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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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1篇
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充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已经售出。到底应当公藏抑或私存？驻军靳云鹗部迅即介入，在多通电文中反复申明，“此项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实系中华国粹，片铜寸铁，皆足宝贵，应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锐联络北京一带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诸件。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2篇
对禚老师而言，耀州窑是一个难得的平台，让她的考古工作有了研究的基础，使其工作充满了乐趣，并与古陶瓷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如果说耀州窑是工作也是使命，那么古陶瓷的研究则丰富了她的考古内容，提升了耀州窑在学术上的贡献与地位。她在《耀州窑考古记事》中如此写到：“自己拿在手上，总有一种爱不释手又怕捏碎的感觉。现在撰写对往事的回忆，虽然已经事隔近五十年，但每每想起当初对这些耀州窑刻、印花青瓷的喜爱和着迷，仍然十分激动。这些事虽属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孕育出必然，我和耀州窑的缘分正是如此。”
考古之乐在于发现
考古总是与历史相联系的，禚老师说她喜欢考古，就是因为通过考古，能够让埋藏在地下不为今人所知的古代遗迹、遗物得以再现，使后人了解到我们的祖先在古代是如何生产和劳动创造的。考古学者可以与历史进行超越空间与时间的对话。通过文献的记载与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推理，在考古中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民俗习惯、社会形态以及技术经济状况等等。
1973年5月，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更名为陕西考古研究院）资料室曾观察和学习泾渭考古队整理8万片耀瓷标本多年的禚振西，终于可以亲临耀州窑遗址主持该窑址的田野考古了。这支由禚老师领队、三个人组成的考古队，当其在遗址现场工作的时候，从未见过大学生的铜川灯泡厂的职工都跑来看，最后某些人的结论是，“什么女大学生，还不如农民挖土；来乡镇挖土，还不如在城里扫地”。可见考古工作环境的恶劣，当地考古工作条件异常艰苦，睡觉都是与灯泡厂的女工倒班睡，吃的是一半杂粮一半细粮，连青菜也没有。白天，考古队与几个民工一起进行发掘，晚上就洗瓷片写发掘日记。
然而，在采访中禚老师告诉记者，考古过程虽然很苦，但是通过对地层的分析，对这些出土文物的查证与对比判断，能不断发现问题，并且通过学习和研究不断解决问题，乐趣就在于此。她还介绍了耀州窑的概况：耀州窑地处西北地区，属于北方瓷窑，当时北方瓷窑在唐代多数烧白瓷，南方才烧青瓷。耀州这个地方的土适合烧黑瓷，但是黑瓷在造型和技术造诣上难以取得高档瓷器的成绩，难有成就，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难以形成品牌，所以要发展就要创新。而我们知道，耀州窑是一座历史名窑，其连续三个朝代为贡窑，如此成就，得益于其技术的创新与精益求精。为了创出自己的品牌，耀州窑学习了水平最高的越窑青瓷烧制技术，并且它不是简单地模仿和复制，而是将本地特有的文化、地质、交通等优势发挥出来，创新制作工艺，树立自己的青瓷特色，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到现在，耀州窑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在宋朝时，它的规模空前，有“十里窑场”之誉，它的产品“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烧制瓷器品种多样，跨越白、黑、青瓷等等，既有贡品，也有民品。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唐代耀州窑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与其当时优越的大唐国都长安京畿窑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长安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唐代耀州瓷图案多样，造型丰富，技术精湛，烧制工艺先进，瓷器产品精美，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认可，从而盛极一时。
禚老师说：“考古一点也不枯燥，考古之乐就在于通过出土的东西发现历史。尽管耀州窑已发掘这么多年，也出版了许多学术成果，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只要坚持并且用心，还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写出许多著作来。”在《耀州窑考古记事》中，禚振西老师还写到：“正是耀州窑的考古工作赋予了我学术生命，使自己大半生的奋斗和追求完全融入其中。”
工作之美在于兴趣
今年是禚振西老师从事考古工作51周年，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生涯，没有让她感到劳累，而是越来越投入。记者大致将禚老师的工作分成四部分：第一，考古发掘与研究；第二，陶瓷考古；第三，著作和报告文献的编写；第四，是陶瓷文物鉴定。除了耀州窑的考古与研究工作之外，禚老师还担负了陕西省文博单位馆藏文物鉴定等工作，并且还兼任了多家高校、文物鉴藏类专业杂志和网站的专家顾问等等。社会职务繁多，荣誉也有很多，但禚老师作为古陶瓷研究的名人、专家、学者，却对金钱与生活的态度比较简单。
在她心目中，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耀州窑的考古和研究，还有与儿子合作的“陕西古瓷窑调查”课题。有人说，禚老师对于事业的追求太强了，以致于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工作在第一线，那么辛苦，难以理解。但是禚老师作为一名考古学者，却不以为然，因为她有属于自己的看法。采访中，她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学了考古这门学科，在古陶瓷研究上又有了些经验与心得，并且懂得了一些技术，如果不趁着自己有生之年尽可能加以调研考察，一些尚未发现以及尚未纳入文保单位范围的古窑址和地方窑在全省各地迅速发展的基本建设中容易毁废了，就会没有了。将自己所学和所积累的知识，用于自己喜欢的工作中，就能做到坚持。而坚持最终会有收获，快乐就在于其中，澄城窑、白水窑、凤翔窑、彬县窑、韩城窑、丹凤窑……一个个新调查发现的古窑址不断填补着陕西古代陶瓷史上的空缺。
禚老师为记者回忆起1984的事情⋯⋯那年夏天，她和丈夫杜葆仁同时任领队，共同主持了此次长达十多年有计划、有目的的耀州窑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禚老师于上世纪70年代负责耀州窑黄堡窑和玉华窑场的发掘，后又担负《中国陶瓷史》陕西编写组的工作，再后来又到国内各大窑址或省博物馆进行详细的考察……基于这些，禚老师提出了从陶瓷工艺流程和中国陶瓷的角度来观察和衡量耀州窑的考古发掘研究目标，搞清耀州窑的整体内涵和发展历史。
学是与工作相辅相成的，因为要解决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需要查考许多文献资料。为了完成整个考古发掘的工作，就要培训学员。发掘现场最少的时候有20多人，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同时工作，这些学员都是在工作中由禚老师以及考古队的研究人员边发掘边教学，从而培养出来的。有了专业的知识，发掘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收获的成果也越来越多。
与丈夫一起发掘耀州窑的那几年，是禚振西老师最兴奋、也是收获最多的几年。因为在他们夫妇二人的主持下，于2号挖掘区内发掘出了7个并列完整的唐三彩作坊，这是非常罕见的，出土的生产工具、器具以及准备烧制的泥坯等，基本上都还保持原样。随着耀州窑遗址考察的基本完成，竟挖掘出珍贵文物上百万件（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瓷品种类最多、保存最完整、人为破坏最少的古陶瓷文化遗址。1988年元月，黄堡镇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我国古耀州瓷发掘及研究基地。
如今，斯人已去，禚老师的丈夫已辞世十多年，但是在她的记忆之中，工作的快乐就在于共同的兴趣所在。丈夫和她一样也是陕西省考古所的研究员，虽然他仅是高中毕业，不是科班出身，然通过努力，同样取得了研究员的职称，同样与禚老师一起，经历了耀州窑历史上最成功的这次科学发掘，使禚老师被推到了耀州窑荣誉的顶峰，她也因此被铜川市政府授予“铜川荣誉市民”称号。确立了耀州窑在中国古陶瓷史中的地位，也奠定了禚老师在古陶瓷学术研究上的地位。
生活之美在于简单
禚老师说她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父母均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妈妈是学音乐的，爸爸是教美术的。但是三岁那年妈妈去世了，她要带年仅一岁的弟弟，爸爸带着两个小孩艰难地生活，她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因此，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工作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条件有多艰苦，她都很乐观，并且很积极地去面对，从中找到快乐。因为夫妇两人的职业均为考古，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都是轮流出去发掘现场工作，禚老师能取得这些成绩，与丈夫更多的包容与付出是分不开的。在那独自领队发掘耀州窑的日子里，每次回到家，看着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堆了很多穿脏的衣服，她又会立刻投入到家庭事务中。
禚老师说，她所追求的生活就是简单，工作必备的照相机等工具一定要买好的。家中的事情能让电器做的就买电器来帮助完成。每次回到家，他们一家也会骑车子出游爬山，也会一家人包饺子、擀面条、炒小菜，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家里的电器例如洗衣机、电脑等无论多贵，他们家都会在产品出现的第一时间置办齐。为了能容纳下她日益增多的资料文献以及各地考查回来收集的瓷片，她还借钱买了一套大的商品房。
禚老师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学者，乐观、积极的工作态度，简单的生活理念，使现在七十四岁高龄的她依然头发乌黑、精神矍铄、语言有力、步伐稳健。每半个月从铜川的耀州窑博物馆回到西安家中，依然会邀上儿子一家共度周末。她是一个在生活上非常容易满足的人，当1997年被人意外告知到位于英国伦敦的中国领事馆领取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授予她的“希尔金奖”（Hills gold medal）时，她才去问别人“希尔奖”是个什么奖。后得知这是为了表彰在东方古陶瓷研究领域做出重大和卓越贡献的学者而设立、禚老师作为第八位获奖人、是迄今首位获此奖的华人学者时，她也仅淡淡地说，这可能与她前一年去英国皇家讲堂演讲有关，总之很幸运。
长年潜心于耀州窑的考古与研究，专注于古陶瓷研究与教学，取得了无数荣誉。当问及禚老师在得与失之间有无遗憾时？她说，遗憾的事是有的，就是丈夫过世得太早了。退休仅两年多，在那两年多的日子里，这边耀州窑的发掘研究工作依然进行，家中又有病重的丈夫需要照顾。每次丈夫总是催着她去耀州窑工作，但每次回来，又认为她丢下自己太久了而感到孤独。丈夫强忍着病痛依然支持着她的工作，而她也在工作与家庭不能兼顾的矛盾中穿梭于两地。据禚老师讲，那两年她瘦了很多。最后丈夫在弥留之际，依然叮嘱她：“但凡有可以工作的条件，要想办法把咱们还没完成的耀州窑的事做完。记着，不能让这个工作划逗号，也不能画成分号，而是要划上个句号。”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博物馆;藏品;搜集工作
[中图分类号]G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4-0090-03
博物馆是国家文物、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它之所以成立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即为藏品。藏品是博物馆为了社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目的,根据自己的性质,搜集保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见证物,是国家宝贵的科学文化财产,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基础。它通过长期的、不断的各种渠道的搜集、积累、充实,实现博物馆主要社会功能。博物馆搜集文物的数量和质量,都将影响博物馆工作的业务水平和社会效益,有计划、有目的地广泛开展文物的搜集工作,精心鉴选,是保证博物馆陈列和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宣传教育作用有效发挥的重要途径。
一、文物搜集工作在博物馆中的作用
文物搜集是建立博物馆的基础,不论是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还是民族博物馆,它的陈列和研究,都是在搜集到足够数量和较高质量的文物和标本的基础上开展的。文物搜集工作是博物馆其他工作的基础,是博物馆开展其他业务的前提,没有搜集,就不会有藏品,不会有保管,也不会有陈列,更谈不上科学研究。一个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如陈列内容的更新、宣传教育的扩大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文物藏品。衡量一个博物馆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就是博物馆通过搜集工作积累了多少藏品,以及这些藏品的质量如何。如果一个博物馆藏品数量很多,而且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珍品,就必然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从而享有较高的声誉。
搜集工作也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改革开放以来,博物馆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博物馆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据统计,全国现拥有博物馆2200多座 。面对建设和谐社会的13亿人民,面对当前社会精神文化的全面需求,博物馆要重视并切实做好文物的搜集工作,配合社会需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举办多种展览,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使这些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资源能够满足人们的学习和欣赏需求。
二、文物搜集工作的主要途径
搜集文物的方式,主要有社会搜集和考古发掘两种途径。社会搜集包括专题搜集、馆际交流、接受捐赠,有关单位拨交和收购等。
专题搜集是博物馆为了收集陈列、科学研究所缺少的某些方面的材料,或有计划地补充所缺藏品,派专业人员主动、深入地的搜集各种信息和文物标本的一种文物搜集方式。这是博物馆搜集工作中经常性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博物馆积累藏品的主要手段之一,有利于补充陈列展览所需的文物资料、建立相对完整的藏品体系。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理因素复杂,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风俗习惯迥然有别,因此,每个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各具特色,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博物馆之间常进行馆际文物交流,在双方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交换本馆复份较多,或与本馆类型、任务不相适应,又为对方博物馆所需要的那些藏品,来换取适合本馆需要的藏品,很好地解决了博物馆藏品中的某些缺环,可更好地发挥文物标本的作用。
接受捐赠文物是博物馆增加藏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捐赠物品,要进行认真、确切的鉴定,只有符合博物馆藏品标准的捐赠品,才应当接受。每个博物馆的领导和专业人员都有责任去积极了解和掌握私人文物收藏的情况,积极主动地开展搜集工作的宣传,扩大搜集工作的影响。
收购是博物馆利用经济手段搜集藏品的一种方式,是国家保护文物标本、积累博物馆藏品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它包括坐馆收购和下乡收购。由于近些年来文物走私和盗窃猖獗,国家拨款的文物事业经费有限,坐馆收购的文物质和量都难以保证。下乡收购的文物科学性较强,并有可能到文物出土现场进行实地调查,收购价格也会相对于坐馆收购的价格便宜,而且在下乡的过程中,能更好地宣传国家的文物法规和政策,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因此,有条件的博物馆都应走出馆门,保持和恢复下乡收购文物的优良传统。
博物馆在搜集文物时,经常会有相关单位,如科学考察队、文物考古队、文物商店、海关、银行、废品公司、冶炼厂、公安部门及建筑单位等移交、赠送的文物,为了妥善保护这些文物标本,博物馆应该尽量设法接收这些文物,对于不适合本馆或这类藏品过多,可支援其他博物馆或有关单位,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等。
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之一,考古发掘的目的是为博物馆的陈列、科学研究和文物收藏提供科学根据和所需要的材料,是主动的有计划的科学发掘。许多人类活动遗迹,如城址、房基、墓葬、窖穴等的发掘,一般都有明确的出土地或反映不同时代的准确地层,在揭示其历史文化、科技内涵和古代人类社会状况上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搜集手段所达不到的。
三、搜集工作与博物馆其他业务工作的关系
博物馆藏品是国家宝贵的科学文化财产,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基础,所有社会教育和服务、陈列、研究、编辑出版物等,都离不开藏品。没有搜集工作,博物馆的各项业务活动就得不到新的文物补充,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和提高;只有不断补充和丰富藏品,才能保证博物馆业务和社会效益的开展和提高。藏品搜集工作始终贯穿于博物馆的保管、陈列、宣传和科学研究等一切业务工作之中。
搜集工作和保管工作的关系最为密切。博物馆的保管只能是保管文物藏品,藏品不能是无中生有,只能通过搜集去获得;搜集回来的文物必须放到安全合适的地方予以保管,以防丢失和损坏。实际还不止如此,搜集回来的文物要经过保管中心的整理修复、化学保养、登录编目、分类入库、建档排架等一系列工作,才能正式成为博物馆的藏品,才能够充分地利用和显示文物固有的特征和重要性。
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其职能范围不仅仅是储存记忆和见证历史,而有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成为展示历史、文化、经济和科技的重要窗口。博物馆搜集文物,收藏的文物标本一方面发挥其最大的功用,举办陈列展览,体现博物馆宣传教育的功能,传播文化和科学,促进大众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举办文物陈列,可以了解本馆哪一方面的藏品较多,哪一方面的藏品不具有代表性,哪一方面的藏品比较匮乏,给以后的搜集工作提出任务、确定方向。
搜集工作还担负着为社会各有关部门科学研究提供资料的任务。博物馆收藏的各种文物、标本,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是最可靠的实物例证。它以其特有的真实性、直接性、形象性而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资料,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搜集工作与博物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尤其是新形势下的博物馆建设,必须建立搜集、保管、陈列、宣传等一条龙业务工作体系,从馆藏文物标本的实际出发,形成自己的藏品特色和陈列特色,使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工作深入开展、不断提高。
四、博物馆搜集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博物馆搜集工作力量薄弱
建国后,我国的许多博物馆都有自己的考古部室或考古队,可以进行单独的发掘和文物现场清理工作,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和田野发掘,获得了大批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大多都能第一时间被收藏到博物馆,并极好地发挥着应有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博物馆的考古发掘权和考古部门都划归专门的考古机构,博物馆基本没有了考古发掘部门。而考古机构的发掘有的时间很长,发掘文物不能及时整理展现。另外,有些考古机构把发掘的文物也不再移交给博物馆,自己进行整理、研究和保管,这使博物馆的藏品出现了很大的来源危机。以甘肃省博物馆为例,自从博物馆考古部分离出去以后,考古发掘的文物不能移交博物馆,发掘成果在博物馆的陈列中很少展示;加之博物馆收购文物经费有限,搜集工作人手太少,多数都是等待送货上门,这样博物馆的文物数量由以前的每年增加2000多件到现在的每年只增加200多件,且质量还难以保证。
(二)文物搜集方法落后
目前,博物馆搜集文物的方法大多还是沿用传统的,对文物的出土地点不注意考察,更不注意同类出土器物的搜集,仅仅看中文物的经济价值,对科学价值重视不够,忽视了文物搜集的宣传工作和各方面的协作关系。科学的发展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的搜集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应该走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观念相结合的路,吸取经验,提高鉴定水平,扎实勤奋地工作。同时,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宣传搜集的意义、目的、范围、对象,宣传文物的政策法令,普及文物知识,动员群众提供线索,协助搜集。另外,可以与某些部门联合开展搜集工作,如会同有关科学研究部门、高等院校等,进行各种科学考察、史料调查、标本采集和考古发掘,共同开展搜集工作;还可与有关单位和兄弟博物馆、其他文物收藏机构相互协作、互相支援,开展搜集工作,使博物馆的搜集工作更加灵活多样、卓有成效。
(三)忽视近现代文物的搜集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4篇
公司全力支持项目部的工作，给政策、给资金、给压力，让项目负责人既有担子，又能在决策和调度上无障碍。该工程项目负责人重点工作之一是亲自抓石方抢工计划的制定、落实和控制工作，以日进度为监控对象，每晚召开进度分析会，如有负偏差，必须于当日制定“赶工措施”并于次日组织实施。“赶工措施”必须以不影响计划中的次日工作量完成为原则。技术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带领全体技术人员研究招标文件、查阅图纸和相关工程资料，调查现场土质、了解施工环境、吃透设计意图、理清施工思路、排查技术难点，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研究、早调整、早解决，防止到施工时再走弯路。技术部于2008年10月底前对该标段的石方分布、深度和工程量情况进行了两次详细的钻探调查，及时绘制石方分布图和标注工程量，为施工技术方案的制定、施工设备的选型和配置数量及进场时间拟定提供了可靠依据，也对后来的抢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试验、质检科试验、质检科负责试验、质检计划制定、落实和过程控制。在石方爆破施工前，先选几处石方位置，从钻孔深度、装药量、爆炸效果等几个方面入手，做几组参数不同的爆破对比试验进行分析，为后续大面积施工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争取第一爆(每一处石方第一次钻孔爆破)效果达到最大化，力求爆完后岩面高程最大限度地接近设计河底高程，减少补爆次数和补爆工作量。如果第一爆效果太差，进行二三及以上次补爆，则同体积的石方爆破施工所占用的时间就会增多，不利于抢工。当然实际爆破施工中一次成功率都很小，特别是厚度大于2m的岩层，但是只要做好爆破试验，就能掌握和实施好最佳的第一爆，为后面的补爆和岩面修整带来方便，为抢工赢得时间。安全科安全科负责安全计划的制定、落实和过程控制。抢工期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安全事故，处理起来都会占用大量的时间，特别是爆破施工，其安全风险很大，安全负责人必须严格把握过程安全控制。爆破中，严格执行公安部有关规定，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准运证，爆破器材由专人押运、专车运输，雷管、炸药不得同装一车;当天使用的雷管、导火索、炸药数量一定要记录清楚，当晚把未使用完的如数交专车运回原处存放。又如，爆破区周边有几处民房，爆破方案必须精心考虑，要提前将装药量、爆炸后飞石落点等做好充分的论证工作，要百分之百地消除隐患，同时要提前与民房主人接触，介绍工程情况和有关爆破知识，以求理解和配合，防止出现因任何人为因素导致施工停止。
2协调科
施工中有极少数群众常以一期工程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为借口，对此次工程施工进行阻扰。协调科通过与建设单位和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最终解决了矛盾，排除了干扰。梁王城考古协调是此次工程施工的又一特点。根据文物法规定，文物发掘过程中，施工单位必须给文物发掘工作让路，这是强制性的。但是，韩中骆3标工期很紧，过细、过慢的发掘工作势必给石方开挖带来巨大压力，为此项目部主要管理者们主动登门协商，共同研究合理可行的发掘方案，力求互助互赢。抢救性发掘方案一经实施，我方立即给与配合，把文物上层大土方开挖外运，让考古人员提前进入考古发掘之中;当土方开挖面接近文物层面时，大体积土方开挖队伍须暂停施工，转而负责把考古人员挖掘出来集中堆放的细土、杂物等随时清离现场，这样既保证了发掘工作面不受影响，也可以使考古工作人员专心致志搞发掘而不会分散精力，大大地加快了文物发掘工作进程，为尽早开挖文物下层石方赢得了时间。设备科设备的型号、性能、数量、进场时间和设备的利用率等是决定施工进度快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设备科准确掌握施工进展情况，提前做好设备投入计划，并适时调遣到位。此次石方抢工，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韩中骆3标石方实际开挖时间严重滞后，到2009年2月20日才开始第一次爆破，而此时距旱挖完工时间(2009年4月10日)已不足50天了，又因考古段影响，当时有200m长的石方仍深埋在文物以下的土层中，而石方爆挖速度又远慢于一般土方开挖速度，故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8万余m3石方开挖任务，加大设备投入力度是必要的保证。2008年底施工协调会要求我方在2009年3、4两个月必须投入挖掘机的数量为8台，而施工高峰期实际投入挖掘机的数量达到18台套(石方开挖设备损坏率相对较高)。合理的设备投入，确保了抢工任务的完成。
3技术措施
纵向排水垄沟、遍布河床厚度在20cm以内的浅层石方，弃用爆破方案，选用破碎锤、挖掘机开挖，减少了高危爆破施工作业面，减少了人员、设备因爆破需撤离现场的次数和时间。上层土方揭去后，岩面上常常存有淤泥、流沙，钻孔前进行彻底清理，钻孔后用小布袋堵口，避免了因缩径和淤泥、流沙流入孔内而造成的大量钻孔报废，提高了爆破成功率，对加快进度有积极的意义。当爆破控制不好，出现飞石落入田地、砸坏民房或折断树木时，可能会引起纠纷，甚至造成停工。因此本次爆破主要采取松动爆破的方案，降低了风险。每次装药、起爆前，人员、设备必须撤离到安全地点。因此，尽量安排在上、下午下班后装药、起爆，既提高了安全性，也减少了人员、设备来回挪动的时间。对于爆破施工，制约爆破进度最关键的环节是起爆后能否迅速“打堆”，如果打堆滞后，整个进度就会缓慢。因此，每次起爆后，在检查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安排足够数量的挖掘机把松动块石铲放到一起形成一条带状平台。一方面，松动块石离窝后把大面积尚需补爆的岩面露出，给钻孔班组腾出工作面;另一方面，平台充当石渣外运的临时道路，保证钻孔与运输同时进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各施工班组间、各工序间的相互干扰，加快了整体施工步伐。基坑内存在土方挖运、钻孔、装药、起爆、打堆、石方挖运等诸多交叉工序，如果调度不好，可能会出现窝工等不利于抢工现象。项目部采用小时段网络计划技术进行工序、工时控制，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对有效施工时间的利用。
4经济措施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奚车；牛车；魏晋南北朝；陶俑；
奚族是古代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奚人善造车，所造车辆被称为奚车。奚车是唐辽时期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目前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冯恩学《辽墓壁画中的车》、张永攀《契丹奚车考》、毕德广《奚车研究》等。冯恩学先生将辽墓壁画中的车分为三类，并与文献记载中的车相对应，探讨了各类车的形制和使用情况（1）。张永攀先生则在将辽代壁画墓中的车都作为奚车的前提下，从文献出发，对辽代奚车种类、形制、使用方式和驾畜进行了研究（2）。毕德广先生在冯恩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辽墓壁画中的车作了类型学分析，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了辽墓壁画中的车与奚车的对应关系（3）。
魏晋之际，战争频发，朝代更替，生死无常，促进了人们在墓葬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追求，从“葬器”、“葬具”和“葬仪”等各方面，都希望死后的生活能如理想般快活与奢华。因而这个时期所发掘的墓室都洋溢着浓郁的具象化生活气息，特别要突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从魏晋时期随葬的陶制明器中可以看出当时牛车在礼仪制度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一、墓葬中发现的牛车
本文针对魏晋时期墓葬出土的陶牛车进行类型学分析，认为该时期的牛车依据其车棚的形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A型车厢车顶为卷棚顶；B型车厢车顶为拱形车顶；C型车厢车顶为平顶。
Aa型 车厢呈长方形，卷棚顶，前或后檐突出，车后开一长方形门，双辕，有多辐条（图一）。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南省堰师市杏园魏晋墓之杏园34号墓出土陶牛车河北省邢台市西晋墓出土牛车模型、河南省巩义市火车站晋墓出土牛车等。
Ab型 车略呈长方体形，两轮，车厢前敞，后有长方形小门，卷棚顶较平，多辐条（图二）。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南省洛阳市太原路西晋墓出土牛车、陕西省咸阳市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牛车等。
Ba型 箱舆呈长方形，四壁平直，盖呈一般拱形，车后置长方形车门（图三）。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南省堰师市北魏染华墓、广西省苍梧县倒水南朝墓。
Bb型 整体形制与Ba型类似，主要区别是车顶形状为特殊型拱形顶。具有代表性的有：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出土牛车（图四），其车盖形状呈椭圆形，顶部隆起似鳖甲；陕西省安康市长岭南朝墓出土的牛车，车顶为瓦形顶，底面有“V”形凹槽。
C型 车为双辕，车箱为棚式平顶，前后伸沿少许，车后方有长方形车或窗，多辐条（图五）。具有代表性的有：山西省长治市故县村出土的西晋牛车、陕西省长安县北朝墓葬出土的牛车。
综上所述，三种牛车形制中以卷棚顶车为大宗，其应是牛车的主要形制。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与奚车的关系
关于奚车的形制，沈括记载：“奚人业伐山、陆种、 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其]轴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驰，上施荒帷。富者加毡文绣之饰”[14]。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以明器随葬，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使用俑的数据，但是根据研究，当时人们的身高平均为米。从《魏书》中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男性身高大多在八尺以上，也有达到九尺的。即1.94米至2.12米（15）。《晋书》中身长比《魏书》中记载的较矮，短者七尺二寸，长者可达九尺。即1.74米至2.17米（16）。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牛俑与其边上人俑来看，此时的牛车车轮高度和牛差不多同高，应为人的三分之二左右（表二）。
由对比比例可知，当时的真车轮直径为1米至1.6米，平均为1.3米左右。但越到南北朝时期，车轮的直径就越大，如马鞍山东吴墓中的车轮直径与人差不多同高。我们可以推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车轮直径是呈增高趋势。到南北朝时期，逐渐达到与人同高或比人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奚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从民族关系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库莫奚虽然势力不断壮大，但是总体还是处于弱势。《魏书・太祖纪二》载：“（登国三年），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由于北魏国势强盛，此后库莫奚向北魏朝贡往来不绝。《魏书・库莫奚传》载：“高宗、显祖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魏书・高宗纪五》载：兴安二年（457年）十二月，兴光元年（454年）九月，朝贡两次。又《魏书・显祖纪》载：皇兴元年（467年）二月，二年（468年）四月，三年（469年）二月，四年（470年）二月，均有库莫奚朝贡、朝献。《魏书・库莫奚传》载：“自是已后（指世宗以后），岁常朝献，至于武定末不绝。”据《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三年（552年）正月，“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北齐书.昭帝纪》载：“（皇建元年）十一月，帝亲戎北讨库莫奚，出长城，虏奔遁，分兵致讨，大获牛马，括总入晋阳宫。”北齐共历六帝二十八年（550年至577年为北周所灭），库莫奚与其保持朝贡和互市的友好关系，正像《北史・奚传》所说：“齐受魏禅，岁时来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旁的陶人俑多为胡人造型，从奚族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但是奚族处于落后时期，其国家是作为大国的附属国而存在，推测当时的人俑可能是以奚族这样的附属少数民族为原型。
从驾畜方面来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是晋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上至皇帝和王公贵族，中至各级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下及普通平民百姓，不管是居家生活还是参加重大的礼仪活动，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使用、乘坐牛车。牛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行，逐渐成为官员、贵族乃至皇帝的主要代步工具。甚至当时的车舆制度中，还规定了乘坐牛车的贵族等级和使用范围，崇尚牛车之风日趋盛行。《晋书・舆服志》说： “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以为常乘。”《魏书・礼志四》中说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荤，要“驾牛十二” 。南北朝时期郊野之内，满朝的士大夫“无乘马者”。关于奚车以牛为驾畜，文献亦有记载，如吴奎《使北诗》云：“奚车一牛驾，朝马两人骑？。
三、结论
奚车可能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出现，其具体形制尚无明确描述，但南北朝时期的牛车A型比较符合奚车“长毂广轮”的基本特点，从库莫奚在北魏、北齐时期的朝贡记录来看，当时尽管有互市关系，但双方最主要的还是呈现出一种隶属的状态。魏晋南北朝时期牛在交通工具上的广泛应用，以及随葬品反映的牛车作为主要仪仗的重要地位。由此可以得出奚车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出现，但驾畜受历史因素限制，为牛。
注释：
（1）冯恩学.辽墓壁画中的车[J].青果集[C].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397～401.
（2）张永攀.契丹奚车考[J].西北民族研究，2000（1）.
（3）毕德广.奚车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15）.
（4）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堰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J].考古，1985（8）.
（5）司马俊堂，乔栋.洛阳衡山路西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7）.
（6）王蔚波.河南出土的古代陶牛车[J].收藏界，2009（4）.
（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郊西晋墓[J].文物，1992（3）.
（8）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两座西晋墓[J].考古，1964（4）.
（9）朱晓芳，王进先.山西长治市故县村出土一批西晋器物[J].考古，1988（2）.
（10）朱献雄.安徽青阳县清理一座西晋残墓[J].考古，1992（11）.
（1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春都路西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0（10）.
（12）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太原路西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12）.
（13）李军，李恩玮.河北邢台西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1）.
（14）盛世收藏网首都博物馆陶瓷介绍，陶牛车.
（1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省巩义市晋墓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2001（4）.
（16）盛世收藏网首都博物馆陶瓷介绍，陶牛车.
（1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晋墓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1998（1）.
（18）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东关晋墓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6（1）.
（19）武威市博物馆.肃武威十六国墓葬清理记[J].文物，1993（11）.
（20）咸阳市文物考占研究所.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J].考古，2004（8）.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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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84.
[15]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86.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6篇
发现中水
这是一个贵州最西边的富庶小镇，距威宁县城约100公里，而去云南昭通仅20公里，地形上也与昭通连为一片，处在昭通坝子的东缘，乌蒙山中段西麓。前、中、后三条河及其支流贯穿坝子，形成高山、阶地与河流交相辉映的地理景观。这里地势平旷，土地肥沃，物产丰美，自古就是人类栖息的理想之地。大约在距今3000年左右，开始有人群把家安在那些近河的高敞阶地，并开始种植稻谷，创造绚烂的文明。考古资料显示，自此之后的约1000年间，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异常频繁。那些当时供生活所用的平凡之物，用于祭祀的神秘器皿，废弃的村庄和逝者的遗骸，被随手遗弃或精心掩埋，而后，被岁月渐渐尘封，生活于斯的先民也不知所终。数千年后，始有考古者循着那水草丰美的河，透过厚厚的黄土，来寻找当时的村庄，和关于那逝去了的点点滴滴。
我生也晚，不能一一经历那过去的事。可是我乐于去了解它们，愿意去感受先辈们的艰辛历程和忽有发现的美妙心情。他们在乡野留下探索的足迹，而这一切被后来者，还有那淳朴的乡民所记忆——他们竟可以如数家珍地追忆起到过这里的每一个考古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已仙逝，竟连我都从未有缘得见。
村民的记忆中，6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骑着马的女考古学家来过这里，她在河里拣到磨得光生的石刀，发现了大河湾遗址。通过翻检资料知道，这位正是贵州考古的元老之一，已故陈默溪先生。此后几年间，又有张以容、宴祖伦、李衍垣等先生对大河湾遗址进行复查。他们中的两人，如今也已故去。这个时期的中水，虽有一些发现，但仍和贵州无数的小镇一样默默无闻。情况在1977年有了重大变化。这年冬天，何凤桐先生在梨园一带征集到一批当地改土时出土的青铜器，梨园战国至东汉墓地被发现。之后的1978年和1979年，主要针对梨园墓地的发掘取得重大突破，中水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1977年前后的贵州考古，捷报频传。就在中水汉墓被发现的前后，宋世坤、熊水富等先生发现了可乐墓地，万光云等先生发现铜鼓山遗址。贵州考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随着发掘的热潮消退，中水又渐渐淡出大众的视线。1995年，当时在中水财政所工作的杨吉民将几件当地出土的文物送至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考古所派出队伍再赴中水调查。当考古者手中的探铲深深扎向大河湾的黄土，意外再一次降临——两个炭化稻谷坑被发现，后经碳素测年，其年代在距今3100年左右，成为贵州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谷遗存。
而一切并未就此终止，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在后来的调查和发掘中不断涌现，把考古者引领向一个惊异而迷惑的奇妙世界。
稻谷坑之谜
吴家大坪稻谷坑自发现以来，由于其本身所蕴涵的重要学术讯息，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为进一步解决坑的分布范围和性质问题，2002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派出队伍赴中水调查。这次调查对吴家大坪进行较全面的钻探，同时在周围展开考古调查。
由于水源充裕，气候适宜，中水向有种植稻谷的传统。历史上，这一带曾被称为稻田坝。3000年前稻谷遗存的发现，丰富了人们对贵州高原稻谷种植史的认识。
我们的调查，主要围绕发现稻谷遗存的吴家大坪展开，一边钻探，一边对周围进行调查。最初的钻探用洛阳铲——这种由洛阳盗墓者所发明的工具，后来采用挖小探沟的方法进行。根据所发现的两个稻谷坑都是用红烧土作为填土的经验，调查以发现红烧土为目标。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个烧土坑进行试掘。揭开耕种的松软土层，地表即露出略呈梯形烧土坑，由于土色与周围悬殊较大，坑的范围十分清晰。用锄头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向下清理，填土中混有许多陶器碎片。下掘约50厘米时，已经接近坑底，领队张合荣副研究员提醒稻谷可能快出现了，遂将掘起的大块烧土掰碎细细查看。果然，那红色的土块中镶嵌着无数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点，取出看，竟是保存异常完好并已通体发黑的米粒，数量颇多。这个坑被编为三号坑。据回忆，之前发掘的两个坑稻谷较今次发现的多，坑底一层数厘米厚的纯粹的稻谷，而不是与泥土混杂在一起的。当时，它们被视作墓葬。3个稻谷坑里，除二号坑内发现一件磨制石凿外，未发现完整器物，也未发现人骨，这种情况与埋葬逝者遗骸的墓葬存在区别。一般情况下，墓内该有遗骸，至少保存牙齿等不易腐化的部分；此外在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墓内该有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使用的随葬品。因此似可推断，它们不是墓葬。
调查过程中，我们又不断得到老乡挖地掘出稻谷的线索。经过近两周的调查和钻探，发现疑似稻谷坑在吴家大坪零零星星有上万平米的分布。这些发现令人振奋，却也使人心生迷惑。这些土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若不是墓葬，它们又是什么呢？
直到两年后，鸡公山遗址的发掘和重要发现，使得正确解释这种现象成为可能。鸡公山遗址出土了一批圆形土坑，内有大量完整陶器、炭化稻谷颗粒，部分坑中还发现可能为祭祀用的扭曲变形的儿童遗骸。变形人骨成为解读神秘土坑性质的关键。最后发掘者和前来参观的同行大都倾向于认为这些土坑与某种仪式活动有关。反观吴家大坪的稻谷坑，它们是与祭祀有关的某种遗存的可能性似得到支持，它们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无异于盲人摸象，我们无法窥知逝去世界的全部，面对的永远是被岁月击碎的文明碎片，然后用各种方法将之缀合，尽力去了解那个世界的全貌。一如盲人们对大象的解释，考古者对废墟所作出的各种解释是困难而危险的，这其中包括对中水神秘土坑的解释。面对它们，我希望自己是3000年前世界的幸存者，在听罢盲人们大象如绳的奇谈后，将他们无情嘲笑。
青铜时代来临的欢呼
也就是在吴家大坪遗址钻探的同时，我们了解到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人在离中河较远的一座山上耕种时挖出过麻砂罐——这是老乡对那些据说是矮国人使用过的陶罐的形象称呼。当事人被立即寻访到，走过一条羊肠小道，考古队员被带到一座海拔1936米的高山。山上遍地石头，较平缓的一面已被垦为耕地，种着包谷，另一面较陡峭，山脚有小溪蜿蜒。爬上山颠的时候，所有人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而当遍地与吴家大坪面貌相同的陶片跃入眼帘时，兴奋取代了一切。这种快乐，远甚于猛然邂逅心仪已久的美丽女郎时的不可自已。
鸡公山，是这座山的名字。后来，它成为3000年前人们在这里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的代名词。如果可以，3000年前，我会把这山的名字喊的更加优雅和别致，因为这个名字将永载考古史册。
2004年的冬天，因为考古队的进驻，在时隔3000年后，鸡公山再度成为人们活动的中心，喧闹异常。这是那些已经远行的先人用鸡骨在火塘旁占卜时所未曾预测到的。整个山头被白色细线分割为近百个方正的方框，在考古者的指挥下，数十位民工挥汗如雨，一场声势浩大的发掘就这样开始，而一系列令人震惊而迷茫的考古发现也将陆续从黄土中呈现。
最初的发掘波澜不惊。考古队在进驻中水之前，便有细致的规划，鸡公山的发掘只是所有4个发掘地点中的一个，因此只在这里投入了不多的兵力。而当神秘土坑不断出现，大量完整陶器陆续出土时，鸡公山最初的发掘计划被打乱，由于人力有限的原因，多个地点被迫叫停，全线支援鸡公山。一时间，山颠人头攒动。
神秘土坑是在激烈的争辩中越挖越多的。由于坑壁有用青胶泥涂抹再经火烧烤的现象，坑内有大量红烧土和大块木炭，所以刚出现时大家倾向于认为是灶坑。接着各坑内出的完整陶器越来越多，最多的达10多件，遂开始有人怀疑灶坑说，提出是陶窑的可能。后来，人骨在部分坑中被发现；再后来，半数以上的坑内填土中浮选出炭化米粒。于是祭祀坑说出现，争论也进入白热化。在争论中近80个土坑被发现，200件以上各种形状的陶器在坑中出土。与此同时，11座埋葬逝者遗骸的长方形土坑现身，死者还保持着被放入墓坑时的安详姿态，骨架保存较好。
这个时候，民工中开始流传说村上某人傍晚路经鸡公山下时，听到有青铜器在吼。这个听起来荒唐的传言却即刻得到印证——清理墓葬时，在一部分死者的耳畔发现青铜小圈，当系其生前作为耳环的装饰。不久之后，一件硕大的青铜锛在一个灰坑中出土。数量不多铜锛和耳环，是贵州在毕节青场发现铜镯和石范后再度发现的早期铜器，昭示着大约在距今3000年左右，贵州高原已经迈入青铜时代的门槛，因此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听到青铜器在吼！”一句颇具创造性的诗，一句痴人妄语，却是对贵州青铜时代来临的欢呼和呐喊！
夜郎，
消失的神秘国度
从鸡公山时代下延约1000年，历史进入文献记载中的夜郎时代。在距今3000年到2000年的过去时光里，中水先后出现了以鸡公山遗址、红营盘墓地和银子坛墓地为代表的三种面貌不尽一致的文化类型。粗略估计，鸡公山时代存在于距今3000年左右，为中原纪年的商周之际，这个时期，云贵高原可能刚刚步入青铜时代。红营盘时代的居民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00～300年的春秋中晚期。银子坛时代的居民生活于前300年至公元前后的战国中期至东汉初年，这个时段刚好可以和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对应，因此银子坛墓地所代表的文化长期以来被视作夜郎或其旁小邑的文化。而云南昭通境内类似遗存则被云南考古学家认为与滇文化关系密切。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考察，中水处在昭通坝子的东缘，再向东，则有云贵高原面上最为雄浑的乌蒙山兀然耸立，使得东西的沟通较为困难。也就是说，在地理单元上，中水与昭通是一体的，驱车自中水往昭通，望眼皆是平坦的高原面，这就是滇东北的昭鲁坝子。今天，坝子往往是区域的中心，是云贵高原上人们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生活的中心所在，一些相对大的城市都座落于盆地中。古代人们的生活未尝不是如此？
考古调查已经发现，与鸡公山遗址文化面貌相同的遗存在昭鲁坝子内有广泛分布，目前已经发现10余处。与红营盘类似的遗存目前在昭通发现2处，与银子坛面貌一致者数量亦不菲。它们更多的分布在西面的昭鲁坝子内，中水仅是上述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讨论中水的文化归属，离不开昭通、鲁甸坝子这个大背景。蜀汉时期，朱提郡在昭通的设置，使其进一步成为滇东北、黔西北的政治中心。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一切都是有历史渊源的。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7篇
早早赶来参加IBM2011论坛，最想见的就是近日的大明星Watson。
IBM的人工智能成果总能震惊世界。1997年5月1日，机器和人的一场无声智力大战吸引了全世界目光，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最终以25：35的比分输给了一台名叫“深蓝”（Deep Blue）的IBM计算机。2011年2月14日，美国最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中，IBM计算机系统Watson击败了节目最强的两位参赛者Ken Jennings和Brad Rutter赢得了一百万美元的奖金。Watson的两位人类对手各有辉煌历史：Ken因连续赢得74场比赛成为传奇人物，而Brad则是《Jeopardy!》节目历史上赢钱最多的选手。
更绝妙的是，Watson拥有性感的男中音，他在人机大战中的全面胜利让美国女观众高呼：“Smart is new sexy.”（“聪明是新式性感。”）
如此性感的Watson，从看懂问题到给出答案经历了什么？真的跟人类一样，拥有了思考的能力了吗？还是说，他只是比Google更优秀的搜索引擎，还能连通Facebook？
来看看Watson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当屏幕上出现问题，以Kathleen Kenyon’s excavation of this city mentioned in Joshua shows that the walls had been repaired 17 times.（Kathleen Kenyon考古挖掘过的城市，《圣经・约书亚记》提到过这座城，并且城墙被修复过17次）为例。
Watson首先会在自身数据库中搜索Kathleen Kenyon的资料，会找到：性别，女；职业，考古学家；在1952―1958年发掘过耶利哥城。在1961―1967年发掘过耶路撒冷城。
还需要搜索的是《约书亚记》全文，并判断哪些名词是城市的名字，当然，还需搜索Kathleen Kenyon曾经发表过的考古学论文。《约书亚记》中提到至少3个城市，耶路撒冷、耶利哥、拉吉。
搜索结果如下：
耶利哥，Kathleen Kenyon曾经发掘过耶利哥。Kathleen Kenyon在某个文献中提到了耶利哥的城墙曾被修复17次
耶路撒冷，Kathleen Kenyon曾经发掘过耶路撒冷。
拉吉未，找到Kathleen Kenyon发掘过拉吉的记录。
Watson产生的判断结果：耶利哥：97%；耶路撒冷：42%；拉吉：7%。若有正确度高于51%的答案，就发出信号驱动执行器，按下按键，抢到了答题权，然后通过语音合成引擎回答问题“What is Jericho？”（耶利哥）。
这些冷冰冰的搜索、制动、合成，显然跟一个热情似火的性感机器人先生形象还相差甚远，但在IBM2011论坛上，IBM全球副总裁Ginni Rometty表示，Watson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这是与以往人工智能的一大区别，也距离人类更近了一步。
也许现在淡定平静的Watson不会觉得自己性感，也没有打算吸引什么人或者机器人，而深蓝也不会对棋场上一场输赢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自己上了报纸头条就自以为了不起。但机器人走路样子越来越像人类，Watson越来越懂人类的语言，能分辨人类情绪，到底有没有机器全面超越碳基生命的那一天？机器有没有可能像人类一样思考？他们会不会懂得性感？他们会不会对明天感到忧虑？他们会不会与人类反目成仇？他们会不会吟诗作赋寻找生命的意义？
IBM中国公司正在商量如何将Watson同学带进中国，用他的磁性嗓音说说北京片子。
IBM中国计划让Watson在中国参加《开心辞典》。想象一下：
“好，Watson，请听题。”面对从容淡定，面无表情的的Watson，王小丫铿锵的发问，“请问‘问渠那得清如许’这一诗句出自哪里？表达作者了什么样的感情？”
Watson一言不发，发出一阵“嗡嗡”响动。这个时候，小丫提示他说：“Watson，你只剩下一个求助方式，向场外亲友求助。你想给谁打电话呢？”
Watson迟疑了一下，用性感男中音说：“我想给深蓝打一个电话。”
深蓝有自己的专长，而Watson国际象棋并不太好。智能系统之间互相询问，互相学习，或许到那一天，他们就彻底不带人类玩了。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文化遗产 曾侯乙墓 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K879.4 文献标识码：A
1曾侯乙墓的发掘
1978年4月，国家文物局和省政府批准对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进行发掘，发掘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馆组织实施。
从4月初开始，用了一个月时间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拟定了《发掘工作方案》和《发掘的具体步骤和要求》，建立了严密的发掘组织，调集了足够的专业技术力量并进行了专业培训，筹集了所需经费、物资、器材和工具。在对已遭破坏的墓口上部情况尽可能多的作了补救性的清理记录，对墓口周围的场地进行了平整和工作全面的合理安排后。5月10日正式开始进行全面发掘。
根据钻探所掌握的情况，在制定发掘方案时，确定发掘按五个步骤进行：（1）清除墓坑残存填土，显露椁盖板；（2）起吊椁盖板，取出浮在水上的器物；（3）排除积水，清除淤泥；（4）清理椁室，取出文物；（5）取棺拆椁，叫填墓坑。由于墓口在基建施工中已遭破坏，坑内填充物绝大部分已被取走，对残留部分取全了记录资料后，仅用五天时间就将残存在夯土、石板、青膏泥、木炭及椁盖以上的铺置物全部清理十净。
当四个室的清理基本结束，随葬器物全部安全出土后，这座埋藏地下已逾2000多年的木构建筑的秘密才被彻底揭开。人们清楚的看到，这里称得上是一座礼乐地宫。中室以陈礼乐器为主，当是地宫中的“宴乐大厅”，是地宫的中心部分；东室为墓主人长眠之所，勘称“寝宫”；西室是乐舞奴隶殉葬之处，可称“西厢”或“西房”；北室则是宫中“武库”了。中国古代丧葬礼仪有一个传统“事死如事生”。这里墓主人死后的安排当是其生前生活的写照。这就使我们从侧面看到了古代诸侯国君王宫廷生活的一般情景，这是十分难得的。
2文物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曾侯乙墓的现状
此墓出土文物共15404件，质地包括青铜、漆木、铅锡、陶等类；按用途有乐器、舞器、礼器、生活用品及竹简等。乐器有9种125件，吹、弹、击俱全；青铜礼器和用具134件；兵器车马器5919件；漆木竹器5012件；金、玉、石、角制品1644件；竹简204枚，简文总计6696字；此外还有丝麻织品、弋射用器、动物骨骼、植物残骸，是20世纪我国文物考古的一大丰收。在综合整理研究中，我们对此墓墓主和下葬年代作了深入的探讨。出土青铜器上有大量金文，“曾侯乙”三字出现208次，说明曾侯乙是这些铜器的主人，亦即墓主。面东室墓主大棺旁出土的一柄短铜戈上有“曾侯乙之寝戈”铭文，古籍有“寝戈，亲近兵杖”的记载，它出于主棺之旁，无疑是墓主人近侍所用的兵杖，墓主只能是曾侯乙。编钟下层所悬鎛钟上有31字铭文，表明此鎛是楚惠王铸赠给曾侯乙的，悬于钟架的显著位置，也说明墓主就是接受此鎛的人，即曾侯乙，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名乙。同时，此铭文也说明此墓下葬年代的上限即此鎛的铸造年代，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又据对出土器物的考古类型学考察，与过去己出土的战国时代早期同类墓葬的器物相同或相近，亦可说明此墓下葬当在战国早期。后来对该墓出土椁和木炭所作C14年代检测，亦与之相当。因此，我们在发表此墓发掘简报和考古报告时把此墓年代断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时当战国早期。这一推论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发掘结束后发掘简报和考古报告的相继发表及出土文物的公开展出，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墓出土文物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收获概括如下：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历史学研究的收获、音乐考古学研究、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见解、中国艺术史的珍贵发现。
30年前，随州市擂鼓墩出土了世界第奇迹编钟等约15000件战国文物，但一直没有一座像样的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虽曾一度奠基，但后来却没有了下文。新的随州市成立以来，市委市政府将此项工程列入了随州市“十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经过4年多的努力，2005年1月7日，随州市博物馆在曾都区南郊擂鼓墩举行建设开工仪式。该博物馆建设总规划用地面积为100亩，一期工程总投资1700万元，建设用地为20亩，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博物馆建筑群体现楚城和编钟特点，其布局除模拟秦汉时期的高台建筑格局外，单体建筑采用方形及三角形的“母题”，以突出高台建筑式的体型与金檐坡顶的特点。馆内现有《通史陈列展》、《擂鼓墩二号墓出土文物展》、《名人名家书画展》、《随州市公安局追缴文物展》等专题陈列。
3曾侯乙墓的保护提供的借鉴
博物馆这一载体，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对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博物馆在重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同时，应该拓展视野，积极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当地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的保护工作中来，利用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宣传和展示方面的优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传承工作尽心尽力。
收藏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中国博物馆事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有形文化遗产的收藏、保管、保护和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科学、严谨的工作模式，这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收藏提供了很多借鉴。
随州市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6513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7件套，二级文物226件，三级文物368件。其收藏的作品可以说是内涵丰富。
其实，博物馆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时所用的文字记录、拍照录像等手段也可以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在重视承载非物质文化信息的“物”的收集的同时，要对“物”的制作工艺以及相关习俗进行考察，对相关的细节进行真实的、完整的文字记录。同时，要重视利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对民间音乐、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民俗等分类进行拍照、录音、录像，制作音像资料，把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形式、内容、风格、特点等保存下来。
举办陈列展览，向社会公众展示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2008年12月，随州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时，一楼小影视厅里先进的幻影成像技术令观众称奇。用幻影成像技术制作的多幕历史剧 《楚王赠 》，“复活”了楚昭王、楚惠王、曾侯乙、谋臣、甲士、宫女、宦官等人物形象。公元前506年，吴国伐楚，楚昭王避乱随国（曾国）。随国君臣信守盟誓，不肯向吴国交出楚昭王。许多年后，昭王之子楚惠王获悉曾侯乙去世的消息，特铸造钟相赠……整个过程都在如梦的情景中展开，虚虚实实的场景将游人带到战乱纷飞的历史画面中，使人流连忘返。这些虚幻的场景最初是由演员表演的，然后通过声、光、电技术手段，把人、物缩小制成三维动态图像。放映时，栩栩如生的动态人、物影像被嵌入静态的场景中，可以给人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目前，这种先进的幻影成像手段在国内博物馆中还不多见。
博物馆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结合展览举办学术报告会和传统技艺培训班。这样既可以拓展文化遗产的宣传途径，增加趣味性，充分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又可以增进公众对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了解、传承和发扬。
2008年12月8日，曾侯乙编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随州市召开，研讨编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编钟，让编钟走向世界。从1978年编钟出土到现在音乐考古学的确立，都可以看到我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们一直积极推动编钟文化的研发和实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荷兰莱顿大学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顾问高文厚、施聂姐夫妇，法国民族音乐学家皮卡尔，美国密执安大学乐器博物馆馆长林萃青，德国作曲家罗伯特，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教授在会上发了言。罗伯特认为，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编钟所发出的音乐旋律，是一种高雅艺术。编钟的长远发展不是静止的，而应该用音乐创作的方式，制作出更多的编钟乐曲，把编钟文化传到全世界。他准备为编钟量身定做一个作品，选用15人来演奏编钟，打造一个完全属于编钟的高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