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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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德育，韩本传统德育，特点，比较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98-02
一、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特点
传统的道德教育，是指与现代道德教育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是指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之上建立起来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倾向。
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思想，主要指的是正统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其显著特征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精神。它强调的是对人自身的肯定。儒家教育思想是乐观型的，是“乐感教育”；不是消极无为的，而是发奋图强的群体本位思想；注重加强个人修养。具体特色表现如下：
（一）强调伦理本位
所谓伦理本位，就是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儒家文化思想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和亲情观念之上的，其以孝悌等伦理关系和封建纲常为原则，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
中国道德教育的核心一直就是伦理问题。孔子的教育思想最核心的也是道德伦理教育。具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等伦理次序和规范的遵守。在此过程中极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也始终体现着和谐人生、稳定社会的基调。孔子德育内容博大精深，而核心则为“仁”与“礼”。仁，是最高尚的道德品质，其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孝是仁之人伦之根本，因此儒家伦理体系中最大特点是注重家庭，伦理始于家庭，由家到国，家国同构，十分注重国家和家族观念。
与此同时，儒家道德教育还强调礼教，所谓“克己复礼”。礼是指遵守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这样就把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把法律道德化，也把道德法律化了。使道德具有了政治与法律的强制力，使儒家的道德教育观念，成为治政、治国的政治指导。
（二）追求理想的人格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儒家的理想人格，强调培养具有“仁”和“义”的“内圣外王”的君子。所谓内圣主要是指个人的修身养性；所谓外王主要是指为人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内圣的目的和行为化。因此按儒家的人格设计，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本，知识是人的外化凭借，政治则是人由内通向外，用道德和知识来改造、美化现实社会的途径。因此，这种对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如何实现理想人格的达成呢？那便是克己修身。强调的是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的自省，反映了儒家对道德修养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也体现出道德必须通过人的内心信念来外化，是一种以自觉和自律为基础的要求。但如果这样自省的方式变成了硬性的约束，它本身也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成为人发展的阻碍性因素，成为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创造性、进取性的精神枷锁。
二、韩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特点
韩国的传统道德教育主要是指从中国吸收而来的儒家伦理思想，强调传统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克服“非人化”，实现人的价值，培养世界公民精神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德育，对以后不同时期的道德教育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一）以“忠诚”为中心的道德教育
忽视“仁”而强调“忠”，应该被认为是韩国儒学所独有的特征。“忠”和“孝”本来是儒教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但是中国和韩国的具体阐释和侧重点不同。中国儒家主张“忠”、“孝”两全，韩国虽然也将“孝”作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对孝的理解仅仅是孝顺父母。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下，孝是整个家族制度的基础，只有血缘关系才是相互协力和援助、至诚至意的基本对象。相反韩国的社会意识中对君主的义务就已经远远优先于血缘者的义务。百姓之间的以重视非亲族之间的协力被称为美德。
韩国的这种本土化的儒家思想，一方面与民族精神的培育紧密结合，强调对封建君主的顺从和忠诚；另一方面渗透进韩国传统的神道教之中，从小家上升到国家，强调对长者、天皇的孝顺和忠诚。这种思想已经成为韩国人的民族心理，对后世韩国近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忠诚集团意识，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二）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信仰教育
韩国是一个珍视传统文化的国家，他们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教精神推崇备至。儒学在韩国被称为儒教，韩国人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视为一种信仰，并深深地融入到民族精神的血脉，成为韩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古代韩国人的理想形象是“儒生”。“儒生”有三个特点：胸中有文墨，不然不能称其为文化人，但并非一定要有高深的专业知识，要懂汉文，能够在言论中引用圣经贤传；有学以致用的能力，“儒生”不仅要有学问，更要体现在行动中，重视实践；要有和谐的人格，要有优良的气质，把内在的质朴表现为外在的教养美，即文质彬彬。所以韩国力图教育国民成为“儒生”此外，韩国人非常重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大大小小的文化遗址都被保护起来，已经遭到破坏的，他们便尽快修缮，同时继承传统文化习俗保护民俗艺术，积极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防止传统文化的流失、所谓“阁民精神”教育，就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民主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和民族复兴的责任，确立民族主体性，以实现复兴韩国的民主理想。
三、中韩道德教育传统的共有特点
通过例举两国的道德教育在各自文化历史传统中体现出了各自特点，但在相似的东亚传统文化圈的影响下使得两者又表现出了很多共同的道德教育的传统：
（一）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
中国正是通过这种道德中介，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以及民族的存续服务的。同样韩国由于受到中国儒教文化的影响，道德教育也自然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中韩两国道德教育的内容、形式虽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变化，但是重视道德教育的一贯传统没有变。各国教育都在日益重视道德教育的今天，两国仍然应该把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加以具体分析并在现代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
（二）群体主义的传统
中国特色的人本侧重点是在功能方面而不是在文化本体方面。儒家传统文化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价值只是作为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和手段。儒家的伦理道德关注的是整体、群体的文化特质。这种群体主义传统对韩国而言亦是如此。韩国的群体主义更多地表现为集团主义的倾向，重视集团其他成员一起活动的意识。社会生产方式对个人的制约都是客观的，片面强调社会价值甚至走向极端从而忽视个体的存在及其价值是中韩两国道德教育都存在的问题。
（三）道德教育政治化的传统
我们的德育侧重点是政治思想教育而不是道德品质的养成。其优点是对国家、社会、民族以及文化的整合起了理论上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行为都受道德的约束。负面的意义是中国的政治关系主要是道德化的人伦关系发展而来，裙带关越发明显，导致了政治上任人唯亲的出现。韩国同样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道德教育中存在政治化倾向，如前所述，如皇国史观、神道国的信仰、武士道的精神都反映这一点。
四、文化视域下的中韩道德教育的差异分析
中韩道德教育的差异存在很多方面，笔者仅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对中韩两国道德教育的历史及其成因。
（一）德育依据文化前提的相异性
中国自古就拥有独立的文化体系，具有原发性的特征。而韩国主要靠借鉴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相比较，韩国属于“低势文化”，其传统文化的创造力显得很弱，而移植模仿的特征一直很突出。不仅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以来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但是韩国不是单纯照搬，更多的是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比如中韩两国的儒学就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中国的儒家强调“仁”，韩国重视“忠”。
（二）德育观念的相异性
中韩德育观念和思维也产生排他性和学习性的特征，韩国主要是岛国，很少有被外部征服的担心。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说，中国周边的地区，往往是蛮夷之地，是总给自己带来武力威胁的地区。中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造成了民族自豪感，认为自己周边的文化都不如自己，最后思维局限化导致了封闭，影响到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道德教育固守着传统的教育理念，逐渐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韩国由于并且善于学习，并加以吸收，最终形成了丰富的多样性的文化。
（三）德育现代化过程的相异性
由于中国文化的排他性特征，使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固守僵化。而韩国道德的学习化特征，使得与西方现代化文化相遇时尽力避免冲突并取其精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积淀厚重，因此面临新文化时显得不自如，体现了稳重性。韩国历史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很容易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吸收先进的文化，并加以改造，使之变成更适合本民族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具有鲜明的可变性。
（四）德育目的的相异性
韩国的教育形态是“普及、提高能力型”，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的教育形态。因为古代中国的教育是以科举为中心的，科举的目的主要是选拔人才，因而产生了教育也应以选拔为前提的思想，这种观念到现在一直存在。而韩国的教育目的正好相反，是普及、提高为目的的。韩国的教育已经融化于韩常生活之中，而且这种提高并不标榜很功利的目的，把受教育国身看作是目的。
参考文献：
[1]王丽荣.当代中韩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5.
[2]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组编.比较德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9.
[3]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
[4]宋春宏.比较德育新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第2篇
一、儒家伦理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前提条件
韩国自公元前十世纪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时，孔孟也像在中国一样在韩国被给预极高的名誉。直到1910年日本入侵前，韩国人还尊儒教为“国教”。在几千年中，儒教影响了韩国的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同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形成了独特的韩民族的性格。甚至有人认为，韩国在保存儒教文化传统方面更甚于其发源地――中国，被认为是“儒教的样板国家”。今天，儒家伦理不但体现了韩民族的精神，更成为韩国的教育主体，是韩国学校德育的灵魂。
首先，儒家伦理是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正是儒家伦理的浸染与渗透，生长出当今具有独特东方文化特色的韩国教育。”而韩国社会就是依靠学校德育将儒家伦理变为民族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儒家伦理的每一次变革成果都能渗透于学校的德育之中，而学校德育又是儒家伦理每一次变迁的最直接动力。目前，韩国学校德育已成为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突出培养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体系。儒家伦理再一次得到相应的改造，为造就有韩国民族精神的人服务。
其次，儒家伦理是家族主义体制的基础思想。这种家族共同体是儒学深化于民族与国家之后的特有发展，是由“三纲五常”伦理关系为基础，以忠孝一体化为中轴点的。这种家族共同体有很强的等级及上下尊卑的家族式秩序，能产生彼此相互依托充分信任的感情，并以特定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上下行为，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在异族入侵的背景下，这种家族共同体的道德传统会愈加浓厚，共同体也愈加强固，达到家国同事，彼此不分。与此同时，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都贯彻着这种忠孝一体化的原则。
再次，文化风俗中也感受着德育的熏陶。韩国的文化风俗大多和中国相似。而这些风俗中大都继承了浓厚的儒家思想，体现了民族的特色。在这些文化风俗中人们可以感到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可以激发人们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而青少年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必然会受益匪浅。
二、国民精神教育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主要途径
韩国极其重视德育教育，并把它列为教育的首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国家每时每刻都在提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在二战以后，韩国建国之初，就开设德育课。经过不断的德育改革，韩国逐步成为亚洲的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之一。政府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以及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又进一步提出了全民教育，即国民精神教育。所谓国民精神教育，就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立的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心，确立民族性，以实现复兴韩国的理想。它唤起了大韩民族的自立意识，激发了民族复兴的强烈渴望和万众一心的气慨。同时也是韩国德育的成功途径。对其国民精神教育的成功之处，笔者只简析两点：国民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礼仪教育。
（一）完善的爱国主义教育
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韩国十分重视国格教育，对学生从小就进行忧患意识教育。学校中老师时常教导学生：韩国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只有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提高自身素质，参与国际竞争，才能立国生存。在韩国，培养孩子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每个学校的自觉行为。另外，韩国人爱国，还表现在对本土的热爱。“身土不二”是韩国随处可见的广告词，意思是说，我生在自己的国家，拥有养育我成长的国土，而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才是最适合我的。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一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举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在韩国，家长和孩子都吃本国的粮食、蔬菜、水果等食品，虽然超市里国产的某些食品比进口的要贵，但买的人却很多。在韩国，满街跑的汽车绝大多数是韩国产的“现代”或“大宇”牌。在韩国消费本国产品被视为“爱家乡、爱民族、不忘本”，消费外国产品，往往被看作“素质低”或“不爱国”。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热爱本土就是自觉地选择国货，他们从小接受的也是这种教育。除了让青少年在学校接受正规的民族传统教育外，学校和家长更注重利用社会大课堂，对孩子们进行活生生的现场教育。
（二）全民性的礼仪教育
韩国人极其重视礼仪教育，他们认为只有学会做人，才能爱国，才能振兴祖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韩国的学校教育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最初的教育都是从礼仪教育开始的。首先是“孝道”教育。孝道，在韩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浸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韩国人从小就重视对儿童进行“孝道”的熏陶。因此，韩国孩子从小就认为孝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其次，谦让教育和榜样作用。韩国的学校和家长非常重视大人与孩子之间的及时交流和沟通，并且鼓励孩子自己协调和解决与同伴的冲突和矛盾。但是，无论错误在谁，大人和小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给别人增加了麻烦和不便，任何时候都应该懂得谦让。另外，在礼仪教育方面，大人的行为习惯具有无声的影响力。孝道、和谐、为他人着想成为韩国家庭教育的重点。大人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遵守秩序，孩子们就会跟着学，从礼貌精神、礼仪形式到实践行动，都对儿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开设专门的礼仪课。韩国幼儿园都有专门的礼仪室和礼仪课，配备以韩式家具、传统的民族服装等。礼仪课则包括如何向长辈问候、小朋友之间如何打交道、吃饭时的礼仪、过年过节走亲戚的礼仪、向老人敬茶时的礼仪等。
三、历史文化教育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突出体现
历史教育，重点不在历史知识的简单讲授，而在于思想品德教育。而更着意于民族意识，民族复兴教育，突出韩国强烈的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韩国学校除了教授韩国被侵略、被压迫的苦难历史，还特别强调在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另外，韩国的中小学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访问历史名流的故居遗址。韩国社会为抗日英雄们树立纪念碑、雕塑像、建陵园庙宇等。今天，在许多公共场所都矗立着抗日英雄的塑像，成为韩国纪念先人教育后人的基地。
韩国的道德课中传统道德部分一直占着重要比重。韩国人视传统为珍宝，认为通过传统道德教育，可以培养青年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山河、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但这种传统教育的内在精神是为本民族的发展服务的，与民族时代进步相一致，是有助于大韩民族走向世界。同时，韩国学校重视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措施，也为世界所赞叹，甚至许多西方国家也望尘莫及。例如，韩国的中小学内，都设有传统习俗教育室，不仅有许多传统习俗实物供学生参观，还有供学生实习传统礼节的场所。此外，韩国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在校园内的走廊里、教室内、办公室内，都可看到精美有力的汉字书法和传统的山水国画，内容多是先贤关于做人的至理名言。韩国还特别认真地保护历史文物，保护祖先留下的文物古迹。这些都能增强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自豪感。可见，韩国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是韩国学校道德教育最为突出的特征。
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欧洲芭蕾舞；差异
中图分类号：J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5-0186-01
一、欧洲芭蕾舞表演与中国古典舞在肢体表现上的差异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道教、佛教、儒教这三大教派对我国的精神文化及思想追求的影响最为深远，我国许多传统艺术中，都会体现出这三大教派的部分思想理念，中国古典舞更是如此。例如，中国古典舞中讲究划圆的动律特征与S形的肢体动作，就是受到“太极八卦图”中“阴阳鱼”的影响，才会出现“刚柔并济”的动作连接方式，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舞的特点，也是东方文化精神追求的体现。
审美追求方面，“以气为本”的学说是中国古典舞最本质的美学特征，由“气”产生“韵”，由“气韵”逐渐产生了“神”，再加上肢体表现，使得中国古典舞在表演过程中展现出独有的魅力。
芭蕾舞作为欧洲经典舞蹈，又被称为“足尖舞”，一切舞蹈动作都以脚尖的撑与立为主，无论是旋转还是跳跃都是如此。这主要是受到了欧洲传统文化“立”的影响，以及“向天”等思想追求的熏陶。不仅如此，芭蕾舞在带给观众美的享受的同时，舞者也可以在其中感受到平衡的乐趣。从肢体表现方面来看，芭蕾舞主要体现出欧洲宫廷王子的“绅士风度”；在精神方面，绷紧的足尖不断进行弹腿、跳跃，体现了与地心引力相对抗的思想追求，这也正是欧洲芭蕾舞表演所要体现出的精神文化。
二、欧洲芭蕾舞与中国古典舞在情感表现方面的差异
从情感表现方面来说，东方人与西方人有明显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这种区别与差异在舞蹈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中国古典舞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发展出多种流派，体现出的文化思想也各有不同，但核心思想都是讲究收放自如、刚柔并济，倡导中和平正，体现出了中国古典舞中的“中和之美”。
如果说内敛是中国古典舞体现出的东方人的情感特点，那么欧洲芭蕾舞表演则体现出西方人热情外放的情感特点。欧洲芭蕾舞表演强调的是完美连接各个舞蹈动作，强调舞步的精准，在情感方面的表达需要与音乐、灯光等方面的配合才能得以体现，这也是歌舞剧产生的主要原因。
三、欧洲芭蕾舞与中国古典舞在服饰上的差异
在舞蹈表演中，不同时期的舞蹈服饰可以展示出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不同地区的舞蹈服饰也可以展示出不同地区的地域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美感，因此，“遮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美感。除了服饰，中国古典舞在道具方面的使用可以算是“世界之最”了，无论是绫罗绸缎，还是刀枪剑戟，甚至连折扇、扁担等生活用品也能成为舞蹈道具。
欧洲芭蕾舞表演在服饰方面与中国古典舞截然相反。演员的服饰从最开始的豪华型服装裙式逐渐演变到今天的细纱露肩短裙，体现出欧洲的浪漫主义情眩这种服饰可以良好表现出舞者优美的肢体，使得舞者的动作更加轻盈，是动态美与体态美的完美结合。
四、欧洲芭蕾舞与中国古典舞在音乐形式上的差异
无论是欧洲芭蕾舞，还是中国古典舞，它们与音乐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舞者随着音乐的节拍与节奏舞动，增添了舞蹈的美感。欧洲芭蕾舞在与音乐的结合方面可以说达到了极致，许多经典的芭蕾舞剧，例如《天鹅湖》《胡桃夹子》等，舞蹈动作优美，剧情离奇曲折，其音乐的重要性也是不能忽略的。由于芭蕾舞在服饰方面的单一性与舞蹈动作方面的局限性，音乐便成为其展示剧情变化与情感表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观看过芭蕾舞表演的观众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不仅感叹于芭蕾舞演员精湛的舞蹈技巧，也会被现场的音乐带入到剧情中去，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是欧洲芭蕾舞表演与音乐相结合展现出的特殊效果。
中国古典舞在这方面则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历史关于舞蹈的记载较多，而音乐舞蹈相配合的记录并不多。在节奏的掌控方面，中国古典舞名没有严谨的节拍与舞步，快慢的变化与情感的处理完全依靠舞者的临场状态，以现代乐器进行配合是无法体现出那种效果的。因此，中国古典舞对于舞者个人的表现能力要求更高。
五、结语
综上所述，精神文化与思想追求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东方与西方在舞蹈领域的区别，这也是中国古典舞与欧洲芭蕾舞表演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作为东方舞蹈与西方舞蹈的标志，中国古典舞与欧洲芭蕾舞势必会在东西方文化的传承方面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第4篇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企业的最核心要素是人，各种工作都离不开人，所以如何找到合适的人，发挥人的潜能，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实现企业的价值，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面临的挑战，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文化的影响虽然看不见，却非常巨大，近些年美国的一些学者推出《基业长青》《学习型组织》《从优秀到卓越》等管理类畅销书，其中都把企业文化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必然有优秀的文化；更令人深思的是，这几本书都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一些思想，尤其是“阴阳平衡、整体思维”的观念。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西方文化如果不借鉴东方文化，那会变成瞎子；而东方文化如果不借鉴西方文化，那会变成瘸子。”不得不佩服爱因斯坦的洞察力，一个深谙宇宙发展规律的科学家，同样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不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虽然至今仍有许多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要素，但毕竟也有许多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甚至是文化糟粕的东西，有些人盲目的乐观，夸大传统文化的作用，不但不能发扬传统文化，反而会让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错误认识，这样的危害很大。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有没有问题，我们的价值信仰是什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价值信仰与企业经营管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传统文化为什么难以融入企业管理
世界在渐渐变平，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是渐进的但却日益深入，“麦当劳、可口可乐、耐克、NBA”这些典型的美国文化元素离中国的普通百姓越来越近，看一看很多中小城市肯德基的红火，我们在惊叹的同时，也有一丝担心，不能简单的用文化入侵来理解这种现象，如果真的是优秀的文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呢？但关键的是，我们很多人无法区别西方文化哪些是先进的，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哪些又是落后和不适合的。同样的，很多人说要捍卫传统文化，现在也的确兴起了一股学《易经》《论语》《庄子》的热潮，积极的因素是有的，但也有很多人看《易经》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占卜吉凶，而且说得神乎其神；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我们的企业家，如果真的能读懂《论语》，那真是一大幸事，但事实并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的烟草系统目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企业文化塑造运动，国家烟草局要求所有的地市级烟草公司要在这2年内建立起富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这也是国资委2005年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以山东省烟草局来说，有17家地市级公司，整个山东以齐鲁文化、儒家文化闻名，相对来说，这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最好的地方，从山东的风土人情、待人接物就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在与这些烟草公司的合作中，他们的普遍要求就是个性化、有特色、体现企业的独特内涵，而且要求将儒家文化的一些精髓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就引出一个令企业管理者都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说传统文化很好，但感觉无法融入企业的管理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假设不同。
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内和外谐”的人生境界，当然，从表现形式上，这三家又各有偏重，儒家讲“治世”，道家讲“治身”，佛家讲“治心”；从实现方法上来看，儒家的方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是“静虚、养生、遁世、穷万物”，佛家是“明心、见性、救世、通万有”。
对于中国人来说，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能进能退，即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了人的社会价值，强调了人的“道德性”，人是道德的主体，人需要终其一生去达到“至善”的境界；而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很深，救赎观念根深蒂固，人生而有罪，所以需要不断的努力来赢得上帝的恩惠。中国文化讲社会与群体意识，以道德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讲权利与义务，以法律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当然，西方管理思想也经历了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其价值信仰并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人是个体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形成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哲学，而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根深蒂固，调整起来非常困难。中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思想几乎都是在学习西方企业，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基于西方价值观的管理方法能否适应甚至是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文化受中国近代社会运动的影响，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从最初的“道德人”转向“集体人”，改革开放后成了“经济人”，现在甚至是“自由人”，就是思想不受束缚，缺乏信仰约束，这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的基础是宗教，虽然是世俗的宗教，但人之上有“神”，中国是彻底的无“神”社会，但也同时失去了对“神”的景仰、敬畏，让中国社会缺乏道德约束。虽然我们是最谈道德的一个民族，但道德观却最缺乏信仰支持体系，这才是最可怕的。
其次，文化贫瘠——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郑重地告诉世人“我不是大师、国宝、泰斗”，一时传为佳话，叫做“大师三辞”。中国这个社会很有意思，季羡林先生是真的想辞，可媒体越这样越硬要把“大师、国宝”这样的美誉加给老先生。我相信季羡林先生说得并非客套话，而是肺腑之言，季先生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句话更进一步解释了他是如何理解做学问的，那就是保持一个自由的“身”与“心”，一旦身心被物质、权力、名誉所左右，那他的思想就不再自由，而成为一种工具。所以，中国目前的状况难出大师，连季羡林这样的学者都不敢妄称大师，大家就可知外面的众多“大师”基本上都是打着大师的旗号从事商业活动而已了。真正可悲、危险莫过于斯！
真正的大师，必然是保持一颗独立的、自由的心去做学问、搞研究，而且要有争论，要容许不同的思想。目前中国的学术土壤似乎是差了一些。缺少真正的国学大师，也就没有人是真正地去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人讲管理是实践，但如果没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指导，管理也只是瞎子摸象而已。
第三，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模糊化。
看到这个标题，一定有人不认同，说“多元化”没问题，但“模糊化”对吗？我经常在一些公开培训课上问在座的管理者，请问你们认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结果要么回答不出来，要么回答得千差万别。继而我又问，请问中国社会有信仰吗？回答要么是没有，要么是不知道。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历史潮流，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正在慢慢改变着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可我们还在这里迷迷糊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经济化大潮的大力推进下，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却被舍弃。许多地方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名修庙建佛，但却在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方面毫无作为，甚至是无情践踏。而共同处在儒教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比中国都要尽心尽力。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的文字和韩国的节日都是中国的舶来品，但他们对此万分珍视，历经千年从不轻易简化和更改。与之对照，中国人的做法往往让人疑惑不解。比如说，许多人反日、反美情绪高涨，但却热衷于消费日美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极端愤慨，另一方面却是很多个人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这样的心态表现在今天，就是很多中国人喜欢和周边国家争夺传统文化遗产，但又从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马上要将传统节日列为正式节日，这也算一种实实在在传承传统文化的举措吧。
从各国价值信仰的不同探求中国文化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说过：“21世纪的竞争，实际上是文化的竞争。”也有西方学者预言，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因为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头了。所以很多人开始鼓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东方文化，认为这是一剂灵丹妙药，可以解决目前整个西方社会存在的文化冲突和个人价值的膨胀。事实真的如此吗？美国经济虽然经历了911重创，但并未改变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思维，美国总统也坦言，美国最富竞争力的是其先进的价值观和治理机制，而这是不可能动摇的。恐怖袭击的确打击了美国经济，客观上也改变了美国的一些国家行为，但是美国经济的那种创新机制和思维模式并未发生改变，所以美国仍然能够领跑世界，虽然它也存在“校园枪击案”这样的问题，但那时其强调个人自由文化下必然要结的“毒瘤”，无法避免。但如果我们转念想一下，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枪支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似乎美国的治安不象有些人想的那么坏。
中西方文化价值信仰的原点不同。季羡林先生认为，整个世界包括四个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根源是东西方思维模式和哲学基础的异同。一个是“以物观物”，一个是“以人观物”。“以物观物”就是把人降同于万物中的一种去理解万物，并与万物融为一体，所以才有一些“天人合一”，才有“田园牧歌”，才有文学作品中永远的大团圆结局；而“以人观物”，则夸大人对大自然的挑战能力，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扩大，于是才有用“个性”去挑战“共性”，人的个性充分膨胀，艺术上才有浪漫主义、人本主义、人权主义等众多奇观。东西方文化互补，东西方文化各超越自己，发扬自己的长处，避免各处的短处，有一个更理想、更美妙的融合。
东西方各国的价值信仰不同，这也导致了文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差异很大：
从以上的分析对比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判断：
1. 宗教力量不强导致中国人什么都不怕
世界上主流的宗教基本都是教导人要行善，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佛教讲行善积德，基督教讲感恩博爱。法律只能让人不去做什么，能约束一个人的行为，却无法抑制一个人恶的念头。举个例子来讲，一个人捡了别人的东西而没有主动归还，从法律上没有问题，但从道义上来讲就已经犯了罪。这就是宗教的力量，“神”是在自己的心里，时刻都离不开，只有有了对“神”的敬畏，一个人才能真正地管住自己私欲的碰撞。
中国现在有点名的寺院香火都很好，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寺院越来越象个大的公司，真正潜心向佛的人少，求功名利禄的倒是不少，可悲！
当然，我们强调宗教的力量，但不能夸大宗教的力量，宗教也需要引导和管理，不能恣意发展，缺乏约束，那样反而会出大问题。
2. 儒家文化的影响广泛但在中国只停留在表面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但却不是保留最好、传承最好的国家。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发展出一套适合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并加以宣传推广。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至今仍然有很多非常具有生命力的思想，但目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没有人去探讨儒家文化如何融入社会生活、组织结构、管理机制的问题，所以导致我们每年都在“祭孔”，但实际上是形式大于内容。
3. 中国的企业要大力推行价值观教育
中国企业的落后首先是文化的落后，精神的落后和价值观的落后，而非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的落后，因为管理方法易学，而改变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观念是非常难的。如果企业没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作为支撑，这个企业基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前景。
日本公司就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推行和价值观教育，松下的每家公司都设有一个神社，专门用来供奉神灵，公司的高级职员每周都要来这里，由主持神社的和尚给他们讲法，使他们净化心灵，更好地执行公司的有关命令。松下创始人的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他一生中最尊重的顾问就是一个和尚，通过各种宗教活动，企业与宗教的各种教义、精神和企业的巧妙结合起来，然后灌输给企业员工，使他们相信工作目的并不只是为了个人和社团，更多地是追求人类生活。
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论语 乐 政治美学 生活美学 哲学指引
《论语》产生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斯所谓的文化“轴心时代”,他在《哲学指导》一书中提到“世界史的这个轴心似乎就在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发生的精神进程。出现了我们与其他生活至今的人。这个时代该简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一轴心时代中“发生了人类的精神奠基,他们至今靠它生活”[1],《论语》作为华夏文明轴心期的核心思想代表,在数千年的传承和领悟中,只有区区两万余字的短小文章变得博大精深,它俨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圣经”,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遗传DNA,是中华文化的“心魂”所在。正如李泽厚所说:“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到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2]。
在《论语》一书中,核心思想基本围绕着“仁义”、“礼乐”、“中和”等展开,而“乐”在《论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从《论语》中多次出现的“乐”字为线索,探讨在不同的篇章中“乐”字所包含的不同含义,并且分析这些“乐”字背后所产生的远及千年的重要影响,及其形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乐感文化。
“乐”在《论语》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48次,多数章节提到,但在不同的章节中,它的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按照思维层次由生理到心理、由感性到超感性的由浅入深的顺序划分的话,本人认为《论语》中的“乐”包含着三层意义:
一、音乐之“乐”,作为政治美学的建构
“乐”的第一个层次,也是其最基本的层次是《论语》中屡次出现的音乐的内涵,其中有孔子推崇和力举恢复的“雅乐”,也有应该丢弃的“郑声”(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论语》一书中,出现的“乐”字直接指音乐的地方大约有十四处,其中有一章专门谈论音乐与舞蹈,即《论语・八佾》,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尽善尽美邵乐”;子曰:“《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等。
音乐首先作为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艺术样式之一,对于这一层次的美来讲,“是通过它的音律及歌舞的形式而见,这种美虽然还是通过欣赏者在特种关系中发现而生起的,但它自身毕竟是由美的意识进而创造出来的美的形式;毕竟有其存在的客观的意味”[3],对于音乐的感性美,《论语》也有涉及,如上文提到的“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从乐曲的节奏、章节、音色、声响等对音乐做了详尽的描述,这就是孔子对音乐形式美以及聆听时的心理愉悦的“审美感受”。
但是,紧接着,孔子说:“尽善尽美邵乐”(《论语・八佾》),在简要地记述音乐本身之后,孔子立马用“尽善尽美”这一伦理标准来限制音乐,并且除此处直接涉及音乐本身之外,其它章节鲜见。由此可见,儒家谈论音乐,绝少就音乐本身来谈,而更关注于音乐本身之外的东西,具体说来是音乐所承载的道德责任和政治建构的功能。与西方以宗教恫吓和法制约束建构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宗亲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而外扩泛化而成,带有天然的情感色彩和人伦气息在里面。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最简化的公式,中国儒家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是把整个权力结构变成我们人的情感结构的一个过程,在这一“政治情感化”过程中,由于音乐天然具有激发人类情感,引起人类普遍共鸣和心灵相通的动荡,如狄德罗说:“只有在戏院中,坏人才会流下和好人同样的泪水”[4],正是由于音乐具有文字、图画等传达思想感情的媒介所不具有的先天优势,儒家的哲人就巧妙地把音乐加以利用和规范,对音乐所感发的情感的方向和内容加以规训,并且和另一个核心观念“礼”结合起来,“礼乐”并称,体现出《论语》中所探讨的音乐是政治美学达成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在《论语》全文中,凡“乐”字出现之处,“礼乐”并称者占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说俯拾皆是,如: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论语・先进》);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卫灵公》)。
用“礼”,即一整套严格、繁琐的外在程式化的行为流程来约束人们的衣、食、行乃至与思,来向人们传达儒家学者们建构的“美政”观念。但是,如果仅仅靠外在的礼仪制度来强制约束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不仅会使儒家的政治制度变得枯燥、无情,而且在实行起来必然会受到民众的反感甚至反对,使“美政”变为“丑政”,“王道”变为“霸道”,这无疑是孔子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在外在的“礼”之后,孔子紧接着把“乐”的观念提出来。如果说“礼”是儒家学者为上至国君,下至草民制定的一整套完整严密的外在行为规范的话,那么“乐”则利用人们生理、心理“通感”的原理,从内心深处来激发、调节人们的思想,平和人们的情感,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心甘情愿的认同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这样,“礼”和“乐”分别从外在、内在互相协调一致,“乐从中出,礼从外作”外在的“礼”要和内在的心境修养(“乐”)能够完美地融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中,从而建构起情感化、审美化的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制度无疑达到政治美学的境界。
二、人生之“乐”,作为生活美学的表征
《论语》中提及的“乐”除了作为音乐及其引申的伦理、政治意义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较为鲜明的含义,那就是“喜爱”“愉悦”“欢乐”。这种含义在《论语》之“乐”中也占有相当比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篇》);“《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八佾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卫灵公篇》)等。
对此岸生活的肯定,对现实幸福的追求,一贯是儒家文化的特色,他们并不将幸福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或者遥不可及的天国(如佛教和基督教),也不会对此生苦痛采取冷漠的逃离和回避(如中国道教),而是力争在日常普通的生活中发现快乐、找寻幸福,使冷淡灰色的生活变得温暖多彩起来,这也许是最早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因为儒家文化相信:“现世便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人性本善,人与人之间,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即使有差异,也仅是程度上的差异。”[5]。由于对现世世界的绝对肯定,孔子思想中对生活中的快乐放在突出的位置。如《论语》开篇第一句即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短短两句话,“悦”和“乐”都是在讲述不同的生活,同样的快乐,一个是学习之乐,一个是友谊之乐: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并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心中悦之,这是一种充满收获的沉甸甸的喜悦;而远方的朋友前来相会,或探讨技艺、或观花饮酒、或互诉衷肠,三五之夜,相知一二,上下九万里,古今五千年,岂不快哉?这些都是此世间的快乐,是带着朴素的生活气息的,带有温度的快乐。
但是,《论语》对生活中的快乐并不是一概加以认同,在孔子看来,所有的情感,必须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符合“礼”才是值得肯定的快乐。具体说来:第一,要有“度”,即“执中而用”,守“中庸之道”,是儒家提倡的中和之美的表现,孔子在谈论音乐时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乐而不,哀而不伤”,“”和“伤”均做过度、过分讲,说诗歌表达的快乐和悲哀的情感都要恰当,不能过分。过分就会伤害个体身心、伤害社会群体,所谓“过犹不及”是也。因为中国是以黄土文明为代表的文明模式,缺乏西方地中海文明“酒神精神”的那种精神的放纵和情感的狂欢传统,相反,黄土文明(主要是儒家思想)对任何情感包括快乐都要有所节制,要在理性的制约下进行适当的快乐,而非纯粹的动物本能式的宣泄。而这个适当的“度”则是一种有益于政治统治、有益于维护身心健康的又非静止和绝对的一种动态平衡,即是一种“和谐”。第二,要有“益”,儒家美学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政治美学来建构的,讲“礼”讲“乐”,无非是对社会、对国家有利益。它毫不避讳自己鲜明的社会政治功利目的,“立功、立言、立德”从来都是儒生们孜孜不倦的人生信条。同样,儒家文化的所谓“快乐”必须是将这种本来纯粹的情感经过理智的指引、控制、过滤,并且将理智引入、渗透、融化在情感里面,这时所谓的“乐”,已经不是纯然“尽美”之情感,而且还带上了“尽善”之德性要求,“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卫灵公篇》。“乐”之损益,判然有别,《论语》已经给我们做出鲜明的分类,只要对社会国家有“损”,尽管其“乐”,一律唾弃之,放流之。
三、超然之“乐”,作为走向哲学境界的指引
上面讲《论语》中的“乐”主要是作为建构政治美学的“音乐”和建构生活美学的“快乐”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都是关乎现世,关乎人们实际功利的道德伦理要求。除了这两层含义之外,孔子又将“乐”提高到一种超道德、超感性的哲学境界。这种快乐,已经脱离了具体和繁琐,达到一种超然的愉悦,使“乐”上升至一种“天地境界”。“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朱注》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概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乐”在这里虽然不脱离感性,不脱离心理,仍是一种快乐;但这种快乐已经具有某种超越性,已经是一种经由道德而达到的超道德的稳定境界和超然心态。又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壅也》),此处讲的即是一种美善合一、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乐山”“乐水”其实是一种“人的自然化”(李泽厚语),即回归自然,免除各种自然的异化,重拾那份久违的自然之美和自然之乐,使人恢复和发展被社会或群体所扭曲、损伤的各种自然素质和自然能力,使自己的身体与心灵与整个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宇宙节律的同构合拍,这绝对是一种审美的“天地境界”,具备了形而上的高度。
不管是“悦耳悦目”的礼教音乐,还是“悦心悦意”的生活之乐,乃至“悦神悦志”的超然愉悦,都在《论语》中通过一个简单的“乐”字体现出来。而这三个层次的“乐”合起来,就构成了极富中华文化特色的“乐感文化”(李泽厚语)。乐感的存在,引导着我们去过一种充满内心喜乐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一种“乐感”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不仅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我们的生活充满感恩和乐观豁达,而且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精神: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同时,由于“乐感文化”是一个立体的建构,在强调此岸世界的立足点的同时对彼岸又有所展望和希冀。所以,中国的“乐感文化”并不浅显庸俗,而是在平凡中见伟大,世俗中有高远,“既世间又超世间”,又以乐观、豁达、进取为情感底色,这就是以孔子及其《论语》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哲学、美学精神。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雅思贝斯.哲学指导[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9.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第6篇
【关键词】儒学创新 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亦是一种属性，即“安全”主体没有威胁、危险，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符号学层面来看，“安全”是由现象能指与本质所指构成的统一体，而“安全”就存在于这个系统的关系之中。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小到部落，大到国家，其“安全”看上去无外乎是大同小异的意符，就是稳定、不存在威胁和危险的状态，而“安全”的深层结构所指，则是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安全主体系统性的考量，镌刻着时代烙印。正因如此，国家安全观才革故鼎新历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安全观等分别有所倚重的体系架构，尤其是当前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作为非传统安全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特征。
社会化的反复造就了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并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生存范式，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学因其独特的哲学体系而备受历代统治阶级推崇，绵延两千五百多年，早已内化为世代中华儿女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囊括社会生活、伦理道德、哲学理念、政治思想等。面对当前“地球村”文明交汇交锋，新轴心时代争鸣，处于守势的中华文明能否在繁花锦簇中不被消解，开出一支文明独秀显得尤为紧要。因此，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中国儒学亟需返本开新，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有力保证。
中国儒学革新历程与特征
儒学的开创可谓集上古尧舜禹文化和西周乐感文化之“大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基础。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依孟子看，孔子当属与时俱进，集大成者，其思想学说尽善尽美。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曾论孔丘的集大成，称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古今东西，未见其比”。正是这一集大成之特质才使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①
从文化创新的视阈来看，中国儒学发展历经先秦元创期、两汉奠基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深化期、宋元明清造极期和现当代创新期。②一是以先秦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之时，孔子以追求和平、统一为目标，开创具体的“士”文化，以人性自觉修身、治国，其继承者孟、荀各树一帜，是一种回归自然、理想化、精神层面的学说，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烽烟弥漫、富国强兵的社会需求脱节，并未得到列国统治者致用。二是两汉时期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政治和经学儒学，儒学在此阶段首次得以充分发展并奠定其后世文化主流地位。经历了秦王朝统一全中国、严苛的法家律法、民不聊生的时局后，汉初当权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汉武帝时社会稳定，“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借鉴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思想革新原始儒学，后期更是将民间巫史融入其中，使儒学与谶纬结合走向宗教化，以“天、君、臣、民”“天人感应”模式为统治者服务，导致政治层面的实用理性消解了原始儒学纯粹的精神诉求，也为第三阶段魏晋时期思辨性义理为典型特征的玄学儒学出场留下空白，玄学是崇尚老庄，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哲学思潮。及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如火如荼，儒释道部分因其共有“巫”性而融合，形成“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局面，促成终极关怀的道统儒学。进入宋明清时期，形成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性理之学，不仅强化了政治功能，而且关注修身养德之社会功能，但并没有对此划分严格界限，“法”“理”不分，走上了空谈心性的道路。近代以降，西方入侵、，迫使有识之士经器物、制度层面摸索，最终在观念层面――为抵制“五四”新文化“去中国化”的极端之风，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当代新儒家在汇通中西文化基础上，重新诠释儒学，旨在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传统民族文化。
由此，可看出宏观上儒学自产生以来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阶段性特征较明显。如孔子身后，子思《中庸》将做人、治国原则系统化，荀卿在集成基础上，提出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思想。之后随时代变迁，儒学经化、理化、西化革也，不得不说是进化论视角下儒学的革新与适应，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螺旋式向前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其内容以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知行统一贯穿始终。孔子建立了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仁学”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学。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更表现出对人的重视，对人当世的看重，是以“以人为本”为出发点的“王道思想”的政治观。其后整个儒家学派皆继承这一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倾向的仁学传统，并发扬光大。二曰以德治国。《大学》核心思想“八目”意在说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体是家的基本元素，家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只有个体以身作则、“齐家”方能“治国”，因此在后世思想的发展中才有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有了人人对“家和万事兴”的期冀。三曰知行统一。实践是知识和道德体现的统一体，是重熔为生活体验的智慧，创始人孔子，继承者荀子、程朱理学派、心学派王阳明等无不着重“行”之价值。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历经三个转折点
当代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国家文化伴随国家的发展而日臻完善，历史上，除元朝和满清时期外，历代国家文化无不随军事、政治等架构陨落而亡，并未得到过特别重视。及至近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才真正出现。从近代中国人为维护国家、民族独立对文化进行探索到当代文化安全观的转变，历经三个转折点：“五四”运动、冷战结束和21世纪社会信息化。
首先，开启了西方列强侵华大门，虽然国人通过、早期改良派、、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五四”爆发，触及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释本开新，维护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延续，开启了中国社会重建模式。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西方大国竞相在零和博弈中制定国际规则，国家间的竞争与较量逐渐向非军事领域转移，非传统安全开始凸显。美国大力提倡自由、民主，标榜文化美国化，推出“普世主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想体系，加紧制定文化战略，以“和平演变”为旨归，加强基督教文化价值观输出，在各国屡屡制造。相应地，我国文化安全的建构以文化产业建设、文化霸权应对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全球化推动下的信息化深入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领土和边界划分的国家被削弱，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美元主导的国际秩序日趋解体，知识集团将成为世界的主导，整个世界体系因此出现重组。③国家文化利益日益成为核心战略利益，富有民族性、世界性、先进性、多样性的文化创新成为大国竞争的筹码。
文化安全问题是实践的产物，当前国家文化安全已摆脱冷战时狭义的意识形态安全之维，是整个文化系统内各个要素的安全，包括文明传承、价值观认同、文化产业链健康发展等各个领域，“国家文化安全”已演变为一切文化行为的基点与归宿。一方面，随着世界秩序扁平化，各国人民交往无国界化，价值观传播碰撞频繁化，本国人民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对社会稳定具有实际价值，社会稳定突出的表现是具有较强凝聚力，具有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而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凝练。此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国家统一基础上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以我国文化安全是维护主流文化和多样性统一的民族文化的世代传承，是故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谓有继承才会有发展。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本着达成共识、多边协作理念，促使亚欧非地区互联互通，加快沿线国经济再增长。G20杭州峰会亦将不同文明间包容和发展提高到新水平，呼吁打造合作新平台、共促世界经济腾飞。问题是中华文明如何“走出去”为产业合作牵线搭桥？这离不开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是文化产业、机构、平台数量层面的简单复制、照搬，而是引领时展潮流文化质的创新和其他文明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度，这才是一种软实力。说到底，是一种赢得国家间政治信任的国家行为。所以，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可靠文化环境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延续性与创新性。
当代儒学创新与文化安全的辩证统一性
首先，当代儒学创新是文化安全的必要准备。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会使中国守成文化很难“走出去”。在深层结构上，当代国家的一切创新性需求和动因，也都是以安全为基础。儒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其话语体系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是无法解释当代中国问题，无法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所以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以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前提。倘若儒学创新一举成功，不仅为我国文化安全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软实力，而且对国际新秩序构建资以有力借鉴。
其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时代要求激励当代儒学创新。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子系统，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国民安全，无论政治、军事安全等何等重要，国民安全才是核心。信息化时代，人的安全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内在价值塑造和外在环境影响，从孔孟到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精神生活的哲学。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倒逼以人学研究为主的儒学创新为国民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价值引导，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就是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在世界文明冲突与对话中，中华文化如何复兴、崛起是当前和今后文化安全面临的核心问题。毋庸置疑，其先进性越高，安全度亦越高，是故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呼唤当代儒学与时偕行。
结构性重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儒学创新的价值路径选择
程亚文教授曾指出，现有西方知识体系及制度框架已无法处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各种国别性或全球性问题，中国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揉合一切文明成就来推出新文明。中国自身文明的建设首要也应该是儒学创新，儒学是周代社会危机之时，有识之士关于仁、礼为核心的探讨，即内在与制度言，是内圣外王之道。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因此其安全对应地由此三个层面为主要构成④。
构建中国特色的儒学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反映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指导精神文明建设。“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既是时代价值，也是儒学核心价值。仁者，爱人。儒学最大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深刻的人性哲学。制度与文化会因时而变，但人性基本上亘古不变，“人皆可以为尧舜”，成己爱人、敬天惜物、宁俭勿奢与当代中国梦并无根本性冲突，对于当代民众个人修养、道德建设仍不乏重要启示。解放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基于自身儒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重新解释中国，解释世界。譬如，张立文“和合学”，蒙培元“情感儒学”，牟钟鉴“新仁学构想”和陈来“仁学本体论”等。
构建与其他文明的共享价值。国际政治秩序日益脆弱，国际贸易反弹无力，国际社会尚未制定出一套可靠的制度与政策来确保更加安全的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崛起，中国应积极参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模式，携手他国，以史为鉴，探索创造一种区别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形式，尤其是文明层面形而上的变革和创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渗透的霸权之道，而是宽容语境下取长补短、去粗存精。如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儒学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发展出世界性的共享价值，将其调和进中国本身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只要我们扎根中华大地，立足中国国情，呼吁和谐的发展理念，弘扬“和而不同、”的儒学精神，秉持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这个文明对话就是开放、包容和进步的，儒学就能够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突破国际秩序困境的天下秩序观。以诸侯知识谋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识治天下，乃是“王道”。据统计，历史上曾受儒学传统影响的族群，现总人口超过17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越南、日本、东南亚华人与全球华侨，都是受儒学影响很深的区域或族群。⑤由此，儒学共享价值的构建更是有了广泛的国际基础。
构建本民族的大众价值（即世俗化、大众化）。儒学传承数千年，是一种依附性、入世的，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清末以来，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学校的兴起，儒学在民间已失去繁衍生息的土壤，只能在学术界和经院范围内保留生机。⑥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本位的回归，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核心价值贴近百姓，指引百姓学习、生活，实现立人、达人的价值目标极为重要。儒学从士阶层的教育到普通老百姓的教化，如“常思己过，莫论人非”“君子上达”，人生应积极向上等信条，都是儒家的教化回归，从个人空间到公共场所，儒学亦有最基本的民众文明教育和规范，《礼记・经解》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先儒对六经教化作用的高度肯定。当前在社会转型关键期，面对多元纷杂的新价值观，民众普遍感到迷惘与失落，难以找到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有人抑郁自杀，有人热衷网络直播，某些直播内容甚至毫无信息、知识含量，反而误导青少年养成错误的价值观。这些文明大国中的反常现象固然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求改善，但同时也是价值导向失效之象，有赖文化方面疏导。使儒家文化大众化，让全体民众的思想中有一个明确且正确的价值观可能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因为它会消除思想中对未来的疑虑，给人们带来信心，如此社会才会有共识，人心齐国家兴。
创新儒家文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而且将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如何使传统文化革新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世界，则是时代赋予当代儒学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
【注释】
①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②张立文：《论儒学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43页。
③④韩源：《国家文化安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页，第29页。
⑤吴展良：《寻找核心价值：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困境》，http：///content/06/0530/15/2311_125113.shtml。
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第7篇
1《道德经》《庄子》中的养生思想
《道德经》是阐述老子哲学思想的著作，它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史籍中对于《道德经》注解甚多，文献史料众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老子认为万物都是源于“道”，人的生命也是遵循于“道”而进行运动变化。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本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最根本的规律就是自然。因此于万事万物就应当使其按照自然规律进行自由发展。对于养生，老子认为维持生命的“长生久视”和国家的长久统治一样，都贵在“啬”，尽量做到“致虚极，宁静笃”的“无为”思想。在《道德经》三十八章中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四十八章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生长，人不要通过个人主观愿望来干预，结果只会是违背自然规律，拔苗助长。所以最好是做到“无以为”，对于养生也是一样的，明智的人是通过无为之“道”来养生，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如何才能做到“无为”，老子认为最根本是要做到虚静，“要致虚极，宁静笃”因为欲而生念、念而生动，动而生神，神动则气散，而令健康受损。《道德经》四十五章中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老子这无为和虚静的指导思想都有这种“道法自然”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养生指导思想下，老子认为人们应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做到“无为”。而对于“虚静”老子在《道德经》十二章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只有人做到神安于内，才能做到长生久视。［5］老子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基础，对于后世道家养生思想产生有巨大的影响。老子养生思想成为道家养生思想的理论依据。老子思想中的无为和虚静的养生原则和方法完全被道家养生继继承下来。并被道家更进一步的阐发，进而发展成为以静养神气为主的气功。《庄子》养生思想上承《老子》养生思想，对后承启了《淮南子》。因此，庄子的养生思想是进一步继承发挥了老子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道法自然的养生思想。他强调养生要做到“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提出“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在《庄子•刻意》中说“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他认为一切都不要去想，忘记一切矛盾和差别，达到“坐忘”，这样的话“众美”则都会随之而来，什么是“坐忘”？庄子在《大宗师》中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这种为“不导引而寿”，而进行的“坐忘”是一种回避各种外界信息干扰自我“养神”的一种精神修养法。庄子的养生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开创了以神养生的先河。这对于后世的医家，道家等流派的养生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在这种注重于养神而轻视于养形的养生思想下，庄子认为通过“不导引而寿”的方法来养生显然是不够科学的，但庄子并没有完全抛弃养形，对于养形，他继承了老子清静寡欲、恬淡无为的养生思想。认为“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提出“形不劳”“精不亏”“守形长生”等着重理论，即便从今天我们的适量运动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忽视于形，则注重于气，庄子认为气是一种物质，“人之生，气之聚，聚之则生，散之则死”。对于养气庄子认为“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这是论气的重要性，至于养气的方法，庄子并不赞成以养形为主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认为那只是“为寿而已矣”他更提倡“真人”的呼吸方法，“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这种“真人之息以踵”的呼吸方法经过后世养生学家进行加工就衍化为气功中的“踵法”。坡在《蔡州道上遇雪》中写道“平生学踵息，坐觉两蹬温”，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有关导引的一段话写到“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凫浴猿躩，熊经鸟伸，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淮南子》中的这段话与《庄子》中的的话意思是一样的都认为“养形者”不是“真人之道”，庄子和刘安都不赞成导引养形，只希望行气以养神。这种对“导引”“养形”的运动养生否定，提倡以行气、养神为主，以静养生的思想对后世的养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如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术和炼丹术。［7］史籍把道家学派的老、庄并称，老子是道家的鼻祖，而庄子，郭沫若认为他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家派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一个人。《道德经》《庄子》的养生思想对气功、静坐等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便是我们今天进行心理训练来提高自身控制，调节心境，增强心理健康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今天现代武术中的动静观也是以古今哲学理论为指导的。
2儒家文献中的养生思想
《论语》《孟子》《荀子》奠定了先秦儒家学派中心思想，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它面对现实世界，有着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感。儒家养生思想是其基本学说的折射，对中国古代传统养生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先秦道家养生思想相比，先秦儒家养生思想主张身心共养。先秦儒家的《论语》和《孟子》中对于“形”和“神”的讨论比较少，他们养生的重点是通过“仁”与“礼”达到“中和”，进行身、心的共养，达到养身修性的养生思想理念。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行为准则是“礼”，他所进行的周礼“六艺”教育中也是以“礼”为主要内容。孔子提出“智者乐，仁者寿”的养生思想。孔子的养生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孔子将“仁”说成一种调和矛盾的中和思想，他认为养生首先要养德，“大德者必得其寿”。《论语》中所提出的养生方法有饮食，孔子提出“五不食”，即进食要定时、辩色、调味，主张“食无求饱”不可暴饮暴食等。同时孔子还主张生活要有节奏。“张而不弛，文武旨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认为紧张的工作和放松休息是相辅相成的，应当劳逸结合。在《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记载孔子回答鲁哀公问长寿时说“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渡者，疾共杀之”。孔子认为在“天命”以外，人掌握寿命，关键在于寝处有时，饮食有节，劳逸适度。最后孔子提出“仁者寿”的观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礼记•中庸》中讲“仁者人也，亲之为大”，这里所说的“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为什么仁者静而长寿？这里的“静”不是身体的静，而是一种内心有德，“中和”各种矛盾冲突达到内心的平静而长寿。儒家亚圣的孟子在其著作《孟子》中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和“天人之学”的养生主张，他在继承孔子思维模式下，构建起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孟子•尽心上》中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俊之，所以立命也”，他认为修身养性必要“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一种道德情操促进养生。此后儒家的另一思想家荀子认为“遍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对孔子的“天命论”进行了批评，提出人身体的好坏决定于后天保养和因时而动，“养备而动时，则天下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的“动以养生”的积极养生思想与理念。这种否定“天命”强调运动对于人体健康促进作用和养生的发展具有的积极的意义。儒家所倡导的修身养性，追求的是一种“中庸”各种矛盾的自我完善的道德行为。将养生思想与道德修养、社会责任融合为一体，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中和”的养生思想，更加准确地说是“修身”而不是“养生”思想对于后世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后我国历代儒家思想家对于养生都试图以养德来代替养生的倾向。先秦儒家提出的养生思想中将形与神、动与静、阴与阳及一切对立物质的相互统一，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观，这对我国传统的养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8］
3医家文献中的养生思想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奠定了我国医学生命体系的基础，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思想。《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的养生学经典，有着丰富的养生思想。是对我国远古至战国时期养生思想的总结。《素问》《灵柩》两书中阐述的医家养生观点有：强调阴阳相辅，古人认为人体“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脏为阴，天府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他们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养生者必须“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疾阴治，阴病阳治”，才能达到“益其寿命”的目的；强调形（形体）神（精神）俱养。古人认为人是气的产物，气是从饮食得来的。“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传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夫人生于天地，悬命于天，天地谷气，命之日人”。“血气者，人之神”。还说“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的生长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因此提出了“百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在不同季节进行的不同养生方法的观点；重视了饮食养生，《素问•藏气法时论》中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气”。《黄帝内经》以先秦人文哲学为基础，不仅将先秦人文哲学作为建构养生体系的指导，同时还把哲学的概念范畴直接运用于养生。注重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利用阴阳五行的对立与统一，强调人体的平衡对于养生的重要。
4杂家文献中的养生思想
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大学教师角色 异化
当今时代，大学日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和它们现在的核心价值来看，高等学校是教师和学者集中的地方。从运作方式来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教师。”[1]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观念的转变，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异化，而高等教育相对于基础教育有其特殊性，在高校，教师角色应该是怎样的，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回归本位？
概念解读
20世纪中叶永恒主义教育思想家赫钦斯先后提出“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求学术的社会”[2]其作为人类的精神圣地，它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在保持其传统的同时，又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大学教师作为圣地的守护神，不仅是知识上的先导，也是道德上的楷模。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学教师是真理的发现者、知识的传播者、新知识的创造者。
“异化”一词来自拉丁文，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本质的偏离、背离甚至否定的趋势和倾向，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成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3]
中国古代曾将“天，地，君，亲，师”供奉一堂，使为师者成为“无所不知”的人之楷模，备受尊崇。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教师作为社会群体中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在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学校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悄然发生变化。[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那么什么是教师角色的异化呢？笔者认为，教师角色的异化是指教师作为一个个体人，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脱离了本职工作，教师本应该是教学的改革者、学生能力的开发者、教育和科学的推动者、学生就业的指导者、“以德治国”的先锋等，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激烈竞争，使教师角色与大学使命、教师职责相背离，外化为一种或者多种异己的力量，致使教学发展缓慢，大学课堂缺乏新鲜的血液，与学生的关系发生异化等。
二、大学教师角色异化的表现
（一）部分大学教师注重科研轻视教学
从大学历史发展角度看，教学是大学的原生职能，科研是教学的衍生，社会服务是在这两个职能基础上的进一步推广，且没有否定教学与科研。[5]教育者是大学教师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古人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顾名思义，教师是指教书育人的主体，其本职工作是指教书育人的活动，培养人才是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从理论上说，教学科研应该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虽然现行职称评审制度包括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的评价，但是，在实际评审工作中，职称评定还主要看科研，教学只是作为陪衬。作为教师，职称本应是评价教师能力水平的一种方式，却无形间使教师异化成一种不断为了“科研而科研”的工具，诸如一稿多投、抄袭刹窃、买书号买版面、搭车挂名、请客送礼拉课题等现象屡见不鲜。
（二）师生关系异化
1.教师话语霸权
虽然大学中更多注重活跃丰富的课堂组织氛围和学习交流环境，但是大学课堂依然以教师的主体地位为主，在我国教育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教师话语占据了课堂大多数时间，有的课堂话语甚至成了教师的“独白“与“自言自语”，课堂交流也常限于对学生提问的形式。教师话语霸权现象，简而言之，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处于一种单向、失衡的状态，教师话语处于绝对彰显、凌驾一切的权威位置，与之相对应，学生在课堂中处于受控制和管理的“听者”位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的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在教师话语霸权的情况下，教师把学生看做自己观察、认识、控制和管理的客体，对他们进行矫正、塑造、改变、完善，以满足并达到自己的目标，从而使学生远离教师，课堂失去大学应有的气氛。担任着教育者角色的教师和学习者的学生彼此把另一方看做是相对立的客体对象，这种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使师生成为相互利用、相互占有、相互控制的“工具”。
2.导师制背景下师生关系
导师制最早出现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新学院”，导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师徒”关系作为导师，其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业和品行。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单位制度下的“导师制”、高校扩招、部分导师的学术道德低下等原因，目前导师与研究生交往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导师太忙，无暇顾及研究生；（2）导师带的研究生过多，照顾不过来；（3）导师不能很好地指导研究生的课题研究。这些问题分别在42.0％ 、31.3％和21.9％的师生交往中存在着。[6]突出表现在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老板制”关系，“老板制”关注的是老板的利益，寻求老板利益最大化，师生关系异化为庸俗的金钱、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这与传统的“导师制”截然不同。
3.师生互动交流机会少
人类的教育活动起源于交往，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人类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7]相对于中小学教师，大部分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比较疏远，下课就走人，和学生距离感很强，课下缺乏交流。教师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专职者，而不是关心学生成长和了解学生心灵需要的思考者和践行者。华中师大校长，马敏认为，师道不仅是学问之道，还应包括为人之道、成长之道；解惑也不仅仅为学业之惑，更应为思想之惑、人生之惑；老师不仅是业师，而且是人师，即人生的导师。正如日本学者佐藤学所说:“医生的工作是通过治愈一种疾病而告终结，律师的工作是随着一个案件的结案而终结，教师的工作则并不是通过一个单元的教学就宣告结束。教师的工作无论在时间、空间上都具有连续不断地扩张的性质，具有‘无边界’的特征。”[8]
（三）本职与兼职本末倒置
在知识经济到来的今天，高校教师走出象牙塔，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其积极的作用无可厚非。如果处理不好教学与兼职工作之间的关系，则兼职也会带来很多弊端。其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兼职过程中，主次不分，将本职工作与兼职工作本末倒置，势必会导致工作效率降低，教学质量下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和工作、误人子弟。其二，人才“隐性流失”。如果教师只热衷于社会兼职，则在现有的高校人才资源充裕的表象背后，会出现人才“隐性流失”。第三，如果教师把工作重心放到了社会兼职上，对本职工作采取漠不关心，将严重挫伤学生们的求知欲和奋发向上的进取心，则对学生将起着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的形成和培养。
三、原因
（一）教师考核评价制度的缺陷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实践表明，教育要发展，教师是关键。如何确保教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投入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教师考核评价是关键。针对教师的考核，总结起来有年度考核、科研考核和教学考核等三方面的考核，而教师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教学，教学质量评价的具体内容有五：一是教学内容，二是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三是教学态度，四是教学效果，五是教书育人。[9]但是目前问题也很多，主要表现有：首先，教师考核内容不全面，教学效果则以学生机械、片面的评教为主要依据，甚至在部分学校，如果学生不评教就不能选课等，缺乏科学性和完备性。其次，考核重数量轻质量，职称评审制度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科研上，教师教学考核“科研化”的倾向较为严重，忽视了教师对学生可能产生长远影响的精神层面的评价。再有，长期以来，教师评价活动主要被看作是一种“行政性概念”和“控制性概念”，它的基本职能是“行使权力”和“对教师进行管理”，从而使“组织本身控制系统合法化”。[10]整个评价过程以程序为导向，严格受行政权力的控制。教师本应是高校的主人和主体，但是，在行政本位主义支配下，教师却成了弱势群体。这种教师评价观秉持的是进步性、可控制性等信念，它仅仅把教师看作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工具和手段，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的教师评价观。
（二）大学课堂氛围的伪自由
自由和民主是课堂教育的灵魂，很多学校和教师尊重自由民主的教学原则，大学倡导学术自由，更注重教师的“个性”，学术自由的发挥，一部分教师，尤其教授在学校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将课堂作为了发挥其学术思想的场所，学生成为了其学术思维以及人生观、价值观表现的听众。由于大学课堂班级容量大，课堂上，学生数量有些可达到几百人，如此大的班级容量，给教学工作带了了困难。一方面，师生互动情况比较差，即使能互动，也无法面面俱到，否则耽误教学进程。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用于维持课堂纪律的时间和心思比较少。课堂教学的乏味，使教室里的后排座位得宠，前排座位遭冷遇，在本应充分锻炼分析思考能力的大学阶段，课堂上却出现学生整体沉默、教师独霸课堂的局面。
（三）社会的转型和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教育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市场的需求给教育带来了挑战。教育系统的竞争优化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教育质量，竞争在为教师提供发展平台的同时也加大了教师的心理负担和工作压力，影响了教师的身心健康，让教师对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失去热情和信心，职业倦怠。
新的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冲击着教师原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教师遇到严峻的考验，也会出现一些无所适从的状态。这种无所是从的真空状态也会引起主体内心的苦恼、困惑、迷茫、孤独、幻灭和绝望，导致教师的信仰危机，教师的信仰危机表现在教师的主导信仰缺失、信仰的吸引力弱化。部分教师，在信仰和利益发生矛盾时选择利益，自我的利益膨胀，唯利是图，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违背教师的职业道德。社会转型时期，旧有道德不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渐失去了约束的作用，新的道德规范和法治观念尚未完全确立，既有的规范和道德对教师的约束力降低，从而会出现教师行为的失范。
四、对策及反思
以上笔者对当今高校教师角色异化现象进行了浅析。黑格尔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异化是实体作为主体的对象化或外在化，异化的克服就是扬弃异化或外在化而返回到自身。[11]笔者认为解决高校教师异化现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社会方面
1.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几千年以来，教师作为民众之“先生”，具有甘受清贫的高尚品格。各个时期都重视传统的儒教师道观，要求教师“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与知识相比更重视教师的道德品质。在道德转型的时期，由于新的道德体制还不够明确，人们受多种道德规范的影响，道德的评判变得十分模糊，因而需要全方位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将原有的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团结协作教师职业道德原则进行具体细化，对教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要有明确的规定。
2.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
教师，是人类社会一门古老而特殊的职业，担负着人类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任，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地位可见一斑。与教师的高地位不相称的是教师较低的待遇。教师的社会声望与实际报酬之间的差距滋生出教师的不公平感和失望，部分年轻教师，迫于生活的压力，开始寻找自己的第二职业，对本职工作敷衍塞责，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国家要切实的提高教师的待遇，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减轻教师的压力、给予教师更多的自主权、稳定教师的情绪，为教师的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保障，防止人才的“隐性流失”，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的行列中来。
（二）学校方面
1.完善高校教师考核激励机制
为了解决教师工作的后顾之忧，学校可以建立教师奖励机制，为教师工作提供更大的动力。在高校教师考核激励机制中，奖惩是手段，教师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是目的。考核激励机制不能简单地以教师职称高低、得分多少区评价教师的优劣。考核激励机制应减轻教师的科研压力，增加教师的教学质量压力，合理平衡教学与科研，积极引导教师在学生的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上多下功夫。
2.规范课堂教学秩序，开展互动式教学
教育家赫尔巴特曾经说过：“管理并不是要在学生心灵上达到某种目的，而是创造一种守秩序的精神。”课堂是教学的基本单元。如果教学不进行课堂管理，那么各种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行就会蔓延开来，从而使课堂教学无法进行下去。有效的课堂管理行为，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引导学生从事积极的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率。开展互动式教学，鼓励对话，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教学活动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构成的双边的教学活动。互动式教学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参与。试验心理学家赫瑞特拉所做的实验表明，知识持久记忆的情况是：人们一般能记住听到内容的20％、看到内容的30％、交流过程中自己所说内容的70％。[12]因此，互动式教学，有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巩固和掌握，提高教师教学效率，是教师成为多尔界定的“平等中的首席”。
（三）教师自身：认清角色，自我反思
无知的人并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而是不明了自己的人。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 “教师发展与教师培训不同，它强调教师的自主发展和自我提高，其内涵包括学术水平的提高、教师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以及师德修养的提高。”[13]， 为此，教师只有清楚自身角色，不断进行深刻反思，才能有效防止角色异化。
参考文献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M］.新华出版社，2002:31.
[美]何钦思著.教育现势与前瞻［M］.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年版，第llO页.
蒋宝德， 李鑫生. 对外交流大百科.北京:华艺出版社.1991.第413页.
颜炳罡.五十年来孔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山东大学学报，1999，（5）.
韦微.关于我国大学教师评价的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2006.
张静.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和谐关系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7（9）：19.
叶 澜. 新编教育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李进宏.当代大学生心理解读［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213.
胡杰.高校教师教学科研素质评价之我见［J］.江苏高教，1999，5.
张晓峰.对现行教师评价三个基本问题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视角. ［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24（10）：32-35.
蒋永福，吴可，岳长龄主编.东西方哲学大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905-9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