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的意义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第1篇
1、坎贝湾黄金城，2002年科学家在印度海域发现9500年前的一处远古水下废墟。这处水下神秘古城具有完整的建筑结构以及许多人体残骸。更有意义的是，这项研究发现将印度坎贝湾地区所有考古发现的历史提前了5000年，使历史学家能够更好地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
2、意大利的Atlit-Yam是在卡梅尔海岸发现的几个新石器时代定居点的名字，这里拥有古老的石井、房屋和其它建筑的基石以及古老的道路等。研究人员估计这些建筑建造于7550到8000年前，由于一场海啸的席卷这一地区沉入水中。
（来源：文章屋网 ）
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第2篇
南海1 号的出水，其意义不仅在于数量惊人的珍宝重见天日，还在于它蕴藏着超乎人们想象的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根据推测，南海一号上载有6 ―8 万件瓷器，早期出水的2000 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1 号出水的瓷器连连惊叹：“搞了一辈子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数量不过400 多件，而南海1 号文物全部出水后极有可能让这个数字翻倍。有人甚至说，依托南海1 号水下考古，广东一跃跻身于中国文物强省行列不在话下。
巨大的考古价值蕴含在一个个历史谜团中，近年来许多人围绕南海一号展开各种“歌德巴赫猜想”。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空白。南海一号的出水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物研究，800 载秘密将被逐步揭开。
始发港是哪里？
南海1 号船头朝向西南240 度，沉没朝向应该与当年的航向大致一样。通过这个朝向大概可判断当时南海1 号不是从国外驶入中国，而是从中国驶出。据考证，南海1 号满载金、银、铁、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人吃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还发现了眼镜蛇骨骸，据此推测船上曾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作为漫漫航行中的消遣，南海1 号应该是由中国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南海1 号的始发港是哪里？这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南海1 号出水了很多瓷器，其中有福建德化窑和磁灶窑的瓷器。史料中曾有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少有向北航行的，多发自泉州及其以北港口。一些专家根据船载货物推断“泉州为南海1 号始发港”。随着湖州铜镜、浙江龙泉窑瓷等和浙江息息相关物品的相继出水，又有人推断南海1号是从宁波出发。但有人认为这种推测有失偏颇，因为先前南海1 号文物出水量只占全船1/10，况且其中还包括不少景德镇、广东佛山的铁器，所以始发港应为广州。
为何沉没？
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判断，南海1 号沉没原因可能与海上风浪有关，因为它的船体没有发生大规模断裂，不大可能是因碰撞而沉没，而沉没的海域历来是台风等气象灾害频繁区域，其沉没很有可能是因为遭遇巨大风浪。另一种猜测是：南海1 号是否因超载而沉没？考古人员对南海1 号进行前期探摸时，发现了一块体积巨大的凝结物，其中有一定数量的铁器。如果遭遇风浪，南海1号沉没海底的状态应该是翻倾；如果是触礁沉没，则很有可能是船头或船尾首先插向海底。但南海1 号沉没状态是甲板几乎与海平面平行。为何会“平衡”地沉没呢？超载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有人质疑：南海1 号长度达30.4米，宽度是10 米左右，相当于一艘载重100 吨－200 吨的大船，载重量如此之大，不大可能因载有大量铁器、瓷器而沉没，沉没的真实原因要等整船文物出水后计算一下总重量才能见分晓。
从南海1 号的打捞结果看，目前还没有发现船员骸骨。那么南海1 号沉没时船上人员是否已逃生呢？南海1 号是一艘木船，与现代的钢铁结构航船不同，它不像泰坦尼克号那样重，因此沉没速度比较缓慢，而且船身并不庞大，门窗不高，沉没时船上人员想要逃离船只并不困难。
为何长年不腐？
南海1 号在海底20 米深处，被2 米多厚的淤泥覆盖，船体保存相当完好，今年8 月曾经出水一条近2 米长的鎏金腰带、一枚硕大的金戒指，金腰带由四股八条金线编织而成，金光可鉴，由此可以推测佩戴这些黄金首饰的船主可能非常富裕。
南海1 号船体为何能长存水下800 年而不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沉没地点的水下环境氧浓度低。南海1 号沉没海域近珠江口，淤泥淤积的速度较快，所以沉没后的短时间内周围很快堆积了大量淤泥，从而使船体与外界隔绝，避免了氧化破坏。对沉船周围淤泥的研究也发现，淤泥内有很多生物，但没有存活的，说明船体周围是一个厌氧状况非常好的环境。二是南海1 号使用的材质是松木。广东民间有“水泡千年松，风吹万年杉”的说法，故此松木是抗浸泡性能较好的造船材料。
船员如何生活？
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第3篇
海蜇运动探测体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球冠状头部和连设在该球冠状头部的下方的腔体，以及若干个均匀分布在上述球冠状头部四周围的模拟海蜇触手的翼展。
球冠状头部设计：球冠型头部呈伞状，可以减小运动过程中水的阻力。它采用亚克力透明材料做顶盖，切面部分分布了16枚紧固螺丝，把防水密封圈压实。切面的中央与电池仓、主轴电机等部分相通。球冠状头部内设有主控器和摄像模块、用于与上位机无线传输的无线通信模块、分别用于控制探测体升降和水平运动升降沉浮单元及水平推进单元。主控的数据端连接有探测用的传感模块，控制端分别与摄像模块、升降沉浮单元及水平推进单元的输入端相连接。
翼展的设计：海蜇的触手数量多，项目设计中把海蜇的触手简化为8个翼展围绕在球冠型伞体周围，利用连杆的方式与主轴连接。每一个翼展的运动都类似划船的桨，合适的速度和摆动幅度可以起到对姿态和方向的控制。利用CorelDraw软件设计翼展的形状。为保证翼展在水下运动过程中有合适的刚性，采用流线的双层翼展结构，使用激光雕刻机在厚度为0.5mm的软硬适中的塑料膜片上进行雕刻，把上下两层的翼展通过螺丝、垫片进行紧固。设计双层翼展能分别活动铰接在球冠状头部的四周围处，展翼下方装有中央控制器控制的能使展翼上下挥动的连动机构。连动机构包括涡杆、滑动件及若干支架，涡杆设于球冠型伞体下的腔体内部，其上端与一主力电机的输出轴相连，下端向下伸出腔体外，末端滑动件和连接器随涡杆转动而上下运动，从而带动相互活动铰接的3条支架骨运动，通过程序中的不同命令分支来控制实现展翼的运动形态。
探测体能实现上浮、下沉、水平推进等动作，运动过程稳定；可以实现避障，对强烈的碰撞能做出及时的避险反应，避险效果明显；能实现大小不同型号的探测体动作配合。地面控制界面能稳定实时显示水下画面和各个传感器的实时数据。模仿海蜇的形体结构设计外观，具有多种不同的运动模式，搭载机械臂和摄像头，探测水底浑浊度、温度等传感器。探测体模仿海蜇在水下紧急躲避敌害的方式，遇到特殊情况如光照、触碰等快速启用预设的避险程序并躲离现场。探测体拥有大小两种型号，可以组成群体，由地面控制端发出指令，实现不同机器间相互通信，共同配合完成任务。
该项目研究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该设计适用于各种有特定要求的水下科考探测活动，克服了传统仿生鱼探测体空间小、体态不稳定、探测性能不佳等问题。它对我们掌握目的地的水文、考古、生物分布等重要信息有着重要的意义。
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第4篇
在中国，迄今为止文物保护以政府行为为主，也彰显着政府的态度。2005年6月18日，总投资7亿元人民币、中国第一家跨地域命名的博物馆即将在重庆开馆，这座几乎与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同时提出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历时4年半的建设，将成为三峡库区部分文物的最终归宿。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92年4月3日，中国的人大代表们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正式立项建设。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对三峡工程库区文物大规模的调查摸底工作随即展开。
重庆市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有关人士说：“无论是三峡库区地下考古发掘和地面文物保护工作量，还是三峡工程建设工期的进度要求，库区文物抢救工作的规模和难度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
经过8年多时间的调查、论证和复核，2000年6月，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正式批准将1087处文物列入库区文物保护规划，同时批准了有关保护方案。其中，近7成的规划保护文物在重庆库区，其余3成在湖北库区。按照三峡工程的时间进度，1997年实现大江截流，库区二期移民阶段启动，文物保护工作也开始全面实施；2003年三峡工程完成135米蓄水、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及通航，二期水位文物抢救的工作量也需要完成总量的一半。随着2006年的三期水位、2009年的四期水位，一个接一个的时限表明，用于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时间越来越少。
重庆市文物局的专家们算了一笔时间账：正常情况下，要完成重庆库区752处地下考古发掘和地面文物保护的全部工作，需要30至50年，也就是说，库区二期文物抢救的时间需要15至25年。但是，三峡工程的建设进度要求只给了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者们5年多的时间。一些海外媒体认为，三峡考古难度巨大，要在5年多的时间里完成20年的工作量，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整个中国文物考古界都动了起来，80多支考古队伍开进三峡库区，仅重庆库区就有68支考古队伍。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区、90多所院校、文物保护和考古单位的千余名专家、数千名专业工作者和数万名从业人员，开始了三峡文物的世纪大抢救，三峡库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发掘工地。
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足迹到新石器时代居民的聚落遗址，从古巴人的勇武到楚文化的光彩，从两汉的繁荣到三国的铁马金戈，从中国历史最久远的白鹤梁古代水文题记到江上明珠石宝寨，从保存完好的千年古城大昌镇到远近闻名的张飞庙……神奇壮丽的长江三峡地面地下文物书写了又一部“中国二十四史”。
参与战国时期巴蜀争战之地李家坝考古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黄伟说：“在三峡库区每年的工作量相当于平常的10年。”
2003年4月，重庆库区二期移民阶段文物保护工作通过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验收。中国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用实际行动证实了“三峡库区大部分文物都将永沉江底”的传言并无根据。
几年来一直亲身参与库区文物抢救工作的重庆市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一名负责人说：“作为一个局部地区的大型工程的文物保护获得成功，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至关重要。前期的统一规划和良好的组织工作确保了文物抢救的顺利进行。”
他指出，文物保护工作相对于库区工程而言是增加成本的，运气好的是，三峡工程基本上沿用了计划经济色彩的一些做法，全部由国家拨款；而后的南水北调等工程，市场化的因素加强，因为工程是要考虑成本和效益的，这对文物保护的范围和程度必然要产生影响。
头号“移民”搬家
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搬迁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工程，而一位特殊“移民”的搬迁工作却牵动了文物保护工作者和世人的神经。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官乙说“虽然‘他’不在百万移民之列，却是库区第一号‘移民’。”这就是与重庆市云阳县县城一江相隔的张飞庙。
张飞庙始建于蜀汉末年，后经宋、元、明、清历代扩建，已有1700多年历史。史传张飞为叛将所害，身首分离。头被抛入长江，后在云阳江边被渔民捞起，遂葬于云阳，当地百姓为他建庙膜拜。由于张飞庙主体建筑群的海拔仅在130至160米之间，搬迁复建成为保护张飞庙的唯一出路。
文物保护专家说，张飞庙的搬迁和复建要比一般文物建筑复杂困难，因为与单纯的建筑搬迁和保护不同，更重要的是总体环境的保护和重现，从而确保长江沿岸众多三国遗迹构成的三国文化带不会出现断裂。
张飞庙新址的选择煞费苦心。专家说，张飞庙与云阳县城之间的空间关，系是自宋代以来就被确定了的。对它的改动意味着对张飞庙原有环境特征的破坏，意味着割裂张飞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最终新址选在云阳新县城附近的原则得到确定，因为必须保证三峡工程建成后，“那些经过搬迁保护的文物古迹在布局上仍能保持原有的景观格局和相互之间的文脉关系”。
经过反复论证，张飞庙新址最终选择丁与云阳新县城一江相隔、在旧址上游3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狮子山下。政府投入了4000多万元专项资金，按照原物、原状、原材料和原工艺，整体原样复建了这一建筑群。
搬迁中，原庙中已20余年的泥塑彩绘张飞像无法移动，因此新庙将供奉新塑的张飞铜像。年近七旬的王官乙教授重新塑造了这个自己20多年前创作的人物形象。铜像基本保持了当年的风格，只在细节上作了修改。
2002年10月搬迁工作开始，2003年7月，新张飞庙主体部分搬迁完成并对游客开放。新塑铜像运往新张飞庙时，当地民众冒雨自发前来迎接“张将军”，燃放鞭炮夹道欢迎。
虽然新张飞庙在建筑外观上基本保持了原有风貌，但“我觉得现在的张飞庙不如以前了”，云阳县的张老人说，“不是说庙和塑像修得不好，里面也没少什么东西，而是觉得整座庙都少了那种灵气。”
最让老人揪心的事情是：老张飞庙旁边原来有127棵古树，与整座庙宇已经浑然一体，让人觉得神气逼人，心旷神怡，它们都是张飞庙的魅力所在。然而这些老树搬新家后只有10来棵存活至今，其余悉数死去，使这座庙宇看起来突然孤单了许多。此事引起了重庆市文物保护部门和林业部门的重视和自责，却也只能在新庙旁边栽种小树补救。
重庆市一名文物保护专家说，搬迁的文物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群，更需要搬迁的还有千百年来与这个建筑群一起形成的周边环境，还有属于这个建筑群的人文精神和传统，它们都是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然而，这些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不可复制的。
另外一处重要的三国遗迹，始建于西汉末年的奉节县白帝城，保护方案已确定为“护坡仰墙方案”，即用水泥打造护坡，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山体，并在护坡上修建仰墙，防止江水的浸蚀。整个三峡工程完工后，水库冬季最高水位将达到175米，这时白，帝城将成为四面环水的孤岛。
江水的上涨将淹没白帝山的部分景点，同时由于白帝山北面部分山体风化较为严重，江水的反复涨落有可能使这部分山体有塌方的危险。基于这种情况，在进行白帝城的保护规划时，需要根据山体风化程度的不同，分别采取加固措施，确保白帝山在水库建成后不会因江水浸泡掏蚀而出现崩塌现象。
在进行加固维护时，考虑对整体环境的保护，各种手段尽量消除人工砌筑的痕迹。然而，对于这种人工砌筑的实际效果，专家们并不乐观。白帝城的未来命运，值得人们持续关注。
最古老的水文站
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科技含量最高、工程最复杂的要算重庆市涪陵区长江边的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白鹤梁实际上是长江中的一段暗礁，每年冬末春初时节，长江水位降至最低，暗礁露出水面，民间根据其外观冠以文学色彩浓厚的名称。加之这一时节恰逢中国农历新年，人们便在这些礁石上开展各种民俗活动?在石梁上题诗作赋、观察和记录水位的做法也渐渐形成并流传下来。
研究表明，白鹤梁上面有文字题刻160余段，3万余字。自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迄今，这段约一公里长的石梁上涉及水文内容的题记共108段，记录了长江枯水年份72个，主要用石鱼雕刻记录。专家说，白鹤梁所记载的1200多年的枯水水位情况，系统地反映了长江中上游枯水年代水位演化的规．律，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并成为葛洲坝、三峡工程重要的历史水文设计依据。
这种自唐代就创立起的以“石鱼”为枯水水位标志的观察方法，其最早的枯水题刻比1865年在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二武汉江汉关水尺的水位观测记录还早1100多年，因而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古代水文站。1988年，白鹤梁被宣布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成为当时三峡库区唯一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6月三峡工程二期水位运行，库区水位抬升，涪陵段水位将升高至145米，高出白鹤梁脊约7米，如果不及时保护，这一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物将永沉江底，不再露出水面。2002年1月，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的以“无压容器”方式对题刻密集区进行水下保护的方案构想被采纳：题刻中段部分将被一个椭圆形平面的单跨拱形壳严密地罩起来，过滤后的江水注入壳体内，以抵消壳体外的水压，内外水压达到平衡，形成“无压容器”，这样就能永久性保护题刻不会遭到泥沙的淤埋和冲刷破坏。同时，再建设一条水下参观走廊，人们可以通过特别安装的承压窗口近距离观赏题刻。
该项目的总工程师张卓伟说：“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在于既是水下桥梁工程，又是文物保护工程，类似的工程目前在国内外都还没有过。”
这项保护工程总计划投入1．23亿元，其主体部分不久前成功封顶，长1600米、宽15米的白鹤梁被一座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容器罩住。三峡工程完工后，这个最古老的水文站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下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古城变新镇
巫山县以北长江支流大宁河东岸；沿小三峡上溯60公里处，有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袖珍古城――大昌镇。古城保存着重庆库区目前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
古城现在还保存有东、西、南三座城门，东西街长约330米，南城门外即为大宁河。现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城始建于明代，如今基本保持了明清风貌。当地民谣形容“一灯照全城，四门能通谲堂上打板子，户户能听见。”
由于古城海拔高达141米，专家论证后确定必须在2009年三峡工程三期工程蓄水前“整体搬迁”。搬迁新址应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有的环境风貌，尽量保持古建筑群与大宁河的相对关系，专家们最初列出5处地址进行综合评价，最终选择了距离老城5公里外大宁河北岸的一个地段。这里与原大昌古城环境风貌相似，三面环水南门守望。距大昌新镇广场仅约1公里。文物专家们保证说，大昌古建筑群的搬迁在街区格局、空间特征、建筑式样、装饰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将尽量保持原汁原味。
大昌古城原有人口3．2万，到2003年6月三峡工程二期水位蓄水，已有1万多人先后移民去了广东、湖北等地。学校、机关单位早已迁往5公里外的新镇，舍不得离开的人们已不多，昔日热闹喧嚣的古城已经变得残败、冷清。
2005、年2月21日，大昌古城搞了一个热闹的搬迁奠基仪式。在大昌生活了17年的镇文化站站长李纪堂说：“古镇从1992年后就没有什么新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了，现在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按照规划，古城48处明末清初的古建筑群有35处将拆迁后按原貌复建，包括30个民居建筑，2所家庙和东、西、南三座城门，搬迁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文物专家说，搬迁正按时间表进行，2005年6月，古城内的居民搬迁完毕；年底，大昌古城内的城墙、寺庙、民居等建筑开始拆卸；到次年七八月份就可以开始重建工作了。
细心的人发现，尽管规划中是整体原样搬迁，但未来的大昌古城显然还是与老城有了差别。由于新址空间的局限，搬迁后东门至西门的距离将由原来的280米缩短为250米，古城整体面积将有所缩小。而原古城南北向的平整的街道搬迁后将会有45度角的坡度。
按照一些专家和地方官员的意见，古镇搬到新址后，所有原来的居民都不能再继续住在里面了。大昌镇文化站站长李纪堂说：“这样有利于政府管理和保护古镇，如果有居民继续住在里面，整个环境、卫生和维护都很困难。”
按照当地政府的思路：古镇原先的居民都将另觅居所，重建后的古镇将成为当地居民或外地人租赁来做民俗表演、发展旅游业的地方。李纪堂认为这是一个最佳的方法，但是他也承认目前这样的计划遭到了许多古镇居民的反对。
大昌古镇里最著名的要数“温家大院”，它是两层四合院，选型精巧，错落有致。其高大的厅堂，光漆的梁架，雕花砖墙，柱础阶沿，精巧玲珑的窗棂，显示出深宅大院的气派以及匠心独运的风格。现年63岁的温光林是温家大院的第10代传人，而且他已经有了孙子――第12代。长期以来，一直有游客到大院参观，温光林老人忙前忙后，在快乐之余还能获得一些经济报酬。
老人说：“人们来参观温家大院，不仅仅是看看，更想与我们温家的主人说说话，甚至喝杯温家主人砌的茶，在大院里吃顿温家主人做的饭。”他认为这些都是温家大院的精神和文化传统，缺少了哪部分都没有了意义。
而政府将要进行的搬迁方式也让温光林颇有微辞：“如果以后我们温家人都不住在里面了，这还能叫温家大院吗，别人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温家的传统和习惯是什么呢?”老人认为，文化是靠人传下来的；而不是靠政府的规定。
2005年夏天，艳阳高照的古镇里，一群正在打牌的老人说：“我们希望搬迁后仍然能够住在自家的老房子里，但是政府不答应。他们总是小看我们这些人，可是没有我们这些老人，大昌还像个古镇吗?”
三峡的文物保护经验
2003年3月，三峡库区1083处文物点文物保护包干总经费确定，按照1993年5月的价格水平，整个库区文物保护经费为5．058亿元人民币，重庆库区的张飞庙、石宝寨、白鹤梁和湖北库区的屈原祠等4处文物的保护经费则立专项另行审批。加上库区各级政府的投入，这项跨世纪的文物大抢救工程耗资将达10多亿元。
“三峡文物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间没有断代，是一部完整的二十四史。”重庆市文化局一名文物专家说：“其实如果仅仅从技术上讲，只要国家政策允许，挖掘和搬迁文物对于我们是很容易完成的工作，一点也不神秘。但是文物保护工作目前最大的障碍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和认识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正在处于转轨的今天，工程建设企业过分追求利润已经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表示，没有被市场化的中国文物保护部门在逐步市场化的中国社会中经常会遇到尴尬。
历经10余载的三峡库区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留下的不仅仅是唏嘘感喟。中国未来一二十年中各种大型建设工程仍将不断涌现，如何保护和传承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仍是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而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并没有为后来者提供足够的管理经验，也没有人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目前的经验大多是个别文物专家等的片段性总结，这不免令人遗憾。
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第5篇
【摘 要】豆科植物在中国古代农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对考古遗址中豆科植物淀粉粒进行有效鉴定及分析，本文选择豇豆属白巴山豆、红小豆，豌豆属白豌豆，野豌豆属蚕豆，兵豆属红扁豆，鹰嘴豆属回回豆、脑豆，菜豆属绿豆、菜豆，大豆属大豆、野大豆（大粒型）、野大豆（小粒型）共12个品种现代样品进行淀粉粒提取及观测，建立起部分豆科植物淀粉粒的鉴定及判别依据。以此为基础，对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以及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遗址出土的考古样品进行淀粉粒分析，从中发现了小豆、豌豆以及回回豆淀粉粒，为研究此类豆科植物的起源、传播及扩散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
农业起源及文明起源研究一直是世界学界的热点，为多种学科所共同关注，其中作为五谷之一的豆科植物在此两类起源研究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豆科植物为种子植物的第三大科，遍布于世界各地，在食用、药用、染料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于豆科植物中不同种属的起源、扩散及传播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已成为国际性课题。研究某类作物的起源，需要很多领域进行合作，豆类作物亦不例外，如生物学领域关于其野生祖本形状及分布范围的研究，考古学中通过浮选对碳化的大化石进行分析鉴定，历史学研究中通过文献记载进行辨识考证等。
在豆科植物中，大豆由于其高蛋白质含量，很早就为人类所利用。关于栽培大豆的起源地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依据不同资料提出了多种假说，如中国华北起源说[1]、东北起源说[2]、南方起源说[3]。近年来，有学者还提出朝鲜半岛起源说[4]。而关于大豆起源的时间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包括夏代说[5]、龙山文化时期说[6]、距今五千年即开始栽培说[7]等。由于起源地及起源时间未有定论，故而传播及扩散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关于其他豆科植物的起源地、起源时间及传播扩散等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不同研究手段所带来的差异造成的。其中利用文献进行研究，其局限性及不确定性十分明显，因为文献的真伪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真实，一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仅凭野生祖本形状及分布来推测豆科植物起源，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通过考古浮选大化石鉴定则可提供较为直接的证据，但由于古今栽培技术差异以及在埋藏过程中碳化籽粒缩水变形等影响，凭籽粒大小也很难进行栽培作物和野生种的区分。有鉴于此，植物微体遗存分析手段则可以从另一角度为此项研究做出一定贡献。
近年来，作为植物微体遗存研究手段之一的淀粉粒分析在国际上发展很快，主要用于石器功能分析、农业起源与扩散、以及古环境重建研究中，至今已取得了不少成果[8]。淀粉是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的长链化合物，以淀粉粒的形式贮藏在植物的根、茎及种子等器官的薄壁细胞的细胞质中。不同的植物淀粉在形态、类型、大小、层纹和脐点等方面各有特征，因此可以根据淀粉粒的形态特征作为鉴定植物种类的依据之一。与孢粉分析相比，淀粉粒分析在有些科属可以达到种级的高分辨率，而且与植硅体分析可以优势互补。已有的研究表明，淀粉可以在考古遗物（如石器、陶器以及牙垢等）地层中长时间的保存[9]，这也为利用淀粉粒分析进行豆科植物起源研究提供了保证。
淀粉粒分析的原理与孢粉及植硅体分析类似，在进行古代淀粉的鉴定识别前，也需建立起可以作为比对的现代植物淀粉数据库。因此，本文收集了豆科植物中常见的7个属，10个种（其中鹰嘴豆属中选择回回豆及脑豆两个亚种，大豆属中野大豆也选择大粒型和小粒型两个亚种）的现代样品，进行了淀粉粒的提取及形态分析，拟建立起不同豆科植物种属淀粉粒区分及鉴定的系统标准，以此为基础，我们尝试对两个考古遗址的样品进行分析及鉴定。
一、实验材料与方法
具体实验方法如下：
（1）取实验样品1粒，在塑料袋中用锤子敲裂后，使用镊子夹取小块样品置于15毫升离心试管中，加超纯水浸泡12小时；
（2）用玻璃棒搅拌后，蘸取一定量的混合液体，滴在载玻片上；
（3）待载玻片上液滴晾干后，用吸管吸取少量20%甘油，滴在载玻片上，而后盖上盖玻片；
（4）用无色指甲油将盖玻片与载玻片接触部位密封；
（5）将载玻片置于显微镜下40×10倍焦距下观察、记录、拍照，并随机观测100粒淀粉粒（大豆、野大豆大粒型及野大豆小粒型除外），记录其形态特征、长短轴尺寸、均值及变异范围。
为了避免样品之间的相互污染，实验用离心试管均为一次性。在每个实验样品制备完成后，均要对锤子、镊子、玻璃棒等与实验样品接触的器具进行去污处理：首先将这些器具放在大烧杯中进行加热，水沸后蒸煮半小时，以使器具上残留的淀粉粒发生糊化，然后再将其放入超声波中，使用80%功率进行振荡半小时，使残留物与器具发生分离，最后将这些器具从超声波中取出并放在超纯水下进行冲洗，用以进行下一个实验样品。
淀粉粒形态及特征观测的内容包括存在方式（单粒、复粒或半复粒）、形状、脐点的位置（居中或偏心）及状态（开放或闭合）、裂隙形状、层纹有无、表面特征（光滑、褶皱或凹坑）以及长短轴数值。
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对来自浙江跨湖桥遗址的陶釜内底残片残留物以及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遗址的古人牙结石进行了古代淀粉粒分析，对其中来自豆类的淀粉粒进行了鉴定。
跨湖桥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南约4公里，绝对年代为8000—7000 cal a BP[10]。此次选择了探方T0511（8）C层中出土的3个陶片进行研究。在实验室将陶片上附着的残留物用小刀轻轻剔在干净的纸张上， 然后装入样品袋， 记录编号。 每处理完一个样品， 更换纸张， 重新用沸水蒸煮小刀5分钟， 以避免样品间的交叉污染。 每个样品称量0.1克。先加入双氧水氧化残留物并释放出其中的淀粉粒，然后用CsCl重液进行浮选，最后洗去重液，制片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陈旗磨沟遗址位于甘肃临潭洮河南岸的马蹄形山间台地上，遗址属于齐家文化墓葬群，根据已有的齐家文化C14年代，将该遗址年代初步定为4000a BP左右[11]。此次选择了编号为M187和M194墓葬中2个个体的3颗牙齿作为研究对象，编号分别为T1、T2、T3。在不破坏牙齿的前提下，我们对所选取的三颗牙齿尝试了不同的提取方法，均发现淀粉粒。牙齿T3的处理方法为，首先用软毛刷清洗牙齿表面，然后放入超声波中振荡，并先后加入5%Calgon和10%HCl去除杂质，最后制片观察。
二、实验结果
1.现代豆类样品淀粉粒分析结果
12个实验样品中均发现淀粉粒，但值得注意的是大豆及野大豆小粒型中多为油脂类物质，仅发现极少数淀粉粒（大豆中发现3粒，野大豆小粒型仅发现1粒），因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野大豆大粒型中淀粉含量也较低，显微镜视野中淀粉粒分布十分稀疏，因此我们也仅统计了50粒。除此之外，其他9个实验样品中均包含大量淀粉粒，因而我们随机观测100粒淀粉粒。每个样品的具体特征如下（表一）：
白巴山豆淀粉粒（图一，a）均呈现单粒，淀粉粒平面结构以近圆形和椭圆形为主，并有梨形和盾形。脐点居中，多为开放，少数闭合。裂隙形态有树枝状、Y形、线形、翼状等。层纹清晰可见。表面光滑。长轴均值21.47微米，最大值56.90微米，最小值6.55微米；短轴均值18.70微米，最大值48.54微米，最小值6.05微米。
红小豆（图一，b）淀粉粒多为单粒，复粒较少。淀粉粒平面结构以椭圆形、圆角三角形为主，并有少量近圆形等，还发现一例奇怪的矛形。脐点居中，绝大多数开放，少数闭合。大部分淀粉粒有裂隙，裂隙形态以树枝状为主，并有线形、翼状等。层纹较明显，表面绝大多数光滑，偶见凹坑，部分可观察到褶皱。淀粉粒长轴均值32.86微米，最大值56.91微米，最小值7.49微米；短轴均值26.25微米，最大值48.08微米，最小值7.46微米。
白豌豆（图一，c）淀粉粒多为单粒，复粒较少。淀粉粒平面结构以椭圆形、圆角三角形为主，并有少量近圆形、纺锤形等。脐点居中，多数闭合，少量开放。部分有裂隙，裂隙形态以树枝状为主，并有线形、Y形、翼状等。层纹较明显，表面绝大多数光滑，部分可观察到褶皱。长轴均值23.10微米，最大值40.66微米，最小值5.43微米；短轴均值17.21微米，最大值30.09微米，最小值4.61微米。在观察过程中发现，椭圆形有裂隙的淀粉粒用笔尖敲击后旋转成圆角三角形，并且裂隙基本消失。
蚕豆（图一，d）淀粉粒均为单粒。淀粉粒平面结构以椭圆形、圆角三角形为主，并有少量近圆形、肾形等。脐点居中，大多闭合，少量开放。少量标本可见裂隙，形态以线形、树枝状为主。粒径大于10微米以上的淀粉粒均可观察到层纹，且较为清晰。表面绝大多数光滑，有少量可见凹坑。长轴均值23.02微米，最大值41.89微米，最小值5.37微米；短轴均值16.86微米，最大值36.44微米，最小值3.86微米。
红扁豆（图一，e）淀粉粒绝大多数为单粒，仅发现复粒1粒。淀粉粒平面结构以椭圆形为主，并有少量近圆形、圆角三角形等。脐点居中，超过半数闭合，少量开放。部分有裂隙，裂隙形态以树枝状为主，并有线形、翼状等。层纹比较明显，绝大多数表面光滑，粒径较小的部分圆形淀粉粒可观察到凹坑。长轴均值18.65微米，最大值41.14微米，最小值5.40微米；短轴均值14.03微米，最大值22.94微米，最小值4.58微米。椭圆形有裂隙的淀粉粒用笔尖敲击后也可旋转成圆角三角形，并且裂隙基本消失。
回回豆（图一，f）淀粉粒均为单粒。淀粉粒平面结构以椭圆形、圆角三角形为主，并有少量近圆形、肾形、葫芦形等。脐点居中，大多数闭合，少量开放。部分有裂隙，裂隙形态以树枝状、线形为主，并有少量Y形、翼状等。层纹较不明显，但绝大多数仍可观察到。粒径较小的部分圆形淀粉粒可观察到凹坑。少量圆角三角形及近圆形淀粉粒表面可观察到褶皱。长轴均值16.10微米，最大值28.45微米，最小值5.11微米；短轴均值11.96微米，最大值19.83微米，最小值4.88微米。椭圆形有裂隙的淀粉粒用笔尖敲击后旋转成圆角三角形或葫芦形，并且裂隙基本消失。认为葫芦形是圆角三角形的一种变形。
脑豆（图一，g）淀粉粒基本均为单粒，复粒仅1粒。淀粉粒平面结构以椭圆形为主，并有少量近圆形和梨形。脐点居中，过半数开放，少量闭合。多半可观察到裂隙，形态以树枝状及线形为主，并有少量Y形、翼状等。均可见层纹，且较为明显。表面光滑。长轴均值18.63微米，最大值31.13微米，最小值6.13微米；短轴均值14.22微米，最大值23.42微米，最小值5.48微米。
绿豆（图一，h）淀粉粒均为单粒。淀粉粒平面结构以椭圆形为主，并有少量近圆形、圆角三角形、肾形等。脐点居中，大多开放，少量闭合。多数可见裂隙，形态以树枝状及线形为主，并有少量Y形、翼状等。层纹清晰。表面光滑。长轴均值17.51微米，最大值36.16微米，最小值5.58微米；短轴均值13.33微米，最大值23.23微米，最小值3.75微米。
菜豆（图一，i）淀粉粒均为单粒。淀粉粒平面形状以椭圆形为主，其次为近圆形，还发现少量肾形及圆角三角形等。脐点居中，绝大多数开放，100粒中仅有1粒闭合。裂隙大部分为树枝状，其次为线形。均有层纹，且十分清晰。表面大多数光滑，部分可见凹坑，偶见褶皱。长轴均值29.24微米，最大值52.06微米，最小值14.77微米；短轴均值23.27微米，最大值36.65微米，最小值13.43微米。
大豆（图一，j）样品中仅发现2粒淀粉粒，显微视野下绝大多数为油脂状物质。均为近圆形，脐点居中，闭合。未见裂隙，无层纹，表面光滑。长短轴数值分别为5.59微米、5.47微米，3.65微米、2.83微米。由于淀粉粒数量较少，因此形态特征及尺寸大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野大豆大粒型（图一，k）淀粉粒均为单粒。淀粉粒平面形状以椭圆形为主，偶见近圆形及多边形。脐点居中，绝大多数闭合，偶有开放。绝大多数未见裂隙，仅1粒可见线形裂隙。绝大多数有层纹，但不明显。表面绝大多数有凹坑，少量光滑。由于其淀粉含量较低，故仅测量了50粒。长轴均值18.74微米，最大值30.87微米，最小值7.38微米；短轴均值14.36微米，最大值23.87微米，最小值6.05微米。
野大豆小粒型（图一，l）中仅发现1粒淀粉粒，显微视野下绝大多数为油脂状物质，也可见少量细胞组织。此粒淀粉粒为肾形，脐点居中，开放。有贯穿横轴的线形裂隙。无层纹。表面光滑。长轴13.97微米，短轴12.15微米。与大豆类似，淀粉粒数量太少， 因此其普遍性特征还有待将来深入研究。
通过上述12个实验样品淀粉粒的观测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淀粉粒绝大多数为单粒形式，仅在红小豆、白豌豆、红扁豆及脑豆中发现极少数复粒形式。形状以椭圆形、圆角三角形及近圆形最为常见。脐点均居中，大多具有树枝状深裂隙。绝大多数具有层纹，且较为清晰。表面多为光滑形态，偶见褶皱及凹坑。长轴均值在16.10—32.86微米范围内。这些组合特征十分鲜明，可以使豆科植物淀粉粒很容易与粟黍类[12]、坚果类[13]、麦类[14]、水稻[15]等其他科属进行区分。
（2）大豆淀粉虽仅发现两粒，但其形态特征及尺寸大小较为接近，应具有一定指示意义。此两粒淀粉均为颗粒微小的近圆形，且无裂隙，无层纹，这使得其十分易于和其他种属的豆科植物淀粉相区分。由于其颗粒十分微小，因此在考古样品中不易被发现。同时也暗示，在今后的考古样品观察时，在200×偏光视野寻找淀粉粒后，应该再进行一次400—500×查找，以免发生微小淀粉粒遗漏。
（3）野大豆大粒型96%表面具有凹坑，而其他种属淀粉粒中较少见到此种形态，表面大多较为光滑；层纹则相对较为模糊，而其他种属淀粉粒多为明暗相间的清晰层纹。并且绝大多数不见裂隙，这也使得其较为独特。这些特征使得其较容易与其他豆科植物种属淀粉粒相区别。小粒型仅发现一例淀粉粒，其尺寸偏小，明显低于其他种属淀粉粒的均值（大豆除外）。
（4）在全部实验样品中，长轴均值存在差异，其中红小豆为32.86微米，为实验样品中尺寸最大者，并且单体标本长轴最大值为56.91微米，也是所有观察样品中最大的一粒。回回豆则是所有实验样品中长轴均值最小的种属，为16.10微米，并且单体标本长轴最小值为5.11微米，也为所观测样品中最小。
（5）所有样品的平面形状中，白巴山豆较为独特，以近圆形占主体地位，为56%，椭圆形仅占33%。而其他种属中则都以椭圆形占主导，在野大豆大粒型中可高达96%。而在其他种属中较为常见的圆角三角形，在白巴山豆、脑豆及野大豆大粒型中则不见。还有一些种属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比如红小豆中发现的矛形淀粉粒，回回豆中的葫芦形淀粉粒等。这些形态在其他种属中则未见到，因而可作为鉴定依据之一。
（6）在所观测样品中，脐点均为居中状态，未见明显偏心现象（比如藕、土豆等块根、块茎类）。但开放及闭合比例则有所不同，白巴山豆、红小豆、脑豆、绿豆及菜豆都以开放状态占多数，其中菜豆更高达99%。而白豌豆、蚕豆、红扁豆、回回豆及野大豆的脐点则以闭合为主，其中野大豆大粒型脐点闭合比例达到98%。
（7）在裂隙方面，大多数为树枝状裂隙占主导地位，其次线形裂隙也较为常见，因此仅从裂隙形态方面很难对不同种属进行区分。不过比较独特的是野大豆大粒型，其几乎不见裂隙。在层纹方面，绝大多数样品均可见层纹，但值得注意的是，回回豆及野大豆大粒型层纹较为模糊，为隐约可见状态，与其他种属清晰可见的层纹差异明显，可作为鉴定依据之一。在表面形态方面，绝大多数均为光滑形态，但野大豆大粒型、回回豆、菜豆中凹坑则占有不小比例，分别为96%、25%、21%。这一特征在进行种属鉴定时也可作为参考依据。
2.考古样品实验结果
在跨湖桥遗址三个陶片上共观察到41颗淀粉粒，可分为7类。其中一类共有5粒，淀粉形态呈椭圆形或者圆形，粒径很大，平均粒径约为40微米。脐点居中，开放，有层纹，有时有裂隙穿过脐点（图二，a、b）。综合其形态特征及数值参数，我们将其定为小豆（Vigna angularis Willd. Ohwi et Ohashi）淀粉粒。将其与现代小豆淀粉粒进行比较， 其差别仅在于十字消光不完全， 这是由于淀粉粒经过蒸煮以后产生糊化所造成。跨湖桥遗址浮选出的碳化种子中也发现有豆科植物[16]，这为我们的鉴定提供了一个佐证。
在陈旗磨沟遗址三颗牙齿上共观察到48颗淀粉粒，可分为7类。其中一类淀粉粒形态呈肾形或者椭圆形，脐点居中。有些隐约能看到层纹。共有3粒，其中2粒有放射状裂隙，另外1粒边缘周围有一凸起的棱，中间下凹。长轴分别为24.9、25.5和17.6微米，短轴分别为18.7、20.1和12.4微米。综合其形态特征及数值参数，前2粒（图二，c）鉴定为豌豆（Pisum sativum Linn.），最后1粒（图二，d）为回回豆（Cicer arietinum Linn.）。
三、结论及存在问题
本文虽对12个实验样品的淀粉粒进行了详尽观测，并找寻出一些鉴定标准，但部分样品尚缺乏统一精确的判别依据。并且大豆及野大豆小粒型所观察到的淀粉粒数量极少，有待采取其他方法进一步提取分析。此外，豆科植物种属众多，本文仅选择常见的12个种属进行研究，其他大多数种属尚未涉及，有待今后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收集更为齐全的样品，以期早日建立起豆科植物完整的淀粉粒数据库，为鉴定考古标本中的豆科植物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国考古遗址中， 从距今9000年前的舞阳贾湖遗址，到历史时期墓葬中，都有豆科植物发现， 但能鉴别出的只有大豆或者野大豆[17]。中国是小豆的原产地[18]，马王堆一号汉墓[19]以及洛阳烧沟汉墓[20]中均有小豆遗存出土，但在史前考古遗址中还没有发现或者鉴别出来。跨湖桥遗址小豆淀粉粒的出现，说明小豆作为食物，同大豆和野大豆一样在中国具有悠久的食用历史。另外，这些小豆淀粉粒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古老的小豆遗存。
据研究，豌豆的起源中心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地中海和中亚地区，在近东和欧洲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曾出土过碳化的豌豆种子[21]。我国曾在贡嘎昌果沟（1370 B.C.）[22]以及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23]遗址中发现过豌豆。鹰嘴豆属则起源于亚洲西部和近东地区[24]，其栽培历史悠久，主要分布在温暖而又较干旱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地。我国西北地区也比较适合鹰嘴豆属的生长，在新疆地区已有2500多年栽培历史[25]。但迄今为止，考古遗址中尚未发现鹰嘴豆属碳化颗粒。此次通过淀粉粒分析，在陈旗磨沟遗址人牙残留物中发现豌豆及鹰嘴豆属回回豆淀粉，证明早在距今4000年前后，豌豆可能已经传播到甘肃境内，并且成为当时先民的重要食物之一。这一发现对研究豌豆和鹰嘴豆如何从起源地传播至我国，以及传播时间和路线等一系列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
[1]a.江玉祥：《论大豆及相关豆制食品的起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b.周昆叔，叶万松，刘长江：《中国最早大豆的发现》，《中国文物报》2002年 3月22日第7版。
[2]a.权臣汉：《大豆的起源》，《韩国的Kong研究》1985年2卷1期；b.郭文韬：《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
[3]王金陵：《大豆与选种》，载《中国野生大豆的生物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28页。
[4]崔德卿：《大豆栽培的起源和朝鲜半岛》，《农业考古》2004年3期。
[5]同[1]b。
[6]刘长江，靳桂云，孔昭宸：《植物考古——种子和果实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7]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41卷，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8]a.Piperno D R，Holst I. The presence of starch grains on prehistoric stone tools from the humid Neotripics： Indications of early tuber use and agriculture in Panam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8， （25）： 765-776； b. Piperno D R， Ranere A J， Holst I， et al. Starch grains reveal early root crop horticulture in the Panamanian tropical forest. Nature， 2000， 407： 894-897； c.Piperno D R， Weiss E， Holst I， et al. Processing of wild cereal grains in the Upper Palaeolithic revealed by starch grain analysis. Nature， 2004， 430： 670-673； d.Piperno D R， Husum-Clary K， Cooke R G， et al. Preceramic maize from central Panama： Evidence from phytoliths and polle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5， 87： 871-878； e.Zarrillo S， Pearsall D M， Raymond J C， et al. Directly dated starch residues document early formative maize （Zea mays L.） in tropical Ecuador. PNAS， 2008， 105（13）： 5006-5011； f. Yang X Y， Yu J C， Lü H Y， et al. Starch grain analysis reveals function of grinding stone tools at Shangzhai site， Beijing. Sci China Ser D-Earth Sci， 2009， 52（8）：1164-1171； g. Lu H Y， Yang X Y， Ye M L， et al. Culinary archaeology：？Millet noodles in Late Neolithic China. Nature， 2005， 437： 967-968.
[9] a.Torrence R， Barton H. Ancient starch research.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06. 1-256 ； b. Henry A G， Piperno D R. Using plant microfossils from dental calculus to recover human diet： a case study from Tell al-Raqā， i， Syri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8， （35）： 1943-1950； c. Piperno D R， Dillehay T D. Starch grains on human teeth reveal early broad crop diet in northern peru. PNAS， 2008， 105（50）：19622-19627.
[10][16]浙江省文物考古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3—277页。
[11]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1—136页。
[12]杨晓燕，吕厚远，刘东生等：《粟、黍和狗尾草的淀粉粒形态比较及其在植物考古研究中的潜在意义》，《第四纪研究》2005年25卷2期。
[13] 杨晓燕，孔昭宸，刘长江等：《中国北方主要坚果类淀粉粒形态对比》，《第四纪研究》2009年29卷1期。
[14]韦存虚，张翔宇，张军等：《不同类型小麦品种大、小淀粉粒的分离和特性》，《麦类作物学报》2007年 27卷2期。
[15]韦存虚，张军，周卫东等：《水稻胚乳淀粉体被膜的降解和复粒淀粉粒概念的探讨》，《中国水稻科学》2008年22卷4期。
[17]a.刘长江，靳桂云，孔昭宸：《植物考古》，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0—201页； b. Lee G， Crawford G W， Liu L， et al. Plants and people from the early Neolithic to Shang period in North China. PNAS， 2007， 104： 1087-1092.
[18]宗绪晓，程须珍，王述民：《食用豆类》，载《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粮食作物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406—425页。
[19]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12、155页。
[21] D·罗伊·戴维斯著，郭高球译：《豌豆的演化》，《青海农林科技》1982年2期。
[22]傅大雄：《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3期。
[23]甘肃省考古所悬泉置遗址发掘队：《汉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5日第1版。
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第6篇
四川井盐的最早开发和利用，过去的盐业史研究者多根据文献记载，将其推定在战国末期的成都平原。例如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四川省志•盐业志》说：“早在先秦时代，巴蜀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利用自然盐泉和在第面的岩盐。2300余年前秦统一巴蜀后，随着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大批移民入蜀，带来了中原的凿井技术和人才，西蜀地区经济逐渐有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311年，秦以张若为蜀守时，由于盐铁商业已具规模，故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管理盐铁交易。战国末年，在今双流地区开凿了广都盐井，揭开了中国井盐生产的序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公元前247年）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钟长勇《中国盐业历史》在叙述井盐的发现和井盐工业的起源时也据《华阳国志•蜀志》说：“井盐以凿井取卤制盐而区别于海盐、池盐和湖盐。中国井盐生产始于战国末年李冰穿广都盐井。”只是钟先生认为李冰为蜀守、穿广都盐井的年代在周灭后的秦昭王51年以后的公元前255～前251年之间（钟长勇2001）。可见迄今为止，流行的认识都认为中国的井盐业发端于战国后期，最早采用凿井制盐的地区是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
不过，目前流行的关于四川乃至于中国井盐业起源的推断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它既不符合四川盆地的盐业资源状况和有关早期盐业传说的分布状况，尤其是与目前已知的盐业考古材料相抵触。自1997年三峡库区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程开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渝东地区已经发现和发掘了多处先秦时期井盐工业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最早已经可至商代晚期，这为我们探索中国井盐工业的起源提供新的考古学例证。尽管这些盐业遗址和与盐业有关的考古材料大多尚未发表，但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材料，结合渝东地区盐矿资源的埋藏情况、渝东地区与盐有关的远古传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中国早期制盐工业的应当起源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扩展到川西成都平原地区，随着凿井取卤技术的发展又才发展到川中丘陵地区。我们下面就根据上述三方面的材料，简要陈述我们提出的“井盐起源于渝东说”的理由。
首先，从盐矿资源的自然分布来看。
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在距今约两亿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我国地形还是东部高西部低，今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地区尚是浩瀚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这期间，由于气候干旱高温，海水蒸发，盐化海膏泥沉积，形成了渝东下三叠系盐层。到了三叠纪晚期以后，由于印支造山运动，我国西部地区地壳上升，海水从盆地西南退出了大陆。这时的秦岭地槽上升，黄陵背斜耸起，四川盆地基本形成，存留在盆地内的海水和积水成为一个内陆湖“巴蜀湖”。在“巴蜀湖”形成的同时，在四川盆地以外的西南和东面方向上还形成了一系列有水道连通的湖泊。在西南方向，“巴蜀湖”、“西昌湖”、“滇池”自成一体，湖水沿着海退的路线从西南方向的南涧海峡流入古地中海；在东面方向，“秭归湖”、“当阳湖”、“鄂湘湖”等彼此相通。经过了漫长侏罗纪炎热和干燥气候，四川盆地这个深广的内陆湖及盆地周围的一些湖泊相继蒸发缩小，盆地内只剩下了川西的“蜀湖”。在这个过程中，盆地湖地除了沉积了大量的紫色沙岩外，川中和川西等地也沉积有较厚盐卤结晶。侏罗纪末兴起的燕山运动，使得四川盆地东部边缘褶皱隆起，形成了渝东地区一系列平行的褶皱和逆断层，并在盆缘形成了七耀、巫山、黄陵三处背斜，背斜上出新一些相反流向的河流，河流的下切作用使得这三处背斜的低洼处越来越深，一个四川盆地的缺口正在形成中。白垩纪中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北部地区的逐渐抬升，以及盆地南部的拗陷，在盆地南部形成了“巴湖”。先前就已经形成的“蜀湖”在此期间的沉积，形成了川西地区和川北地区的盐层。白垩纪末开始的喜马拉雅运动，长江上游地区剧烈上升，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形成，上升的云贵高原及青藏高原堵塞了四川盆地积水的西南出口，“巴湖”在汇集了盆地诸水后，经盆地东南边缘七耀、巫山及黄陵背斜低洼处的河流下切地带夺路东泄，形成了壮丽的长江三峡。在四川盆地形成过程中，海水和湖水中的浓缩盐卤结晶的盐层等矿物沉积了下来，被埋藏在地下，成为岩盐岩和盐卤这种重要的矿藏（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1996；李晓波2002；陈可畏2002）。
四川盆地的盐矿蕴藏量十分丰富，地质储量居全国首位。“东到万县、石柱，西至洪雅、盐源，北到仪陇、阆中、江油，南到长宁、江津等县”，都有盐盆的分布。这些盐盆厚度大，夹层小，“主要的盐盆有威西、万县、垫江、南充、成都5处。”（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盐矿有盐岩和盐卤两种形式。固态的盐岩通常都深埋地下，只在个别地点也有盐岩露头，可以加水熬煮成盐。值得注意的是，较早古书记载的盐岩露出地表的地点，除了岷江上游边远山地的汶川县外（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就是渝东长江边上的云阳县了。王隐《晋书•地道记》记朐忍县（今重庆云阳县）汤口的可以煮盐的石头说：“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液态的盐卤是自然露头较多、最容易被人们认识和开采的盐矿，这种盐矿资源在盆地分布十分广泛，盆西的乐山、邛崃、蒲江等县市，盆中的自贡、蓬溪、盐亭等县市，盆东的宣汉、云阳、奉节、巫溪、开县等县市，都有矿化度较高的盐卤分布，许多地方还有天然盐卤露头（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
在四川盆地这些盐矿资源中，渝东地区的万县盐盆最值得注意。四川省第二地质大队〈关于提请部向国家推荐云阳建设50万吨?年盐化工基地的建议〉书中这描述万县盐盆说：云阳、万县一带有一巨大盐盆，深埋于万县复向斜中3000米左右，盐盆大致呈北东至南西向展开，西南端起于忠县拔山寺以南，东北端止于云阳以西，西北和东南分别以云阳黄泥塘、云安镇背斜和大坪山至方斗山背斜为界，延绵长度近100公里，宽20～30公里，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盐盆盐岩地质远景储量为1500至1600亿吨。（《云安盐厂志》引）由于万县盐盆位于盆东平行岭谷地区，属于盆地边缘褶皱断层地带，盐盆呈窄长条形，盐盆的盆底埋藏虽然深达3000米，但盆缘则非常浅，不少地点因断层和和水下切作用，地下盐卤在河床边自然露头。这些地点有忠县的甘井、涂井，万县的新田、长汤井、龙驹坝，云阳的云安等。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渝东地区自然露头的盐卤相当多，即使排除掉可能是人工凿井取卤的“盐井”这一类名称，诸如“盐泉”、“咸泉”等自然露头的盐卤也还不少，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记，就有夔州路涪州武隆县乌江边上的“咸泉”、黔州彭水县的“盐泉”、南州军盐井江岸的“盐泉”、大宁监宝山的“咸泉”。我们知道，《舆地记胜》缺佚颇多，位于今天万县盐盆中心区的忠、万诸州的应当有多处盐泉。上述万县盐盆地质报告附图所举的忠县、万县、云阳的自然露头的盐卤，在文献中被开采和利用的记载也相当早，至迟在汉魏时期这里的取卤制盐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故《汉书•地理志》记巴郡所设置的惟一的盐官就在今云阳县（原文作：“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盐官。”）《华阳国志•巴志》记临江县（今重庆忠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也家有盐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华阳记》作：“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
从四川盆地盐矿的自然分布状况可知，渝东的万县地区，盐矿不仅蕴藏量较大，而且埋藏较浅，自然露头较多。这在尚没有发明和广泛使用铁器的远古时期，这里的自然露头的盐卤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人们优先利用的对象。井盐生产以钻井和取卤最为艰难，井越深难度越大。南宋祝穆《方舆览胜》卷五一成都府路成都府“总论蜀盐”条说：“《朝野杂记》有龙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军之?U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则皆卓筒小井，用力甚艰。推（惟？）大宁之井，咸泉出于山窦间，有如飞瀑，民间分而引之。”（此条不能断句作“用力甚艰推大宁之井”，有如飞瀑自然涌出的大宁盐泉，应当用力甚省才是）这种容易发现、省力省物的自然露头的盐卤，当然就会成为四川地区人们最早利用的对象。四川井盐业由渝东地区发端，这是盐矿资源状况这种自然环境决定的。
其次，从古代文献记载的与井盐有关的传说来看。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有关井盐的传说中，最古老的当推巴人祖先廪君与盐神的传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此传说道：“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具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性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汉书》记载的这个与巴人起源有关的传说，本自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世本》记载的先秦时期各地贵族的谱系又有更早的文献和口碑渊源。传说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 “盐阳”、“盐水”、“盐神”之盐是何种盐，但从该传说流传的巴郡和南郡是以后井盐分布地域，以及盐神是以盐为名的河流（盐水）之神来看，该传说反映的应当是渝东及其邻近地区远古时代的人们利用自然盐泉或凿井取盐卤以熬盐的历史背景。
重庆巫溪县大宁河上游的大宁盐泉也是很早就已发现并利用的自然露头的盐泉。早在《汉书•地理志上》中，就有南郡巫县“有盐官”的记载，其利用盐泉和凿井为盐的年代可能还早于汉代。《文选》〈蜀都赋〉“滨以盐池”，刘逵注：“盐池出巴东北新井县，水出地如泉涌，可煮以为盐。”大宁河古称“盐水”，河流应当因盐泉而得名。《水经•江水》记大江“又东过巫山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北魏•郦道元《注》：“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昌郡之宣汉县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所资也。盐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盐水之称也。”大宁盐泉是盐水涌出如泉的天然盐井，该井不知何时发现，但至迟在汉代就已经被人们认识和利用，所以才有“盐水”和“盐池”之名。据宋人文献记载，巫山县衙有东汉永平七年款识的煮盐牢盆，并有“汉永平七年尝引此泉于巫山，以铁牢盆盛之，水化为血，卒罢其役”的传说（《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引《舆地广记》、《图经》、《旧志》）。关于宝山盐泉的发现，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大宁监记“宝山在监北一十七里，宝山半有穴如瀑泉，即咸泉也”，该泉有白鹿故事，“故老相传云：宝山盐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大宁盐泉尽管位于大宁河上游人烟稀少的地区，但该盐泉至今仍像瀑布一般挂在河边，人们沿河行走很容易看到并品尝到盐泉。因此，从自然条件上来看，该盐泉应当是三峡地区最早被发现和利用的盐泉，其开始制盐的年代或许可能早到先秦时期。
翻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他所记载的长江上游沿江的重要盐井，除大宁河上的北井外，其余产盐地几乎都集中在万县盐盆一带。顺江而下首先就是今忠县的甘井，“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然后就是今万县的长滩井，“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于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于江，魏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阳溪口。”再往下就是云阳县汤溪盐井，“江水又东迳瞿巫滩，又谓之博望滩。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在这几处汉晋时期就已形成规模的制盐作坊中，忠县的甘、涂二盐场尤其值得注意，这里的盐井据传说是开始于东汉的著名人物杨震（字伯起）。明•曹学荃《蜀中名胜记》卷之十九上川东道忠州条：“按涂溪在州东八十里，发源蟠龙洞，来经涂井，井神为汉杨伯起。《井庙碑》云：‘神尝刺史荆州，溯江至此，憩于南城寺。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蟠龙洞，见周柱下史丹炉，曰：“此地有龙无虎，宜其丹不就也。”至涂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庙在治东一里。”忠县城郊的井神庙不知建于何时，《井庙碑》所记的井神杨伯起也无疑属于附会。杨伯起是东汉弘农人，除一度任邻近巴地的荆州刺史外，没有在巴地当过官。他为官清廉，禀性刚直，其生前身后都有灵异，颇受时人景仰（参看《后汉书•杨震列传》），将忠县的涂井神附会在这样一个与巴地无关的人物身上，可能是东汉或蜀汉时期的事情。忠县甘、涂二盐泉的开发和利用应当远在东汉以前。
其三从与制盐有关的考古材料来看。
盐业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在人类采用金属容器熬制食盐以前（这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新石器时代没有金属容器，青铜时代也因为青铜器相当贵重而不大可能广泛用作制盐器具），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采用陶器制盐。因此，凡是陶器制盐时期的熬盐工业遗址，其堆积景观都相当特别??通常这类遗址很像后来大规模的陶瓷窑址一样，有很厚的以陶器残件为主体的堆积层，陶器绝大多数都制作不精，器类往往都是单调的尖底、圜底、小圈足等容器，在这些陶器残片的下面常常可以见到灶或者窑等遗迹。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许多古代产盐或古今一直产盐的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大量陶片堆积的先秦遗址，只见到有像四川蒲江县盐井沟唐代制盐遗址那样的由熬盐燃料留下的炉灰、少量日用器具和极少的熬盐铁锅残片组成的“山丘”（侯虹2002）。而在渝东古今都产盐的重庆忠县一带，我们却发现了多处文化堆积由大量陶器残片组成的遗址。这些遗址大多集中在盐泉自然露头或盐卤埋藏很浅的地点，即长江北岸两条小河甘井沟及涂井河（汝溪河）下游的万县盐盆边缘的隆起褶皱地带，也就是这两条河刚刚流出峡谷处。其中位于甘井沟边及其附近的遗址有羊子岩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哨棚嘴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等2001）和瓦渣地遗址，位于涂井河边的有李园遗址（孙华1997），以及位于长江边上的邓家沱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最著名的要数瓦渣地遗址和羊子岩（中坝）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基本情况是：
1、瓦渣地遗址 瓦渣地遗址位于长江左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东临长江，北隔选溪河与甘井河口的哨棚嘴遗址相望，范围约15000平方米，海拔高度约145～165米。遗址表面散布大量以花边口沿的绳纹圜底釜残件为主的陶（瓦）片，故名。通过历年调查、发掘和研究，我们了解到该遗址主要有哨棚嘴文化和商周代遗存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末期哨棚嘴文化时期的遗址性质还不能确认，但商代末期至春秋中期的遗存是以大量中口釜、尖底杯的陶片堆积为代表，并有圆形的窑灶一类遗迹，符合陶器制盐工业遗址的特征，应当与制盐工业有关。这一时期的遗存目前已经划分为连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西周前期前后（上限可以到商代末期），第二段为西周后期左右，第三期为春秋前期或稍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3）。春秋中期以后，该遗址的制陶（这里指为熬盐烧制的专用容器）或熬盐在春秋中期停业，以后再没有恢复。瓦渣地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制盐遗址之一，该遗址的第三期遗存与下面要提到的羊子岩遗址东周遗存中的较早阶段的文化面貌相同，从而可以将两个遗址连接起来，作为考察渝东地区古代盐业发展的一条线索。
2、羊子岩遗址：羊子岩遗址又名中坝遗址，遗址位于甘井河内的旧甘井镇边（三峡工程兴建后，该镇已经搬迁），距离长江口约4千米。遗址位于甘井河两岸的台地上，遗址中心区因河流的切割侵蚀作用已脱离河的左岸，成为一座河中小岛。岛上的堆积主要有四个时期：最下面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老关庙文化遗存，其上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遗存，再上是大量的东周时期前后的遗存，最上面是汉至唐宋时期的遗存。东周以前的遗存，其遗迹和遗物缺乏制盐遗址的特征，其遗址性质还不能判定；汉以后的遗存虽有窑灶证明其与制盐有关，但这时的熬盐容器已经是铁器而不是陶器。只有东周前后的遗存是由很深厚的单调的中口釜、尖底杯等陶器残件组成，并有储卤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1，原报告称作墓）、窑灶等典型制盐遗迹，属于制盐遗址应当没有疑问。羊子岩制盐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该遗址从东周以来，制盐工业基本上没有中断，直至近代，这里还在使用传统工艺制盐，这为我们探讨古代渝东盐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盐矿资源状况、有关盐的史料记载还是古代盐业遗址的现状来看，认为四川盆地的井盐业至迟在商代就已开始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发展到成都平原的边缘，这应当是可以初步肯定的一个结论。当然，目前我们的盐业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这些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开展的工作是：
1、目前我们对渝东地区古代陶器制盐阶段盐业遗址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三点：一是这类遗址的堆积景观类似国外的陶器制盐遗址，其二是这类遗址的出土器物与国内外其他被推测为盐业遗址的出土陶器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其三是这类遗址均靠近盐卤资源产地。这些根据，实际上还是基于经验的一种可能性推测，缺乏确切无疑的可以论定的证据。并且，对于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大量流行如小底或尖底的陶缸，因为缺乏类比材料，目前也不能推测其是否与制盐业有关。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引人一些仪器分析手段，对可能是陶器制盐遗址的陶器及其周围的附着物（如泥土等）进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将这些分析结果与当地盐卤中的微量元素进行比对（当然同时还要分析和比对当地同时期的非盐业陶器和普通土壤中的微量元素），看看二者是否有共同的盐卤有的微量元素。如果这些推测为制盐用陶器及其附着物中有盐卤有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些陶器就可以肯定与陶器制盐有关。
2、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很可能与先秦盐业有关的重要遗迹之一的窑灶，其窑灶的主体形态有斜坡底近园形、平底长方形、斜坡底长条形（似龙窑）三类，第一类如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的窑灶，第二类如忠县李园遗址的窑灶，第三类如羊子岩（中坝）遗址的窑灶。从年代上看，第一类窑灶流行的年代范围在商代后期至春秋前期前后，后两类窑灶的流行年代却在战国至西汉前期；从分布状况来看，第一类窑灶除了在这些陶器制盐遗址有发现外，在其他普通遗址也都有分布，第二类窑灶则还没有在其他遗址中发现。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可能与熬制盐有关的陶器主要也有三种，即尖底杯、束颈釜、船形器。在这三种陶器中，尖底杯出现最早，延续时间也很长，从商代后期的十二桥文化一直延续到战国前后的巴蜀文化，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李园遗址还有大量尖底杯发现；束颈釜的出现略晚于尖底杯，但在西周时期已经在四川盆地（尤其是渝东地区）大量流行，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船形器发现较少，目前只在重庆忠县的哨棚嘴遗址、邓家沱遗址，丰都县石地坝遗址曾经出土。这三种陶器都在陶器制盐遗址中出土，它们的使用时间又有重叠，不少遗址出土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这类陶器，如哨棚嘴遗址2001年发现的同时期的两座窑灶，窑灶内的遗物一为尖底杯，一为船形器；瓦渣地遗址的早期堆积，尖底杯与束颈釜共存；丰都县石地坝遗址的西周时期的堆积中更有尖底杯、束颈釜和船形器三种陶器。那么，这些陶器以及前述窑灶在制盐工艺流程中担当何种角色，这些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古的手段方能够得到证实。
3、在四川盆地，除了那些位于盐卤产地附近的典型陶器制盐遗址外，还有许多普通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尖底杯和束颈釜，据目前掌握的部分材料，出土尖底杯的普通遗址有万州中坝子(西北大学考古系等 2001)；涪陵区镇安(重庆市博物馆 1992)、成都十二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87）、指挥街（四川大学博物馆等1987）、金沙村（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新都水观音（四川省博物馆1959）、彭县青龙村、雅安市沙溪（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90）、阆中县坪上(胡昌钰、孙智彬1991)，出土束颈釜的遗址更多，计有江津王爷庙(重庆市博物馆 1992)、巴县干溪沟(重庆市博物馆1992)忠县老鸦冲，万州麻柳沱(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2001、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1999)、云阳太公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明月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洋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2001a)、李家坝(马继贤1998;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2001b)，巫山双堰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刘家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韩家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等遗址。这些普通遗址的尖底杯和束颈釜，其功能是否与那些典型盐业遗址相同？如果它们是装盐的容器，它们是否来自那些典型的制盐遗址？关于这些，除了可以采用陶器微量元素对比分析的方法外，还应当采用中子活化的分析手段进行考察。这些方法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陶器制盐遗址的盐产品的销售范围。
4、盐业生产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即使不考虑钻井等工序，陶器制盐也需要烧制陶容器，熬煮盐卤需要采集和运送燃料，制成的盐需要输送到其他不产盐的地方，从事各种相关工作的人员需要有食品供应，这些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业系统。为了维持盐业工业的生产，汉代以后的国家政府往往在产盐地建立盐官，并施行了一系列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的盐政措施。先秦时期的成规模的盐业生产，也应当受到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古代国家的极大重视，并有一套维持该工业系统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因此，考察渝东地区的先秦盐业状况不能只考虑盐业的生产，而应当考察盐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四川盆地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始终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尽管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整个四川地区的文化开始逐渐走向统一，但从商代末期开始，渝东地区的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地区又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典型的十二桥文化在渝东似乎没有超过丰都县，而这时正是重庆忠县几处典型的制盐作坊开始发展的时期，这种盐业工业的崛起与四川盆地东、西部文化差别的增大，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到了东周时期，楚文化开始逆长江西上，其文化因素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四川盆地，但目前发现的单纯楚文化墓地（应当就是楚移民的墓地）最西的分布地点就在古今产盐的忠县甘井沟两侧，这就需要考虑当时的楚国大举入侵巴国这种历史现象后面的动机问题了。楚国深入巴国的腹地，移民留驻巴国产盐地区，这很可能与楚国为了获取盐业资源、保卫食盐产地和护卫食盐东运有关。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第272页，文物出版社，1991。
陈可畏主编：《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黄健：〈川东盐区考察初步报告〉，《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77～81页。
金戈：〈我国井盐生产首次开发的主持者〉，《井盐史通讯》第1期，1977年。
侯虹：〈蒲江盐井的开发与西汉四川盐铁经济的发展形态〉，《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8～27页。
李晓波：〈川东古代盐业开发的历史地理考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
李晓波：〈渝东地区古代盐业开发与城市起源〉，《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9～23页。
李晓波：〈四川盆地古代盐业开发的地质基础〉，《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20～24页。
刘卫国、曾宪龙：〈渝东地区古盐业发展史初探〉，《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24～30页。
彭久松、张学君：〈我国古代地质钻井史概说〉，《井盐史通讯》第2期，1978年。
任乃强：〈说盐〉，《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3～13页。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繁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第404～414页。
四川大学博物馆等：〈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1987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东洋子遗址考古勘探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甲种第一号，第187～208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甲种第一号，第209～243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云阳县明月坝遗址试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1990年。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盐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地理志》上册，成都地图出版社，1996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忠县涂井永兴、李园两处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5第3期，第63～66页。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甲种第一号，北京，559～60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孙华、曾先龙：〈尖底陶杯与花边陶釜〉，《巴渝文化》 1999年第4期，第59～78页。
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第7篇
博物馆空间设计必须围绕人的审美心理展开其美学职能，情感成为设计的重要因素。空间设计一方面要满足功能上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满足情感上的审美要求，空间设计形态已经成为设计者尤为关注的创意成分，也是视觉结构审美的重要条件，具有下列审美体现：层次之美展示空间设计的层次能区分空间的不同功能，还能增强和丰富空间的层次感，以达到美化空间的作用。体现层次美的几种因素如下：第一，光源。空间是固定的，但是光比较灵活，光可以起到形成空间、改变空间或破坏空间的作用，它直接影响到物体或空间的大小、形状、质地和人们对色彩的感知。光可以让人感知到室内各区域空间的界限，运用不同的灯光照度和灯光色彩对不同的功能空间进行划分，可以让空间层次更为丰富利落。如，“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中偏暖调的烛光照明让人感受到佛罗伦萨的艺术风格和历史，运用灯光的规模、位置表现67件绘画、雕塑和工艺珍品之间的层次关系，从而达到丰富空间层次的艺术效果。第二，隔透。在展示设计中，空间区域的形成在于它的闭合性和开放性。展示空间设计可采用隔中有透、透中有隔的形式，使空间的层次感更加丰富，同时也强化了空间的进深感。隔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彼此可以看见但不能透过的隔透形式。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成果展”中就采用透明玻璃材质来分割有限的空间，将实体展墙加入玻璃材质，打通展墙但不完全割裂空间，使得观众从一个厅能看到另一个厅的陈列，营造出两个空间区域之间有隔中有透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是采用独立玻璃展柜的隔透形式。
利用斜坡、台阶、平台将空间划分为不同高度的区域，创造出多层次的空间美。这种从升起到降落的纵深移动所产生的空间也增强了参观者身体移动的层次，这也是构成空间最具有表现力的手段之一。形式之美形式是媒介要素在审美空间中的组织和结构。形式不仅仅涉及审美方面的问题，它还是设计的元素，主要指空间的尺度、比例、节奏、均衡等空间的层次关系。展示设计中的色彩、材质、光以及科技手段都影响着空间的形式美。对于形式的表现性，美学中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其出于知觉者的联想、移情，这是主观论；另一种解释认为其来自视觉式样的力的结构，这是客观论。视觉的形式美就存在于这主观与客观之间。例如，利用对称或矩形空间的严谨性，能营造一种宁静、典雅的主题气氛，采用圆形空间可以营造丰富、活泼的主题气氛，等等，使营造的空间具有节奏、韵律和美感。直观的形式其实也承载了文化与历史。例如，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形状或一种色彩来判断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或者某种流派风格。一个符号或象征富有一定的寓意，代表一个年代的文化或者精神，扮演着文化传媒的角色。
因此展览空间设计师必须准确把握对符号的应用，在信息传达准确的同时，创造出更高品质的人性化空间。构成空间设计的符号要具有物质与美学双重意义，两者缺一不可，它不能只是一种艺术符号。认为空间只是具有使用功能意义的“物质形式”，而不是美学的，这个论断在当今艺术发展阶段显然是片面的。就舞台艺术来说，一个空旷的舞台，如中国传统戏曲舞台，只要演员一出场，它就成了有角色的世界，从而获得了某种审美的特质。这就像中国画一样，画面上的空白不是留出来的一片物质的白纸，而是审美空间的一部分，其中浸透着情感，表现着精神，因此展示空间审美有着明显的“艺术符号”的典型特征。结语博物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是当今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不论采取何种设计形式，都是以营造出美的空间效果为最终目的的，展示空间设计者应为博物馆展示的审美创新不懈努力，探索到底。
作者：潘艺
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三峡地区 文物 保护
一、三峡地区文物概况
论及三峡，学术界有不同的指称。但通常情况下，三峡地区指西起重庆，东至湖北宜昌的659公里的长江干流及支流流经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在地势上处于我国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东接江汉平原，西倚明月山脉，北连大巴山脉，南靠武陵山与大娄山的余脉，中部为巫山山脉横断，境内地形复杂，地势差异较大，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
文物，在国际上尚无一个被各国共同确认的统一的定义，我们认为，文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人类创造及与人类有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和纪念价值等的古代、近代、乃至现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如遗物、遗迹)的总称。文物，是不能复制的永恒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辉煌历史最有力的证明。文物见证了历史的发展，见证了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等。
三峡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上承巴蜀天府之国，下连湖广鱼米之乡，历史上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巴文化和汉文化交汇、融合的地带，三峡地区的文物古迹是该地区先民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祖先的珍贵信息，如在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发现的巫山猿人遗址。考古发现其年代距今约201-204万年。是我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这为人类起源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
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笔者认为，按照保护的内涵，三峡文物可以分为三类：地面文物古迹。地下文物遗址及墓群、残址，博物馆与馆藏文物，其中这三类下面又有许多分支，如地面文物古迹包括‘阙、古城墙、文庙、武庙、水下题刻、传统民居、古镇、栈道等。1986年经文物普查，就重庆地区登记在内的文物点就有12898处，数量可观。
但近年来三峡文物在保护方面却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原因有以下两个：
(一)三峡水利工程
按照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选定的正常蓄水位1.75米建设方案，三峡水库库区淹没将涉及湖北省的宜昌、秭归、兴山、巴东4县，重庆市的巫溪县、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开县、天城区、龙宝区、五桥区、忠县、石柱县、丰都县、涪陵市、武隆县、长寿县、江北县、巴县、重庆市区、江津市18个县市。其中将全部或部分淹没2个县级市、1 1个县城、140个集镇、326个乡，1351个村。受三峡水库淹没影响，需搬迁县城9座。集镇106个。而在这些要被淹没或需要搬迁的各个市、县、镇、村里，有美丽的忠县石宝寨、有令人景仰的云阳张飞庙、有被誉为“袖珍古城”的大昌镇等。这些重要的文物古迹是否也要随着各地区的淹没和损毁而面临同样的命运呢?回答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没有权利放弃祖先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
(二)城镇化建设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样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城镇化意味着现代化，不一样的建筑群、不一样的生活生产方式。而我们的古镇等却与城镇化的要求格格不入。是要城镇化建设还是要继续保留我们的古镇呢?“两手抓”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既要进行城镇化建设，又要保留古镇。
经过探测，有1087处文物保护项目列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
二、三峡文物的价值
三峡地区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三峡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这些文物古迹跨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被称为一部“中国实物通史”。保护三峡文物古迹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历史价值
文物。无论是遗物还是遗迹，都是先民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并遗留给我们的物质文化遗存，同时文物又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为适应生活、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之需的产物。它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蕴含着该时代的各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无不有利于我们探索过去的未知世界。因而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重现历史三峡文物中包含了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生物化石点，如丰都高家镇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露天石器制作工场，历史本无法重演，但这些历史文物古迹却勾勒出旧石器时代的先民生活的社会面貌。大致恢复了旧石器时代的历史，让我们犹如自己身临在那个古老的时代。
(2)、揭示历史本来楚文化这一概念一直沉睡着，人们对它也只有支离破碎的认识，但近50年，随着大量楚文物的相继出土。一次又一次地填补了先秦文化的空白，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开始为世人所公认。
(3)、揭开谜底在三峡库区发现的巴人遗址和墓地，许多遗址是江边河畔的小聚落，但在巫山县紧临大宁河东北侧发现的双堰塘遗址。忠县井沟一带的中坝、哨棚嘴、瓦渣地等遗址群。云阳县小江之侧的李家坝遗址和墓地。面积都达数万平方米，内涵丰富，是从商至汉初时期巴人的中心活动地带。在涪陵市的小田溪。则在70年代时已经发现了战国末至秦代前巴人集团首领(巴王)的墓地，如果能对这些遗址和墓地很好地进行发掘，或许将揭开千古巴人之谜。
(二)科学价值
文物所具有科学价值，系指文物蕴含的知识、科学与技术信息。各种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产生它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如陶器发明具有划时代意义。
丰都的玉溪遗址群主要是新石器时代唐宋时期多个时段的古代文化遗存，特别是以玉溪下层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玉溪下层石制品极为丰富，0406探方最具有代表性。通过对标本的观察，结合统计数据，石片的选择和石片与石核在数量上的巨大反差，反映出石料选择和打片技术成熟而独特。石器以磨制石斧为主单一的品种与渔猎经济更相适应。这些都反映着玉溪下层居民以渔猎、捕捞为主的生产方式、打制石器的技术水平及其文化形态。
(三)艺术价值
文物古迹的艺术价值主要是视其所具有的审美、欣赏、愉悦功能、借鉴作用和美学、美术史、艺术史的资料价值。p53如云阳张飞庙在空间构成、造型、装饰和形式上就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云阳张飞庙被是最受当地人们景仰的文物古迹，它的艺术价值有其独特之处，让各地旅游者也流连忘返，主要是因为它充分利用自然地形，与山石、古木浑然一体，以柔丽的人工之美与粗犷的自然之美形成强烈的对比。构成长江上重要的人文景观，因而它有“巴蜀一胜境”的盛誉。
(四)其他价值
文物古迹除了以上价值外，笔者认为它 还有文化价值、旅游价值、纪念价值等。
三、三峡文物的保护
当今世界，保护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保持各民族的文化特性，保护各国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为此。许多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保护文物的法律和法规，从而加强文物的保护和管理。
从1992年6月到1995年3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组织30多家有关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的专门队伍进入库区，开展文物遗存的调查、勘探、测量和试掘。
1993～1995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制定完成了三峡工厂库区文物保护规划。从1997年底起。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开始。
三峡文物是三峡地区先民留给三峡儿女的遗产，是三峡文化的根基，体现着原始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而尊重和保护三峡地区的文物不仅是三峡儿女的义务，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三峡地区文物，就是保护三峡地区的根基。这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笔者认为
(1)提高对三峡文物的认知。文物反映着过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将，文物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国家在文化遗产的评价体系中，应强化对文物的重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自觉。只有提高了人们对文物的重视程度，才能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的保护浪潮中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保护文物的消极思想。
(2)立法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行业标准，为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同时制定了一个满足目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求的《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条例》。我们的保护工作规范化是提高整体保护水平的重要途径，而根据新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合理地调整相关的规定，或制定补充性的法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到中国。小到三峡，合理的法律法规是保护三峡文物在政策上的重要措施。
有的不法分子利用文物的各种价值，以身犯险，进行文物走私活动，对于这一类犯罪分子我们应严厉打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树立法律威信，以国家强制力来保护文物。
(3)资金投入
三峡文物保护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三峡地区除了利用本地区的资金外，还应加强与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的合作。仅靠国家对文博事业的资金投入是远远不够。如果能够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固然好，如果不能还可以进行文物保护募捐，让三峡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都投入到三峡文物的保护中来。
(4)三峡文物保护内涵
为了贯彻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最大限度地抢救，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原则，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地面文物古迹的抢救。这是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当前抢救的重点。地面文物的保护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就地保护。如白鹤梁枯水题刻，忠县石宝寨、白帝城等。第二类是搬迁保护。如张飞庙、屈原寺、秋风亭、大昌民居等将进行整体搬迁。对大量的石刻、题记、石窟、造像等可将其切割下来，凿石搬迁。第三类是取齐资料。对一些不可能搬迁的文物，取齐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原始依据。
第二、地下文物的抢救。地下文物应采取考古发掘、勘探和登记建档三类措施。考古发掘又分为全面发掘、重点发掘、一般发掘和小面积发掘四个等级。通过有层次地考古发掘地下文物，使175米蓄水淹没的不为人知的文物减到最少。同时做好勘探和建档工作，使将永久沉入江底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仍然有史料留给后人，使古老而灿烂的三峡文明不会出现“断代”现象。
第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保护。首先要对各种文物的档案资料进行妥善保管。文物的档案记录了文物的相关重要信息，凝聚着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见证了长江文明的发展历史，具有惟一性和独特性。对人们全面认识三峡地区的人文历史，从而进行长期的综合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其次要控制调节馆内温度、湿度及空气成分，文物出土前能承受的温度、湿度和馆内的温度、湿度不尽相同。这有可能破坏文物原有的质地，同时空气中的某些成分对文物有可能有腐蚀性，这样的一系列不利因素是馆藏文物的“致命杀手”。因而严格控制文物保存的温度、湿度，保持空气的洁净，是保护馆藏文物的重要手段。
第四、征集、收购社会上流散的珍贵文物。有些文物市场上流散着一些盗墓分子盗来的古董，有的年代还比较久远，有重要的价值，对于这一类文物我们应用适当的价值进行收购。另外有些文物属于个人私藏品，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对于这一类文物我们应当以适当的价格进行征集或劝其自愿赠送。毕竟文物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
第五、人才的培养。就目前而言，三峡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博事业的专业人才奇缺，一方面是现实急需高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一大批老专家年事已高，相继地从岗位上退下来，急需年轻人接班。因而我们应在库区各高等院校设置相应的专业，培养后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