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方法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考古发掘方法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1篇
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
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本文作者：张倩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济渎庙管理处）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2篇
一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1790—1832年)对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标志着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1](P11)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搜集。当时由于科学的埃及考古学尚未确立，埃及政府也没有颁布相应的法令将自己国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护之下，致使祖先的遗产遭到无情的破坏，尼罗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场所。
欧洲人最初在埃及的发掘十分野蛮、粗暴，往往比公开的掠夺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例如，一个名叫德罗韦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担任过法国驻埃及领事，利用其领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贩卖大批珍贵文物，先后三次以高价分别卖给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来构成了都灵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欧洲国家驻埃及的外交官中，披着领事外衣从事盗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1780—1827年)，同样热衷于此事。从1816年起，萨尔特雇用意大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为他搜集、发掘古物。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的手段实在野蛮，竟使用攻城槌开路，闯入各埃及古墓，并说他“每迈出一步，都踩碎一个木乃伊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数千年的古物，顷刻之间就被轻率地毁坏了。尤为不幸的是，有许多古物无可挽救地毁灭了。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发掘，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的盗墓行径。
但以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为首的一批严肃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将考古作为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尽快弄到值钱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赞助，率领普鲁士考察团赴埃及、努比亚调查各种古迹，发掘埃及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顶斜坡墓130座之多，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学家们所忽略的古迹。列普修斯最先测量过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庙浮雕和铭文拓本，并获得古埃及纸草纸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现于1849—1859年间问世的12卷本《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物志》。[3](P10)这是最早介绍埃及古迹的详实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价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馆埃及馆馆长。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根据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体系，将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这一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学者研究埃及学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记录并临摹铭刻、浮雕与绘画，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国的列普修斯外，还有一位英国学者威尔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尔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发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都留下了这位临摹专家的足迹。威尔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风俗习惯》，这是他费时12年撰述的一部权威性埃及学著作，于1837—1841年间相继出版。这部著作附有文献复本和出色的插图，内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描写了法老时代埃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威尔金森对英国早期埃及学的贡献甚大，被誉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学开创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马里埃特任职于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感到这样任意掠夺会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决心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改变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丢置于脑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发现埋在沙中的狮身人面像，便立即招来工人进行发掘。两年后出土了141座狮身人面像列队的大道和萨拉匹斯神庙，庙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铭文，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这一重大的发现，从此改变了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运，使他由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普通博物馆馆员一跃而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从此他与埃及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埃及发掘4年后，马里埃特回国就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请，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长。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护条令，制止随意发掘、搜集和贩卖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对埃及境内古墓和寺庙的大规模掠夺，使乱盗乱贩文物之风得以控制。1863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接受了马里埃特的建议，在开罗附近的布拉格建立了近东地区的第一所国家博物馆，成为今天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这是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开罗博物馆，拥有10万件以上的藏品，为世界之冠，马里埃特的贡献，功不可没。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病逝，葬于开罗博物馆门前的花园中，这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学家从此就长眠在他为之献身的埃及国土上。
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达30年之久，发掘了30多处重要的大型遗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为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但他决不是完善得无可厚非。他一生主持过规模浩大的发掘工程，却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他的大部分发掘成果，这一缺憾便由他的继任者马斯伯乐(1846—1916年)补偿。1869年，马斯伯乐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讲授埃及语，187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埃及学教授，后率领法国官方考察团赴埃及，该团后来成为法国东方考古学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继续组织考古发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在此5年期间，马斯伯乐调查了萨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发现古王国时期的宗教经文，1894年用《萨卡拉金字塔铭文》一名发表。1881年因怀疑王陵被盗而捕获一盗墓贼，并椐其供词而发现戴尔巴哈里附近悬崖上隐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殓于镌刻文字的石棺内，其中装饰品和随葬品亦极丰富。马斯伯乐对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发表于所著《戴尔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书中。[4](P279)1886—1889年，马斯伯乐回到巴黎，重返大学讲授埃及学。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并开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个博物馆内的大量古物，这些古物后来成为开罗博物馆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东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纪所能看到的一切资料，第一次将古代埃及的历史纳入古典东方历史发展的广阔范围之中。他详细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语言和艺术，确定了古埃及宗教与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马斯伯乐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间，进一步规范了考古发掘工作，继续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动，他当之无愧地继承了马里埃特所开创的埃及考古事业。
到了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蛮发掘的误区，逐渐朝着有计划的科学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方向发展，埃及学的新纪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现代考古学标准，马里埃特和他的后继者马斯伯乐在发掘埃及重要遗址时也嫌过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到之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轨，他就是第一个用严谨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 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J.Malek.and W.Forman.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M].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
[2]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Egypt:Land of the Pharaohs[M].Virginia:Time-Life Books，1992.
[3]N.Grimal.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M].Blackwell:Blackwell PublishersLtd.，1994.
[4]M.L.Bierbrier.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M].London:The EgyptianExploration Society，1995.
[5]D.J.Brewer and E.Teeter.Egypt and the Egyptian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0.
[6]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3篇
一、磨沟墓地的解剖性发掘及主要收获
毋需讳言,在磨沟墓地两个年度的发掘过程中,最初我们并未意识到需要对墓葬结构及其内部堆积进行解剖性发掘清理,解剖性发掘在磨沟墓地的考古实践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基于发掘理念与方法的改变,从而获得了更多有关墓葬结构与埋葬过程方面的信息,明显提高了磨沟墓地的发掘质量。在2008年7~11月的发掘过程中,随着齐家文化竖穴偏室、尤其双偏室和多偏室墓葬结构的确认,我们自发地展开了解剖性发掘清理。其一,不少墓葬深度达到2米以上,按照偏室原始形态清理则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其二,许多墓葬的偏室非常低矮,高度仅0?4米左右,不便进行发掘清理及绘图照相工作。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们对墓葬偏室实施局部揭顶清理,亦即揭顶范围限制在偏室平面范围之内,以便通过头脚两端结构确定或复原偏室的原始高度。揭顶清理虽可视为破坏性解剖,但从认识墓葬埋葬过程的角度来说仍属自发性解剖,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探寻埋葬过程方面的堆积证据。
随着发掘工作的持续展开,当我们确认了双偏室墓葬的存在之后,两个偏室的关系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并对墓道下部堆积实施解剖性清理,以寻求能够说明两者先后关系的堆积证据(如M84②)。尤其是在我们注意到一些墓葬的人骨虽曾被扰动过,却不是通常所谓的二次葬或扰乱葬,扰动的目的明显是为了埋葬后来者(如M230),遂称之为人骨推挤现象。(图一)这就是说,磨沟墓地齐家文化的合葬现象极有可能是多次埋葬形成的。那么,多次埋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无埋藏方面的证据呢?于是便开始注意对偏室内的堆积进行解剖性清理。当然,由于无法预知墓葬结构及埋葬特点,所以解剖清理工作也只是根据各墓葬的清理进度以及所观察到的迹象随时进行的,尚未对墓道填土及偏室堆积全面实施解剖性的观察清理。虽说只是部分墓葬的局部解剖,但也取得了一系列有关营建与埋葬过程方面的证据。如解剖证据显示,合葬墓的埋葬过程至少存在4种情况:分阶段填埋墓道、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再次挖开墓道和合葬完成后填埋墓道,这不仅证实了磨沟墓地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是多次合葬所导致的,而且证实在合葬过程未完成之前一般不填埋墓道(架空封闭之)。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些重要现象的发现仍然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例如M206墓道下部的沉积土和淤土堆积之所以能够获得确认并证实墓道下部一度被架空而不曾填埋,就是因为墓道东北壁一时未清理到边;再如M164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的证据之所以能够获得确认,则是因为在揭顶部分未发现人骨出露,才注意到偏室塌陷的黄土堆积之上有一层连接墓道填土的花土堆积③。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注意了寻找有关埋葬过程的堆积证据,但尚未从发掘方法上给予根本性改变,仍带有自发性的特点。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竖穴土坑墓的合葬现象,尤其是上下叠置者,很可能也是两次埋葬的,但因整体清理而未能获得填土堆积方面的埋藏证据。例如M21上下叠置的2具人骨,除头骨部位上下紧贴外,躯干部分间隔厚0?1~0?2米的填土;而且,4件随葬陶器也可根据高度及位置分为上下两组,皆为双大耳罐和侈口夹砂罐组合,分属于上下二人。一般情况下,除保存完好的头骨外,躯干及四肢骨皆可因肉体腐烂而塌陷。若再次挖开竖穴合葬,在同一平面上最先出露的无疑是头骨,所以上下叠葬的两具人骨仅头骨紧贴而躯干及四肢骨之间有填土相隔。在后期资料整理过程中,M167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该墓上下叠葬3人,上层1人,下层为2人并列,整体皆似一次葬。经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下层左侧人体右腿股骨上端已断裂位移至胫骨之上。最初清理出这段股骨时,股骨部位还压于上层人骨之下,尚未清理。因此,这段残断位移的股骨不可能是发掘清理过程中不小心导致的扰动现象,最大的可能就应是再次挖开墓穴、埋葬上层死者时局部扰动所致,而且下层的尸体已经腐烂。(图二)这种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解剖性发掘清理的必要性④。就是说在早期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即便是墓穴部分,也需要改变以往水平式整体清理的发掘方法,应首先采取解剖性清理的发掘方式,阶段性地保留可供对比的垂直剖面,以便获取有关埋葬过程方面的证据。
基于这种认识,在磨沟墓地2009年秋冬季的发掘中,我们便全面采取了解剖性清理墓葬的发掘方法。尤其竖穴偏室墓,在墓道解剖及底并确定了偏室位置后,与墓道剖面错位5~10厘米揭顶解剖偏室部分。墓道与偏室剖面所以错位,一则如遇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现象时,不致在同一剖面上无法区分墓道与偏室的界限;二则可以减少平面判断偏差而导致偏室脚端口部被全部切除。通过墓道及偏室所留剖面划分出堆积层次,并绘图照相。这种墓道填土及偏室堆积层次,实际也就是新考古发掘规程中所要求的堆积单位⑤。鉴于墓道范围狭小,故而没有采取以中线为准的解剖原则,而是在脚端一侧保留30~40厘米的填土范围。解剖性清理的结果便是,判别出了更多墓道底部或墓道下部的沉积土或淤土堆积,以及因偏室塌陷而填埋墓道的现象等,进一步验证了磨沟墓地齐家文化墓葬存在多人多次合葬现象的事实。进而,还确认了寺洼文化竖穴土坑木棺墓通常为一次性填埋,但棺内人骨却存在推挤位移现象如M649(图三)等,说明合葬完成之前不填埋墓道的多人多次合葬现象一直延续到寺洼文化时期⑥。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龙囤 公众考古 实践
中国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103-107
在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考古学无疑像一座桥梁，沟通古今。但这一切并不会无端端地发生，而且随学科专业化的逐步加强，原本有趣的发现往往被转述为生硬的研究成果而在小圈子内流传，成为“考古方言”，很难成为“普通话”而走进公众的视野，被广泛认知。如何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大众，转而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这属“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
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对播州羁縻·土司遗存海龙囤遗址展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依托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本文即拟以之为例，试对公众考古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剖析。
一
海龙囤位于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巅，又称龙岩囤，是一处宋明时期的羁縻·土司城堡遗址。遗址三面环溪，一面衔山，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地势十分险要，《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为杨氏所据，世守其土达724年，共传27代30世，即30人先后出任播州统领。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而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2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基本廓清了海龙囤的整体格局。经过多年的调查与试掘，现已探明海龙囤有约6公里长的环囤城墙，其所围合的面积达1.59平方公里。囤东有铜柱、铁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五凤楼）六关；囤西有后关、西关、万安三关，彼此围合的空间形成两个瓮城。囤顶平阔，“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其中最大的两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另有军营（俗称“金银库”）、敌楼（如“四角亭”与“绣花楼”等）、校场坝等遗迹。
第二，发现环绕“新王宫”的城墙，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基本厘清了其格局、性质和年代。环“宫”城墙长504米，其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探明其内建筑20余组，并对其中的F1、F2、F7、F8、F9、F10、F11等数组进行了重点清理，出土青花、青瓷、勾头、滴水、石构件、礌石、弹丸、铁铠甲片、石砚台、钱币等遗物上万件。发掘揭示，“新王宫”具有中轴线、大堂居中、前朝后寝等特点，与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献中亦明确称其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新王宫”实质上是一处土司衙署遗址。从出土遗物看，它是一组明代建筑群，嘉靖、万历时期是其鼎盛时期，最后毁弃于万历年间的大火。
第三，基本确认了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来源。为了解砖、瓦和石料的来源，对海龙囤及其周边展开了针对窑址和采石场的调查和清理，发现民间传说的“采石场”确系一处采石遗迹，清理出采石所遗的各类楔眼上百个，与“新王宫”建筑石材上所见楔眼完全一致。另在“老王宫”东北角发现窑址数座，对其中一座进行清理（Y1），系一座明代砖窑。由此可知，建囤过程中石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均就近取用。
第四，通过调查与发掘，对海龙囤的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海龙囤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羁縻·土司城堡。特殊时期，坚不可摧的海龙囤是土司的重要军事防御据点；和平年代，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的海龙囤则可能成为土司的别馆离宫。从南宋中期开始，穆家川（今遵义老城）一直便是杨氏统领播州的政治中枢，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龙囤与之并行不悖，前者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为山城，偏重于军事，它们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完备的城邑体系。
发掘的意义表现于：
第一，海龙囤特别是“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同时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点），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二，海龙囤是我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换言之，其对推行羁縻之治以来，中央如何开发、经营与管理西南疆，边地又是如何逐步汉化而与华夏渐趋一体等问题的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这处设有衙署的军事屯堡，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羁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点，对中国西南同期以及后来的同类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海龙囤的发掘可能引发考古学界新的学术关注点，即将视线从中原的、早期的遗存更多的投向边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遗存中来，从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领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发展。
该发掘荣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俗称“六大发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如何在这样一个遗址上开展公众考古活动？首先牵扯到我们对“公众考古学”的理解。
多数人将“公众考古学”理解为考古科普。中国考古学的科普工作起步较早，曾以“考古学的大众化”示人，但现在流行的“公众考古学”却是一个舶来品，内涵也较前者丰富。换言之，考古科普只是公众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到底何为“公众考古学”？
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所引发的讨论，最终产生了考古学一个新的分支——“公众考古学”（puhlic archaeology）。它将焦点聚集在“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过去”，“过去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等责任感问题上，因而超越了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学理探讨而上升到对“过去为何发生某事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的阐释的哲学层面，以及具体践行活动中。其目的是通过参与式的实践，调合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利益，从而助益文化遗产的保护。
问题在于，谁是“公众”？他们又如何能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英文的“public”一词，是一个与私人领域对立的公民集合体，译作汉文，有“公共”（国家及其公共机构）和“公众”（彼此间有争论并消费文化产品的大众群体）两层含义。相应的，“puhlic archaeology”也存在“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两译。虽然强调的对象各有偏重，但都涉及了民众、考古学家和行政部门这三个主体。公众考古的实践，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围绕着考古资源的最优配置展开的一系列博弈活动。考古学家通过推动行政部门的制度供给，达到建立和完善考古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相关法规的目的；通过与民众的合作，使其利益在考古活动中得到体现，从而实现其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
关系错综复杂，但对考古者而言，公众“这一名词只是方便用来指代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在我们的语境中，‘公众’只是因非专业考古学者这一特征而集合成的一个概念”。具体到某一个遗址中，我们认为除了在此开展工作的考古者以外的所有群体，包括外来的考古学家均可称之为“公众”。进而言之，在具体考古活动中，凡发掘团队与其自身以外的所有“公众”的互动，均属公众考古的范畴。此时，开展考古活动的遗产地就变成了“交流”与“解释”的一个重要场域，来自远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扩散，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得到适当满足。被视作公众考古学核心思想的“交流”、“解释”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均在此场域中得以呈现。相对于博物馆、陈列室等传统展示渠道，考占现场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三
2012年5月起，土司城堡海龙囤遗址的考古现场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域。借配合“申遗”而对海龙囤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之机，经过周密的筹划，我们在海龙囤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遵义重要旅游目的地海龙囤，因为与土司政治及其生活的密切关系，对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都充满诱惑，这是相关活动能顺利开展、各方利益得以体现的重要前提。加之此次考古工作是在“申遗”背景下开展的，地方政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积极投入到考古活动中来。汇川区人民政府通过专题会议、现场办公、文件等方式，极力推进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行政部门和考古者的利益均得到充分体现。而针对专业化和公众直接参与的不和谐，我们则通过讲座、媒体宣传、现场体验等方式，让公众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得到部分满足。
首先，在中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之际，策划了“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的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于6月10日文化遗产日当天，邀请著名学者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聆听海龙囤”的大型学术讲座，并从听众中产生70余名幸运者，于次日与考古者一起登囤，在考古现场“触摸海龙囤”。此后又组织了黔籍知名画家进海龙囤，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摹400年前的土司生活的“画中海龙囤”活动；组织遗址所在地的高坪镇中小学生将课堂搬至考古现场的“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活动；以及与遵义市政协共同组织了政协委员参观考察与文艺演出相结合的“走近考古，支持申遗”的活动。当考古工作接近尾声时，我们邀请了全国20余位知名的考古学家亲赴海龙囤，并召开现场座谈会，请他们为海龙囤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出谋划策，此举在“交流”中实现了海龙囤价值于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如果说“聆听”只是一个引子，其后开展的“触摸”则是活动的重点。包括外来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通过现场的观摩与体验，对海龙囤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相关感受又通过他们传达给更广的“公众”。
但能到现场“亲历考古”者毕竟少数，如何进一步调适专业化发掘与公众参与的不和谐？无疑，通过媒体与公众形成互动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在“亲历考古”活动之外，我们与媒体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使海龙囤的最新发现得以及时呈现在公众面前，尽可能满足了其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通过媒体与公众的互动，从“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利用和专业研究者的提高性利用”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报纸、网络、电台及电视台的记者在田野一线采写稿件，在相应的媒体持续刊播；后者则是发掘者亲自撰写“考古手记”，对相关发现作出权威解读，在当地媒体连续刊登。其广度、深度及长度，贵州此前所未有；所取得的社会影响也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发掘期间及获奖前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媒体共推出关于海龙囤的各类报道140余篇（则），曾三上央视、三上“贵州新闻联播”、数次登省内媒体头版，并有多篇深度解读海龙囤考古的大版块文章，使海龙囤的最新考古成果得以迅速呈现在公众面前，甚至出现读者收集“考古手记”登囤请教的插曲。
国内外近百家媒体通过报刊对海龙屯的考古发掘进行了报道；海龙屯声名鹊起，成为国内外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而基于考古发现的专题学术讲座，实现了另一个渠道的传播与互动。第一期发掘过程中及发掘结束以后，我们在海龙囤、遵义、北京和贵阳举行了多场面对不同听者的学术演讲，广受好评。如9月22日，应遵义“名城大讲坛”之邀，在遵义市图书馆举行《海龙囤：两千里疆土家与国》的专题学术讲演，数百名听众出席。10月16日，在“中国海龙囤·娄山关国际户外挑战赛”举行期间，在海龙囤巅向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北京等地的约200名运动员、教练员讲述海龙囤故事。2013年1月9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颁奖仪式上发表《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2012年度发掘》的学术讲演。2013年4月11日、5月20日，海龙囤遗址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与社区居民和大中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受到普遍欢迎。
所有“公众”中，当地村民无疑是与遗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动中得以体现？相当部分当地村民在考古工地做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完成了与海龙囤事实上的“亲密接触”。部分村民则长期在海龙囤从事牵马、导游、餐饮等旅游服务，考古工作开展后剧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这些都是考古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此外，发掘期间，针对当地村民的贫困状况，我们联合媒体通过微博发起“考古探秘+公益慈善”活动，使城市中人在进行海龙囤考古探秘的精神之旅的同时，也能对当地贫困村民予以捐助。这一活动被新华社等媒体誉为“走出文化扶贫新路”，予以高度评价。更有当地村民写诗传扬此举，称“杨雀记得千年树，乞丐记得贤惠人”。我们相信，当地政府会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诉求，未来海龙囤“申遗”一旦成功，他们的生活条件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
贵州具有影响力的公众考古实践始于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为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该书在传统考古报告里开设了一些小窗口，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相关章节的内容，即在“考古方言”里穿插了“普通话”的环节，使其晓畅易读。这一尝试引发了圈内圈外的广泛讨论，先后有约10篇书评公开发表。贵州省文物局从2011年开始策划的“贵州文化遗产丛书·考古贵州系列”，计划推出解普及性读物8本，将贵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学化的笔触来表述严谨的学术成果，从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丛书目前已完成撰稿工作，预计2014年初能推出部分成果。这两项实践，应属“考古科普”的范畴，无疑也是公众考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以考古现场为依托，开展深度的、广泛的公众考古活动，海龙囤开贵州先河。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尽可能调适了各方利益，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强化了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规定各级预算应保证文物工作的经费。另外，作为资金使用效率管理与评价的一种有效方式，绩效评价被不断地应用在各财政专项资金之上。正是基于此，本文重在探讨如何通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更有效地开展针对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
一、构建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定评价依据。课题小组在经过资料分析和此类项目的实际评价之后，总结认为在设计评价指标时需要考虑不同层面的规定和要求，比如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一般而言国家层面的规定比较全、但比较泛，可以作为指标设定的指导，但不能作为直接依据。而省级的规定和要求相对来说就比较具体，操作性也更强一些，可以作为指标设定的直接依据。至于市级若制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则这些可以作为最直接的参考和依据。
二、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比例设定的依据
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比例的设定直接关系到被评价对象的评价结果，同时也关系到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目的的实现。在当下这个阶段，课题组认为绩效评价更多的作用在于以评促建。同时鉴于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的具体特性，建议在设定评价指标分值比例时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绩效评价考核的重点在于专项业务的完成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和效益，因而在指标设置上目标完成类指标和效益完成类指标的分值需要设定地较高。同时考虑到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效益量化衡量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建议适当降低效益类指标的分值。
（二）考虑到影响项目实施效果的效益的先决条件在于管理。因而需要加大对于管理，包括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分值设定。以便通过绩效评价能够更好地发现项目实施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以引起项目管理人员的注意，从而完善管理制度，加大管理的力度以真正实现以评促建的目的，引导并促使专项资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文物考古勘探与发掘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参考指标体系（见上页表1）
参考文献：
[1]肖玲.浅析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研究[J].新经济，2015（17）.
[2]曹靖，尉京红.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质量控制：缺陷分析与对策思考[J]. 财会研究，2013（05）.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6篇
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和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该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诞生。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人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11月6日上午，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渑池县体育馆召开。11月6日下午至7日下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弛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燕明研究员相继主持了三个时段的学术研讨会，共有26位与会代表进行了大会学术发言。闭幕式上，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研究员发表了讲话，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进行了大会学术总结。
一、田野考古新发现介绍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题为《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新发现》发言中介绍了西坡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该遗址自2000年到2006年共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了特大房址和墓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所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开始转变为开放式布局，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也昭示着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2011年9月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此次发掘重大发现之一是遗址中心区的大型房址F107。F107门道向南，内可能有火塘。根据F107的剖面，推测房址的建筑程序大约为挖坑——立柱——填土——挖地穴——垫土——铺白灰面。该房址的发现为深入探讨仰韶时期大型房址的建筑工艺提供了新线索。新的发现总能带来新的启示。一个文化内涵的丰富取决于细致的田野考古，我们现在许多定性的研究需要大量考古信息的支撑。
吉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在题为《内蒙古通辽市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发言中介绍了哈民忙哈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堪称中国史前考古的空前大发现。遗址地处内蒙古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40公里，总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清理面积达4000余平米，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遗迹中发现了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完整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这在全国来讲尚属首次。另外在几座房址当中还发现凌乱堆弃的大量人骨遗骸，有一座房址内多达97具，反映了当时部落战争的真实场景，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居民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哈民遗址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之间，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极其罕见。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类遗存的文化中心大体分部在中国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地区，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所以，哈民忙哈遗址的考古发掘，健全了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序列，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
二、仰韶文化区系类型研究
张居中(中国科技大学)在题为《三论仰韶时代文化》的发言中把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典型仰韶文化”、“典型仰韶文化的亲缘文化”以及存在典型仰韶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时代诸文化的原始农业发展水平，随着气候的波动，各地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由于典型仰韶文化的大举东进，与大河村文化的剧烈冲撞，才产生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西山古城，并随后形成了强大的王湾三期文化，出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的古城址。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7篇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 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 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 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 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 ，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 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 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 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 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 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 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 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 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 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 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近年来，随着各类计算机 外部设备的发展，原本较昂贵的硬件设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其价格却在不断下 降，一些原本无条件普遍使用的设备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网络实现硬件资源共享的这 一基本目的随之也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 用，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借助于网络架构模式，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 传播以及信息的检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 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 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 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 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 ，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 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 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 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 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 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然而，随着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管理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普通的计算机 数据库管理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不足是，目前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的 数据库管理软件，其操作方式还大多停留于单机工作状态，这种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考 古发掘信息的科学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归 纳和整合等应用方面的效率。这一问题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认识到，并着手进行了构架 于网络平台管理系统的开发[2]。
通常来说，一个考古部门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长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普 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地补充和更新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即 使在具有便携式计算机等条件下，不具备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也只能够做一些必 要的基本资料录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终归档工作，则只能待一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告 一阶段后，再进行后期的补充输入。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考古资料信息归档工作的滞后 和资料输入工作的重复。网络技术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出信息资源 共享的优势，使考古信息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的远程输入、检索、归档和管理。借助构建 于网络技术平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网络服务器中专业数据库的远 程访问，可以实现对考古信息的网络输入、检索和管理，并及时追加和补充考古发掘的 最新信息。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输入和检索效率，考古工作者还可结合数据 库中同类遗迹、遗物的资料比照，对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各类考古遗迹作出对比分析，有 助于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主动性。
为了保证发掘资料检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在网络管理系 统中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如考古机构中的领队人员等，可以通过网络对已归档的各个 发掘区域的考古信息进行实时地全面检索和查询，并就已归档的资料加入批注，以有效 地实施对田野发掘工作的全面指导；发掘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区域，拥有在特定模块 进行检索、输入的权限，以便将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远程追加输入。这种方式，在保证 已归档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 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 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 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 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 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 ，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这种工作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相关考古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借助这一考古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考古发 掘与研究现状实现有效的实时监督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滞后所带来的种种弊 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这一网络平台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发掘 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考古信息的交流。当然，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自身 特点和考古信息的相关要求，这一层次的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应当严格限制于考古 专业人员，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实现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专业化的考古学信息网站 的考古信息来实现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专业信息网站，这些专业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工作提供了 获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个窗口。例如说，中国文物信息网(ccrnews.com.cn)是《 中国文物报》主办的网站，它借助于网络将最新的考古动态和信息进行，考古工作 者只须登录该网站就可及时了解到这些信息。此外，一些专业网站还将已发表的考古专 题研究资料输入数据库并联入网络，为学者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 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 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 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 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 “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 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 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 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著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 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 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 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 ，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 ，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 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考古信息网络化传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专业网站的信息，专业电子 期刊的信息以及专业网上论坛等多种方式。借助于考古专业网站所实现的考古信息 ，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和详实的专业信息；专业电子期刊，也是及时传播考古信息 的重要途径之一。专业电子期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基础上，借助于网络 实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着较好的时效性和信息类别的灵活性，是对传统印刷型期 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类别可分为在线WEB阅读和邮件订阅发送以及电子文档下载等多 种方式。电子期刊与传统纸媒体杂志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从出版速度上看 ，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传统杂志也无法与网络电子刊物的即时性相比。据统计，世界各 地见于著录的重要考古学期刊有950多种，出版者包括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研 机构或学术团体以及独立的出版者等几个类别，其中20%拥有自己的网站[3]。这些电子 专业期刊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考古信息网络的第 三种形式，就是专业网上论坛，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动态 、学术会议、热点学术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种方式因主要为研究者自发性地活动，是上面所述两种主要类别的补充。
4.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借助于网络技术所实现的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是对传统信息检索手段的全面革新。 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彻底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专业信息的检索工作易如反掌。而 且，随着网络考古专业信息的日益丰富，相信未来的信息检索工作将会主要依赖于网络 技术进行。
专业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关信息网络数据库检索[4]。正如上文所 谈到，如果未来的考古信息处理系统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互联的话，借助于这样一个庞大 的考古专业信息的网络检索数据库进行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将会为考古学的未来发展 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 要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质的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网络数据库，最主要的难度在于要建立 一整套规范、科学、统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 此外，目前在网络中还存在着不可计数的专题性考古信息网络数据库，这些提供网络检 索的专题性质的考古数据库，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学科信息的网络检索工作外，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还可以实现对相关自然科 学信息的网络检索。比如说，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对考古发掘工地的GIS地理信 息和早期航片进行检索，对于我们制订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计划有着一定的帮助。
此外，各种数字化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如《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已经出现 了电子版本，一些专业网站提供了在线式的文献检索服务，为查询、检索古籍提供了高 效地现代化手段。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古机构的专业网站及时地获取国内外相关考古信息 。
目前而言，大部分网络用户使用的接入方式还是拨号上网，这种方式由于速率较低， 在未来将会逐步为ADSL、光纤接入等宽带网络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现有接入方式的限制 下，考古信息的实时交流还仅限于诸如网络虚拟论坛，网络实时文字信息交流等简单的 方式，而需要更大带宽支持的视频实时交流等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发挥出其应有 的作用。随着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通过视频播放、网络虚拟论坛等方式实现的考古信 息的网络实时交流，可以预见将会是未来考古网络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来获取各类蕴含的历 史信息，以最终复原古代社会，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的学 科目的也可视作是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来复 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 一。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为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 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
计算机网络技术于考古学中的应用，从表层来说，是为考古学增添了一对信息时代飞 翔的翅膀；而从深层次来说，将会对信息时代考古工作的结构重组起到有力地推动和促 进。正如上文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应用于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考古信息 的网络化管理、共享，而且还为考古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检索和实时的交流提供 了有力的工具，这些不同层次的应用，都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 在未来的发展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当为构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统一规范的国家考古 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组和进一步完善。
构架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为考古学基础信息的整合和后期研究提 供坚实的基础，将会对考古学的既有工作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条 件的日渐成熟，将有可能构架出一个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运作平台的、覆盖全国范围的 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这种管理系统相信不仅为考古工作的宏观管理提供一个有效地管理 方式，而且也为考古研究者后期资料的整合与研究提供一个利器。例如，借助于现代的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将考古发掘信息进行科学、规范地管理，而且还可以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的信息管理、共享和交流。相信随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考 古信息管理模式的构建完成，考古工作的每一个工作步骤，从初期踏勘、田野发掘到后 期的资料整理都可以在此管理模式中进行运作，考古工作的网络化宏观管理将会得以实 现。
当然，限于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本文只是对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所做的初 步设想。我们相信，随着未来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 入，计算机网络技术将会在考古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科威，于冰，童波.全国文博系统计算机应用状况调查.东南文化，1991，(3、4) ：253.
[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资料的信息化处理与＜田野考古2000＞.考古，2000 ，(6)：88～95.
考古发掘方法范文第8篇
――李瑞环
“挖皇帝陵”是个早有的话题。远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陕西就有发掘乾陵的动议，而总理没有给予批准。1974年，秦兵马俑发现之后，随着始皇陵园考古成果接连面世，特别是接近陵墓的从葬坑里发掘出精美绝伦、稀世罕有的铜车马，就大大刺激了某些人兴奋的神经，追求效益的某些人就产生了挖秦始皇陵的种种设想。得不到获准的情况下，极力鼓噪的温度这才降了下来。近日，随着对秦陵地宫的进一步勘测，又有人产生开掘秦陵的设想。
任何考古发掘起码的要求是：必须用自己的发掘成果，能够恢复原来的存在。那么，极力主张发掘秦始皇陵的人是否考虑过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用当前最先进的保护技术，能否保持文物的完整性，做到万无一失？
司马迁在《史记》里，对秦始皇陵墓内的描述可说是绘声绘色的。他写道：“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在这里，虽然已经涉及到墓圹、棺椁、宫殿、衙署、随葬品……等等。其陈设布置的内容，从天上的星空世界到地面的自然景观，无所不包，甚至连防盗的措施也都齐备无遗。但是，司马迁所言，只是就陵墓的主要内容作了粗略的分类，并没有“文物清单”，也没有“位置图”。当我们在“未知”的情况下动手开挖时，就得要具体化。那么，它们究竟指的都是些什么？谁能说清？
我们对文物无可争辩的认识，凝结到一点，这就是：帝王陵墓是当时物质财富精品之所在。但我们又不可预料的是，始皇陵墓中的“奇器珍怪”究竟为何物。当兵马俑刚刚面世时，一些对雕塑研究有素的老学者还发出是“明清之物”的疑问。陵园陆续出现的铜车马、大铜鼎、铜仙鹤、石铠甲、珍禽异兽……等等，谁有先见之明？既然出土了，你自然知道了。你也可以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这些东西，在陵墓里都会有。但除此之外呢？说不清了吧！你总不能以“已知”概括“未知”吧。那么，对“已知”的文物保护得怎么样？不是对颜色、防锈、老化、光照、腐蚀等世界性的难题还在“攻关”吗！既然对“已知”还在“经久”的试验着，你对“未知”又有几份把握？总不能老停留在对丝绸、简牍、纸张保护的夸耀之上吧。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文化资源。它是古人智慧与劳动的结晶，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的载体。但在地下遭受岁月与不利因素的折磨，尽管存在状态相对脆弱，但毕竟适应其所处的环境，达到了自然恒定的状态。如果发掘出来，突然改变了它原来的条件，一旦保护不下来，往往就形成不可弥补的遗憾。而这些并非危言耸听的话，还只是指有形的“遗物”说的。
随考古学的发展，研究的深入，认识视野的扩大，发掘中收集资料的范围越发广阔，工作越发细致。过去的所谓“遗迹”，今日早已扩展到“现象”。石器打磨、灰烬炉渣、芦席和棺椁朽迹、居所的加工与修饰痕迹等等，固然是收集与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但现在通过科学观测仪器对“印痕”的研究，竟独立为一支新的“微痕学”。人们对犯罪分子留下的脚手印痕作为公安破案的线索，已不足为奇。考古学借此，难道不会揭示出古代更多的秘密？那么，对发掘偌大的一座秦始皇陵墓，谁有提取与保护的把握？
第二，用什么方法挖？谁敢保证能取得理想的结果？
秦始皇陵的外形，像是三个由四棱台体堆起的大土山，现存底边345×350米、高52米。我在《秦始皇陵研究》一书中，估算土方量至少在640万立方米左右。至于墓室的结构、布局等情况，可暂不涉及。怎么挖，方法大概不外乎有两种：
一个是按照考古规程发掘：定座标、划探方、层层清理。作好绘图、照相、录像、文字记录。工作次序是先挖封土，后清理墓室。那么，待到完工之日，所花用的时间恐怕就不是三年五载了。100年，50年，25年……你等得及吗？急于一睹秦始皇风采、看看陵墓中“宝贝”的人，如若须眉皓白还未能如愿岂不遗憾！急于收取旅游效益（钱）的人，耐得了这份长期的“折磨”！或者换成现在流行“边发掘、边参观”的模式，但在不能用“大兵团作战”的发掘现场，还有观众的容身之地吗？
假若考古的挖法太麻烦又费时，当代人急不可待，那就只有在始皇陵上“打洞掏挖”一途了。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你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恐怕不可掩饰的真实用意就是：为了“取宝”，就是为了旅游赚钱。但你不要忘记：“打洞掏挖”、取金银财宝，那可是盗墓贼的干法。你不耻为之吧？
两种挖法，都会有“收获”。但前一种的结果是：一个在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都可以看见其雄姿的秦始皇陵，却在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中国古代人创造的这一奇迹、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这一历史文化财富，就这么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而后一种固然保留了秦始皇陵的“外壳”，得到了什么？同整个陵墓比较，不仅微乎其微，而且还落个千古骂名。如此，你无论采取那种挖法，恐怕都难脱离“罪人”的干系！这才真的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第三，你现在的手段即使最先进，能超过后世的科学吗？
考古学在发展，考古技术在进步，为了取得资料而田野的考古发掘是万万少不了的。由于基本建设与自然原因，“抢救性发掘”可以说是伴随而存在的。尽管我们泱泱大国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但古代帝王陵墓却是有限的。还有各地发生的盗墓不止、走私常在，毁灭性盗挖。当今时代，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就是：不可再生的古遗址、古墓葬的数量日趋减少的速度，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不严加控制，让遍地开花地发掘帝王陵墓，要不了多长时间，不仅无“古”可“考”，恐怕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知“考古”为何物了。“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增长、生活富有，必然带来对文化的需求。当我们的后代在研究历史文化时，面对一片“沙漠”，那该是何等的悲哀！
说实话，只要是考古发掘，就会有得有失。对“得”和“失”的权衡，当时人固然有首选的标准。但这种选择，实际是深深打了时代烙印的。
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史，任何先进的科学手段与成就都是相对前代而言，但对后代就成了过时之物。后人视今人，有如今人看古人。过去要检测铜器的元素构成，是要取样作化学定量分析的。后来，由光谱定性分析、激光定性分析、激光显微光谱、x光萤光分析等多种手段进行，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由“取样”到“无损”，就是进步，表明了后胜于前的道理。
近年对秦始皇陵“地宫”探测，除过大面上用一般性的高光谱、红外摄影、地物波谱、卫星图象等遥感技术外，了解结构则选取了物理探测的手段。通过弹性波、磁法、电法等8大类计22种方法，增进了我们对墓室的了解。虽不尽完善，但毕竟比过去进步。虽然待回答的问题还多得很，这就有赖于掌握更先进技术手段的后人“无损探测”了。
任何一件古物，从理论上讲其本身都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实际上，大到遗址、墓葬，甚至包括其所处的环境，我们不可能知道它蕴涵着多少古人生存、生活的信息密码！而对它的破译与解读，只能依赖于高科技的手段与知识。在这里，考古学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认识与实践中也是由浮浅而深入的。回头反思，过去的发掘工作中不知丢失了多少信息密码！
为了遏制地面文物与地下文物毁损的势头，加强文物保护。留下更多的文物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掌握着更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后人不用我们的办法去发掘，做到无损考古，岂不更好！如果靠现在的技术，硬要挖秦始皇陵，有关秦代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多种密码就被破坏，破坏信息源的责任谁来负？
请不要拍着胸脯说：“技术上没问题。”要知道，破解古代文化密码，高科技重要，而当前对这一严肃问题的认识高度更为重要。认识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在这里，我们是否再咀嚼一下李瑞环过去说的一番话？1992年，他在全国文物保护工作会议上说：“咱们这一代人做得了的事，一定要做，不做对不起祖先。做不了的事，不能硬做，做了对不起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