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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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波兰尼；波普尔；默会认识论；进化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38-06
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典型代表，同哈耶克一道被誉为“朝圣山三巨星”的波兰尼与波普尔在20世纪星光璀璨的科学哲学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希翼以默会认识论取代自洛克和休谟以来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将个人的主观性融入到对知识的理解中。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思想奠定了他作为科学哲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性基点，它辩证地否定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批判哲学所持有的普遍怀疑原则，批判了实证主义者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与分裂起来的现象，指出认识是认识主体的真实存在，认识依赖于认识主体的身心获取默会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对“个人知识”的默会维度的张扬凸显了认识者的主体性。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被誉为“开放社会之父”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依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力图从进化的维度理解并阐明人类认识结构和能力的起源及发展。其进化认识论是他的全部科学哲学理论的基石。
一、比较的哲学背景：认识论的形而上学预设与范式转向
自从关于知识的哲学诞生的那天起，认知的模式就被具象地异质表征着。苏格拉底明确指出：“正确的意见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区别”[1]。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将形而上学与专门学科做了具体的区分，并对其各自的职能进行了理论定位，规制了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地位。哲学的认识就是探究事物的真实性质的认识，它孜孜探寻宇宙的存在奥秘，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理论的根本指归。在古希腊的哲学境域中，知识起源、形式及实质等全部问题都被形而上学化了。沃尔什对形而上学的哲学认定与亚里士多德相近，认为形而上学研究实在的整体问题，是一种最根本的探索，它探索什么存在或什么真实的存在，研究与现象相对立的实在的科学，把世界作为第一原理的理论[2]。形而上学的理论特性在于抽象，它拒绝自然科学的数学性逻辑，追寻存在的最终条件和依据。
哲学自身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从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本体性普遍性知识诉求到追问“如何更好地认识世界”的认识性应然性知识诉求的范式转移，已经昭示了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哲学范式的内在逻辑演变使哲学的思维范式发生了改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是哲学思维的一种理论自觉。柏拉图认为，人的认识是先天具有的，它在理念世界里真实存在，而在现实的感性世界里却被遮蔽了或被遗忘了，因此，要想得到的认识只能靠“回忆”。自笛卡尔开始，科学的发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理性之梦，认识论的转向使哲学的范式发生了改变，宣判了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规定了单纯地抽象地断言世界本质的知性思维方式的无效性。围绕着“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的思想主旨，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分歧，作为知识的理性与作为感觉的经验发生了分裂，经验论把认识的起源限定于感觉经验，唯理论则宣称理性思维是知识的本源。洛克对天赋观念进行了激烈批判，把感性经验当作知识的唯一源泉，在外部经验与内部经验的关照下，一切知识皆可获得。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精神做支撑，认为知识的可靠性来源于心灵的感知，通过心灵思考实体，心灵可通过有效地运用我们眼睛的方式而得到改进[3]。康德试图以经验与先验的认知概念来调和洛克与笛卡尔的争辩，将现象世界与物自体的区分依据限定在可知与不可知的宏大对立中。康德之后的黑格尔与费希特们又都以自己的理论努力试图超越这一对立。认识论的哲学之旅就这样在分裂―弥合―分裂之此起彼伏的争论中从近代走到了现代。
哲学从问题开始，问题本身倚预设出现。黑格尔说：“开端就是纯有。”[4]哲学就是在对“存在”的阐释中展现出自己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当古希腊先哲们提出世界的本源是水或者火时，他们已经不自觉地预设了世界的本源是存在的。现代分析哲学先驱弗雷格认为，任何一个命题都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实际存在对象的“指称”、具有客观意义的“涵义”及纯粹个人主观的“意象”。涵义指称理论直接带来认知的语言哲学预设逻辑：“当我们说到‘月亮’时，我们意图并不是谈论月亮意象，我们也不会满足于它的涵义，相反，在这里，我们预先假定了指称存在。”[5]科学的理论预设前提就是那些不证自明的观念自身的存在，而对观念自身的存在以及前提进行探究，就成为科学哲学家们的现实任务。康德哲学就是在“科学认识何以可能”的逻辑起点中得以展开的：“当人们看到一门科学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而惊叹不已时，有人竟想到应提出象这样一门科学究竟是不是可能以及是怎样可能这样的问题，这本来是不足为奇，因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6]
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作为精神现象的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也在表象物质的变化中悄然表征着改变的印迹。在假定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在场”的前提下，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在古希腊到康德之前的传统哲学那里得到了解决。但认识能力的真实“在场性”并不能保证认识能力的完全彻底性，认识的有效性问题不得不接受理论的“审判”：独立的客体何以被真实完整地认识？主体的思维触角是否可以伸向彼岸的“物自体”王国？康德试图以先天的综合判断来回应这一问题，但二元论的立场和不可知论的断言使得这种理论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波兰尼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就是在试图解决这一认识论难题的理论努力中出场的。科学与哲学的联姻历程在古希腊的哲人劳埃德那里就开启了，中国古代诸多科学家也都“形而上学”地成为哲学家，科学的质性探究与哲学的形上思考结合起来，使“科学哲学”的言说成为可能。爱因斯坦断言：“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而且任何一种思辨思维，它的概念经常仔细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经验材料。”[7]波兰尼说：“所有的理解都是默会认识，所有的理解都是通过寓居而实现的。因此，狄尔泰和立普斯所提出的如下思想，即只有通过寓居才能认识人和艺术作品是合理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寓居不同于自然科学中所运用的观察。差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观察某颗恒星时的寓居，没有理解人和艺术作品时那么深刻。默会认识论建立了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研究的连续过渡”[8]。波兰尼始终怀揣人文关怀的热情与思索世界的浪漫，晚期的哲学家角色使得他的科学哲学尤为严谨与深邃，默会认知理论的诞生引发了一场认识论领域的变革。
二、相同的认识论立场：消解传统认识论与建构新科学认识论的人文情怀
（一）传统认识论的消解与新的科学认识论的建构
强调知识和命题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语言表达可以承载一切知识的存在的传统认识观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在波兰尼看来，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纯粹的知识，个人的参与及个人的默会能力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致命要害在于它追求的“完全客观性”的知识之虚幻性和荒唐性，在实质上是要“不惜代价地追求从科学中把这些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理论鉴定清除，或者至少要把他们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到可以忽略的附属地位。”[9]23波兰尼认为，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作为唯一可靠的客观知识，极力排斥形而上学，张扬科学理性主义，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方法论界限消失了，原子运动知识取代了一切知识，所有形上领域的价值和观念都被摧毁殆尽，并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曾唤起的人类对整个世界意义的追寻信念的丧失。波兰尼批评了这一机械方法的“剥夺”性质，把有思维意识的人简单化约为没有任何知觉的机械机器，因而作为人的科学家就可以不必为科学研究承担社会道德责任。“但是，机械性的方法已经把我们在学术里所追求的事物和这些道德问题分开，使学术的事仅止于‘学术’而已”[10]24，科学成为一种与道德无涉的活动。另一方面，休谟和洛克主导的客观主义方法把科学的研究看作是“可观察事实的集合”，科学就是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纯粹客观活动，科学一旦渗入了人的主观意识，其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这种把可证实的经验事实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排斥人在科学中的参与价值，带来的后果是人性与知识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割裂，人在科学认识中的消隐使得人自身的存在遭到了否定和怀疑。实证主义的错误已导致了科学的蒙昧主义，科学远离了人性，科学成了神话般的存在，“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个类似的对准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是迫使我们完全无知。”[10]36客观性、实证性与非个人性的传统认识论从根本上看是不科学的，它是“招致20世纪惨祸”的罪魁，若不对这种“现代荒唐性”的认识论进行变革，科学的危机将会愈加严重。
与波兰尼的认识论立场相同，波普尔审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逻辑支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知识理论，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有力的反驳，以一种全新的“客观知识”理论取代传统理论，将理性主义、逻辑主义、归纳主义和证实主义高高飘扬的旗帜直接撕毁。波普尔运用证伪主义原则，以自己对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的“猜想与反驳”来同构达尔文原初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与选择”。一系列的假说和猜想构成了“世界3”或人类社会当今存有的一切理论体系，它们都是类型各异的猜想，科学理论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假说。据此波普尔认定逻辑实证主义的可靠知识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迟早会遭致反驳和否定，在这一立场上，任何“绝对可靠的理论”[11]23都是一种虚妄的梦想。在不得不选择一种理论的时候，一种合理可取的做法就是自觉去选择那些在时间的长河中接受检验能力最强的理论。这就是人的认识进化的启示，也是对客观知识的必然回应。波普尔认为：“从笛卡尔以来，关于人类知识的理论基本上是主观主义的，知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可靠的人类信仰。”[12]15因此，这种认识论是一种传统的常识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的局限忽视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波普尔决心用自己的客观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进化认识论来颠覆和取代传统的常识认识论，指出：与批判精神相悖的是教条的态度，它是我们实现科学认识的大敌，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是科学认识活动的基础和精髓。科学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打破人类僵化的思维、沉闷的理性、保守的传统、狂妄自大的权威以及不可证实的科学，是波普尔批判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人生信条。
（二）建构新科学认识论的人文情怀
波兰尼通过批判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观的错误，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是充满人性因素的科学，科学知识离不开人，人的热情、信念与价值就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是人化的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错误之处在于远离了人性的根基去研究科学，脱离了以人性为根基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观与科学创造是非人的科学，“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13]49个人的兴趣、热情、信心、技巧及价值判断等人文因素是科学价值自身的体现与反映。“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10]34因此，传统的认识观将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起来的做法是虚妄的，是需要彻底变革的错误认识观。立足于“科学是人的科学”的基本价值判断，波兰尼将其最重要的论著命名为《个人知识》：“我要表明种种科学热情绝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副产品，它们是具有逻辑功能的，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9]204
与波兰尼一样，怀着深切的人文情怀，波普尔明确将科学的最终价值归属指向人，提出属人的问题是科学增长的起源。人在科学知识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认识是允许犯错的，“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使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12]1这种对人可犯错的认可是对人性特点的正确把握。在此基础上，波普尔强调，科学知识增长的最终价值是为了获得人的精神的自由成长，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人的批判精神之于理性导向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人类精神的成长，那么，人文主义的传统不是批判的和合乎理性的传统，又会是什么呢？”[14]548“世界3”就是一个内含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与科学理念的世界，其之所以能够与“世界1”之间建起联系，是因为“世界2”的中介联系的存在，“世界3”之客观知识的增长依赖于人的精神和意识的作用，人的趋于自我完善的本性使得他穿梭在“世界1”和“世界3”之间，人的追求完善的精神使得他赋予整个世界以意义。
三、相异的认识论模式：默会认识论与进化认识论之争
波兰尼与波普尔都共同向传统的权威认识观挑战，但各自举起的认识论旗帜是不同的。波兰尼认识论的精神内核是“个人知识”维度上的默会能力，科学家的个人介入与参与是保证理论科学的重要机制；波普尔则提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客观性知识是其进化论认识论的思想基础。
（一）批判传统认识观的话语指向之争
在对传统认识观的批判上，波兰尼与波普尔的话语指向是不同的。波普尔强调自己的进化认识论是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性虽然优于经验，但理性又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证伪主义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波兰尼则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的话语表达不以为然，“批判性的事业掀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了我们的科学、哲学和艺术，它已经臻于成熟，并且到了最后的极限。因此，我们开始生活在一个新的知性自由时期，我要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后批判时代。”[14]109他们在批判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另一种能力，“这里存在着一种断裂，批判的心灵否弃了两种认识能力中的一种，试图完全依赖于剩下的那一种。”[11]117对那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只能靠心灵去领会的知识进行逻辑层面的认识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这种批判的结果掩盖了人们认知层面的不能言说的部分，使人们的认识能力被人为地割裂开来。
（二）认识有无主体之争
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默会即是认识主体的默会，认识主体的在场性是默会认识存在的根本保证。在波兰尼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强调了默会知识的个人参与维度。认识主体的默会能力、寄托、信念都直接决定了科学认识能否顺利完全。没有了认识主体，也就不可能有默会的存在了。在长期的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型的探索中，波普尔汲取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营养及思维模式，并将这一思维模式引入到知识生产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进化知识论架构，被称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而“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11]7；“它由我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构成。”[11]123客观知识中的客观是一种内容宏大的客观，它不仅指向自然世界的客观，更多地包揽了人们在追求科学知识的途中所获取的各种符号化的知识成果。而主观知识者则狭隘地持有着“书只有在被人理解才能在实际上成为一本书，否则它只不过是沾上墨迹的纸张而已”[11]270的知识信念。
（三）个人知识的默会维度与客观知识的进化维度之争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波普尔认识论的主要支援背景，人类知识同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规律一样，知识是其自身长期进化的产物。“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和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11]73同生物进化一样，人类知识的增长及认识活动的拓展，都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理论在过去成功的事实不能作为将来成功的任何保证……一个过去曾被反驳的理论可能仍然是有用的。”[11]73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被证伪的可能，都有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的可能。科学理论的获取路径依赖于客观知识被证伪的过程中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波兰尼却认为，人类认知的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还应深入到个体认知活动的不可言说的默会层面，知识的默会维度才可能对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本质做出恰当的解释。
（四）科学认识的评判标准之争
在判断一种认识是否科学的标准问题上，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原则。一种命题、理论或学说如果能够在经验层面被证伪，那么它就是对科学的正确认识，如果在逻辑上不能被证伪就是非科学的认识。越精确的理论一定是越越来越经得起证伪的理论。波兰尼则对这一原则提出了抗议，认为科学是能够通达真理的，这种客观主义的假设是一种冒着较大理论风险的主观猜测，因而是不科学的。默会认知理论说明，“真理只是某种被人相信时才能得到考虑的东西。”[13]305科学认识不是被证伪的结果，是认识主体的信念支撑起来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所有的科学知识，归根到底都要依靠形而上学的追问，“那些相信科学的人，必得承认他们是将一种解释置于他们的证据之上，对这种解释，他们必须自行负责进行明确的测定。一旦把科学接受为一种整体，一旦同意科学的任何特定的陈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赖他们自己的个人确信。”[15]信念是知识的源泉，科学就是人们对其所寄托的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一切激起和造成发现的热情也同样隐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这些热情宣布其价值的某种知识有存在的可能性。”[13]172-173
（五）科学发现有无方法论之争
波兰尼认为科学的发现就是关于存在的选择，科学发现是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方法的。“科学命题的发现和论证其是否正确并没有严格的规则。”[16]波普尔则强调科学发现是有方法的，其根本方法就是试错法，即不断地尝试和清除错误的方法。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一种猜测，人们在科学发现过程中以猜测的方法接近真理进而发现真理。“我们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如何正确而为猜测作辩护，相反，我们将试图运用所有逻辑的、数学的以及技术的武器来证明我们的预期是错误的，以此来这些猜测。这样做的目的是提出未经证明和未经辩护的新预期来取代那些猜测。正如培根所戏称的，这种新预期是一些‘轻率的、不成熟的偏见’。”[17]科学的试错法是人们进行学习的根本方法。波兰尼却坚持认为个人知识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否认科学发现过程中逻辑因素的存在。因为事先预定了科学的合法性存在，科学就不该被我们所规定，我们只能试着去描述科学。科学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了它自身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因而用方法论去解释科学的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进化认识论与默会认识论的思想价值及其限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界有影响力的科学认识论，波兰尼的默会认识与波普尔的进化认识都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类认知理论的积极探索和有效表征，其思想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与理论启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站在反叛传统认识的立场上，推崇人文主义科学观，为我们昭示了科学研究的温情内涵，颠覆了科学界一度盛行的科学至上的神话，摧毁了客观主义者们为科学设置的种种栅栏，使科学以饱满的符合人性需要的形象丰富我们的知性生活，有助于我们培养和理解完整的科学精神。
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对传统的“纯粹认识论”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与反驳，对传统“主客体二分”的模式进行了消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认识论的人性抽象预设进行了批判，证伪了其理论的错误性，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突破传统及积极创新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的真理观发生了变化，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认识是一个进化的动态过程，知识增长的基础是证伪，知识增长的前提是它的可否证性。它启示人们，在科学的王国里，真理是短暂的，今日的真理是通达明日真理的一个“暂时性存在”。进化认识论抓住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缺陷，如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发生学研究的忽视和缺乏，漠视人与动物在不同进化阶段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波普尔把一切科学知识的来源与发展限定在与生物进化同质的进化途径上，理论的偏激性与片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进化认识论完全肯定演绎而否定归纳，认为一切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因而遭到了拉卡托斯的批判：“科学决不是试错法、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18]
相比之下，波兰尼“默之所在，不言自会”的默会认识论的革命性影响是巨大的。波兰尼对实证主义科学观对科学研究带来的危害体会颇深，对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方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断言科学的知识是个人的，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是消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隔阂的主要途径，目的是为了论证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都离不开人的参与，自然科学也是充满人性的科学，以促进人们对科学观的革命性变革。默会认知理论对人类认识默会维度的开掘和强调，从认知的微观角度揭示出人类的默会能力，无疑开辟了认识的新的理论空间，扩展了认识论研究的新的理论境界，描绘了科学发现过程的新的认识途径和图景，为陷入认知困境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指明了摆脱困境的通道。
更重要的是，波兰尼所斥责的这种泯灭人性的科学观在今日的中国也非常盛行，其现实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尤为明显。波兰尼满怀激情地猛烈抨击当今科学研究的非人性化与泯灭人性，怀揣同时代其他的科学哲学家少有的热情与浪漫，指责在科学的全部环节中剔除作为科学主体的人自身的行为，波兰尼为科学沦落成一种纯粹的毫无激情和人文向度的机械化信息处理过程而深深叹惋和痛惜：“我们对真理的信念至此而沦为没有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代中国，对波兰尼充满人性底蕴的科学认识论进行深思，倾听他哲学思想中涌动的整合科学与人性的理性冲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的必要性。它启迪我们，科学的发现与研究决不仅仅是纯粹逻辑层面的推演，科学与个人的知识、品格、兴趣、信念与寄托是无法分割的。人学思想的价值高于实证理性的价值，个人的信仰引领着科学的方向，个人的求知热情规制着科学的永无穷尽。在这一角度上，有人称他是一位人本主义者，是人道主义的神启哲学。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思想新趋向，即把人性与科学重新结合在一起的科学人本主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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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olanyi and Popper’s Theory of Knowledge
YU Dahuai CHENG Guangli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2篇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转贴于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3篇
怎样提高物理教学的效率？怎样使物理容易学、容易教？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物理教学论”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从国际上“物理教学论”研究的内容看，物理概念的形成、物理问题的解决、物理方法的应用，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作为一位物理教师，最为关心的也是这些内容。但是，如果仅仅就概念形成来论述物理概念的形成，仅仅就问题解决来论述物理问题的解决，仅仅就方法应用来论述物理方法的应用，这容易使物理教学论的研究停留在较低的经验水平上。既然是物理教学论，就应当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必须探讨物理教学的概念、问题、方法的理论基础——认识论、系統论、结构论。
研究教学中的认识过程，不仅要涉及一般认识论，而且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物理教学，必须研究发生认识论；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必须进而研究发展认识论。认识论是物理教学的哲学基础，我们认为，把一般认识论、发生认识论、发展认识论三者統一，用以研究物理教学论的哲学基础，才较为完备。
一般认识论是广义的，是适合于整个人类的认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狭义的，适合于儿童（0—15岁）的认识论；本书作者提出的发展认识论，也是狭义的，是根据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创造的论述，提升出有关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认识论。
现代科学中系統论的发展，大大深化了对认识论的研究。从系統论的观点去研究认识论，从认识论的观点去研究系統论，必然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作者在《系統科学与教育》一书中，将认识论与系統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从物理学的原理及公理体系中受到启发，提出了系統学的原理及公理体系。系統论的原理能够成为物理教学的科学基础，这已为许多物理教师所接受。
物理教学中的结构论，是应用系統论思想研究物理教学的具体成果之一。系統论的整体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系統只有通过相互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对物理学的知识而言，学生也只有认识物理学的整体结构，才能较好地掌握它，从而应用它，体现出物理知识的整体功能。虽然，中学阶段，物理学的知识结构从整体上看，尚不完备，但是，在物理教学中必须对物理学结构给予一定重视。结构论也是物理教学论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本书论述了物理教学的理论基础：认识论、系統论、结构论。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
以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系統论、结构论为基础，来论述物理概念、问题、方法，其间还有不可忽视的起中介作用的模式、技术、艺术。以下三个公式是大家容易理解的：理论——模式——实践；科学——技术——生产；哲学——艺术——创作。由这三个公式可知：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它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技术是科学与生产的中介，它在科学与生产之间架起桥梁；艺术是哲学与创作的中介，它在哲学与创作之间架起桥梁。由此可见，物理教学论必须研究对物理教学起中介作用的内容：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二。
上述思路，使我们形成了一个“物理教学论”的新的结构：第一是宏观层次——一般理论层次——论述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系統论、结构论；第二是中观层次——桥梁中介层次——探讨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第三是微观层次——具体应用层次——研究物理概念教学、物理问题教学、物理教学方法。这一新的结构，我们简称为“九章物理教学论”。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三。
本书前三章的“宏观研究”，虽然着重于物理教学的认识论研究、系統论研究、结构论研究；但，仍落实在物理概念形成的模式，物理教学的结构，物理问题解决的方法。进而，在后三章的“微观研究”中，又更为具体地探讨物理概念形成、物理问题解决、物理教学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前后呼应，形成整体。
要提高物理教学的效率，使之容易教、容易学。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还要进行“中观研究”。研究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这在以往的物理教学论中易被忽视。作者认为，如果缺乏“宏观研究”，物理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不深，这是不行的；同样，如果缺乏“中观研究”，物理教学论的基本手段不强，也是不行的。
在研究物理教学的模式、技术、艺术时，作者认为，重要的是掌握他们的原理、原则、方法，即，同样要提高到“理论层次”，进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模式、技术、艺术，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具体应用。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实在论;常识
一、认识的常识实在论立场
戴维特（M.Devitt）的自然化认识论构造的基础是常识实在论，“有关日常可观察的物理世界的实在论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学说”。当然，这种常识实在论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心理信念而存在的，而是同样需要依靠有说服力的论证。那么，在认识的过程中，究竟是先有了一种本体论的立场或者假设，然后再展开认识的呢，还是基于一种认识论的过程去推断本体论的立场呢？在戴维特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从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后，哲学家们往往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之后才衍生出本体论的讨论。为此，戴维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中我们也可以批判性地考察与了解戴维特有关于认识的常识实在论特征：
首先，反实在论的认识怀疑论缺陷。在笛卡尔那里，认识的怀疑论被当作了我们对于世界进行客观认知的第一原则，并且也是获取真理的必要保证，因为怀疑的出发点就是认识的确定性，这样便似乎能够为知识确立起稳固的基础。对此，戴维特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质疑，他认为，尽管笛卡尔对于我们感觉经验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切的关注，并且以一种无可反驳的逻辑思路使得实在论立场受到了动摇，然而这从根本上来说却仍然只是一种“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也就是说，对于实在世界的认识判断，无论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真实的经验，抑或者只是一种虚幻的错觉，这种判决的依据都可以在科学的观察证据那里得到支撑。其原因在于，我们的视觉神经对于外界事物的光波感应和作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外部刺激的来源性质，而且还取决于个体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空间特征。
其次，实在论的基础主义弊端。针对怀疑主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基础主义试图从怀疑主义的理性逻辑出发去进行矛盾推导，从而得到否证性的答案。然而，问题在于，怀疑主义的基本假设就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由这种假设出发我们必然会走向一种“即刻的唯我论”或者“瞬时唯我论”，而这一点是为哲学家们所不能接受的。在基础主义的实在论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源自于洛克的“表征实在论”。然而，洛克将思维的界域限定于观念及其之间的联结之中，这导致其表征实在论的立场最终走向了破产。为此，戴维特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沿着表征实在论的路线，根据那种好似的经验事实而做出最佳说明的推理”。
再次，认识的常识实在论可靠性。对于戴维特而言，可观察的物理实体所具有的实在性本质，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与怀疑论的思维形成了对立的局面。通常，人们习惯于采用一种经验事实的语言来描述世界现象，然而这种语言并非完全是中立的，而是会渗透着人们的理论思维。在这一点上，戴维特一方面否认了那种由事物存在的方式简单地推论外部世界实在性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种对于实在性的信念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得到辩护。
二、认识的自然化可能性
如上所述，戴维特为认识过程的实现设立了一种常识实在论的基本立场，而这一立场的确立则是通过对于历史上怀疑论所存在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而展开的，这样认识的自然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戴维特理论的必然选择。这种自然化的认识论既是应对怀疑论挑战的必要选择，同时也是哲学认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众所周知，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日渐占据人类认识领域的核心位置，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就是人类希望去寻求一种知识的确定性基础，从而建立起有关于认识的统一框架，并且使得认识能够得到充分的、有力的辩护――这是一种典型的体现人类主体理性力量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立场。问题在于，在科学与哲学领域之中，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曾经一度达到令人惊叹的逻辑高度，但是最终它却因为无法应对显而易见的常识性问题而遭到了人们的抛弃，为此戴维特希望以一种自然化的方式和路径来克服这一哲学前进的障碍。
戴维特认为，科学及其背后的假定必须被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这种假定是与心智的运作机制相独立的，并且是一种在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科学……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此，戴维特所谓的这种“理所当然”意指一种认识的自然化产生过程。在戴维特看来，人类先天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具有特定的结构，它使得人类在出生之后面对外部世界信息刺激和作用的情况下能够产生一种“有序化”的经验。这种“有序化的经验”根源就在于人类遗传的认知机制，正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关于实在世界的最初信念。可以看出，在经验与先验的认识论立场上，戴维特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经验论者，他承认我们对于实在论立场的接受不能脱离人类所具有的一定天赋的认知机制和能力。然而，戴维特也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不可自拔，他的目的是要将民间心理学向前推进一步，使之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为其赋予科学的属性。这种科学性表现在：观察渗透着理论，理论即是一种信念，在信念的支撑下人类展开自己观察的具体过程。可见，在认识的自然化立场上，戴维特的观点是一种经过修正的、精致的自然化认识论。
对于自然化认识过程中所存在的人类“信念”而言，戴维特并不回避这种信念的确立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学的任务，而如何将自然化的认识论与规范的认识论协调起来则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去寻求答案。也就是说，程序的有效性问题并不能采用如基础主义所遵循的那种先验式的步骤和方法来加以解决，它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发展过程，并且我们需要以一种动态化的视角来对于科学理论的规范性在确信程度上进行推断与分析。在这里，无论是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或者是规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质上这些问题都体现了人与世界在接触、关联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内在关系。
三、自然化认识论的科学实在论归宿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争的过程中，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得到了进一步的辩护，这种立场也直接地对于戴维特的认识论思想产生了影响。在戴维特看来，常识实在论与科学实在论并不冲突与矛盾，科学实在论也没有损害常识实在论的可靠性，两者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协调的、一致的。当然，也应当指出，作为一种经过了修正和完善的实在论立场，科学实在论也对于常识实在论进行了诸多方面的超越，从而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成为了常识实在论的最终归宿。例如，在量子力学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不可观察现象的理论描述与判断需要借助于科学的预测与假设，而这些假设通常是与我们日常的观察不一致的，这样我们便能够由可观察现象的规律和特征推断出不可观察现象的规律。应当承认，科学实在论并非是无原则地承诺于所有不可观察的物理事实，而是在经验的层面上将日常信念和必要的假设纳入到认识的过程之中。因此，戴维特认为我们并没有根据去拒绝对于不可观察事物的推测与假设，实际上这是一种认识过程必经的阶段。可以看出，不仅仅是常识实在论对于怀疑论的主张造成了冲击，而且在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中这种观点更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在戴维特看来，要想在认识过程中获得真理，就必须承认“理论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意味着它能够导向一种理论预测为真的状态。相对于反实在论而言，科学实在论能够有效地给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原因在于：科学实在论将理论的成功看作为了是一种对于常识实在论的检验。这也就是说，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观承继了常识实在论朴素的世界观，将外部世界的存在作为我们展开认识的基础，并且由此去建构起人类知识的大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理论的成功”是一种人类对于事物状态的判断。在物理学的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通过设置某些实验条件，期望获得某种可以能够推断的结果，然而这种结果却是可以预估的，并且是可以被人类的理性所把握的。换而言之，科学的观察与实验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为了探明某些尚不为人知的物理现象特征，然而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会在实验之前建立起一种信念，进而在这种信念的主导下去完成实验的整个过程。
另一方面，真理符合概念对于理论成功的说明是有必要的。理论的成功与否，其判断标准在于它最终是否能够获得观察上的预测真实性，戴维特认为“主张S存在的理论是成功的，这意味着在观察到的世界中好像有S的存在”。这也就是说，相对于理论本身而言，科学家们更重要的是对于可观察的世界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戴维特的认识论立场是清晰的、明确的，基于对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反思和批判，戴维特力图从一种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给出科学的解释与说明――当然，这并不是认识论的最终结果，自然化的认识论最终只有牢固的将自己建立在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它自身才能够从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与提升。
参考文献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5篇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一、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
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二、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
三、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四、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参考文献：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6篇
Abstract:Theanalyticphilosophyistheanalyticmethodtothelanguageandlogic,theepistemologybytheanalyticmethod,andtheontologyoftheepistemology.Astheepistemology,itboundedtheborderoflanguagewithlogicfortheword,astheontologyitcanceledphilosophyinlanguageandlogic,butdiscoveredtheappearanceprocessasthesignificanceofinsignificance.Infact,thatallarethecapabilityproblembasedontherepresentationoflanguageandlogictothephilosophicalthought.Theanalyticphilosophyitselfisathinkingactionoftheanalytics,whichanalyzesthesecomplexandprofoundrelationsintherepresentationofthelanguageandlogic.Buttheessentialrelationsbetweenthelanguage,logicandthoughtareyetoccultinanalyticphilosophy.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
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1]。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2]。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
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逻辑哲学论4.126）[3]。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7篇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信息交流的便利，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态度，使得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关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更是几成显学。对于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的理解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文中的讨论将在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
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这里的科学—技术认识论，是将科学哲学界的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融合或整合起来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避免笔者不喜欢使用的“科技”一语;另一方面，则可以将技术纳入到科学的“大家庭”里，以及将科学视为一种技术的“物化”过程的科学基础。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科学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科学是科学，技术也是科学。我们发现，诺贝尔科学奖中有90%以上的奖项授予了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科学成就，而极少给予技术产品的发明人。比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不断获奖就是因为它始终处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前沿位置上，并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工程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多学科研究结果。学科交叉的绝对性和现代性，使学术研究呈现出“去单一化”的态势。交叉性、边缘性已成为科学难以拒绝的选择。“元科学”与交叉学科的融通，已变成学者的一种基本责任。纵观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正是科学认识、技术认识变革的理论基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变革的前提和基本路向。科学认识论，可以说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解释法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怀疑主义的［9］。但归根结底，我们了解到的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和技术认识论的铁律。应该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至少五个世纪的时间。直到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等人为止，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图景。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知识表现为某种关于世界、世界的秩序、规律和规律的理论或描述。在他看来，只有理论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实现对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3个世界)的具有真正价值的猜测。然而，理论知识永远不可能被证实或确认是真实的，尽管它可以接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发现始终得到理论的指导，而理论却不是由于观察而得到的发现。说起来这似乎像是一个科学认识的怪圈，但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的确是异常复杂的，对其本质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与波普尔不同，库恩则认为，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在一种总的观点即一种世界观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知道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各种理论可以接受或摒弃的标准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界的这种观点是由各种实例和各个学科间的矩阵形成的。前者是被科学界视为范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法;后者则是“科学共同体”的“普世”基础或共同义务、信念和价值的观念［10］。按照库恩的思想，科学的变化过程基本上是革命的和不连续性的，会带来深远的认识论后果。由此，他将科学分成正常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交叉学科很类似于这种可以随心所欲地研究的特殊科学，它不需要受到更多的学科矩阵的约束。在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上，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分别强调“怎么都行的”科学经验主义及技术异化论。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基础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技术发明及应用往往会产生基石的作用。没有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就谈不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反之，如果一直缺乏技术上的支撑，也不会进一步为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人工物”或技术实践上的验证。这是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和互动规律。理论化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可以避免科学进步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可以促进新颖、创新的方法论的被采用，从而有助于实现破旧立新和建立科学技术新秩序的根本目标。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增长的方法论选择，其合理性也将隐藏于上述目标之中。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认识论政治论
哲学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客观事物由表及里、由深入浅的思考。同时哲学具有反思过去、指引未来的作用，并对实践有指导作用。高等教育哲学则是高等教育在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对整个高等教育的运行有指作引用。高等教育哲学对高等教育的作用犹如一盏指路“明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背景
《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对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深入研究的科学成果，原书1978年初版，1987年由王承绪等人译成中文版，之后一直被学者视为高等教育学的经典。王承绪先生在译者前言中就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西方第一本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1]。
这部著作的成书背景首先是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需要，二战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很多问题需要在哲学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做出正确的回答。但是过去有关教育哲学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甚少。另外，关于教育哲学基本是由其他哲学中推演出教育哲学，没有专门的教育哲学著作，这些都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一本高等教育专门的哲学。
另外，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促成这部经典的完成。作者目睹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2]。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战后美国为保障退伍军人的权利，大力推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料的规模涌入高校[3]。大量学生涌入学校给高等教育带来很大压力。另一个原因是1957年前苏联卫星成功发射，给美国朝野造成极大的震惊和恐慌，美国政府把原因归结为教育并下决心大力投资教育，颁布《国防教育法案》，政府大量拨款资助贫困学生。从而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时代[4]。但黄金时代过后，美国高等教育紧接着就进入“寒冰时代”，以前也有对高等教育的不满，但主要是对伙食、住宿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抱怨，但现在学生集中抨击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身性质和组织结构。无可否认，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有些人在谈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出现“合法性危机”[5]。因此，布鲁贝克从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出发，旁征博引各家学说，形成这部《高等教育哲学》。
二、简评
（一）一个基点：高深学问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复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不应面对各自问题寻找各自方法，而应从总体上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概括。布鲁贝克认为“需要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解决办法，它要求用共同背景中的各种方法探讨所有的问题”[6]。那么如何使用共同背景中的方法探讨问题呢？布鲁贝克的观点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7]。高等教育的共同基点是什么呢？布鲁贝克认为是高深知识，他指出《高等教育哲学》就是围绕“E”调深奥的探求展开论述的。正是由于高深知识、高等学问是解决纷繁复杂的实践难题的共同基点，因此成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理论原点和《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及贯穿全书的主线。
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但对此观点也有质疑之声，特别是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提出高等教育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人，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征，人才是关键所在，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教育起源于人这种特殊生命的活动，教育的本体是人，人才是教育的原点。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应当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培养；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教育的最终目的[8]。因此，张楚廷先生的观点是高等教育是以人为最终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布鲁贝克和张楚廷先生是各自从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论述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二）两条线索：政治论和认识论
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9]。这两种价值观都建立在高深学问的基础上，但在具体取向上则泾渭分明，前者所强调的是“价值自由”，而后者则主张人们在追求高深学问时的“价值判断”[10]。前者把高深学问本身作为目的，而后者则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以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知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以一种“闲逸的好奇”的态度追求知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考虑其他因素。而政治论哲学则是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因此，政治论哲学将高深学问看做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认识论哲学强调知识本位，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没有高深学问就没有大学。但认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认识论以知识本身为主体价值，忽略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例如培根以“蜘蛛”比喻某些探究高深知识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研究专业知识却忽略社会的价值和需要。如果学者在追求高深知识的过程中一直将自己囚禁在象牙塔中，不顾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就会阻碍高深知识的发展和创新。
政治论哲学强调社会本位，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但过于强调这种价值取向，把高深知识作为手段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旦在高深知识的探究中掺杂过多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就会严重威胁人们对高深知识价值的信任。如果政治化发展到知识权力不分的地步，知识就会成为政治的附庸。
由此可见，对任何一种哲学观点的偏向都会导致严重失衡，因此在知识论和政治论中必须寻找一种平衡。首先，纯认识论哲学已经受到挑战，最好的证明就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提出“为国家服务的大学”的观点时，没有受到反对反而得到了拥护。大学有越来越多的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为社会提供优质人才，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另外，虽然政治论获得胜利，但认识论哲学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是某些反对大学象牙塔观点的人，对大学的某些象牙塔还是表示支持的。因为认识论哲学摆脱了外界束缚，放弃了暂时利益，为学术领域提供了一方净土。事实证明二者结合起来会使大学更有活力。
三、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不仅是世界高等教育哲学史上的经典力作，在很长时间内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哲学填补了空白。但是西方的背景毕竟和国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借鉴吸收的同时要立足本国国情。
首先，现代高等教育要允许两种哲学观并存，并使之形成张力。在我国大多是“政治论”占主导地位，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大学的发展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出现了“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并存的局面，大学也在二者之间张力的平衡下得到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较高水平，吸取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精华[11]。事实证明：只有在两种哲学观协调作用的影响下才能促使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另外，高等教育哲学在强调学术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同时，要注重高等教育本体对人的关注。尽管认识论和政治论教育哲学观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忽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作用，远离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领域[12]。高等教育的学术目的社会目的无可厚非，在调节这二者关系的同时不可忽视高等教育本体对人的作用，没有人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学术目的和社会目的就无从谈起，所以高等教育应注重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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