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的研究方法

地质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论文摘 要：社会学专业定性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在整个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这种情况导致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偏见和误解，同时也存在教学材料不足和优秀师资缺乏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课程体系设置、提高教师在实践环节的教学水平和创造更为合理的考核方式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方法收集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定量研究则是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调查、测量、统计等量化手段来收集资料，并对收集到的资料作量化的处理、检验和分析。长期以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直是两种比较对立的研究范式，二者的争论由来已久，在这个争论和较量过程中，定量研究因其与数学和统计方法的接近，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而定性研究则因为具有较多的个人色彩，被认为是非科学的研究范式。近些年来，虽然定量与定性之争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和直接，许多研究者也试图在研究中吸取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将两种方法进行整合，但事实上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还是处于一种劣势。

虽然定量研究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还是处于一种比较主流的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具有一些缺陷，例如：定量研究从设计到实施以及最后的完成耗费时间较长，一旦开始实施以后不容易更改、收集到的资料比较表面、不适合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究社会现象背后更为深层次的东西等，而定量研究的这些缺陷正好是定性研究的长处。社会学作为一个以人类社会以及人的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定量研究比较表面化和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时候并不适用。因此，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引入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非常必要，对于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讲，了解并深入学习这一方法对以后的继续深造和就业非常有益。

一、定性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本人长期教学研究过程中，发现社会学中定性研究方法课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重定量轻定性的传统以及方法论层面的缺失

从目前全国设有社会学专业高校的社会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在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大都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虽然有部分的学校在本科阶段也开设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但将定性研究方法独立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的高校还是少数。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的结构和内容来看，基本上沿用的是实证主义传统，而且，在通用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材中，对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缺乏系统地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梳理，从一开始的课程讲授就进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层面，这对于第一次接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生来讲，相当于“强制性”地灌输定量研究的思维，学生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研究”并不清楚，只是被动地将其当做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的”和“唯一的”方法进行接受。这样的课程设置有两个后果：第一，导致很多学生认为社会学研究方法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等到接触定性研究时，定量研究的思维已经在他们头脑是扎下根，经常用定量的思维来对定性研究进行思考，并对定性研究进行评判。如在指导学生做定性研究时，经常会有学生询问个案的“代表性”“普遍性”“如何抽样”等问题，这都是典型的定量研究的思维；第二，学生难以从根本上或理念上对方法体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提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学生总是将二者从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进行简单比较，例如，学生经常会说“定性研究就是访谈、观察，定性研究可以用作定量研究前期的探索”，定量研究就是“设计问卷、做调查，调查进入到正式阶段，用的是定量研究”。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理念层面，例如：访谈和观察作为两种具体的方法，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中都是可以使用的，区别在于使用的时候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两种范式的区别，则很难在使用时将其合理应用。

（二）学生对定性研究存在误解

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自具有自己的规范和程序。从规范性和程序性来看，定量研究似乎更为“科学”，从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概念操作化、设计问卷、实地调查、资料处理到最后报告的形成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方法需要遵循，这种标准化的方式使得定量研究在形式上与自然科学更为相近，因而容易获得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的认同。而定性研究从形式上来看好像并没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规范，在研究开始和研究过程中也没有严格的一定要怎样做、一定不能怎样做的规定性要求，在研究成果的表达上，形式也非常多样，导致许多学生认为做定性研究不需要太多的学术训练，把灵活当成随意和随便，对定性研究的认识也是表面的和肤浅的，通常，学生们认为定性研究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与学习，从自己的习惯出发，去现场走走看看、聊聊问问，回来后把资料整理一下用文字描述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定性研究。事实上，正是因为定性研究的灵活性，它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首先，定性研究对研究者个人特质的要求比定量研究要多，因为定性研究是将个人作为研究工具的，定性研究中的研究者如同定量研究中的问卷、量表等工具，问卷和量表可以无限次的试用、修改直至比较完善，从理论上来讲，定量研究的工具如果设计合理的话，是能够如实地反映社会客观现实的，而定性研究中的工具——研究者本人却是无法随意改变的，研究者的个人性格、看待他人的立场、洞察力、与人交往能力等这些特质并不是通过短时期的学习或学术训练能够改变的，因而一个合格的定性研究者的培养需要更长的时间。其次，定性研究是以整体论为方法论基础的[2]，要求从系统的角度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整个过程，而这种能力也不是简单的课程训练和课堂学习所能培养出来的。第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定性研究没有规定性的要求，但它同样也是有规范和程序的，从定性研究的产生来看，它有着自己的哲学基础，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讲，它有着基本的规范要求，这种要求相比定量研究来讲更加难以达到。

（三）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教学材料欠缺

跟定性研究教学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教材与教辅类的。近些年，国内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一些学者编辑出版了一些可以用作定性研究方法教材的著作，代表性的有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文军和蒋逸民的《质性研究概论》、李晓凤和佘双好的《质性研究方法》、范明林、吴军的《质性研究》、陆益龙的《定性社会研究方法》，除了国内的著作外，目前关于定性研究的还有许多国外译本，最有代表性的是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卷方法“系列丛书中有关定性研究的，主要有邓津、林肯主编，风笑天等翻译的《定性研究》四卷本，赫伯特·J.鲁宾（Herbert J.Rubin）、艾琳·S.鲁宾（Irene S.Rubin）著《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澳）利亚姆帕特唐、艾子著，郑显兰等译的《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德国）伍威·弗里克（Uwe Flick）著，孙进译的《质性研究导引》、 （美）艾尔维森（Alvesson，M.），（美）舍尔德贝里（Skoldberg，K.）著，陈仁仁译的《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等。在这些著作中，除了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出版比较早外，其他都是近三、四年出版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定性研究方法开始在国内学术界逐渐获得重视。第二，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讨论的文章。虽然这部分文献并不直接用于课堂教学，但学者们就方法本身所做的讨论有助于厘清定性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促进这一方法的进步和完善，这方面的文献早期的有谢林平《实证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分歧及其融合》（岭南学刊，1997.1）、陈向明的《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6）、《质性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侯龙龙的《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社会学研究，2001.1），近几年，关于定性研究的文献有王锡苓的《质性研究如何建构理论》（兰州大学学报，2004.5）、刘博的《质性研究中的关系资源利用与身份介入差异——基于个案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思考》（青年研究，2009.6）、王熙的《质性研究中的多重研究关系和伦理“雷区”——一位行动研究者的自反性思考》、菲尔·卡尔斯贝肯和任玥的《批判的质性研究方法论与行动取向》（北京大学教育评估，2010.10）、蒋逸民的《作为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层创方法》和《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10.5，2011.4）、郑庆杰的《“主体间性——干预行动框架”：质性研究的反思谱系》（社会，2011.3）等，从上述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早期的定性研究文章多集中于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为定性研究寻找位置，定性研究方法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区别等方面，而近期文献所关注的主题则多集中于定性研究方法体系内部，关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技术层面如何更好地改进这一方法，这种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定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并进一步向着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第三，定性研究的案例。虽然从研究成果来看，能够查阅到的运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在少数，但这些成果并不都适合用作教学案例。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的，因此，研究者的身份、立场、研究者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反省等对研究结果的呈现非常重要，不同的定性研究者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可能得出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而在现有的很多用定性研究方法做出的有关成果中，研究者很少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个人身份、立场、所思所想详细呈现，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互动之后所达成的结果，这使得我们无法了解整个研究过程及结论达成的过程是怎样的。而一个能用于教学的优秀案例需要的不仅仅是研究结果，也需要包括从选题到研究的详细经过，尤其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立场，这导致优秀定性研究的案例比较难以获得。

（四）定性研究方法教师缺乏

从目前社会学专业的师资队伍情况来看，从事教学的大都是博士或硕士毕业后直接进入教学领域，虽然他们在读学位期间也有过方法的训练，并且也可能有一些从事定性研究的实际经验，但大多都还限于从书本到书本，尤其是在定量研究占主流的情况下，很多人在学习期间接受的都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训练，这种定量思维不可避免地会被带入教学过程。定性研究教学除了要求教师有基本的专业知识储备，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自身有过大量实地研究的经验，而这对于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的一线教师来讲是比较缺乏的。

二、提高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教学效果的途径

（一）加入方法论的有关内容

方法论是方法体系的基础环节，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方法的教学，都应该在讲授具体方法之前对学生进行方法论的介绍，很多研究者或从事实际教学的人认为方法论属于哲学层次，对于实际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来讲，不需要学习这些东西。事实上，如果不能够了解某种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哲学基础，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把握这一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能够做到依葫芦画瓢，但当情况出现了新变化时，就不能够创造性地进行应对，对于定性研究这种比较灵活的研究方法来讲更是如此。当然，在讲授方法论的有关内容时，并不需要非常系统地对方法论进行完整地讲授，但至少要拿出一定的课时数简要地介绍定性研究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哲学基础、理论来源、演进逻辑等，让学生不仅知道如何具体地操作某一方法，而且也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对根本性的东西有了理解，才可以避免空洞地从技术层面上争论究竟哪种方法更好。

（二）合理设计实践教学体系

方法课程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将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科学研究，仅仅从理论上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课时是用于实践训练的。从定性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来讲，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紧紧围绕其教学目标，加大实践环节，具体来讲，可以从课堂理论学习、案例教学、小规模研究训练、实地参加研究项目、研究汇报等多个模块进行，尤其要改变一般课程满堂灌的授课方式。

（三）提高定性研究方法教师在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水平

提高定性研究方法教师在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第一，搜集实践教学环节中所需要的优秀案例，不仅从社会学领域中，还包括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其他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医学等其他领域中的案例，从中梳理出适合社会学的案例用于教学或课堂讨论。第二，突破定性研究教学过程中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相脱节的现状，一方面，现任教师可以通过多参与实地研究增加自己在实际操作方面的经验积累，使授课教师本人成为既懂理论又能指导实践的全面型教师，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如果这种局面一时难以改变的话，也可以通过外聘一些相关领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兼职或做专题讲座以弥补现有教师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如一些NGO或政府有关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均有着丰富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实践经验。第三，拓展现有的社会学实践基地，可以与相关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为学生提供课程训练和实习的现实空间，这种真实场景可以避免人为设计场景过于理想化的不足。第四，吸收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为学生提供将课堂所学研究方法应用于科研的实践机会。

（四）设计合理的课程考核指标

单一通过试卷进行考试的方法不太适合定性研究方法这门课程，要合理、全面、科学地测定学生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需要融合多种考核形式，可以从试卷、课堂表现、课程训练和参与实践情况几个方面来综合进行，这样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避免平时不主动、考前突击背书的死记硬背的应付式学习，同时，也可以促使学生将这门课程从各个层面有一个全方位的掌握，能够真正地将这一工具应用于实际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

版社，2006.

地质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另外，目前实施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需要地质找矿理论、方法、技术、装备全方位的持续创新和突破。

因此，在新建成的46个实验室中，据姜建军司长介绍，将重点覆盖以下四个领域。

土地科学与国土资源综合管理领域（10个）：

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南京大学。开展海岸带演变机制及过程模拟、海岸带国土开发规划与综合监测、海岸带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海岸带生态建设与保护技术研究。

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农用地质量与过程、农用地质量监测、农用地质量保护与修复、基本农田质量提升、农用地产能调控政策研究。

土地实地调查监测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东南大学。开展土地实地调查理论与方法研究，研制数字化土地实地调查技术及装备，开发土地利用监管装备与系统，构建土地实地调查监测理论与技术体系。

城市土地资源监测与仿真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国土规划与开发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北京大学、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与开发、土地生态安全格局与过程模拟、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等研究，为国土空间和国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理论和技术基础。

建设用地再开发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国土资源技术中心。研发建设用地再开发综合调查与监测技术、建设用地再开发优化配置与调控技术及建设用地再开发智能监管与信息服务技术。

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工程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陕西省地产开发服务总公司、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开展退化土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的关键技术、未利用土地整治中复配成士关键技术、土地整治规模化与现代农业一体化模式及土地整治工程中不同要素耦合研究。通过土地整治工程，深入探索土地整治中“水、土、气、生”耦合的模式与途径。

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开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研究、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战略研究、全球资源战略研究、国土资源管理数据分析与模拟决策支持研究。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矿产资源战略与规划、资源产业与政策以及矿产资源国际竞争与合作研究。

法律评价工程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开展法律评价工程基础理论研究，国土资源立法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国土资源法律实施过程动态监测研究、国土资源法律实施后评估与反馈机制研究。

基础地质与勘查技术领域（14个）：

古地磁与古构造重建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发展和应用古地磁学，研究古大陆再造、古环境重塑和典型地层磁性“定年”。重点解决地质学中重大的基础科学问题，在磁性构造学、磁性地层学、岩石磁学和环境磁学等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

地层与古生物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以瞄准国际前沿、开展地层学与古生物学理论创新研究，服务于地质调查、解决关键地层问题为研究特色，立足地球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致力于发展地层与古生物学重大基础理论，解决国土资源调查中的关键地层古生物问题，建立和完善新的技术方法体系，开展生命早期演化过程、生物更替与地质环境变迁、重要地层断代对比等基础研究。

沉积盆地与油气资源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针对我国重点含油气盆地，开展沉积学和油气地质学研究，为国家的油气勘探提供科学依据。系统研究重要成矿带和矿种的主要控矿因素，进行矿产预测和指导矿产地质勘查。系统开展地质历史时期中地层沉积相研究，为油气地质调查和沉积层控矿产工作部署提供地质背景和科学依据。

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沈阳师范大学。开展东北亚地球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鸟类起源与恐龙演化、侏罗纪“燕辽生物群”、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以及东北亚地区化石能源的古生物与古环境背景、古气候与古环境变迁等研究。

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开展航空地球物理仪器研制、航空地球物理方法技术与软件开发，发展，矿产资源遥感技术、地质灾害与环境遥感技术、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综合探测与解释技术，为地质找矿和国土资源管理提供先进的空间信息技术支撑。

复杂条件钻采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吉林大学。开展大陆深部科学钻探技术与装备研制，发展多工艺冲击回转钻探技术、新能源钻采技术、极地钻探技术。

生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开展生态地球化学理论研究、生态地球化学应用研究、生态地球化学测试技术方法研发、为生态地球化学调查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深部地质钻探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开展深部地质钻探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深部地质钻探设备与机具关键技术研及深部地质钻探钻进工艺技术研究。

地球化学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面向国际地球化学前沿和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全球地球化学基准研究、深穿透地球化学探测技术研究、地球化学调查与填图技术研究。普及地球化学科学知识，为科学团体、政府决策者和公众之间搭建桥梁，为相关科学机构与政府组织提供专家咨询，为了解全球资源和环境变化提供有力保障。

地质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以数字地质调查评价与地质空间技术与应用为发展方向，创新地质调查数字化技术，建立和发展国家空间地质数据基础设施平台技术方法体系，在地质专业各领域拓展信息关键技术的攻关应用研究和实验，为实现地质工作全流程信息化、推进我国地质工作现代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应用地球物理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吉林大学。

地学空间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成都理工大学。开展“3s”技术地学应用、国土资源信息管理云服务体系研究、遥感/GIS在成矿预测中应用、地学数据处理与三维建模研究。

深部探测与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以深地震探测为手段开展深部地球物理探测，结合深部地球化学与岩石学探测、深部构造与浅表变形填图，精细揭示中国大陆三维结构、物质组成、内部各层圈相互作用与变形样式。

矿产资源与综合利用领域（15个）：

金矿成矿过程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开展金矿成矿作用与成矿规律研究、金矿深部勘查技术与方法研究及金矿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岩浆作用成矿与找矿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开展镁铁一超镁铁质侵入岩、中酸入岩成矿理论与找矿技术方法研究，发展岩浆作用成矿动力学和隐伏岩体深部找矿方法。

煤炭资源勘查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陕西省煤田地质局、西安科技大学。

东北亚矿产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吉林大学。开展东北亚大地构造体制的叠加与转换、东北亚金属矿产聚集过程与预测、东北亚化石能源形成与资源评价研究。

三江成矿作用及资源勘查利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昆明矿产资源监督监测中心、云南省地质调查局。开展西南三江成矿作用与机理、矿集区资源潜力评价与找矿集成技术、复杂多金属矿综合利用、地质实验测试技术研究。

海底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开展深水能源矿产探测技术、海底金属矿产资源探测技术以及海洋地质环境观测技术等地质调查技术和地质理论研究，为海底矿产的勘探开发提供基础地质和探测技术支撑。

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实验技术及应用研究，发展含水合物沉积层物性参数评价实验技术、水合物地球化学异常的模拟实验技术，天然气水合物热力学与动力学实验、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模拟实验技术，为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查开发和利用做好理论和先进技术储备。

页岩气资源战略评价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通过页岩沉积与储集物性、页岩及页岩气地球化学、岩石力学特点与页岩裂缝发育规律、页岩含气性及其综合评价、页岩气富集机理与分布规律研究，分析页岩气的形成条件、分布规律、资源特点、页岩气有利方向，为页岩气的调查评价和勘探开发提供基础地质理论。

页岩气资源勘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开展页岩气成矿及勘查选区理论、页岩气储层地质与探测技术、页岩气钻探理论与储层改造技术，发展复杂井型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复杂井型低成本定向钻井技术、页岩气压裂方案优化设计理论与技术方法。

稀土稀有稀散矿产勘查及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湖北省地质实验研究所、湖北省地质调查院。开展稀土稀有稀散金属矿产成矿地质过程与勘查技术研究，研发地球化学样品中稀土和稀有稀散元素分析方法，稀土稀有稀散金属低品位矿、复杂矿、尾矿的选矿工艺技术方法。

放射性与稀有稀散矿产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广东省矿产应用研究所。开展放射性、稀有稀散元素物质组成与工艺矿物学研究，放射性矿产及共伴生有用元素综合利用技术研究，稀有稀散元素提取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钒铁磁铁矿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发展低品位复杂难选钒钛磁铁矿高效分选、钒钛铁矿资源综合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装备，建立钒钛磁铁矿工艺矿物学数据库，开展攀西钒钛磁铁矿共伴生资源高效利用潜力调查研究。

多金属矿评价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发展难选多金属矿产工艺矿物学等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研发、多金属矿产中伴生金银利用技术标准研究，对新发现多金属矿产资源进行可利用评价，促进我国多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整体水平的提高。

黏土矿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浙江省地质矿产研究所。开展黏土矿应用矿物学研究、黏土矿物的开发利用研究、黏土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和综合利用技术研究以及黏土及非金属矿标准化技术研究。

贵金属分析与勘查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河南省岩石矿物测试中心、河南省地质调查院。开展贵金属元素全量、形态、价态、活动态、物相、物性现代分析测试配套技术，贵金属岩矿鉴定现代配套技术，贵金属资源综合利用现代配套技术研究。研发贵金属深部资源勘查技术。

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领域（7个）：

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开展地面沉降调查监测新技术、地面沉降机理试验、地面沉降防治试验研究，发展生命线工程地面沉降监测预警关键技术。

岩溶生态系统与石漠化治理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开展岩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形成演化理论研究；脆弱岩溶生态系统（石漠化、退化岩溶湿地、水土流失、洼地内涝或矿区或重大工程建设引发的生态退化等）修复试验研究与示范；岩溶石山地区土地整理及特色农业种植技术试验示范；岩溶地区生态水文及水土保持应用研究及工程示范；岩溶地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调查、监测、评价、规划与区域经济对策研究。

黄土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开展黄土地质灾害早起识别、形成机理、空间预测与临灾预警、防治关键技术、风险评估与管理研究。

地质环境监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开展地质灾害位移、应力应变系列监测仪器、综合监测系统研发，研发地下水动态监测、地下水水质监测、水动力学参数测试、地质体水热参数监测、地下水探测新方法仪器，发展灾害及地下水监测造井技术、快速钻进技术、水工环地质调查与勘查采样技术、成井新工艺和新材料等钻探与采样技术及地球物理工程监测与检测技术。

喀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贵州大学。开展喀斯特地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理论与技术方法研究。开展岩溶环境地质学、岩溶工程地质学基础研究。

地裂缝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地质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研究特点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4289（2013）04-0029-03

一、质的研究方法简述

（一）概念界定

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范式之一，是一种定性研究。质性研究从质的规定性方面来认识具体事物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表明该事物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存在着。学者陈向明对质的研究方法定义如下：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真实的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的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探究，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从而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一般而言，构成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有三：研究主体、研究环境和研究手段。根据陈向明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定义，我们可以观察到定性研究的研究主体是研究者本人，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环境是没有控制变量的客观真实自然情境，是对现实中鲜活生动的田野对象的自然研究；研究手段包括观察法、调查法和访谈法等。

（二）两种研究范式的比较

定量研究认为教育研究对象是可以用数据测量，其理论基础是孔德倡导的实证主义，体现在哲学上是还原论的哲学思想。定量研究认为运用观察、分类的方法去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可信的，并且认为复杂的事物和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通过对各个部分的还原达到对整体的认识。实证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以物质方式存在的，研究主体具有可以认识物质存在形式的能力。孔德倡导下的实证主义的确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进行缜密的推理研究从而让研究真实而非虚幻、精确而非模糊。但是他们忽略了在教育领域中对教育对象的定量化研究有着其天然的弊端：教育研究中研究对象为活生生的和大写的人。人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体。问题就产生了：人的精神世界如何运用实验去精准而缜密的测量呢？

另外，教育的定量化研究本身还存在着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即在不同教育情境下进行的数据采集可能是不同的，显然会产生评价的信度和效度问题。教育的定量化研究也不能人为地通过操纵控制变量的方法去探索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2]，毕竟在管理学中曾经产生霍桑实验的困境。与定量研究的理论基础不同，质的研究是建立在后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定性研究注重关注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探究，这也恰恰是定量研究分析的短板。即展现出对信度和效度的追求。定性研究吸收了解释学中交互主体性这一理论，于是在研究中注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定量研究的哲学思想不同的是，质的研究遵循的是整体论的认识路线。它认为：系统不能被人为简单地任意割裂为不同的组织部分，脱离其整体环境去分析某一部分是片面狭隘和受限制的。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这种做法就行不通，因此我们应该以整体的系统论观点来考察事物，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环境，尽管会表现为各种具体性，但是却不能脱离其整体探讨具体性。如若离开了整体去讨论部分，容易走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常识错误。

在教育领域中质性研究把研究对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由于社会生活是复杂多面的，即使某些数据或者是经验有一定的价值，但当时的条件脱离了特定的背景，并不一定会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教育领域中更是这样。由于人行为活动的复杂性，解释变量数据的变异性会更大，这样对于被解释变量，研究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教育对象进行研究时要运用辩证的方法论进行，即全面的整体的观点去考察研究对象的本质问题，质性研究力求从整体上还原事物的本真面目，反对定量研究的断章取义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质的研究方法特点

（一）主体程度深，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互动

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淡化或者是分离的。由于定性研究的哲学思想吸收了解释学中主体间性的理念，认为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在质的研究方法中，研究者本身是教育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的工具，为了深入客观地了解教育研究对象的真实世界，自然就突出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在此沟通过程中教育研究对象的活跃程度由此也提高了，也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进展。因为在质的研究方法中，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受力者和被动者，而是和研究主体一样主动参与教育研究中，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平等的沟通与互动真实地敞现了教育对象的真实生活世界，从而相对于定量研究通过控制变量获取稳定性较差的数据而言提高了研究的效度。

（二）过程开放、灵活、弹性大

定量研究具有程序固定化和刚性化特点，其研究逻辑与程序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确立研究问题。二是根据已有理论提出假设。三是根据研究假设提出可以测量的解释变量，预先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四是收集资料。五是分析整理资料，检验假设。但是在质性研究中，没有预先规划好的研究假设，在教育研究中是根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动的情况及时调整研究思路和研究策略，集中表现为了“因时而异”和“因地而异”。在自然情境下的质性研究中对研究者的水平能力要求是相当高的，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住研究场面，要研究者“相时而动”。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运用自己已有的各方面的知识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去探索教育研究对象的真实世界。

（三）人文关怀浓厚，凸显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这一点正好与中国教育改革的理念不谋而合：关注生命历程，注重个体全面发展。由于研究者本身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所以，质的研究能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下能够观察教育对象的日常行为并且与教育对象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只有深入走进教育对象的真实心灵中才能够得到最真实和最原始的研究对象信息，为进一步采取适当策略得到依据。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沟通互动中，研究主体通常运用换位思维帮助自己摒弃原先主观形成的偏见并且改善心智模式，为形成正确的策略找到依据。当然质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充分重视伦理道德，例如要对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保密，这从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研究工作的人文关怀。

三、质的研究的优点及局限

（一）质的研究的优点

质的研究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全方位整体性的考察。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逻辑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现象是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对象的。在教育领域最明显不过的是，人是有思想有意志的，并且人的行为也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总和。质性研究反对定量研究方法适用于社会和人的研究。因此质的研究方法为教育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适用于比较微观层面对教育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和分析，是一种深度描述，因此比较适合于对小样本进行个案调查，毕竟小样本容量小，可以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节省时间、物力和财力。

质性研究中研究者为研究过程的主角，亲自参与和经历研究过程，能够及时地了解研究的进展与过程。减少了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孤立在研究过程之外而造成的信息失真，从而提高了研究的效度。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方便把握研究对象的思想感情和价值标准，不会忽略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小概率事件，从而进一步避免了在定量研究中用简单的变量与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来描述复杂现象，造成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由于质性研究没有事先预备好研究假设，也不会准备问卷和调查量表。只是一种情境式的研究，在真实情境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随时对问题进行修正和完善，这样质性研究就大大丰富了研究的弹性和深度，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由定量研究中造成的小概率事件的干扰。

（二）质的研究的局限性

质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研究成果受个人影响因素大。众所周知研究者是开展各项研究的最为活跃的因素，在真实的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自身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显得特别重要，这就对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是对研究者的挑战之一。另外在研究中也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左右，尽管研究者力求客观公正保持价值中立，但实际上教育工作者在进行研究实践时或多或少的受到自身情感认知水平的制约，正如“人的任何思想和见解都包含着一种任意和偶然的因素，这种因素依赖于个人能力、爱好和个人设置的界限”[3]。

质性研究小样本在微观层面进行研究，这样就很难运用于大规模大样本的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得到的研究成果在真实性和详尽性方面要优于定量研究，但是研究结果毕竟是小规模的适用，不具有普遍性的推广价值。

四、质的研究方法发展前瞻

综上所述，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有优劣，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在各种教育实践中，要综合发挥两种研究方法的“长板”，竭力避免其“短板”，达到研究效用的最大化。在实践应用中不可偏执一端，造成研究结果的偏颇。教育研究方法的范式不是终极的。因此任何一种方法强调到极致而完全排斥另一种方法都是推行方法论上的“霸权主义”[4]。本文观点认为：人类在认知复杂的教育世界时是“有限理性”的个体，而非“完全理性”。在教育研究中研究方法是一种工具，但是工具本身也是我们要在教育实践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其实包含着一种元认证的含义。一种方法论与另一种方法论相比在某一领域或者层次上或许有一定优越性，但也并不具有能够全面推广的“普适性”。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可以以个人的知识结构、偏好和学术研究兴趣进行选择。本文认为，只有打破封闭的研究范式允许和鼓励多元化的研究工具才能使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呈现出信度和效度的统一。这也是任何研究所极力期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改进，而研究方法本身也不是静止的绝对的真理，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建构的。方法论前进一小步，都可能会带来教育研究前进一大步。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5.

[2]王坤庆.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探讨[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10）：72.

[3][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91.

地质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社会学 质性研究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101-07

一、中国社会学呼唤本土化

1学科建设的呼唤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是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的。短短三十余年，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期刊、著作和学术成果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随着国家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正在由过去相对次要的“潜学”变为越来越热的“显学”。

尽管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看，可以说我们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之成立，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还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田毅鹏：《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第B8版。的确，从学理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学无论是话语体系还是方法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教材的主要概念、范畴、理论都照搬自西方；研究方法直至成果表述都是套用、模仿西方体例结构；语言表述流行的是西方话语体系、符号系统；而在研究成果的评价上更是以西方为标准，称之为“学术规范”。 经济学在次级学科分类及教材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概念。但社会学界却极少有“西方社会学”的提法。恰好表明大家默认的社会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社会学。难怪有社会学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存在三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第一种便是“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简单移植”。应星：《中国社会学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是因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因此，自然科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张宇：《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8月20日第1版。物质世界服从宇宙统一的规律，所以不可能有“国别物理学”的产生，不存在自然科学的“本土化”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许多共性和普遍规律，但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千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企图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全盘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社会学以解释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其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2社会转型实践的呼唤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剧变，社会矛盾高发，为社会学者提出了许多急需解释、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当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还是普遍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然而，目前我们极少看到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先导的作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决策，相关理论及政策往往是由政治家们提出，社会学的功用则是跟在后面诠释、总结，提炼模式。

毫无疑问，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按常理说“社会”对该专业及毕业生应当有强烈的需求，然而现实是相关专业境遇极其尴尬。譬如，伴随社会建设的需要，国家民政部发文要求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教育部则短期内就在全国高校部署、设置、“培育”了一大批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一般是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型专业方向。然而，这些毕业生很快又大多成为“就业难”队伍中的一员。普遍反映“社工”专业所学内容“用不上”。这种际遇固然可以说与“体制”有关，但更多的确是学科自身的“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其照搬西方的基本框架、话语体系，与国内社区实际格格不入。

从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后的境遇来看，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套还是结合中国实际吸收消化创新，不同的态度展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与此类似，社会学的发展绝不能仅限于引入移植，而要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更迫切需要社会学的本土化。

3大国地位的呼唤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且最复杂的“社会”，理应产生相应的“社会之学”。“但是，在当今世界社会学界，没有中国社会学流派，没有中国社会学思想，没有中国社会学大师。”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显然，这种状况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专家权威“言必称西方”，评价标准也基本都是西方的，学界完全是一种弱国心态。一门学科整体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达到学术前沿，更谈不上超越。而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落后将很难孕育出先进的社会思想，也很大程度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紧迫问题。“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李潇潇：《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5版。中国共产党十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的“理论自信”包括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成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学的理论自信。本土化就是结合当时、当地实际，结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从一个国家范围来看，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准备，需要建立在对世界主流社会学的全面了解和反思基础之上。

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传统及量化倾向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是基于欧洲国家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求应运而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诞生，这种渊源也使得社会学学科体系思想方法打上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烙印。公认的社会学鼻祖、创始者法国人孔德（1792-1857）就把社会学看作象自然科学一样，并认为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社会学创立早期，干脆就叫“社会物理学”。之后，同样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1858-1917），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等著作，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步入20世纪，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1901-1984）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标准。一代代西方社会学大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贯穿始终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尽量向自然科学靠拢看齐的方法论仍然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科学的”社会学必须符合科学的特性。其一曰客观。就是强调研究者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价值中立；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反对先入为主，“人为”干预。其二曰实证。强调其“经验科学”特性，注重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研究结果要求可重复、可检验。其三曰逻辑。倡导精确定量，注重数据分析、数学语言表达、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只有当社会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英]哈拉兰伯斯：《社会学基础》，孟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60-61页。

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也一直十分明确地将其定位为“经验科学”。“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因此，3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李强：《理论研究对于社会调查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第7版。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在研究应用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规范”严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技术、量化资料收集技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等等。确立了量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社会学的学术规范被概括为“洋八股”：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作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而计算机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数字生活”、“数字地球”，更激发把一切纳入“数字表达”的愿望。

社会学领域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其解释力、预测力很大程度上不如许多非定量的研究成果。“过度数量化”逐渐与现实脱节，使其“经世致用”功能演变为一场数字游戏。以致有人认为，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统计学”。我们以国外通行的五分制量表进行满意度测量，我们制定评比“幸福指数”“和谐指标”，我们去计算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甚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62%”的重大成果，我们的研究论文越来越精致“精确”，成果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我们至今还没看到产生费孝通早期提出“差序结构”类似的具有解释力的宏大理论，未能有达到或超过费老的国际公认大师。

不少学者开始对追求精确定量的社会学进行反思。譬如对定量研究最常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加以“解构”，指出问卷的元假设、基本概念中存在诸多问题，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都是被调查者面对调查员时“主体建构”的结果，而非“客观存在”的数据被发掘出来了。潘绥铭：《“主体建构”视角更应用于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9日第11版。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微观个体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把人象物一样分析测量。即使是“物”的微观粒子，其运动遵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也不可能准确测量。更何况任何社会也几乎不存在“理想化”状态，研究者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不是过于强调量化，相反是大量研究者的浅陋，量化研究的不规范，大规模调查的不足，抽样技术问题等等。

三、质性研究方法的产生与特点

伴随“后现代”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实际上质性研究方法并非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而是自一开始就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探究其起源，可以认为质性研究主要发端于三个领域：早期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20世纪初“社会工作”兴起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实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量化”研究的“反抗”思潮。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质性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又被翻译为定性研究、质的研究、质化研究等。其应用较早集中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凸显女性主义方法论视角。已经形成了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主题）小组法、民族志（人种志）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内容分析、口述史、音像资料）、行动研究等一整套方法体系。

正如在名称上还存在分歧，关于什么是质性研究的定义也五花八门。较多共识的是陈向明的界定：“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此定义中包含了质性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曰“参与性”；二曰“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三曰“理解原则”。

“参与性”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客体界限，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质性研究特别强调参与、体验，重视“相处式”调查，自进入中国后，开始阶段的许多课题都是以“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关键词的。这就摒弃和否定了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科学性要求。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表现在注重个案、强调“过程”。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倾听，尽量不干扰“自然情境”；跟踪事物的动态发展历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更加注重语言、文本而不是数据；以深度访谈取代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认为“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

“理解原则”提倡“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现象、探求规律，而是要解释、理解其意义。透过对文本语言语义分析、反思、多面反复归纳，挖掘话语背后的话语，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四、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及地位

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认识：对立统一关系；不同范式关系。

对立统一说。又可区分为强调区别对应和强调渗透互补的两种观点。前一观点认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与“定量研究”、“量化研究”相对应并相区别的研究方法，各自的应用范围和侧重点不同。应当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条件，而选择采用质性方法还是量化方法。后一观点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社会研究必然同时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两种观点都不否定质性研究，但更推崇量化研究。认为量化研究以质性研究为先导，量化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高级阶段。甚至于认为质性研究是不懂量化方法、没有数学基础的研究者才会采用的初级的、简单的“定性”研究方法。

不同范式说。科学哲学家库恩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可以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基本认同并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

我们看到，质性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方法群”；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群而已，而是有着自身完备的理论体系。且这一体系在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基础上都迥异于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而量化分析、数学模型遵循的是演绎为主的逻辑。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性”、“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理解原则”与自然科学传统量化研究要求的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形成鲜明对比。量化研究突出的是“工具理性”，质性研究彰显的是“价值理性”。因此，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不同或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是根本的研究理念即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不同，因而是范式的不同。

质性研究的地位始终只是作为“方法”，很少从“范式”视角加以探讨。有研究者干脆指“质性研究又称定性研究”。陈雯：《社会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方法选择》，《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其实，质性研究即使只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定性研究”的。因为质性方法从来不排斥定量数据分析，只不过不以此为主。但是，“定性”与“定量”，“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这种名称上的对偶关系表明“对立统一说”在中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听起来，“质性”的翻译名称有点别扭、不习惯，没有相对应的“量性”研究，但这一名称最终还是被中国社会学界所接受并达成共识。其实这恰好意味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不是对应、互补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如果把质性研究仅看作方法或方法体系，显然是低估了其价值和意义。因此，笔者及研究团队主张并致力于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并从2009年起连续4次每年在全国社会学年会举办“质性社会学论坛”，创办《质性社会学研究》学术期刊。

五、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的成功探索

我们把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称之为“恢复重建”，是因为50年代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中断。实际上早在20世纪伊始社会学就已传入中国。严复于1903年（一说为1898年）最早翻译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他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体现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表现自觉的本土化意识。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本文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的已故社会学家吴文藻的文集，书名定为《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可以认为，老一辈社会学家在上世纪初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要远高于80年代以来的恢复重建时期。相应地其成就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社会学家们致力于本土社会学的探索。虽当时的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迄今并未超越，甚至还远未达到。“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④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

一般认为，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社会学。④

学院派社会学家其实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孙本文代表的综合学派和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人类学派”。这些学术大家全部具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学术背景，然而他们却深具中国本土文化自觉。孙本文著作《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等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度，被日本用作社会学教材。他还著有《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潘光旦的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到4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中国社会学家已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如费孝通的“超稳定结构”、“差序格局”等。学院派社会学还表现出一个特征是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不分家”现象。不仅仅当时社会学家大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留学研究背景，还表现在往往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设在同一教学研究机构，社会学教学中通常会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王建民：《与社会学结缘的中国人类学——基于20世纪前半期的学科史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乡村建设派社会学是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社会最底层，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兴办平民教育，普及传播科学文化，试图通过改造“人”而改造农村、改造中国社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会实验”“行动研究”。他们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定县调查》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影响与效果也具有世界性。

革命派社会学是迄今仍未得到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学派，然而却是实践社会学解决中国问题最成功的学派。其代表、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被冠以文学家等头衔，却从未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文章按今天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远非规范，甚至“不入流”。然而其对中国社会调查剖析之深入，表述判断之准确，却是今天大多数社会学成果所难以企及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所展现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早期中国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③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中国社会学这些不同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知与行的统一，即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功，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反复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真理。

六、早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社会学

与质性社会学的比较 为什么早期社会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今天却仍处于一种落后状态？或者说，为什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能够成功地本土化，而新时期恢复重建社会学却反倒渐行渐远？

对比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学道路，“早期”社会学是从深切的人文关怀切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许多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投身于学术救国的大潮，力求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发展之道。“作为处于社会侵蚀、国势日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谋划社会制度重建之策，是他们基本的关怀。然而，从严复开始，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就已意识到了比制度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是人心的安顿”。③

“恢复重建期”社会学则是在“科学至上”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动乱结束，共和国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氛围下，社会学向自然科学看齐、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学科建设就是必然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基于科学性要求的社会学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服从于“统计规律”。“尽管个体的行为各异，无法预测，总体或子群的平均值却相对稳定可靠”。周旅军：《从类型逻辑和总体逻辑理解定量社会学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第15版。就如单个的分子布朗运动毫无规律，但足够大量分子的运动产生温度压强可以总体测量。既然社会学目标是探寻社会规律，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以精确量化、数理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占居主流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的”社会学否定、排斥或至少轻视“价值理性”。然而从人文关怀切入的“早期”社会学的成功，则表明本土社会研究必须高扬“人文价值”的旗帜。这里涉及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是简单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不追求价值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冯务中：《提升国民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新华文摘》2013年第5期。

除了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外，学者的知识结构差异也是明显的。早期“学院派”社会学者多具有人类学、民族学背景，新时期社会学者主要突出了统计学训练。无论“早期”还是“新时期”，社会学都是“西学”。可以认为，恢复重建期的中国社会学基本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体”来研究、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即“西体中用”；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尽具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自觉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加以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与20世纪初叶“早期”中国社会学，也可以归结为风格迥异的两种不同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前者旨在追求真理，发现社会规律；后者着重寻求价值，解释人生意义。这种对比也恰好是“量化社会学”范式和“质性社会学”范式的对比。

质性研究在西方的产生晚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约半个世纪。但我们看到二者的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虽然质性研究或质性社会学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尚未能进入社会学的主流，但我们看到，其内在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暗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适宜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所致力的本土化社会学思想完全一致。

七、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何在？从前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也不可能排斥“西学”。实际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认识到简单定量实证分析的局限性，一方面引入借鉴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对定量研究加以完善，一方面其理论思潮经历了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进化”或演变。实证主义理论传统强调“社会事实”，追求“精确量化”、崇尚“价值中立”；人文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理解”，强调“意义”，不避讳“价值”；批判主义理论主张和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批评、反思、修正、革命。这既可以看成是沿时间序列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看成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三种思潮或侧重点。

质性研究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也兼具批判主义精神，同时不排斥实证主义方法。事实上费老生前一直在倡导社会学的人文性，主张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与质性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当前，回归人文传统具有紧迫性。质性研究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社会学应当在质性社会学基础上建立理论和概念体系。

社会是个体的人通过“文化”而粘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概念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淡化、排斥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呼吁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中国社会学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刘少杰：《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我们主张取道质性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正是因为质性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质性研究注重的“整体主义与情境主义”与此高度一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是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一对耳朵或手、足都可找到代表五脏六腑全身器官的穴位，并通过其达到治病的效果。按照严格的科学逻辑，单一个案的研究不具代表性，需要大量个案和足够多样本的数据分析才能反映客观真实。然而质性研究重视个案、依托个案，依据的正是这种“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整体思维。

早期社会学家深入田野的社区研究，几乎都是深入的个案研究，深度访谈。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多次反复深入江村，考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由点及面，典型调查，正是革命社会学派代表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把社会学的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地质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格结构；量的研究；质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1-0011-04

当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研究途径，即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量的研究是从特定假设出发，将社会现象数量化，计算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科学的”“客观的”研究结果。质的研究则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收集的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进行解释性理解。 〔1〕

在儿童人格结构研究领域，量的研究长期占据支配地位，质的研究则发展较为缓慢，但近几年来，质的研究逐渐

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在儿童人格结构研究中量的研究的矛盾

性与局限性

人格是指在生物基础上受社会生活条件制约而形成的独特而稳定的具有调控能力、倾向性和动力性的各种心理特征的综合系统。人格结构是指人格所包含的成分以及这些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格结构研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人格类型说。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人类最初是凭借经验通过简单分类的方法对人格进行划分，这从我国古代的《易经》和古希腊时期克里齐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科学心理学建立以后，人格结构研究迅速转向实证方向。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以后，研究者开始使用大量样本进行问卷测量，然后通过因素分析探讨人格的结构。经过数代心理学家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到上世纪90年代，大五因素理论（或称五因素模型， the Five-Factor Model）逐渐浮出水面，成为西方最流行的人格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人格结构由外倾性、宜人性、认真性、情绪的稳定性以及经验的开放性或智力等五个方面构成。“大五”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五个因素在某一抽象水平上代表了人格特质的总体结构，适合于多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结构研究。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儿童的人格结构也由这五方面构成，并将儿童的人格结构称为“小五”。〔2〕儿童人格五因素模型理论提出后，在受到广泛欢迎的同时，众多与之不同的观点或理论也相继出现。例如，Van Lieshout和Haselager在研究儿童人格结构时发现，除上述五个因素外，外在活动性和依存性是儿童人格结构的两个新维度。〔3〕 Shiner提出，儿童人格结构应由四个因素构成，包括积极情绪对外倾性、消极情绪对神经质、侵犯对亲社会倾向、约束对尽责。〔4〕 更有研究者尖锐指出，目前支持“大五”的研究大多是在日尔曼语言（英语、德语、荷兰语等）中进行，而在非日尔曼语言中进行的研究通常并不支持该结论。〔5〕

同样针对儿童人格结构的研究为何存在彼此不同的研究结果？到底哪个研究结果更加合理？人们一时难以作出判断，甚至有人开始期待人格结构研究中“大一统”局面的来临。但是，我们认为，儿童人格结构的“统一”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已有研究表明，人格发展不仅受生物性因素影响，还受文化、社会阶层、家庭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东方人与西方人来说，千百年来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数代的累积与变异已经造成其遗传素质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法律制度、行为规范等均对人格的发展产生作用，并影响人格结构的内容。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结构应该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我们曾通过教师评定的方式对我国幼儿的人格结构作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幼儿的人格结构与西方人并非完全一致，各自具有自身独特的成分。〔6〕 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思维视角，既然社会文化对人格具有难以忽视的作用，我们为何还要专心于追求“大一统”的研究结论呢？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彼此的人格成分总是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中的一部分又因为量的研究方式（如因素分析）本身所固有的缺陷而难以完全显现在研究者面前，因此，另一种研究范式――质的研究开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二、质的研究在儿童人格结构研究中的兴起

以往，在关于成人人格结构的量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依据词汇学的具体研究路线进行研究。研究者先从字典上选取大量描述成人人格特点的特质词，经筛选后编制成封闭式问卷，对被试进行大样本测量，然后通过对回收数据的统计分析，最终得出成人的人格结构。客观地说，词汇法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缺陷是该方法过于静态化，研究者选词的主观性过强（量的研究其实也存在着主观性），所选择的特质形容词不一定能全面反映被试的所有人格特点。尤其重要的是，在儿童人格结构研究领域，基于字典的词汇学研究方法明显不适用于研究儿童人格结构，因为研究者很难判断哪些人格词语是描述成人的，哪些是描述儿童的，这种难以明确划分词汇界限的研究起点最后当然难以清晰得出儿童的人格结构。

因此，近年来心理学家开始采用自然语言的研究途径对儿童的人格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者认为，某一社会中正在使用的对儿童人格特点进行描述的自然语言是在该社会背景下语言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理应包含所有描述儿童人格特质所需的概念。某种差异越是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描述这个特点的词语就越多。要客观、全面、充分地探索儿童的人格成分，深入儿童的社会生活实际进行实地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质的研究正好具有上述特点和优势，因此，它必然会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成为可供选择的一条重要研究途径。

众所周知，自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量的研究一直占据支配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生态化运动等新的研究潮流的蓬勃兴起，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对心理现象的复杂性、系统性与多层面性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心理学研究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此背景下,一些研究者开始积极探讨质的研究在心理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能性与途径。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目前质的研究已经在心理学研究方法、检测手段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建立了一套程序化、规范化、结构化的研究方法体系。但是，作为研究方法的两大阵营，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之间仍然存在着较为激烈的论战。量的研究者重视数字的精确性，质的研究者则重视丰富翔实的情境细节。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量的研究认为，质的研究只能对研究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和描述，不能进行逻辑论证和科学检验。建立在建构主义基础上的质的研究则认为，无论在经验层面、哲学层面还是伦理层面上，质的研究都比量的研究更加优越。〔7〕

其实，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并非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它们只是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事物的不同侧面进行研究。量的研究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及其相关关系的测量、计算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事物的“本质”。质的研究则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体验，获得一个较全面的对事物的“质”的解释性理解。这两种方法各有特点，因此，与其说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它们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彼此之间有许多相辅相成之处。如果将两种研究范式结合起来，就能既注意宏观层面上对事物的大规模调查，得出较普遍的结论，又能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对事物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

三、在儿童人格结构研究中应用质的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探讨，我们认为，对儿童人格结构研究来说，质的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人格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系统，单独使用量的研究方法可以宏观揭示儿童人格包含的主要成分，但在研究人格结构时量的研究所惯用的因素分析等方法却难以避免地将人格成分中相对独特或不常表现出来的部分牺牲掉了，这无疑不利于将儿童的人格成分全面展现出来。而质的研究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将儿童的人格特点较为形象地表现出来，同时，由于质的研究具有描述性特点，一些看似不重要、实则可能表现出文化独特性的人格特质就不会被遗漏了。

第二，对于成人人格结构研究而言，成人的自我描述可以成为研究的素材，但这种自我描述对儿童来说则比较困难。儿童，尤其是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较低，他们对自我的描述具有片面性和表面性特点，不可能做到深度挖掘和全面客观描述，因此对儿童的描述必然要通过熟悉他们的第三者间接进行。家长或教师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由于家长或教师的描述往往是零散杂乱的，有些描述是针对儿童人格特点的，还有许多描述与儿童的人格特质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联，这就需要研究者审慎对待这些人格行为描述，通过质的研究方法对这些杂乱的描述词汇进行整理，把实质相同或相似的描述归为一类，把实质不同的描述分开。这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量的研究难以做到的。

第三，质的研究方法更能体现结构性研究过

程的实质，即“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质的研究是要发掘熟悉儿童的成人的经验，而不是仅仅沿用一些社会上或者学术上已经存在的见解或结论。研究的目的是要从成人的经验中抽丝剥茧地看到儿童人格结构的一般性现象，进而分析研究对象的内在意义，定义抽象概念，建构理论。所以说，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研究过程。通过质的研究可以对特定文化背景下儿童的人格结构有一个直观而生动的认识，并可以大致归纳出哪些人格特质对儿童来说是相对重要的，哪些是较少出现的，哪些是区别于成人的。由于质的研究者密切接触社会实际，因此，他们的研究似乎更能从儿童日常活动的表现中“归纳”出人格结构的本质。同时，尽管质的研究主要以描述性语言为主，但也可以如同量的研究那样提炼出一些基本的统计数据，与量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并可以为量的研究提供依据和基础。

四、两种研究途径在儿童人格结构研究中的结合

近年来，有关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结合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关注焦点，要求两种研究途径彼此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开始出现融合。有研究者指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如同我国古代的阴阳太极图，随着各自的不断成熟，两者都将离开自己的极地走向边缘地带，进而形成平等对话。〔8〕尤其是近十年来，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彼此渗透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许多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研究中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以提高研究的质量。

人格结构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复杂系统，既有客观、可量化的一面，也有主观、不可量化的一面，而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如果能结合两者所长，无疑对提高研究质量大有裨益。

对儿童人格结构研究来说，很难说质的研究完全从属于量的研究，因为它在为量的研究提供依据的同时，也会在微观层面上为我们提供大量的事实，弥补量的研究自身的不足。因此，在儿童人格结构研究中，量的方法与质的方法都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作用，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问题进行探讨。

总之，在心理学量的研究方法日益追求复杂化的今天，质的研究对儿童人格结构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质的研究方式对儿童人格结构的描述性、形象性、全面性和细节性关注是量的研究难以企及的，它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出儿童人格结构的全貌。

参考文献：

〔1〕〔7〕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2，466.

〔2〕JOHN O P, CASPI A, ROBINS R W，et al. The “Little Five”:Exploring the nomological network of 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in adolescent boys〔J〕.Child Development, 1994, 65: 160-178.

〔3〕VAN LIESHOUT G F M & HASELAGER G J T.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Factors in Q-sort description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M〕∥HALNERSON C F J，KOHNSTAMM G A，MARTIN R P.(eds.) The developing structure of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from infancy to adulthood. Erlbaum, Hillsdale, NJ, 1994: 293-381.

〔4〕SHINER R L. How shall we speak of children’s personality in middle childhood:A preliminary taxonomy〔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 124:308-332.

〔5〕DI BLAS L, FORZI M, PEABODY D. Evaluative and descriptive dimensions from Italian personality factors〔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0,（14）: 279-290.

〔6〕杨丽珠，张野，刘文. 基于教师描述的幼儿个性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J〕.心理科学,2004,27(3): 575-579.

〔8〕张红川，王耘. 论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问题及其对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启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99-105.

Significan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tudy of Children’s Personality Structure

Zhang Ye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地质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水文地质研究 经济可持续发展 地质灾害

1水文地质研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

经分析，水文地质研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集中体现在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规避灾害，降低损失方面。伴随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的进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化学污染物质排放严重超标，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水体污染问题，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困境。加强水文地质研究，有助于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继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2009年，我国西南诸省出现了严重的旱灾，2011年，我国北方各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南北方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加强水文地质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大水利工程的投资力度，降低旱灾与洪灾的发生概率，促进我国南北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2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

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集中体现在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国家投入力度不足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2.1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

缺少相对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也就无法对水文地质的系列研究工作进行指导与提高，直接导致其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水文地质研究工作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基本上源自于专业的研究人才的一线工作经验，但是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学科在我国尚属于冷门专业的范畴，专业人才显得匮乏。再加上各个水利部门也属于冷部门，效益并不高，导致大部分专家学者并不愿意投身于水文地质的相关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工作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但是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导致我国的水文地质研究工作长期停滞不前，无法降低水文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概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2.2国家投入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相关的政府对于水文地质研究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依旧有所欠缺，针对地方的各项考核也基本上是以经济增长率为衡量依据，导致地方政府也并不重视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此，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一点：水文地质研究不会产生任何直接性的经济效益，反而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无论是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其普遍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往往违背自然环境的规律，导致水文地质灾害频发，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3关于如何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强水文地质的研究，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针对上文所阐述的种种问题，需要采取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措施，切实加强水文地质研究，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如下：

3.1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

媒体对民众以及决策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全面提高水位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拓展传播的范围，有助于吸引公众与决策者的对于水文地质研究的注意力。例如黄河断流、淮河污染等大型的社会性新闻，可吸引观众的目光，再如滑坡、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给社会民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因为水文地质灾害的具有缓变性以及隐蔽性的双重特征，再加上可能会涉及到政治问题，所以媒体方基本上不会将该类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所以未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导致人们对于水文地质研究方面的工作了解甚少。所以，需要切实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彰显水文地质研究工作的公益性，这是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之一。

3.2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水文地质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为地质学，任何有关于水文地质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均需要依赖地质学科的相关专业理论。鉴于此，必须要高度重视水文地质的教育战略方针，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立足于思维与方法两个层面进行创新与拓展，充分重视物理思维、地质演化原理等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从微观的角度分析问题，针对原有的水文地质学进行去粗取精，引进先进的知识理论与方法，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水文地质学基本概念并加以实际运用，确保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3.3加大国家资金投入，改进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各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积极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思想，摆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位置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国家方面需要持续加大对水文地质灾害的资金投入力度，便于引进新型的研究设备与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同时确保专款专用，不断革新水文地质研究的技术，并对现有的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进行全面的改进与完善，提高其预测随文地质灾害的时效性与精确度。需要注意的是，水文地质的运动是不可控的，并且影响因素非常多，其内在规律目前也尚不十分明确，因此对于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的预测结果，仅可作为参考，不可尽信，依旧需要以实地调研为准。

3.4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

仅以我国湖北省十堰市为例进行分析，十堰市属于生态敏感地区，水文地质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十堰市政府以丹江口水库为核心区域，围绕其打造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区、区域通枢纽、高端绿色工业发展区、现代化服务中心等。以当地的特色文化为依托，整合山水文化资源，打造国际化的生态旅游胜地以及东方养生休闲区等。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水文地质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相关的从业人员需要在深入明确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的基础上，立足于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加大国家资金投入，改进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等方面，切实提高我国的经济持续性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郭晓彬.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J].现代商业，2011，09：287+286.

地质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质的研究;量的研究;对比;结合

20世纪60年代，国外的教育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采用一种叫做“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又称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优质的研究范式，质的研究被渐渐推广开。近年来，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教育工作者力求探寻关于质的研究的规范，透析出其与量化研究的明显差异，并通过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两种方法的联系与区别，以使我们更加准确的认识这两种方法，更好的发挥两种方法在教育领域研究中的优势，从而促进教育研究向更加科学、严谨、深层次发展。

一、 质的研究的基本含义

我国学者陈向明博士在对国外有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英文“qualitative research” 译成“质的研究”，以与“量的研究”相对应，并认为“质的研究”也与我国通常使用的“定性研究”有区别。“质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本人直接充当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构建获得解释性理解。该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研究环境：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研究。质的研究强调将研究者放入到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动态的非人工情境下进行，这个情境往往是与个人对应的自然生活世界和与群体相对应的社会组织运作。

2、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本人直接充当研究工具，不使用其他测量工具。

3、收集资料的方法：形式多样。主要为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实物分析等。通常情况下，不采用量表或其他测量工具。

4、结论的形成方式：归纳法，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分析类型和理论假设。

5、理解的视角：主体间的角度。研究者主动参与到研究目标的自然生活当中，并与之进行有效互动，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深入被研究者的生活对其进行意义解释。

二、量的研究的基本含义

量的研究是指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然后使用某些经过检测的工具对这些变量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验证研究者预定的假设。

西方的启蒙运动推进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在此进程中，科学技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人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此，人类对科学的态度由喜爱而走上了崇拜，甚至形成了科学主义。在科学主义的指导下，自然与人都沦为了科学方法作用的对象，科学成了世界的主宰。“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又是知识合法性的衡量尺度，惟有进入科学之域，知识才有合理性并获得合法性”①。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盛行，导致了量的研究统辖教育研究成为必然。德国学者梅伊曼和拉伊在20世纪初提出并创立了“实验教育学”，他们认为实验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应是通过对事实的实验研究、分析结果，从中推导出各种教育原则，用以指导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随着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人们更重视用严格的观察、统计、实验来研究教育。1905年，《智力量表》由法②国心理学家比奈・西蒙编写成功，标志着智力实验运动从此诞生，它通过对人类智力的量的描述，再一次推动了现代教育的“科学化”进程。此外，桑代克还提出了“所有的存在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③，强调要对所收集的信息作精确的量的处理……20世纪的前三十年几乎可以定义为量的研究的全盛时期，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现代化的技术成果被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量的研究的地位又一次提升，直至斯金纳的“机器教学”理论的提出，教育研究中量化的倾向走到了极致。

三、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比较

1.理论基础不同

质的研究方法采取的对世界探究的态度和方式源于自然主义、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它吸纳了自然主义对自然研究情境的追求，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它继承了解释学对主体间性的重视，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视域融合”；同时，它也发扬了后现论对边缘性知识尊重的态度。具体来说，质的研究是将解释主义具体化呈现的科学方法。解释主义源于象征互动主义和现象学，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不是截然分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构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其实，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在缘起上有一定的类似，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学科，受到各种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根源于多种理论和研究传统。质的研究方法确切说来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研究范式，是同类性质的研究方法的统称，它包括：人类学方法、人种学方法、民族志等。另外，与以上方法相对应的以及其中所包括的各种具体策略也可以运用到实际操作中来，所以说质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具体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大集合。具体来说，质的研究是将解释主义具体化呈现的科学方法。解释主义源于象征互动主义和现象学，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不是截然分开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构建。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

而量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则是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发展了一百多年，它的主要观点是：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孤立的实体，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必然存在逻辑因果关系，量的研究就是要找到和确定、验证这些关系。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要求教育研究追随自然科学研究的模式。

2．研究目标不同

质的研究方法不追求所谓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社会生活，包括教育，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即使某些经验具有普遍性，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具体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所谓超越时空的客观真理的真实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怀疑的。尤其在教育领域内。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许多经验和结论都是主体参与其中所选择的结果。质的研究通常描述的是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重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选择性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主体价值倾向性。教育研究因此也要关注教育中的特殊层面，关注价值取向驱动下的主体选择所带来的偶然性结果和独特经验。

量的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量的规律，即通过具体的数学统计、运算和量的分析，揭示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从量的关系上发现教育活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3.研究操作方法不同

从研究者的基本思路看，质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研究者从资料搜索的过程中形成理论假设，由于没有固定的、预想的假设，研究者只能从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进行理论的建构。而 “第一手资料”的来源也相当广泛，只要研究者能够深入到具体的研究情境中，便可以通过照片、视频、图片、访谈记录、访谈录音等对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每一个小细节，对细节的动态变化要有警觉性与适应性，从而更加深入、微观的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由此看来，质的研究者不仅关心研究的结果，更关心研究对象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研究资料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质的研究多数采用归纳的方法，研究结果的效度来自研究过程中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质的研究涉及到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的相关性，其重点便是理解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社会事件本身，而不涉及对该事件类似情形的推论。所以质的研究结果只适用于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不能推论到样本以外的范围。

量的研究主要用观察、实验、调查、统计等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对研究的价值中立、客观性、严谨性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量的研究通常采用数据手段对教育现象进行演绎与说明，由于之前有预想的理论或模型的假设，研究者要通过资料的数据分析来对其进行评估和验证。所以，量的研究通常都以先验想法为开端，整个过程也是自上而下的，这是一种基于“先在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4.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不同

质的研究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深入到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之中。围绕被研究对象来展开研究，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不是被研究的客体。而是主动参与研究过程，通过自身与研究者的价值态度的冲突与协调，在二者的平等互动中达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揭示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在两者的关系中还深深蕴含着人文性关怀，显示出对生命的尊重。研究者不仅是整个研究的设计与实施者，更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在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情境里，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聆听他们的心声，参与他们的生活。同时还要怀着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其进行“角色换位”，从他们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另外，质的研究非常关注研究过程当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对私人信息严格保密，尽量客观地对待被研究者和研究的结果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人文精神。

在量的研究中，为了对教育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强调研究者必须与研究完全分开，以避免偏见。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在研究进行之前，大量的研究问题、假设理论都充斥着研究者的大脑，在对教育事实的抽样和数据分析中都暗含着人们的主观价值取向。因此，研究者与研究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彻底的隔离开，就像教育现象不能与周围情境完全孤立起来一样，量的研究始终会参杂着人的主观意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与公正。

5.研究取得效果不同

质的研究注重情境脉络，从现场的关系结构中去发现事件发生的连续关系和意义。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行为受时空的影响很大．所以需要进入某个特定时空观察情境中发生的行动，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由此看来，质的研究者要以整体性为出发点，运用多种方法收集多种资料，从多角度中发现所有研究问题的脉络，以提纲挈领的姿态对教育现象进行广泛的、重复的、脉络性的描述、分析与总结。

量的研究的对象是具有数量关系的资料，通过大量运用数学分析的手法，对数字、文字、图像等进行算术式的逻辑运算，从这些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中提炼和推导出有价值和意义的数据（针对特定问题），经过解释并赋予一定意义，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结论。所以量的研究的结果是将文字的、非量的信息转化为量的数据，常常通过统计检验来解释和鉴别研究的结果，从局部去推断总体的情况。

四、不同研究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

综观教育研究的整个历程，可以发现，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贯穿教育研究的两条主线，二者在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两种研究范式在哲学理论基础、研究目标、研究操作方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以及取得效果上都独具一格、自成一体。只有二者有机地结合，才可使其相得益彰，更好地为教育研究服务。在质的分析中，需要量的分析使之更加精确，以便从量的关系中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量的分析中，质的分析可以帮助确定方向。各种不同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克服了教育研究结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高了教育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有效程度，增强了教育理论的构造性和清晰性。

教育是一项复杂的人类活动，人类的生活是由个体丰富而又独特的不同经验和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呈现的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教育是这种复杂的人文现象的一个部分，既包含着客观事实，又包含有人文价值和意义，它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在面对教育这个特殊对象时，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不应该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应是互补共生的。“质的研究为量化研究提供框架，而量化研究又为进一步的质的研究创造条件。” ①

总之，质的研究适合于对微观问题作深入、细致、动态的研究，量的研究适合于大的、宏观的社会调查研究。我们要善于使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优势互补，运用其从不同侧面对问题进行多层次的解析。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注重量化研究的应用和推广，另一方面又要关注质的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研究的特点，根据问题的特征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并学会将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多方法、多角度、多侧面地挖掘透视教育现象。我们坚信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平衡法则，如果将教育科学研究看成一个支点，只要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能够彼此平衡、共同作用于杠杆的一端，就能产生撼动寰宇的力量。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注释：

①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地质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X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9-0215-1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及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115041)

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地下水资源是水资源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保障我国工农业用水，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北方，地表水资源严重缺乏，地下水是不可替代的。近些年来，工业快速发展，农业中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大量使用等因素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地下水，满足人类生存、生活、生产等需求。

地下水的污染防治首先在“防”。“防”首先就要对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对地下水环境质量做出客观的评价。

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是前期性、基础性工作。在我国，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刚起步，在很大程度上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2 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60年代中期，工业发达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质量评价在国外出现。加拿大1964年召开国际环境质量评价会议，首次提出了“环境质量评价”说法。美国1969年制定国家环境政策。另外，其他国家也通过了相关法律，如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等。日本也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74年提出了《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运用指南》，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的试行方案，1975年提出了《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

1965年，R.K.Horton提出水质评价指数法(QI)。1970，R.M.Brown提出水质现状评价质量指数法（WQI）。1974年，N.L.Nemerow提出尼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

各类指数方法各有所长，但这些方法皆是事先假定模式或者主观规定参数，因此其评价结果未必客观。

在70年代初，国内开始开展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此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关学术研讨活动，如“区域环境学术讨论会”、“环境理论研究讨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代表大会”、“全国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

80年代初，地质矿产部组织开展第一轮地下水资源评价工作。2000年始，历时两年，国土资源部开展了新一轮地下水资源评价工作。两次评价调查，足可见对地下水环境质量及时了解的重要性。2009年9月，国土资源部在哈尔滨市举办了地下水监测网优化与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培训班，可见对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的建设与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规范的重视。

1974年，我国提出一个评价水质污染的综合指数法，在每个污染因子上赋予权重。

随着相关学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有关水环境质量评价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

总体来说，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的方法较为简单，多为指数法。随着数学及计算机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应用于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得以实现，评价结果会越来越客观。

3 发展趋势及建议

简单、实用、科学、合理的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应加快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更新和修订，提高对水环境质量的要求，满足人类及社会发展需要。

污染因子权重的确定，是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最后，感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及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115041）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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