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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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考古学；马衡；李济

近年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虽已平息，但我们对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和强大的史学传统依旧缺乏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对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西方考古学技术的应用方面。现以马衡、李济为中心，从考古发掘的技术层面，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爬梳，以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马衡生于1880年，幼时从业瀚受学。岳父叶澄衷曾资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书法、骑术等研究会的导师。同年秋，为史学系三年级讲授金石课程，这也是该系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设这门课。①1922年2月，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议升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马衡获悉后，迅速至新郑调查出土古物地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向马衡介绍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来发掘经过，“先后开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划定范围，南北长三丈五尺，东西宽四丈五尺，层层发掘，至三丈深，见有墓穴作椭圆形，上易明砂，中有残骸残玉，穴外环列各器。”②马衡到达新郑时，发掘己经结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旧坑北面新开一坑。马衡根据他人所言绘一《新郑县发掘古器物图》，大致标明发掘坑、墓穴、骸骨及遗物的位置。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详细报告了新郑铜器发现的时间、地点、经过、种类及其数量、制作材料，并绘制了图纸，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马衡偕同傅振伦、常惠等人，以《水经注》及顺治、乾隆年间的《易水传》为线索对燕下都作了实地调查，并于1930年组成“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姥台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③经过一个月的发掘之后，由于“东陵盗墓案”的发生以及时局的不稳，发掘工作遂告结束。

马衡从1919年任职北大以来，积极筹划各种考古事宜，不过，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组织田野考古发掘。综观马衡的考古学方法，我们会发现马衡非常重视实地发掘，虽然他仅参加过一次发掘工作。马衡注意的是地点与器物出土情形，知现在的出土地点便可推知古代何时曾称作何地。马衡认为实行有计划的发掘还可以观察出土物的种类、数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间的关系及当时的风俗制度。在数次考古调查中，马衡都很注意这一工作。当他参观朝鲜乐浪古墓发掘时，特意绘制了一幅棺椁布局图。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显受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殷墟发掘的启发。

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和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活动的负责人，“虽然，马衡缺少现代考古学训练，使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导致他在领导北大考古学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考古发掘，加快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由于他的努力也加快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步伐。不过民国以来的多数考古发掘，都与金石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作宾的殷墟发掘也是如此。到李济主持安阳发掘时，“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张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发掘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因为这次发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正如陈淳所说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献资料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为史学传统的延续，从而影响到史前学的视野与研究。”④殷墟发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过作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起点，恐怕还要追溯到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

1925年李济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考古学课程，并于1926年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合作，对山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阶段。李济把山西作为考古发掘的首选，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济到达山西之后，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把发掘地点定在西阴村，除了这一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这些都表明李济在筹划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时候，研究目标和思路就鲜明地定格在史学范畴上，在学术定位上将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李济是一个古史学家，考古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寻觅文明起源的情节和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考古学迈出第一步时即已昭然”。⑤

关于李济这次发掘方法的得失，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赘述。总之，这是国人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创新之处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个坑分八“方”，分成两排，后面一排四个面积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学采用严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发掘还是采用探沟法，同时李济在发掘中还在各个探方中保留了关键柱，这也是一大创举。其次，采取了“披葱式”方法，即水平层位法来开展发掘工作，第三，李济用“三点记载法”，详细记载了出土物的情况，并用“层叠法”来记录常见的遗物，在当时都应该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图、地层图的绘制则是由参加过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来完成。李济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虽然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细节。当时的考古分析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他的分类只是中国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类型学。李济在“西阴村所实践的考古学方法也不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考古学范例，也不是即将取代近代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但总的看来，“李济的发掘是相当科学，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掘的较高水平。”

李济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对于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是以他在西阴村的发掘方法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首先，李济对殷墟的陶器进行研究，写成了《殷墟陶器初论》一文。此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遗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过去金石学的巢窠，而进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学中固有名称，结合功能原则，对考古发现中的陶器定名，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础工作，体现出金石学对考古学的影响；3、从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与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年代学的探索。⑥不过李济的陶器研究也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比如说，他主张从甲骨文以及后来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来确定陶器的名称，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与铜器比较，由铜器的名称，推定陶器的名称。其次，李济对中国考古学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类型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安阳殷墟第七次考古发掘开始，李济就脱离一线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对铜器进行化学分析，以确定其确切年代，然后对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同时对这些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当时国外先进理论来进行考古学的探索。

李济的考古学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西学的真义还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学者指出“李济先生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研究时力图打破宋人的命名分类体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几个部位标以字母符号，欲建立现代考古学类型学上的分类。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没有从结构上根本替代旧有的分类。”⑦“由于自信，中国考古学虽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类缺乏普遍认可的类型学。”⑧作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运用是有别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专家，同时他在美国也接受过人类学的训练，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自从梁思永加入到考古发掘中来之后，殷墟发掘才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在西学东渐中产生，无论在方法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在中国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以马衡和李济两位先生为例，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梳理，探讨他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于近代考古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希翼对当今的考古学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①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49

③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4）

④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⑦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4）：27

⑧福尔肯霍森 著、陈淳 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世界》，1995：86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考古学 学术规范 公众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北宋时出现的“金石学”，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铜礼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中国考古学经过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与多个学科融会贯通，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如C14测年、热释光、卫星遥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等方面的成果，充分应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水下考古等多个专门考古分类。在教育体系中，中国的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考古学正式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遗址现场发掘的直播，都向公众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识，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热潮。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与当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尤为必要。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正确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虽然与狭义的历史学都是为了研究古代人类历史，但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首先，两者研究的对象即处理的材料不同。历史学主要是处理来自过去的文献，而考古学主要处理过去的实物遗存。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

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考古热潮与田野发掘规范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

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

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

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3 公众考古学与当代社会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主要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⑨这不仅是因为曹操是中国大众心目中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热潮关系密切，还出现了很多“质疑”曹操墓造假的声音，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Z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

注释

①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3（5）.

② 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让材料牵着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J].考古与文物，2012（1）.

⑥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刘莉.“文物保护航母”开进考古现场[N].科技日报，2012-5-5（3）.

⑧ 李韵.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报，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0-1-26（3）.

⑩ 柳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任何人都有质疑考古结论的权力[N].光明日报，2010-1-5（3）.

Z 杨雪梅.考古不再“纯学术”？[N].人民日报，2010-1-24（12）.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7.

[2]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

[3] 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计算机技术；考古学；文物保护

现代计算机技术发展极快，不仅在管理、教学、医学、生产等活动中有了广泛的应用，还涉足到考古学，成为了文物考古与文物保护领域中的一种常用探测、管理手段。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的时间很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文物考古学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文物鉴别、文物保存、文物修复以及考古资料管理整理。下面对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文物保护领域中的应用作详细论述。

一、计算机技术在考古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这里的考古资料又指文物信息，文物考古必须借助信息资料，如果信息资料缺少，考古依据也会随之丢失，最终导致考古无据可循。所以在文物考古中，行业人员除了要重视考古技术之外，还要重视考古资料。为了确保考古资料的管理质量，常常会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国内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数据库，后通过管理数据库来管理考古资料。数据库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情报检索系统

20世纪80年代，国内某省某考古研究院研发并建立了一套“考古文献情报检索系统”，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考古文献数据库。早期，该系统能够在考古资料管理模式下正常运行，为考古文献资料管理提供便利，但后来该系统受到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的冲击，到今天已经不再使用。

2、考古资料信息管理系统

考虑到人工管理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还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对考古资料信息的需求，所以国内某某省文物管理部门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门用来管理考古资料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后期发展中不断对该系统进行优化、完善，使其不仅能实现信息管理，还能进行报告编辑，为考古资料管理事业的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条件。

3、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的出现时间为上世纪60年代，是一种基于地理信息管理技术、计算机技术下的空间数据管理系统，能为考古学遗迹查找、探测提供帮助。国内历史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考古时会应用到该系统，利用该系统具备的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来获取文物的空间信息，定位文物。

二、计算机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除了文献资料管理之外，考古研究与文物探测中也会应用到计算机技术。考古研究领域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研究法是文物考古研究领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原理是先将搜集得到的相关资料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纳，后结合归纳结果，对搜集到的各部分资料相互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类型学研究中，最终得到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受研究人员经验丰富性影响，研究人员经验越丰富、研究水平越高，则得到的分析结果越可靠。要提及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多是由研究人员对资料进行分析，主观性强，所以分析得到的结果也具有片面性特点，可能会出现分析失误问题。如果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其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处理，可有效避免文献资料主观性分析，克服分析结果片面性难题。

2、不同单位间的排序和分期研究中的计算机技术

目前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往往是以一二组典型器物组合或几件典型器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中质变环节上的特征为标准，判断其他组合或器物与其相似程度的高低，或与其共存关系的有无，建立一个遗址、一个墓地或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由于考古学意义上的分期其时间跨度多则几百年，少则几十年，所以属于这种分期意义上的同属一期的遗存之间，亦存在着绝对年代的差别。当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向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内部的结构发展时，就会发现属于同一分期之内的各遗存之间的相对关系，其排列的序列等问题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计算机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1、计算机断层摄影

计算机断层摄影主要有：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X一CT）、超声波计算机断层摄影（U-CT）及利用核磁共振的计算机断层摄影（NMR一CT）。由于CT技术的“透视”能力，使我们能对三维物体的内部结构进行精确描述，从而可以定量测定密度分布。

2、计算机辅助文物修复设计

传统的文物修复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文物修复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物修复者的素质。面对巨大数量的需要修复和养护的文物，传统的手工作坊式技术、短缺的修复人才与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十分不相适应。引人现代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技术方法，是文物修复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3、有限元分析法

有限元分析法是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是离散化，即化无限为有限，以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从物理上看，一个由无限个物质微元和结点构成的连续体，可以近似地用有限个在结构点处相互连结的单元所构成的组合体来代表。从而，可以把对连续体的分析变为对单个单元和它们的组合问题的分析。

四、结束语

计算机技术在现代考古学与文物保护领域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其不仅可单独在考古文献资料管理中应用，还能与其他同类技术相结合，形成一种新技术在考古研究中加以应用，为考古学的发展以及文物保护事业的进度提供源动力。在本篇文章中，笔者重点探讨了计算机技术在考古文献管理、考古研究以及文物保护三项工作中的应用，强调了计算机技术对考古学的作用于影响，得出了相关结论，希望对同行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腾铭予.计算机与考古学─―计算机技术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的应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3）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地考古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在对于彔观及观测点的调查研究中什么才是重要的,并解释了哪牲数据，地理信息和环境是没有屮的。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从挖掘者、环境学家或者土壤微形态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过去环境的改变。土壤考古学包含诸多方面的研究内容，介绍如下。

(一)考古记录中的沉积物以及土壤和人产品。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沉积层中古代文物的发现，为地层年代、古景观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变换进程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和参考。从地质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考古学中的文物属于地质学上的一种特殊的沉积物。同样的特性也适用于沉积物，与这桦沉积物是否包括文物或者是具有考古学特性无关，我们需要理解沉积学的概念，这样有利于更好的评估采样点的环境条件，这些对考古学家的报告有帮助

(二)考古i己录中环境的形成研究人类活动和M他自然过程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全面的理解考古学的形成和结构。因为考古学中的物质被沉积的沉积物所覆盖,从地质学和沉积学的角度来ft对考古学中解释文物这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考古学中的那些特別的行为活动的特点和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的柄息地。地面景观的分布也影响了报告的能见度。

(三)古环境的重建：人类、气候和古代景观。景观演变、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大尺度的联系是考古学解释中的重要方向。地考古学的一个根本标准是对于史前i己录的过去人类活动、K他有机体的柄息环境相互作)和关系的解释。古生态地质学这个方面是地质考古学的一个子集,这项研究着重解释史前生命和环境景观。

物理和生物环境中地域特性、域和全球性的变化影响着景观环境.然而气候的变化似乎更加直接的影响到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会导致区域性、全球性和地方性地质条件的改变，甚至会影响到大气和水文的流通模式。

在推断过去的环境条件和研究环境条件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时候,反映沉积土壤过程中的侵蚀、沉积、景观稳定性同样也适用于古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中。任何这牲学科单独研究只能建立一个有限的地冈图，然而将多学科结合nf以很好的建立一个域的甚至是全球的第四纪气候模式。

(四）原生矿物和资源。产生于希腊语.意思是石头和岩石)来命名那些用岩石和矿物制作的物品。考古挖掘得到的样品通常是丰富的社会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文物是是稳定存在于地球表面环境的碎片。大多数的地质学上的原生矿物衍生出无机的残骸许多现在使用的岩石矿物的名称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这里集中了一些地质考古学中在旧世界和新壯界环境中会涉及到的岩石和矿物，包括：角岩、玉髓等矿物、金属、矿石、岩石、建筑材料。

(五)物质起源的研究。起源是考古学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涉及到文物波掩埋的明确的地理位置。脱离了起源的相关资料，文物儿乎没有考古学价值。但是，地质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与之很不相同。地考古学定义的起源是从从地质-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组成这个文物的原生矿物，它是一个特殊的地质沉积。地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并不是指文物发现的地点位置，而是指原也矿物的成分大量的化学、物理、生物参数可以被川来定义向然物质的组成成分。地质学家使用元素追踪、同位素、等方法区別定义矿物和原始组分。

(六>考古记录中的年代估算。对于考古学中的物质和第四纪地层年代的估计是地质考古学中的主要任务。年代学提供了暂时尺寸从人种学、动物行为学等学科中将历史由然科学和地质学丨X:分幵来。理解了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解释过去的数据的重要意义fr:测年技术发展起来之前，我们许平代学测定技术有一定的不足。更好的定义年代在推测人类行为的研究上有关键性作用、实践中选择测定的技术受分析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受到考古学现象年代的约束。这桦限制条件多是根据样品的特征和技术情况制定的。

(七）质图、遥感和调查分类是制图的中心工作。信息的筛选已经是制图和地图内容中的一部分。因此，地图的制作者经常会使用已经分类的信息,分类，然后以点的形式集中反映那些数据并制图,许多种类的地阁可以运W到考古学上。K:中有2种.地形罔和地表地质地阁(有时候叫做第四纪地图mtL质考古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土壤学家制作的地图，建立在多种景观之上。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地质学儿乎是相同的，但同时有一个增加的重要环节是土壤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打钻或挖掘（因为土壤的变化要比地质学特征和物质变化要迅速)。

二、土壤考古学的研究展望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6篇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在近八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反映了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些类型学研究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差别，一方面和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以及考古学科发展状况有关，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习经历和知识体系结构。本文拟选择三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影响但学习经历不同的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试图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原因。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Montelius）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超级秘书网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李济大都回避甚至批判。但是现实中许多考古工作者的类型学研究，又往往不自觉地袭用李济式的类型学模式，称为“某式某型”，将李济的“序号”和“类型”混同苏秉琦的“顺序”和“类型”，这样一来，在一个适用于器物形态元素的分类系统里，导入器形演进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类型学思想和概念的混乱。虽然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发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分类思想和排序思想协调起来，并逐渐规范了类型学的研究模式和语言范式，但是至今还没能彻底摆脱类型学研究中强调历时过程和因果关系的史学影响，而李济那种人本主义精神的考古学研究依然很难看到。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7篇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8篇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p#分页标题#e#

与民族学的资料相结合，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各种‘考古学文化’类型是体现当时各个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存在，与民族的形成有关。⑥”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是“满天星斗说”、“多元一体模式”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等系列文明起源理论的基础，目的是为了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然苏秉琦先生在讨论“区、系、类型”理论时却认为：“目前还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某种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上的某个族人为地联系起来，把它说成××族的文化。从长远来说，进行这样一项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但是现在，在对各地的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上下的源流等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还不具备做这种探索或考订的时候，似应先做些基础性的研究，积累起必要的原始素材，以备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我们这里所作的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探讨，只是基于现有资料所作的探索。”因此，苏秉琦先生在划分六大区系时就存在着考古资料的局限性；由于受到考古资料的局限，六大区系的划分也缺乏一定的民族属性，或偏重了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民族学属性。二、“考古学文化系统”简介“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的推出，补充、修正、完善苏先生建立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是我辈考古同仁责无旁贷的任务。⑦”由于“区、系、类型”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与“区、系、类型”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相一致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可能比“区、系、类型”理论更符合我国考古学的实际；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与原有的考古学专业名词也不致相互混淆或产生歧义。考古学“文化系统”的概念是尹达先生提出的。1955年，尹达先生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我国的广大地区以内，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经济生活基础的某种差异，在新石器时代的漫长时期里，不同的地区当然可能发展成为不同的文化系统。⑧”

1961年，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在对青莲岗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年代和文化特征进行了全面论述时，第一次区分了“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系统”两个不同的概念，并对“青莲岗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系统”进行了客观阐述，并特别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自北向南的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属于青莲岗文化系统⑨。在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发表对青莲岗文化的研究之前，除尹达先生提出的文化系统外，夏鼐先生还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⑩，因此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所提出的“青莲岗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命名，或许受到尹达先生和夏鼐先生的影响，而“青莲岗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系统”的提出，则是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系统”的理解和实践。1980年，石兴邦先生在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系统的命名，将7000～6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分别命名为“仰韶文化系统”“、青莲岗文化系统”和“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是黄淮下游、东方沿海、渤海湾周围及东南半壁。……青莲岗文化系统根据历史民族学，可分为三个系统：一、东方沿海一带的称夷；二、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为三苗后来的百淮；三、五岭以南闽江、珠江及红河流域为百越。”石兴邦先生对“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定义如下：“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系统即人类社会生活系统。文化系统大致包含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宗教礼仪、道德规范、语言系统、生活习俗、生产方式、行为能力、艺术风格、审美情趣等要素。诸多要素中，既有继承性和保守性等延续性要素，亦有开放性和扩展性等变化性要素。……在一个文化体系中，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和人文历史、生产技术的发展等原因，可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即文化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之间，或存在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而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或相互排斥和相互争斗而形成强势文化共同体取代弱势文化共同体

“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区别在于考古学文化强调的是小区域内的文化共性和大区域内的文化个性，而考古学文化系统强调的则是大区域内的文化共性。新石器时代的民族文化区往往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因此，考古学文化区与民族文化区的相互关系，同样是考古学界无法回避的课题。如何解释考古学文化区与民族文化区的相互关系，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划分与研究有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定义显然包含着考古学文化的民族属性。考古学文化系统包括相同的文化生态和文化景观、相同的文化地域和民族特征、相同的文化传统和原始宗教等诸多因素。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个要素构成的整体。文化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系统包括物质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精神文化系统等要素，即文化系统由技术的、社会的和观念的三个子系统构成，技术系统是决定其他两者的基础。文化系统可分为三个层次的序列：技术层为基础，观念层最高，社会层居中輰訛輥。因此考古学文化系统内应包含着若干个考古学文化，一个考古学文化即可独立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考古学与民族学分属不同的学科，考古学文化区与民族学文化区的基本概念，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考古学文化区是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考古学文化区的划分是根据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通过对文化遗迹、文化遗物等文化遗存的分析、比较、研究而确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布的空间范畴。民族文化区是民族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民族文化的分布区域，即民族文化区。民族文化区是一个具有连续空间范围、具有相对一致的自然环境和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过程、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民族传统和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景观所构成的地理区域。

考古学文化区的划分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面貌的个性，强调的是物，而民族文化区的划分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共性，强调的是人。考古学文化区属考古学范畴，民族文化区属民族学范畴。考古学人群共同体与民族学人群共同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考古学人群共同体形成考古学文化区，民族学人群共同体形成民族文化区，尽管考古学人群共同体与民族学人群共同体有着许多相同的特征。显然，民族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要大于考古学文化区，即一个民族文化区内可分布着若干考古学文化区。因此，在建立考古学文化区和文化谱系的基础上，考古学研究应在划分考古学文化系统与民族文化区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基本理论进行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虽然考古学文化系统与民族文化区是两个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然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与民族文化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因此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地理空间大致与民族文化区相当。考古学文化系统是由同一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按一定关系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考古学文化系统强调的是文化共性，即考古学文化的共性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共性。考古学文化系统的概念应包含“地理、民族、文化”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即“共同的地理单元、共同的民族集团和共同的文化传统”构成了考古学文化系统。考古学文化系统建立在各考古学文化已充分研究和基本明了的基础之上，在更为广袤的空间里，宏观地、动态地研究区域内各考古学文化发生、发展、交融、演进和衰亡的全过程，同时也可与文化系统区域外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动态地进行文化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考古学文化系统不是一个氏族、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部落联盟的文化，而是一个民族集团的文化，显然这种大范围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具有一定的民族性，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属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的划分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是考古学研究的必然历程；而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划分，同样是考古学发展的必然历程。#p#分页标题#e#

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研究人与社会，是研究人的行为能力与行为过程的发展过程，研究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演变过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程。因此考古学文化区的划分仅仅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石兴邦先生指出：“新石器时代是各种文化模式形成的阶段，也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渊薮。我国原始文化的多样性和特点，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群体，为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创造出不同类型的文化。新石器时代，也是各个族系的形成时期。同一人种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模式，同一模式的陶冶下，形成了经济类型、生活习俗、和地区意识的人们群体，由氏族———部落———部族而发展为民族，在文明时代，即形成国家。”輱訛輥因此，划分文化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探求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区、系、类型”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考古学文化区的划分与研究是考古学发展的必然阶段，而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划分与研究也应是考古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阶段。考古学文化系统与民族文化区具有相同的共性，即考古学研究应逐渐向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发展，逐渐向考古学文化系统即民族文化区的研究发展。根据考古学文化定名的基本原则，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以各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系统，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可分为“仰韶文化系统”、“青莲岗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系统”、“昙石山文化系统”和“昂昂溪文化系统”等考古学文化系统。

仰韶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大致为辽、冀、蒙、京、津、晋、陕、豫、甘、宁、青的一部或全部；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大致为辽、冀、豫、鲁、皖、苏、浙、沪的一部或全部；屈家岭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大致为豫、鄂、皖、赣、湘、渝、川、甘、黔、桂的一部或全部。其中豫西、豫北和豫东、豫南分属华夏、东夷与苗蛮民族文化区的分布范围，因此中原亦成为仰韶文化系统、青莲岗文化系统与屈家岭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昙石山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大致为浙、皖、赣、闽、湘、粤、桂的一部或全部，甚至还可能包括台、琼等南岛；昂昂溪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大致为黑、吉、内蒙、陕、甘、宁、青的一部或大部，甚至可延伸新疆东部（图二）。我国古代有华夏、东夷、苗蛮、百越和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等民族集团。仰韶文化系统、青莲岗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系统、昙石山文化系统和昂昂溪文化系统的分布空间，大致相当于我国古代民族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考古学文化系统与民族文化区的对应关系分别为：仰韶文化系统———华夏民族文化区；青莲岗文化系统———东夷民族文化区；屈家岭文化系统———苗蛮民族文化区；昙石山文化系统———百越民族文化区；昂昂溪文化系统———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区。五个考古学文化系统与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的大致对应关系为：仰韶文化系统———陕甘晋邻近地区，青莲岗文化系统———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系统———湖北和邻近地区，昙石山文化系统———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昂昂溪文化系统———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划分与六大区系的唯一区别是将“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合并为一个文化系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系统的民族属性主要表现为：一、有共同的地域和经济生活；二、有共同的语言风俗和道德规范；三、有共同的图腾崇拜和；四、有共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五、有相同的生产技能和生活方式等；民族属性在考古学文化系统层面上的主要表现为：有共同的聚落形态与建筑形态；有共同的墓地形态与埋葬习俗；有共同的装饰习俗和宗教礼器；有共同的生产对象和生产物品；有共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等。因此，考古学文化系统兼有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双重特征，而且还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若干不同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次，考古学文化系统；第二层次，考古学文化；第三层次，考古学文化类型；第四层次，考古学文化的分期輲訛輥。

由于“青莲岗文化系统”是唯一对“六大区系”中的两个区系进行合并的文化系统，因此有必要对青莲岗文化系统进行简要的论述。青莲岗文化是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于1961年提出的。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将江苏境内的原始文化分为“青莲岗文化、刘林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湖熟文化”。1972年，吴山菁先生发表了《略论青莲岗文化》輳訛輥，不仅取消了刘林文化，而且以青莲岗文化系统的概念取代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构建了一个延续时间达2000余年并纵跨五大流域、三大平原的“青莲岗文化”，由此引发了上世纪70年代关于青莲岗文化的讨论輴訛輥。夏鼐先生认为：青莲岗文化的定名可以取消，建议将“江南类型”和“江北类型”的青莲岗文化分别叫做“大汶口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輵訛輥。苏秉琦先生也认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诸文化，尽管它们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存在明显的共性，这只能说明当时它们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能说它们属于一个某种的人们共同体。”輶訛輥显然，苏秉琦先生已注意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诸文化……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存在明显的共性，”但由于缺乏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资料，又囿于夏鼐先生的影响，故也“只能说明当时它们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能说它们属于一个某种的人们共同体。”上世纪90年代，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建议，国家文物局设立了“苏、鲁、豫、皖地区古文化研究”重点课题。江苏、安徽先后发掘了高邮龙虬庄輷訛輥和周邶墩訛輮輦、兴化南荡輯訛輦、阜宁陆庄輰訛輦和东园村輦輱訛、东台开庄輲訛輦、蚌埠双墩輳訛輦、定远侯家寨輴訛輦和含山凌家滩輵訛輦等遗址，并先后命名了龙虬庄、双墩、侯家寨和凌家滩等考古学文化。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基本廓清了江淮地区古文化的序列，建立了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p#分页标题#e#

江淮地区的考古发掘填补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并由此建立了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海岱文化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东部文化区：龙虬庄文化；江淮中部文化区：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江淮西部文化区：薛家岗文化；宁镇山脉文化区：丁沙地遗存→北阴阳营文化；太湖流域文化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建立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重新讨论“青莲岗文化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淮东部考古学文化区的确立和龙虬庄文化的命名，填补了将海岱地区与太湖地区之间的空白，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连为一体，可清楚地发现各考古学文化区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可清楚地考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共性。“青莲岗文化系统”属考古学文化系统，考古学文化系统强调的是文化的共性。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归纳的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共性是：生产工具多断面成椭圆形的石斧、扁平穿孔石斧、断面近方形的条形石锛和长方形的两孔或一孔石刀；骨制器具相当普遍，以骨鱼镖最为突出；使用的陶器，大多挂红衣，尤以挂红衣的泥质钵形器为最突出；炊器多夹砂质的鼎和釜，不见鬲形器；釜皆圜底，肩部多有突出卷沿一周；带嘴的壶形器很多，式样是多种多样的，还有质料较粗而挂红衣的鬶形器；装饰品有玉玦、玉璜、玉环、玉管、石镯等；当时人死后埋在公共墓地里，葬法和头向有一定的规律，用或多或少的器物随葬。石兴邦先生归纳的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共性是：早期以釜形、罐形器为主，中晚期以三足和镂孔的圈足器为主；生产工具以精致的石器和骨器为主；以种植稻谷和农业生活为主，饲养猪；普遍出现了进步的刻玉工艺；普遍流行拔牙习俗；崇尚装饰。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划分的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分布空间主要为东夷民族文化区，而石兴邦先生划分的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分布空间包括东夷、苗蛮和百越民族文化区，因此，曾昭燏和尹焕章先生划分的青莲岗文化系统的分布空间应更接近于史实。进入21世纪，对东夷民族文化区考古学研究的结论逐渐趋向一致。2004年，王永波先生通过对齐鲁史前文化与三代礼器的研究，通过对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民族集团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了“鼎———鬶文化系”的概念，认为东夷民族属“鼎———鬶文化系”（含鼎、鬶、匜、盉、杯、尊等），而华夏民族则属“斝———鬲文化系”。东夷民族集团的分布范围包括桑卫、海岱、江淮、太湖诸地区，并根据对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将东夷民族集团的主要特征归纳为“鼎鬶文化”和“崇日尚鸟”輶訛輦。

2011年，韩建业先生在分析了龙虬庄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后，提出东部沿海地区“鼎、豆、壶、杯、鬶（盉）文化系统”的概念“：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与龙虬庄文化的北上有关，形成后又与江淮、江浙地区文化不断交流，加上仰韶文化同时向两地施加影响，从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面貌越来越近似，逐渐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鼎、豆、壶、杯、鬶（盉）文化系统’。”輷訛輦考古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发现、发掘和研究考古学遗存、命名和研究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在考古学实践的基础上归纳考古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历程。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相关学科介入了考古学领域，尤其是民族学。民族文化区的空间范畴内应包含着若干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部族或部落联盟；考古学文化系统的空间范畴内也同样包含着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因此，考古学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的时空范畴大致与民族学的民族文化区相当。而“青莲岗文化系统”、“鼎———鬶文化系”和“鼎、豆、壶、杯、鬶（盉）文化系统”等考古学文化系统的提出，皆表现出考古学逐渐向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对东夷民族文化共性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兼及考古学文化和民族文化属性，并兼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可将青莲岗文化系统即东夷民族文化区的文化特征和构成要素归纳如下：反映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的对象为“鸟”，即“鸟图腾”；反映审美情趣、宗教巫术和工艺技能的物化物主要为“玉制品”；反映宗教礼仪的物化物主要为“鼎、豆、壶”，或“鼎、豆、壶、杯（觚）、鬶（盉）”；反映生产方式和生产对象可用“饭稻、羹鱼”表述，尤其是“羹鱼”。以上四个文化特征中，除第一个文化特征贯穿始终外，后三个特征都是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根据以上文化特征，青莲岗文化系统的空间范畴应从山东半岛至太湖流域，包括海岱地区、江淮地区、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的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胶东贝丘遗址、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龙虬庄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具有上述文化特征的“淮系文化”，甚至辽东地区的贝丘遗址等也可纳入青莲岗文化系统。简言之，青莲岗文化系统即“东夷民族文化区”。同样，其他考古学文化系统也可归纳出各自的文化特征和构成要素，因不属本文的讨论范畴，不赘述。

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文化内涵、文化特征、文化源流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等必要的原始素材的积累，是研究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基础；而古史传说的梳理与考证，同样是研究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基础。傅斯年先生根据对华夏和东夷民族的研究，认为“中国大陆土地上最早的文明发源地在渤海附近、九河故地，东夷是我国古代文明最高、最成熟之种族，山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輯訛輧”蒙文通先生根据对古代民族的研究，也同样认为海岱（即东夷）民族是我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民族輰訛輧。俞伟超先生根据对考古学研究，认为“在4000～5000年以前的我国的文明曙光时代，以东方的龙山和东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时期黄河中游的龙山阶段诸文化，其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度。輱訛輧”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东夷集团中较早的氏族“有太皞，有少皞，有蚩尤。輲訛輧”新石器时代，随着社会经济和聚落规模的发展，聚落与聚落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断地增大，社会组织更趋复杂化，于是萌生了超越聚落群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规模较大、作用力较强的聚落，就有可能处在优先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其中聚落内部组织管理的强化是聚落获得优先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又是导致阶层分化的主要原因。而强化管理的有效途径就是削弱聚落内部各氏族的独立性，强化聚落内部的统一性。聚落内部统一性的强化从而形成了考古学文化。由于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平衡，在一个民族文化区内包含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和部族；在一个文化系统内也同样包含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p#分页标题#e#

随着聚落形态的发展和社会物质逐渐丰富，聚落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加剧，社会内部的分化也逐渐向聚落群乃至更大范围扩张。聚落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融合。社会形态的发展往往通过增强聚落群的作用和削弱其他聚落的独立性，导致聚落群内部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或进行重新调整和组合。聚落群内部结构的变化导致考古学文化发生变化，从而出现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划分与界定，可将考古学研究导向两个不同的层面：可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内部动态地研究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发生与衰亡、互动与消长等；可宏观地、动态地研究考古学文化系统与考古学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可微观地、动态地研究处于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邻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东夷民族集团在我国古代文明化程度最高，所以在青莲岗文化系统中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根据古史传说的研究，东夷民族文化区内有两个文化最发达的部族———两皞和蚩尤；根据考古学的研究，青莲岗文化系统中也同样有两个文明化程度最高的考古学文化———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古史传说的研究与田野考古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即氏族向部落或部落向部族发展，首先是内部的整合和趋同；在考古学文化系统内，则表现为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其次是向外部空间的拓展，即发生史前战争；在考古学的层面上则表现为考古学文化系统与考古学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即考古学文化系统扩张或“被扩张”。在“青莲岗文化系统”即东夷民族文化区内，有北辛文化向大汶口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的发展和演进；有贾湖文化的东迁；有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和崧泽文化的西进与北扩；有良渚文化的北上与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龙虬庄文化、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的消亡；有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衰亡；有王油坊龙山文化的南下和南荡文化遗存、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发生；还有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与岳石文化、马桥文化之间的文化断层等。可见在同一文化系统内，既有文化的扩张和文化的碰撞，也有文化的变异和文化的衰亡、消亡与乃至灭亡。

在“青莲岗文化系统”即东夷民族文化区内，唯有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文化序列完整，唯有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的文化内涵对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区有强烈的辐射性，呈强势文化区；而江淮东部文化区、淮河中游文化区和宁镇山脉文化区皆呈弱势文化区，应为亚文化区。与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相对应的民族集团应为太皞、少皞民族集团和蚩尤民族集团；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有可能反映的正是太皞、少皞部族和蚩尤部族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其中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尽管东夷民族集团的文化最发达，文明化程度最高，然而我国首先诞生的是华夏民族集团的国家文明，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阶层分化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羁束，出现了地缘关系的因素，出现了王权并频发史前战争，最终导致华夏国家文明的诞生。这主要表现于强势考古学文化区域的扩大和内部强烈的同一性，表现于考古学文化的裂变、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弱势考古学文化的消亡，即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在五大文化系统即五大民族文化区中，华夏、东夷和苗蛮都与我国国家文明的起源发生过关系，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华夏、东夷两大民族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古学文化系统的确立，除了可动态地研究文化系统内部的互动之外，还可进一步动态地研究文化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华夏民族集团与东夷民族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犹如当年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夷夏东西说”，至今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和华夏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五大文化系统中，唯有青莲岗文化系统是纵向分布的，唯有青莲岗文化系统是纵跨江、河、淮、济“四渎”輳訛輧的。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性，故在东夷民族文化区内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有联系的两个族群———太皞、少皞部族和蚩尤部族，而在青莲岗文化系统中则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龙山古国”和“良渚古国”。犹如铁木真扩张前统一蒙古各部和努尔哈赤扩张前统一女真各部一样，华夏民族集团率先完成了文化系统内部的整合与统一，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即黄帝———夏禹；而东夷民族集团却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形成了两个中心，即两皞部族与蚩尤部族———这也许是文明化程度最高的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未能最终完成从古国走向王国的历程的真实原因。通过考古学文化系统的确立与研究，为探讨华夏国家文明的起源即从古国———王国（方国）寻求了一条新的途径。与“区、系、类型”理论不同的是，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不仅可用于新石器时代从古国走向王国的研究，而且还可用于夏、商、周时期从王国走向帝国的研究。我国的夏、商、周时期的文化系统可划分为“中原（华夏）系统”和“非中原（非华夏）系统”。夏、商、周时期主要是系统内的子系统之间的碰撞、互动与整合，强势文化不断增强、扩展、融合、同化弱势文化，逐渐形成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体文化；其次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碰撞、互动与整合。“中原系统”中包含着若干“中原系统国家群”，而“非中原系统”也包含着若干“非中原系统国家群”。通过对系统内部和外部进行动态地研究，同样可探求如何从王国走向帝国的历程。夏、商时期是以夏、商王国为中心，以与夏、商王国有着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方国群组成“中原系统方国群”，王国和方国构成“中原系统”的亚系统；而与中原王国没有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方国群组成“非中原系统方国群”，诸多方国构成“非中原系统”的亚系统。

夏、商王国成为“中原系统方国群”的中心，后羿、寒浞和人方、徐方则先后成为夏、商时期“非中原系统方国群”的中心。夏、商时期主要是夏、商王国与后羿、寒浞和人方、徐方等方国文化之间的碰撞、互动与整合西周时期强化了中央集权，实行分封制，东方的夷已纳入西周的版图，周王朝除分封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同姓和异姓的晋、鲁、齐、秦等诸侯外，还分封了已割据一方的徐、楚、吴、越等诸侯。因此西周时期是以周王朝为中心，以与周王朝有着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诸侯国组成“中原系统国家群”，周王朝与有着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诸侯国构成“中原系统”的亚系统；而与周王朝没有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诸侯国组成“非中原系统国家群”，诸多诸侯国构成“非中原系统”的亚系统；西周时期周王朝成为“中原系统国家群”的当然中心，而徐国和楚国则先后成为“非中原系统国家群”的中心。西周时期主要是西周王朝与徐、楚等诸侯国之间文化的碰撞、互动与整合。东周时期是我国从王国走向帝国的关键时期。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实际上形成以晋、齐为首的“北方系统国家群”和以楚、吴为首的“南方系统国家群”，其他诸侯国则构成了“北方系统”和“南方系统”的亚系统。由于吴的冒荫和晋的扶持，吴国成为“北方系统”中唯一的南方国家，成为“北方系统”插入楚、徐、越诸国中心地带的楔子。#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