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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晨1981年出生,今年26岁,是一名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先生王伟29岁,是一名IT公司职员。目前他们正在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
收入不错有两套房
田晨税后每月收入有4000元,王伟则有11000元。俩人每月的基本生活开销有1500元,衣食住行娱乐等“消费升级”项目开销有2500元。算下来,每月的结余不少,有11000元。
年度收支方面。两人的奖金有3万元。另外,先生王伟在工作之余,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开了一家小型网站,经营得还不错,只是有时候不太稳定,据田晨介绍说,每年能给小家带来5~8万元的额外收入。
夫妻俩年度支出方面主要有两项,一项是保费支出,每年2500元;还有一项就是孝敬双方父母的支出,有1.5万元。
家庭资产方面。他们有现金2.3万元,定期存款5.8万元,此外还有1万元的基金,3万元人民币理财产品,小夫妻名下还有两套房产,房产均在北京昌平地区。
“一套是经济适用房,在回龙观经济适用房小区,目前市值约有75万元;一套是商品房,位于天通苑,目前的市值有45万元。”田晨介绍说。目前两套房子一套用来自住,一套给父母住,但产权都归田晨小夫妻。
投资偏好中低风险
投资的风险偏好方面,田晨如此评价自己:“能承受一定风险,但不是很高。”
投资实践上:“高风险的股票我没有买,但我买的基金都是股票型和偏股型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呢,买的是一款光大银行一年期产品,据说是92%情况下保底型的,而不是100%保底。所以说我能承受一定风险,但不会太高。尤其是涉及到较大数额的理财,就更不愿承受高风险了。”
田晨想整合一下目前家庭的投资,期望家庭投资每年能得到10%以上的收益。
买车养孩是近期目标
田晨说她和先生一两年内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买车,一是养孩子。
虽然从回龙观到市里上班比较远,但田晨和先生以前一直未考虑买车,主要是北京堵车很厉害,开车上班还不如坐地铁上班时间有保障。但是,他们计划今年或者明年买车,主要是为周末和节假日出游考虑。另外,他们打算一两年内生养孩子,有了车,带孩子出门也会方便。
田晨想请教理财专家,根据目前家庭的收入状况,他们什么时候买、买什么价位的车比较合适。养孩子大概要准备多少费用,如何准备?
田晨和先生还未雨绸缪,开始考虑为未来的退休生活作准备,“我们打算15年内存够足够的钱,以便提前退休。退休后的生活标准是,每月花销相当于现在5000元的水平,并且可以保证每年出游一到两次,包括国外旅行。”
田晨和先生该如何准备他们的退休生活费用?
保障如何增加
最近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是《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文章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也在近期连续刊登文章分析中国的崛起。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也都表明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也形势喜人。面对着如日中天的市场,是大唱赞歌还是认真思考、深刻反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国内金融市场在一片莺歌燕舞中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么这个市场的繁荣局面将难以为继。在笔者看来,2007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仍然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认真应对。
国有金融资产如何管理
政府通过行政或政策的方式让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迅速向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聚集。可以说,通过几年的金融改革,国内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翻倍地上涨,已经达到50多万亿,其中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有40多万亿,但是国内居民的金融资产远远赶不上国家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增长幅度。
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当社会大量的金融资产短时间内向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聚集时,是这些金融机构改善经营、提高机构经营效率的结果,还是政府政策之结果?如果是前者,那么国内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快速的增长,说明了其经营与体质的改善,应该是好事;如果是后者,就得思考这样的国内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快速增长方式是否合适,这些金融资产该如何来管理及如何来分配?
对巨大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与经营,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明确表态,可以由汇金公司重组后按照“国家投资控股公司”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完善体制,即将汇金公司按中国的“淡马锡”发展方向来组建。这个方向,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因为,控股公司模式便于资本营运,有较灵活的决策机制,更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对汇金公司如何定位,都必须以立法的方式给予明确的法律界定。
可以说,目前的汇金公司只是经过了行政授权而没有立法授权,因此,也就不能够对其公司职能进行清楚界定,更不能够厘清国家与汇金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同时,由于汇金定位上法律地位缺失,也就使得汇金不能够厘清与央行之间的关系。
如果汇金公司建立控股公司的模式,并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建立,那么汇金公司将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代表国家行使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淡马锡模式”的精髓在于按市场化标准设立,不享有政府任何特殊优惠政策,投资活动也不受政府干预;在公司的整个经营过程中,“不与民争利”。这是“类淡马锡”公司最基本原则。
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汇金公司与“淡马锡模式”相去甚远。尽管汇金公司主事人极力地在按市场化标准来设立的公司、以市场化的标准来运作,但是,不仅政府行政对汇金渗透不可小视,而且汇金公司这几年来的业绩完全是政府政策的结果。可以说,离开了政府的政策,离开了政府制度化的收益,汇金公司能否取得好的业绩是不确定的。
应该说,把汇金公司定位于国家投资控股公司,符合市场化的原则,也符合国际上积极管理外汇储备、发展财富基金的管理方向。但是,汇金公司要做这一点,就得由国家明确立法。而《汇金公司法》确立必须遵守市场化原则、必须不与民争利、必须明确对汇金公司的监管制度。否则,如此巨额的国有金融资产由汇金公司管理与经营,老百姓无法放心。
外汇储备如何增值
外汇储备过高将导致一系列的经济金融问题。央行1月15日消息表明,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0663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473亿美元。从外汇储备数额增长看,1990年底达到110.9亿美元;1996年底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2004年底达到6099亿美元。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到8536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对一个国家来说,外汇储备增加,应该是好事,它既表明了一国经济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家经济繁荣。在国内资金短缺的年代,总是会希望国家外汇储备增长快一些。但是,物极必反,事情发展到另一个方面就成了问题。过多的外汇储备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因此,如何减少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认为,要把减少贸易顺差作为今年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抓好落实,认为贸易顺差过大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是目前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笔者看来,人民币汇率变化并不是决定两国之间贸易逆差或顺差的最基本因素,也不是改变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力量。因为,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成长关键的因素是中国低工资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及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及技术进步,以往制度改革后的交易费用不断下降。可以说,仅就这几个方面,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应该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为了减少外汇储备增长而强制性地减少出口或增加进口,这对国内经济增长是相当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分清,快速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正常进出口贸易顺差所得,还是由于中国外汇制度存在缺陷,外国资金利用这种缺陷在炒作人民币升值而涌入的结果。如果是前者,外汇储备增长属于正常;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的外汇管理部门就对现有的汇率制度进行全面地检讨,用制度规则的方式来修补其缺失,以便阻止外国资金进入中国炒作人民币升值,减小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对于巨额的外汇储备,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如何对它进行有效的管理或投资。很简单,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财富增长最快的方式肯定是用钱生钱。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投资,那么其增值的机会肯定会多于实物资产持有的机会。而且人民币利率是外汇储备的成本,外币的利率是外汇储备的收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利率5%与人民币基准利率2.52%。以这样成本收益分析,外汇储备收益实际好过国内金融投资。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机会甚多,如果中国外汇储备采取多元化的管理与投资,其实际效果可能比持有美国国债收益还要高。无论是香港政府的外汇基金投资还是笔者自己这几年持有外汇的经验表明,国际金融市场投资机会多得是,关键是中国应该如何用制度化方式形成一个有效的多元化的外汇储备管理与投资机制,以便让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值。
如何控制信贷增速过快
央行2007年1月15日的月度金融报告称,200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3.18万亿元,同比多增加8265亿元,全年新增贷款数创出了近4年的新高。而按照2006年初的指导性货币政策目标,全年人民币新增贷款定为2.5万亿元,超过2006年初指导性货币政策目标的27%以上。还有,到2006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2.60万亿元,同比增长17.48%;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2.71万亿元。全年累计净投放现金3041亿元。
从上述的数据来看,尽管2007年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紧缩政策,如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发行票据等,但实际上的效果却十分有限。例如2006年1月~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22764亿元,同比增长幅度29.8%,资金总额同比增长了5231亿元。而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增长最快的是国内银行贷款,同比增长为44.9%,金额同比增长为1444亿元;利用外资同比增长为41.1%,金额同比增长为9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为72.5%,金额同比增长为98亿元;自有资金同比增长为22.2%,远远低于2005年的增长速度,金额同比增长1349亿元;其他资金来源同比增长为29.3%,金额同比增长为2377亿元,其中定金及预收款同比增长为1.7%,金额同比增长减少了106亿元。
也就是说,尽管政府希望通过管住银行信贷来调整国内房地产市场,但实际情况是,国内银行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不减反增。而且其增速大于2005年的3倍以上。这并非国内商业银行不知道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也不是银行监管部门监管不力,而在于商业银行利益之驱动使然。可以说,由于国内银行信贷大量地涌入国内房地产市场,不仅能够让该银行的业绩大增,也会让相关的当事人大谋其利。正因为,银行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是银行与银行个人短期双赢的事情,国内商业银行当然会让大量的银行信贷涌入房地产市场。
在这里,国内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近几年来,随国内银行业大步的改革,国内银行不仅有希望银行信贷快速扩张的愿望,而且有了快速扩张的能力。特别是三大国有银行上市之后,国内银行的资金更是多得无处可花。如何让这多余的资金贷款出去,就成了各大银行的根本任务。
二是国内银行希望将资金都贷出去,不仅在于不少银行的资金多,而且也在于国内银行市场存贷款利差通过管制拼命拉大。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银行存贷款利差在2厘左右,但中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由于政府对利率的管制,使得存贷款利差达4倍。也就是说,对于国内银行来说,花同样的努力它们所获得利益要比国外银行多一倍。许多发达国家的银行赢利模式是以扩展中间业务为主,但是这些银行进入中国之后,并非是来加强其中间业务,反之,银行贷款成了其最为频繁的赢利方式。
三是如果没有企业与个人信贷需求,银行的信贷扩张也是不会实现的。但是,在政府管制的低利率政策下,银行利率一定是严重低于市场利率。比如说,国内银行一年期利率只有2.52%,而温州信贷市场利率则达到12%以上。试想,在这样情况下,谁借钱谁就获得,这自然会激励更多民众向银行借债,也会激励更多的民众通过银行的金融杠杆来进行投资。
农村金融如何发展
农村金融如果不发展,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村金融发展,一方面是中国农业银行如何改造重组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发展农村的金融组织问题。
中国农业银行改革的难点,一是它的沉重包袱如何化解;二是它的职能如何定位;三是在上述两者的基础上如何让中国农业银行也像其他三家国有银行一样走向商业化及市场化。对此,无论以传统的理念还是以三大国有银行重组模式来做都可能不合适,最为重要的是要重新认识已经变化了的农村经济。
可以说,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分化。一是发达地区农村的城市化;二是部分发达和中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三是大量中西部地区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输出,而保留少量必要劳动力在本乡本土从事农业;四是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在一个完全分化了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下,采取完全同样的农村金融体制或模式已经无法适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了。
因此,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及职能定位就得根据这种发展了的农村经济现状采取不同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根据金融业的基本特点,对农村金融问题,并不是以往那样提出如何来为农业服务的观念,而应该重新设计一种适应新的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或模式。这应该是中国农业银行重组改革的重点所在。也就是说,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重组,并不在于如何来落实一个“农”字,而是要根据金融业的特性来设计,并有利于已经改变了的农村经济。
如何保持证券市场持续繁荣
在笔者来看,中国证券市场要持续稳定发展,就得解决以下几大问题。一是当前国内股市仍然是国有股份占绝对支配地位。2005年的研究表明,国内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国有股份所占的比重为82%。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这个格局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事实上,随着几大国有股份占绝对比重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这种情况应该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如果整个股市国有股份所占的比重过高,如果国有股份所占的比重不能够逐渐地弱化,那么国有上市公司的低效率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在这样情况下,不仅市场无法寻找到能持续百年的蓝筹股,让整个股市发展成一个真正价值投资的市场,而且整个市场的持续发展也就会面对着巨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股市指数快速飙升,不仅在于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也在于目前股票供不应求。因此,要让国内股市真正健康发展,就得加快公司上市的步伐。无论是蓝筹股海外回归,还是国内企业上市,都得要跳出以往严格审批的定性思维。让好的大蓝筹公司大量上市,不仅可减轻市场对蓝筹公司大炒特炒的压力,也能够迅速地改变目前国内上市公司结构,让更多优质公司成为市场之主力。
目前国内股市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不仅要让大量的公司上市,扩大国内股市的规模,以便为这些机构投资者创造有效的赢利机会,而且要改变传统的监管方式,以科学规范的制度规则让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成为健康市场发展的主体。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国内机构投资者是这一轮国内股市繁荣的主力,但是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国内机构投资者无论是动作方式、投资理念,还是价值观念及股市文化仍然没有走出以往股市的阴影。要让机构投资者行为规范,监管部门要有有效的制度安排。
资管战国时代正在开启。私募基金公司从事公募业务,随着6月1日起实施的《新基金法》变成事实。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了解,私募基金公司中,除了目前在公众视野中甚为高调的星石以外,凯石也正在积极的开展公募业务。而重阳、朱雀、民森、金中和等符合发行公募条件的私募,则表示尚在观望之中。券商申报公募业务资格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如若顺利,6月底便会有第一批产品面世。
从有基金牌照就能赚钱,到目前公募基金公司已经有83张基金牌,再到符合要求的私募公司和券商也可以发行公募基金,基金牌照大开放的趋势,虽然给予了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平等的权利去开展业务。但是对于新的参与者来说,第一,有牌照就能赚钱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第二,公募与私募的游戏法则并不相同,私募是否能快速适应?目前公募基金公司已经有83家,仅半数实现盈利,且均为老牌基金公司。在这一个赚钱似乎越来越难的行业里,私募发公募,是蓝海还是难海?
两大优势
一、基金经理的明星效应
私募基金行业的掌门人,多为曾经公募基金行业的明星基金经理。自2007年,江晖、田荣华、赵军等第一批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之后,公募基金连年“失血”,从基金经理到总经理级别,出走人员越来越重量级: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总经理莫泰山、华夏基金的头牌王亚伟、固定收益部投资总监杨爱斌、投资副总监孙建冬,等等。近日又有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刘文动、嘉实基金的股票投资部总监刘天君,博时总经理何宝也相续离职。这些原公募明星基金经理的团队如果能发公募,在与银行的沟通上,对公募客户的影响力上,都有一些先天优势,明星效应。
二、股权优势
相比公募、保险、券商来说,私募的背景实力往往显得单薄。虽然私募基金的股东实力不够雄厚,但是私募基金公司的掌门人,往往是这家基金公司中的大股东,其他的核心人员,也持有公司一定份额的股权。相对于券商、保险、公募的从业人员来说,私募基金公司更有动力去做好投资,团队的稳定性更强。
三大挑战
一、如何维护好不同客户的利益
如何维护好两块不同的客户的利益,配置投研资源,以及进行投资上的隔离,避免出现先买先卖等情况,是所有资产管理公司最容易被质疑的问题。按照规定,公募业务在投资决策流程上必须完全独立,因此,私募的投资部分必需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建立防火墙,分别管理公募业务和私募业务。
编制上的分制,或许并不足以让投资人信服。在基金公司,公募专户与公募基金之间是否有利益输送问题,也常被质疑。对于公募公司来说,公募基金巨大的规模是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加上公募基金公开的业绩,可以达到名利双收的效果。在投研和营销团队配置上,公募公司倾向于将最优秀的资源,最好的基金经理配置在公募业务上。而私募的情况则可能不同,如何协调公司有限的资源,维持原来成熟的私募业务,和推动新公募业务的成长,是私募公司开展公募业务首先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如何迅速地拉动规模上升
公募和私募的主要盈利来源不同。私募基金普遍规模较小,一般一家公司仅管理几千万到几个亿,能有几十个亿的规模已属大型私募公司,而且固定管理费较有限,每1个亿的管理规模,每年仅能贡献几十万元的收入,通常难以维持一个正常公司的运作。但私募基金有一块重要的收入是20%的高水位业绩提成,假设1个亿的规模,每上涨10%,便能提供200万元的收入。因此,对私募来说,规模当然重要,但业绩更是基础,业绩不仅能提供20%的高水位业绩提成,而且,业绩不好的话,由于私募的投资人都是单笔投资100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单笔投资大,人群成熟,对业绩比较敏感,很快就会用脚投票。
对于公募基金来说,收入则是完全来源于固定管理费。拿股票型基金来说,因为不需要给发行平台支付费用,公募基金所获得的固定管理费较高,而且目前公募基金公司的平均管理规模是399亿元,依靠规模带来的盈利非常可观。
公募基金规模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截止2013年5月31日。
私募要发行公募,意味着要配套完善的中后台,配套相关营销人员,及可能的投研扩张。人员、设备、场地的扩张,及公募没有业绩报酬费的现实,将进一步凸现规模的重要性。公募公司一般股票型资产管理规模至少要达到100亿元以上,才能实现盈利。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截止5月31日,还有8家公募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规模在10亿元以下。私募发行公募基金后,如何迅速地拉动规模,如何制定渠道和直销策略,通过直销,银行,券商或独立第三方基金销售公司推动销售,如何与现有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当面或错位竞争,也是当务之急。
三、如何创造和维持好业绩
话说回来,无论是私募基金也好,公募基金也好,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拿出优秀的业绩来留住客户。
虽然银行可以为基金的规模做出重大贡献,但这样的状况或许并不能持续。回首2007年的鼎盛时期,公募基金的首发规模动辄超过100亿元,比例配售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然而随着公募基金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多,公募基金的首发规模每况愈下。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今年2月以来,公募基金的平均发行规模维持在20亿元上下,股票型基金的规模更是只有几亿元甚至几千万元。
公募基金的募集还有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即首发规模往往较大,而以后就很难再有成长。据好买统计,自2005年以来,仅有23%的基金目前的存续规模超过其首发规模。虽然这与银行往往只注重对新基金的销售有关,但是好业绩无疑能让其突出重围,今年以来,以上投摩根为典型代表的专注于主动管理股票型基金的公司,由于业绩持续优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规模效应,仅今年1季度,上投摩根的资产管理规模就增长了116.26亿份。
基金存续份额与首发规模差值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截止2013年5月31日。
A股无视政府的救市措施,持续着暴跌的节奏,千股跌停的罕见场面频频出现,市场已经成为一个血淋淋的屠宰场,机构深套,私募产品不断清盘,投资者在付出着惨痛的风险教育学费。在跌跌不休和政府救市的博弈中,市场会何去何从呢?私募基金如何解读这系列救市措施?私募基金未来的操作策略如何?
过半私募认为短期反弹25%私募认为会继续下跌
暴跌中,国家救市措施频频,力度不可谓不大,IPO暂缓发行,券商1200亿平准基金,央行为证金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可达万亿,公募基金回购自身基金,社保基金只卖不买、限制做空――利好在不断推出,脆弱的市场却继续下行,特别是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市值个股继续上演跌停潮。
私募排排网对全国近70家私募机构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市场经过史上罕见的暴跌后,在政府不断出台救市政策的背下,23.08%私募认为市场会出现反转行情,目前主板市场已经是底部区域,未来向上走出慢牛的可能性大;51.92%私募认为市场会出现短期反弹行情,反弹后会继续下跌;25%私募继续谨慎,认为A股会继续下跌(如图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前期救市方案中更偏向蓝筹股,加上中小市值流动性风险大,私募基金对中小市值股票短期持谨慎态度,普遍认为仍有下跌空间。但正是由于暴跌,众多公司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买点。
20%私募认为沪指底部区域在3000点
那么,在不断暴跌的市场中,私募基金认为A股底在何方呢?据私募排排网调查,以沪指为例,2.86%私募认为3800点区域就应该是市场的底部,目前是过度反应;34.29%私募认可政府的救市行为,认为目前3600点区域就是市场的底部区域,22.86%私募则认为沪指会跌到3400点附近,11.42%私募认为会跌到3200点;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私募对行情非常谨慎,20%私募认为沪指底部区域在3000点附近,更有8.57%私募认为会低于3000点(如图2)。
私募基金平均仓位仅为45.62%7月或加仓
私募基金仓位相对灵活,在暴跌过程中,大部分私募基金进行了减仓,据私募排排网调查,目前私募基金平均仓位仅为45.62%,相比5月的81%,已经大幅减仓了35.38%。其中,32.5%私募仓位低于30%,25%私募仓位介于30%~50%,22.5%私募仓位为50%~80%,而20%私募仍然以高于80%的高仓位运作(如图3)。
由于私募基金对短期行情有反弹的预期,部分私募有提高仓位的打算,对于7月预计平均仓位为58.46%,相比提高12.64%。其中,25.64%私募预计低于30%仓位,33.33%仓位为30%~50%,15.39%私募仓位预计仓位为50%~80%,而25.64%私募预计仓位则高于80%(如图3)。
为国护盘VS离场观望
私募基金如何解读政府的系列救市政策?市场底在何方?私募基金未来的操作策略如何?
菁英时资董事长陈宏超积极加仓,以自有资金出资2亿认购旗下基金。他认为,管理层强力救市,不断推出措施,累计利多终究会反应,短期底部确立,底部就是目前位置,在救市推动下会出现反转。目前仓位六成,未来进一步提高仓位,八成绩优高成长股。
倚天投资投资总监叶飞更是乐观,认为沪指或反弹至4300点。目前满仓运作,看好超跌的次新股以及超跌科技股、超跌医药股。
新价值投资投委会主席罗伟广坦言,3900点已经满仓为国站岗。
西域投资董事长周水江认为,利好频出,市场止跌后反弹,在一定区间内振荡消化杠杆筹码和充分换手后上行。回调在区间内振荡夯实底部,底部或在3500~4200一线。目前仓位30%~60%的都有,7月仓位不变。看好互联网、生物医药、资产重组和国企改革主题。
东方港湾投资董事长但斌说,如此大的利好,如此坚决的措施,都如此走的话,不要再怪政府了,要怪只能怪“妖魔鬼怪”把泡沫搞得太大,是神仙也救不了!
季胜投资董事长徐小丛蛉衔,救市措施没能缓解现在的恐慌情绪!沪指或会到3000点以下才能稳住,目前在10%以内仓位。策略上等待暴跌,关注跌幅超过70%以上的优质。
韦尔资产总经理邓耀认为,政府救市力度加大,但还未能直击痛点,需要进一步措施。救市力度不够,仅带来短期的止跌效果,市场底或在3000~3200点区域。策略上短线波段操作超跌成长股。
泽龙投资董事长杨振邦认为,增援资金的方向打错了,增援资金应该集中在少量创业板新经济龙头上,可以迅速扭转局面。如果按这个方向走,市场会出现反转,如果是按反方向走的话,市场的结果不容乐观。这要看国家是否足够专业,资金如果运用得当,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否则市场还得折腾。
这是Dave McClure在自己博客中分享的一句话。作为PayPal的前高管,眼看着PayPal的几位前同事都创办了伟大的公司,如LinkedIn、YouTube、Yelp、Yammer,他自然不甘落后,创办了500 Startups,一家位于硅谷的投资和孵化公司。
500 Startups近来的发展可谓一路高歌猛进,投资的公司很多都表现不俗。比如,社交媒体营销公司Wildfire Interactive已被Google以3.5亿美元收购,3D打印公司MakerBot被同领域巨头Stratasys以4亿美元并购,云通信服务公司Twilio第四轮融资后估值达5亿美元。
前不久结束的TechCrunch国际创新北京峰会上,Dave McClure应邀做了主题演讲。在演讲前一天,他接受了《创业邦》的独家专访,分享了自己的投资哲学及关注初创公司的一些视角。500 Startups采用的是大量小额投资(make lots of little bits)及增量投资(incremental investment)的策略。在Dave McClure看来,创意、市场、团队都很重要,但产品才是王道。此外,他直言“让初创公司草拟五年规划纯粹是浪费时间,商业计划书也是扯谈,因为早期产品市场定位都还是个未知数,很难做出长远预测。”
关于目前中国的创业环境,Dave McClure认为,中国目前的整体环境与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些类似,短期内存在非理性繁荣。
当被问及与硅谷知名孵化器Y Combinator(以下简称YC)有何差异时,他笑言:“如果要类比的话,他们可能是Steve( Wozniak),而我们是(Steve )Jobs。”
500 Startups 和YC有何不同?
创业邦:500 Startups如何保证孵化企业一定的成功比例?
Dave:2008年,因Facebook联合创始人Sean Parker的邀请,我加入了Founder’s Fund管理种子基金,期间也管理过Facebook fbFund的孵化项目。一年半后,我创办了500 Startups(以下简称500),一家早期种子基金和企业孵化器。2010年6月,我们拿到第一期基金共2900万美元;同年10月,我们迁入新的办公室,并启动孵化计划;2011年我们共孵化了三期项目,第一期有12家企业入驻,第二期24家,第三期34家。
我们在加州山景城、旧金山、墨西哥城设有办公室,现在旧金山孵化的项目通常是每期30家,墨西哥城每期15?20家。如果每期孵化项目少,成功率就偏低。通常能有20%的孵化公司运作相对顺利,即孵化25支队伍通常会有5支最终脱颖而出。
成立的第一年,我们不断探索到底一期孵化多少家企业、预算多少比较合适。两年后,我们基本探索出了成本收益比合适的孵化模式,也因此开始了国际化进程。目前我们的投资1/2在硅谷,1/4在美国其他地区,还有1/4在世界各地。我们会为来自全球的初创公司在硅谷提供4个月的孵化培训,每年举办3次,同时提供1万?25万美元不等的金额,依据公司估值不同而获得创业团队5%的股份。
创业邦:截至目前,有多少家公司已从500 Startups孵化器毕业?
Dave:300家左右。我们在旧金山共孵化了10期,每期25家;墨西哥城共孵化了4期,每期15?20家。虽然我们和YC、TechStars及其他孵化器存在竞争,但也有合作,比如我们投资了70家在YC孵化过的公司,35家在TechStars孵化过的公司,10家在Seedcamp孵化过的公司。也就是说,我们1/3的孵化项目是直接进入500,1/3先入选YC再进入500,剩下1/3先入选其他孵化器再来500。
创业邦:与YC相比,500 Startups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Dave:我尊重Paul Graham(YC创始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也许是站在YC的肩膀上,但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如果要做个类比,他们可能是Steve Wozniak(早期苹果电脑发明人,与Steve Jobs共同创立了苹果电脑公司),而我们是Steve Jobs。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YC是黑客文化(hacker),擅长工程和编程;500更像个皮条客(hustler),擅长市场营销、设计和讲故事(将想法推销给投资人)。当然Paul有时候也会说他们是中介,但我们对计算机工程的狂热程度相对要弱一些。
其次,YC寻找的是Airbnb、Dropbox这样的“黑天鹅”,并期望在路演时拿到最高的估值(这两家的估值可能就占了其投资总额的3/4);500认为种子期的估值要现实,可能A轮、B轮的估值更为重要,但早期阶段你想要的是专业的业内投资者,不是非专业的资金提供者。
最后,YC更多地关注从世界各地汇聚于硅谷的团队,而500更偏国际化、多元化。我们在墨西哥、巴西、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欧洲等地都有投资,我们的团队讲普通话、印地语、法语、西语、希伯来语,另外,我们更偏好女性创业者。
大创意不是最重要的
创业邦:请谈谈您的投资哲学。
Dave:2005年Steve Blank写了一本书叫做《四步创业法》(The Four Steps to the Epiphany),最早提出了“精益创业”的概念,即先在市场中投入一个极简的原型产品,然后积累用户反馈,并对产品进行快速迭代优化,来适应市场。我觉得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投资领域,即“精益投资”。
其实就是大量小额投资及增量投资的策略。首先小额投资大量初创公司,然后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筛选出优秀的初创企业。然后我们会对这些优胜者有选择地进行追加投资,通常是其他VC领投。如第一轮投资金额是2.5万?10万美元,第二轮10万?50万美元,如果顺利,可能会进入第三轮和第四轮。
我们的投资资金规模庞大。传统VC可能和50?100家初创公司进行意向注资沟通,但最终可能只会投资其中的几家初创公司,而我们是分散投资,如我们第一期基金投资了260家公司,第二期320家,第三期400家。这样做有助于分散风险,降低决策的时间成本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分散被动”(Spray and Pray)的投资法,这个观点贬低了我们的投资策略,我们会进行分散化,但绝不被动化。我们有自己的评估预测模型,并会借助大规模的定量实验进行快速升级迭代;我们相信这是一套科学的投资运作机制。
创业邦:500 Startups投资的知名项目有哪些?
Dave:我们的投资项目包括Twilio、Wildfire、MakerBot、SendGrid、Credit Karma等,其中社交媒体营销公司Wildfire Interactive已被谷歌以3.5亿美元收购;3D打印公司MakerBot被同领域巨头Stratasys以4亿美元并购;云通信服务公司Twilio第四轮融资后估值达5亿美元。
创业邦:据说大创意(Big ider)在您看来,不是最重要的?
Dave:Uber主要通过软件建立起司机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网络,提供点对点的交通服务,我觉得这是渐进式创新,不是颠覆式创新。Airbnb同样如此,一开始允许任何人将闲置的房屋进行租赁,算不上大创意,只是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突破。再比如Amazon,贝佐斯一开始只是在网上销售书籍,他的模式一点也不Sexy。
创业邦:所以您强调“产品才是团队的灵魂,是反映团队执行力的一面镜子”?
Dave:对。很多人说创意很重要,团队很重要,市场很重要,但这些多半难以证实。如果一支团队真的足够聪明、足够优秀,我相信会体现在产品上,他们能向其他人证明他们的产品也同样优秀,而如果产品棒,体验好,消费者就会愿意买单。
比如他们是不是创造了用户需要的东西,用户体验如何,用户增量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直截了当的,并不是概念性的东西。所以,产品是体现团队能力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明。但如果你想证明某人是伟大的企业家,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得出结论。
创业邦:您这个观点可能和国内大多数投资者有些不同,他们会觉得人靠谱最重要,产品暂时还不完善没关系,因为他们相信靠谱的创始人和团队将来肯定能创造出一些东西来。
Dave:创始人和团队的确很重要,但大部分创业者可能都是第一次创业,很难去判断他们未来到底能不能创造一家伟大的公司。我们若干年前知道Uber会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吗?当我们回过头来,可能会说它的创始人确实是个牛人,但当时看起来那20名创业者都非常优秀,我们很有可能对其中19位都判断失误了。我觉得只有几年朝夕相处下来,才能真正明白这个人的潜质。
创业邦:什么样的创业者向您Pitch时,能说服您投资他?
Dave:最好不要把创业故事说得太戏剧化,上来就描绘自己的远大梦想,说要成为下一个Steve Jobs。我觉得首先你要非常清晰地将你的项目呈现给投资人,Jobs每次演讲观点都非常清晰明了;其次要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另外表述时最好用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要讲清楚过去是如何将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产品的,给用户创造了什么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团队是如何去应对的,而不是告诉我说现在公司用户量多少,将来五年内的规划等。
成立不久的初创公司谈五年规划或远大的愿景纯粹是浪费时间,商业计划书也是扯谈。商业计划书都是这么写的,“我完成什么目标后,下一步怎么做”。它的前提是你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它适用于财务稳定、商业模式明朗、低风险的公司。
对于初创公司而言,早期阶段,产品市场定位都是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长远预测是非常困难的。你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尝试,先试验方案A,看看效果如何,然后根据市场和用户反馈不断进行调整。一旦创造了一款用户黏性强的产品,你可能要开始调整市场结构和用户获取结构模型,需要对用户进行精确分析,即我们所说的反应性战略(Reactive Strategy)。我们需要几个备选方案:这样做成功后,我下一步做什么?失败了,我下面的路又该怎么走?我想要看到的是反复迭代的模型,试验式的思考过程,周期驱动而非长远的规划。
在前期阶段这一点比愿景重要得多。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我会想听听你的愿景,但前提是你可以把目前的工作做得很好,团队已经组建完成,产品完善到了一定程度,用户积累到了一定阶段,融资也顺利完成了。纵观历史,卓越的公司源自持续不断的执行力。
创业邦:你们和创业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Dave:我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创业者,其次才是VC。我们和创始人之间是非正式关系,像家人那样,并以社区为导向。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共同梦想、共同付出的基础上,彼此有很强的信任感,而不只是合伙人的契约关系。
创业邦:您是如何建立信任感的?
Dave:可能是我们透明、开放的心态和做事方式让我们收获了信任感。比如我们在线下会举办很多分享会,我也经常在Twitter、博客上分享很多个人心得,所以很多人即便没见过我,似乎对我还挺了解的。(笑)
中国存在非理性繁荣
创业邦:您对中国创业环境的印象如何?
Dave: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从长远来看,机会无穷,创业氛围浓厚并且人才济济,确实有创业者想真正创造出一些东西,投资者也很兴奋;但短期而言,中国目前的整体环境与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些类似,存在非理性繁荣。
另外,BAT三足鼎立的状态也跟Amazon、Yahoo、eBay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刚兴起时差不多,投资者纷纷向初创公司砸钱,但实际情况却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乐观。这种投资行为会经历一个调整期,才会弄明白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才算合理。
创业邦:这个调整期需要多久?
Dave:美国大概用了5?10年的时间。1995年?2000年,投资热,但这种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2000年?2005年,投资陷入低谷,创业者融资难;2005年基本恢复正常;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初创公司也遭到重创。目前中国的状态是“Go! Go! Go!”,节奏非常快,房地产投机,投资投机,价格虚高。
创业邦:您觉得是一种泡沫?
Dave:我不会预测说这就是泡沫,但至少在我看来,估值偏高。所以投资时谨慎地选择合适的价格很重要。
创业邦:在这种情况下,500 Startups投资的中国公司有哪些?
Dave:马睿是我们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在过去几年,我们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投资了近15家初创公司,其中包括香港的笑话分享平台9GAG、电商网站Shopline,台湾的图片拼贴应用PicCollage、社交聊天工具Cubie,大陆的云服务提供商云络(ChinaNetCloud)等等。我们会继续保持每年5?10家的投资,以后可能会提升至每年10?20家。
创业邦:500 Startups可能在硅谷名声响亮,但对于一些特别出色的中国初创公司,他们不难找到国内优秀的投资人及孵化器。你们能为这些创业者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Dave:我们会帮助他们积累人脉,与导师、顾问团、投资人建立联系。我们有强大的导师社区、投资人社区,目前已有2000多名创始人、200多位导师。导师会教他们如何说服投资人,帮助他们在硅谷找到合适的合伙人和投资人。同时我们擅长用户获取和市场营销,比如通过Facebook、Twitter及其他移动平台进行线上营销。即使他们不来硅谷孵化,我们也可以在市场分销上助他们一臂之力。
当然,中国的价值主张可能不同于其他国家。比如在拉美、中东、欧洲等国,常用的搜索引擎是Google,社交平台是Facebook和Twitter,移动平台是iOS和Andriod。但在中国,大家搜索用百度,社交用微信,电子商务有阿里巴巴。我们也在思考如何与这些平台构建合作关系。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创业者希望和硅谷建立某种联系,开拓国际市场,而我们在资金、市场、人脉方面都可以帮忙。
创业邦:500 Startups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能谈谈未来三年内的规划吗?
2007年1月19号至20号,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各存款性金融机构向保险机构交纳保险费,当投保机构面临危险或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者支付存款。存款保险的方式目前的方法有三种:强制性保险,自愿保险及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双轨制保险。
2006年9月25日,香港酝酿十多年的存款保障计划正式出台,银行为存户的存款买保险,当银行一旦倒闭,每名存户10万元或以下的存款将获得全额赔偿。
中国的金融改革在近几年步子很快,这是否意味着推出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成熟了呢?
《经济》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他明确地告诉记者,就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言,比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的水平要高,推出存款保险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然而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而言,和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的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就金融产品的成熟度而言,也存在差距。所以,就目前而言,推出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机会并不成熟。
储户能否认同
《经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在国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王国刚:银行存款保险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于发达国家,1929年到1932年,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随之蔓延到全球。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银行受到强烈的打击,美国先后倒闭了9000多家银行,当时的储户存款没有任何保障,存款出现巨大的损失。为此,美国开始推出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其他发达国家也先后效法,推出银行存款保险。可以说,银行存款保险的推出让储户存款的保障从原来的零水平到有所上升。
《经济》:我国储户在心理习惯上是否能接受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王国刚:目前中国储户所有存款都在政府信用的保障之下,如果中国推出银行存款保险,城乡居民心理上反而会觉得存款的保障将从原来的100%往下降。对储户资金而言,银行存款保险的推出,在信用保障上是减法,从信用保障覆盖面上来说是一个缩小的过程。而西方国家是加法。因此,可能引起人心不稳。
《经济》:对倒闭的投保金融机构的存款人的赔偿通常有一个最高限额,存款数量在限额内的存款将得到全部赔偿,而超过最高限额的存款只能获得部分或者没有赔偿,超过最高限额的存款风险高于有保障的存款,这种风险差异是否会扰乱利率市场?
王国刚:目前采用的是基准利率,高于保障的那部分,由于没有保障,风险很高,试问,是否回报相应也要高?从风险和受益相对应的原理来说,有保障的那部分存款利率是否相应要调低,从而腾出利率空间补偿没有得到保障的那部分存款?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银行现有的存款利率体制是否要做出调整?对于这种差别利率,储户目前是否可以接受?
在全额保险的储户存款,如果不选择储蓄,是否有其他的去处,如果没有,算不算强制存款?如果是强制储蓄,不给保障有理由吗?高于保险额度的存款,如果真的出现问题,是否真的全部不赔?还是根据事件大小处理?
《经济》:得不到保障的那部分存款可能会流向哪些领域?可能会什么样的影响?
王国刚:如果储户做出这样的决定:高于保险额度之上部分,不存入银行,购买金融产品,试问,现在是否有足够的金融产品供选择?我现在不谈种类,只谈数量规模。假设城乡居民储蓄中16万亿元的存款转移出1万亿元,这笔资金进入股市、债券市场和其他理财产品市场,结果可能是带来产品价格虚高,否则资金转移不出去。高于保障部分的资金,由于没有去处,风险没有得到化解,可能会遭到储户的抵触。
银行的反应
《经济》:如果银行存款保险推出,对银行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王国刚:银行在银行存款保险推出后可能会增加成本。在政府信用保障之下,银行不需要支出成本。多出的这部分成本如何消化呢?可以想到的有三种方式:一是从储户身上要,降低成本;二是降低经营成本;三是开辟新业务。后两种方式,有没有存款保险,银行都要做。
《经济》:银行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中小银行会有哪些影响?
王国刚:经营状况较差、资产质量不好的银行,可能遭遇储户的大量流失,存款保险制度可能还正在实施进行中,就会有银行已经倒闭,那么如何处理倒闭的银行?目前还没有应对之策。
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经济》:如果推出银行存款保险,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先解决哪些问题?
王国刚: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清楚:一是保费按什么口径交?如何收取保费?假设保险额度为10万元,银行是按10万元有保障的存款交保险,还是按存款余额交保费?再有,保费的收取以什么为单位?以金融机构为单位,还是以储户为单位?比如有30万存款的居民,如果他把钱都存入一家银行,高于10万的部分则得不到保障,如果他的钱平均分成三笔存入三家银行,可能他所有的钱都可以得到保障。按什么口径核算,如果每一处为单位,如何核实和统计?保费收取的时点如何界定?存款是在动态变化的,当存款余额减少的时候,是否还要退还保费?
二是如何理赔?一旦发生危机,若是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的银行,尚有能力赔付。如果更大的银行出状况,是否有能力赔付?
三是结余资金如何运作?保费收入―(运营成本+理赔资金)=可运作资金,社保基金的运作方式通常是选择银行存款、购买国债,选择低收益、低风险的金融产品,年收益率大约为3%。另一种方式是投资证券,2006年投资股票受益不错,然而此前的三年呢?这笔资金运作的第三条渠道是通过汇金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然而,如果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资金会固化,一旦资金固化,如果出现理赔事件,理赔资金从哪里来?
国外存款保险基金的运作方式主要选择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等投资方式,收益高于银行存款,风险低于股市。目前中国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难以识别,如何进行金融产品的组合?
《经济》:如果推出银行存款保险,监管职能将由哪个机构来承担,或者需要设立哪些新机构?可能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机制?
Q:华平作为全球性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在全球进行了50多项能源投资,投资总额逾95亿美元,其能源投资涉及油气勘探生产,中游、发电、油田技术和相关服务,矿业和新能源开发等,在全球能源领域的投资具有丰富的经验。在您看来,目前中国能源领域具有哪些投资特点?
A:我认为中国的市场机会来自于目前的市场现状,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市场非常大;另一方面是“不特别干净”。
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同时也是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会带来怎样的市场机会呢?一个是利用效率。作为最大的消费国,中国如果在能源的利用效率上有所提高,将会对包括制造业等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二点就是供给效率,在常规和非常规领域,如能提高资源的开采和生产效率,将为市场提供很多机会。目前,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从政策层面上和企业架构上实现互补,最终达到提高各方面效率的目的。
从能源利用的清洁度讲,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中,煤炭的占比仍然很大。在这样的能源结构升级和转换中就蕴含着很多投资机会,包括非常规天然气生产和开发的公司及配套服务,设备,人员等需求。中国能源行业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政府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政策是促进其转型的重要内容。未来的能源结构将从现有的国企垄断、煤炭为主的结构,转型到多元化市场参与主体和能源构成的方向上。
任何一个转型期过程,难免有些波折和困难,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也意味着新的投资机会。
Q:您如何看待当下能源领域变化中的市场机会?
A:中国能源消费从煤向气的转换过程中存在许多机会。例如,天然气运输领域和国有油气集团的合作机会,包括管道、LNG液化厂、LNG槽车、配送中心、到终端客户接收站等等。在这方面,除了中石油,一些地方省市的区域管网安排,也有不少企业的参与。国内一些省市已经在加油站旁边设立加气站,还有专门为公交系统、船舶系统提供加气服务的设施等。我们觉得这方面也会出现机会,但要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地域特性,因为地方管网等基础设施往往和城市规划相关。
另外,为了迎合上、中、下游的发展需要一些特殊的设备和服务,例如与管道相关的阀门、压缩机等设备,甚至消耗品等,也可能存在投资或合作机会。此外,华平也在一直跟踪新能源方面的进展。
从现阶段来看,对我们最现实的机会还是非常规天然气的上游。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行业也存在风险,但不同投资者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差别的。相对而言,华平的全球一体化的模式和资金实力,成就了其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善于承担早期勘探风险。这就形成了华平与国有石油公司在海外合作中互补的局面。作为一个投资者,公司成长周期和商业模式必须和融资的方式吻合,这种吻合度决定了未来的共赢。
华平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了煤层气项目,除此之外,致密气、致密油、页岩气、页岩油等领域应该也有不少机会。我们也愿意尝试与国有公司进行类似的合作。
Q:华平怎样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
A:我觉得华平的投资理念能够最好地回答你的问题。华平专注于成长型投资,我们看中的项目,要有最好的管理层,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处于一个增长性的行业,这样公司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业,如果公司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可以在相对增长较缓的一个行业里快于其他竞争对手,也是我们的合作对象,我们此前一些投资也反映了这一点。
另外,企业在一个成长性高的行业里面,更容易成长,所以我们真正的着眼点是企业的成长能力。这其实是和企业的竞争优势、管理团队的执行能力,还有行业的成长能力是相关的。所以我想,不论是否早期的企业或行业,都存在投资的可能性,我们更关注的是成长能力。
华平在美国的页岩气投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华平自2002年开始涉足美国页岩气投资。2003年2月,以华平为主的几家投资者共同投资组建了Antero公司。在此后的几轮融资中,我们共为Antero投入15亿美元。在雄厚的资金支持下,Antero可以在早期就拿到页岩气区块资源,利用先进的开发技术进行生产,并于2013年成功在美国上市,现在公司市值已高达160亿美元。这是一个典型的从零做起的企业案例。
Antero仅仅是我们投资的其中一个非常规能源企业。除Antero外,华平的投资覆盖了几乎北美所有的页岩气和非常规油气主要盆地,目前为止所投资的总资产价值超过250亿美元。可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见证了整个美国页岩气的革命,发挥了资本的力量。
Q:目前与国有大型能源企业的合作有哪些?成效如何?
A:目前在中国,华平已经有了成功的投资案例。中国非常规能源的起点是煤层气,我们已投了一家煤层气企业,叫亚美能源(AAG)。亚美能源的管理层在煤层气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而华平帮助亚美能源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理念和人才。亚美能源目前在山西沁水盆地有潘庄和马必两个区块,其中潘庄项目是第一个非国有制企业获得发改委批准的商业开发项目。亚美能源最近宣布,日产量已经突破百万方,迄今保持中国煤层气单井最高日产气量的纪录。
亚美的潘庄和马必区块,是分别与中海油和中石油合作开发的。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如何有效和国企进行一些合作。亚美能源可贡献的是先进的技术和资源。尽管中外合作开发煤层气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双方合作非常愉快,我们对公司取得的业绩感到欣慰。
Q:华平如何看待小股东身份?
A:首先,华平并不排斥小股东的身份。在混合所有制政策下,一些民营企业可能会担心自身在与大型资本合作时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
业内有一些惯常的权益保护条款,这些条款往往在和企业谈投资的时候就要谈好。另外,我们比较关注管理层和创始人的稳定性,不能随意变更。一些重要的决策小股东也应该享有应该的权益。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中国通胀数据显示,2012年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2%,创29个月来新低。与之相对照,全国生产品价格指数(PPI)负增长2.1%。作为CPI的先行指标,PPI同比涨幅已经连续第11个月回落,并且连续4个月进入负值空间。一些经济专业人士认为,如果CPI仍按目前的速度下滑,那么中国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通缩的风险。
《新领军》:目前通缩言论纷纷,中国经济是否真正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呢?判断通缩的标准是什么?
李佐军:我认为,现在说进入通缩,言之过早。因为中国经济刚刚从通货膨胀的状态走出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还要看整体经济运行的情况。所谓“通缩”,是指当市场上流通货币减少,导致人们的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影响物价下跌,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就是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导致物价、工资、利率、粮食、能源等各类价格持续下跌。
确切说,如果经济未来持续往下走,需求不断下降,CPI、PPI持续走低,是有可能存在通货紧缩的危险,但目前还要观察几个月。中央刚刚出台稳增长的措施,下半年的经济有可能出现反弹,货币的需求可能增加,信贷投放往上走。
目前,由于CPI依然还是正数,因此也不能判断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缩。这里要把握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近年来一旦出现经济变化,很多人过于着急,立马出台相应政策;有时候,政策要稳定一段时间,过早地谈通缩,政策可能马上又出现反方向的变化,所以判断通缩是否要谨慎,要给予一个观察的时间。
判断通缩,也要看多个指标配套的情况,仅仅一个指标是不够的,除了CPI、PPI两个价格指数之外,还要看货币发行、利息变化、企业盈利状况等等。
《新领军》:有关学者表示,紧缩比通胀难治理得多,几乎无药可救。上次中国经济紧缩是1997年开始的,2003年才结束,结束的原因是SARS非典。果真如此严重吗?
李佐军: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中西方的体制不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不一样,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我也不太赞成1997年到2003年之间是通缩时期,通缩和紧缩不是一回事,经济总有、低潮,某些年份表现出通缩的特征,只能说经济增长比较低的时期。
《新领军》:中国目前处于通缩的初期,通缩的初期和中期物价会快速下跌,上市公司的盈利同样快速下滑,经济严重恶化,所以股市一定是下跌的。你认为通缩对股市有怎样的影响?
李佐军:中国的股市不能按照现在的宏观形势判断,它受政策、国际国内形势等多方面变化的影响。个人判断,现在股市最坏的时期还没过去,因为中国经济最坏的时期还没到来,所以股市现在虽然很低迷,但不是已经到底。
股市主要是对未来的预期,目前企业的盈利在下降,市场的信心不足,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国内经济继续下行之中,股市低迷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新领军》:目前,国内市场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消费如何走出持续低迷的状态?
李佐军:投资低迷主要是投资效益问题。目前投资效益不理想,回报率不高,尤其是民间投资,因为未来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不高,包括央企、国企的状况也不乐观,使得投资者感到未来的预期不明朗,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
在政府投资方面,由于正在出台“稳增长”措施,基础设施的投资还要继续,但投资的力度和强度相比往年要小很多,也存在过剩和风险的问题。所以,两股力量都在萎缩,投资下滑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要转变,高投资拉动经济高增长,是必须改变的方向。
在提振消费方面,核心是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扩大内需取决于深层次制度变革。到现在为止,内需还是拉不动,因为扩大内需必须要增加广大老百姓的消费,要解决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问题。其中收入问题依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既得利益格局调整的难题,因此扩大内需取决于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变革,而这些变革需要时间。
《新领军》:目前,学界纷纷预测银根将进一步放松。未来几个月CPI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下滑至2%的下方,市场流动性仍较为紧张。如果通缩持续,你认为央行将有何动作?
李佐军:货币政策最主要的方向是稳健。因为货币政策是一份社会契约,其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社会发展,而是维护社会稳定。利用货币政策拯救经济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认为货币政策下一步要回归到中性,相对稳定下来,同时采取其他的政策工具来实现“稳增长、促发展”的效果。
目前,因为减税政策和制度改革两者短时期难以实现,同时又要实现“稳增长”的目标,为了遏制过快下滑的趋势,相对立刻见效、立竿见影的措施,当然就是适度放松银根。
《新领军》: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通缩的问题,如何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如何从根本上使中国经济走出迷坛?
李佐军:根本措施,还是要实现经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仅仅依赖“三驾马车”的驱动,已经到了矛盾的临界点,副作用也很大,现在已经验证。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要靠扩大供给的三大发动机。一是制度变革(体制机制改革),二是要素升级(技术进步、信息化等),三是结构优化(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等)。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增加企业的数量、质量和企业的活力。企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组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企业数量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越大。在同样企业数量下,规模较大的企业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就越大。
而企业质量,包括企业产权的清晰程度、产权结构的合理程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合理程度、组织结构的合理程度、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等方面。若某个企业的质量越高,则其生产经营效率越高,竞争力越强。质量高的企业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