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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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内藏库，元丰改制，太府寺，宋哲宗，外朝化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17-06
一、绪论
内藏库在两宋系直属于皇帝的财库，有“皇帝的小金库”之称，两宋大多数时间具有直属（皇帝）性、独立性、神秘性的特征。北宋前期，内藏库只许皇帝支配、监管，外廷不得过问。但神宗、哲宗朝，内藏库出现短暂外朝化问题。外朝化的集中表现即是自神宗熙宁年间的“内藏库法”对内藏库吏人的管理至哲宗元=时期太府寺对内藏库的全面监管。
以前的研究者均注意到了内藏库的皇帝私人财库性质，但对内藏库的短暂外朝化则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对此认识不足、不清、甚至有误。李伟国在《论宋代内库的地位和作用》中对神宗、哲宗朝内藏库的被监管问题有所提及，且注意到了“元丰改制”的大背景：“元丰改制，以金部右曹主行内藏受纳宝货、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内藏库受纳又隶太府寺”，但并未展开论述。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第三编《宋朝财政的管理体系与设施》第四章《户部理财体制》第二节《户部财赋与朝廷财赋、内藏财赋的分立》中较多的注意到了神宗、哲宗朝太府寺监管内藏库问题，他指出：“清点内藏财赋，这是有宋以来第一次……乃是一时权宜之法。至绍圣初，内藏财赋受金部、太府寺管辖或检察的规定更被废除，故大臣有‘论内藏库不隶户部太府寺’的奏疏。”但也未详细论述。董春林、雷炳炎在《内外兼济与财权迁移――宋代内藏库考论》中认为：“宋神宗时，内藏管理逐渐外朝化，这是因为英宗以降内藏库亏空，神宗不得已才采取这样的弥补政策”，但并未深入分析，尤其对哲宗朝内藏库的外朝化未加重视。
上述三种论著都简单提及内藏库的外朝化，但对于外朝化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外朝如何介入、监管等具体事实和过程，都缺乏详细论述。董春林、雷炳炎在上文中论及内藏库的外朝化，但是以内藏库钱物向外朝和地方的支出来凸显内藏库的外朝化，反而模糊了内藏库的特殊性及其与其他库藏的区别。要探讨内藏库的外朝化，必须关注外廷机构，但该文恰恰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太府寺。这一在元丰改制时起主要监管内藏库的机构。
其他论著对内藏库的外朝化问题未加关注。程民生在《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中认为：“宋代内库，是指以内藏库为主，包括宜圣、奉宸库等宫内府库。内库不归宋代中央财政机关计司（元丰以前称三司，以后称户部）管辖，而是直属皇帝掌握。”包伟民在《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中认为：“内藏库作为人君私帑，其最高负责人自然就是皇帝，外廷任何人都无权过问。”朱鸿在《宋代内库的财政管理述论》中认为：“作为宋朝天子私藏与天子别藏，内库财政的支配权掌握在宋代历朝皇帝手中，皇帝亲自深入到内库财政管理的诸环节进行管理。”李建国在《宋内藏库考》中认为：“内藏库既为天子私藏，自然有一套不同于国库的专门管理制度。内藏库直属皇帝，管理权高度集中。内藏库的保密工作要求很严，一旦违反规定，惩处非常严厉。”高飚等等均是如此。黄纯艳《宋代财政史》认为：“元丰改制在恢复户部和太府寺职能的同时，规定内藏库归属户部和太府寺管辖，但太府寺对内藏库并无实际的管理权，实际管理者仍是代表皇帝的中官。”显然也未细究。
可知学术界以前对宋代内藏库的论述，大都看到了它显著的特殊性、直属性，甚至认为“外廷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完全没有重视其外朝化问题；也有专家学者看到了神宗、哲宗时出现的外朝化，但有的只是简单提到、未考论具体过程和详情，有的则是对外朝化的标准限定过宽反而忽视了关键问题。这样一来，对内藏库制度的整体认识和论述就难免不太全面、精确。本文拟分时段试做精细考察。
二、熙宁时期“仓法”对内藏库吏人的管束
内藏库的短暂外朝化始于熙宁年间，据记载：
（熙宁）二年正月十九日，上宣谕曰：“近见内藏库帐文具而已，其财物出入，全无关防。先支龙脑珠子付榷货务出卖，经数年不纳价钱，亦无拘收。尝闻太宗朝，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每物所用钱异其色，他人莫晓也。贮于匣中，置之御阁，以参验文帐中数。晚年，尝出其钱以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当择人领之。”即命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代其不职者。
可知宋神宗即位初即对宦官管理的内藏库账目混乱的情况非常不满，虽然御药院也系内廷宦官掌管的机构，但内藏库管理宦官的调整已说明神宗欲对内藏库的管理体系进行改革。再看熙宁五年（1072年）的一则记载：
今为天下立法，固有不便之者。陛下初欲更法度，先措置宗室条贯，非但宗室所不便，前后两省内臣以至大宗正司管勾所公人并官媒之类皆失职。既而修“仓法”，即自来说纲行赇之人又皆失职。……既而修左藏、内藏库法，即说纲行赇之人又皆失职，在掖门外僦舍几为之空，以自来说纲行赇人力不能复据要便处僦舍故也。
材料中值得注意的是“既而修‘左藏、内藏库法”’，研究王安石吏法的学者最先重视这则材料，但对材料中涉及内藏库的记载则限于论述主题并未留意。检索史料中“内藏库法”的记载仅此一例，“左藏、内藏”并列一起的记载则是始自于熙宁五年的这则记载。“内藏库法”、“左藏、内藏”的记载清楚说明熙宁年间内藏库即已有被加强监管的趋势，尤其将“内藏库法”同熙宁“仓法”并列，说明当时的改革是把左藏库一外、内藏库一内并列一起、内外兼顾的。再看熙宁七年三月的一则记载：
今公人之禄可谓厚矣，然窃闻未比昔日于民间所得之半。今本司收免行钱，计所入，尚不足以偿朝廷因行户事增禄“仓法”处料钱，则不惟公人不得如向来诛求之半，而民间所出又未及增禄之半。以此推穷，孰便孰不便，较然可见。今略具司禄司、左右军巡院、杂卖场、左藏库、内藏库、内香药库、内东门司上项八处公人，系自来于行户及请纳入处乞取钱物。
此则史料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左藏库、内藏库、内香药库、内东门司上项八处公人，系自来于行户及请纳人处乞取钱物”，内藏库管理体系已有公吏参与，这相较于之前全系内臣的管理模式是重要的变化。公吏虽不是外廷官员，但其参与内藏库的具体管理确系外朝化的特征，也说明熙宁五年的材料中提到的“内藏库法”即是仓法的推广；这就说明内藏库在熙宁五年至七年间已有了一点外朝化的特征，但实施力度还不大。
三、元丰改制与内藏库短暂外朝化的加强
（一）元丰改制对内藏库作出的制度性规定
元丰改制是宋神宗元丰三年至五年间（1080～1082年）对北宋前期职官制度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九寺五监也相应地恢复了在中央行政体系中应有的职权，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均系外朝官序列。
从元丰改制的纲领性文件《元丰详定官制事目格子》的规定来看，在元丰改制期间，明确规定将内藏库纳入太府寺监管：
契勘《元丰详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库藏项内有《内库拘催交纳逐季点算》《内库申到纳讫官物帐状》《抄上勾销内库纳其讫名件》之类，凡八件，格目甚明。
从这三件的规定名称来看，太府寺已经开始掌握内藏库的钱物收入“帐状”，但另外五件规定名称及实施情况不明。既然已经出台纲领性文件规定，即为后来太府寺对内藏库实施具体监管创造了条件。
（二）元丰改制与太府寺职权的变化
北宋前期太府寺同其他一些中央旧机构一样成为冷司闲局。元丰改制时，恢复了唐朝的多数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应有的职权。具体到太府寺，《文献通考》卷56《职官十》有载：
国初省部寺监，惟以寄禄，寺则光禄、太常、宗正、卫尉、司农、大理，或以卿，或以贰，或以丞，各寓一阶，别设主判之官以典事。惟太府则否，其职悉入三司诸案，故主判之任罕置。……卿掌财货、出纳、贸易之事。凡贡赋之输于京师者，至则别而受之，供君之用；及待边费，则归于内藏，供国之用；及待经费，则归于左藏。
从《文献通考》这段记载来看，北宋前期转移至三司的太府寺的职权已回归至太府寺。再看《哲宗正史・职官志》的记载：
（太府寺）所隶官司二十有四，内汴河上下、蔡河上下分四局。又有交引库，掌给印出纳交引钱钞之事。受财赋之入，则归左藏、内藏库。左藏库，受财赋之入，以待邦国之经费，供官吏、军兵廪禄、赐予。内藏库，掌受岁计之余积，以待邦国非常之用。金玉、良货贿，则归奉宸库，掌供奉内庭，凡金玉、珠宝、良货贿藏焉。御在赐予，则归祗候库。
比较《文献通考》与《哲宗正史・职官志》的记载，《文献通考》在编撰时应是参考了《哲宗正史・职官志》的记载。再看下面的记载：
哲宗元祜二年三月六日，诏：“商税院，左藏南、北库，中书省差官；粮料院，诸司、诸军专计司，左右厢店宅务，香药库，北抵当所，旧隶三司举官，其令户部奏辟。著为令。”
从这则材料的记载来看，从元丰三年改制开始一直到元v二年（1087年），涉及太府寺的改制才基本完成。内藏库早期即是称左藏北库，从这则材料中的“中书省差官”来看，内藏库的直属皇帝的特殊性则完全没有体现。但将这则材料结合上文《哲宗正史・职官志》的记载则可知，太府寺完全收回北宋前期被三司侵夺的部分职权则是在元v二年，内藏库在法令上纳入太府寺下属二十四官司至迟不晚于元祜二年。这两则材料均出自清人所辑《宋会要》，《宋会要辑稿》中保存了大量的本朝国史。从上面所引两则材料看，应同为《哲宗正史》的记载，《哲宗正史》的成书时间是在徽宗朝大观年间。元v二年的诏敕中虽没有明确提到内藏库，但结合第一条材料来看，元祜二年诏敕的内容应是涵盖内藏库的。太府寺卿在元丰改制后有“忙卿”之称，说明太府寺下属的仓场库务数量多，事务繁忙。在太府寺职权（主要是监察权与审计权，尤其是审计权）大幅扩充的前提下，直属于皇帝的内藏库开始纳入太府寺的管范围。
四、元祜年间太府寺对内藏库的全面监管
不论在熙宁年间还是元丰改制的过程中，内藏库仍仅是仓库，对内藏库原有管理体系的改革均不彻底。因此，元v初引发了御史的上奏：
（元祜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臣闻财用出于一司，则有无多少得以相通，差缪攘盗得以稽察，故财无妄出之费，而国无不足之忧。然后可以裕民之财力，而仁泽被于天下。周之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二，受贷贿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宾客、祭祀、赐予、玩好之类，皆总于太府，岁终会贷贿之出入，可谓财用出于一。故有无多少得以相通，差缪攘盗得以稽察，而国无不足之忧。自汉及唐，其理财设官，不若周之条理详备，其计入为出，不若周之法制详密，则上下鳃鳃然常以不给为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盖有意合理财之局总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内藏受纳宝货、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内藏库受纳，又隶太府寺。然按其所领，不过关报宝货之所入为数若干，其不足若干，为之拘催岁入之数而已。至于支用多少，不得以会计，文籍舛谬，不得以稽察，岁久朽腐，不得以转贸。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彼惟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尔。承平岁久，宝货山积，多不可校，至于陈朽蠹败，漫不知省，又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夫所蓄之数哉！臣窃闻昨来内藏斥卖远年缣帛，每匹止二三百文。夫自外郡之远输至内帑，每缣之直，须近二千，今斥卖之直，止于十之一二，此不知贸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库之财，而外求于民，不知节用之术，而为多敛之计，此有司之罪也。臣以为宜因（新）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得加检察，而转贸其岁久之货币，则帑藏有盈衍之实，而无弃败之患，国用足而民财裕矣。”（均奏斟酌附此，不得其实月日及其从与不从也）
上官均的这则奏议在南宋赵汝愚等人编《宋代诸臣奏议》中也予以收录，并且将这则奏议定名为《上哲宗乞令户部、太府检察内藏诸库》。对比《续资治通鉴长编》与《上哲宗乞令户部、太府检察内藏诸库》的记载，二者在文字上完全一致，并无删减，但在《上哲宗乞令户部、太府检察内藏诸库》末尾注明该奏议上奏时间为哲宗元祜元年十月。两相对照可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在末尾处增加了李焘的一则注解：“均奏斟酌附此，不得其实月日及其从与不从也。”《宋代诸臣奏议》对上官均奏议的定名十分贴切，奏议针对的即是内藏库的账目核查。“置库百余年，至是始编阅云。”
上官均的这份奏议提出的具体监管措施即是针对内藏库进行账目清查。结合《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元v二年开始实施“编阅”、清查。后来的情况是：
（哲宗元祜）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户部言：“乞太府长贰每月各分巡辖下库务一两处，点检簿历官物，具有无举法改正事件申省，即不得豫定时日。所点检事却有奸弊发露者，点检官本部奏劾。诏左藏南北库、榷货务、商税院依此。”
此时太府寺对下辖仓库场务进行账目清查，材料中提到了“乞太府长贰每月各分巡辖下库务一两处”，将此处“辖下库务一两处”同上文所引《哲宗正史》对照可知，元v五年太府寺在巡查范围上包括内藏库。从这则记载还可知，在具体监管内藏库账目方面，太府寺与户部有所分工，户部负责制定具体的监管政策，太府寺则是具体监管“点检簿历官物”。太府寺下辖的机构均是仓库场务，这里的簿历是指财务收支历，也就是原始的财物出入记录。结合上官均的奏议可知，在元v年间太府寺履行监管内藏库的职责，是监审一体。这则记载与前面上官均的奏议相比较，除了针对内藏库的账目清查之外，奏议中还提到了户部与太府寺的职权重复问题，在元祜五年的这则材料中这一问题已有了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将元v五年的这则记载同上文《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末尾处李焘的注解相对照，可以确认：上官均奏议后来付诸了实施。实施的程度则有待继续考查。再看《元丰详定官制事目格子》的记载：
契勘《元丰详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库藏项内有《内库拘催交纳逐季点算》《内库申到纳讫官物帐状》《抄上勾销内库纳其讫名件》之类，凡八件，格目甚明。
可知元丰改制时，对太府寺监管内藏库原来制定有八个具体的文件（但今天可看到具体名称的文件仅有三个），均具有可操作性，“格目甚明”；外朝对内藏库的监管本来应该是全方位的。结合这则材料与上官均的奏议及《哲宗正史》的记载，可以看到：在元v二年第一次编阅内藏库账目明细至元祜五年，仅在这三年间太府寺确是依照《元丰详定官制事目格子》的规定对内藏库履行了审计、监察的职责。
五、哲宗亲政后太府寺实际监管内藏库的终止
哲宗亲政后，朝政再次剧变，太府寺对内藏库实际监管也因此终止。绍圣元年蔡蹈上奏说：
臣伏见近降圣旨，内藏库见催索户部、太府寺借欠出豁钱物不少，依旧更不统辖者。臣窃见国家分职设局，所以举官治，而府藏出纳，尤宜参互钩考，以检吏奸。臣契勘《元丰详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库藏项内有《内库拘催交纳逐季点算》《内库申到纳讫官物帐状》《抄上勾销内库纳其讫名件》之类，凡八件，格目甚明。又太府寺案名称，内藏库右藏案，即是旧太府，非无文据。臣尝阅真宗皇帝谓王旦曰：“内藏库所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顾外廷不知而。”臣窃谓既通军国之用，则户部、太府寺正其宜也。惟禁漏泄见在物数，其余杂物事件，如《官制格子》该载者，委有关防，不可略去。欲望圣慈省察《元丰官制格子》等，特赐睿旨令内藏库复隶户部、太府寺。所贵百官庶府皆有统帅，事归一体。绍圣元年上时为监察御史。
奏议末尾注明上奏时间为绍圣元年（1094年），但其奏议涉及的事情应是元v八年十一月哲宗亲政至元v九年四月改元之间的事情。“（绍圣元年）四月癸丑，御札：‘改元韦占九年为绍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体朕意。’……此月十二日改元。”故其上奏时间应是绍圣元年四月之后。从蔡蹈奏议来看，在元祜八年十一月至元祜九年四月之间，哲宗下令“内藏库见催索户部、太府寺借欠出豁钱物不少，依旧更不统辖者”；说明太府寺对内藏库的监管在绍圣元年已经终止。但是在之后的相关法令中，内藏库还系太府寺名义上的下属机构：
（宣和）三年三月三日，提点内藏库奏：“契勘诸路州军应起发内藏钱物，多不依条先具纲解递报，致妨注籍拘催。若其管押人沿路或致疏虞，本库无由检察。乞今后诸路州军应起发本库钱帛宝货，并须依条先具纲解姓名、数物、支发月日入递，转报提点所并本库照合注籍，庶可关防，革去情弊。兼恐沿路转递文移，或致沉坠，欲自支发纲运后，于一月内节次三具纲解供报。”从之。
宣和三年（1121年）的这则记载出自《宋会要辑稿》“太府寺”条目之下，说明内藏库在徽宗朝后期还系太府寺名义上的下属机构。
宋代炔乜獾幕本特征确实是直属（皇帝）性、独立性、特殊性，最主要的特征即是直属（皇帝）性，在多数时间里严禁外朝过问、干预；但在神宗、哲宗时期，不但可以被外朝所过问、监管，甚至可以部分的干预其支配权。
结合管理权与支配权的变化，北宋内藏库同外廷财经机构的关系前后可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在这一阶段外廷不得监管、不得过问，只许皇帝支配、监管，甚至还发生了三司使（马元方）因此去职的事件。第二个阶段是神宗熙宁时期施行“仓法”（内藏库法），开始把施行于外廷下属公吏的增加吏禄、严惩贪赃勒索的法律推广到内藏库公吏；在财物管理上，外廷财经机构只能代为帮助拘催，督促地方及时、足额上缴内库财赋。第三个阶段是元丰改制时期，内藏库在法制上成为户部、太府寺辖属机构，外廷财经机构可以通过掌握内藏库钱物收入“帐状”知晓地方上缴内藏库财赋数量。第四个阶段是哲宗元v时期，户部、太府寺（尤其是太府寺）可以在掌握内藏库钱物收入“帐状”、知晓地方上缴内藏库财赋数量的同时，监管内藏库的支出、库存。第五个阶段是哲宗亲政之后，外廷机构不再实质履行对内藏库的监察、审计；内藏库仅成为太府寺名义上的下属机构，再次成为外朝不得干预的直属于皇帝的财库。
从第二阶段开始即是本文探讨的内藏库短暂外朝化的开始，至第四个阶段达到高峰。但同时也要看到，即便在第四阶段，外廷对于内藏库支出、库存的监管也并不彻底，并不能够完全按需支用。总之，在神宗至哲宗元祜时期，内藏库有了两宋时期唯一的一次短暂而有限的外朝化。笼统认为内藏库始终具有直属帝王的独立性、特殊性的观点是不精确的。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东南市场；西北市场；商税
中图分类号：F12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5—0099—05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east and Northwest Marke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 Historical Research of Shannxi and Zhej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historical and natural conditions， there were four dominant regional markets， among which the southeast market was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e northwest market. The northwest market， having developed because of military supplies， flourished as a result of commercial traffic while the southeast one prospered because of the local food production and crop plantation together with the promotion by the sea markets nearby.
Key words： southeast market； northwest market； commodity tax
宋代，全国大致形成了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市场和西北市场这四大区域性市场。①大致说来，西北市场由于受宋夏对峙形势的影响，其发展主要靠宋政府的军用物资调拨和“入中”、 “和籴”等政策来支撑。相应地，其市场形态主要为消费性市场，其城镇市场的类型也主要以政治性城市为主；东南市场的发展则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主要以商
业性农业的发展、农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等为标志的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基础，并在近海市场网络这一外力促动之下。形成了以区域内商品互通有无为主要形式的整合程度较高的市场，其城镇类型也以综合性城市或经济都市为主。宋代东南和西北这两种市场类型的形成和发展，对以后这两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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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四大区域性市场的情况可参见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第1074～1079页。
一、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的历史背景
宋代，由于受宋夏对峙形势的影响，北宋政府在西北广大沿边地区布置了大量的军队。治平三年(1066年)时，陕西驻军不包括义勇等乡兵在内共有450 900余人[1] (卷208，治平三年五月乙丑条)；仁宗时，除开封府外，陕西禁兵人数在各路中最多，达到了329个指挥；①元丰时期，派遣往陕西的官员人数在天下诸路中最多，达到了522员。②仅这些庞大的驻军所费便“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2](卷13，议兵第六)加上这些众多的官员，则意味着宋代的“三冗”问题在陕西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果便如《宋史·食货志》所载： “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人无几。籴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师椎货务缗钱，皆不翅数百万。” [3] (卷175，食货上三·漕运)陕西路等地租税所入，尚不足以供兵费一项，为维持陕西各级政权的正常运转、用以官俸等各项开支。宋政府采取了“入中”、“和籴”和直接调拨财赋等措施。这样，陕西路又成为各地财赋的调拨集中地区。相对来说，东南则不同。在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下，东南地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其租税收人不仅供本地有余，而且还源源不断地被征调往异地和汴京。仅汴京一地，每年漕运上供米600余万石。同样，东南的各种农副产品不仅在当地市场上流通，而且还大量流向汴京和其他区域市场，据史载； “汴渠水运甚广，河北、陕西资焉。”[4](方域17之17)有可能还被大量转运往西北市场。
商税额的高低，大致可以反映出各地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等情况。一般说来，商税额高则表明商品流通量大．反之则相反。兹据《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将熙宁十年(1077年)四京及23路的商税额整理之后，按高低顺序排列如下：
表1：北宋四京23路商税税额简表
单位：贯
说明；(1)此表仅列北宋熙宁十年四京23路中按商税额的高低顺序排列前10个路。(2)数字间的“·”表示贯、分、厘、毫。(3)表中*表示与郭正忠先生在《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一书中所统计的数字不相符之处。两浙路郭先生统计为：857994．343；河北东路为：454221．583；永兴军路为；400397．740，淮南西路为：360071．391；秦凤路为：343095．145。(4)此表中川峡四路铜铁钱的比率按l：1．5的比例折算(见林文勋《宋代四川商税问题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上表显示，在北宋熙宁十年四京23路商税收入额序列表中，居于前1O位的路份依次是；两浙路、四京、成都府路、京东东路、河北东路、淮南东路、永兴军路、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秦凤路。这表明在排名前10位的四京及9路中，除四京、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外，其余7路均处于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假若把成都府路排除在外而只算长江下游及沿海路份，那么在北宋熙宁十年商税额排名前10位的四京及9路中，三分之二的路份均处于长江下游地区及沿海一带。这些路份商税额高，与其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市场及商业发展状况大体相符(以东南为例的分析详后)。在对处于西边的永兴军、秦凤二路进行分析后我们也会发现：秦凤路与永兴军路，从其位置上看处于宋、西夏疆界接壤之处。这两路商税额高的原因，如前所述主要是驻有大量军队等，以军需物资补给为基础的各种物资供给与输人，刺激了这两路消费品市场的发展。
从商税额的高低中，同样大致反映出了宋代各地市场发展的一般状况：一般说来，商税额高则表明封建经济较发达和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反之则相反。但是，秦凤路与永兴军路例外。因为，基于该两路边防重要性基础之上的西北市场与经济的发展，主要因封建中央政府调拨财赋所致。西北市场上的商品和物资大多来自于其他地方，其中最大的商品和物资为河东路的粮食和四川、两浙、福建等地的茶叶以及由东南运来的舶来奢侈品，如香药、象牙、玳瑁等。此外，宋政府的某些导向性政策也促进了西北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如“入中”、 “和籴”等。通过这些政策，宋政府将秦凤路、永兴军路及邻近诸路的粮食、草料之类汇集到这两路集中消费，在带动邻近诸路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这两路商品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在宋政府这些政策的促动之下，西北城市市场上的商业较为繁荣。据《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记载：永兴军路京兆府城熙宁十年的商税额为38 445．842贯，陕州城为30 635．736贯；秦凤路的秦州城为79 959．372贯，凤翔府城为30 462．879贯。在州一级城市中秦州城的这一商税额仅次于杭州城的82 173．228贯而排在第2位，这与史载秦州城“东西草市，居民、军营仅万余家” [5](卷ll，家传)这种城市市场较为落后的状况并不一致。只有“人中”、“和籴”等人为因素，才有可能使商业脱离市场规模较小的实际状况而呈繁荣态势。
按郭正忠先生的四种城镇类型划分法，③结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城镇类型大多以政治性城市和军事城堡为主，这就决定了西北市场主要是靠从外地调拨物资和通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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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②
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③
详见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77页。
工商体系取办物资而繁荣起来的消费性市场。东南地区的城镇则以综合性城市或经济都市为主，这主要是由以两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社会分工和农副产品生产专业化状况决定的．从这一角度讲。东南市场的发展更具有活力和潜质(详后)。
二、农副产品商品化同东南与西北市场的关系
西北地区相对于东南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因素较多。如陕西岷州黑松林一带，到五月底仍然“寒甚，换绵衣、毛褐、絮帽乃可过。每岁四月、七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犹未消。”[6](卷2)陕西的仪州也是“地近陇山，节气常晚。至仲夏花木始开。”[7](卷150，仪州)这样的气候条件，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另据傅宗文先生研究，永兴军、秦凤二路广大地区在宋代植被破坏严重，以郑、白二渠为代表的水利灌溉系统也日渐萎缩，以陕西州县的粮食生产状况而言，粮食亩产量可能一般在1石左右。①西习匕广大地区本身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较多，所以西北农业生产条件及生产状况远不如东南地区(东南地区状况详后)。与此同时，宋代西北的农业经济结构尚未发生显著变化，商业性农业也未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如陕西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可以以水果业为代表，其中又以梨为多。如陕西梨中名品凤栖梨“肌肉细膩，红颊玉液”， [8] (卷6)其特产冰蜜梨“名果出西州，霜前竟以收……老嫌冰熨齿，渴爱蜜过候。色向瑶盘发，甘应蚁酒投。”[9](卷29，王道损赠永兴蜜梨四颗)西北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状况的史料不算太少，但目前尚未见到其专业化生产的确切史料。也许，京师杂买务曾每年在陕西购买核桃60万至80万颗和“行村落间，常见柿连数里”的记载，②可能是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典型例子。这种西北地区农副产品生产商业化、专门化程度较低和不普遍的状况，直接影响到西北市场商品流通的状况和东南、西北市场之间的商贸往来(详后)。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西北市场农副产品(包括粮食生产)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较低的现实。
列宁指出：“商品经济出现时，国内市场就出现了；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10](第1卷，P189)社会分工的差异性，同样造成了东南与西北这两种市场类型商品流通状况和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从商税征收对象来看，宋代对上至耕牛、茶、盐，下至瓜果蔬菜之类都要征税。总之，在市场上交易的一切商品都有可能成为征商对象。然而，西北农村粮食种植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专业化程度较低，决定了西北乡村的农民贩卖的主要是自然产物，所以市场上征商的对象也主要是这些自然产物。史载：至道元年(995年)十二月十九日“通判永兴军府(路，笔者注)杨覃言，官市修河竹六十余万竿，望免税。” [4] (食货17之13)还有农民出卖粮食等部分剩余农产品也常常被征税，如史载：诏“陕西缘边鬻谷者勿算”。[1](卷90，天禧元年十二月辛卯条)西北这种基于自然产品及部分农产品剩余物交易基础之上的商业，便无法培育出像东南那样繁华的专业镇市及乡村市场。从商税收入上来看，宋代西北的镇与关、堡、寨等乡村市场的商税收入额普遍较低，除偶尔有上千贯的市场以外，绝大多数市场的商税收入只有几百贯。
东南则不同。由于其粮食生产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专业化的程度较高，因此东南市场上的商税征收对象，除自然产物外大多为农村各种专业化的产品。如至道二年(996年)十二月诏：“民间所织缣帛，非出鬻於市者，忽得收算。”[4](食货17之13)亦即在市场上交易的这些商品(许多为专业化产品)就要被课以商税。还有明道二年，“辛亥，权免江南灾伤州军果税。”[1] (卷111，明道二年八月辛亥条)亦即这些在市场上交易的水果(许多为水果种植专业户的产品)在非灾伤年景要被课以商税。当然，这两则史料可能是针对普遍出现了乡村专业户的广大东部、东南部等的各路而言，但两浙一带亦不例外。东南市场由于有较为充足的商品化、专业化农产品支撑，所以其市场也远较西北市场繁荣。从《宋会要·食货·商税杂录》的记载来看，熙宁十年(1077年)两浙路的镇市及场、务等有征税点的乡村市场，其商税额普遍在1千贯以上，有的乡村市场商税额甚至高达几万贯。并超过了镇市及城市市场的商税额。如杭州的浙江场为26446．805贯，超过了杭州所有属县、镇的商税额，还有湖州的安吉场为12 936．810贯，也属该州最高额。
再据《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和《永乐大典》卷7507《仓·常平仓二》载录，熙宁十年和熙宁九年西北永兴军、秦凤二路城乡商税收人情况为：永兴军在城总额为190 469．643贯，各县总和为148 287． 223贯，各镇总和为58 887．928贯，坊场河渡总额为406 144贯；秦凤路在城额为183020．781贯，各县总和为59 290．633贯，各镇总和为100 783．741，坊场河渡总额为283 828贯。若将西北两路各项对应相加，那么这两路在城总额为373 490．424贯，各县总和为207 577．856贯，各镇总和为159 671．669贯，坊场河渡总额为689 972贯。两浙路在城额为43l 799．211贯，各县总额为209 293．972贯，各镇总额为226 901．115贯，坊场河渡总额为933 564贯。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永兴军、秦凤二路分计或合计，各项统计中没有哪一项超过两浙路的相应项。这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东南与西北农村专业化生产状况及其基于其上的农产品商品率决定的。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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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山版社1989年版，第102～104页。
②
详见《宋会要》食货34之29；《懒真子》卷3。
研究中国现代农村经济的一位学者曾指出：“从专业化程度看，专业户的商品率较高，而一般农户的商品率却很低。例如。粮食专业户的商品率可达到64．8％，而一般粮食户的商品率只有31．6％；从地区看。可以看到两个互逆的现象，东部发达地区的农业商品率已达到70％，而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产品自给率也是70％。”[11] (P135)当然，这主要是指现代，但应该说在农村专业户农副产品商品率与一般农户农产品商品率高低方面，无论古今都有其相似性。
三、东南与西北市场类型差异性的历史考察
从上述可以看出，宋代的西北市场和东南市场，是在宋政府不同的政策导向和社会分工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体系，亦即两地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基于不同的内因和外因。从这两种市场类型形成的内因来看，农副产品生产商品化和专业化前提之下区域内地域分工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东南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宋代，两浙路内部的浙东和浙西之间形成了地域性的专业分工，从而促进了区域内部经济的交流与市场的发展．在浙西太湖周围的苏、湖、常、秀州一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的地区，充分进行了以精耕细作为基础、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的的专业化商品粮生产，形成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其商品粮不仅供给浙东地区，而且还可外运供给其他地方。在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的两浙路其他一些地方，特别是浙东地区的许多州县则纷纷致力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副业生产。如越州、明州、婺州、处州和温州等地的山区则纷纷种植茶叶及其他经济作物．在两浙路，严州等地农村的农民专“以蚕桑为岁计”[12] (卷20，物产)，其“谷食不足，仰给它州，惟蚕桑是务。”[13](卷l，风俗)还有婺州“义乌县山谷之民，织罗为生。”[4](食货18之4)而这些地方的粮食主要是从苏、湖一带输入的，如明州“小民率仰米浙西，浙西歉则上下惶惶”。[14] (卷4，叙产)越州“绍兴地狭人稠，所产不足充用，稔岁亦资邻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15](卷16，奏救荒事宜状)其他浙东台、温诸州及两浙路其他一些山区亦概莫能外。
宋代的西北市场如前所述，其粮食种植商业化和经济作物种植专门化程度较低，阻碍了区域内地域性专业分工的实现，从而使区域内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难以出现。由于西北地区商业性农业发展程度较低和未出现深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化，所以西北市场上的商品大多不是该地商业化、专门化的农副产品，而只是农民为完纳赋税而销往市场的农产品或农民调剂余缺的剩余物，而且西北市场上的商品和物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量的异地输入来实现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各市场间互通有无的商贸活动．因此，尽管有些西北市场的商税额较高、商业也较为活跃和繁荣，但仍然停留在贩运性商业阶段上。
其次是外因方面不同。西北地区宋政府的特殊政策和东南地区深受近海市场网络的影响，是两种不同类型市场形成的外因。如前所述，西北市场是在宋政府军事物资调拨和人中等政策之下培育出来的消费性市场，结果造成了西北地区农副产品在异地市场上的市场占有率极低，如汴京市场上出售的52种水果及其加工产品中，明确记载产自陕西的只有凤栖梨一种。①这表明，西北地区相对具有优势的果木业，由于其未普遍向商品化、专业化发展，资源优势并未转化为市场优势。在中国封建社会，产品结构的差异性往往成为不同地域之间实现商品交换的基础，取决于上述状况的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西北市场，决定了西北市场在与其他区域市场的商业交往中往往成为后者的商品倾销地，而本地却没有相应的商品同这些市场进行交换．对此，有些学者认为唐宋之际包括东南和西北之间远距离贸易在内的南北贸易“并非贸迁有无的均衡交往，而是存在着一种越来越明朗的倾向，即无论是北方商人还是南方商人，他们大都把南方货物贩往北方，从而逐渐形成商业流通的单向运动。”[16]
近海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是宋代东南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外在动因。宋代，在中国东部、东南部及南部沿海一带形成了一个近海市场网络，②从而使处于这一市场网络中的东南市场成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放射状市场。早在唐代，两浙一带的经济就已非常发达，权德與就曾指出： “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岁一善熟．则旁资数道。” [17] (卷468，论江淮水灾上疏)在唐代两浙、江淮之间这种经济交往密切的基础上，宋代的两浙、江淮与其他沿海市场逐渐联成一体而形成了近海市场网络。这个呈放射状的市场网络在加强内部之间的联系与交流的同时，加强了同内地市场的联系，特别是加强了同西北市场的联系。宋代近海市场网络内部及其与内地市场的交往状况．正如宋哲宗时范锷奏称：在密州板桥镇“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板桥有西北数路商贾之交易。其丝、绵、缣、帛又蕃商所欲之货，此南北所以交驰而奔辏者。”[1] (卷409，元祐三年三月乙丑条)再如福建的麻布一直畅销江浙地区，“今越人衣葛，出自闽贾。”而浙东的麻布又大量销往浙西， “强口布以麻为之，出于剡，机织殊粗，而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18] (卷17，布帛)这表明两浙一带的市场在加强与近海其他区域市场联系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当地农副产品生产的商业化、专门化。因此，两浙一带的东南市场在与国内其他市场和海外市场交往的过程中．在使东南地区的经济实现量的增长的同时，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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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东京梦华录》卷2，《饮食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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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第3篇
一、中国西部水环境演变的历史过程
中国西部幅员辽阔，通常被划分为西北和西南两个较大的自然区域。尽管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水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其水资源都是由地表水和地下水组成的。地表水包括河流、湖泊、沼泽、冰川等，地下水包括孔隙水、熔岩水、裂隙水和黄土水等。这些水资源分属于黄河水系、长江水系、西南江河水系和西北内陆河水系。近5000年来，西部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为河流的演变、湖沼的盈缩和地下水的消长。这些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1．先秦时期西部地区的水环境
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已遍及西部的许多高原、盆地、平原和山区。先秦文献中提到的西部水体，主要分布于黄河、长江的中上游地区，至于西北内陆河及西南诸水则很少涉及。这说明当时人类主要活动在西北和西南的东部地区，对青藏高原和“西域”一带的水环境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认识。
从地质资料、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相当丰富。西南地区降水丰沛，植被茂盛，有长江、金沙江、岷江、沱江、乌江、汉水、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西北地区虽属干旱、半干旱区，但气候比较温润，也有黄河、洮河、湟水、祖厉河、清水河、无定河、塔里木河、伊犁河等水体存在。因此，当时西部地区并不存在缺水的问题。西北的一些地方不仅无缺水之虞，水环境还是很优越的。如关中平原有著名的泾水、渭水、洛水、灞水、沪水、沣水、滈水、潏水和涝水，还有鹤池、盘池、冰池、镐池、初池、糜池、蒯池、郎池、牛首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洪池陂、苇埔、美陂、樵获泽等湖泊。由于河湖池沼众多，被称为“陆海”、“天府”或“天府之国”。西汉人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说：“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池窈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西部地区水环境之一斑。这些河流与池沼的存在，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调节地表径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农田灌溉和渔猎创造了条件。
水是生命之源。水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比较注意对水环境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西部地区有适宜种植业的农业区，有适宜游牧的畜牧区，也有农牧兼宜的半农半牧区。先秦时期，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畜牧区，农业区主要集中在关中平原、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西北内陆河流域和西南江河流域地广人稀，水环境基本上保持着自然的状态。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很少，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等地。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在当时也是畜牧区，农耕区基本上局限在黄土高原南部的关中等地。关中及其周围地区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区域。相传炎帝在这里发明耒耜，黄帝在这里树艺五谷，后稷在这里教民稼穑，西周王朝在这里实行井田制。西周灭亡后，秦人继承了周人重农的传统。为了发展灌溉农业，在西部修建了都江堰和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上，由8条干渠和若干小型渠道构成一个扇形渠道灌溉网络，既有灌溉功能，又起到防洪排水的作用，为成都平原灌溉农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郑国渠位于关中平原北部，“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使关中平原成为秦国的巨大粮仓，促进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
2．汉唐时期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汉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也是西部开发蓬勃发展的时期。出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汉唐王朝加大了开发水资源的力度。为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西部地区的水资源，不仅加强了水政建设，完善了水利管理机构，而且在西部的许多地方兴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西部地区的水利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史载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当时在地势高亢、降水较少的黄土高原地区，主要是利用地表水修建灌溉渠系。在水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主要是治理陂塘，疏浚水道，排除积水，改造土壤。在今新疆一带，则采用“坎儿井”引水灌溉。虽然没有修建像都江堰和郑国渠那样的大型工程，但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大量出现，大大增加了水利设施的密度，扩大了灌溉面积，使关中平原、成都平原、银川平原、河西走廊等重要的农业地区逐步形成了水利灌溉网。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西部水利事业受到很大的挫折。300多年间，虽然在某些地区也曾出现过一些水利工程，但在水利建设方面没有大的建树。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水利建设，从而再度为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两《唐书》、《元和郡县志》、《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文献统计，唐代共修建了350余项较大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西部地区占有较大的比重，显示出西部水利建设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程度。
汉唐时期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水环境。另一方面，西部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部地区水环境的变迁。这一时期西部河流的变化以黄河最为显著。黄河干流在黄土高原上的侧蚀与下切，主要发生在晋陕峡谷、龙门以南河段及潼关与三门峡之间。龙门的展宽，梁山的崩塌，均与黄河侧蚀有关。黄河在北迄禹门口、南至秦岭、东接中条山、西到石川河的范围内向东侵蚀汾渭谷地，使洛、渭二河在汇流区积沙严重。如渭河在先秦、秦汉时期流量很大，西汉时奠都关中，曾通过渭水运输关东漕粮。唐代前期为了解决京师的物资供应问题，也曾大量漕运东南米粟。故唐诗中有“秦地有吴舟，千樯渭曲头”的说法。但到唐代后期，渭河流量有所减小，运输能力也随之下降。除河流外，湖泊的变化也很明显。如樵获泽是西周时期的十薮之一。战国末年修郑国渠时，将泾河水引入樵获。由于泾河含有大量泥沙，西汉时淤积萎缩，最终消失。昆明池在汉代周回40里。魏晋南北朝时，因关中大早而一度枯竭，但不久即恢复较大的水面，池中盛产芙蓉，鱼类繁多。唐高祖李渊武德六年三月在昆明池大宴百官。武德九年三月复幸昆明池，观看水军演习。但其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
3．宋元以来西部水环境的恶化
唐宋之际，国都东迁，经济重心南移，西部地区由盛而衰。由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因而将治水的策略由全面建设改为重点建设。虽然在宋辽夏金时期西部某些地方的水利在某些时间有所发展，但总的说来，不能与隋唐时期相比。到明清时期，情况才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前期和清代前期，在黄土高原地区、河套地区、银川平原、关中地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新疆地区和广西等地修建了不少小型水利工程，在一些灌溉条件较好的地方形成大小不等的灌溉网。但遗憾的是，清代中期以后，西部水利再度衰微，就连水利事业素称发达的关中地区也不能幸免。史载“关中水利，今古艳称，而自清代乾嘉以迄咸同，兵事频兴，奇荒屡值，官民两困，帑藏空虚，河渠多废而不修，民间复规便种艺。”由于河流灌溉工程衰落，人们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而对地下水长期的开采，又使地下水大量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宋元以来，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水环境的演变尤为剧烈．如宋代曾通过渭水把陇东山区的木材和关中的粮食运往开封，但因渭水流量减少，运输困难。宋代以后，渭水流量继续减少，航运之事已属凤毛麟角，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了。除了流量的变化以外，渭河河道本身也在向北偏移。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附近渭河向北移动的幅度都在3000米以上。长安城南的曲江池在这一时期也变得越来越萧条：湖水干涸了，树木毁坏了，鸟儿也大量飞走。不仅人文景观不复存在，生态环境也进一步遭到破坏。北宋前期，曲江风景区已变得相当荒凉。到了明代，文入学士来到曲江，无不为曲江的荒废而感叹。关中平原如此，甘肃、新疆等地更是如此。河湟地区、河西走廊及新疆等地在汉唐时期有许多生机盎然的绿洲。宋元以来，这些绿洲逐渐缩小，有的甚至变成了沙漠。如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大片绿洲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无情地吞噬；甘肃石羊河、摆浪河流域的汉唐绿洲由于缺水成为沙漠化的土地；汉唐时期设在毛乌素沙地边缘的垦区因无水源保障，也陆续变成了沙漠。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令人触目惊心。
到民国时期，西部地区水环境的变迁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一是河流的水量普遍减少。黄河断流的事时有发生，且断流的次数和断流的时间都有增加的趋势。其他河流水量也有减少，已经不可与古代的情况同日而语了。二是河流含沙量大。黄河每年的输沙量在16亿吨以上。渭河咸阳段多年平均输沙量为18146万吨。长江之水也越来越浑浊，差不多成了第二条黄河。三是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特别是最近50年，西部的许多地方地下水位下降的速度很快。渭北地区的地下水位，一般都比50年前下降了20---30米。四是水体稳定性越来越差。雨季和旱季水量起伏增大。干旱时缺水成灾，多雨时水满为患。目前，西部地区不少地方的水环境已经恶化：水源锐减，泥沙激增，水位暴涨暴落，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水旱灾害频繁发生。从毛乌素到库布齐，从柴达木到塔里木盆地，映人眼帘的常常是茫茫沙漠、漫漫戈壁。站在红柳河畔、昆仑山下，面对已经荒漠化或正在荒漠化的土地，遥想汉唐屯垦时的盛况，不禁使人为之感伤!
二、影响西部水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
如上所述，5000年来西部地区的水环境曾发生过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在西北地区，水环境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为什么西部地区的水环境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导致西部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从大量资料来看，西部水环境的变迁，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西部水环境的恶化主要是气候振荡、滥垦滥伐和不合理开发所造成的结果。
]．气候振荡
5000年来，中国的气候大致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西部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温暖期，气候趋于温热，水草增加；在寒冷期，气候趋于干凉，搬运活动加强。在由暖到寒和由寒到暖的过渡阶段，气候往往出现振荡，自然灾害频繁，从而对西部地区的水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气候振荡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严重的水早灾害。历史时期西部的许多地方都曾多次发生过水灾．据正史记载，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毁坏民室八厂八所，死三百八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五门，邠宁泾阳等州县大水，毁没泾渭两岸居民畜产无数．、水灾不仅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会改变河道，冲毁水利设施。历史时期西部各地也多次出现旱灾。唐德宗贞元元年(785)春早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滻将竭，井皆无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陕西不雨。五谷焦枯，泾渭灞沪皆竭。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前后，关中连岁大旱，百姓流亡殆尽，人相食，十亡八九。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陕西大旱，人相食，草木俱尽。旱灾不仅使农作物缺水减产绝收，而且导致水资源的锐减，对水环境的影响比水灾更为明显。
除了水旱灾害，地震也会对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宋明之际，关中地区地震频繁，大小地震百余次，其小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神宗熙宁五年(1072)、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和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6)的地震都很严重，曾导致黄河、渭河泛滥。
2．滥垦滥伐
森林和草原作为植被的组成部分，是构成生态环境的重要因子。“河流侧畔的森林可以有助于河流保持…定的流量．森林稠密的地方，遇到大雨、骤雨、阴雨，落下来的降水得到森林的涵蓄，不至于骤然流下。如果说没有森林，到处童山濯濯，不论降水多少，没有涵蓄，所有降水都会倾泻而下。及雨过天晴，河流的水源就仅靠地F的泉水了。如果泉水不多，流量就难得很大。”
历史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存在过大片的森林和草原。但许多森林和草原因滥垦滥伐而被毁。黄土高原地区就是如此。在原始社会末期，黄土高原东南部、秦岭山脉、中条山、吕梁山、豫西诸山及渭河、涑汾河、伊洛河诸平原都属于森林地带．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区则属于草原地带或森林草原地带。商周以来，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类在黄土高原地区活动的加强，黄土高原的平原河谷地带逐渐被开垦成农田，因此，平原河谷地带的森林随之缩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变化较大。在这个过程中，森林和草原也曾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就森林而言，秦汉时期由于农业区的扩大，平原地区规模较大的森林逐渐消失。在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少数民族不断内迁，黄土高原的许多地方成为牧场。唐宋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原继续缩小。唐代西北人口激增，加大了开发黄土高原的力度。当时关中等平原地带开垦殆尽，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森林可言，只是在关中西部还残存着一定规模的竹木。当时渭河上游的陇山东北地区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区是林木的主要产地。秦岭、岐山、中条、太行、吕梁诸山的森林，仍有较大的规模，因而往往见于唐人的诗文。不过，由于长安、洛阳等城市建设和薪炭的需要，远程采伐有增无已，许多山区的森林已被采空。到了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场进一步缩小。清代中期以后，对森林的破坏尤为严重。据说在周至至洋县的300里间，砍伐林木的人经常不下数万。此外，清代对河套等地的大规模开垦，不仅使草原面积越来越小，而且也使畜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耕区的植被大量减少。
黄土高原地区森林与草场的缩减，与气候变化有…定的关系。但人为因素的影响更为严重。首先，民族的分布、迁徙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森林和草原有直接的影响。黄土高原的北部地区，实际上处于农牧交错地带。战国以前，黄土高原北部地区为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区。秦汉之际，中原王朝战败匈奴，取得“新秦地”，移民从事农耕和畜牧业。汉武帝时，“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之。”东汉末年以后黄土高原成了众多少数民族的舞台，游牧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并未恢复到原来的草原状况。其次，人口增长太快，不断毁草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是导致森林和草原锐减的直接原因。鄂尔多斯高原在历史时期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先秦、魏晋、西夏及元代以畜牧业为主，秦汉、隋唐和明清时期则以农业为主．在农业牧业更替的过程中，自然环境也相应发生变迁。总的趋势是由牧区变为农垦区，逐渐发展为沙漠．这一变迁有着时代的顺序性。西汉时曾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设置6个郡，辖57个县，并从内地迁来大批人口。唐代在这个地区设有盐、夏、宥、胜、丰等5个州，凡11个县，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26225户，132924口。宋元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开发有增无已。在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之下，被开垦的耕地面积自然是越来越大。随着土地的开辟，森林和草场自然就越来越少了。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3．不合理的开发
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而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必然会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历史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失败的教训。失败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开发过程中的失误有关．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大量事实表明，不合理的开发会对水环境造成消极的影响。如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大的一条内陆河，由西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流过塔里木盆地。其干流是典型的干旱区内陆河，其水全部来自塔里木盆地周边向心聚流的九大水系。即开都一孔雀河水系、迪那河水系、渭干河一库车河水系、阿克苏河水系、喀什噶尔河水系、叶尔羌河水系、和田河水系、克里雅河水系、车尔臣河(且末河)水系。由于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近代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塔里木河水系的部分源流脱离干流，从而导致塔里木水系逐步肢解，干流下游生态恶化，河道萎缩。塔里木河流域生态变化的趋势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一方面，人为活动使人工渠道代替天然河流。人工水库代替自然湖泊，人工耕作土壤代替自然土壤，人工栽培植被代替自然植被，人工生态代替自然生态，从而形成了一些以人工水系为支撑的，以栽培植物为主体的，包括农田、人工林、人工饲养畜禽和乡村聚落耦合在一起的人工绿洲生态系统。另一方面，由于人为的活动，使地表径流减少，引起地下水位下降，土壤发生干旱，植被衰枯，地面失去保护，促进风蚀发展，风力蚀积加强，造成就地起沙，形成各类沙丘，导致荒漠化扩大。生态环境恶化，局部地区(如铁千里以下)完全崩溃。
此外，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对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自先秦以来，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多经营畜牧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宋元时期的蒙古等等。这些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经济生活以畜牧为主，狩猎次之，很少从事农耕，因此并不十分关心水利事业。而生活在西部地区的汉族则以农业为主，在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过程中，为了给农作物补充水分或防止水灾，必须考虑兴修水利的问题。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往往在边疆地区实行屯田，把草场变成农田，并在那里兴修水利。相反，当少数民族强大的时候常常南下，占领垦区后，往往会把农田变为牧场，使原先修建的水利设施失去应有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农田中既无人工植被，又无灌溉条件，自然植被稀少，在风力和牲畜的作用下，极易变为荒漠。此外，西部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地广人稀、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过去长期实行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不大重视水利建设，即使修过一些水渠，也往往是实行大水漫灌。这种落后的耕作方式也会严重地破坏水环境，甚至造成土地荒漠化。
三、优化西部水环境的对策
干旱缺水是导致中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在西部的许多地方，工农业生产缺水，生态环境建设缺水，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缺水。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迫切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如何解决西部地区水问题?我认为应当标本兼治，从优化西部地区的水环境做起。
1．充分认识优化西部水环境的重要意义
在西部地区水环境演变的过程中，人为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即使某个时期自然因素占据支配地位，也往往与人为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人的活动可以破坏水环境，也可以使水环境得到优化。以成都平原为例。成都平原位于四川腹地。长江由西而东穿过群山进入成都平原，与南北汇流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乌江构成不对称的向心状水系。故成都平原水资源丰富，但农田容易受到洪水的冲刷。自春秋以来，成都平原水患严重，农作物常常因此失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蜀人曾在灌县城南开凿过一个人工渠道，将岷江的部分水流引入沱江，以减轻岷江泛滥所造成的损失。自
从修了都江堰，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
我们当前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伟大事业，面对日益恶化的水环境，面对困扰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水问题，我们只能积极进取，不能有别的选择。好在西部地区的水环境虽然趋于恶化，但并非已经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只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相信可以逐步实现由恶化到优化的转变。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优化西部水环境的重要性，只有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水环境，才能打破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瓶颈，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2．吸取经验教训，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水利事业
历史时期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给我们留下了两条经验：一是要加强水政管理，发挥各级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二是要调集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地修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通过水利建设改善各地的水环境，促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历史时期西部水环境的变迁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其一，对水资源开发不当，会引起不良后果。其二，不注重对水源的保护，会对水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环境是需要保护的。我国很早就有保护环境的思想，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机制。有时保护，有时破坏，有时候一边保护一边破坏，破坏力度比保护的力度还大。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优化西部地区的水环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仅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因地制宜，全面规划，采取开源节流的措施，努力搞好西部地区的水利建设。所谓开源，即指开发水源。所谓节流。则是要想方设法减少引用水的蒸发和损耗，实行节水灌溉。故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减少无效消耗是当务之急。应当大力发展节水蓄水型农业：加强渠道管理，进行防渗处理，减少明渠，采用管道输水。以减少输水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扩大喷灌技术和滴灌技术的利用，改长渠为短渠，改宽渠为窄渠，改大畦为小畦，保墒蓄水。要实行节水灌溉，建立节水型工农业生产体系，从而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3．植树造林，涵养水源，促进西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第4篇
一、成本追逐型、外源型集聚模式
外源型产业集聚主要是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利用政策和区位优势，引进三资企业而形成，广东的产业集聚展便是其中的例子。
(一)外源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和效应
外源型产业集群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产品销售基本以国际市场为主，例如石碣生产的110种电子产品中，有8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东莞大岭山镇台商家具业集群号称亚太地区最大家具生产基地，但国内知名度却不高，主要是因为该集群产品基本出口，不在内地销售。外源型产业集聚由境外企业转移加工制造环节而形成，以OEM为主要业务，企业的研发、销售等战略环节基本留在境外，产业链并不完整，产业价值链缺乏战略环节，整体处于低端层次。例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拥有3000多家相关企业，但拥有研发机构的却凤毛麟角，东莞能够生产一台计算机95％的配件，却无法生产具有核心技术的关键组件CPU。规模生产并没有带来高额利润，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一般只赚取5％的加工费。产品品牌基本属于外资企业，难以形成自主品牌。
外源型集群虽然属于嵌入式集群，但嵌入行为主要是基于降低成本和获取资源，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网络的联系相对松散，嵌入程度有限，产业关联度较低，企业间缺乏紧密的分工协作体系，相互依赖程度小，台商、港商、日商等各自形成自己的社会协作网络和人际交往圈子，彼此间及与当地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阂，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向外转移，往往也会导致为其配套生产的一批中小企业随之迁走。
外源型企业虽然地区根植性不及内源型产业集聚强，但却起了母细胞效应，其效应便像硅谷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硅谷之内的七十余家专门从事半导体技术的企业中，约有一半是从仙童直接或间接衍生出来的，母细胞效应对区域经济的起飞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快速带动当地经济。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自发式的产业集群发展进程往往非常缓慢，而引进外源型产业集群，寻求嵌入式发展是可供选择的一条重要快捷方式；二是促进技术进步及转变观念。借助外部力量，扩大利用外资，不仅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同时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扩大，对于转变观念和企业经营机制，对于管理体制创新和制度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三是在地理区位上，集群多产生于城市边缘地区或乡镇，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产业集群所在地成为城市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份；四是在经济上，产业集群现已成为很多地区加快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重要载体。
在市场竞争上，产业集群已成为当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虽然在产业单项竞争上，广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凭借产业集群带来的整体竞争优势，广东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工艺陶瓷等产业正逐渐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美国《纽约时报》在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产业在生产成本上涨后，为何产品还能统治国际市场时，曾指出，这些地区的制胜之道在于强大的配套优势，这是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国家目前难以达到的。
(二)外源型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外源型产业集聚的发展主要是靠台湾及港商企业，虽然有亲缘、乡缘等社会关系网络，但不同的制度环境及技术水平往往妨碍了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一是外商制造业采购非本地化，大部分原料仍然靠进口，外源型集群与当地相关产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不太强，例如台商到大陆投资后，仍然与台湾的原材料、设备供货商等上下游企业以及其他支撑体系保持着相当紧密的供货商――生产――贸易商的网络联系；二是外源型集群很多时是所谓“复制群居链”，一些有着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一窝蜂地相继前来办厂，以维持原来的生产联系。如制鞋业，台湾的制鞋商、原材料供货商、包装商、机器维修店以及外包厂商在广东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网络。“群居链”复制过来后，与当地的交流就少了，因为它们可以不依赖当地的供货商网络。而这种“群居链”又是可以到处流动的，这容易造成当地经济的空洞化；三是外源型集聚的技术溢出不明显，港资及台资企业在大陆多以独资形式出现，为保护先进技术，外资企业往往竭力避免核心技术过快外溢，例如一般情况下核心技术是在台湾研究开发，然后直接移植到大陆进行生产，它们的技术创新与改造仅与台湾母公司发生纵向联系，而不与当地同行发生横向联系，仅仅将部分技术单项、分散地传给中方技术人员。因此外源型集聚比较难植根于当地。
二、地区自发型集聚模式
地区自发型产业集聚，可以说是自发形成的一种产业集聚，这在浙江一带的产业模块最为常见。
(一)自发产业集聚模式形成过程
浙江历史上是一个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唐朝便开始与日本通商，北宋时被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因此在商业发展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商业文化，构成特有的文化遗传基因。对外贸易口岸及航海的传统，不仅有利于发展工商实业、海外贸易和运轮业，更重要是孕育了浙江人敢于冒险和善于应变的企业家精神特征，这是农民的创业精神和初期资本积累转化为发展产业集群的动力。
浙江传统上是一个手工业发达地区，由于可耕种土地不多，为了生存，当地手工业得到发展，编织、弹棉、刺绣、雕刻等工艺发达，出现了一代代能工巧匠，产业集群就是在这种富含工商素养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萌生发展的，利用制造小商品的工艺技巧，发挥会经商、肯钻研、善模仿的优势，逐步形成了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早期的工业大多孵化于家庭，工人或小业主分散在自己的家里，按照中间商的定货要求生产所需产品，渐渐由分散的手工工场，孕育出集中的手工工场，之后形成集体企业。
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因素，一是大量劳动力的出现，这些农村劳动力必须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例如温州“人耕三分地”意味着乡村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大批劳动力成为家庭工
业的支柱；二是庞大销售网络的形成，将日用小商品与全国市场联结起来，温州大批劳动力出外经商，迅速形成一个销售大军，将温州农村的劳动力与国内市场联系起来便是一个例子。
(二)自发型产业集聚的特色
首先，自发型产业集聚模式一般是由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集聚而成，集群中的企业通过高度专业化分工或转包结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生产关系；其次，大部分企业都是本地自发产生的企业，地区植根性强，人们虽然在不同企业里工作，但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各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不论处在哪个生产环节，都相对独立，没有支配与依附的关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区域性生产体系；第三，自发型的产业集群，主要是生产小商品，小商品生产成本低，经营风险相对较少，适合中小企业，而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要求不高，工序相对简单，适合个体私营生产，最重要是小商品都是日用消费品，市场大，利润高，如一个纽扣，成本2分，可卖1毛，正是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商品，汇集成高额产出，支撑起整个地区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自发性产业集群都是在家族团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基本上是沿着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向外扩散的。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是产业集群的无形精神脉络，尤其在产业群落成初期，这种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产业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有的集群几乎百分之百是同一家族，因而使企业间的协作及信任得以加强，促使中小企业有效掌握商机、降低风险，遇到困难时能共度难关，在生产、技术及市场三种结构都不太稳定的大环境里，这种家族团体的产业集群更具灵活应变能力，往往既具弹性又富效率，使小企业拥有顽强的竞争能力。
(三)自发型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自发型产业集群由于是地区自身发展而成，因此开辟了一条促进农民迅速脱贫的道路。由1978年至2000年，温州市的GDP从13.21亿元增至825亿元，工业总产值从11.12亿元增至1807亿元，财政收入由1.35亿元增至73.9亿元，外贸出口由无到有，1999年出口总额达到8.23亿元。改革以前，温州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比较困难，11个县(市、区)中就有3个贫困县，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通过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各县、乡、镇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81年的423元和270元提高到2000年的12051元和4298元，超过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自发型产业集群的另一个作用是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浙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小企业、家庭工业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吸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促进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特色产业，带动了相关产业及交通、服务等设施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小城镇集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苍南县龙港从一个小渔村崛起成为一个拥用15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便是一个例子。
但自发型产业集群的主要缺点在于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发展，较难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力不强、国际视野不足，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环境很不利，像这一次的金融海啸，如果本地企业缺乏国际触角、缺乏对国际市场的认识、缺乏应变能力，便很容易使区域经济毁于一旦。
三、政府主导的工业园模式
工业园区(开发区)，是一种由政府为实现工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有地理界限的特殊环境，由政府主导，给予包括用地、税收、金融、财政、海关、外经贸、人才等优惠政策。往往形成一种快速吸引外资或建立地区龙头产业的政策工具，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开发区的做法被广泛采用。工业园区的产业形态与内源型和外源型的产业集聚很大不同。
(一)工业园区的特点／优势
内源型的产业集聚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某一地区能否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产业群落，有很多因素，即使具备了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和条件，其发展历程一般也比较曲折和漫长，特别是经历一些产品质量及企业行为规范过程。但政府主导的园区，能很快建立产业集聚，且具有规范作用。由于园区由政府主导，由相关政府部门规划管理，在资金、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也较容易整合地区资源。另外政府是站在地区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建设园区，这有助于优化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战略性带动作用，政府的参与能够减少集群内企业发展中的一些盲目性。
首先，工业园区一般强调土地、水、电力、能源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程度，使区内的单位面积土地利用效率、万元产值耗水和电力能源达到最大效率，同时亦可以统一综合处理污水等“三废”问题，降低治理成本，促进对环境的保护。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工业用地容积率从0.6-1.2提高到0.8―1.5以上，可建设用地的建筑密度从45％提高到55％。苏州工业园区亦积极探索“清淤、治水、取土、扩地”相结合的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新模式，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确立“绿色招商”理念，坚持环保部门“一票否决”制，从源头控制污染项目的进入。
第二，工业园区具有高效的管理模式。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它用跨国公司的视角来审视政府行为，用小政府来营造大市场环境，率先推行市政基础设施的社会融资，打破垄断，弱化传统的政府行为，精减机构，简化办事程序，设立招投标中心、政府项目评审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实现统一财务监管，避免政府经济行为暗箱操作，推进体制创新。现在企业进入开发区的平均周期由一个月缩减到10个工作日，最快可以5个工作日领到批准证书，7个工作日领到营业执照，在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消了所有行政性收费项目，只保留14项资源性收费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在物流通关方面亦建有全国现代物流试点地区、首家电子报关区，拥有十分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入区的企业可以享受与国际接轨的海关、物流服务。
第三，具有城市化经营模式。虽然是工业园区，但大部分园区走的是城市化规划思路，比如将公共区放在园区中部，住宅和工业区放在两侧，在道路建设上借鉴国外的400米×400米的网络式设计，以国际化宜工作、宜居住城市的标准来塑造。
第四，集群内的创新优势比内源型和外源型集聚强，由于园区的产业大部分以高新产业为主，高学历及高技术人员含量高，研发及创新气氛浓厚，园区一般设有企业孵化器，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创业，并举行各种讨论会、讲座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有效扩散知识和技术，更有利于创新。
(二)开发区模式的制约及发展障碍
1 开发区一般是集合型产业集群，有多种主导产业，因而使主导产业集群缺乏区域特色，主导作用被淡化，不利于形成区域竞争力。
各开发区之间存在着与其他地区的同构现象，例如北京开发区目前发展的汽车产业、移动通信、微电子等产业集群，明显与相邻136公里的天津开发区相似。在江苏，除了苏州工业园区外，既有浦东新区，又有南京高新区、无锡新区及沪宁地区国家级高新区。据统计，53个国家高新区中，近30个高新区发展重点是电子信息，近20个高新区发展重点是生物工程，25个是光机电一体化，24个是新材料。产业结构趋同导致产业发展资源(包括人才及资金)分散度趋大，不能有效发挥，反而形成竞争。经济技术起点不同，资源环境工业基础各异的工业园区，如果生产相同产品，彼此间欠缺合理分工与合作，便会造成低水平的重复生产。
2 各集群产业关联度不高。
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不强，例如汽车制造、生物技术、装备制造等产业之间没有形成产业相关性，产业群之间难以在合作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力量，很多园区的企业关系如同现代高楼公寓里的邻居，即使在同一工业园内，亦未建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诺基亚星网企业模式的不多。
3 企业根植性不高。
政府主导的园区发展，具有开放及外向的特征，一般以引进外资为主，这些企业的地区根植性不高，一旦成本上升，或优惠政策到期，较容易出现“飞地”或“分厂经济”现象，用建立分厂或代工生产方式转移加工基地，离开园区寻求更低生产成本的地区，对当地带来产业转移或产业空洞化威胁。
4 后续力不足。
由于园区的建设与发展过于依赖地方政府，缺乏自主发展能力，在政府支持乏力或规划出现失误时，园区发展可能停滞或者衰落。另外，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和优惠措施，使园区缺乏产业特色，也缺乏专业化生产，无法形成有效的持续发展力。目前很多园区的规划用地已基本用完，大部分园区己完成了90％的用地，能再开发的土地不足，更由于中国国土资源紧缺，工业园区扩大土地使用面积的审批条件越来越严格，且在不恶化农业基础和兼顾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土地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工业园区的后续开发得不到保障，陷入难以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四、对不同产业集聚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外源型产业集聚模式
一是要促进和辅助外源型产业集聚的转型，协助其演化为植根于本地的独立工业企业，使其投资于比较长期的内部资源，巩固与跨国企业或海外企业的战略关系，即强化它们在产业链中的长期竞争力。
二是增加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的投资和增强企业使用地方公共资源的机会。一方面可协助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源的长期投资，例如人才、知识、技术、设备等，减轻它们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促使它们在产业链上延伸至加工以外的环节，包括质量改善、新产品开发，或在产品结构方面有所提升。
由于这样的重心转移，政府政策便不应再局限于一般的投资优惠或基础建设硬件的投资，而是有所针对，例如对企业投资于人才、研发、设备等，政府提供免息贷款以至直接的财政补贴。
三是在增强社会资本与公共资源投资方面，投资同样要有针对性，应建立地区学习机制，例如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建立中专以上的职业学校、技能培训中心、科研机构、产业技术与市场情报机构，鼓励成立行业协会、专门技术学会或专业人员协会等，以及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巩固地方社会或社区的发展，成为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的载体和投资者。
这些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外源的产业集聚植根于地方，一是扭转它们原来的短期经营倾向，使其长期化，把它们变为真正的本土企业，与本地的社会资本与地方公共资源，以至地方的公共利益紧密结合，二是从投资社会资本、公共资源方面协助企业发展出创新和升级转型的竞争能力。
(二)自发型产业集聚模式
由于自发型产业集聚已形成一定的企业网络和根植性，形成了社会资本和地方公共资源互相促进的基本机制，进一步改善将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关键不是重新创建这个机制，而是在这个机制内纳入新的知识，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
一个方法是由政府引进新的知识体系，冲击原有的地方公共资源的知识基础，以及与此相连的产业集聚和所属企业的运作模式。新的知识体系仍然可以由原来的地方公共资源的体制作为载体，但不能单纯依靠这个体制自我更新，而需由政府超越这个体制，强制引入新的人才、教育、培训、课程和机构，更重要是引入新的技术知识，包括生产工艺、科研设计、管理、市场等。这同时要求政府从本地或上级政府层次筹集动员资金来支付新知识投入的费用和成本。
另一方法是引进新的相关企业，特别是在生产经营、技术管理、科技等各方面都比原有企业优越的企业，从而产生冲击，促使原有的产业集聚调节适应。新的企业可以属于产业集聚的地方生产体系的不同环节，由于生产体系的完整性，某一环节的转变会促进整个体系其他环节的调整及适应，这个方法同样决定于政府的能力，但更重要是如何挑选适合引进的企业，以及在引进之后怎样协助它们进入产业集聚的地方生产体系之内，使其产生母细胞效果。
(三)工业园区模式
克服上文所述工业园区的先天性限制，从国内外经验看有两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