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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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1篇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
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
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2篇
就学科名称而言，音乐考古学是一个合成词，它反映了“音乐”与“考古”二者的交叉与联系，清晰地表明“音乐”与“考古”是构成其学科概念的二元结构。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宗教考古；宗教；研究方法；学科定位
宗教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目的，因此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作为宗教考古学的上位概念――宗教又应当怎样理解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它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科林・伦福儒与保罗・巴恩则引用一本权威辞典的定义，认为其“表示一种信仰的行为或举止，或崇拜以及取悦于某种神圣的统治力量”，这样，“宗教就成了一个信仰的框架，并涉及于超自然、超人类以及超出日常的物质世界的人类能力…同时，宗教也是一个社会机构…它有助于一个社会有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1]。可以说，宗教既抽象又具体，并且像维柯所断言的那样，“宗教，一如人类其他知识和文明，也是人类原始心智的产物，其发展也是一个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有机过程，而且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重复的，都具有各自的特点。[2]”整个宗教的历史发展从一方面来看，是一个从“自然宗教”到“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发展过程，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则又是一个从“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的发展过程[3]。在人类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条路线的各个环节并非一一对应，但却是大体平行的。通过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使我们更容易抓住宗教的本质。
宗教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是复原古代宗教活动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学科所固有的局限性，考古学研究宗教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我们所发现的遗物遗迹并不会明确表述它们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另外，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区分开，例如在宗教仪式上出现的器物可能庸俗化，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具有宗教涵义的动作行为可能是对习俗的再包装。因此，从物质文化来研究宗教需要有特殊的方法论，而不能仅仅依据个别的发现就将其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首先要做的就是辨识。
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认为，如要将宗教活动和日常活动区分开来，应当特别关注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那些超自然的物体或器物。宗教的祭祀仪式是对神灵或超自然力量表示敬畏的一种活动，其一般来说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使用一些有助于集中注意力的手段，比如利用神圣的地点或辅之以特殊的光线、声音与气味去吸引信徒们的注意力，这样能够表现出主祭者狂热的宗教热情。
另外需要区分人界与神界。祭祀活动的焦点是现实世界和神界的交界区，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区域，任何不洁和不当的行为都有可能带来危险。因此，梳洗和清洁是祭祀活动必备的程序。
对于有效的祭祀活动，神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与人同在。在大多数社会中，神都是以某些物质形式或形象予以象征。这种象征物不一定非常复杂，比如一种符号或容器里看不见的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代表神灵，这就是神祗象征物。
此外，祭祀活动不但包括语言和动作的祈祷和景仰，而且常常需要一种积极的参与活动，比如宴饮和舞蹈，此外还包括贡献给神灵的供品和牺牲。从考古角度而言，如果在一个地点或地区能够发现较多和较明确的祭祀标志的话，也就是参与宗教仪式的遗迹与祭品的遗存，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推断宗教活动的存在[4]。
通过对与这四个方面相关的证据的统计，我们自然而然能轻易提高辨识结果的准确性。
宗教考古学是认知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认知考古学，是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人类的思维方式，相应的，宗教考古即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还原古人的宗教思维及行为方式。这一新型考古学科的兴起，使考古学研究开始触及过去认为无法企及的有关人类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何要研究古人的信仰呢？ [5]
首先，我认为考古学研究中这样的探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掘的对象，不论是遗迹还是遗物，经常会与宗教有关，那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想通过研究这些遗迹遗物来破译其背后所蕴含的宗教思想。
其次，在以历史文献的角度处理考古学证据的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必然会涉及对人类思维、信仰的研究。
最后，考古是通过一种哲学观来研究古代社会，如果不涉及人类的思维、信仰，那么可以说就无法讨论人类的行为。诚然，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研究古人思维信仰会有诸多的的难点，如，科学研究很难从物质现象的实证研究去检验思想。人类行为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现在的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只能观察记录他们的行为以判断动机，显然，研究古人的想法就更加困难。这需要符号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甚至医学人类学等多角度研究，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再比如，对人类思想的研究不是达成考古学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文化学者看来在考古学上复原古人的信仰和感觉的可能性很小，实际研究状况也表明确实在这一领域倍感吃力。从这个意义上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新考古学中“认知考古学”的研究处于一个次要位置。
所以，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现象，以达到复原古代宗教活动的目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而宗教考古学研究也更期待多学科交叉的灵感以获得新的理论突破！
参考文献：
[1][4]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文物出版社，2004
[2]维柯，新科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4篇
该书共分艺术考古学理论基础、音乐考古、美术考古、建筑艺术、四川少数民族美术考古、宗教艺术考古六大章节，第一章主要是对艺术考古学学科背景的介绍，以及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的总结，对“艺术考古学”概念的提出、学科的设立、理论研究现状作了梳理和概述。其后五个章节分门别类地对艺术学各个研究领域的考古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说。
一、艺术・考古――学科交叉新思维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专业性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有许多已经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艺术考古概说》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艺术考古学基础理论，对学科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归纳。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出有关艺术类考古学的条目，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学科的正式提出和设立。《艺术考古概说》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基本理论构建，指出，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说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条目，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音乐史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也成为我国明确设立“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的依据。作者依据上述文献，对艺术考古学的分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进行了阐述，说明艺术考古学是探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探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许多艺术遗迹和遗物，凝结着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艺术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并且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补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学、艺术学研究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指出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头・田野――研究领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类介绍中，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推动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关注，两个遗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属首次，它们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两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四川省艺术考古的全面研究、开发、转化、利用，打下基础。例证、图片丰富，每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标准，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证中的扎实案头工作。
我国艺术考古理论的探索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影响，书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中国美学、音乐学、甲骨学、考古学、古建筑学的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作了论述。如我国第一代美学思想家朱光潜、宗白华先生；我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杨荫柳先生；我国第一代考古历史学家李济、郭沫若、夏鼐、冯汉骥先生；我国第一代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童、杨廷宝先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学后，回到中国，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古物考证、文化内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论等方面，填补了中国某项专业理论研究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美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学等理论研究之先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思维，也在这些专科研究过程中产生。
三、实用・前瞻――文化产业强推动
艺术考古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成为艺术事业建设中快速发展的一种艺术类型。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将成为文化艺术事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强势品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丰富国内大众文化鉴赏娱乐活动中，都会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展演、影视市场上不断创新的类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精神文化起源。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艺术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综合研究机构，出土文物的调查研究受到行业管理约束，各类艺术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测量”等专业性强、技术上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综合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专业课程、建立艺术考古研究协会等设想。在书中，作者还从打造精品品牌、推广多媒体制作和传播、规范旅游区开发、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宣传、筹建艺术考古专业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四川地区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建议。在开发转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归结原因是缺乏资源整合与合作开发。四川应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资源和考古人才，推动四川艺术考古发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焕新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的艺术考古地域基本集中于巴蜀地区，这一地区艺术考古资源非常丰富，但研究却相对滞后，成果形式也基本停留在纸质书著阶段，对这一地域的艺术考古研究来说，需从最基础的工作入手，更大限度地实现成果转化。编者以四川艺术考古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对古巴蜀区域的音乐考古、美术考古、建筑艺术、四川少数民族美术考古、宗教艺术考古等，作了归类整理和阐述；对目前作好四川艺术考古成果转化开发作了可行性研究，提出总体构想和开发建议。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阐释性呈现；考古电视新闻报道；价值解析
作者简介：张殿元，男，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73-05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我们的先祖们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在考古知识的多种传播途径中，电视媒体成为最受公众欢迎、接收考古知识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来，文物考古方面的新闻报道颇为引人关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场考古类电视新闻直播和数百项考古新闻报道。然而在越来越热的考古报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对电视媒介的认识和电视工作者对考古项目的了解都还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项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没有好的宣传和普及。一些被重点宣传的考古项目，因受到报道者对考古项目了解的局限，没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读和表达。如何借助电视媒体报道考古项目、传播考古知识，不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电视新闻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众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众考古学”这一概念，旨在将考古学大众化，使大众理解、支持、参与考古和遗产保护活动，并做出了相应的尝试，比如建街边博物馆，文物修复透明化，创办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期刊等。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也有如《故宫》、《中国博物馆》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鉴宝》这样的节目，娱乐性尚可，但严重缺乏内涵。如何借助电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和考古学的架构中，思考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呈现
电视出现之前人们对考古的了解主要通过对纸质媒体的阅读以及民间的口耳传播获得的，这种信息的传达由于受到人们文化素养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众化的过程中影响仅限于少部分人当中。电视的出现是传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种传播符号的聚合让最大多数人卷入到了电视传播构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节目也在电视的放大效应下不断走进千家万户。经过多年的节目设计，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节目在内的文化类传媒产品成了各电视机构开发的热点。
当下电视对考古学及考古活动的传播从题材上看包括三种类型，一类是传播国家有关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项目，如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在这些科学研究项目中考古发掘工作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观众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关心，这让考古类节目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片子，收视率很高；第二类是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级电视台，经常播发各地考古发掘的收获，甚至搞考古工地现场直播。如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河南林州东周墓的发掘，湖北枣阳战国墓的发掘，江苏泗阳汉墓的发掘，还有水下考古的报道等等；第三类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的报道。大的诸如长江三峡工地、黄河小浪底水库工地、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小的如老城区改造等。由于这些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古物发现和发掘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因此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
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多的有关考古发现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的专题节目，在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关注度的同时，也对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的报道，文物单位直接同基建部门、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发掘现场讲解文物知识和公民的行为规范，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此外，电视机构的大量考古信息的传播，也直接影响了老百姓对文物的价值判断，并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意识，强化了文物是国家民族公共财产的心理，改变了处理文物的态度，最后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保护历史文物。文物保护宣传抑或电视新闻的考古报道，专业性强，而我们面对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基层的百姓，知识鸿沟以及兴趣上的障碍很明显。电视媒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响人、教育人，如何将文物保护的宣传民生化，在贴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电视媒体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好看和时效：电视新闻报道与考古大众化的价值错位
考古报道热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但考古学和电视新闻报道的特点，也决定了电视新闻报道和考古工作之间存在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电视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断关键是价值，好看的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闻传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项目错过了宣传的时机就不再是新闻；考古研究要求严谨，新发现之初，往往不希望新闻报道，因为在大多数考古学者的意识中，考古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学者潜心去努力，只有尽可能摒弃杂念，才会从考古第一手的资料中读懂或者接受比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况轻易下结论有出错的风险。具体而言，目前中国电视考古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视作为一种理解模式无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动
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它的诞生是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关于远古神话、传说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结果。相对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对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对考古发现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对的，可选择的，但并非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够把更多的考古证据联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广泛地解释人的社会活动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不仅表现在证据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解模式，把尽可能多的已知证据联系起来，对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事件，提出更有说服力、覆盖范围更为普遍的解释。
理解模式有许多种，如考古学、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等等，新闻传媒既可以再现这些理解模式，同时也是对考古的一种新的理解模式，但这种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镜像论”的误区。电视对考古的报道严格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考古活动的全过程，这种记录性质的报道体现出来的文化进化的主要证据，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艺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但这些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在社会组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信仰体系等“观念文化”的层面，史前时代是否比以后的时代更简单、更低级、更落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解释文化遗物的更科学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遗物本身。
考古报道的复杂性体现在通过器物思考史前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对包括器物在内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其一；其二是史学家对考古发现的思考，也是结合了自己的史学理论能动化地解释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电视在报道考古发现的时候，往往找个别的专家和学者就自己的研究来向大众讲解发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机位，电视对考古挖掘的再现都是有选择的，这种用镜头对考古事件所做的选择性报道，无法还原考古事件的本来面目，演播室的专家更无法依次来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观念等深层的内容。
（二）考古电视新闻报道无法反映“过程考古学”的实质
面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即使我们知道了它们的文化特征和类型，也常有“见物不见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见人”，就必须借助考古学以外的学科的知识，赋予考古遗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这样它们就不再只是物质文化的载体，而且与上古史记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对应，重现史前各部落集团的生活和历史。而电视的考古新闻报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钟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现的，记者将复杂的考古活动用10几个镜头记录并报道出来，观众只是通过这些镜头了解了一个简单的新闻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经“死去”的历史，有关那段历史的丰富意义无法在大众的眼中呈现。
“新考古学”强调研究人类活动的过程，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它通过考察各地、各种族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过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对考古证据的科学解释更加重视文化遗物的社会意义，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观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个片段，社会模式把一个个片段联系在一起，使它们重现过去人类活动的过程，使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读。而串联起一个个片段的社会模式无法从简单的一次考古活动中概括出来，需要一个超越时空的宏观观照，但考古新闻报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学的原则生产出来的，它不会考虑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考古发现的内在联系，这种零碎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割断了作为“过程的”考古学。
（三）考古电视新闻报道容易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在普通大众的眼里，考古挖掘的报道不过是一个新闻事件而已，但在当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别是可能与历史名人扯上关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关涉到旅游和财政收入的大事件。这样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相关的政府部门、有关的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社会舆论都牵涉其中，进行有关历史名人归属的大辩论。新闻媒体本来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应该有自己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事件本身成为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时，媒体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大肆进行报道炒作，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赚取广告收益，这时候的电视机构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体的主动介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出来发声，以至于事件越闹越大，作为事件的推波助澜的媒体最终让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风口浪尖上，成为被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2009年关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闻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联播》报道了河南安阳地区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当晚《新闻联播》与第二天CCTV-4的跟踪报道称，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会，专家宣布在河南安阳发现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经确认为曹操。毗邻安阳的河北邯郸，人所共知是曹操邺城所在，曹魏文化源远流长.却眼见着曹操墓现身河南，颇有些不平静，除了质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称曹操墓可能在邯郸一带。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据说也不排除开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严肃的考古成果，不期引来大讨论，掀起大波澜，着实让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脚乱。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强调此次考古的专业、科学和审慎，其遭遇的网络阻击就越强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组织文物专家集中答疑释惑，试图将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网民乃至社会公众的疑问，并没有因为专家措辞简练的几条意见而消失。后来，国内某著名高校拟启动现代DNA基因调查技术，专辟科研课题，寻曹氏后人比对遗传信息，参与遗骨甄别，寻求新的信息支撑。在这场旋风中，一些利益集团包括少数专家学者不失时机地利用先验的“学养”信息优势，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对称信息资源很“内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话语权，成为眼球经济时代的名利双收者[1]。
此种情况下，受众与电视传媒或许反被舆论所牵引，成为睁眼瞎，不知不觉中为人作嫁而提供免费论坛和广告。事实上，面临复杂的事件，电视媒体只是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还不够，有时还需多一份审慎的保留，要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使新闻报道更具可操作性、调控性和纠偏性，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导权。否则，盲目抢位，向受众兜售本质上并不客观的新闻，必然损耗媒体的公信力。
三、阐释和责任：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回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考古学开始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出现既是适应考古学大众化趋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进入21世纪，公众考古学的发展更加迅猛，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强大，我国考古学的大众传播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现代传媒在促进考古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虽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带有金钱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大众，使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与猎奇、探险等联系起来，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考古学的社会作用等等。虽然有CCTV的“探索”、“走进科学”、“国宝档案”等专业考古栏目的设置，在大众中享有较高的收视率，但作为普及范围最大的电视传媒领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数考古类的节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节目的真正价值。要将公众考古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仍需一段时间，但中国考古学家已开始凭着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迈出了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步伐，相关科普类读物相继面世，考古学家也开始与传媒合作，而时下考古电视报道的策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
（一）超越电视考古报道的技术逻辑，解释比描述更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文化遗物，来认识人类过去的历史。在史前时代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活动遗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迹是我们现在唯一可知的证据。考古学在创立时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这些证据，重现史前时代的事件。通过考古证据的积累，可以对越来越大的范围和越来越长的时间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来越普遍的判断。随着技术的进步，考古挖掘和考古发现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现代的考古技术和仪器，让被发掘的遗物的数量不断增长。
但是，考古学的目标是对过去的事实和事件做出解释，而不单纯是对过去的描述。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仪式活动、社会层次和价值系统等，需要通过对原始社会中的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认识或理解。考古学发掘的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主要与物质文化相关，但这些无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识和行为模式。
电视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全方位记录的现场感是任何其他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但与纸质媒体相比，影像无法进行思辨和逻辑演绎，电视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纸媒代表的否定文化。当我们要对考古的过程做全面描述的时候，电视的优点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但我们要对考古发现做进一步解释的时候，电视的缺点就表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电视节目制作积累的经验和提供的平台，尽可能超越电视的技术限制，通过专家解读和电视深度报道的形式对考古发现做更精细深入的阐释。
（二）避免零散报道造成的历史隔断，利用考古新闻宣扬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融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自上古时代起，就生活着众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这些部落之间的征战、联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完整格局。电视考古报道特别是那些篇幅较长的考古电视直播报道，应该在具体的某一地区的考古报道中，利用专家的讲解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关联讲清楚，让广大的电视观众科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不要让观众看了这些报道后，产生“非我族类，与我无关”的想法。
能够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论包括“上古三大集团”理论和“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学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时期传说的史料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这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将来的汉族”[2]（P3-4）。苏秉琦根据中国各区域发现的史前遗址的器物的整理、分类和概括，把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分为六个区系：以燕山北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洞庭湖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中的三个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三个属于环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这两个理论的结论是等值的，两者相互对应，相互参证。“上古三大集团”的理论使我们见到了不同类型文化遗物的属主，他们是一些部落集团。仰韶文化是华夏集团的创造，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集团，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蛮集团的势力范围，龙山文化和后来的中原龙山是混合华夏和东夷文化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严文明说，这六个文化区的关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个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它与古史传说中各个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4]（P258）
对考古发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专家学者私下的个人研究，很难分出这些模式的高下优劣。但是，当这些考古的研究通过电视媒体被放大到观众面前时，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传媒呈现看成是精英考古学和大众考古学区别的话，那大众考古学理解模式的好坏就应该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传承和能否发挥教育功能的标准，前面的两大理论就是符合这种标准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国的电视考古报道还缺少这样的大局观，在以后的节目策划特别是直播节目找嘉宾学者时，应该遵循这样的选择标准。
（三）强化电视考古报道节目的文本意识，新闻生产要对历史负责
新闻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即今天的新闻将是50年后的历史，因此，新闻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当新闻对现实的记录涉及考古之类的历史命题时，这种使命感就更强烈了。
我们知道，对于考古学而言，实物本身并不是经验，它们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为经验证据。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对于我们的经验有着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这两种经验都不是独立于命题的，在此意义上，两者又都是“文本”。当今的“解释考古学”认为，考古发现的遗物和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文本的语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融合的“视域”。从“视域融合”的观点看，史前的遗物不仅是那时候人的思想活动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环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既是对过去的解释，也被他们之后的人们所解释。理解活动代代相传，每一时代的解释都不能离开相传至今的过去的解释，现在进行的解释也向未来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考古也是一种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电视考古报道对考古挖掘过程进行全方位记录，强烈的现场感真实完整地呈现古人的生活场景，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将来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别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迹，无法挖掘出来在博物馆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经常光顾考古现场，电视记录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现场直播中专家的讲解和电视人查阅大量资料编辑制作的节目都是对考古发现的一种理解，这种对器物和历史的解读也必将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读。同样是文本，前者是对古人生活的记录，要对历史负责；后者是今人对古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未来开放的，要对后人负责。
参考文献：
[1] 张君安，汪开海.论新闻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曹墓考古引发众声喧哗的启示[J].新闻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 课程教学 学术前沿 多媒体教学
《中国古代史》是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刚进入大学，学生的知识和思维一般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无论是在基础知识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提出了与中学阶段完全不同的要求，如何迅速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使之适应大学阶段学习的要求，是任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我通过教学实践，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有了一些体会和思考，现提出来，以期与同仁交流。
一、通过研究和讨论的方式促使学生从单一性思维向多元性思维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现象。某些中学生把中学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当做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实际上，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论的正确性永远都是相对的。进入大学后，这种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大学低年级学生不能较好地转换角色，不能较好地转变学习方法。当他们遇到与原来不一样的说法和学术观点时，往往变得不知所措，他们不免问：是中学历史课本错了呢，还是大学老师教错了呢？这时，靠硬性灌输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学生陷入进一步的迷惘之中。因此，促使学生由中学阶段简单化的单一性思维，向大学阶段多元性的思维方式转变，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笔者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讨论和研究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寻找答案，促使学生转变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系统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中学历史教材认为是战国时期，虽然一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但对于学术界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只是学术界众多观点之一种，不是唯一的说法。因此，让学生掌握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观点，是非常必要的。我的做法是，首先介绍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说法，如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说法②，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时期的说法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汉时期的说法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东汉时期的说法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的说法⑥。其次让学生阅读相关资料，比较几种观点的不同理由，形成基本看法。最后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虽然这种研究和讨论的结果，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使学生掌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问题的基本内容，改变中学阶段形成的历史观点绝对正确性的误解，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养成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有利于学生开拓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二、站在学术前沿的角度，介绍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现在大学里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种类不少，数量很多，但大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内容和观点老化。许多教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材料不全，观点守旧。尽管后来也陆续编写了一些教材，但大多是过去教材的改良，并无多大新意。比如目前所用的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1]，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读大学时就用过，现在还在使用，虽然有些边边角角的修改，但整体上来说，换汤不换药，从形势到内容，在体系上并无多大变化。八十年代以后，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黄金时期，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成果层出不穷，也更成熟，但这些很少反映到教材中。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所谓新教材，仍然延续过去不成熟的，甚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比如关于井田制的观点，教材一直沿用郭沫若先生的解释，即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周天子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将土地分给士，从而使各级奴隶主贵族成为所受封地的实际占有者；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因而成为“公田”，在西周中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往往驱使农人和奴隶开垦荒地，增加分外的土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私有，称为“私田”⑦。二是缺少个性和独创性。大多数《中国古代史》教材，都是众人合作的结果，很多教材只是材料和观点的集合，难免显得涣散和粗疏。
基于这两点因素，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难以达到让大学低年级学生系统掌握中国古代史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目的。因此，在教学中，应不单纯依靠教材，而是注意介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学生尽量靠近学术前沿。
三、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
由于受学科特点和教学方法的影响，考古学的成果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到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考古学家与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2]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长期的弱交流态势，不能不说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共同损失。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需要考古学的参与，为其提供证明观点的有力证据，考古学需要中国古代史为其提供基本方向和指引。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多依靠传世文献，传世文献的抵牾和错讹之处甚多，加之古人用语的模糊和缺乏对概念界定的习惯，使得对一些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得不到解决。考古学通过科学的地层分析和器物界定，给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定的历史信息，使我们一步步走近历史真实。因此，利用和吸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李玄伯先生说：“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⑧这可谓一语中的。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出现，解决了商文化的问题；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回答了秦律的疑问；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汉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等等，无不是考古学成果的作用。可见，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可谓慧眼独具。
具体涉及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我们需要跟踪考古学的新成果，及时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如讲述夏代，应联系二里头考古发掘情况，证明夏文化的确凿无疑；讲述《孙子兵法》，应联系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证明其所言不虚。总之，在讲述具体历史史实时，结合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不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可以纠正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一些相对滞后的内容。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和手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随着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的进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
在传统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教学主要以讲授为主，手段单一，靠的是教师的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但中国古代史课程内容繁杂，历史时间跨度大，教学时间有限，因此，要面面俱到，不仅困难，而且教学效果不佳。多媒体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它通过直观的影像，配以声音信息，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器官，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问题，提高学习兴趣。如在讲授原始社会时，通过直观的图像，可再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工具的不同形状，使学生快速把握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差异和不同特点；可以再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不同外形，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进化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基本史料和各种流派的观点非常多，这些都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如果利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将其均写在黑板上，那么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师生都会感到疲乏，不仅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且使学生觉得枯燥，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可以节约时间，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基本史料和学术动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中国古代史课程是一门基础课，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教师在课堂上要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信息资源。传统的教学手段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多媒体技术通过信息存储器和更广泛的网络，能够克服传统人力的局限，为学生提供各种需要的信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互动性，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直接观看到与中国古代史教学有关的人物、器物、地图、遗址、表格、文献资料、思考题等”[3]。这正是多媒体教学的一个重要优点。
当然，无论多媒体技术多么优越，它总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其不能过于依赖。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手段，而且是师生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的过程。过于依赖多媒体手段，会影响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最终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无论现代技术如何发达，都不应该忽视师生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只有和传统教学手段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会发挥作用。
注释：
①战国封建说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也是中学历史教材长期采用的观点。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中，以公元前475年，即战国开始的时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杨宽先生也是战国封建说的主张者，但他在《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以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即公元前45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吕振羽先生在《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中，把韩、赵、魏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
②西周封建说的代表有范文澜、、王亚南等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在《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都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③主张此说者有李亚农、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李亚农《李亚农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④西汉封建说以侯外庐、赵锡元为代表。侯外庐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法典化》（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一文中把有无固定的法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他认为直到西汉初，才有固定的封建法典。赵锡元在《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一文中通过探讨中国奴隶制的灭亡过程，考察封建社会的开始时间，他认为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得以形成。
⑤东汉封建说的主要代表是周谷城和郑金滏。周谷城在《中国封建社会论》（发表于《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一文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封建社会到东汉才开始。郑昌淦在《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一文中也持此观点。
⑥魏晋封建说以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等为代表。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页。关于郭沫若的观点可参见其《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6页。这种关于井田制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公田”和“私田”的解释，已经被绝大多学者所否定，被证明是错误的。（郭沫若关于井田制观点的错误之处，可参见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9-23页。）
⑧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参考文献：
[1]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7篇
1、王国维的思想受到叔本华、康德等哲学家的影响。
2、与同时代仅仅停留在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的是，王国维不仅能对以叔本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脉络有了更深的理解。
3、并做出自己的评论，而且能够运用以叔本华的观念来整理和分析中国哲学的问题和概念，这使他实际上在20世纪初的哲学介绍和研究者中显得高人一筹。
4、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来源：文章屋网 ）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8篇
【关键词】遗址公园；软质景观设计；运用与研究
前言：文化遗址是集考古、休闲娱乐、教育宣传为一体的综合性遗址景观空间，而软质景观对遗址景观空间起到了积极地保护与展示作用。所以，软质景观在遗址公园中的运用与研究是一个必要的课题。
1.遗址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1.1遗址和大遗址的相关概念
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大遗址是大量人力营造、并长期从事各种活动的遗存，它体现着古代先民杰出的创造力，综合并直接体现了民族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构成文明史史迹的主体。
1.2国内外遗址保护的实践经验
欧洲是近代考古学的发源地，19世纪初就已开始从搜索古物艺术品转为完整的发掘、保护、展示大遗址，与美化城市相结合。德国主要方法是建立公园和博物馆，法国致力于对历史地段内的居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对于遗址的再利用，保持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力；意大利则把考古遗迹的维护和文化、生态景观的建设与保护结合为一体；美国主要是创造遗址区与绿色廊道相结合；日本对大遗址投入较大力量进行史迹公园建设，韩国则注重文化遗址的原貌保存，不进行盲目开发。
在国内，2005年10月，第15届ICOMOS大会在西安召开，提出了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将原本所指遗产保护的范围扩大到遗产的周边环境以及它周边环境所包含的一切活动，包括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层面、精神层面、地域习俗等。国内对于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方式，包括整体保护和局部保护与利用。其方式有四种，一是将整个遗址区建成遗址公园，二是将遗址区与风景区结合，建成旅游景区，三是将整个遗址区建成森林公园，四是将遗址保护与现代农业园区结合，建成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
2.遗址公园与软质景观的相关概念
2.1遗址公园的概念
遗址公园是将遗址所在区域，建设成公共性园区，是目前国内最普遍的 一种整体遗址保护模式，不仅使遗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且通过公园的建设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弘扬古文化、展示优秀历史文化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2.2软质景观的概念
软质景观主要指相对于硬质建筑及构筑物而言的，由大自然中丰富的植物、动物、水体、风雨、阳光、天空等天然资源构成的保护生态的元素，富于自然变化。而在现今，最为直接的软质景观材料，便是“植物”和“水体”。城市设计理念已逐渐由“以人为本”转向“以环境为主”。由自然资源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软质景观改变了城市中硬质建筑组成的死气沉沉生活氛围，不仅装饰美化环境，最重要的是它对脆弱的城市生态系统起到维持、促进生态平衡的关键性作用。
3.遗址公园的软质景观设计
3.1软质景观元素在遗址公园中的作用
遗址公园是城市中公共的特殊园区空间，在一般公园性质的基础上，增加了重要的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环节。首先，软质景观在遗址公园中的运用对于遗址保护起到关键性作用。其次，它对于文化遗址的保护以及对历史文化的延续传承，发挥着文化象征意义的作用。再次，软质景观是有生命的活物质，其造景尽管有一定的随意性，但经过适应性原则的设计可使得它取得较高的美学效果。软质景观对环境的美化装饰作用，在遗址公园中对遗址空间意境氛围的渲染作用是无可比拟的。
3.2软质景观在遗址公园设计中的研究
3.2.1软质景观在遗址公园中的设计原则
1）软质景观的生态功能原则即植物水体对遗址及遗址地周边环境起到的生态作用和对遗址本体的具体保护原则；
2）软景营造景观空间的原则，具体到植物的点、线、面、空间营造和空间的划分与围合；
3）软景传承历史文化信息的功能，植物拟人化的象征寓意表现和遗址公园历史文化主题的体现；
4）软景的美学功能，植物景观在遗址环境中的意境表达以及对遗址建筑的柔化作用。
3.2.2软质景观对遗址景观的提升调整
1）重视水体与植物景观搭配设计，着重建立池畔植物群落。尽可能的体现植物景观的空间变幻效果。
2）有针对性的选择遗址区植物材料，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植物材料的设计要与遗址意境相吻合。
3）遗址场景的重现主要是遗址历史时期、繁盛时期的场景重现，它是一种最为直观的方式给公园活动的人群以心理上、视觉上的感受，也是宣传教育的最佳设计手段。同时利用植物景观的合理配置表达历史意境，传承文化内涵。
3.3软质景观在大明宫遗址公园中的实施效果
通过对大明宫遗址公园在2011年景观提升的研究，发现提升工程主要包括大树栽植、主题花园建设、景观节点提升改造、园内小景提升改造、景观遮挡美化、硬质景观软化、草坪提升改造等，而这些做法的主要元素全部为软质景观。一是在园内，选取了一些合适点位，通过种植大树，增加之前林带的密度形成密林，结合草坪空间，形成疏密有致的景观空间；二是利用植物来点缀硬质景观，既可以起到软化建筑棱角、美化环境的作用，还可以独立成景，丰富园区景观；三是运用大量的色叶类植物，形成春天春花烂漫，夏天绿树浓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冬木苍劲的四季景观效果；四是根据甘露之变的历史典故，采用借景的手法，借铜雕石榴广场作为石榴主题园点题景观，周围密植石榴树林，突出主题，根据戏曲发源于东宫梨园的记载，于东侧一级园路旁结合遗址，增加之前梨树的品种及数量，采用更加丰富的栽植手法营造梨园景观；借梅妃曾于太液池南岸的记载，在东池南岸太和殿遗址北侧种植梅林，其间设置梅亭。五是对蓬莱岛增加常绿和色叶树种及花灌木，增加其四季观赏性，使其景观层次空间更丰富，色彩对比更鲜明，打造烟雾缭绕的“海上仙山”景观。
3.4 软质景观在遗址公园设计中的目标及意义
软质景观在遗址公园景观设计中，要注意突出遗址保护展示，彰显遗址公园特色，丰富遗址文化内涵，注重社会公众影响，要遵循遗址考古研究成果，修复历史环境及展示历史信息。
通过软质景观在遗址公园中进行合理的设计与打造，可以实现以下几点目标：第一，创造了大开大合的宏观布局；第二，形成了疏密有致的景观空间；第三，营造了错落有致的空间层次；第四，打造了色彩丰富的园林景观；第五，实现了软景硬景的相互融合；第六，彰显出园林景观的人本关怀。
4.结语：
遗址公园的建设对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弘扬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软质景观设计作为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设核心，自然有着关键性的地位。软质景观在遗址公园中的运用，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社会文化信息的汇集、协调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好的保护了遗址，促进了遗址周边生态环境，对城市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建设文化遗址公园便是将城市中最具历史文化内涵的角落从尘埃中拾起，重新整塑，为当代人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在此空间中能给人以最大限度的精神升华。所以，我们应当致力于研究软质景观设计，使得文化遗址公园更出彩。
参考文献
[1] 朱晓渭. 国外经验对陕西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启示[J]. 汉江考古.2011 年 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