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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两岸年轻网民在网络社交媒体脸书上使用自创表情包,进行了有关反的交流,形式生动、观点鲜明、交锋激烈,成为一场参与度、关注度均较高的两岸民间思想交流活动,被媒体称为“FB表情包大战”。本文借鉴视觉语言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作用、存在问题及对策。
网络表情在中国的发展简史
网络表情是人们在网络交流时用以传递信息,尤其是思想感情信息的一种视觉语言,按其表现形式可分为字符表情和图片表情两种。其中,图片表情又可分为纯图形、文字与图形相结合两种。目前流行于我国的表情包大多为图片表情,其中往往同时包含两种类型。
我国于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但互联网真正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在1997年。而从1997年至今,三种类型的网络表情先后出现:首先是字符表情,即主要采用较为单调的纯字符加以表示的网络表情,例如,用“:)”“:P”和“:D”分别表示“微笑”“吐舌头笑”和“大笑”;其次是纯图形的图片表情,其中以QQ默认表情最为流行。腾讯的QQ默认表情于2003年出现,包括面部表情、物品、身体姿态等多种图形,历经多次修订,成为中国应用最广泛的网络表情。原生于日本的世界级网络表情Emoji表情这时亦开始在中国应用;最后出现的是文字与图形相结合的图片表情,其中较为典型的如暴走漫画风格的表情包和各种卡通主题的表情包。例如,姚明版、兵库北版、金馆长版的暴走漫画表情包和阿狸、悠嘻猴、兔斯基题材的表情包都曾红极一时。
网络表情视觉语言构成要素
视觉语言是由不同的视觉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设计原则组合在一起,用以传达特定意义的符号系统。视觉语言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文字、色彩和图形,不同类型的网络表情的视觉构成要素和设计特点亦有所不同。
第一,字符表情。由纯字符组成,其视觉构成要素主要为字符。字符表情中的字符由标点符号、特殊字符和英文字母等组成,以象形的方式表现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及其衍生的心理状态。例如,网络表情“:-O”横看形似张大嘴巴的人脸,表示“惊讶”;“:-/”则形似撇着嘴巴的脸部,表示“怀疑”。由于字符表情可以无缝嵌入到文字内容中,因此字体、字号、文字颜色及背景色等排版设计通常以自然、和谐为原则,随所嵌入的文字内容的排版设计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纯图形的图片表情。其视觉构成要素主要为图形和色彩,图形通常具有形象独特、表情鲜明的特点,而不同题材的图片表情又具有不同的视觉表现风格。例如,QQ默认表情包主要采用了黄种人形象和企鹅形象,线条简洁流畅,形状稚拙古朴,色彩明快大方,气韵生动传神。又如姚明暴漫表情包,主色调为黑白两色,运用白描手法,线条凝练、笔触奔放、色彩单一、表情夸张,瞬间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第三,文字与图形相结合的图片表情。其视觉构成要素主要有文字、图形和色彩。其中图形、色彩部分的特点与纯图形的图片表情相似,而文字部分,流行于我国网络中的图片表情的文字以中文为主,通常带有网络流行文化的烙印,具有口语化、娱乐化的特点。关于图片表情中文字与图形的结合,在内容方面,文字是图形的再现、诠释和深化,图形是文字直观而形象的体现。
如何破解网络表情存在的难题
在两岸网民“FB表情包大战”中,大陆年轻网民自发组织,以文化交流和反“”为目的,主要使用了文字与图形相结合的图片表情作为沟通方式。
在他们所使用的图片表情中,图形部分包括了大陆美景美食、黄子韬、尔康、天线宝宝等多种题材;文字部分则包罗万象,内容从互相“呛声”到愉快聊天,话题从“大陆的美景美食美德”“大陆的影视剧”到“简体字与繁体字之争”再到“台湾的历史知识”“台湾的地位”……这些网络表情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体现大陆多元、开放、富有生机的网络文化的同时,也深化了双方对两岸关系的正确认知。
但是,网络表情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在创作、使用或监管上都难免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在网络表情的应用中要注意什么?采取哪些相应对策?
第一,部分网络表情本身存在不符合语言规范、低俗等问题。例如,广泛流传于网络的“然并卵”网络表情,其中文字“然并卵”是“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的缩略语,有生造词汇与词义消极颓废之嫌。又如,2015年,某公司推出的“竖中指”图片表情,这一手势在世界范围内均被视为用以侮辱人的、不礼貌的、粗俗的手势,因此引起了较大争议。
第二,与一般语言一词多义、多词近义的情况类似,网络表情亦存在多义、近义等现象,运用或理解不当极易产生歧义。例如,字符表情“Orz”形似一个人跪在地上的样子,既可以用来形容失意或沮丧的心情,也可以表示“五体投地”、佩服及膜拜的意思。
第三,网络表情的监管具有较大难度。目前,网络表情的监管主要适用国家有关网络信息传播的各种政策与规定,这些规定使得网络表情的创作、使用与监管有了清晰的法律法规依据。但是,网络表情的监管仍然存在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由于多数网络表情采取图片格式,且数量众多、传播迅速、范围广泛,因此给监管技术、装备、人员素质和管控过程带来较大的挑战;二是由于网络表情大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因此对其的监管稍有不当,可能涉嫌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而要解决这两大难题,首先要求监管机构加大监管投入,攻克技术难关,提高监管能力,创新监管方式,在尽可能维护个人隐私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其次还要求全社会通力合作,建立和完善互联网行业自律机制,加强网民的网络媒体素养教育,并呼吁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监督。
参考文献
1.阿南:《2015年年度词汇竟然是个表情》,http://.cn/ system/2015/11/19/030639842.shtml,2015年11月19日。
2.闫洁:《“笑哭”表情占据社交网站,推特上使用65亿次》,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16-01/04/c_128590847. htm,2016年1月4日。
3.鲁南商报:《“笑哭了”表情最强逆袭当选》,http:///shtml/ lnsb/20151121/164146.shtml,2015年11月21日。
关键词:社交网站;交互设计;用户;网络社会环境;实践策略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15-02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用户对数字媒体产品的交互设计性能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驱使网站设计者不断完善互联网产品的交互设计功能,以提升用户的体验。社交网站作为一类为用户提供社交服务的网站,势必对网站的交互设计有着更多独特的需求。
一、社交网站的交互设计
(一)社交网站交互设计的概念
交互设计是由人机工程学、视觉传达设计、认知心理学等学科交叉构成的一门新兴学科。詹妮弗·普里斯认为交互设计就是“设计支持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交互式产品”[1]。具体来说,交互设计就是以用户为中心,以重视产品带给用户的体验,为增强产品的功能和交互能力而进行的设计。
社交网站的交互设计,是指如何运用相关知识和技术,设计社交网站的功能模块及网页界面等相关网站产品,以使社交网站能为网站用户提供更真实便捷的社交网络服务。
(二)社交网站交互设计的特点
社交网站的交互设计是为了使用户获得更好的体验,因而应科学地分析社交网站的用户行为,要分析社交网站的用户行为就应当了解社交网站的用户特点。此外,从可用性工程学和用户体验角度分析,如何使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站时能轻松愉悦、人机交互和谐便捷,需充分了解网站功能和价值等方面的特点。
1.网站用户特点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国社交网站用户规模已达2.88亿人。从社交网站用户年龄结构来看,20~29岁的用户超过1/3,占比最高,其次是10~19岁的用户。可以看出,社交网站用户的主流群体是年轻、时尚,追求新鲜事物的年轻一代。这就对社交网站的交互设计的新颖性、时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2.网站功能特点
社交网站是为用户提供社交的平台,在平台中用户可以寻找好友,并进一步与好友进行互动,包括视频、文章、图片、活动、状态等的、分享、评论等。此外,在社交网站中用户还可以参与游戏、第三方应用、购物、创建组织主页或访问公共主页等。
3.网站价值特点
社交网站的网站价值主要体现在网站给用户带来的价值,包括:交友、娱乐、资讯、宣传等。当然,也包括网站用户为网站带来的价值,包括:用户注意力、增值服务等。
(1)网站为用户带来的价值
在交友功能方面,社交网站的交互设计只有使用户能更加便捷地找到自己关注的朋友或主页,才能提高用户的黏着性和用户对网站价值的正向评判;而娱乐方面,主要体现在网站为用户提供的娱乐活动,包括游戏、购物等,只有将娱乐功能与网站盈利、交友功能等有机融合,才能最大化提升网站的价值;社交网站的资讯价值体现在交友价值中,用户好友或分享的多媒体内容中包含着大量资讯,如何在交互设计中更好地呈现资讯,如分享排行、推荐等交互功能,是提升资讯价值的关键点;宣传作用,是众多组织或名人关注和使用社交网站重要原因,网站只有开拓更多用于宣传的渠道和方式,才能提高用户对社交网络的重视程度和使用频度。
(2)用户为网站带来的价值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用户为社交网站带来的最大价值,莫过于用户注意力。因为,社交网站可以将受众的注意力转卖给广告商,以获得广告收入。在社交网站中,广告位的交互设计应与网站用户、功能等特点相符,才能获得整体价值的提升。
二、社交网站交互设计构成要素模型
(一)产品交互设计中的构成要素模型
在产品交互设计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产品交互设计构成要素PACT—P系统模型,即:交互设计主要因素由围绕产品(PRODUCT)为中心的人(PEOPLE)、人的行(ACTIVITY)、环境(CONTEXT)、技术(TECHNOLOGY)所组成。
互设计构成要素关系图[2]
PACT—P系统中的五种因素通过相互之间的信息交互,来满足用户的交互体验需求。这些因素的关系可诠释为通过技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来支持人在环境中的行为。
(二)社交网站交互设计中的构成要素模型
借鉴产品交互设计的PACT—P系统模型,可将社交网站看作是Product,来构建社交网站交互设计的构成要素模型,即围绕Product的四大要素:网站用户(P)、用户行为(A)、网站所处的网络社会环境(C)、网站的核心技术(T)。在社交网站的交互设计中,社交网站(P)是以网站核心技术(T)构建的网络产品(P)。在复杂网络社会环境之中,社交网站通过用户和网站之间、用户和用户之间,以及社交网站与其网络环境之间的交互行为,为用户提供社交、娱乐等服务。
三、社交网站交互设计实践策略
(一)用户与网站的交互设计策略
社交网站用户与网站之间的交互设计,包括:注册、登录、页面设置、账户管理、好友搜索功能的交互设计。新用户的注册是用户使用网站时重要的交互行为。社交网站在设计注册交互时应充分尊重用户隐私,例如给用户姓名和昵称的双重选择。
此外,注册方式应多样化,如可通过邮箱账号、手机等账号注册,以供不同使用习惯的用户选择。在登录操作的交互设计中,网站应考虑多种用户登录行为的差异。若用户没有注册,也可通过其他已有的网络账号登录,如人人网可选择MSN账号、360账号、天翼账号登录。
在页面管理、账户管理等交互操作中,网站应满足用户隐私性、安全性、个性化,美观性等体验需求。就账户管理而言,网站在设计时应能满足用户的自助服务,既要简单易懂,方便操作,又安全有效。如人人网开设了手机和邮箱密码设置,并有人性化的提醒服务。
个性化方面,人人网通过个人主页装扮,不但满足了不同用户追求时尚美观的个性需求,还实现了网站的增值服务,使网站价值更加多样。搜索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快速高效地与网站“对话”,以“命令”网站按照用户的指令呈现网站的资料内容。为便于用户寻找到自己所需内容,社交网站应提供“粗”、“精”差异检索功能。人人网的搜索服务针对学生、工作者不同的用户身份,分设了查找同学、查找同事的搜索服务。
总体来看,交互设计应充分考虑网站的用户特点和用户体验,满足个性化需求。在实践中,交互设计应做到全面便捷,智能安全;尊重差异,时尚美观。
(二) 用户与用户的交互设计策略
社交网站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互设计,主要包括:添加好友、留言、分享、评论功能的交互设计。在“添加好友”设计时应考虑用户的隐私需求,即当被添加方被检索到后只能向检索方呈现部分公开信息,而不是全部信息。且在这一交互过程中,双方的权利是对等的,被添加方有权利拒绝添加以体现其权利。“留言”、“分享”、“评论”等用户之间紧密互动的行为,体现了用户使用社交网站的价值所在。因而,在交互设计时应充分满足用户与好友互动的各种需求,并尽量人性化设计,使互动交流更温馨和谐,方便快捷。
(三)网站与网络环境交互设计策略
社交网站与网络环境之间的交互设计,指社交网站在所处的网络社会环境中和其他网站之间的交互关系,如社交网站与第三方应用的对接、网站内容与其他网站的交互分享等。以人人网为例,人人网有专门的第三方应用平台来汇集第三方开发的应用。人人网账户和第三方平台账户是可以通用的,既丰富了网站功能,又实现了与其他平台的合作共赢。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博客、视频网站等社会化媒体的内容均可分享到人人网,极大丰富了人人网的内容资源,满足了用户在整个网络社会环境中分享、收集自己感兴趣内容的需求。
总结来看,社交网站与网络环境的交互设计策略原则应遵循:合作共赢,联通发展。只有合作共赢才能是网络社会环境更加和谐通畅,才能更大化满足用户的需求。
(四)其他类型交互设计策略
除以上所讲的交互设计外,社交网站在其他方面的交互设计也非常重要,如社交网站界面交互设计、广告设计等。社交网站界面交互设计在满足界面功能性的同时,应兼顾其美感和易用性,并强化对细节的设计。微小的细节设计虽不起眼,却能为用户带来全新的感受。如人人网中新鲜事管理的按钮设计,极大方便了用户对好友新鲜事的管理。
此外,在投放广告时,社交网站应综合考虑广告位置、类型和形式等因素,进行良好的广告交互设计,以减弱用户对广告的排斥感。例如人人网将广告融入到网站的活动中,既增加了网站的交互内容,又达到了投放广告的目的。
总而言之,社交网站在其他方面的交互设计,在充分利用技术和想象力的同时,应以用户的需求和体验价值为核心,不断拓展网站的功能服务。
四、结 语
总结来说,社交网站交互设计应将以“产品”为核心的理念,重新诠释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在该设计理念下,网站的设计是为用户服务的,因而如何在满足用户基本社交需求功能的前提下,使用户有更好的交互体验是社交网站交互设计更长远的目标。
参考文献:
关键词: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学术争议;主导逻辑;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企业竞争优势或价值创造的源泉在哪里,或者企业绩效异质性的成因是什么?这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最核心但也是最困难的研究议题,战略学者们也为此坚持不懈孜孜以求。20世纪60年代,Bain和Mason提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Porter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尝试从企业外部的产业组织及竞争结构的视角来探讨该议题的答案,提出是不同吸引力的产业竞争结构导致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Rumelt和Barney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企业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s,RBV),试图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战略要素来探寻该议题的解答,认为稀缺的和异质性的资源是企业绩效的源泉。类似地,20世纪90年代初,以Prahalad和Hamel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企业能力观(capability_based views,CBV),认为隐藏在资源背后的能力具有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性,是竞争优势的本源。进一步地,20世纪90年代末,Teeee等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演绎出动态能力观(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s,DCV),提出对能力进行管理的能力,这种更为抽象和特殊的动态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源泉。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指数的迅猛增长,实务界和学者们提出了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BM)的概念,并以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innovation,BMI)来解释竞争优势或者绩效异质性的源泉。时至今日,竞争优势本源的理论解释和框架工具依然是“百花齐放”,商业模式并没有替代其他流派成为主流。商业模式(BM)是指跨越核心企业边界的互相依赖的运营活动体系,或是将技术价值转化为顾客价值的一系列流程,或是界定为企业向顾客传递价值并诱使其付款而获利的方式,或是企业构建价值网络及创造、传递、获取价值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BM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更直接地回答价值来源的议题。商业模式创新(BMI)与竞争优势和价值的因果关系,虽然历经15载的进化,在战略、创新和营销等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也伴随着“百家争鸣”式的批评和责难。学者们批评BM的概念五花八门,构成“包罗万象(all-encompassing)”,功效是“故弄玄虚(ad hoc)”和“混淆的(confusing)”,因而BM是“新瓶装旧酒(old wine in a new bottle)”、“借壳隐喻(skeumorph)”、“完全多余(strong on redundancy)”、“缺乏理论基础(weak on theoretical grounding)”、“存在悖论(paradox)”、“毫无价值(little value added)”,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则是“渺茫(hopeless)”或者“沉闷(dreary)”。
因此,本文旨在梳理BM的学术争议,理清BM与价值创造之间关系的主导逻辑。首先,本文将追溯BM的衍生背景及其理论渊源,梳理BM研究在概念、构成、主导逻辑等层面的正反方学术争议的焦点及其缘由。同时,本文尝试重构BM“构成-属性-价值”的主导逻辑框架,提出该框架的理论依据及应用价值。最后,阐述BM传承了传统的创新理论、战略网络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基础,并且沿用价值网络以及平台经济学等现论基础,论证BM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及作用机理与这些理论是内在统一的。
1.梳理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学术争议
BM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Management Science》、《Harvard Business Review》等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了诸多相关的论文,甚至《Long Range Planning》在2010年和2013年、《strategic Organization》在2013年、《R&D Management》在2014年分别出版了BM研究论文的专刊。经理人、咨询师、商业刊物出版商以及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时代企业赢利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遇到极大挑战,互联网时代中企业成功可以归因于BM的成功。但是,BM重要性认识的极高水平与BM共识的低水平之间却存在很大的落差,进而使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该术语在管理学文献中的价值。如,Porter提到“BM方法对管理学是一个误导(faulty think)和自我妄想(sel-delusion)的杜撰”。下文逐一梳理学者们在BM的分析单位、内涵、构成要素、理论基础方面的争议。
1.1商业模式能作为分析单位吗?
BM能否作为价值创造的基本分析单元,这是该领域首要的学术争议。对于BM能否作为价值创造的基本分析单元,持反对意见的,下文简称反方;持同意意见的,简称正方。质疑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BM作为分析单元,与现有分析单元是交叉重叠的,缺乏独立性。BM被认为是高度依赖特定情境、特定企业或者特定时间,即BM不是独立于企业、产业或者国家层面的,因而缺乏独立性。②BM作为分析单元,缺乏独特性。如前文所述,在之前的竞争优势本源的理论基础中,从微观要素来看,“资源”和“能力”已成为价值分析的单元;从企业层面来看,“价值链活动”等是基本分析单元;从产业层面来看,“战略群”是基本分析单元;从网络层面来看,“网络”是基本分析单元。反方认为,在现有文献中,BM作为分析单元,最终都是与上述基本单元相关联的,只是“借壳隐喻(skeumorph)”的新花样。如,Amit和Zott把BM作为独立的分析单元,但是却把它界定成交易的分析层次,并以此度量它,而Morris等认为BM是介于运营流程与战略之间的,体现了运营、策略与战略(operational vs.tactical vs.strategic)三者之间的差异,而Malone等认为,BM的分析边界应当是介于产业层次和战略群层次之间,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它介于战略群和资源之间,况且每个企业都存在某个BM。因此,BM没有显示出作为新分析单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方则对此提出反驳,认为BM分析边界应当定位于企业和网络之间,即专注于核心企业,但是跨越核心企业边界,包括了核心企业创造或传递价值所交互的利益相关者。如此说来,虽然BM与其他分析单元是相关联的,但它是不同的。事实上,BM与其他分析单元是相关联本身就不是个问题。反而,它需要进行多个层次的研究和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每个企业都拥有各自的BM,这并不意味着BM这个概念作为分析单元缺乏差异性,或者没有战略意义。BM是否能够作为新的分析单元,关键在于该术语能否被学者们持续下去。当然,Zott和Amit也提醒“学者们有责任要谨慎地清楚地界定好BM的内涵及其分析边界”。
本文认为,界定好分析边界是探讨新术语内涵、构成及其功效的前提基础。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解释企业绩效成因的理论从S-C-P-RBV-CBV-DCV-BM不断进化,分析的基本单元从产业-资源-能力-动态能力-商业模式演变,呈现从宏观-微观-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趋势,从外部-内部-内外结合的趋势,从有形的具象的-无形的抽象的-具象和抽象结合的趋势。因此,“分久必合”的趋势,需要正反双方不断探索,透过现象看本质,简化互联网商业世界中复杂的网络关系,将已有的分析单元(资源、运营活动、顾客、网络关系)整合成内在一致的独立的分析单元。
1.2商业模式的内涵清楚吗?
反方认为BM缺乏一致的术语定义。Arend指出虽然术语一致(terminological convergence)在战略或创新创业管理等领域并非是必要的,但是,目前BM的定义显得太空泛,甚至包括了矛盾的表达。界定BM的术语五花八门,如某种陈述(statement)、描述(description)、表现(representation)、架构(architecture)、概念性工具或模型(tool or model)、结构性模板(structural template)、方法(method)、框架(framework)、模式(pattem)、集合(set)、逻辑(logic)。界定BM的内涵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t认为简单竞争环境下BM与战略是一一对应的,Teece认为BM对应于战略的核心问题,Borgh等认为BM与创业机会的利用开发相关联。Bock等提出BM既不能理解为与产品或运营创新相关,也不是响应现有市场的更好方式,而是多个维度的增长战略。因此,反方质疑学者们没有明确BM的内涵,自然也就显得“价值不大”。
正方学者对此质疑无可奈何,但也不完全同意。一方面,正方完全同意反方所说的有必要提供一个简洁和清楚的BM定义,否则BM的“对话”将会引起歧义、模糊、混淆;另一方面,BM与现有概念交叉重叠对BM的某些研究议题是个问题,但并非对所有的议题都是问题。反方只是简单地假定只存在单一的、完全共识的BM概念,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无须反驳。进一步地,Zott和Amitt指出Arend尝试区分“商业的模式(business model)”和“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前者强调商业,后者强调模式)似乎是“故弄玄虚(ad hoc)”和“混淆的(confusing)”,况且Arend把BM定义为“传统企业如何运营的描述(description)”是空泛且不准确的,更不应该在此基础上指责BM领域的研究是“渺茫的(hopeless)或者沉闷的(dreary)”。类似地,Zott等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深度分析,观察到BM定义向主题一致的收敛趋势。正方学者坚信,即便缺乏唯一的、共同的定义,BM的研究仍然可以取得进展。因此,该领域的现状也并非如Arend所说的毫无是处。
本文认为,理清BM的概念及未来研究目标是更好地回答BM“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重要前提。因此,需要正反双方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的判断,在BM的内涵上尽快达成共识,学术上强调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因果逻辑”,实务上关注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基本框架”,相互促进,使之成为学界或实务界更有效的“共同语言”,更好地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1.3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明确吗?
反方认为BM构成要素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构成要素“包罗万象”,另一方面,不同文献构成要素数量都不同,从3个要素到9个要素不等。①战略视角下,学者们倾向于将BM看作是企业实施公司层成长战略或业务层竞争战略的交易活动体系。Amit和Zottt认为BM是以利用商业机会创造价值而设计的交易活动体系,它包括交易内容(活动体系)、交易结构(活动问的联系)和交易治理(活动主体间的关系治理)3个要素。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BM是由诸多相互依赖的活动所构成的活动体系,如价值链活动、顾客选择、产品或服务选择。②营销视角下,学者们强调BM是为顾客创造和传递价值而创造企业价值的基本原理。Osterwalder认为BM包括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和重要伙伴等9种要素。③技术创新视角下,学者们则将BM当作是技术价值的“转换器”,即创新性技术经过某种独特的BM来商业化而实现经济价值。Chesbrough认为BM包括价值链、价值网络、赢利模式等6种要素。④还有一些学者将上述不同视角综合起来考虑。如,Johnson等提出BM包括顾客价值主张、核心活动、核心资源、赢利模式等4种要素。总之,商业模式研究“虽然吸引不少学者的关注,但仍是“不稳定的研究框架”,因为商业模式框架本身的不一致性”。对此,正方代表Zott和Amit也同意BM构成要素的确是“五花八门”,包括了企业所有的要素:资源、活动、产品、价值主张、激励、组织政策、收入来源和成本结构等,这使得人们难以识别BM不是什么,它与企业在整体上是如何不同。因此,反方指出BM在某些重要的层次上缺乏一致性,没有界定清楚它的内涵和构成,很难去分析其理论价值。
正方认为这个意见是一个“有效的提醒”,因为它的确需要更合理的概念界定,以更好地在概念上和实证上区分于现有文献中相关概念。从统计意义上,BM构成同样需要实证证明其构架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和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因此,学者们如果泛泛地界定BM的构成要素,是缺乏特色的,并会导致模糊、误解和重叠。
本文认为,BM框架的衍生目的在于为企业经理人向利益相关者阐述价值创造时提供了某种有效的“共同语言”和可视化的认知工具。但是,五花八门的构成要素,表明BM远未达到该目的,其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盲人摸象”的现象,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摸到BM这头“大象”不同的部位,从而归纳出不同的构成要素。因此,需要学者们在BM"是什么”上多传承、少自作主张,即结合BM的组合内涵,内部过程包括要素层的资源能力、产品层的价值主张、价值链层的运营活动,外部过程囊括顾客层的价值主张、网络层的价值网络,结果包罗收支层的赢利模式,即“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赢利模式”,内外平衡和重点突出。这样可以让学者们把研究精力放在解释和论证“为什么”和“怎么样”相关的问题上。
1.4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坚实吗?
反方认为解释BM及BMI创造价值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现有理论的应用也存在不一致。一方面,不同文献在某些基础假设和命题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文献应用不同理论从不同视角解释BM创造价值的源泉。如,Amit和Zott应用交易成本理论、企业资源观、价值链分析等解释BM创造价值的机理,而Chesbrought则从技术创新、开放式创新的视角来解释价值创造的机理,Osterwalder从营销学上的顾客及其价值主张的视角来论证BM与绩效的关系,Casadesus-Masanell和Zhu则从博弈论的视角予以阐述。不同理论视角侧重于BM不同构成要素的作用,因而得到多样化的解释。与此同时,现有文献较多沿用传统的理论,如价值链分析、企业资源观、交易成本等理论,较少借助前沿理论方法解释价值创造的源泉。
正方对此也提出相应的批评意见。Zott等推断,原有孤立的分析框架已难以全面解释BM的总体价值创造,每一种理论在解释价值创造时都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考虑到高度相互关联的电子商务市场;同时各个主要理论存在交叉,并不存在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来解释BM的作用,因此,整合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BM价值创造源泉是更有效的。
本文认为,正反双方都承认BM实践是先于理论,关键在于两者的差距是相互驱动还是相互牵制。该争议也表明学者们在解释BM创造价值的“为什么”方面似乎遇到了理论瓶颈,呼唤结合当下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情境下BM创新实践的新理论解释。一方面,传承传统竞争优势或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如企业资源观、价值网络、交易成本经济学等,另一方面,引入动态能力观、平台经济学等前沿理论,构建内在统一的组合理论,更有效地论证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和赢利模式等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实现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因果逻辑。
1.5商业模式创新能创造价值吗?
反方质疑BM能否创造价值,主要依据是两者的因果关系缺乏有效的实证证据支持。现有文献只有很少量的大样本研究,大多数研究是定性的。如,Markides指出BM创造价值的诸多结论绝大多数采取了概念性或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少量应用案例研究来验证,缺乏清楚的理论基础,他还发现与BM相关的4500篇论文和36部专著中,仅有9篇研究是大样本的计量实证研究。现有实证方法也存在诸多局限,如多采用传统的调研问卷,“MBA学生成为打分专家”,等等。进一步地,Arend还对发表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Zott和Amit两篇重要实证论文进行评论,批评它们检验BM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时,没有对其他变量创造竞争优势的效应进行控制,如何时区分文中5种相关理论的效应,缺乏特定企业所产生效应以及外部环境影响效应的控制。
正方虽然同意反方所提出的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的观点,但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表明,已有的实证研究支持BM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普适性实证研究也应当遵从理论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正方代表还从其他学科的发展速度来反驳反方的观点,因为新兴理论的发展是缓慢的,验证需要较长的时间。Zott和Amit举例说,企业资源观(RBV)在出现重要的实证研究之前,早就被广泛地接受,且用于解释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ity)与绩效的关系,更何况BM的研究才历经10余年的时间。
本文认为,BM实践先于理论,反过来理论还需要实践来印证。该争议也表明学者们需要在研究方式方法上进行突破,扎根田园积极实践,从中归纳更科学、更合理的规律和经验。传统解释价值创造的框架过于单一、侧面、失衡,BM正是顺应跨界互联互通的网络化趋势孕育而生,它跨界不同视角的分析单元和组合不同理论来论证价值创造及分配的因果逻辑,以更有效地解释新情境下企业绩效的异质性成因。
2.重构商业模式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
根据上述讨论,BM的5个争议的核心是:构成、功效及理论基础。本文尝试将BM的“构成-属性-价值”的关系归纳成“543”主导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BM的构成要素是基础,基于Johnson等、Osterwalder、Chesbrough文献,即价值创造过程的内部层面选择“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为要素,外部层面选择“顾客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为要素,而价值创造的结果层面选择“赢利模式”为要素,将BM细分为价值主张(VP)、关键活动(KA)、核心资源(CR)、价值网络(VN)和赢利模式(PM)5个模块。BM的内在属性是驱动BM创造价值的重要动因,基于Amit和Zott、Zott和Amit的论文,从构成模块、组织载体、微观要素、运营过程4个方面识别内在属性,即构成模块的新颖程度、价网络关系的相应特征、微观要素的存量和增量、运营和交易活动的效率等。因而本文借助Amit和Zott两位学者所提出的新颖性(N)、锁定性(I)、互补性(C)和效率性(E)4个术语来表示上述4个方面的内在属性,并且整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其内涵和作用机理进行演绎和延伸。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VC)是BMI的结果,即VC=f{N;I;C;E},基于Osterwalder、Teece等文献,将价值细分为顾客价值(CV)、企业价值(FV)、伙伴价值(PV)3类价值,因此,VC(CV,FV,PV)=f{N;I;V;E},其中f为某种函数。
(1)新颖性(N)是从BM的构成模块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客户细分、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和赢利模式等5大构成模块的新旧程度。BMI通过调整5大构成模块或者它们的组合关系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1(H1) 商业模式新颖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2)锁定性(I)是从BM的组织载体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构建包括多个主体的价值网络或者平台等。BMI通过跨越企业边界构建网络关系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战略网络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2(H2) 商业模式锁定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3)互补性(C)是从BM的微观要素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价值网络中不同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的交叉和依赖程度等。BMI整合不同的资源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企业资源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3(H3) 商业模式互补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4)效率性(E)是从BM的运营过程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BMI运营过程中效率的高低。BMI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交易成本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4(H4) 商业模式效率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543”框架的应用价值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该框架较直观地构建BM的构成模块、内在属性及其结果的因果关系。同时,该框架为理论上的质性分析或者实证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也方便各个变量的度量。再次,该框架为BMI的实践者提供重要的指导框架,遵循普适性的标准来判断BM的创新时机,采取合适的创新路径来更新BM。此外,本文认为探讨BM与价值创造的因果关系除了从BM本身的构成外,更应当从BM的内在属性来推导和论证。正如前文理论基础的分析表明,每一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BM创造价值的源泉。但是,表面上看来,每一种理论在解释价值创造时都存在局限性,而且价值源泉的多样性,也产生了价值来源的准确性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强调四种理论的内在统一作为建立“543”框架的理论依据。换句话说,上述四种理论与BMI的相关性并非是独立的,它们还相互交叉共同解释BMI实现价值共创。
3.厘清商业模式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及其作用机理
针对上述主导逻辑,下文进一步梳理现有文献中BM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及其解释,论证上述“543框架”中4个命题的理论依据。本文将解释BM创造价值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如图2,分别从BM的构成模块、组织载体、微观要素、运营过程4个方面,借助熊彼特创新、战略网络、企业资源观、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理论来识别价值动因,并且解释BM的价值创造。
3.1熊彼特创新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构成模块来看,BMI本质上是对构成模块及其组合进行优化和重构的过程,与熊彼特创新理论(Schumpeterian innovation)是统一的。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因此,创新包括了新市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等5种类型。②创新能够创造价值,即“熊彼特租(Schumpeterian rents,sR)。上述5种类型的创新是价值创造的价值动因(value driver),这个观点是熊彼特理论的核心,其作用路径是“新技术-资源新组合-新产品-新生产方式-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即:SR=f1(vd11,vd12,vd13,vd14,vd15)。SR表示熊彼特租f1表示某种函数关系,vd11、vd12、vd13、vd14、vd15分别表示新市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5类价值动因。下文函数f2、f3、f4,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熊彼特创新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源的新颖的组合作为新产品或者生产方式的基础,进而导致市场和产业的转型,最终促进经济发展。类似地,BMI本身是某种“生产函数”的变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利润的创造或获取(见表1)。
1)熊彼特的5种创新类型与BM构成模块的变化本质上是异曲同工:新市场(vd11)体现为发现或者创造新的客户细分市场,新产品(vd12)体现为创造了新的价值主张的产品,新生产方式(vd13)和新材料(vd14)来源则体现为价值链活动的变革,新组织形式(vd15)则是构建新的价值网络关系。BM的创新体现为企业家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f1)”,即客户、价值主张、关键运营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赢利模式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把某种从来没有的BM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组合”引入运营体系中去,创造新的BM,而“新组合”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利润,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
2)顾名思义,熊彼特创新与BMI在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即客户、价值主张、关键活动等BM构成模块的组合发生某种变化,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从而创造某类熊彼特租(SR)。首先,两类创新都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也就是它们是从企业体系内部发生的,并因此创造了新的变化。其次,两类创新都是某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问题。”这就充分强调BMI的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主张对企业成长过程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此外,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而言,“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这与颠覆性创新的观点是统一的,因此,BMI常常伴随着组织形式的调整。
3)熊彼特创新理论随着时间而进化出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破坏式创新和价值创新等。事实上,这些创新类型也逐步衍生成某种典型的BM类型。如,开放式创新不同于封闭式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外部及内部创新资源,通过创新市场商业化内外创新资源以提升技术水平”的创新范式。类似地,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跨界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而颠覆式创新则是从市场和价值主张创新的视角来探讨商业BMI。颠覆性技术出现后,先从非主流或低端市场开始突破,随着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一步步蚕食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最终取代传统技术或产品的主导地位。开放式创新可以理解为资源组合层面的创新,协同创新则是组织层面的创新,而颠覆性创新则更多体现市场层面的创新性。它们一方面体现为某类BMI,另一方面,其理论也为BM的理论基础“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BMI作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情境下新的创新形式,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熊彼特创新、破坏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价值创新等理论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命题H1的理论推演可借助这些创新理论及新进展。未来研究应用这些新旧理论,论证BM内在属性之一――新颖性(N)创造价值的机理,即BM构成要素及其组合关系的新旧程度如何创造价值,一方面考察BM构成要素的变化或者更新,包括客户细分市场(CS)、价值主张(VP)、关键活动(KA)、核心资源(CR)、价值网络(VN)、赢利模式(PM)5个方面的调整变化,尤其是价值主张由功能化向情感化和体验化、商品化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的进化;另一方面,重点关注BM构成要素之间相互组合关系的更新调整。应当注意的是,新颖性是相对而言的:从纵向的时间层面来看,相对于本企业以往的BM而言的新旧程度;从横向的空间层面来看,相对于其他企业,尤其是现有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
3.2战略网络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组织载体来看,BMI本质上是跨越企业边界构建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网络以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转移和分配的过程,这与战略网络理论(strategic network theory)是统一的。战略网络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战略网络理论把网络看成是介于市场与单个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它是在电子商务模糊了传统的价值链和企业边界的情境下,不同主体形成优势互补共同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s)。本质上,大多BM研究者或明或暗地将BM与价值网络关联起来,Chesbrough、Amit和zott、Osterwalder等学者都明确以价值网络作为BM的重要构成要素。②战略网络理论以单个联盟关系作为价值分析的基本单元,进而用关系数量、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结构洞、嵌入性等术语用于刻画关系特征和网络特征。本文可以将战略网络创造价值的价值动因归纳为关系广度(vd21)、关系强度(vd22)、网络密度(vd23)。同样地,这些也是BM创造价值的驱动因素。③联盟和网络关系创造了价值,即关系租(relational rents,RR),因而,RR=f2(vd21,vd22,vd23)。
下面具体从关系租、博特租(Burt rents)以及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分析网络关系创造价值的内在机理。
1)联盟关系创造了关系租。BMI本质上是建立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基于交换关系产生的价值就是关系租(RR)。交换关系包括核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沿着价值链方向所建立的纵向或横向关系,具体包括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竞争对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本假设是,不同主体共同新创某种开放型的BM,为了从某种跨界的网络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愿意做出长期承诺和建立信任。关系租说明合作网络状态下企业之间的交易并不完全是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中为获得利润进行一般市场交易关系,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紧密互信的长期关系之中的。同时,关系观(relational views)认为,关系租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关系专用性投资、知识共享、互补性资源以及其有效治理4个方面。其中,关系型专用资产是指专门用于和联盟伙伴的资产进行最优整合的投资;知识的共享规则是指联盟伙伴之间转移知识的有效机制,能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传导;互补性资源是指企业能够通过联盟组合的方式获得更多类型的创新资源;有效的治理节约了联盟成员之间协调和相处的维护成本,并促进创新。这些创造关系的价值动因有助于解释BM的价值创造。
2)网络结构创造了博特租。战略网络理论认为,网络结构是指嵌入于企业内的所有关系结构模式,关系强度和关系密度⑧因而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对企业绩效有直接影响。比如,Gulati等将网络结构当作是某种“网络资源”,它是一种特殊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沉淀过程和路径依赖性,也就具备难以模仿的属性,其可增加企业面临的战略机会,丰富企业资源增量、信息和知识。同时,随着网络结构的进化,节点之间的关系密度越来越大,核心企业的资源禀赋日益丰富,使得它比网络之外的竞争对手更快地行动,网络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大,从而创造了博特租。也就是说,开放型的BM具有较大的网络密度和较多“结构洞”,能够获取联盟伙伴的资源和信息,进而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创造价值。
3)网络规模创造了网络效应。战略网络理论的新发展也为BMI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如图2所示,平台(platform)、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都是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繁荣而催生的新网络形式,其创造的价值被称为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BMI所建立的网络关系创造了网络效应,包括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直接网络效应是指同一市场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即使用同一产品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增加其他消费者的效用。间接网络效应主要产生于基础产品和辅助产品之间技术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导致了产品需求上的相互依赖性,即用户使用一种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互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种产品的互补性产品越多,那么该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就越大。BMI中,核心企业构建了相应的价值网络所创造的总体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所无法达到的。类似地,这些术语与BM的价值网络构成是相一致的。总之,未来研究应当关注开放型或者基于相关者视角的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因为正是互联网的交互性、连通性,促进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交互和连通成网络组织,进而改变了传统线性创造价值的商业逻辑。
综上所述,价值网络既是BM的重要构成模块,也是其运行的重要组织载体。BMI作为互联网时代组织载体的创新形式,其价值动因和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战略网络、社会网络、价值网络等理论都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2的推演应当借助这些理论及其新进展。未来研究机会借助这些新旧理论,阐述BM内在属性之二――锁定性(I)创造价值的机理,即关系广度、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等动因的作用机理,重点关注开放型商业模式中跨界关系共同创造价值的机制。
3.3企业资源观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微观要素来看,BMI本质上是对资源要素的获取及其应用的过程,与企业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s,RBV)是统一的。RBV主要观点如下。①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因而资源是最小分析单元。早期,学者从资源的类型入手,探讨资源的不同类型影响竞争优势的源泉。如,他们把资源分成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显然后两者创造的租金更持久。后期,学者转向探讨资源的属性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源泉。如,资源的独特性或者异质性是竞争优势的价值源泉,具体又细分为4大价值动因:价值性(vd31)、稀缺性(vd32)、难以模仿性(vd33)和难以交易性(vd34)。价值性(vd31)是指该资源要素是有价值的。稀缺性(vd32)是指资源的供应是缺乏的,既不能“固定”也不能“准固定”,前者是指资源供应在长期和短期内都缺乏弹性,后者是指资源供应在短期内缺乏弹性而长期内有弹性。难以模仿性(vd33)是指资源存在模仿的壁垒或者企业存在隔离机制,而难以交易性(vd34)是指资源难以交易。资源作为BM的核心构成要素,其价值创造也须考虑这些价值动因。②RBV认为,资源是竞争优势的源泉,即资源创造帕累托租(Paretianrents,PR)。更进一步地,资源要素的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难以替代性创造了价值,即PR=f3(vd3l,vd32,vd33,vd34)。
在RBV视角下,BM中核心资源能够创造价值有3条路径。①在战略要素市场或者控制资源的供应数量创造李嘉图租。李嘉图租的动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因为拥有某种优等资源的企业,其平均成本比其他企业的平均成本要低。在均衡状态下,产品供需达到平衡时,高平均成本企业不盈不亏,而低成本企业可以创造超额利润。②在产品市场上产品差异化垄断市场而创造垄断租。假定某企业开展BMI,其需求曲线的向下倾斜的斜率更小,因而具有市场垄断力,可以通过有意地控制产出而最大化利润,这要求企业的产品及其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性或者创造了移动壁垒和进入壁垒。③更有效地利用和开发资源而创造帕累托租。帕累托租是指某种资源的最优利用而创造的价值与次优利用而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某种资源的机会成本与某个企业资源的价值之间的差异。简言之,这种优势同样使得企业的平均成本低于其他企业,进而创造了相应的价值。因此,这些“创租”路径都为解释BM创造价值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尤其是第3条路径,与熊彼特所提及的新的生产方式或者关键活动是“异曲同工”。正是因为有BMI,即使不存在垄断租和李嘉图租,某种资源也完全可能创造帕累托租。因为它既不需要在产品市场上垄断的条件,也不需要在要素市场创造稀缺性或难以模仿的条件,所需要的条件就是某种资源对某个企业具有特定性,即该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具有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该资源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帕累托租是基于能力而产生的租金。因此,互补性有助于促进BMI的价值创造,互补性越强,则创造的价值越大,RBV为BM创造价值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BMI中关键活动的使役对象是各种资源要素,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企业资源观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3的推演可借助企业资源观及其衍生理论。未来研究可应用这些新旧理论,解释BM内在属性之三――互补性(C)实现价值共创的机理,重点考察资源的不同价值动因的价值创造。当然,未来研究还应当突破传统的RBV,即资源的对象由传统的有形资源向无形的能力以及知识转变,重点关注动态能力与BMI的结合;资源的边界由企业内的资源向网络层面的资源转变;资源的组合方式由传统的简单整合,向更复杂的重组转变。
3.4交易成本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商业模式的运营过程来看,BMI本质上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的过程,与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是统一的(见图2)。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权衡比较决定企业边界,而交易成本的动因包括人为因素和固有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包括机会主义(vd41)和有限理性(vd42),固有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vd43)、不确定性(vd44)和交易频率(vd45)。交易效率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即应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TC),而降低成本则是通过改变上述5个成本动因,即TC=f4(vd41,vd42,vd43,vd44,vd45)。类似地,BMI不是供给层面的技术或产品创新,也不是需求层面的市场创新,而是供给与需求连接方式的创新,本质上就是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形式,从运营过程上通过减弱不确定性、复杂性或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供求整合加快交易、增大交易规模性,以及减少协调成本和交易风险等成本动因来降低交易成本。因为BMI过程中,交易透明化降低了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减弱交易活动的复杂性,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BMI提高核心资产的利用程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提升资产在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的利用程度。此外,BMI还降低了不确定性,既包括事前只能大致甚至不能推测的偶然事件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可以事先预料但预测成本或在契约中制订交易措施的成本过高的不确定性。如,Amazon的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交易透明性,组合以效率为中心的设计要素,包括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和治理,从而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转换成本,并锁定相关参与者,而且减少直接交易成本,提高潜在顾客、伙伴和供应商的交易效率。因此,效率性有助于促进BMI的价值创造,效率性越强,则创造的价值越大。
综上所述,BMI中运营过程重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而创造价值,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4的推演应当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及其新进展。未来研究应考察BM内在属性之四――效率性(E)创造价值的机理。当然,未来研究还应当突破传统的TCE,即引入新制度经济学或机制设计等理论新进展。
总之,上述讨论从多个理论视角及其新进展推演了BM的新颖性(N)、锁定性(I)、互补性(C)和效率性(E)、创造顾客价值(CV)、企业价值(FV)和伙伴价值(PV)的价值动因(vd)及其作用机理。论证过程可归纳为
关键词:区域创新网络;中小企业;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10-0161-02
一、区域创新网络概述
所谓区域创新网络,又称区域创新环境,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在业务上相联系,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利益相关多元体共同参与组成的,以创新为核心、以横向联系为主的一种新的技术创新空间组织形式。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为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进行区域调控的公共政策措施,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通常来说狭义的区域创新网络是指经济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正式的经济合作;从广义讲还包括社会网络中行为主体间在长期交易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与接触”。
区域创新网络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主体要素:即实施创新的机构和组织,也就是创新的执行者或参与者。
(2)资源要素:指在创新过程中能够被创新主体所利用的,包括知识、信息、技术、政策、人才,还包括用于推动创新的资金。资源要素是推动区域创新网络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支撑要素。
(3)功能要素:主要包括区域内的组织学习、知识创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但其核心是技术创新。
(4)环境要素主要由创新文化、市场环境、创新联结、资金运作体系、政策法律体系、政府或法制调控、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条件等子要素组成的影响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
区域创新网络的特征主要包括:
(1)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各种创新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互动的,创新资源可以在创新主体之间进行多向的流动,从而使创新网络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经济效益。
(2)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各种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局限在本区域内,它们不断地与外部发生相互作用,从而获得创新所需的资源。
(3)动态性:指其内部各种构成要素的数量、规模、相互联系的方式和格局等,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主要表现为新企业的加入、新兴企业的诞生,以及被淘汰企业的推出等。
(4)平等性:指区域内部的各种创新主体不论大小、强弱在网络中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主宰一切的中心,而是一种网络的、平等共生关系。
(5)本地化:体现在区域创新网络的主要结点是本地的行为主体,而所有这些网络结点及其参与活动过程都与区域内的环境保持密切联系。
二、区域创新网络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力
技术创新是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而区域创新网络是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区域创新网络能够使企业的经济活动植根于地方社会网络,这样更有利于获得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也有利于技术和市场的信息能够在区域内的企业之间便捷快速的传播,从而有力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取市场信息
处于区域创新网络内的企业,可以形成多个企业共同搜寻市场需求的局面。由于信息的传播,区域内的每个企业都可以成为其他企业的信息源,这样不仅能够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而且有利于企业间的合作、信任与承诺,从而促使交易双方很快达到并履行合约,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三)有利于实现中小企业集聚发展
区域创新网络具有灵活开放的创新环境,增加了产业获取和有效利用信息与知识的机会。由于区域创新网络的构成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这个区域集聚,能够推动区域内各行为主体间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从而达到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
(四)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
由于区域创新网络是一种网络化的联系和传递结构,因而能够有效地降低创新主体的学习和创新交易成本;同时,区域内创新主体之间多形成相互依存和分工协作关系,能够借助于整体的力量,运用系统的优势,有利于开拓市场和抵抗中小企业自主创新风险及外部风险。
三、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正处在着力培育发展与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中小企业发展逐渐涉足新技术、新兴产业等一些高技术领域,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一)区域内知识基础和流动性不高
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关键依靠的是一定的知识基础,特别是现代科技知识基础。虽然这几年,我国高新技术科技园区、大学科技园等区域创新网络取得了已经的成绩和经济效益,但目前多数科技园区的知识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一方面是由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发挥不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小企业决策者对技术创新的认识不足。在这种环境下,中小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在一系列争论中,关于思想的构成性(the compositionality of thought)的争论尤具代表性。所谓思想的构成性,主要是指思想之间由于其内在的语义关联,而系统地相互联系,以及人的思想在合理性原则和逻辑推理原则的支配下,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经典主义由于假设思想的构成要素具有似语言的结构,因而能比较容易地解释构成性问题。一些经典主义者认为,联结主义模型在根本上不能说明这一问题,所以它们不适合作为认知模型。另一方面,一些联结主义者则论证说,经典认知科学承诺了常识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但联结主义的探讨表明,这些原则是假的,所以,正是经典主义在人类认知的模拟上误入歧途。联结主义把这个论证称为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eliminativism)论证。本文将分析一些联结主义者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论证,并表明思想的构成性问题对于这个论证至少是中立的。
一、联结主义和排除主义
简单地说,排除主义是这样一种主张:科学的发展将表明,在常识或对世界的日常论述(甚至于过去的科学论述)中,所采纳的某个范畴的实体、过程和性质并不存在,这些东西最终应从严密科学中被排除掉(P.Feyerabend 1963,R.Rorty 1970,P.Churchland 1981)。排除论者乐于引证的典型例子是燃素和热质。随着神经科学的兴起,一些当代的排除论者认为,日常谈论的精神状态甚至也是排除的对象,成熟的认知科学不应该授引精神状态这样的概念来说明人的认知活动和认知能力。因而排除主义的关键论证是要表明,设定了某些实体或过程的一个理论应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拒斥或取代,如果后者比前者提供了更精确的预言和更好的说明。当然,仅仅是新理论的说明的合适性和预言的精确性并不足以表明旧理论所设定的实体或过程不存在。更严格的论证需要表明,旧理论的本体论完全是假的,对于设定来说明现象的那些实体,新理论提供了更精确的说明。如果是这样,从旧理论向新理论的转变可以称为本体论上激烈的转变。于是,对命题态度心理学的排除主义论证大致如下:
(p1)命题态度心理学是真的,当且仅当关于心智的最好科学为之提供了基础;
(P2)这门科学并未为命题态度的概念提供基础;因此
(C)命题态度的概念应从关于大脑和认知的成熟科学中被除除掉。
联结主义者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论证立足于这一点:常识心理学承诺了命题模块性论点。以下我首先将考察这一论点,接着分析这个排除主义论证的基本思路。在接下来的两节中,通过分析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对于思想构成性问题的处理,我表明这个排除主义的论证并不是决定性的,经典模型和联结主义模型的关系仍是一个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经验探究的问题。
1.常识心理学和命题模块性论点
常识心理学的捍卫者认为精神状态是语义上可评价的、有因果力的离散状态(J.Fodor 1987)。在提炼排除主义和联结主义的关系时,常识心理学的关键信条是:命题态度是功能上离散的、语义上可解释的状态,这些状态在其他命题态度的产生中,以及根本上在行为的产生中起着因果作用。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点:常识心理学认为命题态度具有语义性质,因为正是由于一个信念具有特定的语义内容,它才具有特定的原因或效果。语义性质的独特性成为功能离散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命题态度的功能离散性是针对它们的组织而言。由于这种组织的离散性,可以合理地说一个人已获得或失去了一个单一的信念,或者,一个人可以一次把一个信念增添到他的资源库中去。
在心理学文献中不乏有采纳命题模块性论点的信念或记忆模型。在传统认知心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模型是由A.Collins和M.Quillian (1972)发展起来的记忆的语义网络模型。这种记忆组织模型为每个记忆设置了一个不同的语句或准语句结构。按照这些模型,记忆可以被看作一系列准语句结构,每个结构对应着一个分离的信念。如果信念或记忆贮存是以这种方式被组织的,那么确定导致言语行为的一个信念状态就很容易,它不过是结构化的记忆网络中的一个分离的语句或公式。这种模型明确解释了记忆修改和从语义记忆中回收信息的方法。
然而近年来,一些理论家对这种高度模块化的模型产生了怀疑。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语义网络模型不能说明我们迅速有效地在记忆中确定相关信息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是对非归纳推理模型的日益关注。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要求大量的非归纳推理(R.Schank,1987;T.Winograd,1981)。在达到对一个单一的日常话语的解释时,必须同时运用与话语的题材、说话者的意图、交流的场景等等有关的信息,所需要的大量信息并不是从听话者的信念内容中推出来的。为了说明我们解释一个话语的能力,相关的认识模型必须假设一种在非归纳推理中促动记忆之有效使用的记忆结构。M.Minsky则充分表明,把专门知识和一般推理规则完全分离开来的策略太极端,我们需要把专门的知识片断与如何使用它们的特定规则联系起来。进一步,思想的机制要被分解为许多相互作用的单元;但是,这些单元没有一个本身“具有意义”,因而没有一个能被等同于个别的命题态度;意义或内容只能从“巨大的结构网络”中突现出来(M.Minsky 1981a,1981b)。这自然得出了一个与模块性论点不相符合的结论:认知系统中没有哪个自然的部分能与“明确的”或言语上可表达的信念相联系。
相比较,使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模型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些认知事实,尤其是说明不受明确的“硬规则”支配的认知现象。这为排除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思想契机。他们的逻辑思路是:常识心理学承诺了命题模块性论点,如果联结主义模型表明模块性论点是假的,而且对一些认知现象提供了更合适的说明,那么也就表明了常识心理学是假的。
2.对排除主义的联结主义论证
联结主义是在最近十年突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认识模拟型式。受神经结构的启发,联结主义模型由大量格外简单的相互作用单元组成的网络构成。网络的单元之间能够相互发送激活或抑制信号,激活值受动力学方程支配。通过改变网络之间的联结权,可以改变网络联结的学习规则。一般来说,有两种类型的联结主义网络。局域式网络(localist networks)把每项信息存贮在网络的一个单一单元中,而在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s)中,每项信息则在许多不同的单元上同时得到表达,信息被迭加存贮。
这种结构支持着一种与经典认知模型所采纳的表达和计算截然不同的表达和计算。经典模型的操作最好被描述为“符号处理”。在这种模型中,信息一般是被存贮在与执行计算操作的结构相分离的不同位置。因此经典模型的信息处理是由离散的符号标志构成的;按照易为该模型识别的方式被编码的规则或指令,那些符号被重新定位、复制和改组。在经典模型中,可以为每个符号表达式提供一个语义解释。然而,相比较,联结主义模型一般并不使用离散的符号实体。在这种模型中,表达是用迭加的、分布的方式进行的。“每个实体由分布在许多计算元素上的一个激活模式来表达,而每个计算元素在表达许多不同的实体时又都被涉及到”(Rumelhart and Mcclelland,1986,p.77)。这样便产生了联结主义模型和经典模型的一个显著差别:在联结主义模型中,存贮信息的结构和处理信息的结构的区分实际上并不存在;信息就存贮在个别单元之间的联结权中,而在处理中,这些联结权也充当了中心的要素。因此,制约着计算过程的自主的控制结构的概念在联结主义结构中似乎没有地位。采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的个别单元的活动无须是语义上可评价的。相反,得到一个语义解释的是某个单元子集的组合活动。结果是,一项特定的信息被认为在网络中得到明确表达,当且仅当在某个特定的单元子集上,一个特定的激活模式在回答这些单元的输入时被产生。但明确表达只是采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的暂时特点。如果网络的输入发生变化,那么构成它的处理单元的激活值也发生变化,结果被明确表达的信息也随之而变。因此,这种系统不能以在构成单元上产生的激活模式的形式长期编码信息,长期的信息编码是由隐含表达实现的。分布式表达决定了联结主义系统的信息处理的整体论。
正是这种信息整体论成为排除主义者论证的起点。W.Ramsey等人构造了一个联结主义的记忆模型,此模型能够从事更传统的认知模型所从事的一些任务,但却显示了分布式编码的特点(W.Ramsey,et,al.,1990)。这个模型的基本特点是:由于信息是以高度分布的方式进行编码,每个联结权体现了对于许多命题来说突出的信息,而关于任何特定命题的信息又分布在整个网络中,因此,系统缺乏那种可以在语义上解释为个别命题之表达的功能上离散的、可鉴定的子结构。从模型建造者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这种网络模拟了具有某些信念的人的认知行为。然而,在这个网络中,被常识心理学处理为自然种类的东西并没有被看作自然种类。由此他们推断说,“一些联结主义模型并不具有在某些认知情节、而不是在其他认知情节中起着因果作用的离散的、语义上可解释的状态,在这些模型中,不能合理地鉴定出与常识心理学的命题态度相等同的东西。如果能够证明这些模型对人的记忆和信念提供了最好的说明,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本体论上激烈的理论变化。这种变化将维护这一结论:命题态度像燃素和热量一样,并不存在”(W.Ramsey,et.al.,p.37)。
这个排除主义的论证最终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验研究。然而,一个直觉是值得维护的,那就是,常识心理学的理论构造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燃素说或热素说设定的理论概念。当后者由于近代化学的兴起而被排除掉时,前者并不由于神经科学或联结主义的兴起而被轻易排除掉。根本的理由在于,首先,常识心理学的概念框架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明和预言能力;其次,采纳了这一概念框架的经典认知科学获得了一定的成功。[①a]以下我将表明,常识心理学并没有像排除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承诺命题模块性论点,完全可以使联结主义与常识心理学相调和。
3.常识心理学与层次-1的描述
经典认知理论几乎完全接受了常识心理学对如下原理的所谓“承诺”:(1)按照命题态度来分析心理状态;(2)命题模块性论点:(3)命题态度是因果地产生的内在状态。如果常识心理学承诺了这三个原则,那么它的确成为承诺了另一组相当不同的原则的联结主义的排除对象。因为不像经典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并不把认知过程处理为受形式规则支配的符号操作。因而它提出了符号探讨是否是对认知模拟的正确探讨的问题。联结主义模型似乎能够执行认知任务,而不利用明确的对符号串进行操作的规则。在认知结构问题上,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因而成为一对竞争的学说。这样,如果经典认知科学对常识心理学的辩护要求它认为常识心理学承诺了上述原理,如果联结主义能够表明那些原理根本上是错的,那么常识心理学便面临着被排除的潜在危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排除主义者热衷于把常识心理学处理成一个关于内在过程的理论。[②a]这大概是因为意向实在论者认为常识心理学状态是因果相联的状态,而排除主义者惯于按照基本的物理机制来设想因果相互作用。然而,不是作为一个内部处理理论、更合适地说,常识心理学是一个高层次的理论,它表征有机体对环境的知识和它们在环境中的行为方式。一个真的信念可以向我们传达关于环境的知识,成为环境状况的一个可靠的指示者(H.Field,1978)。一个真的信念和一个合适愿望的组合可以导致成功的行为。常识心理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它处于Marr所说的任务分析层次(层次-1)上(D.Marr,1982)。这个描述层次旨在于说明一个有机体或系统处理什么信息和为什么处理这些信息。只有完成了层次-1的分析,才能问它怎样处理这些信息(层次-3的描述)。常识心理学不是直接按照系统的内部结构,而是按照它们与环境相联系的方式来表征这些系统。就科学的发展来说,对这种关系的说明像对内部结构和过程的说明一样重要。当我们能够区分系统和它们所操作的环境,部分地处理这些系统,好像它们不受环境影响时,我们往往对系统的那些旨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活动更感兴趣。对于智能系统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智能系统的一个本质特征便是对环境的适应性。不理解一个系统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就不清楚要对哪些内部性质给予最充分的注意。所以,一个关于内部认知过程的理论必须补充一个关于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因此,常识心理学不是任何内部处理理论(无论是经典理论还是联结主义理论)的竞争对手。如果经典主义能够合理地处理信念的语义性质,那么联结主义似乎也有潜力这样做。为了明白这一点,让我们转到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的一个中心争论上来。
二、思想的构成性;经典主义的挑战
J.Fodor和Z.Pylyshyn(1988)通过区分对认知理论的表达主义探讨和排除主义的探讨开始他们对联结主义的批评。表达主义者声称认知系统的内在状态是编码世界状态的表达状态或语义状态,排除主义者则试图取消表达这样的语义概念。在提出这一区分后,他们把联结主义置于表达主义的一边。因为联结主义者典型地为个别单元或单元的组合提供语义解释。然而,他们论证说,正是由于联结主义的语义解释的特点,联结主义系统不适合作为表达系统。他们的根本结论是:没有一个符号表达系统的资源,便不可能有模拟认知过程的合适的表达系统;只有一个具有结构化的符号表达的系统能够合适地模拟认在过程。
Fodor和Pylyshyn的论证立足于符号表达的语言特征,立足于Fodor所说的思想语言假说--认知活动要求一种似语言的表达媒介(T.Fodor,1975)。因为我们需要以此来说明思想的产生性、系统性和推理的连贯性。思想的产生性是指从一个无限的集合中理解和生成命题的能力。由于这个能力是通过使用有限资源获得的,所以便需要递归操作。思想的系统性来自于这个事实;理解或思考一个思想的能力与理解或思考其他思想的能力是内在联系的。例如,能够思想X爱Y的任何人也能思想Y爱X。推理的连贯性涉及到做出句法上和语义上合理的推理的能力。例如,一个人能够从X是一只棕熊推出X是一只熊。这三个特征要求精神表达必须是语义上结构化的实体,这意味着:
(i)表达必须具有构成要素;
(ii)表达必须有一个句法;
(iii)表达的语义性质必须是它的构成要素的语义性质和它的句法的函数;
(iv)对复杂表达的语义性质做出贡献的构成要素的语义性质及其句法必须可以独立于那些复杂表达来指定。
从这几个特点可以看出,一个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是一个具有逻辑形式的表达。Fodor和Pylyshyn的主要论证如下。首先让我们考虑具有局域式语义解释的联结主义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每个表达单元是原子的,只有一种方式使单元之间相互联结起来,即通过对偶的因果联系。因此,如果A&B和A是网络中的两个节点,从A&B到A的联结权可以这样确立起来,以致于激活A&B将导致A的激活。这可以看作一种推理,但是A的表达根本不是A&B的表达的一部分。任何两个节点都可以被联结起来以便有同样的推理模式,例如,节点A&B可以激活节点Z。这样一来,这种联结显然本质上不是构成性的。这种推理必须对每个合取实例分离地建构进入,而不是由一个规则来指定,此规则利用变量来指定句法包含关系。因此他们推断说,局域式的联结主义系统缺乏必要的认知资源。
分布式系统又如何呢?在具有分布式表达的某些网络中,一个特定表达中的活动单元编码被表达的实体的特点或微观特点。P.Smolensky提出了在分布式系统中实行结构化表达的一种方式。就组合结构问题来说,例如,“咖啡杯”的一组特定特点可以分成三个子集:一个集合只应于杯子(如,瓷的弯曲表面),一个集合只应用于咖啡(如,棕色液体),一个集合应用于相互作用时的杯子和咖啡,如,与瓷器相接触的棕色液体。按照Smolensky的观点,咖啡和杯子这两个特点子集包含在咖啡杯的集合中,这就取得了构成性的性质(P.Smolensky 1987)。
然而,Fodor和Pylyshyn认为,Smolensky的解决并不奏效,因为他不能把一个具有语义和句法构成要素的表达和一个按照微观特点来编码的概念区分开来。一个微观特点是对一个对象的表达的一部分。这样,在对[李杨爱这个女孩]的符号表达中,对[这个女孩]的表达与此命题的其余部分处于某一句法关系中,以致于不把此命题与[这个女孩爱李扬]混淆起来。但对分布式表达就不是这样了。例如,对[李扬爱这个女孩]这个命题的一个最小的分布式表达可以由一个网络来实现,该网络的单元对应于[李扬]、[爱]、[这位女孩]这样一些概念;激活这三个单元便对此命题提供了一个分布式表达。然而,这个表达将不可区分于对[这位女孩爱李扬]的表达。继续对关系添加单元将是无助的,因为没有直接了当地的办法抓住这一事实:这个主体正是李扬,而不是这位女孩。这些单元是在共同发生的关系中被约束在一起,但没有句法所提供的结构。所以分布式网络也不能处理构成性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在复杂符号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经典区分不能被特点集及其子集之间的联结主义区分所取代。如果这一点是对的,那么联结主义网络丧失了组合句法和组合语义提供的益处。又如果构成性是人类思想的本质特征,那么联结主义似乎没有能力处理那些涉及到思想的高阶认知过程。构成性问题于是提出了这一怀疑论见解:联结主义是否是对认知的正确探讨。
三、思想的构成性:联结主义的解决
有两种方式回答经典主义的挑战。首先,正如Fodor和Pylyshyn已指出的,没有结构上的原因为什么联结主义不能采纳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联结主义者可以发展其网络来处理表达的构成性问题。然而,在这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产生了:即使联结义网络能够实现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但据说联结主义者“不能既有一个组合表达系统又有一个在认知层次上的联结主义结构”(J.Fodorand Z.Pylyshyn,1988,P.308).Fodor和Pylyshyn认为,允许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只是对经典模型的硬件实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联结主义结构。其次,而且更根本的是,联结主义者可以质问Fodor和Pylyshyn论证的基础,即询问实际的认知活动是否显示了他们所认同的那种构成性。这就是说,联结主义者可以否认在联结主义系统中实现强构成性的必要性。为此,他可以表明要么语言和思想在强的意义上实际上不是构成性的,要么无须假设本身可由强构成性来表征的内在结构便能说明思想和语言的构成性。
强构成性是语义的构成性和构成要素的语境独立性的结合。从人们对日常语言的理解中很容易看出,强构成性与理解的语境敏感性不相容。因此强构成原则本身就值得怀疑。事实上,大量来自概念学习和概念组合理论的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怀疑是合理的。这里我们需要以一种纯描述的方式来使用“概念”这个术语,即把概念看作是对范畴的主观表达,因此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用来范畴化范例或进行典型性判断的知识结构。作了这样的规定后,我们可以来评价Fodor和Pylyshyn的这一经验主张:概念组合过程在于从构成要素的独立于语境的意义中计算复杂表达式的意义。
第一组经验发现涉及到概念结构的不稳定性。由于F.Rosch等人的工作,这一点已得到广泛接受:范畴不是按照必要的和充分的特点来表达的,一个特定范畴的范例可以沿着典型性的一个方面连续变化(E.Rosch.1973)。结果,对概念的新近说明是按照原型、家族相似性或存贮起来的范例来进行的(E.E.Smith and D.Medin,1981)。L.W.Barsalou考察了概念结构不稳定性的大量实例,其中发现,对一个范畴的成员的典型性判断对于不同的受试群体、对于同一群体的不同受试者,甚至对于处于不同时期的同一受试者都是不同的。由此他推断说:“逐级渐变结构并不反映概念的不变性质。……而是,人们使用的概念是从长期记忆的知识中,由一个敏感于语境和新近经验的过程构造出来的”(L.W.Barsalou,1987,p.135)。这些发现有力地表明,对一个特定范畴的表达是随着目前的和过去的语境变化的。概念是根据长期记忆的知识灵活地构造出来的短暂的记忆结构。什么信息被整合进入一个范畴的特定表达中,这取决于能否得到存贮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语用的、语义的词汇的语境,以及视野、目标和意图都在调整着用来构造一个特定范畴表达的知识。
概念结构的不稳定性对概念组合施加了重要约束,确实,人们往往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复杂概念或语句的意义,因此某些构成性似乎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强构成性是否确实表征了人们理解复杂概念的过程。早期的概念组合理论把复杂概念的外延处理为简单概念的交叉。现已表明外延理论作为心理学理论是不合适的。大量证据表明,一个复杂概念的实例的典型性通常不能从简单概念的典型性中预测出来的。概念的不同的特点方面是相互独立的传统假定已受到挑战,相反,在组合概念时,人们依赖于属性之间的相对复杂的共变模式,而这些属性是从人们对世界的一般知识中引导出来的(E.E.Smith,et.al.,1988)。不难理解,概念组合的灵活性和语境依赖性也对语句理解施加了必要约束。有充分的理由假设语句意义的构造是几个知识源并行相互作用的产物(W.Marslen-Willison and L.K.Tyler,1987)。
所以,如果我们发展一个心灵的计算理论,该理论公正地对待常识心理学的见识,那么这个计算框架必须既能处理信念内容的构成性(信念是由有内容的要素构成的),又能处理这些构成要素的语境敏感性(信息的构成要素具有部分地由包含它们的语境决定的内容)。经典符号主义在能够实现第一个要求时,似乎不太有能力实现第二个。相比较,具有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网络似乎能在一种弱的意义上调和这两个事实。这里,关键的思想是约束满足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构成要素的意义是以敏感于语境的方式渐变的,以便使最终得到的复杂意义的整体连贯性达到最优。语境的敏感性来自于两个源泉:首先,包含一项特定的语言信息的外部语境输入会改变定义在网络状态上的能量函数,从而调整网络将收敛到的稳定状态;其次,隐藏单元不仅从输入单元接受激活,而且也从网络内得到激活。结果,对一个特定输入的响应将多少随着当前的内部语境输入而变化。另一方面,在联结主义系统中,复杂表达式能够由一些网络或单元集的协作活动产生,每个网络或单元集贡献了一个构成部分。由于每个这样的构成部分本身是网络的整体活动的产物,所以复杂的联结主义表达可分解成为真正具有内容的构成要素。这里应注意的是,在联结主义网络中,语义解释的基本对象是单元集,而不是个别单元。
联结主义的这一解决不丧失语境的敏感性,同时又阐明了这一点:简单表达式的语义内容确实对复杂表达式的语义解释做出了贡献。然而,约束满足网络并不允许这一意义上的真正的句法构成性,即构成性是受纯粹的形式规则支配的。所以严格地说,P.Smolensky所启示的这条解决路线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的问题(J.Fodor and B.McLaughlin,1990)。另一方面,如果构成性原则是一个经验假说,那么经典主义者所设想的这种构成性似乎不适合作为一个心理过程理论。所以在我看来,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在思想的构成性问题上的争论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经验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尤其取决于常识心理学的见识,取决于对人的认知结构本质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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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供应链流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供应链系统出现牛鞭效应的内在原因,以及同步与效率的关系。探索了供应链流程优化的目标和手段。
【关键词】
供应链;流程;流程单元;同步
一、引言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供应链是一个网络流程,每一个企业可以理解为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供应链的网络结构决定了其必然错综复杂和变化莫测。由此,整个供应链的流程要比单个企业的流程在范围和规模上更为宽泛。供应链管理,是指使供应链运作达到最优化,以最少的成本,令供应链从采购开始,到满足最终客户的所有过程。供应链管理是一种持续优化的过程,只有在供应链流程各个环节相互匹配并且持续优化的情况下,整个供应链才能产生增值的效果。
二、供应链的构成要素
供应链的优化建立在对供应链的构成要素的充分理解上。
供应链包含所有运行其上的节点企业。从原料供给,经过链条上不同企业的加工制造、组装、分销到达顾客手中。供应链不仅是一条厂商到顾客的物流链、信息链、资金链,更是一条增值链。节点企业、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构成了供应链四个基本要素。其中,物流从厂商的上游向顾客的下游流动,资金流从下游往上游流动,信息流则是双向流动。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是供应链的三大命脉,信息流指挥物流,物流带动资金流。
总之,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形成是商品流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商品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中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完成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再生产的循环。供应链中,资金流是条件,信息流是手段,物流是终结和归宿。现实中,供应链除了正常状态外,时常会出现信息不畅、物流效率低下、资金流不正常等状态。
三、优化供应链的目标
提高整个供应链绩效水平,是供应链优化的方向。供应链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产、供、销仅仅是整个供应链的环节,不应相互阻断,而应一气呵成,统一协调,产生增值。为此目的,必须降低整个供应链流程的成本,为顾客创造更多的过渡价值。
创造过渡价值的基础是供应链流程应当具备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即准时、准地、保质、保量运送产品给客户。这要求一个流程的输出要素应当为另一个流程的输入要素,并且是平衡的,这个平衡系统应当是与顾客的需求相同步的。
提高流程的同步水平是供应链流程优化的重要目标。这种平衡意味着各流程相互匹配,客户需求得到满足。可见,供应链流程优化的目标就是同步和高效。
四、扭转流程不同步
为了实现流程同步的目标,必须挖掘流程不同步的根源。流程不同步,就是流程各单元间输出要素出现积压、短缺、延时等现象,无法达到准时、准地、保质、保量运送产品给客户的要求。
牛鞭效应是供应链流程不同步、不匹配的重要表现。当供应链上的各节点企业只根据来自其相邻的下游企业的需求信息进行生产或者供应决策时,需求信息的不真实性会沿着供应链逆流而上,产生逐级放大的效应。当信息到达最源头的供应商时,其所获得的需求信息和实际消费市场中的顾客需求信息发生了很大的偏差。由于这种需求放大效应的影响,供应方往往会维持比需求方更高的库存水平或者是生产准备计划,供应链流程的效率急剧下降。
提高供应链流程的同步性,减少和避免牛鞭效应的出现是供应链流程优化的重要目标。强化流程单元间的信息沟通、提高信息共享度、以顾客为导向的流程驱动、缩短时间延迟和信息波动,是供应链流程同步的关键。可见,信息流的同步是供应链流程优化的重要因素。上下游的信息共享、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都是重要的信息同步手段。高效的信息传递不仅减少了信息本身的周转时间,同时也加速了物流的周转,使牛鞭效应的波动予以有效压缩。
所以,供应链流程实现同步的重要因素是信息。对信息的共享、自动化是重中之重。
五、低效流程的优化
流程间的同步和效率是互为因果的。流程运行的低效率,往往会引发流程间的不同步。反过来,一旦流程间不同步,也会使流程要素(人、财、物、信息)流动不均衡,主要表现为残次品出现、库存积压、延迟交货、缺货等现象,导致流程效率下降。
供应链运转低效率的出现是流程体系自身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一种表现。衡量一个流程体系的效率高低可以关注以下几项:供应链配送是否可靠;供应链的反应是否敏捷;供应链是否有足够的柔性;供应链运营成本的高低;供应链管理的资产利用率。找出影响这些指标的环节和因素,可以从以下供应链流程的结构和构成要素中发现:流程单元间及其内部的不增值活动,如发送、移动、质检、退货;流程单元件间输入不足,造成等待时间;流程灵活性不足,不能实现连续生产,产生库存积压;流程单元不同步延长了等待时间和导致存货增加;不适当的销售方式或者促销使需求产生非正常波动,导致安全库存的出现并加剧流程不同步。所有这些都是流程系统存在问题的征兆,也是供应链流程低效的原因。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解决流程的效率问题,首先要解决流程同步的问题。流程的同步和高效互为因果,不同步会导致低效,低效反过来会加剧不同步。在使流程更加同步的同时,还应削减不必要的非增值活动、提高供应链流程的柔性和加强资产管理:减少非增值活动可以降低运营成本,例如减少退货环节,可以通过质量管理、预防控制、快速纠错体系得到实现;增强供应链流程的柔性是为了缩短响应时间、降低成本,可以通过优化信息流、准确提供需求信息,实现均衡生产;强化资产管理是为了提高资产利用率,可以通过上下游的紧密合作实现集约化,保证供应链流程的输入、输出要素稳定可靠。
六、总结
供应链流程优化的最终目标是流程单元之间的同步和高效。对流程结构和流程构成要素的清醒认识是供应链流程分析和优化的前提。对供应链流程进行识别、评估、优化过程中,要以系统的观念分析不同步和低效的原因,其中,信息要素至关重要。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我们有能力对流程单元内部、流程单元间、各种流程要素进行优化。供应链流程优化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只有同步性和高效性不断加强,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使附着于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良卫.供应链管理教程[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2]张继焦.价值链管理[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
关键词:智力资本;技术创新;交互作用;评述
一、 引言
近年来相关领域的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关研究结构表明企业智力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绩效密切相关(Subramaniam & Youndt, 2005)。本文尝试对近年来有关企业智力资本构成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从智力资本的关键构成要素出发,对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交互作用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近几年来关于智力资本构成要素的研究多是围绕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这三个方面展开的,而组织资本是使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支持性结构资本(Edvinsson & Malon, 1997),因此,也有学者将结构资本和组织资本划上等号。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Subramaniam和Youndt(2005)提出的智力资本由组织、人力和社会资本三要素构成的学说得到了研究界的广泛认可。由此,本文也将从上述三个要素对智力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和论述。
二、 技术创新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1. 联结强度。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创新者在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的互动过程即技术创新。利用技术网络系统以及信息交换工作,创新企业可以建立起与外部机构之间的联系,而且企业的创新能力与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关系密切,联系越紧密,创新能力就越强(Von Hippel,1998)。2005年,Sarah L.Jack深入调查了14名苏格兰创业者,发现他们利用强联系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还是其个人以及其所创办的企业的声誉得到了维持和提高。Lavie和Rosencopf(2006)认为企业与合作伙伴所构建的关系网络中,网络成员的关系嵌入有助于企业获取和积累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实现探索型学习活动,而探索型学习对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着重要作用。
赵曙明、蒋春燕指出,企业间的强联结与企业的创新绩效方面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弱联结和企业的创新绩效之间则存在正相关关系。王晓娟(2008)指出,联结强度不会对大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只会从正面影响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姜波、毛道维(2011)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技术创新绩效对企业社会资本中的强联结和弱联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弱联结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对强联结的正向促进作用。
2. 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要素,信任程度的高低影响着组织之间的社会资本强度,进而影响了企业获取外部资源以及创新能力。Miguel(2005)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探索和分析,他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信任和非正式网络等要素对企业工业化程度的影响和对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的作用。而学者Ken(2009)则认为,在组织间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信任要素影响着组织创新绩效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组织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任这一要素的作用的有效发挥,企业应当重视社会环境的培养和创造。
郑美群和蔡莉等(2005)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展开研究,指出企业内部的合作和信任对企业技术的开发和创造能力提升有正方向的影响。李新功(2007)认为社会资本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两者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协调”和“规则”是营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环境。李新功通过研究,给出了建立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五种共生范式:共享范式、创新范式、系统范式、空间范式、网络范式,以加强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3. 知识共享与知识扩散。
一些学者从组织间知识共享和知识扩散的角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受其所拥有的外部社会资本的影响情况做了分析,指出组织间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机会,为组织获取和利用知识提供了方便。Dirk , De Clercq , Mourad和Dakhli(2010)以企业吸收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的角度为出发点,认为企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其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企业间加强知识流动和知识共享,能够使各自的绩效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高。
张方华(2006)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检验了企业的社会资本怎样转化为知识资源,进而使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受到影响这样一个过程。陈建勋、朱蓉、吴隆增(2008)以北京和广州的133家企业为调查对象,针对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社会资本的增强将会提高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焦少飞(2010)指出,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而言,社会资本带给它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首先,企业间保持足够小的知识差距是它们之间能够互相吸收知识的前提;其次,企业要想更好的获取新知识,使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问题得到避免,那么其与其它企业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认知距离。
三、 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与之间的关系
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电力信息网终端设备接入不断增多,接入设备类型也趋向多样化,对终端设备接入行为的有效管控,及时阻断未知终端或非法终端接入、隔离存在异常异常行为的已接入终端成为日常信息安全运维的重点工作[1、3]。
以淮南供电公司为例,信息运维人员定期对各区域进行接入设备巡检,确定未知接入设备并处理,无法对未知终端接入进行及时的感知进而采用有效的隔离,给信息内网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风险[4]。同时各终端上通过安装北信源桌面行为管理软件(简称VRV)对终端使用行为进行收集并告警,但目前告警由运维人员获取后进行处理,存在一定的滞后,对终端异常行为管控力度较弱。为此,通过终端接入管控体系建设,以终端接入、终端行为监控为基础,结合终端接入控制方法,实现对终端接入的全方位管控,提升电力信息网的终端安全管理水平。
2 地市电力公司终端接入管控体系方法
2.1体系建设目标
在已有VRV桌面管控系统及趋势防病毒系统的基础上建设终端接入管控体系,体系将围绕网络设备、网络资源及终端设备三类网络构成要素,建立公司的网络构成要素台账数据库及网络接入安全策略凭条,以此为基础对接入设备及终端设备进行安全审计,辅以交换机控制技术实现对网络接入行为进行控制,以提升公司网络管理效率,对网络安全多重防护机制。
2.2体系建设方法
体系建设包括合法终端设备台账建设,终端接入检测与终端行为审计以及终端准入控制技术三块。
2.2.1检测基线台账数据库建设
网络终端接入要素包括网络中接入的终端设备、服务器、网络设备等网络接入对象,网络接入对象存在各个范畴的属性,体系关注于网络接入控制,因此抽象出各类接入对象与网络接入相关的对象属性并建模,进而形成对象台账的元数据。再通过搜集目前所有接入网络的设备类型,并选取设备类型与网络安全及网络拓扑分析相关的属性参数形成该设备类型的接入要素模型,并依据接入要素模型对各类设备类型对应的设备集合进行梳理与录入,形成检测基线台账数据库。
2.2.2设备接入及终端行为监测
未知接入设备及存在异常行为(违规外联、弱口令、感染病毒、未安装最新补丁等)的终端给信息网安全带来一定安全隐患,需要对未知接入行为及终端的异常行为进行高效、准确的自动化监测,及时发现终端安全隐患。
(1)未知接入设备识别:通过接入层交换机接入网络的未知设备是网络中的潜在安全隐患,虽不能通过汇聚层交换机访问整个网络,但是能访问汇聚层交换机下的局部网络,因此给整个网络带来了潜在风险。为快速发现未知设备并进行阻断,以接入设备台账基线为可信设备集合,通过后台服务定期扫描所有接入层交换机,获取接入层交换机的设备MAC表,通过比对可信设备集合和接入设备MAC表发现未知的接入设备及其所在端口,并通知网络运维人员进行处理。
(2)终端异常行为审计:在运的VRV系统及趋势防病毒系统能判断出终端的部分异常行为,如违规外联、弱口令、病毒感染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导致审计数据只用于告警,不能对异常终端进行网络接入审计并隔离,无法及时消除异常终端对网络带来的安全隐患。为此通过数据库触发器技术及时接入VRV系统及趋势防病毒系统的终端审计记录,并根据记录级别确定终端的异常行为类型,作为触发终端准入控制的源数据。
2.2.3终端接入准入控制
针对未知接入终端及发生异常行为的终端,采用在核心交换机ARP阻断方法实现准入控制,通过将终端的MAC地址绑定到到未使用的IP地址实现对终端接入行为的控制。同时为增加ARP绑定操作的自动化执行程度,利用SNMP操作完成交换机的ARP绑定操作操作。
2.3建设效果
通过体系建设实现了地市公司终端接入的统一管理,有效避免了未知终端及异常终端对信息网带来的安全风险,提高了终端异常处理效率。在实际运行中,某终端插入了未注册的U盘,体系支撑工具在10秒内发现并进行了阻断,并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告警,此后运行监控组通过电话与终端使用人员进行沟通确认了未注册U盘的使用,如图1。
图1 终端异常行为审计及阻断控制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