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价值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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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通识课程；现代西方哲学；教育价值

一、值得深思的思想现象

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的进程中，从“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到“海德格尔热”、“后现代思潮热”等等众多热潮在不同时期曾经风靡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思想现象和文化现象。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一直都对思想界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也属于大学课程中受关注度较高和具有重要思想影响的课程。而今，无论是对于哲学专业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还是对于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生，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是比较受欢迎的课程，甚至成为大学校园中的大学生“流行文化”。

那么，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为何在大学生中具有如此大的思想魅力?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于大学生而言，究竟具有何种重要的教育价值?这是值得深思的教育现象和思想现象。

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就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而言，它是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存在的反映和时代精神状况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它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关注，乃是源于其所表达的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与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所存在的问题的相互关联。它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诊断与理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理与情感共鸣；对于传统的批判与省察以及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思虑，与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转型时期的青年学生在思维方式上要达到的探索性具有一定的契合点。所展示的“理论主题的现代性、思想方式的多样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达手法的新奇性”，对于在思想深处想要摆脱绝对主义意识宰制和价值框架束缚、寻求解决现代性思想困惑的中国青年知识阶层而言自然具有思想上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会现代化变革时期，思想上的变革呼唤着思想空间的开放与各种思想间的争鸣与互动。另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本土性的文化传统在新的生活状态下亟待得到反思和创新，计划经济所塑造的“高度统一性”的“绝对意识”以及教条主义的的影响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障碍。客观地说，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引见和传播及其所带来的思想论争，激活了处于遮蔽状态的思想问题，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敞开了人的主体性与超越性、人的真理追求与价值尺度、人的存在价值与层次说为特征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神秘；以否定一切真理，摧毁一切价值为目的的后现代思潮的叛逆等思潮的影响，在价值观念――评价的尺度和标准、思维方式――思想的倾向和方法、审美情趣――生活的感觉和趋向、终极关怀――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指向等方面，产生着极其复杂和深远的思想影响，成为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思想现象和教育现象。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已经普遍成为面向各学科学生开设的重要课程。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特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必然具有自身鲜明而深刻的特点。在笔者看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具有如下特点：在思想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在现代性的层面上敞开和凸显了“人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人的问题可以说一直是西方哲学隐蔽的主题。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理论形态中，人的问题遭到了遮蔽。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思想开始了古希腊本体论哲学的思辨化倾向，此后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就是抽掉了人的感性存在的抽象形而上学。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经中世纪经院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近代哲学所强调的主体性思想虽然是通过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但归根到底是要追求终极性的人的本体存在。在这种观念的抽象中，人的问题也被抽象了。那么在现代西方哲学那里，追求绝对存在的本体论问题遭到消解，人的问题浮出思想的地平线。应当说，人的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彰显的是人的生存处境与社会生活结构形式的转变所蕴含的内在思想要求。正如[德]M・兰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中所说的那样：“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有疑问的；他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由于自己有疑问，因此，他以无比的忧虑研究他自己的意义和实在，研究自己来自何方、走向何方。”对人的问题的理论自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自我意识。人的生存的异化与物化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人的价值选择标准与尺度问题、人的意志与潜能问题等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思想问题。尽管我们习惯于把现代西方哲学划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想主流，似乎人的问题仅仅在人本主义的思潮中得到自觉和明确的把握，其实，透过思想的表象并着眼于思潮发展的趋势，就可以看出科学主义思潮所蕴含的对“人的问题”的科学化理解及其在自我反思中越来越敞开的人学意蕴。就总体的思想状况而言，在学派纷呈、思潮林立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被思想家们研究、论说及其把持着，成为贯通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一根主线。就意识而言，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于人的问题的自觉把持的确表征了人的问题的严峻性和现实性，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症候。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之处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在思维方式的变革上。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集中体现在从追寻世界本原，脱离现实生活实践从而在观念领域加以抽象的单一的自然世界或精神世界转回到人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即从探寻人的感性存在的抽象形而上学转向探寻人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之意义的思维方式之变革。与此相对应，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在总体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批判性、反思性的思维方式。传统西方哲学是追求终极性的存在和绝对真理的，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它的思维方式就是“要么是，要么不是”，这种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即使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独断论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更多强调的是理论的反思性和哲学的批判性，用相对主义的观念看待一切事物的价值：真，是相对之真，真理只是一种追求的过程；善，是相对之善，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追求过程；美，也是相对之美、过程之美以及意境之美，这种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开始用一种中介的态度对待事物，将一切对极性的追求作以相对性的理解，这正是批判反思性的思维方式的本质所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批判性,集中在“本体问题的消解性”、“人生问题的多元性”、“人类问题的模糊性”问题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家那里，哲学中的本体论也被理解成为一种承诺，因此，哲学的价值不再是追求这种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而成为

了为现实存在作论证的工具。哲学不再是指引人前进的火把，而成了治疗疾病的良医。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对人生问题的理解，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从“没有选择的标准”到“没有标准的选择”。对于人生的多种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那里没有确定的答案，尼采一声高呼“上帝死了”，从此，上帝真的死了，而人活了过来，重新成为宇宙的主宰。继尼采之后，现代西方哲学依照自身的惯性走向了一个无信仰的时代，人生在每一位思想家的眼中，具有不同的色彩：人生或是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摇摆，或是形成自己本质的过程，或是追求眼前时下的体验，或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统一。这种多元化的人生观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生意义的丰富性和终极意义的丧失。哲学究其本性来说是用个人的智慧求解人类性的问题，然而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那里，对究竟什么是人类性的问题再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们己从长期固定的状态向更为灵活的状态变化，人们认为这种人生活意义等众多现实性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问题，特别是伴随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哲学能够进行良好的对话，这对于摆脱教条主义的的束缚，彰显哲学的现代性品格及其真理性，挖掘哲学的当代价值，反思和省察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思想品格及人类性意义，发挥着重要的参照性、历史性的思想作用。实践证明，永远只能在与各种非思想的相互对话、论争、批驳以及相互借鉴、吸收和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一切思想包括理论自身在内的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法。正因如此，理论界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学术研究才从最初的“批判模式”发展到“对话模式”，在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良好的对话中，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也越来越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以标榜存在先于本质，主张人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应张扬自己个性的存在主义的肆虐；以鼓吹人生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一点喜剧的意味的悲观哲学的焦虑；以渴望统治、追求权力、发挥权力和重估以往价值为标志的超人哲学的狂放；以潜意识理论和人格三类性的问题是以普遍性、必然性、根基性和统一性等代名词来压抑人的个性、独立性和丰富性，永恒绝对的东西被当作教条被抛弃了，人们对理论的兴趣逐渐淡漠，更加重视现实。于是人们不再过问这些问题，而是普遍追求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人类性这一具有更大普遍性的问题变得模糊了。总体而言，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于人的问题的思考所形成的思想观点虽然彼此有别，但是就整体性的思想风格而言，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呈现出极其强烈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的思维特质和思维方式。

应该说，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于人的问题的理论自觉以及思维方式的批判性、反思性特征是需要辩证、具体的分析的。我们需要以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对其进行历史地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进行科学的评价，力求发挥和实现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课程的教育价值。

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课程，其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教育价值。我们应该也必须将现代西方哲学诸思潮特点中具有启发性和积极意义的一面应用于学生的培养和教育的过程中，真正达到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增强学生的判断能力，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的教学目标。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它汇集着人类智慧的思想成果。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作为人类性问题与时代性精神的理论表征，对于大学生直面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省察人与社会的存在性问题，拓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所蕴含的思想空间是广阔的，对人的问题的思想诊断也具有歧义性，各种思潮之间的矛盾与争鸣构成了“厮杀的战场”，具有强大的思想撞击力。对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学习，可以在深邃的层面上了解和洞悉西方社会的文化精神，感受西方文明智慧的思想魅力，确立人类性的意识，提升自身的人文品格和现代性的文化教养。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人的问题的敏锐自觉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批判性、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在[英]布莱恩・麦基编的《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一书中，曾经这样说：“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对于大学生而言，葆有生机勃勃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的反思精神无疑是重要的，这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前提。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在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中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反思风格以及执着不懈的求真意识，恰恰是大学生所需要确立的一种精神向度。

人的价值哲学范文第2篇

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oday's Marxist philosophy of practice has an important modern humanistic value， which open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moder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of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of life. A New Perspective of Reconstructing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ractice； humanistic value

在物?|世界丰富的今天，在形形的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等种种思潮充斥的今天，人在金钱世界、物质世界面前丧失了自我，甚至于变为了奴隶，如何匡正这一错误的观念，为现代社会重塑现代人文精神价值，成为当今思想界不得不应对的一问题。

本文试从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出发，认为马克思哲学实践观中的“实践的自觉能动性”的观点，有着重要的现代人文价值。本文试从马克思实践观对现代人自我理解提供的新思维方式、重建生活世界提供的新思路以及为现代社会提供人文价值追求的新视角等三方面试对此一一阐述之。

1 实践观念开启了对人自我理解的新思维

西方传统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发展到巅峰，一直以追寻存在者背后真实的终极存在为哲学的最终目标，并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认为人的存在，在于人之先在存在的本质性，人之本质性决定了人的一切，人的发展也受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实体的制约。在此意义上，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代表着一种从“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1]这样的思维模式只看到了人的本质性，结果势必瓦解分裂了人的现实生命，抹杀了人的多样性，导致了对人理解的抽象化。

马克思哲学提出了实践这一划时代的观念，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模式，一种对人现实性理解的新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认为，实践是一种人自觉能动的创造的目的性活动，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不仅仅创造了人的外部世界即人的对象世界，而且也创造了人改造了人自身，也即是实践不仅仅创造了人的生活资料，也创造了人的生存价值，从此方面来说，实践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性，人从事什么样的实践，何种实践方式，也就有什么样的生存特性和生活状态。

从以上理解，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观念为正确真实理解人的生成本原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基础。因为在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中人为其自身的生存提供了所有的创造物，也可以说人是其自身活动的创造者，同样基于实践观点的这种理解，人不再从先验就存在的实体那里去寻找存在的根据，而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一切，自己就是自身的创造者。

这种创造了人自身的实践，是一种集各种矛盾为一体的一种人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物质和精神、个体和社会、目的和因果、过去和未来等等。在这种种实践中，人通过实践，改造了自然对象客体，使自然对象也即是客体打上了主体的烙印，不再是原来单纯的客体；同时原来在传统哲学思维中属于自然一部分的，在自然界面前被动的人，在经过实践活动，使自然相反变成了从属于人这一主体范畴的客体。故正是实践，改变了自然与人原有的顺序，这与原来传统哲学中实体决定并给出了人及其一切的思维方式大大不同，可以说正是实践观念给出了人，人是把握人自身并给出人未来空间一切的主人。人的这种集种种矛盾为一体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也使人集种种矛盾为一体，使得人具有了鲜活的现实性，而不是原传统哲学中抹杀人的多样性，只从决定人真实存在背后的唯一存在去理解人的单一、抽象的存在，而使其人这一动物即与其他动物一样有着本真的存在，但又有本质的不同，人与自然同时存在，但又高于自然，超越自然，人是自然和其他动物的主宰。

2 实践提供了重建“现实生活世界”的新思路

在西方传统哲学视域中，一直以来哲学都是将世界作为客观对象去思考，因而形成了这种固定的对象性思维，这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在整个哲学史和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现代哲学史上“重返生活世界”是现代哲人的广大呼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对这一领域有着更为合理和深沉的思考。

首先，马克思实践观所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文化。这也与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分不开的，哲学的重要传统即是历史生活本文和文化本文的紧密结合，如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资本论》，即是马克思在对他所生活之前的历史生活文本的深刻剖析。再如马克思哲学另一重要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文化文本”所做的权威性批判。并且，历史生活文本剖析和文化文本批判在其著作中均不是彼此隔离，单独使用的，而是相互交织和交相呼应的。因此，正是马克思哲学把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文化作为其哲学理论的关注主题，才使得马克思哲学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生机。

其次，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开辟了新的对生活世界的综合研究方式。之所以称这种研究方式是综合的，因为它既非单一抽象的理性思辩，也非唯一片面的经验分析，而是此两者的结合。这种综合的研究方式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把握，而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把人类实践活动特征、属人世界诸存在精细的事实描述和结构分析是其重要内容。并且这种综合的研究方式也一定是开放的，因为人类历史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丰富流动的，这种不断发展变化和丰富流动性要求理论必须与现实社会生活实际、与现实文化各部门加强对话与交流，由此才能不断校正和深化自身的理论内涵。故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把现实生活世界作为哲学世界，意味着哲学不再是神秘的，独立于生活世界之外的，而是从属于现实生活世界和人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也即是我们说哲学也不再是单单追求对世界的解释，而是对生活世界的改造。

3 实践观念提供了人文精神重建的新视角

当代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激烈反叛中，充满了怀疑、敌视与嘲弄，其后果是直接造成了人文精神在哲学中的丧失。因此，直面人文精神的危机，重构人文精神，是当代哲学中不可回避的主题。马克思哲学提出了实践观点，并把实践活动作为人最基本的价值创造活动。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把内在的精神追求规定为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想。一直以来，传统哲学以超验实体为终极支撑，追求对极端超越的绝对化价值理想追求，这种绝对化的价值理想追求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精神追求。马克思实践观点与此不同，马克思实践观点从生活实践出发，认为人自身就是创造者，人需要价值追求，但自身的价值理想追求已不再需要与外在超越实体做支撑，甚至不再需要与这个实体相关，而是认为人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树立对生活世界的自觉理解，并在对有关生活现实的批判中，就可以树立其真实的价值理想。因人的本性就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意味着，人首先是一种“自由”的存在，他具有永远不断超越束缚，追求自身幸福、创造自身价值的一种“自由精神”。由此，与此不同，正像“人则通过实践活动把生命变成了“自我?定”的自由存在，使生命摆脱了自然的绝对控制和主宰，可以说，“人就是那个其行为无限‘面向世界’未知者”。[3]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哲学的实践观念，与其他哲学观念对人文危机的消解不同，是深扎于现实生活世界中，遵循现实生活世界自身的顺序，在批判中发现新，在批判和改变中，去树立真实的人的价值理想。

再次，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中抽象原则与刻板教条被消解，实现了人生丰富具体的多维度回归，实现了对人生多元开放精神的追求。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认为，人的现实生活生存总是处在特殊的、特定的历史生活条件之下的，不存在超历史的限制，人、人的实践活动目标以及人生道路都是多样性的，不能把人、人的实践活动目标以及人生道路统一在唯一一个模式下，人生的境况也不是仅仅只有一种改变的方式，人的生活也未必只有一种状态，而是人存在的矛盾的多样性决定人生未来的多样性的可能，因为，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活动。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观点的提出，从而使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任何一种刻板和机械的决定论不同，它不再是以往绝对一元化的固定思维方式，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念下的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对真实无伪的人的现实生活境界的精神追求。

人的价值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价值；思想史；方法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共性与哲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诚信制度内化为公民规范信念与行动自觉的机制、路径与保障研究”（15AZD019）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4-0067-09

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百年历史变迁、60年沧桑巨变，以及30多年的全面、深刻的社会创新与变革，古老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在把脉历史和社会现实、找准自身的理论方位和逻辑起点方面，一次次地经历着痛苦而艰难的脱胎换骨，日益焕发出华夏学术所本有和应有的精、气、神、韵。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最关键的恐怕不是简单追问和回答“价值”的哲学本质以及价值观究竟说了什么（迄今为止并没有说清楚）的问题。对于“价值”这样一个指涉范围宽广、歧义丛生的领域，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应固持价值应该就是如我们所说和所认定的那样的偏执。立足观念史自身自主演进的圆融性逻辑，为着价值的哲学之思获得实质性进展，从力求对价值本质更为合理和精当的理解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心的，当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既往究竟是依托何种思想史（与文化史、观念史相区别意义上的）背景，为着何种理论目的，以何种方式去理解、言说从而规定价值的？仅以20世纪以来人类哲学观念的纵深拓展为镜像参照，由于缺少对其成果之精义的群体自觉意义上的充分消化、检视、理解和吸收，所以很难说我们的思维已经进到了价值问题的深处。真正的、真实的价值问题于我们仍是未获真解的谜团一块。

一、价值的哲学话语成为可能的思想语法：价值思维的基础合法性逻辑

价值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学者们发现，一旦进入这一领域，苦苦探究却最终发现，无论研究中采取何种方式，做出多么艰苦的努力和探索，到头来对于究竟什么是价值反而时常会陷入一种说不清、道不b的无尽困惑之中。

或许，正是这种无法清晰界定、清楚f明的特征才构成价值的真本性、真特质。正如以往我们也曾遭遇关于“人”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等的探讨无果，被迫转向对“人的方式”、“文化的方式”的追问一样，对于扑朔迷离的价值问题，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借助“价值现象学”① 所提供的视野和方法，做一些基础性的“地基清理”的奠基工作，探寻使“价值”的形成和言说成为可能的方式――由“价值是什么”转向“价值何以是其所是”以及“如何是其所是”呢？

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在其《价值的存在论问题》一文中，对价值问题的真谛做了前提意义上的辨识：“德国哲学的民族传统促使我们把考察所谓的价值哲学看作首要的任务，……我们要对其概念的基础，即价值概念，进行概念史的研究。这不仅应该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而且会使我们意识到在价值概念的使用过程中所涵盖的各种事实上的关联。”② “我认为，在这里将可看到与语言分析定向的讨论在方法上的界限。这不只关涉到，规范的陈述和价值判断相比于理论的陈述，如何合乎逻辑地证明其合法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赋予‘价值’这种规范要求是否合法的问题……价值问题的存在论方面意味着这样一个关卡，如果你想绕开追问‘价值’的存在要求的整个道路，你就别想通过它。事实上，价值这个概念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困境的表达，它不得不让我们走向历史的自我沉思。最终，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个哲学困境的背景是由我们文化的共同因素，即现代经验科学在现代人类的生活和意识中所起的作用所构成的。”伽达默尔认识到：“应该指导和控制我们的认识与能力的那些主导性的价值和目的，本身就不是现代科学所能搞清楚和合理说明的。在其最终的普遍性上，这是一切同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共同基础。”③

价值哲学研究中应有的规范理性意识的不足，与价值之思的独特学术范式建构的严重短绌有关。一代中国学者曾经费尽心力、绞尽脑汁地试图给价值本质、实质问题一个自己的说法，其目的是求得人们在谈论价值问题时，面对纷乱的现象能有一个统一的参照。这种努力是值得同情、肯定和赞赏的。然而尽管在“价值”未被展开的世界里，这种做法绝对是必须的，一定会赢得关注价值究竟若何的人的认同，但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实践的展开，随着文化与价值多元化的发展，一个无比丰富的“价值世界”在中国社会全面呈现，这样的做法就逐渐失去其合理性了。不独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开始真实而深切地感受到：相较于思想、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对价值的各种说教，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正在呈现的价值本身的逻辑更为刚性而直接，价值因“现实”而变得日益自明了。

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合理甚至理性形态的“价值本身”，与侵入到现实社会中且以各不相同的面貌存在的诸多价值事实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我们所期望的价值也根本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意愿实现自身。“现实”因“价值”的介入变得复杂化了，反过来，“价值”因“现实”的非自主呈现变得简单化了。

中西方思想史上，价值哲学研究的背后，绝非空疏的学术背景，而是有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作支撑的。忽视这一点，我们只能离价值越来越远。以价值思维的传统为例，严格意义上讲，有人类、有属人的生存与生活，就有关于价值问题之思，只是层次、深度、形态各不相同罢了。价值思维并不关注“是何以是其是”，而关注“应是”，关注“是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应是何以成为应是”，“应是”之思何以可能等等与“应是”的合法性、正当性相关的问题。“应是”及其合法性、正当性问题甚至构成所有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惟一主题。在《变动中的人类价值》一文中，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一般系统论之父”的奥地利著名学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指出：“对于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人类价值这个问题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然而，有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提出这个问题恰好表明价值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已经变得有疑问了。”④ “非常不幸的是，在哲学和行为科学领域，价值理论是最困难、最含糊不清和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我们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之一是从价值的一个实用的定义出发，看看究竟能走多远。这也就是说，我们让这个定义来适合我们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定义不总是无可辩驳的。”⑤

价值思维有其固有的基本逻辑，它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有关社会历史与文化价值真理的真值逻辑与生存正当性信念根据的求解。价值既然指向“应然”的东西，那么价值之思肯定属于超验之维。以价值哲学研究中备受争议的价值本质之“需要满足说”为例，学者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价值的哲学本质绝对不是简单的“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样一种纯粹“事实性”的东西，它至少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所谓价值意识和价值思维一定是“需要被满足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价值体验”和“价值感”，更重要的是超乎“需要与满足需要”这一现象之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同时还伴随着对“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方式”、“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结果”、“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性质”等的持续性评价和实践性反思过程。这就是说，哲学上的价值一定是一种三维结构：价值事实、使价值事实成为可能的价值表达方式，以及对价值事实所进行的主体性评价和认知。

价值之思一直绕不开的一个事实，在于“文明的悖反性现象”的约制，在于其与各种“非价值”、“反价值”以及“伪价值”现象的复杂多相的纠缠关系。一如理性最终会走到它的反面――一切以理性的方式所求取的目标，最终无非就是一个自由，而自由的本质其实恰恰就是非理性的，文明又何尝不是同样的情形？正如文明的本质是对文明自身的不断侵犯一样，一种价值的自我确立和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其他价值甚或自身之不断自我“消解”的过程。自古及今，不只是每一个个体，其实整个人类都在犯着一个常识性错误：以科技的方式满足人的无限膨胀的欲求，以文化的方式替人类所犯的罪孽寻找苍白的辩词。现代性文明更是一部“价值的悲歌”，其本质是消灭“价值”。其呈现的逻辑是：以技术的方式将“价值”尽可能多地创造出来，同时又以技术的方式将“价值”消灭掉。此种意义和类型的价值活动，或者说其所追求并致力于呈现和实现的“价值”，其实已经被人类自己糟蹋得所剩无几了。

所以，面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伤痕累累的社会现实，安抚一颗颗受伤的心灵，简单地以需求的满足思考诸多价值现象其实是有很多、很大问题的。前现代性文明和文化背景下，现实个体之“生存需求”是有限度的――其实是其实现手段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境下，价值的实践和理论逻辑非常容易把握：人们所遭遇的一切，可能都是某种萌芽状态的潜价值，都需要以价值思维的方式做出与那个时代人类的心智水平相匹配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价值”，那些称得上价值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根本无所选择的东西。当代著名德裔美籍哲学家、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伯格在其论著《永恒的价值》的导言中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世上是否存在着自身就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当然，世上许多东西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或者是因为你喜欢或我喜欢它们，或者是因为它们相对某一特定目标而言是有用的，或者对我们有所裨益。……总之，我们所谓的价值，似乎都不过是使个人得到满足的手段，它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因个人的不同而不同。”⑥ 闵斯特伯格肯定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时代要有一种全新的、赋予生活和现实以意义的哲学，一种能够将我们从怀疑我们理想的伪哲学中解放出来的哲学，那么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价值问题一定是这一哲学的中心。‘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一问题的意义，必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那么，哲学探究价值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对价值的哲学探究，无意给予，或拒绝给予天堂或世间的事物以价值，无意创造新的价值，也无意重塑或重估已被认可的价值，更无意用自然科学或心理学的方法，解释偏好的心理过程。哲学宁愿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有权赋予我们的价值观以客观的特征。……哲学的价值理论，仅仅追求拥有价值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它们能够是真正有价值的？在何种意义上它们取决于我们个人的立场观点？除开我们个人的喜好和快乐，世上有什么是有价值的吗？除开导致我们个人不适的东西，世上还有什么是无价值的吗？如果与我们的人格无关，那么还有我们认可的价值吗？如果与我们个人的厌恶无关，那么还有我们应该拒绝的道德之邪恶、逻辑之错误、审美之过失或宗教之罪孽吗？”⑦

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问题导向，这一问题不只指向时代的现实问题，更多的指向思想史的逻辑传承问题。学术研究中令许多学者困惑不已的问题是：面对思想的逻辑和观念化现实，我们在选择表达观点的时候，是让我们所选择和面对的观念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和呈现其内蕴，从而在比较性观照的意义上发现和确立我们的立场，还是从我们的个人立场出发，主观地强制性地让观念、思想服从我们的意愿，即按照我们所设定、所需要的方式出场？

从国内已有的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真正本着明晰之问题意识展开有效的价值哲学研究的并不多见。原因在于，一是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明确问题是什么。对于价值哲学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人为什么要认识世界？答曰：为的是改造世界；再问：改造世界为什么？答曰：满足人的需要。于是得出结论：这不就是价值的问题吗？那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原本就是人类生活常态的现象，难道就是哲学意义上的需要哲学家去发现、论证的所谓“价值问题”吗？又有学者说，价值的本质问题是价值哲学研究的惟一的、最高的问题；还有学者说，价值的本质是规范理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更有学者说，价值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所谓“价值逻辑”和价值思维智慧何以可能的问题，等等。这说明关于何为价值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看法。二是问题的边界不清。价值的边界问题，其实并非一个新问题。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探讨“价值的不完整性”问题时，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形态性分析思路。内格尔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有五种基本的造成冲突的价值类型。冲突可能产生于它们内部，也可能产生于它们之间，而后一种冲突是特别难以处理的。”内格尔指出，五种价值冲突类型分别表现为：“首先，存在对其他人或某些机构的特殊义务：对病人的义务，对家庭的义务，对某人工作所在的医院或大学的义务，对社区或国家的义务。”“第二种类型是从每一个人都有的普遍权利引出的对行为的s束，或者是指做某些事情的权利，或者是指不被以某些方式对待的权利。”“第三种类型即那种被专门化地称为效用的价值。”“第四种类型具有完美主义的目标或价值观。我所指的是某些成就或创造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它们对经历或利用它们的个体所具有的价值。科学发现、艺术创造、宇宙空间探索的内在价值提供了实例。”“最后一个类型是执着于某人自己的计划或事业，除了一开始导致他做这些事的无论什么理由之外，这种执着也是一种价值”⑧ 内格尔认为，“义务、权利、效用、完美主义目标，以及个人的执着，这些价值观不断影响着我们的决定，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冲突，在医学研究、政治、个人生活中，或者行动范围不受认为限制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出现”⑨。以往的价值哲学研究经常在价值的涵义没有被言说、界定清楚的情况下，被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不加限制地应用，于是就有了所谓“人的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法律价值”、“宗教价值”、“生态价值”、“日常生活价值”等的外延式运用。而面对历史、现实和思想文化中所出现的所谓“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文化普遍价值”与“文化特殊价值”等之争，价值哲学家们更是拿不出更好的解决之策。三是所论问题的所指不b。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要么是学科意义难以成为问题的假问题，要么因“学科范式”的缺乏，显得不着边际。我们似乎不太清楚我们的“价值哲学”理论研究在思想史中的确切方位，我们甚至在没有确定的“文本”的前提下，就基于某种“客观的”社会需要关起门来、不厌其烦地、“热烈地”讨论和争辩一些理论上的和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我们基于将自己的“价值之思”的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却发现别人所感兴趣的问题，以及谈论同样话题的方式与我们有实质性的差异。

规范理性关涉学科与问题的方法论自觉，其有无和精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思想超越与学术创新的可能性。与国内价值哲学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需要以被“后现代观念”批判反思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方式继续关注以下问题：我们关于价值的思考探索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了价值的哲学本质？我们的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究竟只是或笨拙或巧妙地重复前人早已经说过了的结论，还是秉承并合乎思想史规范的基础，为价值研究贡献我们自己的应有的智慧？认真地检视一下国内30多年来的价值哲学研究成果，其中观点、主张并不稀缺，惟独缺乏的，是一种价值哲学研究范式的自觉。学者们明明是在借用或搬套别的学科的既成范式，却不愿意承认。学术范式的缺失，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我们对“价值何以是其所是”这一价值哲学的根本问题所不应有的忽视。

二、价值是人性自明化的历史―文化逻辑：“价值实践”之领域归属与功能自明性的短绌

在学科归属的意义上，价值问题被认为不是“自然科学”的话题，而是文化科学（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核心。俄裔德籍著名伦理思想家尼古拉・哈特曼在其《伦理学》导论中分析了伦理与价值问题的基本理论特质：“现代思想传统在其任务的开端处，向哲学提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能期望什么？第二个问题被认为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它是人的问题整体中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赋予伦理学以实践哲学的特征。这个问题的目标比单纯地对实在进行智识的把握要更广泛，但比‘期望什么’的问题范围要狭窄。这个问题独立于任何目标达成的保证，同样独立于有条件的、可理解的知识，独立于对绝对的信念，它位于坚实的生活现实和乌托邦式悬浮的理想之间。”⑩

尼古拉・哈特曼的明辨慎思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价值哲学研究？对此，学者们的回答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至少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对人们所生存、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及其未来可能的前景，做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价值解释”，从而使芸芸众生对自己的生存境况产生并获得一种应有的“价值自觉”。

价值问题既然遵循的是“用”的逻辑，而“用”是一个多样性、随即性、非确定性的领域，它拒斥有关价值理论的单一性；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伦常日用逻辑又完全是自明的，除非有重大的社会和历史事件的突然发生迫使人们做出判断与抉择（即使在这种非常情形中，人们的选择和判断也并非完全出于自主、自觉和自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有价值理论指导和无价值理论指导究竟有无分别？而当由“哲学的价值”转向文化的、历史的、生活的价值以后，“价值”本身又在哪里？价值哲学的研究者们长期以来，受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普遍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前置预设，即在从事价值问题研究时一致倾向于认为，必定存在着一种对所有价值哲学研究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毋庸置疑的“价值本身”。学者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找出那个作为“价值本身”的价值。此即所谓“价值真实”的问题。我们就生活在价值世界、价值观念之中，却不知道使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成为可能的那个“价值”是什么，存在于何处？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所言说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价值”。自然地呈现于我们理智中的东西，也可能不是我们称之为“价值”的东西。真正的、真实的价值，是既在这个世界中，又超出这个世界之外，并使这个世界成为目前这个样式的那种方式本身――所谓宇宙之“玄机妙理”。说得通俗些，价值是使得这个世界看起来有价值、生成价值、呈现为价值性存在方式的原理、机理。在被诸多有关“价值”的理念和主张所建构、摹写以后，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可能是对非常态世界之非常现象、事件、过程的一种常态理解。价值关涉的是“人制”程序的内在机变方式与机制、机理优化的可能性等问题。

历史上、现实中，许多寻常的东西恰恰正因其寻常，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为人所看重、珍视。以社会活动层面的现象为例，虽然使社会活动获得现实性的条件有很多，但显然，只有深层次“文化发展”的价值与人文逻辑――规范场，才是隐藏在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力量，并最终导致实现“整体性程序”的变革。当然，这样一种理解价值的方式并不是搞神秘主义和抽象主义。因为如果离开人，不是由人去发现、理解、掌握和表达价值，或者价值不与人发生实际作用，这样的价值又如何可能？这同时表明，在长期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我们关于价值的“实践”本性和现实性指向的言说，被学者自己严重遮蔽了，导致探讨价值哲学的成果缺乏现实的反思性维度，实践性转化不够。价值哲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学术规范的缺乏，在涉及诸多价值问题研究时，学者们普遍陷于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中，多数学者喜欢躲进小楼自成一统，浸其中，盲目地把玩自己的所谓“价值发现”。而一旦学者们走出书斋，面对已然纷扰不堪的俗世和差异化、多样化已成定在的眼前、眼中的“现实”，面对普通民众全然不理会学者们的价值理性智慧，坚持发自本心的自在本然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时，除了尴尬、无奈，几乎无计可施。因为，学者们发现，在一个“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或者“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作为惟一具有合法性的价值信念被普遍接受，以“理性功利”、“消M自足”、“娱乐为本”的生存情境中，被实质性边缘化的不是民众，而是高喊价值，试图以真价值示人并对人实施救赎的学者本人11。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价值无限可能”或曰“可能无限价值”展开的时代，在市场化社会的自主生活实践锤炼下，一代中国人学会了依照自己认为是合理、正当以及适宜的方式，选择、筹划、构想自己切实的人生目标，有关价值的体验正在变成个体本位的差异化定在。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存在着对民众真实的“生活现实”和“生活逻辑”的不同程度的忽视，本是鲜活的价值之思，变成了十足的学院化闭门造车和个别学者之个人趣味的表现。以符合立场的实践的方式理解和掌握价值，这是中国马克思价值哲学研究界所达成的共识。价值的“实践的方式”意味着，当代中国的价值研究，正在由有关价值问题的抽象的“理论预制”走向一种“实践的逻辑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代中国民众之应然的价值共同体的生活样态。客观地讲，由于中国自身变革实践的固有局限性，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其实并没有找到真价值的本有的、应有的呈现、展现和实现方式。面对一个“价值化了的”、“超级价值化了的世界”，中国学者的追问方式，不应再是传统的“是什么”甚或“怎么样”，而应转向对价值的中国式生成、在场、实现方式与变迁规律等的反思，即建构民族本有的价值思维语法。价值哲学的研究如果仅仅是比附现实，为现实进行合理性当然性论证，这样的价值哲学研究迟早会陷入困境，直至从学术舞台上消失。

三、传统的差异与质性统合性：对相关传统的忽视所导致的价值理性规制的缺乏

任何一种学科，任何一个问题，都必定有自己专属的学科背景和独特的学术传统，价值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对价值问题研究的学科领域的基本归属不当，通常会造成话语的凌乱和众声喧哗，以致于进入价值哲学领域的学者通常会不明就里地询问：价值在何处？如何恰当地发现和表达某种价值？谁的价值？何种价值？

具备基本学术思想史常识和学术素养的学者都不会否认，所谓价值问题，在原本意义上是人文（精神）科学的主题，它着眼于为存在和生存本身的意义问题等提供一种或有、或无、或可能、或不可能的精当性辩护，为人的精神性追求和理想境界的生成立法。国内的价值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被公认为是一个“问题性事实存在”的“哲学原理”的框架内以“原理式思维”进行的。学者们煞费苦心，力图全面挖掘“中国哲学中的价值”、“西方哲学中的价值”以及“哲学中的价值”。以此为思想资源，学者们苦苦求索、求解、求证所谓“价值的本质”、价值认识与价值真理、价值与社会历史规律、价值评价合理性等问题。不仅如此，学者们还结合百年历史变迁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用不尽成熟的“价值本质”理论，观照“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市场经济的价值观”、“现代化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这样一种违背价值学科本性的做法，无法有效地引领我们接近、领略有关“人文的真理”和价值的真谛。

西方学术界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是在一种“价值伦理归化”的意义上展开价值之思的。面对“社会的被过度价值化、非价值化、超价值化”现实，学者们以人文知识分子的敏锐觉识，提出了“经验主义路向”、“先验主义路向”、“心灵主义路向”以及“语言分析路向”等多维度、多样化的学理性辨析思路。而且，这种研究充分考虑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实践哲学转向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向所产生的最新成果的背景。西方学者对于价值的探究，一直是在严格遵循人文规范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使是学术个性特异如叔本华、尼采等，甚至许多极端的后现代性学者，都不会擅自背离各自的人文学术传统。正是这种对传统的尊重，我们才能在西方人文思想的百花园里，欣赏到一个个精神气质各异、学术创见各有千秋的人文思想大家，从中领略和领悟他们有关人文价值之思的精妙与精当之处。

我们且看一下尼采有关“价值”的深刻洞见：“某种东西如何会从它的对立中产生？例如，真理从错误中产生？或者，求真理的意志从求欺骗的意志中产生？或者，无私的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事务必定具有一个不同的、自己的本源――从这个永久的诱惑性的欺骗人的渺小的世界中，从幻觉和欲望的这种混乱中，它们是不可推导出来的！倒不如说，在存在的怀抱中、在永恒的东西中、在隐蔽的上帝中、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基必定在这里，而绝不会在别的地方！――这种判断方式构成了可以把一切时代的形而上学者辨认出来的那种典型的偏见；这种价值评价的方式在它的一切逻辑程序的背景上；从它的这个‘信仰’出发，它致力于它的‘知识’，致力于某种东西，此东西最终庄严地被命名为‘真理’。形而上学者的基本的信仰是对价值的对立的信仰。’”12

文化甚而文明的“价值化”是一种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在思想史、观念史以及文化史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致力于寻找价值问题言说的中国思想逻辑，以及价值理论中国化的表达和呈现方式。我们必须以深度“介入”的方式，让世界历史的演进受到中国式价值的影响，让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中国式价值元素的智慧显现。价值问题从陌生到熟悉，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时间并不算太短的过程。由于缺少一个必要的价值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场景，中国学者对于一个在经验层面看似非常熟悉，但在学理层面却非常陌生的“价值”，曾经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和心力去努力辨认、费劲品评，给出了许多说法，却终究并没有弄清楚价值问题的实质之所在。

面σ桓黾壑祷的、正在走向、走进价值化的社会，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应该开始思考和关注复杂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使得这种现实成为如此这般的背后的理论逻辑，并按照中国学者自己的智慧，对这种理论逻辑的正当性本身提出自己的解释，形成自己对于特定现实问题的“价值语言模式”。当下，价值在中国社会已经是“全现实化了”，中国社会正在或者已经变成“价值化的社会”――“社会的全价值化”或者“社会的真价值化”。在全球化实践的历史场景下，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20多年，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已经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经验的不能再经验、日常化得不能再日常化了。借用尼采之“人性的，太人性的”表达式，在价值问题上，我们是否也可以用“价值的，太价值的”来指涉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呢？经济生活领域财富的创造与公平分配是价值，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民主与制度正义、民生与福利保障是价值，教育卫生是价值，社会与人的发展本身是价值，社会精神生活的价值信仰逻辑以及民族优良的心灵秩序之历史性生成，等等。价值正在成为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本身。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面对社会价值如此这般而非那般的特定、特殊式呈现和存在方式，我们似乎不需要再费尽心思去苦苦琢磨究竟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人的价值？以及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价值观的分化现实所导致的现实社会中的价值类型，已经非常之多样，现实社会中各种价值形态的发育已经非常之充分，有些类型――譬如社会经济（功利）价值等的发育，已经接近完善。当一个“价值的纯粹化的现实”不断地向中国社会敞开的时候，当原本不纯粹的现实因了价值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真实而纯粹的时候，当一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民众未曾深刻接触和体验的价值化现实变成一种触手可及的经验化实在的时候，中国学者真的需要用心去思考所谓价值的究竟、以及我们谈论和言说价值的方式了。

四、话语方式的革命：价值之思问题上思想史（观念史）方法的引入

以“当下”中国之复杂、深刻的现实观照之，关于价值的哲学研究，其实并没有真正构成一代中国学人的日常意识和社会的精神文化心理。有学者对“当下”做了如此解释：从时间概念上讲，“当下”就是一个抽象界定，将“当下”转化为历史性的表述，便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与展开、改革开放既定经验的持存、现代社会范式的期许与践诺13。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场变革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变革着旧的价值话语，同时也按照新的实践和生存逻辑呼唤新的主题性价值话语，并有可能产生全新的价值经验的社会、思想运动。

对于业已和正在经历复杂的长时段的历史文化变迁的一代中国学人来讲，我们究竟应该在何种语境下谈论有关价值的问题？我们称之为“价值”的或者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中的价值问题的真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恰当的方式将这一时代的“价值问题”呈现出来？一代中国学者正在谈论着的“价值话语”与西方学者的理解究竟有何实质性差异？这种差异就有关价值论的话语来讲，是否存在根本意义上的高下、优劣之分？在对待价值之原体（母体）――人性的深度和高度方面，在以价值的方式改变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提升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人格境界等方面，我们究竟具有多少优越性和卓越性特质？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负面的教训深刻地启示我们：作为共同体之理想的目标依托的“价值化总体”或者总体性价值依然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的发展在一步步远离价值的真理，我们迷惑在各种虚假的价值幻象的世界里，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创造、实现着各种价值，却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价值正渐行渐远，我们在追求价值中却失去了价值。正像真善美不唯是哲学的主题和话题，其他人文学科同样可以将研究的触角伸展进来一样，价值问题一开始就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价值哲学关起门来制造“价值本质”和“价值观模型”，且学者们为之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各领域早已自主地开辟了有各自学科特色的价值研究，如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提出的主张，心理学中几近成熟的“价值澄明方法”的发现和创造性运用以及所获得的巨大成果，社会工程学领域运用得愈来愈广泛的“价值转化工程”方法，及其在推进社会财富创造、管理理念的变革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些都在获得人们的一致肯定。

在思想史、观念史的意义上，在话语逻辑变革的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成果又能给这些学科贡献多少有指导价值的东西？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有关价值之思的话语生产与话语选择逻辑，而且这种逻辑一旦得以确定，通常都不是太容易被改变的。这种现象通常称为话语使用的“路径依赖”。各个学科的学者们，无不深谙此种现象之于学者和学术研究的玄奥所在。因为人的天性所驱使和诱致的结果，多数学者都乐于使用这种现成的、省时而不费力的理论作业方式。当然，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助长了学术界的庸懒之风盛行。价值哲学问题研究中话语的守成，一方面似乎有利于学术的稳步推进，但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阻碍真正的学术创新的羁绊。中国学术界每年都出版成百篇（部）所谓价值哲学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其目的当然是旨在推进学术话语的成熟和体系建构，但以话语的逻辑准则衡断，其中的差距何在，一清二楚了。

在思想史、观念史的意义上，价值思维及其所形成的范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时代性”、“民族生活性”、“精神自明性”、“心灵成长性”现象。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生存与生活共同体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话语的生产方式。它们藉此在共同体内部以及与其他共同体之间展开着“意义”的传达与交流，以此丰富其价值话语的蕴涵，拓展其适用性边界，赋予其活力。话语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表达的说话方式。在知识形态建制论的意义上，话语必定是以学科为母体的，离开学科无有所谓话语。为了建立民族现代话语方式，除传统已有的以外，自近代以来，我们还从西方引进了非常系统的学科。其目的非常清楚，我们欲以中华民族自己的方式，求得我们对于新世界的自主的解释权，并以此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

有关价值的话语是人类文化借以传播的中介和得以留存的化石。令人类智识感兴趣的是，世界各民族各时代处于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话语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各种价值话语又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一个时代的制度安排、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心态的？价值话语的生产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贤不无痛苦地发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陷入了西方价值话语的强势控制之中。何以至此？其理由在于，近世以来，不仅解释世界和人生的智识、理论、思想不是我们的，而且这种知识理论还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在一点一滴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着我们民族的话语方式，一种新的价值话语主体应运而生。一代人曾经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欣喜，以为我们从此永远告别了传统，获得了话语新生。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真的从此获得了价值话语的自了吗？我们真的能够自如地运用本与我们相外在、甚至有明显异己成分的价值话语了吗？我百多年来对这种价值话语运用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中了中国社会的诸多沉疴和积弊了呢？

自有人类以来，每一时代、每一国度都在自觉不自觉的意义上使用和丰富着某种价值话语。与知识、理论思想等相比，价值话语从形式上看似乎只是某种语言或语言的某种方式的运用。其实不然。一种语言的运用一旦成为了一种价值性话语，并获得大多数人的运用，这种话语自我确立的过程本身就接近社会历史的真理。作为理论的内核，价值话语甚至会以自己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澄明着人类生存、生活的真理。我们的确不缺少话语，科学的、政治的、日常生活的。我们有时候常常被话语所累，以至于遗忘了话语生活的价值真理。生存的异化并非结果，价值话语的违背本性的使用才是直接根源。如此，我们缺少的是对一种价值真理性话语的有效而合理的创制。

那么，在价值话语重建的危机时代学者何为？我们应该以价值之思所必须的恰当的方式进行集体性的检讨，检讨我们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到位。特定时代的价值话语，关涉着民族伦理生活的品质和道德觉悟的水平，在文化总体性意义上实践地印证着思想的深度，划定着思想的边界，运筹着思想的高远目标。我们没有以这个历史时代应有的高度和智慧，创造出真正属于、合乎于并对该时代具有引领、启示作用的人文与价值哲学话语。我们只是紧贴这个时代的表皮，在这个时代的实践和做一些要么是浮皮潦草的有关“价值现象”的经验性简单描述，要么是基于功利目的投机取巧的工作。当代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者乔治・弗兰克尔所说：“如果说所有的人类文化、社会和文明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虽然社会现实的确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但是社会研究者绝不能忘记参与制造社会现实的心理过程。”“文明是由生物物理客体和动力的总和构成的，所有这些客体和动力都是将意义、价值观和规范客观化的媒介。人类个体并非从身体上或生物学上注定成为国王、教皇、将军、科学家、工人、农民、商人、罪犯、英雄、圣人等等。所有这些及其他千万种的‘意义’都是社会―文化强加给生物有机体的，群体与个人不仅作为物质客体和生物有机体存在，同时主要是作为有思想的人类个体、符号意义和价值的代表、创造者和中介而存在的。”14特定历史时代的价值语境、思维、精神逻辑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和自主性。人类的精神生活必须有一个适度的张力空间，此乃价值意识产生的前提性条件。价值产生异化的常见情形是，当人们的精神空间只被一种语体、言语、语境覆盖和占有时，人的许多卑劣的欲望与行径就会假这种语体作为言语来释放、行进，其结果则客观上自然地强化了这种“价值语境”。不仅如此，这种价值语境还会以其自设的自以为是的方式不断地强制性地渗透于社会、渗透于人的心灵。此种情况下，个体出于淳朴的自我保全之考虑，只能无奈、违心地被动顺从和就范。

尽管从全球社会着眼，在存在势位上，我们民族价值精神之落差显而易见。但是没有人否认，多元化、多极化或多样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思维和价值精神现实。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话语民主极为稀缺且封闭的狭隘的价值言语世界中，其所形成的大一统的价值语境、价值思维和精神逻辑（一种表面上看似能自己证明自己、自圆其说，到头来只能形成价值言语的狂轰滥炸，对于铸造优良的心灵与心性秩序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价值体系）正在成为历史陈迹。虽然我们这个历经沧桑、饱受苦难的民族过去时代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并不会因那个时代的消失而消弥，但是面向一个成长中的、发展着的新质的中国社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必将会创制一种新的价值思维逻辑、新的价值语境，来理智、从容地应对日益复杂化的价值现实。

注释：

①“价值的现象学”被规定为从广义上说是对价值借以在经验中出现的方式所作的一种叙述。以舍勒所创建的价值情感现象学理论为例，其反思并敏锐地觉察到了近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困境，提出了关注人的整全性人格的生存论人学路径。舍勒认为，怨恨是现代伦理与道德基本价值的根源。作为现代社会的心理文化根基，哲学应从“自我劳动和盈利的价值”、“价值的主体化”、“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三个维度对道德做出合理性阐释。舍勒的分析旨在表明，由怨恨所支配的现代世界观念颠倒了事物的正常秩序，从而导致经济政治领域“无限制的生产欲和工业主义”的泛滥，文化价值观领域突出的“商人的气质p禀赋所代表的价值”。此种情景的出现，古代社会所推崇的丰盈的生命本身的敞开和精神自身的自我提升等，被归结为一件事情――“适应关注的训练”，目的价值让位于单面的工具价值。

②③⑥⑦ 参见冯平主编：《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先验主义路向》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403―404、540、543―544页。

④⑤[奥]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0页。

⑧⑨[美]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40、141页。

⑩12 参见冯平主编：《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先验主义路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3、197―198页。

11 李西建等：《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从《娱乐至死》看媒介生态学的人文理论面向及其未来》，《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3 参见李胜清：《个体主义的伦理话语》，《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人的价值哲学范文第4篇

价值观是由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价值观做出根本的理论解释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思想产生的三大理论渊源，这三大思想理论追根溯源还是离不开西方思想文化成就的肇兴和主流，即古希腊哲学思想，以及随后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主流哲学派别――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古希腊哲学视域下的核心价值观

古希腊哲学发展时代有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多哲学流派、哲学家真可谓是数不胜数。不过在芸芸众家之中公认的为古希腊哲学开创盛局及奠定基础的莫过于被称为“古希腊三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1.助产术的正义。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许多年，众多哲学家们都把研究方向聚焦在世界的本源问题上。例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但是他并没有去解释清楚为什么水会变成万物。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毁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补偿。”[1]翻译过来就是万物的本源不是具有固定性质的东西，而是“阿派朗”（无限定，即无固定限界、形式和性质的物质）。一切事物都有开端，“阿派朗”在运动中分裂出冷和热、干和湿等对立面，产生万物，万物从它产生，又复归于它。苏格拉底非常厌烦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形而上学争论，对国家对人民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国家和人民的现实命运才是哲学家们所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他开始转向主要研究人类自身的现实问题，即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譬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假;什么是智慧，知识如何得来;什么是国家，具备什么样品质的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哲学家必须是热爱智慧的人，而并不只是具有智慧的人。哲学家应该像助产婆一样帮助人们去获取知识进而形成对各种事物和问题的独到立场、观点和看法，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能够辨别人类自身的是非对错等伦理道德问题，最终去恶扬善，弘扬正义善良的价值观。

2.理想国的平等。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既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基本路径，又开创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后继者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他认为哲学所要研究的自然界和宇宙是具有普适性的在里面，有形的东西虽然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东西的“形式”或者“理念”确实永远不会改变的。在《理想国》[2]里面著名的洞穴比喻中，普通人只能看到阳光照耀下的影子东西，而哲学家却能看到以外的事物，包括太阳在内，太阳还是正义和真理的象征。正如柏拉图式的爱情一样，他的所谓理想国也是乌托邦式理想化的平等。在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里面，虽然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同样的性别平等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各司其职，而且敢于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他认为低一级的“宪法国家”里，男女之间也是平等的。柏拉图式理想化的平等虽然脱离实际，但是却成为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推崇的自由平等的雏形之一。

3.理性化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师于柏拉图但是又不苟同于他的老师。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里无意娓娓道来。他的哲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念论，认为构成物质的形式和质料是和谐统一的，人类知识的来源感觉，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获取丰富的感觉材料，这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的原点之一。在政治立场上，虽然他主张国家、城邦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但是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利益的均衡，另外后者还是有属于自己的权利，不应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等差异而出现不平等的现象，除了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之外，这就是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个人如何实行自身的自由呢？最好的路径是通过教育，即实现人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在高年级阶段要加强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的修养，最终提高理性的能力。

二、近代西方哲学视域下的核心价值观

西方近代哲学孕育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基础之上的。科学哲学家们在对世界本源以及知识来源的探索研究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再到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路线之争，最后是德国的古典哲学。

1.人文主义的自由。15～17世纪初是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经历了近千年暗无天日的教会统治的中世纪之后，进入人的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思想上开始逐渐摆脱宗教世界的束缚，从空动的彼岸世界重新回归尘世。一些人文主义者例如但丁、培根、彼得拉克、达?芬奇、伽利略等开始把研究中心转移向现实的人和自然，以人为中心，人是最完美的，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三位一体”的天父、天子、天国和灵魂不朽之说，反对禁欲主义，注重享受现实生活;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科学思想体系，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推演方法。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上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是所推崇的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和放任身体的使资产阶级开始走向腐朽和没落。

2.经验论的平等。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文艺复兴过去之后，西方近代哲学进入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知识是通过后天的感觉经验获得的还是依靠人们的理性掌握。

作为经验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英国科学哲学家F.培根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多样性和能动性，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就可以有效地掌握自然界的知识，人类就可以征服世界。另外一位也是英国的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思想认识上绝对是一块“白板”，通过后天与外界事物的接触和学习，就会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经验论者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打破了宗教思想的权威和束缚，使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和自由，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奋斗就可能获得现实的幸福。

3.唯理论的公平。与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来自英国不同，唯理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既出现在欧洲大陆，也包括英国的，以B.斯宾诺莎、笛卡尔、G.W.莱布尼茨、巴克莱和休谟等为代表。

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对象虽然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靠人的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自由人的理性才可以把握住。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论断，即“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如果我不存在，那么我不在思考”，他还认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第一性的，只有理性才是真实可靠的。莱布尼茨认为一切观念即使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只是潜存在人们思想中，必须经过后天的加工才能显现出来。以巴克莱和休谟则更为直接，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巴克莱断言世界上只存在与感知相连的精神实体和知觉;休谟干脆把经验都认为是知觉的一部分。

理性是一个人实现自由、平等的基础，一个没有理性或失去理性的人是算不上真正的自由的。唯理论者们虽然从根本上排斥感性经验，但是能够把理性抬到天赋的、第一性的高度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努力去提高自身的理性修养，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

4.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和黑格尔，他们的哲学思想基本还是属于唯理论的范畴。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一――《实践理性批判》[3]中，认为“实践理性”是实践的主体，即人的根本意志，“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去思考道德行为的本质和原则。人的理性是天赋的，人的知识来源于感官，但需要通过理性的转换。康德认为不是事物影响人，而是人去影响事物，人比事物更加重要，“人为自然界立法”，人只有遵守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就会获得自由。康德哲学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格和尊严，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延续。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历史的过程是精神自身及其发展过程的统一。精神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东方人、古希腊与古罗马人、日耳曼人，后者是人类最高级的阶段。东方人过去和现在只知道唯一者是自由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只知道若干者是自由的;日耳曼人则知道所有者是自由的。东方的唯一者自由属于专制统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若干者自由属于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君主制是适合所有者自由的政体[4]。在这里显然黑格尔在开历史的倒车。他认为的“自由”就是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无非就是说自由是服从法律的权利。他还提出国家是精神的国家理念，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体，是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有机统一。个人只是国家的一小部分，自由生活在国家中，才可能获得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价值。

人的价值哲学范文第5篇

哲学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中国式创新。针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不同的角度就会形成不同的理解。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哲学创新，就可以从哲学的高度把握住矛盾的本质性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内在精神以准确地把握。哲学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不仅是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且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哲学的当代价值，决定了其需要不断地创新，以真正意义地发挥当代价值。那么，哲学的创新研究对于解决人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哲学创新的方法和途径

1.基本理论的创新

基本理论的创新是哲学创新的主体。当代中国所存在的现实性问题，要经过对当代世界的实践创新进行总结，从中将中国的传统智慧以及思想源泉挖掘出来，对于创新进行研究。实现哲学创新要从三个方面寻求突破，即人的哲学、辩证发展的哲学和劳动、劳动实践哲学，在此基础上将的基本理论推进到新的研究领域，构成了中国思想。

2.基本观点的创新

哲学理论的创新，是遵循客观规律，寻求自身发展的演进过程。针对中国当代的现实性问题，要深化理解力和把握力，就要对于的基本观点进行现实性考证，并不断地发挥和扩展。要使哲学帮助我们提高社会生活的洞察力，就要将哲学发挥其智慧本真，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预见未来的发展方向。哲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之学。

3.基本方法的创新

哲学是方法论体系，以应对生活和世界，并深入认识。马克思理论只有不断地创新方法论，才能够使其在未来的生活中不断地阐发，使得传统智慧不断扩展。对于方法创新的理解，可以分为四个角度，即实践的思维形式、创造方法、历史方法和人学与价值学的方法。这四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研究中国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上的，形成了方法论创新的理论前提。

4.创新模式的理论体系创新

在发展的角度来看，哲学的发展，其重要性就在于创新哲学体系。那么，对于哲学理论的创新可以深入思考，即形成哲学创新体系，就意味着理论阶段已经完成，并获得了预见力，其已经成为了思维中具体性标志，并作为理论严密性的重要尺度实现。

要实现哲学体系的创新，就要坚持系统性原则，将思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架构上；坚持历史原则，就是构建理论体系要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生成逻辑来实现，当传统因素和时代因子实现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历史深度的理论体系；坚持动态开放的原则，针对人类生活中所存在的不确定特征，可以对哲学体系的开放性和复杂性深入解剖，以将获得更为有价值的经验。

二、制度哲学研究是对于哲学体系的拓展

1.制度哲学研究推动哲学研究领域中对于人的本质性研究

制度是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从哲学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可以使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研究具有更为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于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论观点，更为深入而透彻。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哲学研究对象，具有社会历史性，并能够能动地表现自己。关于个人的现实性，可以从两个核心内容中表现出来，即处于一定条件下的物质实践活动和以交往的方式共同活动。可见，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观点，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因此，人的个性与力量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受到交往形式制约的，并在交往中发生“关系”。制度，既是交往的产物，也是共同活动的方式。那么对于制度哲学的研究就成为了人的社会本质研究的关键。比如，人要获得自由发展，制度就是使其成为现实的重要条件。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需要以创新制度为有效途径，以为社会提供有效机制。当实现共同活动方式的改进之后，就要开展制度创新，以促进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

2.制度哲学研究对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以新的理解，并形成理论框架

人的力量是社会的力量，人发展了，社会才能够发展。无论是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无法用个人能力来衡量，而是从集体力的增长幅度作为评价指标的。集体力依赖于共同活动方式和交往的形式，因此其为现实日常活动中个人的结合方式。事实上，这就是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那么，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的发展内涵与社会发展路径，就可以进行制度哲学研究，从中受到启发并生成理论创新价值。

3.制度哲学研究促进深入理解哲学的核心概念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生产力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如果从制度的角度对于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其涵义就被无限延伸。生产力除了被界定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之外，其是变革共同活动方式的能力，以改变和创新交往形式。可见，生产力属于是集体的能力。其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要取决于交往形式与改造共同活动的方式。也就是说，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够体现为自由，并将其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制度属于是上层建筑，其是随着经济基础而发生变化的。但是从上述观点来看，更多地表现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对于制度哲学的研究，丰富了哲学理论的研究，而且还对于生产力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等都不断地深化。

4.制度哲学研究对于创新性研究具有扩展理论空间的作用

制度的研究是建立在人的研究的基础上的。如果打破对于人的问题的局限，那么对于制度的研究将会无限延伸。但是如果在人的理解上离开了制度的研究范围，就会导致理论上的空虚。制度哲学研究构成了哲学研究的同时，还对于哲学的理论空间以扩展，使对于人的理解更为深化、全面。

制度的价值观研究是制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无论在价值学研究领域还是伦理学研究领域，对于制度的研究都要从其变迁路径以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关于制度哲学研究的主题，与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主要倾向于社会生活中的操作层面。由于制度哲学的研究关乎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与人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可见，对于制度哲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制度的运行状况以及实施情况，而是建立起了制度思维方式，对于制度研究起到了更深层次的作用。

制度是伴随着社会而产生，制度的变迁即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制度变迁已经成为了重要研究课题，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变迁以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人的价值哲学范文第6篇

1.从“本体论”到“存在论”

第一个大分支是“存在论”COntology)o"Ontology”这个词的本义，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在西方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在东方，最初由日本人把它翻译成汉语“本体论”，因此在我国也一直沿用。但后来发现，这个译法是不准确的，日本后来也把它改成了“存在论”。从“本体论”到“存在论”这种译法上的改变，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的觉悟和回归。它代表了对“存在”范畴的理解和探索进程。

在20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里，人们主要是把“存在”当作一个名词来理解和使用，因此关于存在的理论，也就成了仅仅是关于“存在物”、“存在者”的理论。从哲学上探究世界的最终“基质”、实体，包括终极存在者、终极实体、构成宇宙的“最小砖块”如基本粒了等，就成了它的主要目标和成果，并以此作为认识世界、说明世界的全部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根据。这样的理论系统，把它叫做“本体论”，并称之为“第一哲学”，是理所当然、符合实际的。“本体论”是从“存在物”的角度探讨、发现和证明“存在”的理论。它所依循的思维方式，总体上可以叫做“实体思维”。作为人类最先形成的哲学思维方式，实体思维是必要而合理的，它对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曾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

但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人类逐渐突破了实体思维，开始走向“关系思维”。如科学上相对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平衡态和非平衡态理论、线性和非线性理论等越来越多的新的进展。它们所揭示和描述的世界图景，已经不仅仅是“世界最终是什么”(实体或粒了)，而是“怎样是”。科学和哲学的进展表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都发生于、表现于一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之中，所以“关系”成了一个指称“存在方式”的范畴。依照关系思维，“存在”不再仅仅是一个名词，它同时还是一个动词，指“存在的方式、动作、过程和样态”了。一个对象“是什么”，与它“如何是”它白己之问，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于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就从“什么存在着”进入了“何为存在”，即完整理解“存在者如何存在”的新阶段。回过头来，把“存在”作为动词来研究的理论，可以与把“存在”当作名词的“本体论”相对应，我称之为“本态论”。这样就可以说，20世纪以来完整意义上的第一哲学一一“存在论”，实际上已经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关于存在者的理论一一“本体论”和关于存在方式的理论一一“本态论”。存在论是第一哲学，从逻辑上讲是最基础、最原初的哲学问题。目前它的变革的重点，是从实体思维进到关系思维，从本体论的哲学进到存在论的哲学。

大家都知道有过一场“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争论。我是主张实践唯物主义的，但我不赞成实践本体论。原因是，我认为无须纠缠本体论。实践和物质为什么要打架呢?犹如颜色和形状为什么要争风吃醋呢?其实它们是两个角度的问题!“物质”是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实践”是本态论的最高范畴。就是说，人类存在的最高的物质形态是人和社会，而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就是社会实践。这两者之问为什么会对立呢?就是因为在旧的思维框架下，把实践也当成了一个实体，而“终极实体”只能是一个!所以，变革并不是要否定或抛弃本体论，但现在的关键是本态论。作为动词的“存在”研究，业已成为哲学也是当今科学和实践发展的前沿和生长点。

2.从知识论到意识论

哲学的第二大分支也有类似的过程。最早关于人的思想、精神、意识活动的哲学理论，在古希腊文中叫“Gnosiology"，原本是指“关于精神事物的学说”。所谓“精神事物”，显然不只有人的知识，还有人的情感、意志，或信念、信仰等多种成分。但西方哲学在实际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时，首先注意的是人怎样在头脑中理解和把握对象世界，怎样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这种思维取向总体上是以客体为中心的，即我们的全部精神活动要围绕充分了解外部世界、对象、客体来展开，获得关于一切对象的本性及规律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知识、理论和方法体系，它的最高形态是真理。特别是白笛卡尔以后，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推动了理性思维的大发展，在实践中也日益显示其巨大威力。于是首先获得成熟哲学理论形态的，是狭义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实即“知识论”。而“Gnosiology”则一度不再提起。

但是，知识或认识显然并非人的“精神事物”的全部。认识论负责解决“知”的问题，那么情感意志和信念信仰(“情”、“意”)等现象怎样把握?在过去，这一部分的问题只是被心理学研究着。但是人的情感、意志、兴趣、欲望这些与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之问，能否截然分开呢?它们是怎样发生相互作用的?从“休漠问题”的提出开始，就表明需要对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了。休漠发现了“实然”和“应然”是两回事，认为二者之问没有因果关系，从“是什么”推不出“应该如何”，从而揭示了人的精神活动中信念和意志的独特性。而20世纪哲学变革的一个新的取向，正是逐步超出狭义知识论的范围，开始走向知、情、意统一的完整领域。像现代的知识社会学、认知心理学、模态逻辑等都是其重要突破。所以我主张，要在哲学上恢复“Gnosiology”这个词，在中文中把它译作“意识论”，并以此来称呼哲学原理的第二大分支，用它来为关于知情意的完整领域的研究命名。后来我们看到在价值研究中，正是由于把情感和意志看作人的价值意识的心理形式，把信念和信仰看作是人的价值意识特有的观念形式，才能回答人的精神活动的整体性和内部结构问题。所以，关于“精神事物”研究的第二大分支“意识论”的完整领域的形成，与价值论的产生有直接的联系。

就是说，像第一大分支“存在论”包括“本体论”和“本态论”两个部分一样，第二大分支“意识论”，如今也包括以下两个领域:(1)“知识论”或“认知意识论”；(2)“情感意志论”或“价值意识论”。

3.从价值规范到价值哲学

在存在论和意识论新发展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了第三大分支一一价值论。所谓“价值”问题，简单说即“好坏”问题，或“世界的意义”问题。“好坏是什么?”“世界和人生的意义何在?”这其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永恒问题，实际上也一直被人们关注着、研究着。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价值论(Axiology)作为一个哲学理论分支，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形成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休漠和康德是这一领域的直接开拓者。休漠通过他提出的问题，将“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提上了前台；康德的“三大批判”，则是用一个批判一一《纯粹理性批判》总结了认识论；用另两个批判一一《实践理性批判》(讲“善”的问题)、《判断力批判》(讲“美”的问题)开辟了价值论。但是，后来继承和宣传康德的多数人，却还只是重视他的认识论那一部分，只有小部分人，如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洛采、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才重视了康德的价值哲学，并继续加以探究，从而成为现代价值哲学(Axiology)的创立者。

人的价值哲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人本主义 青年职工 价值观

青年职工是企业中最活跃的分子,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企业的未来和希望。加强和改进青年职工的价值观的教育管理,对于鼓舞青年职工干劲,凝聚广大员工队伍,培育企业精神,促进企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青年职工的价值取向渐趋庸俗化,必须加大对他们的价值观的教育。

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及其哲学特点

对于人本主义(humanism),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即认为人本主义是指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准则的哲学。因此,人本主义思潮通俗地说就是一股关注人的价值与尊严、围绕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展开思考的、对人类进行自我探索的思潮。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被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最早宣言。苏格拉底进一步宣布:“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人的本性是理性,人是社会的产物”,使古希腊对人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4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高举人性自由与解放的旗帜,充分突出了人本主义的文化意识。但丁高呼:“人的高贵,就其许多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后来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又进一步张扬了这种主体性精神。这两次人本主义运动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同时又为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理论基础。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惟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是一种“人本学”。于是,人们称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人本主义”,并把他看作人本主义的创始人。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肇始于19世纪中叶,学派众多,内容广泛。主要包括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以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诸多学派。他们强调哲学必须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哲学的任务是给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性的解放等等“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在价值取向上,主张人是世界的中心和尺度,把人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问题,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自由,夸大非理性,否认理性。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青年职工价值观的影响

青年职工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年代,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商品交换的意识已经冲出了经济领域,“利”越来越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原则。这使青年职工感到迷惘、无所适从。当他们有机会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理论中看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时,便想从中寻找思想养料;加上青年职工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人本主义思潮极易对他们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1.积极影响

第一,强化了青年职工对个体价值和自由的关注。西方人本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强调人是价值的创造者,人要追求自由和幸福,通过追求的过程不断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如在叔本华看来,无视自由,就无法谈论人的真正存在和人生价值。尼采强调人的自尊、自爱、自强,高扬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注重对人的自我超越。萨特则说:“我们命定是自由的……我们被抛进自由。”青年职工属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人,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原已促进了他们对个体价值和自由的关注,西方人本主义更从理论上强化了他们的这一意识。

第二,促进了青年职工全方位打造自我意识的觉醒。西方人本主义向青年职工展示了主体内在人性的丰富性,让他们认识到,主体的本能、欲望、意志、情感等内在因素对人的存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就要求青年职工在认识到人的智力发展无限性和社会存在特性的同时,不可忽视对自身坚强的意志、健康的情感、良好的自控等能力的锻炼和培养,这就使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和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消极影响

第一,加剧了青年职工价值取向上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反对和中世纪封建统治、冲破基督教神学的禁锢、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当它发展为一股狂潮,试图以自我包容整个宇宙的时候,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就完全对立了。如在萨特看来,尊重他人是一句空话,他人是对自我自由的限制,因此,在剧本《间隔》中他惊呼:“他人就是地狱!” 在西方人本主义看来,个体的物质利益追求是价值观的中心和唯一的终极价值取向,个人的物质利益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们认为社会制度产生于存在社会秩序建立之前的为个人利益而行动的个体之间的交往过程之中。这种价值取向支配着西方人的价值评判和行为方式,也和不当的家庭教育、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扭曲着部分青年职工的价值取向。

第二,导致了青年职工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早在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就提出了“快乐主义伦理学”,论证了人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19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更指出,“利益是我们惟一推动力”,“如果说自然世界服从运动规律,那么精神世界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规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实用主义,又对功利性做了新的概括和论证。在他们眼里,真理、科学都在人的经验之内,是人们应付环境的手段。推而广之,他们得出结论:凡是实用的,就是符合道德的。所谓善,就是“功用”“成功”“满足”。如詹姆士说:“善的本质就是真正满足要求。”杜威也说:“善,离开经验的满足,只是一个空名词。”“幸福只在于成功,而成功就是做事顺利,步步前进的意思。”如果说,实用主义只是当今社会中具有普遍影响的一种价值评判标准,那么,这些观点无疑就成了青年职工信奉这一标准的理论支撑。

第三,造成了青年职工人生价值观上一定程度的悲观主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叔本华宣扬唯意志论,他指出,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即生存欲望,而欲望的特点就是永不满足,不满足就痛苦,因此,人生就是苦难,而解脱苦难的办法之一就是信奉佛教。这显然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眼下,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择业所带来的竞争与心理的压力使得一部分青年职工不能用人生观很好地对待生活,遇到烦恼、困惑,加上意志力、自控力的薄弱,很容易陷入迷茫和困惑,对人生失去信心。

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青年职工价值观教育的思考

1.对青年职工的价值观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突出人生和人的价值问题,强调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必然要求企业在对青年职工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时候,重视青年职工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价值。首先,在教育目标的选择方面,应针对青年职工的个体差异,对青年职工进行分类管理,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岗、考核、奖惩、培训、提高,逐步形成一种积极进取、比、学、赶、超的氛围和人才不断涌现的激励机制,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他们的潜力,提升他们的个体价值。其次,在教育模式的确定方面,应该摒弃传统的主客体观念,创设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平等对话的“双主体”模式。实践证明,价值观的转变与养成更需要来自教育对象内心的主动体验,单纯的政治说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青年职工刚进入公司的半年里,如果总裁或高级主管经常接见他们,与他们谈心,会大大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最后,在方法的选择上,要积极拓宽成才渠道,扩大青年职工施展才华的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职工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对成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愈加激烈。企业要进一步优化成才环境,通过建立各类青年人才评价标准,完善评比表彰、典型宣传等机制,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导向作用,切实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影响和带动广大青年形成奋发成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2.要强化对青年职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重义轻利”、“唯群体至上”的价值体系早已受到了冲击,集体主义原则也遭到了破坏,加上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类似个人主义这些消极因素的侵蚀,一些非的价值观逐渐被一些青年职工接受和信奉,并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准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为指导,旗帜鲜明地加强青年职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班组、部门乃至全局大力开展律已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人人自觉接受他人监督,提高青年职工分清是非、识别善恶、辨别荣辱的能力,从而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同时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增强职工自律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职工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人生理想等思想意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3.以人学观为指导加强青年职工的人学理论教育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对我国青年职工产生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强调人的主体精神,发展人的个性和创造性、鼓励竞争、探索和创新,符合了青年职工渴望认识自我的需求。然而,究竟该如何认识人的主体性、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和人性,这是人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受到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和自身世界观的束缚,始终未能对人的认识达到科学的形态。只有当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点全面审视和考察人,正确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及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创立了一种崭新的人学理论――实践人学时,人类才首次实现了对于自己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它从哲学上对人做理念最高层次的思考,超越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也可以说,对青年职工进行的人学理论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抵制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消极成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普罗泰戈拉: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选集(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吴 悼:“以人为本”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2001(01)

[4]萨特著:陈宜良等译.虚无与存在[M].北京:三联书店,1987

[5]曹立新:对人学基点的解读[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04)

人的价值哲学范文第8篇

人类既有与无生命物、其他生物的同质性，又有独特的异质性，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统一；人类既有与无生命物、其他生物的同源性，又有卓越的至上性，是同源性与至上性的统一：一方面，人类与自然、宇宙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人类价值之卓越即在于发挥其内在的优异特性以主动创造、自觉协调宇宙中的各种价值关系，“调整自然，参赞化育，改造自然与人性，以达到理想境界”①。这两方面的统一规定着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角色，否认人类与无生命物、其他生物的同质性、同源性，人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价值的根源；而否认人类的创造性和至上性，则会否认人为价值的特殊性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卓越地位。前者会导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是机械的还原式思维。“一本多级”的“本至论”以“至”或“人”为界，把宇宙演化划分为自发和自觉两个阶段。与此相应，“形”说既肯定价值是宇宙演化的客观结果，又强调人类实践活动在人为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这就把客观价值划分为自然价值（“物”、“生”层次的价值）和人为价值（属人价值）两个基本领域，二者既有间断性也有连续性。人类实践活动表现为“人”（主体）之“形性”与“物”（客体）之“形性”的相互作用，人为价值是人类实践活动施加在自然价值之上而创造出来的新价值，是人类自由劳动和自然价值的共同产物，这种新创造并没有否定自然价值的继续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进行，哲学界逐渐兴起价值论热潮。张岱年一方面再次率先开启了中国古典价值论研究的新领域，并强调价值观的创新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继续探讨了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总起来看，在三四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两个时期，张岱年的价值界说既有内在的统一性又有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都坚持从事物的内在性质来界定价值；另一方面，以前期的“价值”范畴为基础，后期的思考重心转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张岱年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早论述了儒家“内在品值论”、墨家“功用品值论”、道家“绝对品值论”，他的内外价值论受到康德、穆尔等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也继承了中国古典价值哲学的精髓。“形”的价值定义是理解“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依据，“形性”之“优异的特性”即内在价值，“形性”之间的关系即外在价值，事物的价值要同时从内、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功能”以“形性”为依据、为载体，反映的是事物（“形性”）之间的关系，“一物之有无外在品值，在于其与有内在品值之物之关系”②，因而“外在价值”不能离开“内在价值”而独立存在，二者是“两个不同的层次”③。事物本身的“优异的特性”④就是内在价值。张岱年以渊源于“一本多级”的“实”（“实有”、“实际”、“实在”）、“生”（“生命”、“生活”）、“知”（“知识”）为“究竟价值”，认为事物存在的本然状态“一方面为兼而和，一方面为别而乖”⑤，而“美为实之圆满，善为生之圆满，真为觉之圆满”，只有“实、生、知”中“兼而和”的方面才是内在价值：1．美即“实之和者”或“实之圆满”，“众多分子共同存在之圆满方式为美……圆满者，丰多而和谐”⑥。张岱年解释《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云：“充实即富有而和谐”，自然美如“清风明月，秀山丽水，是形色之丰而和。禽鸟之婉声，溪林之佳音，是声音之丰而和”，人为美如“人之美术，亦莫不以求兼备而和谐为要务”⑦。冯契认为“许多未经加工的自然物虽然本来无所谓价值”，但可以被用作劳动资料（如矿产）、文化素材（如自然景色），或由“人的移情作用”而具有价值⑧；而对张岱年来说，自然本身即有美的价值，人化了的自然美也应以自然本身的美为基础。2．“知合于实谓之真”，“知之通为真”⑨。判断真知的形式标准是已知真知之间相互贯通、彼此相容，判断真知的根本标准是人类实践活动，“如一贯地符合于一切经验实践，则为真”①。3．作为“生之圆满”的“善”是“生”之“和”，亦即“自遂其生，亦遂人之生，兼遂人我之生”②，这与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有着渊源关系。张岱年把“善”表述为“理生合一”，“理生一致，即一方重生，注重生命力之发挥、生活之扩展；一方更重理，注重生命之和洽与调谐”③。总之，善是人之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圆满，是“生命”之和与“生活”之和的统一。张岱年认为“凡达到美善真之途径或方法，谓之外在品值，亦曰工具品值”④。“外在价值”总是与“内在价值”（“目的性的价值”）相对而言，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真善美是内在价值，而“利”或“用”是实现内在价值的手段，这既意味着物质利益是达到真善美的具体途径，真善美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而独立存在；又强调了真善美高于物质利益，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我们可以把张岱年的内外价值论概括为：1．事物具有“形性”（“形性”之“兼和”）和“功能”，同时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2．既要肯定内外价值不可相离，又要坚持内在价值的优先性。内在价值是外在价值的根据，外在价值是内在价值的表现，二者是根枝、源流的关系，不应把外在价值看作人类所追求的根本目的。3．事物的内在价值是多样的、多层次的，因而事物的外在价值也是多样的、多层次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事物存在范围的复杂性意味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4．事物的外在价值不仅是对人而言，非人的事物之间也有广泛多样的“利”、“用”关系，并由此而形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非人世界的价值是自发的；属人世界的价值是在自然价值基础上的自觉创造，应在尊重、发展事物内在价值的前提下来开发、利用其外在价值。5．从主体角度来说，人之内在价值就是人的“优异的特性”，人之外在价值表现为人之“形性”对他人或他物之“形性”的作用；在“人”（主体）与“物”（客体）关系中，“物”之“形性”相对于“人”之“形性”表现为外在价值，或者说“物”之内在价值在主客体关系中就表现为外在价值，但客体本身的内在价值始终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既要重视事物的内在价值，也要重视其外在价值的多样性与发展性；从人类的整体利益、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社会内部的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出发是看待事物外在价值的四个层次。对价值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到深、由偏到全、由单一到繁复的发展过程，在价值问题上应有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要超越以狭隘的个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为实质的人类中心主义，自觉追求群己、天人之间的广大和谐。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杜汝楫发表《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为标志，国内学界兴起了价值论的研究热潮。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体”关系说之初期形态是“从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出发理解价值”⑤，这种“需要满足”公式有几个特点：1．价值仅仅出于人类的创造，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价值；2．即使自然事物有价值，这种价值也只能由人来赋予：或者是因为进入人类的劳动生产过程，作为“资源”被人类所加工利用；或者是由于人类的“移情”作用而偶然具有了审美价值。但不论如何，自然物都只能具有为人所用的工具价值；3．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价值也是人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需要的满足。这一时期，张岱年在肯定价值论研究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提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索”⑥，核心之一就是如何界定价值和内在价值。学界一般都注意到张岱年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价值论的开拓性贡献，但却往往忽视他从剖析需要的评价、人的价值、物的价值等问题入手所开创的价值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张岱年对价值与需要的关系进行了缜密解析，指出以“需要的满足”来界定价值虽有的渊源，但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学说。他率先探讨了“需要的评价问题”，指出需要本身也有高下之分，对需要的衡量不能以需要自身为标准，这就揭示出“需要满足”公式的内在逻辑矛盾，必须超越“需要满足”公式而探索价值之更本质、更一般的内涵，从而预示了价值哲学发展的一种新向度。针对一些学者主张从“需要满足”来界说“人的价值”，如“价值就是主体就客体的属性对主体的效用的评价”①，“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同客体的人的一种关系，即客体的人对于主体的人的需要的肯定或否定关系”②的观点，张岱年提出“人类的价值”、“自我价值”都不能由“需要满足”而得到完整说明，“人类的价值”应该是人类自身的“特异性质和能力”，“个人的价值”既包括“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即个人能在一定方面满足社会的需要或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外在价值），也包括“个人的自我价值”或独立人格（内在价值），即“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不在于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于具有独立的意志与崇高的道德实践”③。因而，“需要满足”或“主体客体”关系所回答的“个人的自我价值”实际上还是一种外在价值，并没有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价值问题。按照张岱年的观点，人（人类、个人）的“特异性质和能力”应该从“形”来理解，“形”即人的形体，“性”即人的本性和其他属性，“能”即人的各种能力，人的“性”和“能”都是发展中的多层统一体，既有先天遗传的因素，更是后天生活实践的结晶；既有自然性的方面，更有社会性的内容。在包括“生物”在内的“物的价值”问题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物的价值是物为人的存在”④，“自然物如离开人，它的属性本身就无所谓价值”⑤，张岱年则认为：“生的价值，即生命的价值，也不在于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在于具有较无生物更高级的属性。……生命的价值在于具有优异的特性。”“人本身、生命本身，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具有功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⑥“生命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既不能仅以人的利益为标准来判定非人的存在物之有无价值，也不能把物的价值理解为仅仅是为人而存在的外在价值。也就是说，无生命的存在物与生物既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又有对其他物类和人类的外在价值；人类与个人都有内在价值，个人的外在价值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人类的外在价值表现为对其他物类、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宇宙的影响，这既可能是发挥人之优异特性而主动创造、自觉协调宇宙中的各种价值关系，也可能是把其他物类只看作满足人类利益的外在价值而肆意掠取、野蛮破坏。从张岱年的后期思想来看，他从反思当时的价值学说起步，在主体需要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框架内解析了三个问题：“主体需要的满足”、“需要的评价”与“需要的主体的评价”，并特别强调了后者即“主体本身的价值”问题。他论证了人（人类、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都不能仅仅用“需要的满足”来说明，而应该从“特异性质和能力”的维度来说明，这就揭示了“需要满足”说和主客体关系说的理论缺陷。在此基础上，张岱年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界说：表层的是“需要满足”，深层的是“内在的优异特性”；前者是外在价值，后者是内在价值。

在这种思潮中，张岱年“形”说及以此为依据的“价值两层次”说的优点在于：首先，从宇宙论上界说价值，有力地论证了事物都是内外价值的统一体，提供了从无生命存在物到生物、到人类、到个人价值的一般价值模式，虽然没有把“主体”扩大到一般事物，但也足以充分说明价值存在的普遍性；其次，克服了价值论上的机械论，既论证了内外价值的辩证关系，又把内外价值视为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因而渗透着辩证法的精神；第三，说明了价值的平等性与层次性的关系。以人的价值而言，人类价值和个人价值都是多层一体，都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最基本的层次。在自然属性（包括生命）的层次上，人类与其他物类之间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但人类还有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道德、智慧、审美等社会属性，人的价值“取决于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⑤，根源于生活实践的社会属性规定着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类的内在价值，人类由此而居于宇宙价值的最高层次。个人价值方面，在自然属性上，人与人之间在存在与生命的层次上都是平等的，但此外还有“形体”及其他自然属性方面的差异；社会属性上，人与人在理性、道德、审美等方面是平等的，但也有发展程度（量）的不同；在“功能”即外在价值（社会贡献）方面，人与人之间也有量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彻底消除社会制度层面的不平等之后，人与人之间还会有某种“合理”的不平等，也就是基于内在“形性”（内在价值）与外在“功能”（外在价值）发展上的不平衡。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层次性既有先天的成因，更有在后天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差异。同时也要看到，“形”说与主客体关系模式都以基本原理如实践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都是中国化的价值哲学，二者是相成互补的关系。张岱年对“需要满足”关系说的解析与扬弃，表明他试图把主客体关系说放置在一个更普遍、更一般的宇宙论的理论框架内，以其宇宙论和一般价值论来涵容、吸纳主客体关系说。“形”说以“一本多级”的“本至论”为依据，在赋予价值以本体论地位的同时又坚持了“的实践维度”⑥，在区别价值与“善”的前提下把价值由“至”的属人领域扩展到“本”的非人领域并坚持了其理论的统一性，在基本理论框架上具有逻辑的自洽性，能够较好地说明一般价值的问题；其缺点是尚缺乏翔实的理论说明与严密的逻辑论证，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主客体关系说的优长。张岱年价值哲学提供了对天人关系的新论证，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有着重要启示，可以为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以“力之崇拜”为重要特征，而商品经济的一个内在倾向就是诱导人们追求事物的外在价值；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为主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欧洲（欧美）中心论、我国长期以来把生产力界定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观念，都体现着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严重偏倾。这种价值观仅仅从人类利益（尤其是某些国家、集团、个人的利益）出发来看待事物的价值，仅仅看到事物的外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价值，仅仅看到事物的某种外在价值而忽视其外在价值的多样性和发展性。在这种价值观的导引下，人类一方面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和庞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却导致越来越严峻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分裂。与此相对照，张岱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论证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既重视作为功用价值的“利”、“用”或物质利益，更强调要超越功用价值而注重事物的内在价值，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更可贵的是，他意识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固然应该始终保持一种真诚的谦虚态度、人类对一般生命之内在价值的重视也有助于合理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但仅仅在“生命”或“自然价值”的层面上并不能彻底解决天人问题，他指出，“人类从原始的纯朴状态过渡到知识发达的文明时代，本来是自然而然的，要求摈弃文明，重返纯朴，倒是违反自然的”①，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及其协调，不是仅仅实现哲学的“荒野转向”或“环境转向”就可以解决的，更不能走上否弃人类文明的歧路；人与其他物类之间没有绝对的平等，而只有具体层次、一定条件下的相对平等。他主张在天人关系和群己关系的辩证统一中来解决天人问题，认为“克服自然（克物戡天），变革社会，改善人生，是一事。或：改进生产力，变革社会制度，人生之圆满，是一事”②，改造自然与改善社会是人类实践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类自身的价值关系和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也是紧密相联的，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实现“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③，这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总之，宇宙是一本而多级的，人与万物是多层而一体的，“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整体与其中最优秀的部分的关系”④。人在宇宙之中并非是“统治者”的地位和“占有”的角色，人之崇高乃是由于其能够追求最大的“兼和”，“赞化育”、“参天地”而促进人与自然的最大和谐，这是“人为万物之灵长”的真正涵义；人类的角色乃在于其是宇宙中各种价值的调谐者，是最大价值的促进者和创造者，而决非一“类”之独尊。这种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一的新理念有助于克服人类对待自然界的偏颇态度和短视行为。

张岱年“形”的价值范畴既肯定价值产生于宇宙演化的客观过程中，又强调人类实践活动在“人造物”和人之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既汲取了辩证唯物论的精髓而不着痕迹，又凝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而具有民族风格。他的价值哲学蕴涵了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环境伦理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为人类建立更高水平的“天人合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有益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价值哲学可谓开现代生态伦理学之先河，表现了高度的理论超前性和预见性。张岱年价值哲学为世界价值哲学乃至生态哲学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本土化理论资源，这有助于我们从价值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价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作者：杜运辉 邵军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