时间推移，实现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消费的平衡经济，税收收入可能会面临压力。可以通过税制结构和管理改革及中期支出约束予以应对。
最近的GDP修正表明，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严重，但却不意味着这些难题并不存在。2004年的GDP（产出法）上调16.8%，并一直上溯到1993年，使1993年～2004年间的增长率全部上调。尽管上调部分主要与服务业有关，但中国仍然过多地依赖工业和投资，服务业在GDP中的名义比例较低。而且，GDP修正的2/3来自价格上涨。这表明，中国的实际汇率要比以前高出10%。
政府应增加社会性开支
新公布的“十一五”规划提出要转向更平衡的增长，更多关注农村地区、环境和收入分配。“从2000年到2010年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不难实现，但地方政府的增长目标大大高于全国目标，因而存在一种风险。为实现高增长率，地方的财政支出可能仍然会以投资支出，而不是社会服务支出为重点。未来五年内，“将经济的能耗降低20%”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这需要提高能源价格、对能源征税。
“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关注提高农业生产率。政府希望改善服务供应和基础设施，降低生产和交通成本，加速技术进步，包括提高农作物产出、改进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金融和其他制度、降低农民的税收负担以及为义务教育提供资金等。
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第6篇
一、经济体制的转轨为物流现代化创造了巨大需求
物流现代化的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时序是先有生产的快速发展再有物流的发展，而后才是生产与物流的并行发展。因为物流的现代化需要相应的资金投人、应用技术的成熟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市场压力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增大，迫使生产者转而向提高流通效率寻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物流为社会和企业家所重视，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互8年的改革和开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迅速发展，已经将物流的现代化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收效。
中国物流的特点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国土上资源的分布又很不均衡。多数自然资源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北方地区，而人日多集中在中部和沿海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历史上就形成了原材料采掘、粗加工等基础工业远离加工工业的产业布局。“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经作过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但是变化并不大。旧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形成物流设施的部门所有，自我封闭体系，使得现有的物流体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化大物流系统，大大浪费了物流资源，降低了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长期以来，政府和民间对物流设施及管理的投人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物流系统基础设施陈旧，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落后。物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历史上无论理论上是否已经引人物流概念，事实是经济发展与物流的相关度一直很高。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对物流新的巨大需求。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1995年间，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经济长时期的稳定快速增长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从社会需求来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产品大量增加，居民收入迅速提高。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同时增加。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8亿元，1995年达到58261亿元。1995年为1980年的近4．3倍。社会总消费1980年为2976亿元，1995年已达到34962亿元，1995年是1980年的11倍还多。其中1986一1991年平均增幅为19．7％，1995年增幅达25．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95年是1980年的近22倍。可见无论是消费品需求，还是投资品需求，都有大幅度的增长。高速增长必然伴随对物流的需求的急剧扩张，首先表现为对改善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以来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加剧，政府对此一直非常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加快大物流体系的建设，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方面的建设，以加速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带动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商品需求总量增长的同时，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生产者尽量增加产出品的差别化。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出小批量。多品种的趋势。出现了市场的细分化，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和群体。因此，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现代化的零售方式，如超级市场、方便连锁店、仓储商店等近年来在中国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并已渐成规模。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无疑会对物流产生新的需求，如配送的需要就日渐紧迫。在生产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计划所建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改革以后大部分要通过市场实现。因此，经济活动对流通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经济的发展既对物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也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经济增长由粗放转为集约为物流现代化带来强大动力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把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是针对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高投入、低产出增长模式而言的、这种粗放式经营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而相对于物流的发展来说，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偏重于数量增长，不注重质量，不注重经济效益，因此，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生产轻流通，将大量的资源投人生产领域。却忽视了相应的物流发展，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部门和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为物流能力不足和物流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经济增长较高的年份，运输能力不足、仓储能力不足等物流环节的供给短缺往往成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不得不以运力定生产、限消费的情况屡见不鲜。二是由于大部分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导致管理粗放，在物流管理方面，出现一方面是物流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普遍的浪费。最突出的是“大库存”现象，就是不注重存货管理的经济核算，以尽可能多的存货保证生产对投人品的需要，或者防止商品经营中出现缺货。其次是在供应和销售活动中不重视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情况的存在造成了物质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物流落后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
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瓶颈”制约，保持经济均衡高效增长，是促进政府和经济部门改善社会大物流体系的根本动力。要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均衡。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一直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引导和直接投资，积极改善和发展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主要的运输大通道，近几年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对现有的交通运输设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1995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1587．5亿元。在全国建成的大中型项目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项目占18％，完成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7．6％，大大加快了物流现代化的步伐。近年来陆续联通和建成了亚欧大陆桥。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等大的铁路运输通道并对现有铁路设施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运行速度和质量。公路建设促使汽车运输迅速崛起。仅1996年就建成了高速公路11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258公里，比1990年增加575%。公路营业里程达到118万公里，比1990年增加15%。航空港。水运港口，包括一些大型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的建设，都大大改善了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状况，提高了现代化水平。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而且也使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下的运输等物流业逐步进入市场，形成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对今后物流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逐步实现物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市场需求扩张的吸引力和激烈竞争的压力是企业改善物流状况的内在动力。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市场迅速发展并成熟。随着商品市场由短缺转为过剩，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逐步走向理性。一些生产部门和企业的产品市场迅速饱和，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大量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服务、价格等都提出了更高，甚至苛刻的要求。所以，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生产者所面对的再不是为购物而不得不忍受无尽的排队的消费者，生产企业只要完成计划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所承受的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迫使它们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经营管理，寻求提高竞争力的可能途径。包括改善物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加速资金的周转、节省资金占用。例如，几年以前，由政府推进发展配送一直进展迟缓，很少为企业所接受。而近一、二年以来，由于各种连锁经营的发展，配送就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日渐兴盛。可以说配送制约着连锁的发展，连锁带动了配送的普及，两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共同发展。
三、中国物流发展面临的课题及发展前景展望
（一）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的物流理论和实践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系统化的推进阻力较大，困难比较多。其次，是企业物流现代化推进仍然滞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制原因。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体制的影响和约束。鉴于旧体制下物流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独立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不同的经济和管理部门，基础设施和管理方面的“条块分割”状况比其它产业和部门更为严重。要实现系统化，就要打破条块的界限，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管理权限。这当然要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因为物流的社会化往往导致原来生产和流通企业从事同类工作的人员失去传统的工作，成为企业的冗员。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机制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部门和企业宁愿继续自己承担物流职能，而不采用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第二，物流模式转换的普遍问题。从分散的物流到进入社会化的物流体系是企业物流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整体和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将得到提高，但是对当前或短期的影响却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一方面，企业需要废弃一些不再需要的设备和设施，同时又需要增加适应物流一体化所需要的新的条件，前者是资源的浪费，后者又需要增加新的投人。所以企业往往不选择社会化物流。从物流服务的供给方来看，在物流业形成的初始阶段，一时达不到经济规模，成本比较高，导致较高的服务价格，使用户难以接受。服务也还不够完善，使用户感到不满意，不放心。也就是说，供求双方要相互接受，相互信任，建立正常的产需关系，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
（二）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加速中国物流现代化既要遵循物流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物流发展中遇到的特殊问题。
第一，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虽然目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市场远未成熟，经济发展实际上的数量扩张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大多数企业还远没有产生出必须挖掘“第三利润源泉”的动力。物流的社会化、系统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大都来自！日体制、企业机制的转换，物流系统内的部门、条块分割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的支持和干预。就物流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言，各国物流的发展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而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推动更是必不可少，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体制还是促成物流模式的尽快转换，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和一定程度的干预。既需要有政策的指导，也需要行政和法制的强制，以及必要的财政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几个方面的力度都还很不够。政府在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对大物流体系虽然有所倾斜，但是对于物流的系统化。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推广则需要进一步推动。
第三，加强物流教育。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界的物流意识还不是非常浓厚。在经济活动中对物流的作用重视不够。例如在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如何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绝大多数意见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极少把提高物流现代化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实际上还没有走出重生产。轻流通的误区。在实践中，全面的物流人才也倍感缺乏。
第四，努力提高物流科技和物流管理的水平。在这方面，一要重视研究开发，二要重视推广作用，解决好科研成果的商品化问题。
（三）中国物流发展的前景展望
从各国物流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流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发展的时序上会相对滞后。中国的物流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实现物流现代化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国家和企业经济实力的积累，以及改革的深化，将为物流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条件。中国物流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如同改革一样呈现出渐进的特征。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段集中快速发展时期。
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第7篇
一则消息是，4月23日乌克兰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表示，乌克兰将就俄罗斯限制乌产品进口上诉世界贸易组织。事件的原由是4月俄罗斯动植物检疫局暂时限制进口乌克兰肉制品，同时禁止进口乌克兰生产的糖果制品。另一则消息是，4月25日的《俄罗斯报》报道，俄罗斯已经向WTO投诉美国实施制裁而损害俄罗斯经济金融利益，美国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没有完成对俄罗斯的贸易承诺。
这两则消息有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就俄罗斯限制乌产品进口上诉世贸组织，可能是因为它确实受到了不合理的贸易制裁，而俄罗斯美国也可能是完全合理的贸易申诉。然而，事件的原委和本身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令人担忧的倒是，作为上诉方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将WTO用作政治博弈的挡箭牌和工具；而作为被诉方的俄罗斯和美国亦可能存有使用经济制裁实现政治目标的企图。事件背后隐藏的事实我们可能并不完全知晓，亦暂且不作评判，但世贸组织被政治化利用以及经济制裁的政治目标等问题却值得深思。
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贸易合作的平台和国际协调机构，主要致力于推动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化解贸易争端并促进贸易公平。政治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世贸组织的运行，但世贸组织的职能决定了其不应成为政治博弈的战场和工具。
第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制裁和申诉手段不应用于成员的政治博弈。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国际组织之一，职能包括：制定监督、管理执行多边及诸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谈判的讲坛；贸易争端的解决平台和机制；监督各成员贸易政策，并与其他制定全球经济政策的有关国际机构合作。世贸组织力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具有活力的永久性多边贸易体系。显然，协调、监督和管理国际贸易是世贸组织的根本功能。而现实中，成员使用争端解决机制发起针对其他成员的制裁和诉讼，目标在于寻求政治制裁或者达到政治诉求，迫使被诉方让步和屈服的事件屡见不鲜。世贸组织很容易被别有用心地当作了政治博弈的场所，扮演了政治工具的角色。这完全偏离了WTO的原有功能和目标，造成争相效仿的不良影响，扭曲WTO的作用，需要警惕和防范。
第二方面，世贸组织面临大国强权政治的挑战。两则新闻中，作为被诉国的俄罗斯是否对乌克兰产品的进口采取了不合理制裁以及美国是否确实不公正地制裁了俄罗斯，我们可能并不清楚，但考虑到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背景和时点，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美国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很难不让人联想存在着政治制裁的嫌疑。而事实上，大国强权政治采取经济贸易制裁手段逼迫其他国家让步的做法并不少见，这是违反WTO根本原则的行为，严重影响贸易自由化，挑战世贸组织的作用。如何防范和规避大国强权政治对经济贸易制裁的滥用，是世贸组织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最近的经济政策范文第8篇
尽管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40%以上的税收以及75%的就业岗位”,但是总体上却是处于一个面目不清的状态:定义宽泛,涵盖了实际上业务已经比较成熟的中型企业;方向不清,企业家总是纠缠于做事业还是做利润的困惑之中;政策模糊,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基本上是“信心”多于“黄金”;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在形势好的时候还能随大流,形势不好的时候便无所适从了。
中小企业何以面目模糊
首先,政策方面的不清晰。一方面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范围界定过于宽泛,以工业为例,凡职工人数2000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为4亿元以下的皆为中小企业,实际上最需要政策扶持的是小企业,因为定义笼统使得政策针对性不强,从而效果也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扶持政策务虚多于务实,最近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六大利好扶持措施就有些面目不清:除第五条“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较有实际针对意义之外,其余要么是延续方向性的意见陈述,要么是早已公布实行的举措“炒冷饭”。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专项调查显示,近七成小型企业反映未享受到国家和本市的扶持政策。
如此“口惠实不至”也并非政策故意为之,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决定中小企业政策面的社会压力也尚未清晰:一是中小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百度最近的《中国中小企业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50.5%的受访中小企业基本上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二是中小企业对于一地、一国的经济状况来说尚无决定性的影响力,在产业依然偏“重”的时代,重工业仍然是国企和外企的天下;其三,尽管中小企业是就业主渠道,但是只要失业率还在可控范围内,那么就业压力也不过就是止于口头忧虑而已。
其次,国企的真实面貌不清晰,连带出中小民企“不干不净”。国企热衷资本化以及做大做强的表现,已经偏离了体现国家战略和补市场不足的国企本质,管理层说要把央企“培养成乔丹那样的巨星”,“巨星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就像乔丹那样,最后一个球,队友们总是交给他”。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广大中小企业的地位估计也就只是“陪太子读书”了。
正是如此,才有学者提出如此质疑,“国企的存在是否会影响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和施行时的公平与公正呢”?在这样的市场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或多或少带有市场原罪,而原罪的制度根源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由于要素归权力之手调度,民营小企业在相关产业中立足空间甚小,不得不在要素市场以及资本市场上“带着镣铐跳舞”,于是、铤而走险进行非法占地、非法集资、贷款和合同诈骗等等也就屡见不鲜了。
再者,中小企业自身在产业方向、企业宗旨、利润去留、商业模式等方面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范式。在产业投资方面,做纺织的投入能源化工业,做小家电的投身汽车业,而那些“炒矿”的温商绝大多数原先都从事传统制造业,其中大约有70%的人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至于商业模式,是做机会还是做能力,是求速度还是求稳健,做产业还是去投资,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有位中小企业的老板甚至直截了当说“我就是商业模式,我走了企业就无法运转,我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混合发展”是一种趋势
要使围绕中小企业的方方面面逐步清晰化,关键在于明确所有制的未来趋势,对企业格局从“三分天下”向“三国归晋”演变的趋势有所预判与准备。只有对中国未来的所有制结构认识清晰,中小企业的定位、和国企的关系,政策的态度才会明朗化、清晰化。
为什么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趋势是混合所有?从理论上来说,混合所有制能调动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生产要素,实现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在实践中,国企改革的“开放性重组”必然要求吸纳各种外来资本和民间资金,引入技术、管理、经验、市场份额等要素。最重要的是,资本经济时代已经开启,随着资本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名目繁多的股权基金、投资基金会加入产业并购和企业重组,企业股权结构也将随之日益社会化、杂交化,资本的活跃客观上也将推动企业实现混合所有制。
就商业模式而言,未来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将越来越多实现交集,表现为模块化与系统集成的统一。大企业不可能单独完成企业每个环节的工作,而中小企业就作为一个个独立的模块,承担不同的业务角色,比如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服务商等等,这些业务彼此关联,大企业则扮演系统集成者的角色,对这些充分解构的业务活动进行整合,纳入一张企业生态网络。这就好比IBM采用的“组件化的商业模式”。在一个企业生态价值网络中,这些“组件”就是各司其职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当下生存之道
目前,中小企业需要寻找适用的生存之道以作过渡。
一是充分挖掘小企业经营灵活、市场适应性强的竞争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讲,以软件、互联网、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赐给中小企业的,因为中小企业灵活、适应性强、个性化的特征借助信息科技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从这个角度讲,民企“重型化”的梦想绝大多数都可能落空,因为这和中小企业优势与新经济特征不符,把自己尽快“模块化”才是决战未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