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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语言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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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视觉语言;文化符号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全球化扩张,其产品必然涌向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跨国广告业也必然追随其客户进行跨区域、跨国界的广告经营和运作,广告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广告国际化,或称广告全球化,是指在世界各地市场上通过采用基本一致的广告传播方式,实现全球市场的营销战略。这种全球化的广告给生产和经销厂商以及广告业者都带来了明显的利益,例如降低了广告成本,树立了品牌和企业形象,提高了迅速推广产品基本概念的能力,简化了市场和促销计划的协调控制程序,等等。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一体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元文化将长期存在。跨国广告的运作不能不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从文稿、符号意义、文化象征、诉求主题、视觉形象,到广告经营策略、人才组合与培训、管理模式、公共关系建构都有一个与各地本土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广告的国际化进程中也包含了本土化过程,广告的跨国传播也就是跨文化传播,国际化和本土化双向趋势是广告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

如何处理好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乃是实现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本文将就平面广告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略做探讨。

一、文化符号

在世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文化符号有的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区域特征;另一方面,长久以来通过思想的相互交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现代科技提高了媒体的传播能力和覆盖范围,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出现了更多超国界,超民族的“世界性文化符号”。

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年轻人中出现了一些张扬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符号。因此,平面广告在传播中,就曾运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进行跨文化传播。因为这种‘世界性文化符号’具有共通性,它可以跨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中国大量出现的以自由和个性为主题的‘Me(我)广告’,如‘我选择,我喜欢’(安踏运动鞋),‘我有我可以’(佳得乐饮料),`I’mlovingit’(麦当劳)等等,便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可见,在跨国广告中,充分利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能收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但是,在人类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目前“世界性文化符号”只占一小部分。“区域性文化符号”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跨国公司在广告运作中,更应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不同的文化要求、文化特征、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文化特质渗透到广告传播的各个环节。运用目标受众所熟悉的视觉文化符号。因为只有受众所熟悉,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才能达到与受众的沟通,得到受众心理认同,引起受众的共鸣,进而传达广告资讯,达到商品销售目的。这也是目前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策略。

跨国广告公司在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中,可充分利用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视觉文化符号,如长城,黄河,剪纸,对联,福娃,门神,红灯笼等等。在这方面,可口可乐,麦当劳无疑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日本市场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尽量顺应和利用日本人的文化特质。如在促销计划中适应日本人的“送礼和娱乐”两大主要消费习惯;在诉求方式中采用“柔性销售”代替西方式的“硬性销售”;在形象符号运用中充分考虑到日本传统赋予数字、植物、动物的独特符号意义。在香港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洞悉了香港人在“东—西方”、“传统—现代”的两极文化价值认同方面的中间形态和心理情感困境,在广告诉求中顺应并且强化了对香港本土的依恋与认同。在台湾的跨国广告公司“不仅懂得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日本对于台湾的生活一审美方式的影响,而且对于现代台湾人的生存境况相当关注,诸如政治敏感度、性向选择、社会治安、儿童健康、新新人类等主题均成为广告创意表现的内容”。作为全球品牌的跨国公司,如果不顾国家与地区市场的文化差异,而固执地以本民族文化观念为背景进行广告宣传,必将遭受滑铁卢,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毕竟,丰田汽车“霸道”广告的教训,对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和为其服务的广告公司来说都是值得警醒的。

二、视觉符号

谈到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不能不说到“视觉语言”。当今社会已经进人视觉时代,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被光怪陆离的形象海洋所淹没。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图像社会”,成为“视觉文化”主导的社会。因此,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广告如何适应这个“读图时代”的发展是成败的关键。事实告诉我们,广告信息只有依靠和公众进行视觉语言的传播和沟通,才可能达到传播效果,从而促进商品销售。

平面广告是二度空间的广告形式,文字、图形、色彩是广告视觉语言的三大构成要素。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也由此分为文字传达、图形传达和色彩传达。平面广告在进行视觉传达过程中必然要创造性地、艺术性地运用视觉符号和符号系统来构成广告视觉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因此广告视觉符号的选择和运用成为广告沟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一)图形

在当代视觉文化的背景下,除了广义的“文化符号”外,图形语言无疑成为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最为重要的视觉文化符号。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其生理构造和大脑神经的连接关系都相同,所以人类的视觉感知方式和感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图形语言必然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不知道英语VICTORY的含义,但当同伴向你伸出两个手指(成“V”型)你就会领会这是在祝你成功。在由文字,图形,色彩三种基本传达要素所共同建立的平面广告中,图形是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图形有“世界语”之称,它不分国家,民族,男女老少,文化深浅,语言差异,普遍被人所看懂,不同程度地了解其中的含义。好的图形设计可以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透过视觉语言进行沟通理解,可以跨越地域,民族的界限以及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进行交流。究其原因,图形具有语言的本质性能,是具有说明性和说服力的语言形式。同时,图形比文字更形象,更具体,更直接,这正是图形传达优于文字传达的一个方面。它超越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无须翻译,却能实现“一图顶万言”的传播效能。

然而,我们也须看到,图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同样具有“共通性”和“区域性”特点,它在广告传播中必须符合前面论述的“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规范,即发掘图形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共性”和“个性”。

(二)文字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广告的视觉符号除了图形外,还有文字和色彩两个基本的视觉要素。平面广告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对文字传达和色彩传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当今“读图时代”,文字对广告信息的传达功能大打折扣,图像担负起传播信息的主要作用;然而,毕竟没有达到取代文字的地步,在许多情况下,单凭图形人们仍然不易了解广告信息。因此,往往需要加上文字说明,才能赋予图片意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产生良好的理解和记忆。广告在面对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时,笔者认为,“文字图形化”,即文字具有图形表征特点,将成为平面广告跨文化交流的主要传播策略。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在当今视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跨国广告公司对受众所在地语言文化掌握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广告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达到理想的广告传播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跨国广告公司对广告受众所在地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文字传达可以充分借鉴和发掘当地的语言文化宝库,达到更好的融入受众心理的目的,引起受众的共鸣,从而取得广告跨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丰田汽车在中国传播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借用了中国传统的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巧妙的进行嫁接、组合,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正如图形传达所具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辨证关系一样,文字传达也可以不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不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发掘人类的共性,如在人类的生理感觉上做文章。一代广告大师雷斯为M&M巧克力糖果创造的广告语“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几十年来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发,其威力依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究其原因是因为此广告几乎没有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没有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它只是从人的生理角度出发来说明自己独特的销售说辞。而这种“只溶在口,不溶在手”的美妙感觉正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需要的。

(三)色彩

色彩的运用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往往是一种先声夺人的传达要素,就远观效果而言,色彩传达更优于图形传达和文字传达。

色彩是一种感情的语言,而且是一种表达力很强的语言,它总是与一定的情绪相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共性。如红色象征热烈、活泼、浪漫和火热,黄色象征光明和希望,绿色象征和平和朝气,蓝色象征宁静,智慧和深远。很多跨国的高科技企业总是用蓝色作为对外广告宣传的主色调,以此来彰显其“蓝色智慧”,并且随着产品的扩展而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可口可乐的红色伴随着可口可乐走向世界,征服了无数年轻人。因此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把握人类的对色彩感觉上的共性,然而这种“共性”只是相对的,它并不能掩盖“共性”下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国家、民族对于色彩有着不同的爱好和忌讳,如红色让我们联想到喜庆、吉祥、生命和幸福,对红色的崇拜是中华先古图腾时代的独尊一色;然而,在西方红色却让人联想到圣餐、祭奠和危险等。日本人忌绿色,视其为不吉祥;而在西亚一些国家,绿色却受到普遍欢迎。因此,通过文化参与了解当地的文化差异,迎合当地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接受心理,充分尊重其及风俗习惯,才能取得良好的跨文化广告传播效果。

三、结语

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第2篇

一、强化感悟积累

感悟是学习主体直接面对语言作品密咏恬吟,体味玩索,触发联想,产生顿悟。它不是单纯知识的感知,而是对文字符号所负载的内容、文字组合的方式方法、文字符号所渗透的情感韵味等做综合的感知和领会。必须让学生直接面对具有生命活力的课文,结识它,喜爱它,沉浸其中,有所体会,有所感悟,主体的生命与课文的生命发生碰撞,主体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彼此相通,文意、文情、文脉、文式一起积淀为主体的语感,从而形成主体的语言能力,提高语文素质。

二、活化知识教学

知识是构筑素质的基础,素质教育反对单纯的知识灌输,而不排斥知识教学。语文课中涉及到的知识有:一是语文基础知识,含陈述性和程序性两种,陈述性知识即有关“是什么”的知识,程序性知识,即有关“怎么做”的知识。二是课文语言所负载的生活、科技、政治、历史等知识。三是调控自身的注意、记忆和思维的过程,有关如何学好语文的知识,即策略性知识。

三、注重交际训练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活动就是交际本身。口语则更直接快速高效地传递信息,是交际能力高低的主要标志。尤其是高效率化、高社交化和高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对口头交际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口头交际能力便是语文素质的重要内容。课内口语培养的主要途径:明理让学生重说;悟法让学生能说;设境让学生乐说;学技让学生善说。

四、养成听说读写习惯

习惯是一种长期养成的比较固定的、不易改变的、自动化的行为和动作的特殊倾向。吕叔湘先生说过:“学习语文不是学习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因而习惯的培养对于提高语文素质具有特殊的意义。语文学科降低了培养与其他学科相同的一般的如预习、听课、笔记、作业的学习习惯,除观察、记忆、思维等习惯外,尤其要注重培养语文学习和运用的特殊习惯,即良好的听说读写习惯。听话要养成专心、择要的习惯,说话要养成有序、得体的习惯,书写要养成规范、整洁、美观的习惯。

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第3篇

文本解读的过程实质是师生不断接近、探寻、领悟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的过程,也是师生个性化解读文本,不断产生新的哈姆雷特的过程。因此,文本是教师、学生、作者、编者之间的一道桥梁,读者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对文本进行有创意的解读。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性化阅读是《语文课程标准》中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依据课程目标的个性化阅读指导,文本解读必须正确处理一个哈姆雷特与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关系。一个哈姆雷特是共性的,这种共性就是文本的原意和原有价值取向,这种文本所表达的共性是文本作者(也可能包括教材编写者)在特定生活情境中语用的结晶,凝聚着作者的文思和情结,涵盖着语文知识和技能,决不只是语言技巧和文字材料的简单堆砌,它不仅贯穿着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倾向,还有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语用经验。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无论是教者,还是学生,都只能不断走近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不可能与共性的哈姆雷特达到完全共鸣、完全感悟的境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有个性色彩的,是读者的一种个性化阅读体验。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学生、教师同文本及文本作者(也可能包括教材编写者)展开对话,这种对话是既有理解文本原有之象,也有因为阅历、动机、思维、能力、眼光等的不同,对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读。因此,阅读教学既要引导学生探寻文本意义,还要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只有在不断解读,接近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的同时,学生才会以儿童的眼光全面审视,才会有独特的情感体验,也才会有一个个新的哈姆雷特出现。

文本的创意解读有哪些策略呢?

一、 贴近作者,更要贴近儿童

贴近作者的心去解读文本――把自己当做作者。沈从文先生在介绍写作经验时说,要“贴着人物写”。因为作者只有尊重人物,体贴人物,才能将人物写好。那么,反过来,读者只有做作者的贴心人,才能体会到作者的出发点和写作背景,才能深入解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思想感情。“如果我就是作者,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想告诉人们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解读文本时应该问一问自己的话题。

贴近儿童的视野去解读文本

――把自己当做孩子。孩子的眼睛是清澈的,这种清澈会过滤掉老成的经验,还原儿童的世界。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伟大的人是童心未泯的人,教师应该用一颗“童心”去面对文本。站在儿童的立场,以孩子的心去体验,多读出一些“为什么”。上海特级教师万永富教学《麻雀》一课时,贴近儿童的视野阅读文本,引导儿童进行有创意的解读。

生:这只老麻雀一定是母的吗?会不会是公的?

生:我想,可能是爸爸,如果不是公的,它不会这样勇敢。

师:妈妈保护孩子就不会勇敢吗?

生:妈妈为了保护孩子是会拼命的!我看可能是麻雀妈妈。

师:我们幼小的时候,常常是妈妈带着还是爸爸带着?

生:我们小时候总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给我们喂奶,爸爸外出打工。我想麻雀也是一样的。

生:总是妈妈养护孩子,养护小麻雀的当然是麻雀妈妈。麻雀妈妈为了保护小麻雀,舍得拼命。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生:应该是麻雀妈妈。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联系生活把书读活了。看来应该是麻雀妈妈了。

当学生对老麻雀的身份意见不一时,教师以一颗童心,及时引导,有创意地将学生引到课文“歌颂母爱”这一主旨。万老师点拨不多,但十分巧妙地引导学生探究了文本价值。

文本的解读就是要立足儿童基点、了解儿童习惯、尊重儿童个性、发展儿童能力。对文本的解读要注重诵读全文,熟读精思,整体把握;要注重强化文字符号与生活图像的转换机制,唤醒语言文字所描绘的具体形象,使学生入境动情;要注重以丰富多彩的听说读写实践活动,激发学习热情,使语言文字变得生动可感,让学生走进文本深处;要注重“学贵有疑”,尊重和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引导学生深入研讨、理解和体悟文本的核心价值同时,展开有创意的文本解读。

二、 关注预设,更要关注生成

文本解读的预设与生成是统一的,预设是生成的基础,生成是预设的检验和升华,又是下一次预设的起点。文本解读的预设,首先,需要正确地解读文本的信息。包括:思想情感――正确理解隐藏于文本内容之中的思想,包括作者和文本本身具有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语言内容――正确了解文本所表现的客观事物;语言形式――正确把握文本遣词造句、构段成篇及表情达意方面的方法、特点。其次,准确地解读文本的教学目标。包括学段目标――准确把握文本在本学段教学中所承载的课程教学目标;单元要求――准确把握文本在本单元所承担的具体教学任务;课时任务――准确拟定本节课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充分预设体现了对文本的尊重,体现了文本解读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体现了对文本中隐藏着的、具有共性的哈姆雷特的充分解读。同时,文本解读的生成更是体现对学生的尊重,生成也体现教学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文本解读的生成实质是对文本有创意的解读,即强调读出个体的感受。通过引领学生精读文本,找准学生与文本语言情感的共鸣点,如品词析句入情、凸显形象动情、体验生活悟情、诵读课文抒情等,“一石激起千层浪”,拨动学生的心弦,引发强烈的共鸣,在学生与文本、作者、教者之间产生巨大的“磁场”,使文本解读成为学生体验情感、融汇情感、释放情感、升华情感的过程。

例如,我在教学《泊船瓜洲》体会诗歌情感时,同学们都说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一位同学提出异议:“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诗中所写的三个地方都不是他的故乡,又怎能说表达他对故乡的思念?”我表扬了他独立思考的精神,并把问题交给学生。另一位同学为他作了解答:“王安石的故乡的确在临川,但他父亲在南京做过官,最后在南京去世,所以王安石也把南京看作自己的故乡。南京故称钟山,因此这里的故乡即为钟山。”可意想不到的是,又一位同学站起来,他拿着一本古诗词资料,说:“这上面说王安石的故乡在京口。”又是一个新见解。孰是孰非呢?我让他们再反复读诗句。仍然是第一位同学站起来说:“我明白了,王安石的故乡的确在钟山,因为如果在京口,他只要说‘京口瓜洲一水间’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引出‘钟山只隔数重山’呢?”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

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汉英对比;宏观对比;微观对比

0 引言

比较与对比是语言接触、文化接触后人对语言、文化的一种认知方式。赵元任也曾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引自潘文国,1997)语言中的比较,可以在同一语言中进行,也可以在不同语言中进行;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上诉到19世纪上半叶的洪堡特,但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以后形成。其有着欧洲与美国两个源头。汉英语作为两种不同语系中的语言,都拥有众多母语说话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语言接触不可避免。因此,语言比较不可避免。也正是因为比较,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马氏文通》以及黎锦熙的《新著国文语法》、《中国文法要略》、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及《中国语法理论》(连淑能,1993)。汉英对比研究可以“……促进人们对所对比语言的研究,并为语际翻译、语言教学和双语词典的编撰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潘文国,1997)潘先生的《汉英语对比纲要》尽管不是新书,但是对其做一评介,让读者了解汉英语的异同是不无益处的。

1 该书主要内容

全书从什么是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开始。“比较语言学”也叫“比较语法”,“它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历时的研究,为一些亲属语言建立一个共同的母语”;而“对比语言学则更多的被称作对比分析……,它进行的主要是共时的研究,通过比较不同语言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等方面的异同,来寻求语言的变换、对应及干扰等关系,为语言教学、语际翻译及本族语的研究服务。”紧接着,潘先生就进行对比研究的原因及意义做了分析,并指出了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及途径:“一个中心,两种途径,三种角度,四项条件”。

在第二章中,潘先生探求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并在本章结尾明示了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对对比研究的意义。

人们都说不懂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不懂历史的研究者是茫然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是没希望的。潘先生在接下来的两章内介绍了汉英语的历史及汉英语的研究历史。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后,推行“书同文”政策,统一了语言文字,促进语言的规范化。之后,汉语经历了三次大的语言融合,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期(南北朝以前)、中古期(南北朝―宋)、近古期(金、元―清)、现代期(“五・ 四” 以后)。而英语及其民族的形成与其被侵略的历史紧密相连,大致可以分为:古英语时期(500-1066)、中古英语时期(1066-1500)、现代英语时期(1500-)。由于它们自身的历史原因,在发展中汉语表现出独立性与稳定性,而英语则表现出开放性和剧变性。我们也不难看出,汉语的历史比英语的历史悠久得多。但是在语法研究上,汉语远远滞后于英语。潘先生在书中把英语语法的研究分为五个时期。而中国的真正的语法研究是从1898年的《马氏文通》开始,比1568年第一部英语语法书晚了几百年,而且中国的语法研究一直没有脱离西方语法研究的框框,受到了西方语法的束缚。

什么是特征?潘先生在下面的第五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特征是比较出来的,是一个相对概念,必须从本质着手。通过对比汉英两种语言,他把汉英语的特征概括为两条:汉语语法是隐性的,英语语法是显性;汉语语法是柔性的,英语语法是刚性的。原因大概是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汉语是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形足型语言。

如果前面几个章节是对汉英语言进行宏观上分析,潘先生在第六、七、八、九、十章中便是从微观处着眼来观察了。当然我这里谈及的宏观与微观与其在书中提到的略有不同。

在讨论汉英语法的基本单位的时候,潘先生首先提及了音韵,区分了语音学与音韵学的不同,认为语音学重生理性和物理性,是人类的共性,而音韵学是为民族所特有的,并且比较了汉英两种语言在音韵上的不同。同时,潘先生也把汉英文字进行了对比,认为“拼音文字走的是一条间接的道路,从概念先到语音再到文字,因此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只能是‘符号的符号’;而汉字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以形写意,从概念直接到文字。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就是语言的符号,文字的研究就是语言学的研究。”另外,汉英两种语言到底何为“本位”的问题也在书中得到了阐述:汉语的字本位与英语的词本位。

在讨论了汉英语法的基本结构后,潘先生又从宏观的角度来讨论汉英句子。首先,什么是句子?潘先生对比了对汉英句子的不同理解。我国古人有音句、义句的区别。英语是树式结构语言而汉语是竹式结构语言。英语是主语―谓语型语言,汉语是话题―说明型语言。

在宏观讨论完句子后,潘先生又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讨论语序。在微观角度方面,他又从构词法层面、短语层面、小句层面、句子层面方面做了一定的对比,但是他也意识到微观研究的不足:1)很难形成真正的对比,2)容易忽视动态的比较,3)前提的未经证明性。微观的语序对比尽管有意义,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对两种语言语序的认识。因为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形态型语言,形足型语言,在宏观上,汉语与英语受到一些规律的支配。汉语重逻辑,英语重形态。汉语遵守音韵律,英语遵守贴近律。逻辑律包括时间上的先后律,空间上的大小律,心理上的轻重律,事理上的因果律。他也强调说汉语重逻辑律并不是说其他语言不重视逻辑,英语也重视逻辑,只不过以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另外,汉语的语序也是灵活的,有时并不一定和逻辑顺序一致。如果说打破英语逻辑顺序的是形态,那打破汉语的逻辑顺序的便是汉语的音韵和节奏特点。而影响英语语序的除了形态之外,还有“临近原则”。

随着语言的发展,英语越来越由综合型语言演变成分析型语言,这样英语在形态上变得越来越简单。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英语借助了虚词,因此在虚词的使用上也表现出刚性。而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虚词的使用则是语义虚化的产物和填补语义空缺的语音手段,因此在使用上也表现出弹性和柔性。不过在进一步讨论虚词之前,潘先生首先明确了各时期对虚词的界定,也出现了不同的术语,因此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上是值得注意的,不能混用,不然会贻笑大方。同时,他也指出了汉语虚词另外的表现形式―格式。

如果说上面的是从字、词、短语、小句、句子的角度来讨论,那么第十一章,潘先生上升到篇章的角度来谈论汉英对比。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当然两者有时可以倒过来,这里谈论的仅仅是大部分情况。

在第十二章,潘先生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角度来解释汉英的不同。汉语是语义型语言,重悟性,英语是形态型语言,重理性推理。而悟性的特点是参与意识,理性是距离意识。这样就有了汉英两种语言的主题意识与客体意识的差别。另外,汉英的区别也有整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差别。

在第十三章中,潘先生对汉英对比一百年历史做了一个梳理,也是对全书的总结。

总之,要对比汉英两种语言,必须抓住一点的是: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汉语是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形足型语言。把握了这点,也就把握住了基本。

2 评价

《汉英语对比纲要》的正如其书名那样,对汉英的异同进行了提纲挈领,从较高的层面来看待语言的同与异,好比一台摄像机,往前推,能看到每一个景物的点点滴滴,往后拉,能看到事物的全景。这样看待事物就会更空灵,会更理性,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拿捏。全书章节的安排首先从宏观上对汉英对比进行阐述,使读者对汉英语有整体的把握,然后按照语法单位的大小进行微观观察,宏观里面也有微观,微观里面也有宏观,逻辑紧密,浑然一体。

全书既有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也有独到的见解。潘先生认为,在语言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上,宏观更为重要。这为后来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特别是对普通语言学研究。现在的年轻学者在做语言学研究的时候,往往只会抓住某种语言现象进行研究,从而给出某种程度上的解释,但脱离于语言系统大框架的解释是牵强的,甚至与整个语言系统是相抵触的。当然,这个不是说微观研究不重要甚至要不得,而是说我们应该重视宏观研究。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缺乏像乔姆斯基、韩礼德等这样的语言大家,就是我们缺乏这种对语言的宏观把握和宏观构造,结果导致我们对语言的微观研究都是在西方语法体系下的零碎研究,对汉语的研究也是在西方语法体系下的附会。从1898年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书《马氏文通》到现在,汉语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语法解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打破陈规一切重来的勇气去宏观构造一个新的语法体系。因此,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研究中,我们要重视语言的宏观研究。潘先生从哲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语言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种登高望远的效果。潘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的观点也与其哲学、语言心理学是一致的,也是对语言的一种宏观把握。另外,将音韵和文字的对比提高到十分重要的高度是潘先生的贡献。

《汉英语对比纲要》着重论述的是汉英语的不同。汉英语中其实存在大量的共性的东西,这个应该是汉英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研究成果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以及语言教学过程中的正迁移应该是有益处的。因此,除了宏观上把握语言的相异之处外,我们还可以从共性方面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第5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改集中指向于语言文字的学习与运用,突出了语言文字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因此,我们提出,语文教学要重在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力,对语言的控制力,重点突出“语言重组”。语言重组是常用的培养学生语言的策略之一,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语言的重新组合、合理搭配、形式变化来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提升阅读能力。

如何进行语言重组教学呢?我们认为,开展形式多样的语言实践活动显得尤为重要。语言实践活动的方式可以关注内容,也可以关注情感,更需要探析语言内在的奥秘,从而形成较高的语文素养。

一、寻找内容之间的原点

概括内容属于大篇幅文字的重组。如何做到高效呢?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课文内容之间往往是有联系的,关注彼此之间有共性的内容,进行语言文字的重组,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新课程以“主题”划分单元,打破了以“语言训练点”为重点的格局,这就需要教师们在教学中深度解读教材,做到深入浅出,从而有效地进行整篇或段落的重组。

在执教四年级“动物”一组课文时,很多教师喜欢开展对比教学。如《白鹅》和《白公鹅》,作家不同,描写方式不同,但是两只鹅在特点上有通性。我们采用对比法,很快就概括出了主要内容。有些文章结构明朗,段落相似,比如《鲸》一课。教学中,我们引导学生发现写作手法、结构特点,以此为重点,开展概括练习,学生很快就对语段进行了重组,概括出了主要内容。

关注内容之间的原点,要考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每个阶段学生对内容的解读会有区别。如何将长段的文字进行重组,变成简短的文字呢?教师要做到有所侧重。低段要侧重模仿,高段要注意运用。既要关注语言重组的方法,也要关注语言重组之后的内容。在长期的练习之后,学生对文字的概括能力才能提高。

二、发现情感之间的基点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依据我国的国情,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依据语文学科的特性,突出人文熏陶。但是任何文章人文情感的传达都需要语言形式为手段。因此,在关注文章的语言和情感时,要发现彼此之间共生共息的关系,并进一步破解语言形式,在重组中建构情感要素。

比如,在执教《再见了,亲人》时,如何让学生明晰叙事和抒情互溶的写作思路呢?引领学生去发现叙述的人称很重要。文中采用志愿军的口吻(第二人称)来表达朝鲜人民和志愿军的深情厚谊。对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为何采用志愿军的口吻写,而不直接叙述?试着让学生重组文字,变换人称,用直接描述的形式来说说。学生就会发现,这样写是不能表现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刻骨铭心的情谊的。再次读课文,学生会发现,用战士的口吻讲,叙事和抒情可以紧密结合起来,可以使当时送别的情景与过去的生死与共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利用语言重组,关注了写作手法,突破了情感理解的障碍。

三、洞悉语言表达的亮点

文本里语言和语言之间是有关联的,特别是在字、词、篇等语言形式上既有区别,又有共性,我们在语言重组中要关注这些语言元素,开展语言训练。

例如,六年级下册《和田的维吾尔》中写道:“谁能想象那黄灿灿、香喷喷的烤肉是在土堡似的土囊(馕)坑里烤熟的!谁又能想到维吾尔人著名的日常食品——囊(馕),也是在土囊(馕)中烤成的!”这一组反问句,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理解上不难。但是,为什么文中不用“?”而用“!”呢?学生心中会产生疑问。如果直接询问,学生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我们先让学生进行语言重组,改成陈述句,反复诵读后,就会发现,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土地是功不可没的。然后,再让学生讨论陈述句改成感叹句,后面加上“!”,又有什么感觉。第二次重组,教师把问题抛给学生,学生就会乐此不疲地参与讨论,聚焦语言形式,发现语言内涵。在语言重组的训练中,学生会发现,这样的语言形式,除了说明维吾尔人在土地上的奇特做法外,还传达出他们对土地深深的热爱。

如此训练,学生下次再接触到其他文本的时候,当理解上有障碍时,就会以语言重组为突破口,关注语言形式,进而感悟含义深刻的句子。

四、突破学习方法的盲点

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会逐渐学会一种或多种学习方法。每种方法都以语言训练为载体,以语言活动为外显。因此,交流学习方法,整合学习方法,也是值得推荐的。

比如,在学习“人物描写”一组课文时,教师们往往喜欢以小嘎子的语言和动作、神态为教学突破口,以重点句段为主,一边赏析语言表现手法,一边感悟小嘎子的人物性格。这样做的结果是,一课只一得,学生掌握的仅仅是人物形象,而没有学习到方法。如果我们在每次学习之后,引导学生回顾学习方法,并进行交流,对学生的终身学习将很有帮助。研究中,我尝试在学生学习了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之后,运用“关注语段——圈画词语——感悟赏析——朗读内化”的学习过程,让学生尝试在外貌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环境描写等具体的描写方法中举一反三,从而逐渐疏通写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彼此之间的通道。

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第6篇

作文难,难作文。作文,是让语文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头疼的“老大难”。对于作文难的原因,于溟慧老师在书的开首就进行了全面而精准的概括:一无“源”;二无“言”;三无“法”;四无“趣”;五无“量”。

正因为这五“无”,导致了作文课上教师没内容可教,学生没有内容可写:教师在作文教学中的无章与无法,学生写作过程的无趣与无量,最终导致了作文教学的高耗低效。尽管进入21世纪后,国家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对习作教学也作了相关的设置,但是由于课程标准宏观、纲领的特性,仍是“目标不明,序列不清”,这就导致老师们在作文教学过程中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要想解决师生对于作文难的问题,要想提升作文教学的有效度,确定明确的目标,构建合理的练习序列就成了小学作文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阶作文》这本书,正是通过“词语意识”“细节意识”“独我意识”三个阶梯,解决了作文时面临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于老师按照小学低、中、高三段的特点,将作文教学的内容进行了界定和划分,为学生学什么、老师教什么,都提供了充实而便于操作的内容。

如果将作文比作一座大厦的话,建筑这座大厦最基本的材料就是沙子和砖石。在低年级,于老师着重培养学生的“词语意识”,正是要解决建筑作文大厦时所需的基础与最基本的原料问题。当学生积累了写小学阶段各类作文时可能需要的、足够的词汇后,到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时,就不会有“无米下锅”的尴尬。说到作文中的“无米下锅”,人们习惯上指的是写作者没有内容可写。其实,想表达时,找不到或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也属于“无米下锅”的表现;没有将思想、情感转化成书面文字的能力,同样属于“无米下锅”的表现。

在“细节意识”这个环节上,于老师着眼于解决作文中“生动与具体”的问题。让作文能达到生动与具体,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量”的问题,而这个“量”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章篇幅的问题,另一是由思想转化成文字这一行为次数的多寡与熟练程度。不足百字的“文章”,是没有生动、具体可言的;没有经历相当数量把思想转化为文字表达的练习、没有写出大量书面文字的过程,文章本身也是难以达到生动具体的。无论是习作还是作文,和创作是密不可分的,而“创”就是在经历无数次实践打磨之后达到或临近于炉火纯青时的自由状态。文章的技法,在《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后,几乎成为语文老师不敢碰及的内容,而在“细节意识”这一环节,于老师却渗透了各种各样的作文技法。传统作文教学,对作文技法的内容,一般只是生硬、枯燥地介绍一番,这种为教而教的讲解,往往缺乏针对性,至于学生在作文中是否会用、能否用得上,是没有相关跟进和监控措施的,因而造成“讲”和“用”两张皮的现象。在于老师的《三阶作文》中,是将“讲”和“用”结合起来,讲这方面的技法,就让学生练习这个“点”上的技法,看学生在写作时能否运用这种技法、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教学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作文的评价就有了着眼点,评价的过程就不再是无的之矢的“中心明确、结构完整”的笼统。“讲”和“用”的情况得到了跟进和反馈,教者就可对整个教学过程实行有效的监控、补充、提升。在作文教学中,不进行有效地渗透相关的作文技法,只能让作文教学沦为一种学习者靠禀赋自悟自得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文教学上就有了“学生会写作文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论调。

“独我意识”,是于老师在解决“生动具体”这个问题之后,来解决写作中的“个性”问题。它追求一个“创”,实现一个“新”。写作,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是一种精神创造,一个“创”宣示其不可复制的特性。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不是复制出来的,生活的经历、思想的认识、情感的变化等等,造就了一个个情感世界独特各异的人,而文章就是这种情感世界的文字化,因此必然是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化。纯共性的文字表达是没有思想价值可言的,而纯个性的文字是不会引起读者共鸣的。只有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流传于世。

就是借助这三个“阶梯”,于老师科学而合理地解决了作文教学内容的问题,让学生在各阶段都有所学,让老师在各阶段都有所教,更有所关注,不仅解决了作文教学中“教什么”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作文教学“怎样教”的问题,让教者做到了心中“有本有纲”,教学过程才能运筹帷幄,使学者学有所循、学有所依。

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 翻译 差异

各种语言都有自己本身的特点,不同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各有其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传统,甚至连感情表达和联想方式也不尽想通,特别是分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就更大。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说过:“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而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

我国是个多名族的国家,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跟世界各国的交流,都离不开翻译,自古就有“舌人”,“通事”,“寄象”等称号或官职,即现在的译员,翻译工作者或翻译官。

我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将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翻译之所以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主要是因为文化因素,语言反映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在不同的文化里,相同的词语有着不同的文化含义。因此,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再现世界不同文化,翻译直接影响着不同文化的传播,保加利亚翻译理论家安娜·利洛娃说过:“世界上不存在不受翻译的影响、不受益于翻译的民族文化。翻译源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流,就其本身而言,它体现了原语国文化与译语国文化交流、合作的经过和结果。因此,翻译必然带有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征,带有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如果无视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无法正确认识翻译的特点记忆只有翻译才具备的特殊性。

中国、俄罗斯的文化是两国人民智慧和历史意识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表现。在人类与大自然斗争求生存求发展中,两国文化有着很多共性,比如道德观念、社会公德、对大自然的态度……因此,尽管各自文化产生的背景不同,但由于人类生活的共性,就决定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同时,由于背景各异,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差异,显示出各自不同的个性。我认为,形成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有下面几点:

1.语言因素

各国语言中有很多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各自的文化现象多以自己的语言为基础形成的,比如文字游戏、谐音、谐意等。汉俄语的句法修辞、语言修辞以及俄汉语的音韵修辞基本都是建立在汉俄语这一基础之上。中俄两国人民在语言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比如,中国人在表示谦虚的时候,对自己往往称“鄙人”、“不才”、“在下”,却尊称对方为“阁下”、“仁兄”……俄罗斯人的方法不一样,他们对人尊称用“您”(Вы),但是对具体的人,在具体的人名上,情感显得特别丰富,有小名,爱称,鄙称……各种情态,一个人名变体多达十几个。语言形成的传统各异,中国人喜欢说好听的语言,俄国人在不少场合却不同,比如,中国人听到别人说自己“身体很棒”,喜笑颜开,而说俄国人身体很棒,他们会马上敲敲桌子,或者连吐三声“呸”、“呸”、“呸”,来破除晦气;要是俄罗斯人生了孩子,你说他们的孩子长得漂亮,身体结实,却会被他们认为这会给小孩带来不幸;出去打猎,会祝愿你一根毛也碰不着……

2.环境因素

一个民族所处的特定自然环境常常对该民族的文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俄两国由于地理位置不一样,生活环境不同,产生的概念也不完全一样。比如,俄罗斯人讲“条条大路通罗马”(Все дороги ведут в Рим.)因为受《圣经》的影响,罗马在他们的生活中影响非凡,而中国人则说“条条大

路通北京”,因为北京是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谚语的形成不可能与不特别熟悉的罗马挂钩。

俄罗斯是个多森林的国家,盛产蘑菇,下雨之后,林中遍地是蘑菇,他们说“雨后蘑菇”(Как грибы после дождя),而中国讲“雨后春笋”。不仅如此,蘑菇还形成一系列俄罗斯文化,俄语中用蘑菇作比喻较多,例如:“Назвался груздем, полезай в кузов”,意思是:允诺的事一定要完成,说到就要做到。这个成语中的“груздь”是乳蘑菇,“кузов”是桦树皮编制而成的采蘑菇的竹篮。

3.思维因素

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突出反映在语言的表达形式上,中国人离不了“以人为本”,例如,中国“民以食为天”,人们见面时,通常习惯问“吃了吗?”这话给俄罗斯人的感觉,却是以为要请他们吃饭,俄罗斯人见面,通常习惯谈天气,如,为了表达事业不是一下子就会成功,需要花费多年的劳动,不是一蹴而就,我们说:“一家盖不起个天王庙,一日造不起个洛阳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者“一口吃不了个大胖子;一楸挖不出一口井”。俄罗斯人却说“一下子砍不倒一棵橡树”。在形容人倒霉的时候,我们说“人要是不顺了,喝口凉水都塞牙”,而俄罗斯人则说:“人倒了霉,平地也会栽跟头”(Кому не повезет, тот и на ровном месте упадёт.)。

除此之外,社会背景因素,传统因素等等也是形成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社会背景因素中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各自社会的其他因素,比如重大的历史事件,社会的骤变,传统等等。而传统因素更多的与历史渊源有关。

文字与语言的共性范文第8篇

其实人类的语言是有共性的。因此,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也是具有共性的,一个人在学习第二语言时通常都会受到其母语的影响。这是一把双刃剑,学习外语,我们承认母语“负迁移”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母语的“正迁移”,即:母语与第二语言的特点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时,母语对第二语言的习得会起促进作用。况且语言文字有理由、有条件,也完全有可能把所谓的“母语负迁移”转化为“正迁移”,变“阻力”为“助力”。著名的语言学家Robert lado就曾说过:在两种语言对比中有着一把打开外语学习方便之门的钥匙。下面,我就自己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借用“母语”的助力的点滴经验与大家共享:

一、英语字母的读和写

英语字母是学习英语的开端,也是学习英语的基础。虽然只有26个字母,可对于小学生来说,要准确掌握英语字母的读和写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新编小学三年级英语教材要求学生从第三单元起,就要掌握英语字母的读和写。在读的教学中,我是先呈现汉语拼音字母歌,让孩子们唱一唱,数一数有多少个字母,说一说它们的作用。接着我再展示英文字母歌,再让孩子们观察说说与汉语拼音字母歌的相同之处。这样一对比,孩子们立马就知道,英语字母也有26个,也分为大小写两种形式,还有着一样的排序,形状和汉语拼音字母差不多。经过对比学习,孩子们对英语产生了如母语般的熟悉感,激起了孩子们学习英语的欲望。

在写的教学中,我先出示了一本汉语拼音本,接着出示一本英语练习本,对比之后孩子们就知道,书写英语的本子与汉语拼音本的排版一样,仅是有大小之分。借此,我让孩子们回忆在书写汉语拼音字母大小时的方法。结合汉语拼音字母的书写方法,孩子们很快就知道了所有大写字母都占中上两格,书写方法和汉语拼音的大写字母完全一样。教学中我就只抓住小写字母进行强调练习,这样的做法真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英标的认读

英标是学英语单词的工具,孩子们掌握了英标就犹如学习汉语掌握了拼音,不用老师教一个单词认一个单词,他们可以借用英标自己拼读单词。这样既提升了他们学习英语的能力,也培养学习英语的兴趣。针对已学好母语的孩子们,以下几种教法或许对英语教学工作者有所帮助:

(1)先教字母英标

学生通过唱字母歌已十分熟悉字母的发音了,把这些字母的音标写出来教他们,一方面可以使字母的发音读得更规范,另一方让他们对英语音标有感性的认识,觉得英语跟汉语一样,也是靠注音拼读来读音。

(2)教认音标

首先音标与汉语拼音一样也是分类的。其次在发音口型上与汉语拼音有许多想通的地方,如辅音/b/ /p/ /t/ /d/ /g/ /k/等音标不仅口型与声母b、p、t、d、g、k一样,而且发音也极其相似。

(3)音标的拼读

把辅音和元音碰在一起就是一个音节,就可以进行拼读,拼读方法是辅音轻元音响,拼出来的读音就可以是一个单词的读音。这不正如汉语拼音的拼读规则吗?

三、单词的认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