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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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2篇

辽宁省博物馆为一座综合性博物馆。馆舍原为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官邸，“九一八”后，政府在此设立“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东北博物馆，于1949年7月7日开放，1959年改名为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新馆文物专题展”荣获第六届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评选精品奖。辽宁省博物馆以辽宁地区考古文物和传世的历史艺术类文物为主展览的博物馆，门票免费。中午11点，我和妈妈进入了大厅。

我们进入了很多展厅，有书法展厅，古代历史文化钱币展厅，华夏文化展厅和人类进化展厅等。其中，我最喜欢古代钱币展厅。

进入古代钱币展厅，我知道了最早人们以物易物，后来有了最早的钱币——贝币，再后来，贝币进化成布币，布币又演变成刀币，刀币演变成铜钱，铜钱才演变成纸币。铜钱又被流放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他们也仿造中国的铜钱。最后，欧洲流行了纸币，铜钱年代才宣告结束。你看，中华古代历史文化是多么悠久呀！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一；历史教学；说文解字

历史教学不仅涉及到我国朝代变迁，还涉及到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高一历史的教材包含很多关于古代史发展的生硬词汇。这些拗口、陌生的词汇使得很多学生失去了学习历史的兴趣。因此，在新课程改革深入推行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应该重视说文解字教学的重要性。

一、说文解字概述

俗话说文史不分家，因此，历史课程的教学也会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一些中国古代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在历史长河中，汉字从最初的象形发展到最终的简体汉字，体现的不仅是人类的智慧，更多还是古代文化的演变以及人类的进步。因此，如果在高一历史教学中，开展说文解字教学，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历史教材内容，还会增加历史课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高一阶段的学生正处在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历史教师仍是习惯沿用灌输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会使历史课堂变得枯燥无味，还会抑制学生的学习兴趣。况且历史本身就是一门有趣的学科，因此，如何发挥历史的趣味性，增强课堂的学习氛围逐渐成为现代历史课堂改革的重点。其实，如果高一历史教师认真研读教材内容，可以发现有很多历史知识与我国古代的象形文字是关联的，通过讲解文字发展史来讲解古代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知识能够有效降低学生学习难度。

二、高一历史教学中说文解字的实例

1. 宗字

我国古代最早提高宗法制度的是西周，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西周的宗法制度可概括为一句话即“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因此，历史教师可以通过讲解宗字的演变，来帮助学生理解宗法制。

首先，通过观察宗字的古法，可以发现宗字主要是上部分的屋檐和内部的牌子组成，也就是说宗字是从祭祀牌位事件演化而来的。那么其先人和后代的关系也就显而易见了。另外，宗字也显示出后人对先人的祭拜是一种尊重先人、缅怀先人的方式。总之，宗字直观的说明了古代宗法制度主要是应用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之中。这样通过研究宗字的形成，就能使学生很快理解宗法制度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古代大家族之间繁杂的关系。由此可见，利用说文解字有利于学生形象化的理解历史知识。尤其是高一历史的知识深度比较广，高一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并不成熟，对于很多历史知识也只能理解表面意思，而看不到其深刻的内涵。因此，高一历史教师应该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选择合适的象形文字，通过文字解释来让学生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无穷魅力，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性。

2. 男字

从田，从力即是男。表示用力（一说指耒）在田间耕作。也有“甲”“刀”的形意。男，和平时是劳力，战争时是士兵。本义：男人，与“女”相对。另外，在我国古代封建制度中，男字也代表着地位。可查证的用男字表示爵位的朝代是商。《礼记・王制》中曾指出：“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可见，男字在我国古代的应用还是很广泛的。但是从男字的组成来看，男主要是表示在田中劳作的人，这是符合我国古代史农业发展史的。

我国古代的经济命脉是农业，在当时自然生态环境下，田地的劳作主要是依靠男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重男轻女思想形成的主要根本原因。但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不再是我国主要的经济来源，并且女性也能够养家。这也就是现代社会重男轻女思想逐渐消亡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通过分析男字组成，能够让学生深刻了解到我国古代主要的经济发展以及当时社会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因此，高一历史教师在讲授古代经济史、文化史时，就可以通过说文解字来增强历史课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3. 城市

《吴越春秋》一书有这样的记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也就是说所谓城市就是指保护人们、供人们交易的场所。并且《说文解字》中也曾提到：市，买卖所之也。市有垣，从冂，从^，^，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因此，通过解释城市二字的演变史，就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我国古代经济是伴随城市形成而出现的。

从早期的古代书籍中，可以看出城与市本身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城主要是保护原住居民，而市则是作为交易的场所。也就是说有城不代表有市。在唐朝，市字才正式进入历史文化的舞台中，但两者在这是也只是在概念有所区别。一直到宋朝，城与市正式分开，市即市坊，城即城郭。也就是在宋朝时期，我国古代的经济有了显著性的变化。由此可见，从城市两字的发展就能够看出我国古代经济的演变。并且这样也会让学生理解我国古代的经济史。因此，在高一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应该重视说文解字，并将其应用到历史教学中，这样不仅丰富教学内容，还能拓宽学生知识面。

三、总结

综上所述，如何增强历史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衡量一个历史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将说文解字融入历史教学中，不仅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还能充分发挥出历史学科本身独有的魅力，从而提高课堂效率。这不仅是新课改深入推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高中历史教学体系不断发展的客观需求。

【参考文献】

[1]梁陈芳.高一历史教学中的“说文解字”[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3.04：124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4篇

5月10日，号称按1:1比例仿建圆明园的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圆明新园”，在争议声中开门迎客。横店文化产业联合会主席何亚平表示，圆明新园的价值在于，不仅要记住国耻，还要记住祖先曾经的辉煌，目前关于圆明园的相关资料，“在国内我们应该是最全的，我们是根据资料进行重建，不是仿建。”（5月12日《新京报》A16中国新闻版）

因仿建圆明园备受关注的圆明新园，从提出到如今一期建成，7年时间内，争议从未停止。北京圆明园管理处曾就召开会，反对此事。圆明园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圆明园记录了一段历史，历史不可能重复，在异地企图重复这段历史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阳认为，圆明新园在建筑材料、建筑细节、景观、文物和植物等，都存在差异，1:1的仿建并不现实，而这种仿建，容易造成大家对原建筑的误读，并表示最快将于本周向民革提出建议，针对改变中国历史的、有重大历史意义建筑的复建和仿建，应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有关专家也认为，圆明园这类历史文物，大家只有在北京圆明园这处地方，把圆明园跟那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联系在一起，才有价值。国家文物局此前表示，要进一步规范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一般不支持不提倡复建历史上已损毁无存的文物古迹。

综合关于“圆明新园”的争议，其实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就是“重大历史建筑不宜复建”。这可谓是一种文化自觉和历史自觉，可以为当下大量的复制、复建历史建筑热，提供一个客观、理性的建议，这也让这个“圆明新园”该不该复建的争议，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放眼目前各地方兴未艾的古迹重修、历史建筑重建的风潮，提倡“重大历史建筑不宜复建”这样的文化自觉，却仍然难以让人乐观起来。

其实，一些地方在对待文化遗产方面，在保护文化遗址方面，以所谓的复古和复原之类历史文化口号指导下制造的、毫无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历史古迹重建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在各地“拆旧”和“仿古”的文化建设风潮中，那些假历史建筑、假文物、假古董，已泛滥成灾。这些历史建筑的仿古风，大都不是以历史和文化为核心思维，在对待历史建筑的重建的态度、取向和目的上，不是为了培养历史的情感，也不是为了留住历史的记忆、保护历史的遗存这些文化的价值，不是为了保护历史建筑的文化质感和历史内涵，而是采取直接实用的功利主义态度，这就是开发至上、利益第一、政绩第一。这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对过去一切时代的文化搜集汇拢．但却是贪得无厌、竭泽而渔，结果造成了对历史、传统、古代的毁灭。纵观今日各地复兴传统文化的大潮中，这种急功近利地对待历史文化的“仿古风”“模仿风”“复制风”的盛行，基本都是这样的一种根本目的。

提倡“重大历史建筑不宜复建”的历史文化自觉，其实，这仍旧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文化的老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人类一直在复制力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历史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

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剩余，人们的愿望，都是建筑文明的素材，但这还不够，还要有更深的前提，这就是应当有灵魂。古典建筑的灵魂，就在于它凝结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理念、思想与信仰。但当产生这些文化的历史土壤不在，这些社会文化意识、思想意识，便永远凝固和定格在这些古代建筑艺术之中而成为文明的历史。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5篇

考试开始了，两个“衙役”走了出来，其中一人用手中的木杖敲打着地面，随着齐叫一声“威—武—”，全场肃静，场面显得十分威严，另一个大声喊：“开龙门罗！”

接着，考生们走进贡院。一位考官对考生们大声问道：“你们有何?院文芮袄床渭涌际裕俊逼渲幸晃豢忌?卮穑骸拔颐嵌亮瞬簧偈ト耸椋?鸥甙硕罚?裉烨袄床渭踊崾浴！闭馐保?骺脊脔庾欧讲匠隼戳耍??笞藕砹??亮丝际怨嬖颍骸安坏煤捅鹑送ɑ埃?坏猛稻恚??嗑玻??衷谌氤】际裕

我和小伙伴们跟随着考官安静地走进考场。古代的考场很特别：每位考生一间小考室，小考室一椅一桌。桌其实是一块活动的板，一头固定在墙壁上，可以掀起和放下。每个试室都备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刚刚坐下，就开始发试卷；我们一本正经地按试卷的要求做题，时间一到，马上交卷。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 兴趣培养 钻研教材 合作学习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01.178

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需要我们去继承发展，于是在教育阶段便有了历史这一学科，历史让我们站在现代却可以看到过去，以第三者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古人的生活和思想，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探究，感受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更能够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通过研读历史，吸取古人的教训，汲取历史文化中有营养的部分，有利于我们国家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虽然探究历史对当代生活很有价值，但当下很多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还存在一定的偏见。历史与政治、地理等学科在高考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单单就历史这一学科来说，本身所涉及的内容比较枯燥无聊，教材中的插图还都是一些黑白图画，毫无生动形象可言。这让很多学生都提不起学习兴趣来，而高中阶段所学习的历史内容较初中阶段更加深入，涉及的方面也更多，包含了经济、思想等方面的所有内容，这让许多学生都头疼不已，因此对于高中历史教师来说帮助学生找到适合他们并且有效的学习方法非常重要。

一、兴趣培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哪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颇有建树，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肯定是兴趣，只有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有浓厚的兴趣才能牵引着自己不知疲倦积极地研究创新。因此，要想学好高中历史就必须要培养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让他们真正爱上历史，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学习探究，才能考出好成绩。那么如何帮助学生完成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的过渡呢？以下有几个方法供大家参考。

（一）读书看报，关注新闻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通讯越来越发达，新闻传播的媒介也越来越多，信息共享的便利让我们观看新闻也更加容易，通过读书、看报、观看新闻可以增强学生对历史事件的敏感程度，而且高考的材料往往都是最新的历史素材，经常看新闻并且关注时事可以帮助学生有效的掌握高考命题，最重要的是新闻具有画面感，比起文字来说更加直观形象，更容易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例如新闻联播中经常涉及我们国家的外交事务，从这一点来说可以和学习的中国历史上的反侵略战争联系起来，通过了解当代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引发学生对古代及近代史中我国的外交事件的思考，屈辱的近代史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从此奋发图强，争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二）参观历史文化古迹

历史文化遗址是我们研究古代的一面镜子，古代生活已离我们远去，但古人所生活过的地方以及他们曾用过的东西都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线索。国家花费大量物力财力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为保留了v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参考线索，以便我们更好的探究历史，尽可能真实的还原历史。学生可以通过参观各种具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古建筑、博物馆等等培养自己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旅游观光，参观文化遗址的同时还可以感受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一举两得。而且通过参观历史遗址或者博物馆，学生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历史文化情景当中，特别是当走过人民英雄纪念碑这种带有英雄影子的建筑时，能够马上激发学生内心强烈的爱国情感，对历史知识产生探究的欲望，做到以史为鉴，投入到建设国家的奋斗中去。

二、以教材为主，引导学生钻研课本内容

尽管高中历史每次考题内容都特别广泛，但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最基本的教材，因此学好高中历史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掌握课本知识，统筹全局。虽然大部分学生反映历史学习枯燥无聊，解题也没有做出数学题那种极大的成就感，但是抛开高中历史的应试要求来看，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因此，可以暂时抛开考试，把历史课本当成一本故事书来读，从这个角度思考，阅读教材就显得有趣多了，带着兴致去阅读往往有助于学生理解得更加深入，还可以引发学生对历史的思考，再通过做练习巩固，掌握历史发展脉络简直是手到擒来。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回归课本，以教材为主，盲目的做题是没用的。在做题之前要求学生先仔仔细细把材料阅读一遍，阅读完材料后要马上在脑海中搜寻相关的课本知识，争取把材料和教材内容对应起来，缕清答题思路，有条不紊地利用课本知识答题，只有课本知识掌握好了才能提高答题的正确率，减少做题时走弯路浪费过多时间。

三、学会合作学习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西安；城市文化；地铁；装饰艺术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11-50-1

西安以“古都”之称闻名于世界。作为中国古代都城时间最长的城市，也作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和平台，西安与其他的一些城市有着很大的区别。走进西安这座城市，你除了可以看到城市地表地下到处所遗留的一些过去的建筑、文物和名胜古迹以外，你还会发现，西安的城市文化与其他城市相比更加具有历史的时代感、沧桑感和积淀感，西安就像中国的一座历史博物馆，演绎和诉说着过去所发生的故事。

地铁作为现代城市交通的一种出行工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铁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一个城市的发展进度，因此，地铁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刻不容缓，同时，地铁的发展也是西安迈向国际化城市的一个必备条件。正是由于地铁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性，以及地铁在城市覆盖面的广泛性和延展性，发展地铁装饰艺术，使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传播载体和展现城市风采的窗口，对西安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更加显得尤为重要。而如何将地铁的装饰艺术与西安的城市文化相融合，主要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着手考虑。

首先，历史文化的时空隧道。从文化角度出发，西安地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西安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著名的十三朝古都，因此，在其地底下埋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存，正是由于这一点，西安地铁区别于其他城市，也成为西安地铁挖掘的一大难题，仅2号地铁线就已经涉及到了13处古遗址，其中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4处、市县级1处，古墓群38处，重要的文物出土点或窖藏6处。因此，西安地铁是以保护为前提来进行修建的，而西安的地铁装饰艺术也可以将保护作为主题，通过宣传保护过去的历史文化，以复制或再现过去的盛世场景为形式来进行设计，再现西安古代的灿烂文明，为行走在地铁空间的现代人创造艺术个性和地域鲜明的历史文化时空隧道，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这样同时，也可以将地铁作为观光旅游的黄金通道，向世界游客展示西安的城市文化风貌。

其次，现代装饰艺术与古代文明的交流舞台。从设计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历史朝代的代表性元素或符号，并以现代的造型手法、材质和色彩来对其进行设计表现，以适当的视觉刺激来弥补空间环境的缺陷，使历史文化成为地铁闭合环境的内部装饰和文化景观，营造西安地铁良好的人文气息和浓郁的视觉效果，调节乘客因闭合空间环境而产生的心理不适感。同时，还可以通过设计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装饰和广告，与地面上的整体环境、历史遗迹和特色景区景点形成呼应，即通过相关的设计构思，就地取材，设计所停站点的特色历史文化装饰艺术，让行走在地铁的市民和旅游者更加清晰的识别站点，确定自身在城市中的方位，同时，也加深人们对与本站点的印象，勾起对过去历史文化的记忆。

最后，现代设计与城市文化的大碰撞。从导向设计出发，地铁作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主力军，其人流量较大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疏散人流、保障安全，成为地铁建设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同时，将这一问题与现代装饰艺术相结合，并体现出西安的城市文化，也将成为地铁建设的一个重点。因此，地铁空间中，对于导向设计的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地铁空间大都成单一的线性，本身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在设计时，可以通过处理界面上的线来实现其要求，例如，在对地面进行铺设时，可以加入一些方向线，并每隔一段增加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吉祥纹样进行分割，不仅加强通道的方向感，同时，也打破了单一线条的枯燥感，并通过配合墙面的角线、装饰线以及顶面的灯带，形成一个完整的、呼应的空间装饰。

总之，地铁对西安这座古城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设计时，我们应将地铁环境、装饰艺术和城市文化进行统一，通过艺术的方式加强对于保护对象的复制与再现。同时，也借地铁建设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宣传性保护，使西安地铁成为宣传展示西安历史文化的载体，使轨道交通建设成为推行历史文化的推广，最终实现西安地铁在建设中的特色化保护及宣传、个性化创意与现代化功能目标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周丽霞.论地铁空间设计的人文关怀[J].装饰，2007，（03）.

[2]孙浩章.历史文化与西安地铁公共艺术的关系研究[J].艺术理论，2008，（01）.

[3]孙皓.城市主题文化背景下公共装饰艺术的再认识[J].文艺争鸣，2010，（08）.

[4]姜春媛.地铁站视觉艺术设计的现状[J].艺术与设计，2012，（07）.

[5]童林旭.地下建筑学[M].济南：山东出版社，1994.

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第8篇

(一)有利于拓展逻辑学发展方向,更广泛地体现逻辑学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发展,逻辑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出现很多逻辑分支或逻辑类型,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并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传统逻辑比较,现代逻辑虽然成为了当今逻辑学发展的主流,其严密性、先进性以及在现代哲学、数学、计算机、认知科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门科学的持续发展,要考虑它的适应群体和研究目的。论及此,必须提一下非形式逻辑领域被广为引证的卡亨的一段话:在几年以前的课堂上,当我正要结束(对我来说)迷人的、复杂的谓词逻辑的量词规则的时候,有个学生嫌恶地问道:他花了整整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与诸如约翰逊总统决定再次升级越南战争的问题有何关系。我喃喃无语,就约翰逊方面说是糟糕的逻辑,然后就表示,逻辑导论不是这类课程。学生接着问道,什么课程处理这种事务。我不得不承认,就我所知,还没有这样的课程。这个学生想要今天大多数学生想要的一门与日常推理相关的课程,一门与他们听到、看到的各种论证相关的课程,这些论证的内容涉及到种族、污染、贫困、性别、核战争、人炸以及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所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6〕28与此相同,吴家国教授也曾提及在国内发生的类似情况:1999年12月12日,为了纪念“学术百年”、面向社会宣传逻辑学,北京逻辑学会举办了一场逻辑报告会,除专业逻辑工作者参加外,还公开售票,欢迎对逻辑学感兴趣的人们参加。会上,逻辑工作者发言十分踊跃。然而,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中年女同志站起来发了言,她深沉地说:我是花钱买票来听讲的,本想学点逻辑知识对工作有用,可是,听了以后感到听不懂,不知道逻辑学对我有什么帮助。我很失望。〔7〕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逻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方面,甚至可以说不平衡发展的不足。在这种逻辑学与人们现实生活、思维实践严重脱离的情况下,首先从北美兴起批判性思维运动,从而推动了非形式逻辑的发展。武宏志、周建民、唐坚等人在《非形式逻辑导论》一书绪论中大量转述国外部分逻辑学家的论述,指出数学逻辑(即通常说的数理逻辑—引者)的特征及非形式逻辑学家对数学逻辑的批评,提出了“逻辑学的实践转向”。〔6〕28目前,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并广泛推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鞠实儿教授曾提出:“假定存在一个逻辑类型,它或者是新的或已知的。如果它取代另一逻辑类型而成为被关注的主流,则称这一历史事件为逻辑学转向”。〔8〕并在该文中提出了逻辑学的认知转向。陈慕泽教授在《逻辑的非形式转向》一文中确认逻辑学是以研究推理和论证的总体目标的前提下,解释了逻辑转向的三个意思:“第一,促使逻辑学在某一阶段发展的动力,有别于上述总体目标;第二,逻辑学在此种转向目标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实质性的进展;第三,此种进展不但对实现其转向的目标,而且对实现逻辑学的总体目标有重要的意义”。〔9〕逻辑学的这些发展方向的转变为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和理论依据。陈波教授在探讨“逻辑的可修正”问题时指出了“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和“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的区别:“前者(指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引者)就是我们在实际使用着的逻辑,这是一种客观形态的东西。有没有这样的逻辑存在,是有争议的。如果有这种逻辑的话,它大概存在于人类的语言实践和思维实践中,并且与人类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也有某种关联。于是,‘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就是对这种逻辑的描写、刻画或重构;它们是一种‘发现’而不是‘发明’;发现就含有描述性成分,就有真假对错之分……,由此引出一连串复杂的哲学问题。当我说‘逻辑是可修的’时候,我不是指客观形态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存在’那里、‘摆’在那里的东西,无法修正;至于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则见仁见智,难以获得统一的见解。可以修正的只能是‘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即逻辑学家所构造的、并获得公认的逻辑学说和逻辑系统”。〔10〕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是存在于不同民族语言实践和思维实践中,并在他们认识世界、表达和交流思想等与外部世界发生一切关系时具有密切关联、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实际的思维现象,可视为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以逻辑学视角,用逻辑学理论,研究不同民族思维方式,掌握其认识世界、交流思想的基本规律,分析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总结在有效交际过程中的主导推理形式,并与逻辑一般规律以及各民族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比较等等,都可谓是逻辑学今后在逻辑与文化的互动视域下值得研究的新领域,也是解决逻辑脱离人们思维实际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能够充分发挥逻辑科学在不同民族思维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其应用价值。

(二)有利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丰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大量介绍、学习西方逻辑的同时,围绕“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逻辑在中国历史上的状况应当如何认识与评价?”的问题开始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经过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学者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形成共识,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研究成果可谓是洋洋大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逻辑思想是逻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逻辑思想,其中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其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当然也包括了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持续融合过程。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理应包括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民族的逻辑思想。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能说是不同的逻辑,但它是逻辑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不同民族群体的思维实践中占居主导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通过学习、研究不同民族思维方式来探究其规律性的因素,通过比较研究,丰富中国的古代逻辑思想。比如,蒙古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在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北方辽阔草原为依靠游牧经济生息繁衍,创造了有别于中原农业文明的草原文化,形成了独有特色的蒙古族思维方式。蒙古人的为人处事方式与汉族人有别样的一面。那么这是为什么?这种特征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问题要从古代蒙古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着手,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研究,并与汉族古代逻辑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与汉族及其它民族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等。逻辑与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张东荪先生进行了逻辑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逻辑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观点,有人称之为“文化主义逻辑观”。他认为:“逻辑是由文化所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是文化的产物,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不同,因此逻辑就不同,不存在先验的、普遍的逻辑,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逻辑”。〔11〕崔清田教授则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充分阐明了逻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逻辑与文化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包括逻辑思维在内的思维方式在构成文化整体的诸要素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逻辑与文化的关系既表现为文化的整体特征和需求对逻辑的制约,也表现为逻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决定了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所孕育出的不同逻辑传统,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特殊的一面”。〔1〕156鞠实儿教授在《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一文中指出,在某一文明内部,由不同的人群所创造的不同或具有显著差异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构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逻辑。〔12〕众所周知,中国逻辑学界“大逻辑观”与“小逻辑观”之争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彻底结束。我们虽然没有将大逻辑观扩大化,持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逻辑,或者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同的逻辑的观点。但是,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布留尔将原始人的思维称作为“原逻辑”,并指出:它(指原始人的思维)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13〕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一个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可以说是前逻辑或原逻辑,它体现着一个文化群体在认识客观事物、表达思想、论证观点等方面的规律、规则、程序、步骤、手段等共同的思维特点和思维趋向。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纳入到中国逻辑史研究范畴,能够丰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现我国多民族的文化、思维相互影响、交融一体的特点,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传播方式不断进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从表面上看,有很多显现的、可感知的差异,而其最本质的差异潜在于一种文化的深层次。这里包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在不同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道德、宗教、风俗、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起作用并处处得到体现。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说理方式贯穿于该文化体系中,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的“本”和“纽带”,认为在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各种具体文化形态和形式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或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视为一种跨文化的论证。评价一个论证的好坏,有很多不同的标准。从非形式逻辑标准分析,其要素———“论证者”与“目标听众”至关重要。所谓论证者“就是指提出论证的人”。所谓目标听众“即是指论证者试图说服的听众”。〔14〕面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之间或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不仅要考虑论证形式的共性,更要考虑涉及论证者和目标听众的文化差异性。和谐社会需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是通过社会主体———人的行为得以实现的,只有人人保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其思维方式的制约,是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过程中,能够多一些和谐、少一些冲突,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对彼此思维方式的全面、正确了解。因此,对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行认真研究,正确认识、全面了解不同民族文化各层面的具体状态及其历史演变,把握其文化的特质思维方式背后深层次的因素,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时代需要。鞠实儿教授曾提出“广义论证”〔15〕概念,扩大了逻辑家族成员,在广义论证的框架内考察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方式,将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纳入到逻辑家族。广义论证不仅考虑到论证中的语境变量,而且还将文化作为变量引入逻辑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博弈参与者的文化隶属关系对论证活动的作用,从而允许我们在广义论证的框架内考察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方式。由于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论证的实施方式和论证结果的可接受性有直接的制约作用,事实上,如果博弈者使用的规则不被他们所属的文化群体认可,博弈的结果将不会被相应的群体所接受,所以也就没有规范性。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逻辑学发展和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这样理论指导和“文明平等原则”〔12〕下,不同民族之间才能够顺利有效地交流,也只有这样的原则下,不同民族文化才能平等、协调发展。

二、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不容忽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要借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成功经验,采取比较研究方法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

(一)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方法是诸多学科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之后,在该学科研究领域出现过新的分支或研究方向。例如,比较文学、比较逻辑等。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也离不开比较研究方法。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够更好地体现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采用比较方法,必须坚持科学、客观的原则,不能盲目比附或强行比较。要明确比较目的、对象,要通过不同民族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主要特征的比较,总结出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全面、客观地分析他们的异同特征形成的原因,掌握发展规律,分析发展趋势,指导不同民族群体和个体之间的交流。

(二)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

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一种成功的研究方法。即把中国古代逻辑史放在它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作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当时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考察,从而得出全面、确切的结论。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不仅纠正了过去中国逻辑史研究“据西释中”、“简单比附”方法的缺陷和不足,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开辟新的思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而且对很多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方法论意义。民族思维方式研究必须正确采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方法,把不同民族思维方式放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该民族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中,进行全面考察、认真分析、高度概括、科学归纳,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三、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