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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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优缺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府行为；土地财政；文献综述
一、 引言
“土地财政”问题基本是一个专属于中国的问题，目前国外系统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在目前的中国，“土地财政”现象十分突出，但是从研究结果来看，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看起来都比较杂乱，学者们的各种方法的研究结论也经常相悖。
我在这里整理和介绍国内“土地财政”的相关文献，尽量准确完整的介绍各种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各项研究的优缺点也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希望能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二、关于土地财政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土地财政”概念的界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获取收益进行的财政收支活动和利益分配关系（程瑶，2009），这个定义囊括了土地相关收入的收与支两个方面。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所获取的相关收入基本都作为预算外的收入方式存在，所以其的支出方式并不固定，不仅仅是用在土地相关事务方面，所以对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讲“土地财政”主要强调政府依靠土地出让获取财政收入和相关税收收入，对于支出方面基本忽略。
三、 土地财政的成因分析
目前国内普遍的认识就是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造成今天土地财政问题的根源之一，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为了缓解财政困难，不得不实施土地财政（周业安，2000）。而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土地财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央的放权和分权制改革，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是一个政治高度集权的国家。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考核激励主要有两种，一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二是（基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度（王永钦等，2007）。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着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周黎安将其称之为“晋升锦标赛”。在“晋升锦标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得晋升的方式通常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发展经济促进GDP以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第二种方式是增加非正式的资金收入，在解决财政困境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贿赂上级来增加自己的晋升机会。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官员换届制，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于社会的目标更加短期化，其更加会注重短期内能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所以地方政府采取第一种方式的动力不强。而预算外的资金基本都有地方政府掌控，灵活性较大。再加上不管是对于政绩考核还是民意调查，中央政府和当地民众都是处于信息劣势，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高增长，并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吴群、李永乐，2010）。
由于地方经济增长的源泉在非农产业，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第二、三产业，所以片面的依赖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促使政府实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陈钊，陆铭2004）。《土地管理法》规定，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将农业用地征收、开发和出让，并且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征收农业用地的补偿费用成本要远远低于其收益。被征用土地收益收益的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占5%—1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2005）。于是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收大量农业用地，这些土地一部分通过农地非农流转以“招、拍、挂”的方式在土地二级市场出让，一部分作为砝码，用来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借此扩大税基增加收入。并且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收入全部属于地方。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双增长（周飞舟，2010），为自己在晋升锦标赛中取的领先增加砝码。
四、 土地财政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土地财政”也从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杜雪君、吴次芳等，2009）三个方面推动着经济增长，并且“土地财政”带来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是显著为正的（张军等，2007），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方政府发展第二、三产业的积极性，扩大了税基，促进了税收增长（曹广忠、袁飞、陶然，2007）。
（二）负面影响
张双长、李稻葵认为“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地方政府具有推动房价上升的内在激励，房价越高地方政府的效用就越大，中国式的土地财政必然推动房价持续上涨，从而降低居民个人的效用引起社会的不满。但是，这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非常复杂，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再一点土地财政会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而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依赖土地财政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土地财政”模式使经济增长方式过度依赖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内需的作用被进一步弱化，固化了消费疲弱的经济格局。
另外，在征地和招商引资过程中容易产生政府官员腐败（王永钦、陆铭等，2007），土地财政的出现降低了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造成了改革的拖延。
五、小结
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土地财政”在我国具有相当的贬义色彩，笔者认为“土地财政”本身并没有错，其仅仅是经济发展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必然的方式，问题来自于经济发展对其的过度依赖，我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彻底消灭“土地财政”，而是使其步入健康的轨道上来。目前我国学者对“土地财政”问题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财政体制、政府行为和金融体制等方面，但是由于目前相关数据取得有一定难度，所以大部分研究基本局限于规范性分析，缺乏数据的佐证。另外，对于土地财政的研究仅仅是从财政体制、政府行为、金融体制等一些局部进行的，缺乏将“土地财政”放在整个中国市场改革的大环境下进行的相关分析。对此，希望今后能出现更多相关的研究。（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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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
[3]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4]周飞舟。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3）。
[5]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10）。
[6]周业安。县乡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对策[J]。管理世界，2005.
[7]吴一平。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J]。经济学（季刊），2008，（3）。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9]陈志勇、陈莉莉。“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J]。财政研究，2010，（1）。
外商直接投资的优缺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FDI实证研究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经济的强劲增长, 我国的FDI 和人力资本存量都得到了迅猛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量的研究投入到了探讨两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 而忽略了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有鉴于此, 本文主要是利用中国的经济数据对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一定的探讨。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外商直接投资(FDI)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一直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人力资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本文选取人力资本和FDI作为两个研究变量,以中国统计年鉴1984―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区间,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1984―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二、 研究意义
就理论意义而言,发展中东道国吸收能力这一视角,将为FDI与经济增长理论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发展中国家吸收FDI最直接的原因是增加资金积累,随着国内资金短缺问题逐渐得到缓解,注意力开始转向与FDI相伴而行的国际技术转移。受自身创新能力的限制,吸收和利用国际技术扩散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但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并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其技术转移的效果是与当地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因此以东道国的FDI吸收能力为视角来研究其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作用机制,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约束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就现实意义而言,一方面,本研究以发展中东道国FDI吸收能力为突破口,探讨FDI、吸收能力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并对当今世界上引入FDI最多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一中国进行实证分析,将对发展中东道国制订有效的政策来提高本国的FDI吸收能力,从而增强FDI流入量,加快其经济增长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人力资本与FDI的相关研究和文献回顾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 认为, 跨国公司主要从拥有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以及区位特定优势三个方面来考虑和选择FDI 的地点以及投资方式的。其中拥有特定优势主要是取决于跨国公司本身, 而后两种优势则主要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两者来共同决定和实现的。众多的学者沿着这一思路, 对影响跨国公司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随着新增长理论在FDI 理论中的应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状况作为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Balasubramanyam (1998) 通过统计的方法发现, 人力资本贫乏国家所获得FDI 的流入量比较少, 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所获得的FDI 就比较多。另一方面, 对于FDI 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也有一些不同的研究结论, 例如Blomst rÊm (1986) 的研究发现, FDI 在简单劳动技术的行业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没有明显的相互关系。Mencinger (2003) 的一项研究表明, 其所研究的八个处于转型期国家的FDI 与经济增长率以及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反向的联系。
国内此方面的研究中, 对人力资本的估算大都简单地采用教育经费法、教育年限法或者利用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入学率作为替代, 这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因为从卢卡斯(Lucas) 的人力资本模型中可以明确看到, 人力资本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即教育和“干中学”。基于这样的情况, 本文将构建一个综合考虑了教育和“干中学”效应的人力资本计算模型, 并利用中国的经济数据来计算我国1978 - 2004 年间的人力资本指数, 然后利用该指数来进行我国人力资本与FDI 相互关系的研究。
四、人力资本模型的构建及其指数的计算
1.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
对人力资本的度量是一个比较困难并富有争议的课题。在Lucas (1998) 的研究中, 人力资本通过两个途径积累: 教育和“干中学”。 对于具体用什么指标代表两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和困难。在对人力资本众多的实证研究中, 主要的计算方法有劳动者报酬法、教育经费法、学历权重法以及教育年限法。这几种方法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力资本的特性, 但是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 他们共同的缺陷之一便是这几种方法都没有将“干中学”效应考虑在内, 而主要考虑了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作用。
本文在总结以上方法的优缺点以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后, 决定采用以下的函数形式度量人力资本:
(1)
(2)
其中HC 代表人均人力资本, E 代表教育年限法计算出的一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由于将E 放在指数的位置上, 所以代表考虑了知识累积效应的一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L YL 代表由基期逐步累积的人均产量。Yt 代表一国的产出, Lt 代表一国的劳动力要素的投入。η和n 代表和L YL 对HC 的影响
弹性。从这个方程可以看到人均人力资本取决于两个方面即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累积的产量。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主要用于表示由于受教育而带来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而累积的人均产量主要用于表示“干中学”效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2.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
由于L YL 和对HC 的影响弹性n 和η都未知, 因此首先要求得它们。这里我们构造一个基于人均产出的生产函数来间接的计算各个未知的参数, 具体的函数形式如下:
(3)
其中A 为技术、制度因素, y 代表人均产出, HC 代表人均人力资本, k 代表人均物质资本。将方程(1) 带入这个生产函数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4)
将此方程两边取对数, 得到:
(5)
通过对以上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a 、η和n 。从而可以进一步计算人力资本。
3.计量所用数据的说明
y 的数据是利用国内生产总值与我国各年的就业人口的比值代表, L YL 是对y 的历年数据进行加总得到的。
资本存量K的估算采用了以下方法进行估算:
x 年的资本存量(1978 年价格) = 上年资本存量(1978 年价格) + (本年固定资本形成+ 存货增加- 折旧) /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 年的资本存量是根据王小鲁(2000) 1977 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的。其中折旧率接受樊纲的建议采用5 %。
k 是估算的K与就业人口的比值, 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人均受教育年限E 的数据是受教育年限总量与就业人口的比值。其中, 受教育年限总量的估算方法是在采用王小鲁和樊纲(2000) 的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研究生和归国留学人员的教育年限计算所得。
4.回归结果以及人力资本指数的计算
利用1978 - 2004 年的数据, 对方程(5) 的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 方程的拟合优度以及F 值都表明方程整体拟合较好, 但是t 统计量表明除物质资本存量外, 其他的解释变量都没有明显的解释力, 这可能是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导致的。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检验发现, 他们之间的确存在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另外, 由D1W 可知, 回归方程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序列相关。为了克服多重共线性以及序列相关问题, 本文决定采用岭回归来进行回归分析, 通过岭回归图可以发现各系数在k = 0.1 以后表现出稳定性, 在此条件下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由回归结果可以知道, a = 0.403 , 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知道, η= 0.266 , n = 0.191 。所以, 人力资本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以上公式可以得到历年的人力资本:
我国人力资本指数(HCI)计算结果
五、人力资本与FDI相互关系的计量检验
1.人力资本指数(HCI)与FDI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首先对两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明确两个变量的长期变动趋势, 为了比较有效地消除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本文对两个序列进行了对数变换, 则两序列相应变为LNFDI ①和LN HCI。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两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采用ADF 检验法, 检验结果如下:
LNFDI 与LN HCI 的平稳性检验
注: (1) 检验类型中的c 和T 表示漂移项和趋势项, k 表示所采用的滞后期数, k 的选取采用Eviews511 基于SIC 的推荐值, 最大滞后期数不超过6 ; (2) ADF 检验类型的选择是从最一般的含有漂移项和趋势项的类型开始, 根据两者在ADF 回归方程中的显著性来决定是否留在方程中; (3) 3 3 和3 分别表示显著性为1 %和5 %水平, 代表一阶差分, 2 代表两次一阶差分; (4) 带# 的括号内是ADF 值, 其他的括号内为t 统计值。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 两个序列的水平序列都不是平稳序列, 而经过一阶差分以后, 两者都变为平稳序列, 因此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人力资本指数(HCI)与FDI的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原理可知, 两个同阶单整的序列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下面我们将采用AEG法来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 我们对两者进行协整回归, 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然后, 通过检验残差项μt 的平稳性来验证LNFDI 和LN HCI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当检验对象只有一个变量的情形下, 说明检验的是变量自身, 这个时候协整检验退化为单整检验, 即此时仅须对μt 进行ADF 检验即可, 检验结果如下:
通过检验, 我们看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这表明LNFDI 和LN HCI 存在协整关系。从上面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到, 我国的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并且从回归系数可知, 人力资本对FDI 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每增长1 % , 将带来FDI3141 %的增长。这个结论验证了人力资本是影响一个国家吸收FDI 的重要条件的假设。另外, 截据项是-14198 , 这表明只有人力资本在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能对FDI 产生促进作用, 即验证了国外众多学者关于东道国吸引FDI 存在着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的研究结论。
3.人力资本指数(HCI)与FDI的因果关系检验
众多理论认为, 人力资本状况决定了一个国家吸收FDI 的能力, 即人力资本的增加将促进FDI 的增加, 而与此同时, 又有众多的实证研究指出, FDI 的增长将极大地促进一国人力资本的积累, 尤其是通过技术外溢等“干中学”效应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了能够清楚地了解我国的人力资本与FDI 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利用Granger 因果检验来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 因果检验对时滞1 - 5 年的两者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发现, 在时滞为1 年和2 年的情况下, 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而在时滞为3 年、4 年和5 年的情况下, 存在着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 即人力资本是FDI 的Granger 原因, 而FDI 并不是人力资本的Granger 原因。这一结论一方面再次证明了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吸收FDI 的重要影响因素; 另一方面, 这一结论也表明了我国尚未形成人力资本与FDI 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
4.建立包含人力资本项的FDI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Granger 定理, 如果若干个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则这些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通过以上的检验可以知道, HCI 与FDI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 他们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据此, 我们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式, 构建两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建立了时滞为5 年的两者的误差修正模型, 结合AIC 准则以及各个变量的t 统计量(本文以5 %的显著性为标准) 的情况对模型进行简化, 剔除不显著的各个变量, 最终得到的ECM 方程如下:
其中非均衡误差项
其中非均衡误差项μt = LNFDIt + 141 98 - 31 41LN HCIt , μt - 1 为其滞后一期值式中的LM1 和LM2 的分别是检验随机项一阶和二阶自相关的统计量。因为LM1 = 01 13 < X2 01 05 (1) = 31 84 ,LM2 = 01 14 < X2 01 05 (2) = 51 99 , 所以ECM 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式中的ARCH 是检验随机项是否存在异方差的统计量。ARCH = 11 28 < X2 01 05 (1) = 31 84 , 所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综合以上可知, 此ECM 是一个通过各种检验的方程。该ECM 模型表明, 我国FDI 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也可以近似的认为我国的FDI 增长率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存在紧密的关系。模型显示, 当期的FDI 的变动主要受前FDI、两年以及三年前人力资本变动状况的影响。LN HCIt - 2 前的系数是2154 , 这表明两年前的人力资本的变动将对当期的FDI 产生同向的放大的影响。而三年前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动状况与当期的FDI 的变动方向恰好相反, 并且其影响程度要小于两年前人力资本存量变动对FDI 的影响。非均衡误差项μt - 1 前的系数是- 0107 , 这表明上一年度的非均衡误差项将以7 %的比例对本年度的(对数的) 年FDI 增长量做出修正。
六、人力资本与FDI的相关研究的结论,原因解析以及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了教育和“干中学”效应的人力资本模型并根据模型计算了我国1978 年-2004 年的人力资本指数。通过对人力资本指数与我国的FDI 的计量检验发现, 我国FDI 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同向变动关系, 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我国吸引更多的FDI。笔者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东道国良好的人力资本状况可以大量地减少跨国公司对工人的培训, 减少学习和组织成本, 更快地提高生产效率。鉴于这样的检验结论, 建议我们采用种措施积极地促进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吸引更多的FDI 入我国, 从而带动我国的相关产业并为我国的就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与此同时, 本文的检验还发现, 我国的FDI 并没有对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简单的说,大量FDI 的投资动机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要素来进行低技术特性的生产以及占领中国广阔的市场, 而并没有准备将最具外溢特点的技术研发部门设立在中国。虽然FDI 并没有对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本文的研究也发现, FDI 对我国的投资存在着“门槛效应”, 即只有人力资本达到一定的水平后才对FDI 具有显著的吸引作用。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我国国内生产部门和贸易部门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于FDI 的引进缺乏必要的选择空间。应该说, FDI 对于解决我国的资金短缺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这也带来了诸如加工贸易比例过大以及出口结构不合理等众多问题。而现在我国处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 这样的历史阶段要求我们要逐步转变过去单纯的吸引国外资金的想法, 而更多地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考虑引进FDI 的结构。特别是注意利用各种政策措施来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来我国设立最具技术外溢特征的研发部门。
参考文献:
[1]赵江林:外资与人力资源开发: 对中国经验的总结[J] .经济研究,2004,(2)
[2]张诚: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 .南开经济研究,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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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坤荣田源: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管理世界,2002,(1)
外商直接投资的优缺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入境旅游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模型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一）模型构建
我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不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省市分别对入境旅游消费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针对我国不同省市的国外旅游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益分别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
本文采用Hausman 假设检验方法确定面板模型为随机影响模式还是固定影响模式。面板模型具有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三种不同的具体形式。在确定模型的影响形式之后，需要通过F检验结果来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具体如下：
构造统计量F1和F2：
（1）
（2）
其中，S1、S2、S3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及变参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T、k分别表示模型的横截面单位、时间跨度和自由度个数。将S1、S2、S3值分别代入求解F1和F2，若F2临界值且F1临界值且F1>临界值，选择变系数模型。
虽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以资本要素投入与劳动力要素为经济增长影响要素的典型投入经济增长函数模型，但我国学者王玺、刘胜荣等为构建切合实际经济意义的函数模型，针对该溢出效应对地区经济作用进行研究时，从技术进步这一角度修改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由于国内外缺少统一且权威的技术进步要素指标认证体系且我国统计能力偏低，分析入境旅游消费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时，需遵守技术进步保持不变并采用非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二）指标与数据选取
涵盖科学开发旅游景点和环境保护等的整体经济实力可持续上升，不仅比广泛的地区经济发展要具体，比局限于旅游业拉动收入水平提升更要全面，但目前缺少能够代表这种经济实力的统一经济统计指标。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在选取经济指标时，只能选择基本可以代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指标。本文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数据。
本文按照以前的研究惯例选取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资本要素指标，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数据。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劳动力要素选取指标，且分歧较大，不仅有直接采用就业人数代替劳动力要素指标的，选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或者毕业学生人数来度量劳动力要素指标的，还有采用其他替代劳动力要素指标的。从经济意义层面来讲，这些选择方式各有优缺点。本文借鉴陈涛涛的方法，采用每年年末时，无业人数减去港澳台商以及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要素指标，而且数据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
依据当时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针对入境旅游者每天人均消费数据将其单位由美元/（人・天）转换为元/（人・天），并选取入境旅游者每天人均消费额为国外旅游消费指标。该数据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
实证分析
本文删除港澳台及缺失数据的地区，选取2006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
第一步，采用取对数的方法处理所有变量来减少异方差对估计系数的精度的影响。运用Hausman提出的检测方法确定模型的影响模式。经检验得出检验统计量为46.763，对应的P值远小于0.001，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相矛盾，则确定固定效应影响模式为模型的影响模式。
面板模型的具体形式包括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三种。需要通过F检验结果来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具体如下：先将分别为0.168099、5.353591和5.487883的 S1、S2和S3代入式（1）和式（2），得出F2和 F1的值分别为7.977891 、10.912665，再查表发现F2和F1的值均大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F统计量临界值1.68和1.74，最后选择变系数的模型。
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Ln gdpi=3.603+ailn gdzc+βiln rlzb+γiln rjxf （3）
其中，ln gdpi表示产出；ln gdzc表示固定资产；ln rlzb表示人力资本；ln rjxf表示入境旅游消费；αi、βi和γi分别表示各地区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和入境旅游消费的估计系数。
估计模型拟合情况较为合理。对估计模型进行取对数后的常数项表示各个地区整体经济的平均发展动力，但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入境旅游消费的系数因为地区差异而各不相同，如表1所示。
针对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若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系数均>0，则说明该地区固定资本投资和科研人员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由表1可知，资本要素系数均>1的省市有北京、内蒙古、上海、江苏、广东和青海，说明这六个省市的资本要素每提高1%，地区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就将超过1%，即省市的资本要素和该省市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呈正相关。
作为我国的首都和金融中心的北京和上海竞争优势显而易见，不仅聚集了全国科技、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且掌握了全国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以及部分世界顶尖技术，为推动地区经济水平打下坚实基础（肖冬荣等，2007）。另外，作为我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城市的江苏和广东等省市的外来投资份额始终高于我国其他省市，该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外商投资企业涌入所带来积极溢出效应的推动。可见，以科学技术为指导、扩大投资规模可带来高效的投资效率，此外，优化投资结构也能带来高效的投资效率。近年来，内蒙古为降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对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如将投资重点转移到电力、煤炭、石油化工、化学原料及化学药品制造、冶金以及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为了实现地区经济的稳步发展，青海省也对投资重点进行了转移，转移到交通运输、电网建设、水利项目和地质找矿等领域，并且利用扶持西北部经济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商进行投资（戴鹏，2011）。
劳动力要素的系数>1的有广东、广西、四川和云南，说明这些省市的劳动力要素每提高1%，该省市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1%，即扩大劳动力规模可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张泽厚、黄朗辉，1995）。近几年来，这四个省市的劳动力要素增速较快导致这些省市每年都需要大批劳动力。另外，很多地区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系数之和>1，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大。
入境旅游消费的系数>1的省市很多，说明入境旅游消费可以促进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旅游规划合理，发展模式正确，入境旅游增加，促进地区消费进而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王晓瑜，2007）。
此外，天津、上海、重庆、云南、陕西和甘肃等省市该指标的估计系数却是负数，说明入境旅游消费阻碍了这些省市的经济发展。相关部门应该针对由省域间旅游发展基础条件不同和省域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此类情况多加重视。
国外游客旅游消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建议
（一）加大旅游发展投资并完善旅游发展制度
就总体而言，入境旅游消费对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是正向的。我国不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应该在政府和企业的扶持下，对潜力大的旅游景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应该加大财政投资，为入境旅游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采用便利的交通渠道、优质的旅游服务、完善的旅游保障等措施完善的旅游环境必然会受到外来游客的喜爱，但同时也需要以旅游投资为基础。为减少旅游投资中的重复投资和浪费投资，应充分考虑旅游投资结构的影响再进行旅游投资。
此外，为吸引国外游客创造有利条件，需从国家层面规范国外游客入境旅游提高东道国旅游业发展的软环境。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需制定合理化入境旅游政策加以实施，并针对突发事件提前做好应急方案。同时，为给旅客留下深刻印象、吸引旅客二次旅游，需要通过加强旅游文明素质教育提高当地人民的文明素质，树立良好的人民形象进而促进地区旅游活力。
（二）因地制宜实施旅游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东西部的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各区域旅游业的基础和发展速度也相差甚远。由于地域不同，交通、文化和地理等方面各不相同，入境旅游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也各不相同，进而导致各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溢出效应是双向的，不仅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为了有效发挥溢出效应的积极作用，不仅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相关的扶持政策吸引入境旅游消费，还应学习、效仿国外旅游发展模式，重视培养旅游专业人才。除此之外，为解决就业难、刺激消费，进而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应该以长远经济发展为立足点，针对旅游产业链的关联产业加大扶持力度。
（三）大力开发多元化市场
目前，我国入境旅客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来自港澳台以及部分东南亚等临近地区的游客，相比较而言，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游客所占比例较少。为使我国入境旅游呈多元化、多层次发展，需要在为吸引美等发达国家的游客入境旅游创造便利的产品和优质服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来自印度、非洲、拉美等远洋国家游客资源的开发。
（四）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交流与协作
国内外旅游业的交流不仅能有助于国际旅游发展模式的学习，还能使入境旅游的溢出效应正向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并将我国旅游产业扩展到国际领域。但是，由于市场的竞争和利益的矛盾，国外媒体对我国的不实报道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为改善我国国际形象并促进旅游业发展，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国外的交流与协作，消除隔阂进而互利互信。
（五）加大旅游业海外营销力度
我国学者王纯阳和黄福才（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通过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可有效促进入境旅游消费。为使我国旅游业走向国际，不仅需要通过海外旅游宣传扩大中国旅游产业知名度，还需要通过海外旅游宣传调动旅游需求者旅游热情。由此可见，加大旅游业海外营销力度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肖冬荣，江莹，赵靖.上海市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18）
2.戴鹏.扩大投资规模与优化投资结构探析―以青海“十二五”发展为例[J].青海金融，2011（5）
3.张泽厚，黄朗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比较及开发策略研究[J].统计研究，1995（4）
外商直接投资的优缺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零售企业；跨国经营；战略选择
零售企业跨国经营战略即是指跨国经营零售企业或拟将开展跨国经营活动的零售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国际商业经营环境，为了实现零售企业的生存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以本企业自身的经营条件为出发点，制定的有关指导本企业跨国市场选择、组织运行、营销和管理活动的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决策和规划。在发达国家零售企业跨国经营风起云涌的今天，中国零售企业也在积累和创造条件并尝试着走出国门、开展跨国经营活动，但具备条件的中国零售企业，必须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零售企业跨国经营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中国零售企业特点的跨国经营战略，从而对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活动进行宏观指导。
一、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
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终极目标是到国际市场开辟新的利润源泉。
（一）战略目标
1、提高资金利润率。通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和国内外商业平均经营成本和利润的比较，在发现长期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国外，运用各种形式在国外从事零售经营，以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2、转移经营能力。当某些零售业态和商品在国内市场已饱和，而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外市场却存在不足或短缺时，我们就可以到这些国家投资开店，在转移商业经营能力的同时，实现更大的利益。
3、利用境外资源。零售企业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通过实施本土化策略，将使国外的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资源为我所用。
4、拓展市场空间。零售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商业经营，自然就将企业的市场空间从国内延伸和拓展到了国外，为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创造条件。
5、发挥带动效应。当有企业在国外从事跨国经营取得较大成就后，应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成熟模式，以带动更多的国内零售企业跨出国门。
（二）战略重点
根据零售企业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借鉴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应主要将体现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作为战略重点，一是要寻找在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和商业结构上与本国有较大差异的国家作为经营对象国；二是将在国内经营能力过剩和急需调整的零售业态，向发展不足或有需求的国家进行转移，并努力在国外进行业态创新；三是鼓励在国内商界名列前茅、有一定国际竞争实力的零售企业率先开辟跨国经营之路；四是在跨国经营中要选择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作为零售经营主力商品。
二、目标国战略选择
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零售企业应在对国际零售市场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发现和挖掘出适合自身进行跨国经营的理想区位，并加以确定。从总体来看，理想的跨国经营目标国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与本国民族文化相同或相近；二是经济结构、产品结构等与我国有较大区别或互补性；三是零售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本国零售企业进入后有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四是地理位置相距较近，或交通比较方便，运输成本较低；五是对方国家对外来投资或企业能够在税收、信贷等方面提供较为优惠的条件。再有就是政治风险较小、经营费用较低、利润空间较大等。中国零售企业的投资目标国基本可以分为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由于它们在经济和市场环境上具有不同的特点，零售企业在对这两种类型国家进行投资时也有不同的优缺点。在经济发达国家投资具有以下优点：经济政策较为稳定，国民经济基础良好，消费水平高，市场容量大，信息通畅，通讯发达，人员素质高；缺点主要有贸易保护程度较高，市场进入难度大，市场竞争激烈，投资优待少，经营费用高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与上述正好相反。中国零售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应重点选择投资环境好，限制因素少，同业竞争程度低和消费潜力大且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具体来讲，根据目前中国零售企业的现实情况，在选择跨国经营目标国时所坚持的方针应是：在地域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上由近及远；在空间大小上由点及面；在血缘关系上由亲及“疏”；在选择目标国的数量上由少及多。
三、进入方式战略选择
在零售企业跨国市场进入的贸易式、投资式和契约式三种方式中，究竟选择哪一种进入方式或模式为最佳，零售企业必须根据东道国市场状况、自身条件和竞争特点等因素进行分析，旨在选出那些最适合当时和当地具体情况的进入方式拓展国际市场，中国零售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方式的战略选择也应遵循这一原理。一般是依次运用贸易式进入、契约式进入和投资式进入的方式，具体情况还应具体分析。仅就零售企业跨国直接投资方式而言，主要有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两种。独资方式虽然可以使投资的零售企业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和收益独占权，但是由于投资资金规模大、投资风险大和对经营管理的要求高等原因，使得独资经营很难适合零售企业初期的跨国经营；合资经营是指中国的零售企业资本与当地国家企业或机构的资本合股，各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合资经营将中国零售资本和东道国商业资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降低我国零售资本的投资风险，并可以获得当地资本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投资方式不仅适合中国零售企业初期的跨国经营，而且适合于进入那些不准许外商独资经营的国家和地区，对当地的法律、商业习惯和消费文化等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因此，目前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宜以合资经营的投资方式为主，以降低风险，提高适应性。
进一步说，零售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方式的选择，还可根据市场进入的难易程度和文化差异的大小来考虑。当市场进入比较容易，文化上没有什么距离时，采用有机增长的方式，即零售商运用自己的资金和资源从国外零售商那里购买现有场地、设施等进行经营，或者从零起步，实现自我滚动式发展，但是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充足的资源，投资回报期也比较长，风险较大，一旦失误，损失较大。当市场进入难度较大、又与我国的文化距离较大时，可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以回避和减少因市场进入障碍和文化差异等所带来的风险。当市场进入比较困难，文化差异并不大时，可以采取连锁设店或并购的方式伺机进入，迅速越过障碍进入对方市场。当市场进入难度不大，但文化上有较大差异时，可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充分利用当地的授权人大范围地克隆成功的经营模式，实现企业的规模扩张和资源增值。
四、战略模式选择
在企业跨国经营战略模式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分类方法――分为全球整体扩散战略和全球区域集中战略（或称多国化战略）两种，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也有这两大战略可供选择。全球整体扩散战略是指零售企业在跨国扩张中采用标准化的零售业态和管理模式，企业忽视国家和地区的差异，认为所要满足的目标消费者群体是相同的，具有相同的消费需求、偏好和生活方式，零售企业同时将市场力量分布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发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企业在高度集权的控制下，通过采用标准化的管理和连锁经营的方式迅速在全球扩张，形成有统一的形象和品牌的大规模零售集团。
法国家乐福采用的就是此种跨国经营战略，在全球树立了具有统一店面设计、位于十字路口的大型综合超市的形象。实施这种战略要求零售企业具有全球化视野和统一经营理念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种战略可使得零售企业商誉在世界上达到较高的外溢程度，经营得好将能塑造出世界级的零售企业品牌，但不足之处是在短期内对局部市场的适应性较差，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全球区域集中战略是指零售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采用不同的本土化的零售业态和管理模式，高度重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从而将企业的市场力量集中用于开发少数的几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市场，并根据目标国市场的特点，采用不同的零售业态，经营不同的商品组合，注重零售模式的本土化转化，以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并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得到巩固稳定和不断提高。比较两种战略，对于实力尚不够强大的中国零售企业而言，集中力量稳健经营的全球区域集中战略乃是最佳选择。
五、业态战略选择
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应选择什么样的业态模式呢？零售业提供的主要是附加服务的有形产品，通过无形的服务将实体的产品递送给需要的顾客。不同的零售业态反映了实体产品和零售服务的不同组合。
目前，世界通行的零售业态主要有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大型综合超市、购物中心、仓储超市、便利店、专业商店、邮购、网上商店等。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的业态选择，主要应分析拟进入市场的要素结构和本企业业态经营系统特点之间的关系。所要评估的要素结构主要包括进入市场的市场集中或分散度、公共交通设施、政府管制、城市规划及市场规则，土地价格和店铺租金、物流基础设施、制造业与批发业的发展水平、居民住宅与居民区状况、人口规模与结构、收入水平与结构、消费者的流动性偏好、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等。
如果两者之间的共同属性较多，则可以采取相同或相近业态，继续发挥本企业经营系统的作用；反之，则需要进行变更和调整，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当地市场特点的零售业态。具体来讲，一是要考虑当地市场的消费者购物习惯和同业竞争态势；二是要充分利用本企业原有经营业态的优势和特点；三是要善于针对当地市场的现实状况及其变化，选择新型而适用的零售业态以增强适应性。如在目标国市场开设超级市场和大型综合超市，既顺应了世界购物方式的发展趋势，又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但必须学会根据不同国家零售市场的需要，形成一种业态为主、多种业态并存的海外零售投资格局，既要坚持以超级市场这种现代零售业态为主，实现超级市场的多元化组合，如综合超市、专业超市、仓储超市等，又要针对当地顾客的实际需求，对百货店、杂货店等传统业态予以足够的重视。
六、速度战略选择
一般来说，快速扩张是大型零售企业比较偏爱的方式，因为对于地点营销特点尤为明显的零售业，迅速占领有限的地理资源，可以占得先机，具有战略意义。而且以多个零售“据点”为中心不断增加店铺的数量还可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降低经营成本，获得价格等竞争优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零售企业扩张速度过快，不仅会带来资金紧张，而且会对企业组织和管理等提出较高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一策略要求零售企业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否则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并可能会损害企业的全球品牌形象，降低赢利甚至出现亏损。即：一方面要求企业的经济规模庞大，因为规模庞大所表现出来的优势能使企业在快速进入后进一步实现扩张，并容易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另一方面要求公司具有全球运作管理的能力，如能够迅速地将新产品、服务或营销创新推广到所有的子公司。这一策略比较适合世界一流零售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使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优缺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现代均衡汇率学说；人民币均衡汇率；运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16-05
一、绪论
现代均衡汇率学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威廉姆森（Williamson）[1]提出基本因素均衡汇率研究以来，各种均衡汇率学说不断涌现，各种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不断被运用于均衡汇率的研究，均衡汇率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2][3]将均衡汇率学说运用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研究计量方法的普及，有利于促进国内的国际金融研究与国际接轨，有利于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快国际金融学科的发展。国内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将现代均衡汇率理论运用于人民币汇率研究，21世纪初，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还存在着一些缺陷。[4]对于这些研究进行总结提炼，发现其中倾向性的问题，有利于在新的基础上深化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
二、现代均衡汇率学说概述
经济学对均衡汇率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格列高里（T・E・Gregory）就曾提出均衡汇率的概念。1935年，凯恩斯在《国外汇兑的前途》一文中对均衡汇率做出明确定义。1945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agner Nurkse）将均衡汇率定义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维持一国国际收支处于均衡状态而不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求助于贸易管制时的汇率。但由于凯恩斯和纳克斯的定义只是定性刻画均衡汇率概念及其意义，缺乏操作性，因此，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均衡汇率学说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时间序列和协整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发展，以及FEER、BEER、NATREX以及ERER等均衡汇率理论模型的确立，才促使均衡汇率实证研究蓬勃发展，并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5]
（一）基本因素均衡汇率
FEER（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即基本因素均衡汇率，它是由威廉姆森于1983年创立的一种测算均衡汇率的方法。威廉姆森认为基本因素均衡汇率是一种内外均衡时的汇率水平。内部均衡是指充分就业和低通货膨胀率。外部均衡是指实现了内部均衡的各经济体之间维持一种意愿的、可持续的资本流动。FEER是通过宏观经济均衡恒等式――经常项目的余额（CA）与资本和金融项目余额（KA）之和等于零求得。其中，经常项目余额取决于国内总产出（Yd）、国外总产出（Yf）和实际有效汇率（q）；资本和金融项目的余额则主要依赖于经验判断。这样可以反解出维持一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实际有效汇率，即FEER。
FEER理论摆脱了短期的周期性的和临时性的因素的影响，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期持续影响汇率的基本面因素，有助于揭示FEER的本质。但是FEER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1）Yd、Yf、KA的均衡值依赖于主观价值判断，缺乏客观依据；（2）如何从Yd、Yf的时间序列中过滤掉短期的周期性和临时性的因素，得出中期的稳定的基本因素的值，这个问题在研究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3）FEER模型中的Yd、Yf决定经常项目余额，但是，经常项目余额却对Yd、Yf没有反馈作用，这与现实不符；（4）FEER只考虑流量，没有考虑存量，即使在中期，存量因素也应考虑在内。
（二）行为均衡汇率
为了解决FEER理论“理想化”所带来的以及数据处理上的麻烦，Clark和MacDonald提出了行为均衡汇率法（Behavio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简称BEER），来代替FEER估计均衡汇率。[6]行为均衡模型（BEER）方法是直接通过对影响实际汇率行为的重要因素进行考察，建立实际汇率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并评价样本期内实际汇率的行为决定因素。其处理方法往往是从一个实际汇率的一般均衡模型或FEER模型出发，构造一个实际汇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然后利用协整技术对影响实际汇率的中长期因素进行处理，以获得均衡汇率决定模型，从而可以估计出均衡实际汇率，以判断当前汇率是否处于失调状态以及失调的程度。目前这种方法已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使用，理论界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计基本使用上这种方法。
BEER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计算一个经济体的均衡汇率水平，也可以解释汇率的周期性波动，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此在近年来的均衡汇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BEER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1）在划分影响汇率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因素时也存在着主观性，尤其是划分中期和长期因素更是如此；（2）BEER方法依赖于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方法，均衡汇率对模型的设定有很强的敏感性，而且容易出现多重解，BEER对之无法给出很好的解释；（3）BEER没有直接考虑内外均衡问题，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将均衡汇率的值调整到内部均衡的水平，即充分就业和低通货膨胀率，但是对于外部均衡却没有相应的办法。
（三）自然均衡汇率
自然均衡汇率（Natural Real Exchange Rate，简称NATREX）是由Stein于1994年提出的，它是指在不考虑周期性因素、投机性资本流动和国际储备变动的情况下，由实际经济基本因素决定的、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中期和周期间的实际汇率。NATREX被定义为：
qt=[qt-q（kt，Ft，Zt）]+[q（kt，Ft，Zt）-q*（Zt）]+q*（Zt） （1）
qt为实际汇率，q（kt，Ft，Zt）为中期NATREX，kt为资本密集程度，即单位有效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Ft为外债密度，即单位有效劳动力的负的外债，Zt为经济的基本面因素，如劳动效率、节俭程度。q（kt，Ft，Zt）是由中期均衡条件所决定的，即国际收支平衡和本外币资产组合平衡。q*（Zt）是长期NATREX，它由长期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决定。在中期，只要资本存量和外债发生变化，就可以通过投资函数和经常项目对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产生影响，进而推动中期均衡汇率向着长期均衡变化。这样，通过资本存量和外债的变化，建立了从中期NATREX向长期均衡状态变化的通道，长期均衡汇率的变动不仅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因素，还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外债等存量因素的变化，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现实的实际汇率由于受到投机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它常常会偏离NATREX，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力量会使实际汇率向NATREX逼近，即（1）式中的第一项为0。合并后两项，得:
qt=q（kt，Ft，Zt）（2）
（2）式说明长期中，实际汇率由kt，Ft，Zt决定。
NATREX法是一种一般均衡方法，它通过建立产品市场、资产市场、劳动力市场、消费函数、投资函数、贸易函数以及国际债务跨期预算约束方程等一系列的联立方程组，求出NATREX，这比只考虑局部均衡的FEER和BEER方法改进许多。但是应该指出，这一系列的联立方程组的变量的设定也是依赖于主观判断，缺乏可操作性。此外，正如前述，NATREX是剔除了投机和短期周期性因素的汇率，它是一种针对中长期的汇率测算理论，缺乏对实际经济的指导意义。
（四）均衡实际汇率
均衡实际汇率（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简称ERER）理论由Edwards于1989年提出，主要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的研究，Elbadawi(1994)、Bafes et al（1997）等人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扩展，使之逐步得到完善。
Edwards（1989）在9个假设条件下，构造了包括资产决定、需求部门、供给部门、政府部门和外部部门等五个部分的16个方程。[7]当非贸易品市场出清、外部部门实现均衡(即国际储备变动、经常账户余额、货币存量变动均等于、财政政策可持续(即政府支出等于无扭曲的税收收入)以及资产组合实现均衡这四个条件同时成立时，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此时，实际汇率达到了长期可持续均衡状态，并最终得出长期均衡实际汇率由贸易条件、政府部门消费非贸易品占GDP的比率、贸易限制和交易管制、技术进步、资本流动以及其他基本经济变量(如投资占GDP的比率)共同决定(分别用tot、ngc、tari、tech、capf和other表示)。
Edwards还分析了以上变量对于均衡汇率的影响。此外他还运用了误差校正模型对12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运动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Edwards的理论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他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特点，考虑了平行汇率、贸易限制、交易管制以及资本流动等因素对汇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ERER理论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Edwards将实际汇率定义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价，这种对于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划分向来争议很大；又如，他假设的经济体是小国开放经济，将这个理论引入中国要进行必要的修正。
三、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
人民币均衡汇率是指能使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研究它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汇率失调（mis alignment）。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学者主要在购买力平价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测算，金中夏于2005年引入现代均衡汇率理论研究人民币汇率，此后，现代均衡汇率学说在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金中夏运用Edwards理论模型，选择了贸易条件、资本管制程度、外汇管制程度、关税壁垒高低、工业劳动生产率、投资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名义汇率变动、均衡有效汇率滞后项等变量，研究了1970-1993年间人民币均衡有效实际汇率。估计结果是资本流动、黑市汇率贴水、名义汇率贬值滞后项、均衡有效实际汇率滞后项能显著解释均衡有效实际汇率。[8]
张晓朴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分别估计了1978-1999年的人民币的ERER和BEER值。他认为ERER和BEER两个模型得出的人民币高估、低估的起止时间、次数和汇率失调程度极为接近。人民币汇率在1997年以前共有两次高估，第一次是在1984―1986年，第二次是在1989―1990年；共有两次低估，第一次是在1986―1988年，第二次是在1991―1995年。[9]
Zhang Zhichao建立了人民币BEER模型，用总的固定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出口增长率、开放度估计等5个变量估计1954至1997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他发现1977年以前大部分年份人民币都是高估的。1978年以后，实际汇率的波动围绕行为均衡实际汇率，1982、1983、1985和1996年发生轻度高估；从1978到1997年的20年间，有12年人民币是低估的，而在余下的8年中有4年实际汇率极其接近均衡汇率。[10]
林伯强用贸易条件、投资占GDP比例、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劳动生产率、广义货币量等六个解释变量估计1955至2000年间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他采用Hsiao程序选择技术，认定三个变量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具有显著解释作用：开放度和货币供应量上升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贸易条件改善导致升值。他发现1967年以前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后来十年接近均衡汇率，改革开放初期高估18%；由于相关政策调整，“改革开放后至亚洲金融危机前，实际汇率基本处于低估状态”；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实行不贬值政策，1997和1998年分别高估18.3%和18.5%，1999年高估程度下降为15.2%，2000年进一步下降为8.8%。[11]
张斌利用1992至2001年的季度数据，建立了一个简约式的单一方程，选择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国内投资占总吸收的比例、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市场的出口品价格、贸易条件和开放度等解释变量，运用（HP）滤波法得到的经济基本面指标的长期均衡值，根据回归方程各项指标的回归系数，计算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他估计结果是：1994至1995年，人民币低估，从1995至1998年中期，人民币被高估，1999年以后，人民币再次低估。[12]
储幼阳利用1977至2002年贸易条件、开放度、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国外净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四个变量的季度数据估计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结果发现贸易条件改善、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财政支出水平增加会使均衡汇率升值；而开放度提高会使均衡汇率贬值。从199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直表现为轻度高估，特别是1997-1998年高估程度有所加剧。[13]
施建淮、余海丰利用1991年到2004第三季度数据估计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解释变量包括贸易条件、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相对价格、净对外资产、用开放度表示的贸易政策等变量。估计结果发现，国外净资产、非贸易品―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导致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升值，贸易条件改善和贸易依存度扩大导致贬值。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调情况大体是：1990年代初低估，到1990年代中期转为高估，1999年以后低估，2004年低估程度加大。[14]
孙茂辉根据自然均衡汇率NATREX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特点，提出估计人民币自然均衡实际汇率的结构方程，采用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利用全息极大似然法进行系统估计，得出人民币中、长期自然均衡实际汇率，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调程度。他的研究表明，近几年人民币存在一定程度低估，但汇率失调程度趋向收敛。[15]
四、结论
以上这些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的水平在不断提高：理论方面，国内学者从直接照搬西方均衡理论的理论模型到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演进；方法方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高，也从比较单一的计量模型发展为比较复杂的计量模型。但是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存在着不足之处，需要从以下角度加以改进。
第一，在引进国外模型时，对于模型假设的前提条件说明欠缺，如有些研究者在引用Edwards的模型时，便没有说明模型的小国假设，这可能直接影响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的准确性，因为中国是大国，并不是国际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引进国外模型时，最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型，比如NATREX模型中，可以供选择的有大国、中等国家、小国假设。事实上，NATREX模型已被成功地用于解释美元、澳大利亚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比利时法郎、欧元等不同经济规模的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的动态变化。如果借鉴此模型，在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时选择余地较大。此外，国内同行也可以依据中国经济实际对某些理论框架进行修正。
第二，国内学者常常忽略样本期间内我国经济体制特别是汇率体制重大转变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影响。事实上，由于体制、政策方面的变化，使得所选择样本的数据生成过程可能存在结构突变问题。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看，如果忽视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协整分析时会将由此引起的实际汇率变化混同于基本经济要素变动引起的实际汇率变化，从而使统计结果出现偏差。
第三，国内学者的研究缺乏对均衡汇率估计的准确性检验。过去的研究是根据计量模型得出均衡汇率水平，即认定所得结果是正确的，现实汇率与计算的均衡汇率之差即被认为是汇率失调原因造成的。因此，必须有一种较为合理的辅助方法或模型，检验所测度均衡汇率水平的准确性。
第四，各个模型的变量选择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各项研究之间相互交锋的少，各说各话的多，这妨碍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在选择变量时，应当充分说明选择的理由，对于其他研究者选用的变量认为不宜采用也应当做出相应说明。
第五，研究分歧之一可能是数据来源不一致，但有些研究没有注明数据出处。建议国内同行选择标准的数据，一般来说国内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好，国际数据则建议采用IMF出版的international finance statistics。这样，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与国外同行进行比较，以提高学术水平。
第六，对于个别变量的精度的提高还需要经济核算部门的数据质量的提高，如卢锋[10]年提到对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度量时，如果采用GDP增长代替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恰当，因为中国处在转轨经济时期，有些阶段GDP增长与生产率的提高有较大的偏离。
第七，各项主要的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中，存在着研究者主观偏好。比如，在文献综述时，对文献进行选择性的叙述，而忽略了同一时期国内外相关学者运用其他方法，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做出的比较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比如，陈彪如先生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量化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著作《人民币汇率研究》，国内学者并没有相应的重视。
第八，研究者在运用现代均衡汇率学说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研究时，一般对于同一种研究范式的研究成果介绍较多，而对其他的范式的介绍比较少，也没有对各种研究范式进行比较，在选择研究范式、方法时存在着主观性。因此，建议研究者在选择研究方法、理论模型时，应当说明他所选择的研究范式优于其他研究范式之处，不选择其他研究范式的理由和原因。
第九，个别研究仅仅停留在运用理论模型进行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层次上，没有及时关注国内学者在其他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因此，要及时借鉴与人民币汇率有关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研究人民币汇率时不可以忽视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率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考虑理论模型时，最好纳入生产率这一变量。但是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方面要么忽略生产率的进步，要么没有很好地处理生产率这一变量。而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在处理生产率这一变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时不妨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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