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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困;稀缺性假设;双约束假设;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6-0074-05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和解决贫困问题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低谷,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扩大问题更趋凸显。严峻的现实表明: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贫困这个一直伴随人类历史的难题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对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恐怕难辞其咎。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经济体制,即所有物品和劳务都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所有市场主体都能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贫困问题根本无法放人西方主流经济学“完美”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讨论,更遑论得到解决。对于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很清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承认:“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此外,哈佛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等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以上情形充分说明:对于贫困问题,直到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既无法解释其存在的原因,更无法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必须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束缚,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寻找方向,才有可能在人的平等、尊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新方案。而要改变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寻找方向,可能意味着要颠覆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在这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界事实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因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研究框架,即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然而,这种优势目前也是一柄双刃剑,也遇到了挑战。因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的情况下,意味着经济学必须针对现实,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不仅理论上需要经济学者提出对贫困的科学解释,现实也要求学者们提出能够解决贫困的可行方案。而程恩富教授为了发展经济学而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为解决这个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带来了可能。从“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出发,我们不仅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逻辑错误,更能为贫困等经济问题的解决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贫困问题的原因,在于其稀缺性假设中存在着逻辑错误
自从欧几里得在其名著《几何原本》中构建出一个完美的逻辑体系以来,学术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任何借助逻辑推理建立的理论体系都必须以一组基本假设(公理)为基础,在这个体系中,除基本假设以外的每一个结论都可以用基本假设通过形式逻辑推导出来,但基本假设本身是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理论体系所涉领域中无数实践经验的总结,不能在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找到反例。如果在未来的经验中出现反例,整个理论体系将被证伪。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光速是宇宙中的最高速度”,如果发现比光速更高的速度,这个理论的根基就动摇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严谨的数学化理论体系,但是只要我们以公理化逻辑体系的基本要求去衡量,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如,已有很多文献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世界中的反例俯拾即是。而本文所要证明的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稀缺性假设,虽然最后的资源稀缺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该假设内部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逻辑分析问题,从而使其丧失了对贫困等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认为,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稀缺性假设揭示的“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这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只能是一种“有限——无限”的模式。这个模式的含义就是,一方面,社会只能生产出有限的商品和服务;而另一方面,人们想要占有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却是无限的。以稀缺性假设为前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国内外经济学课堂上广为传授。但是,这一假设其中包含的一个重要的逻辑错误却很少有人发现。这一逻辑错误就在于:“资源”是属于客观范畴的事物,而“欲望”则属于主观范畴。那么,属于对立范畴的事物如何能够直接比较呢?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同质的两种事物之间才能够比较,这种比较也才有意义,而不同范畴事物的比较不仅意味着一种逻辑混乱,而且往往得出许多荒谬的结论。
因此,在生产和消费问题上,只有在同质的状态下进行比较,才能正确反映和理解现实。如果将生产和消费两方都限定在主观范畴,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不仅人们消费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们生产的欲望其实也是无限的。如此看来,在同属主观范畴时,生产的无限欲望和消费的无限欲望之间并不存在稀缺性的关系。如果把生产和消费都限定在客观范畴,这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能力”都是客观的,事实上比较的就是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在生产方面,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生产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人们的消费能力是不是能够无限扩张呢?
一般而言,制约人们消费能力的因素主要是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约束三个。其中,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属于硬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正如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所说的,“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对于任何一种消费品而言,消费过程中的生理约束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递减原理也是以承认消费中的生理约束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由于存在生理约束,所以人们对每一种消费品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而对于人们是否有能力消费无限种消费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已经给出了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早已注意到,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也认为,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受到时间的约束。由贝克尔的观点可以看出,任何消费品的消费过程都需要耗费一定时间;而由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观点可以看出,人们的消费活动受到时间的限制。由此可见,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人们不可能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即消费能力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显然没有意识到消费的时间约束这一事实的理论含义,更没有意识到其与自身理论假设存在着重要的矛盾。
预算约束则与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不同。后两者作为硬约束,其自然规定性决定了主观意志或者制度变革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这两种约束。而前者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约束。因此,预算约束成为现实中贫困和消费不足存在的直接原因,但预算约束并不是限制消费能力无限扩张的硬约束。因为即使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收入,或者说每个人都摆脱了预算约束,但是由于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这两个硬约束的存在,人们的消费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而不能无限扩张。
至此,我们完全证明了“消费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张”这个命题。也就是说,在同属客观范畴的情况下,真实世界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其生产与消费的模式是“有限——有限”,而不是稀缺性假设所认为的“有限——无限”的模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对稀缺性假设中的逻辑错误习焉不察呢?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会经常受到误导性干扰。现实世界中,人们消费能力的有限性尽管有目共睹,但是人们欲望的无限性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确实有一种物品,人们不但有占有它的无限欲望,甚至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无限的占有。这种物品就是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并不是具体的消费品,所以只能被占有而不能被消费。正是对货币的无限欲望,而不是对消费品的无限欲望,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也正是生产规模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有限消费能力的矛盾。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重复爆发。这本是经济学中的基本常识。对货币的欲望与对一般消费品的欲望,二者虽有本质区别,但也容易混淆。正是由于没有认清两者的本质区别,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稀缺性假设的思维误区之中。
绕开误区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现实世界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并不是稀缺性假设所描述的“有限——无限”模式,而是“有限——有限”模式。建立在不合实际的稀缺性假设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只是一种与现实世界脱钩的学问,其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并不存在的东西。脱离实际的学问必然是无用的学问,这就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但对于解决贫困难题无能为力,而且对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复苏问题同样一筹莫展。事实上,人类社会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其生产和消费都只能是“有限——有限”的模式。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即由于人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导致社会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将是有限的。而另一个常识在于:在认识客观事物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谬误。谬误是对客观事物和规律的误解与歪曲,是与真理对立的范畴。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便是一种谬误,是对社会客观现实的歪曲。
在认识到稀缺性假设的谬误之后,再看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才能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指出,在一定的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会面临一定的约束。也就是说,并不是如稀缺性假设认为的,相对消费的无限性,资源是稀缺的。而是说,相对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观无限性,生产和消费各自都面临着现实的约束,即资源的有限性和各种消费约束。这种比较才更符合现实,才能作为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的逻辑前提。也只有在这一假设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解释和解决贫困问题。
三、应当以“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为前提科学研究贫困问题
在消费能力的制约因素中,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属于具有自然规定性的硬约束,适用于所有社会经济制度。而预算约束则是一种制度性约束,是人们在消费中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主要约束。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广大低收入者消费能力的扩张在远未触及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时,就被其预算约束所束缚了,进而导致生产能力的扩张在远未触及资源约束时就被消费能力束缚住了。其实,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早就论述过了:“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里的“绝对的消费能力”的界限就是由消费硬约束所决定的消费界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对过剩现象——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共存——则是由预算约束这一制度性约束造成的。
然而,如果不考虑在预算约束下消费能力扩张困难且缓慢,社会的生产能力仍然可以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单方面实现快速扩张。而这种情况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所指出的“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也就是说,在“有限——有限”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就会发现,由于社会生产和消费在扩张难易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社会经济中一直存在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倾向。换言之,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有限——有限”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实际呈现为“大——小”的模式。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而二者的差距就是生产过剩。简而言之就是: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生产过剩。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组织方式愈发高效,生产能力大于相对消费能力的倾向更趋明显,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着逐渐扩大的趋势。在此,我们便可以通过“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来解释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如何演变为“大——小”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何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从而以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贫困问题提供解释。在经济思想史上,对生产过剩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即便广为传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基于稀缺性假设而得出的“有限——无限”的模式,从而使其完全无视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生产相对过剩现象。那么生产相对过剩与贫困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有不少学者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稀缺性假设的影响,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相对消费的无限性而言的生产能力不足,所以要解决贫困问题,先要“做大蛋糕”。然而问题是,现代社会的“蛋糕”已经比中世纪大了不知多少倍,为什么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贫困现象仍然不能根除呢?因此,有必要从生产相对过剩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问题,从而得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现代市场经济的病根正是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也正由于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中缺乏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导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以及贫困等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无视生产相对过剩现象的存在,当然既不可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更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问题更趋严重,致使经济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终极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技术与市场规模的限制,生产相对过剩主要表现为产品大量积压。而在现代社会,生产相对过剩主要表现为生产能力闲置的普遍化,其中也包括了劳动力的闲置。而这里就需要特别注意生产相对过剩的一种特殊形式:失业,即劳动力闲置。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失业问题多有论述,但无一切中肯綮,原因在于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对,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认识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才是失业的真正原因。
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往往采用两种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在失业问题上,政府一般通过出台调控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促进社会就业。而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政府大多推行二次和三次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将失业与贫困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而事实上,失业和贫困往往是伴生出现的,两者与生产相对过剩之间的关系在于:生产相对过剩导致劳动力闲置即失业率升高,而失业率升高导致贫困问题加剧;同时,失业率上升导致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未失业劳动者在竞争压力下会选择接受更低的工资,从而加剧了相对贫困。因此,失业与贫困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完整的因果关系链是:生产过剩失业贫困。
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中,贫困的最终原因在于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而非生产能力不足。因此,解决贫困问题不能指望“做大蛋糕”的方法,这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要想真正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而这里,就需要以“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为前提,来深入研究生产相对过剩问题,进而寻求能够真正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过去的经济实践表明,计划经济也能解决贫困问题。但是这些实践也表明,以计划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同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为前提,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优途径,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课题。
关键词: 人口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 C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033-02
中国人口多,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大问题,但中国人口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还不仅是多,更在于由多所引起的诸多人口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性别比失衡问题等。“人口红利”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人口红利”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和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下,在人口转变中,正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
1. 人口红利评介
关于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红利的进行了定义,并表达其观点及看法。究其根源,人口红利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 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蔡对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并能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该定义是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从社会抚养比的角度出发,用储蓄和投资因素对人口红利的解释。汪小勤和汪红梅认为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以上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都是从人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角度出发,其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其实质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给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利用好这个机会,才可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红利,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错过这个机会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相反,可能会产生劳动力剩余,失业率较高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能否收获人口红利,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
在汉语词典中红利一词的意思是指:①企业分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②参加集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红利没有定率,视利润多寡而定。而额外报酬和合额外收益都是定量的,可以用量来衡量红利的多少。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是经济概念,即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殊结构,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相对较低,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则就是人口红利,反之,会产生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2. 我国人口结构现状
到2008年底,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19.0%,15-64岁人口占得比重为72.7%,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3%。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从表中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一步步加剧,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将加重(详细数据见表格1)。
因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下,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4年的21.5%下降到2008年的19.0%,减轻了社会抚养负担,这是三十年来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瞩目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优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口年龄是动态的变化,按动态分析法推算,生育高峰期的人口逐渐进入中年或老年期,15-64岁人口呈上升状态,从2003年的70.4%增长为2008年的72.7%,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资源配置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状态,由2004年的7.6%增长到8.3%,该年龄段人口上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主要原因。虽然计划生育带来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在这中年龄结构中,15-64岁人口比重较大,且处于增长状态,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年龄的动态变化意味着65岁及以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不断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因此,面对目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人口红利,将人口红利最大化,积累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加剧。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现在属于老龄化国家,且老龄化在加剧。将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统一化、规范化、社会化,并建立完善的老龄化社会机制,制定相应社会福利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制,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增长的潜能将会下降。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资源也会随之波动,人口红利将存在降低甚至消失的可能。
3.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人口红利来源于人口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口及生命周期等。本文中所说的人口因素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和人口迁移因素。简而言之,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也来源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掌握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才能使得人口红利最大化。
3.1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
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本身规律所决定,而人口年龄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陈友华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蔡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储蓄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生产性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阶段上,并能合理利用此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就能获得额外收益,这个额外的收益即为人口红利。
3.2 人口的迁移流动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也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盘棋”机制建设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即30岁以下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流动人口不但丰富了人力资源市场,还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首先,经济发展依赖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又需要从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胡兵,赖景生,胡宝娣在《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中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出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意味着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将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4. 对策研究
4.1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所呈现的特殊结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资源存在稀缺性这一特点,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资源的稀缺性会导致竞争,良性的竞争会引起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弥补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获得人口红利的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尤为重要。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4.2 人力资本开发
虽然人口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取决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本开发是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投资,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
4.3 迁移流动与区域均衡发展
在当前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应进行适度的干预,避免不规范的人口流动给各地区间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不但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且能保证各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各区域间能够均衡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和区域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5. 结论
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即劳动力资源丰富,也来源于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不但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实现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人口发展特有的模式,制定相应人口政策,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把握好人口迁移规模与数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实现充分就业,达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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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经济 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 知识创新
一、传统就业增长理论的主要缺陷
传统就业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影响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政策,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就业增长的,工资率、通货膨胀率是否会对就业增长产生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等。尽管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传统理论在分析就业增长问题上有―个共同点:认为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就业增长问题必须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也就是说,影响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但是传统就业增长理论是以工业社会为出发点的,而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理论则把资本的积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认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唯一原因。因此不断地增加资本投资,即保证经济增长,也是保证就业增长的唯一支撑。不过,这里所讲的资本投资主要是指物质资本投资,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由于物质资本投资存在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因此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同时,工业社会的生产规律强调对产品的大规模复制,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呈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就业增长的前景并不乐观。也就是说,传统就业增长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就业增长的长期趋势,面对知识经济社会出现的资本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的新局面,更是无法回答知识经济条件下能否实现就业增长,以及如何实现就业增长的问题。
二、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按照经合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6)一文中的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经济
工业经济对自然资源高度依赖,随着这些自然资源逐渐耗竭和稀缺,这些资源的使用成本将大大增加,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将受到影响。知识经济是一种自然资源节约型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能够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主要靠知识资本的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知识资本的投入,大量高新技术的使用,能够替代和节约稀缺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降低经济发展对稀缺性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另外,知识经济也是一种资源开发型经济,随着人类社会所拥有的自然和社会知识的迅速增加,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人类将开发出更多更经济的自然资源。
2、知识经济是一种知识资本型经济
在知识经济社会,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注重的物质资本,而是知识资本。工业经济使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高度分离,而在知识经济社会则呈现两者一体化的趋势。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源是知识资本。
3、知识经济是一种知识产品型经济
工业经济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物质产品,物质产品对稀缺性资源的依赖性比较大,随着稀缺资源的耗竭,这类产品的供给将会受到限制。知识经济所生产的是知识产品,产品中的知识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些知识并没有因为产品的出售而丧失,而知识产品则不存在生产的制约因素,使得知识产品有可能大量生产和迅速扩散,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典型产品。
4、知识经济是一种知识分配型经济
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和信息越来越丰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占有知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将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
三、知识经济对传统就业增长理论的挑战
1、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替代关系消失。菲利普斯曲线失效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高经济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存在的现象,连续近10年的时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朝着同一方向变动。因此,许多经济学家以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数据为依据,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适用于新的经济时代。他们从知识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增性、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的价格变动趋势、互联网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在知识经济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
2、知识资本成为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经济需要大量的知识资本的投入,知识资本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所谓知识资本是相对传统的物质资本而言的,是指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所有无形资源的总和。最早提出知识资本这―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他于1969年首次提出知识资本概念,他认为知识资本不只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而且是一种思想形态的过程,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美国学者托马斯・斯图尔特于1997年提出了知识资本的“H-S-C”结构,即企业的知识资本价值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三者之中。从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来看,知识资本的提出是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深化的结果。为了解释经济增长之谜,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由舒尔茨、贝克尔等人提出并建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在对人力资本理论展开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同样作为人力资本,智力因素比体力因素更具有增值作用,智力因素是财富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知识型企业的市场价值比其账面资本价值要高出很多,知识型企业市场价值增值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巨额的无形资产价值。因此,人们将这部分能够为企业带来市场价值增值的无形资本称为知识资本。在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中,知识资本的提出很好地解释了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曾被称为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而推动这个时代到来的力量正是知识资本。世界经济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形态也随之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知识资本是知识经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在这个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飞跃的新时代,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从有形的物质产品的竞争转向无形的技术、智能与知识的竞争。产品中的技术、知识含量成了竞争的基础和决胜的关键。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纷纷将知识资本的投入、获得与应用作为自己的战略法宝,知识资本成了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焦点。工业经济时代是以物质资本为主导的时
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强调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强调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利用。资本家主要依靠对资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控制来积累财富,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理论方面强调资本的主导作用。资本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如著名的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认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唯一原因。该模型认为,通过投资可以增加就业和有效需求,引起企业生产能力扩大,导致下期供给大于需求,为了弥补需求缺口,就需要更多的资本。因此,不断地增加投资,是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唯一源泉。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资本主为导的时代,知识经济不再依靠对稀缺资源的占有,物质资本的数量、规模不再是市场竞争中决定胜负的关键。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中心,知识经济的资源基础是智力资源和知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利用。知识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和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
3、内涵式就业增长成为主要就业增长方式
传统的工业经济是以数量扩张型和粗放的速度型为主体的经济,它对增加直接就业的作用明显,但潜力有限,甚至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增长时,也不能带来相应的、较高的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弹性系数较低。而知识经济是质量提高型和高度集约型的新型经济,它对增加直接就业的作用,对增加关联就业的作用明显,潜力无限。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就业增长理论强调以外延式就业增长为取向,即通过刺激物质生产和投资要素扩张,由生产规模的扩大带动劳动就业量的扩大。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就业增长转变为以内涵式就业增长为取向,即依靠人的智力资源和脑力劳动,通过知识的生产、分配、传播和利用及其关联产业的发展带动劳动力就业量的扩大。有学者认为,在就业增长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可以通过加速知识经济发展进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传播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市场,从而引起内涵式就业机会的增加。在知识经济时代,要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必须走内涵式就业增长之路,这样,才能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有效创造就业机会。
4、知识生产领域成为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农业经济时代,人类把自身的生存需要放在首位,以食物生产为基础的农业是一切生产的前提,因此,劳动者大多沿袭小农经济的自然就业方式,依靠人力或畜力在土地上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第一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工业经济时代,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和市场化的拉动下,以机器的机械力量帮助人的体力劳动并越来越多地取代人的体力劳动,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依靠机械力从事生产,从而拓宽了劳动者的就业领域,劳动就业^、口的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使工业成为吸纳社会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知识经济时代,大批新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兴起和部分传统产业的衰落,使依靠智能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多,大量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传统就业岗位“消亡”,从而引发一场就业危机,其特点是知识结构性失业人口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依靠智能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就业者越来越占据有利地位,而劳动力从知识含量低的主导产业部门向知识含量高的高科技产业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大规模流动。从根本上实现了就业结构的升级。在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直接在车间从事生产的工人,逐步被机器取代,占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对有高度熟练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美国是知识经济的先锋,美国高科技行业每年提供几十万个高薪就业机会,同时我国的国家级和地方高科技产业开发区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高技术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仍然有限,对人员素质要求又很高,对于解决大量失业问题的直接帮助不是很明显,关键还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知识服务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关键词】招商引资;区域经济;农村;现代农业
中国在培育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外资加深内外联系,促进区域发展。地处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村地区要在信息、技术和人才的基础上,合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开辟一条科学通畅的招商引资之路。
一、经济学理论
(一)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Flows of Capital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为我们引出了商品与资本的国际间、区域间流动的经济学假设,为农村地区招商引资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Markets Are Usually a Good Way to Organize Economic Activity
市场经济发展的层次越来越高,金融或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资本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可以促进资本向需要的地区、行业流动,从而优化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这是农村招商引资的资本市场运作可行性前提。
(三)Governments Can Sometimes Improve Market Outcomes
政府有时可以改进市场运行结果。这一经济学原理为政府制定财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改进税制,给予投资刺激(investment incentives)减免投资赋税,鼓励资本向农业领域流动。
(四)Human Resources Investment: Education,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人力成本是投资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和资方需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和开发,使他们掌握农业专业化生产和深加工的技能,形成营销观念和市场意识。虽然短期内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但从长远效益来看,这项投资可以为企业带来稳定高额的回报率。
(五)Trade Can Make Everyone Better off;People Respond Actively to Incentives;Attracting Investment Can Produce Pareto Efficiency
交易可以使双方受益;人们对激励产生积极回应;吸引投资或产生帕累托效率。有效的招商引资是自愿互惠的交易:①企业为农民提供培训和开发,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②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③开发利用农村优势资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④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⑤企业可以承担一定的社区责任,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⑥企业通过投资获得预期的利润回报,达到资本增值的根本目的。⑦推动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六)Labor Flow:Migration and Personnel Flow
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很多农民放弃农业生产选择进城务工。主要有打工移民(短期)、外出接受教育(中长期)和迁移(永久)三种流动方式。目前农村中待业劳动者数量依然庞大,农业外收入对他们有很大吸引力,愿意选择无迁移就业。
(七)Resources Scarcity:A Common Hypothesis to Build Economic Theory Model
资源稀缺性:构建经济理论模型的一个普遍假设。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假定人们通常会对收益作出积极的反应,而对成本则作出消极的反应。根据该假设任何一项决策或者行动都是有成本的,资本作为现代生产的血液同样具有稀缺性,所以投资者并不轻易投资。农村招商引资要显示当地的资源优势,要让开发商觉得有利可图,只有这样资本的根本属性――增值就可以实现。
(八)The Core Assumption of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经济学上,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通常被称为要素禀赋。农村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要素结构、发展程度和政策体制来规划招商引资和产业建设,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不断改革与创新,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
二、公共政策条件
中国亟需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农业的发展问题以及农村的建设问题,作为基石的农业要走一条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国家政策对农村招商引资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必不可少。在税收政策上执行低于一般标准税率,甚至是减免部分征税项目。在财政政策上,对现代农业进行补助;为大学生返乡返农创业提供基金和贷款。公共政策为农村招商引资和开发创造了有效模式。
三、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从发展现状来看,大冶市资源开发进入衰退期,经济转型任重而道远。转型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考虑农业资源优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过去,大冶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模式粗放,农业的基础地位相对薄弱,发展依赖矿产资源和重工业,尚未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商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新时期,农村的发展成为突破口,以农业为支撑的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其核心动力因素――招商引资。武汉作为中部崛起的核心城市和中部地区最大的信息、技术、商品、资本和人才集散中心,其强大的辐射力为大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引资优势。
四、外部环境分析
(一)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加深,资本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二)资本投资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共同作用下向农村和农业转移。
(三)市场需求决定市场供给。现代化生活理念使得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质量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形势决定了农业要创新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化经营。
(四)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保障,建立市级、乡镇级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五)社会提供舆论支持,倡导健康饮食,呼吁生产绿色食品。
(六)灵乡镇和阳新县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农业深加工和旅游业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为刘仁八镇招商引资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和模式。
五、自身条件分析
(一)引资优势
1.资源优势:土地资源丰富,利用形式多样,有广阔的农田、旱地、林地,土壤肥沃高产;水利资源充足,河流水库广布;林木资源品种繁多,有松树、茶树等。
2.环境优势:地处北纬30°,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有充足的雨水、热量和光照,适于农作物生长;无重大污染企业,环境优美,空气清洁。
3.区位优势:距武汉市105公里,距黄石市22公里,离大中型商业中心和市场较近;村镇县三级公路与武黄高速和大广高速相接形成便利的交通运输网。
4.劳动力优势:大部分中青年劳动力在本地务工务农,有充足廉价的适龄劳动力。
(二)引资劣势
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农业发展思路传统守旧,市场经济观念保守落后,对外商投资持着怀疑态度和抵触情绪;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吸引外商并取得互信互利;农村缺乏熟悉生产和市场的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引进成本较高;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多暴雨,容易引发洪水灾害,导致财产损失。
(三)克服劣势的途径
1.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当地群众理解什么是现代农业及招商引资的重要性。
2.政府和资方合作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初级培训,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
3.用财税政策资助大学生去农村创业;建立人才和信息双输入通道。
4.培养当地素质较高的青中年劳动者进入企业管理层,使企业管理水土相符;从经济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和管理人才,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
5.政府要完善水利设施,兴建必要的水利工程;为企业提供相关灾害评估报告;企业自身要做好灾害预防工作。
六、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不是被动的行政机构,而是主动的牵线人和攻关者,是利用外资的协调者和谈判者。其管理要向服务型转变,使整个融资渠道和政企合作和谐通畅。
(一)政府应当设立招商引资工作组或委员会,专门负责本地的招商引资项目。
(二)政府要在其官方网站上设立招商引资专区,介绍相关的各种政策和信息。
(三)政府可以寻求与中介机构合作,将此项职能部分外包,通过中介吸引投资。
(四)政府要及时地向上级汇报、向下级传达相关引资规划和项目,使信息对称。
(五)政府要重视引导农民,清除引资障碍,减少招商误解。
(六)增进了解,与外资建立长期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
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是吸引投资不可或缺的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利于融合各方面资源服务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水平,推动当地经济的健康、长远、稳定的发展。
首先,兴建公路,尤其是各村各乡之间和通往中心城市商品市场的交通要道,加强各地联系。有利于商品、资金和劳动力的流通,有利于优资源的优势互补。
其次,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灾害,减少经济损失。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资源,将水库、河流、湖泊和村内水塘并入发达的水利网络。
最后,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收集和上级政策信息、市场经济信息、劳动力市场信息、产业发展状况信息等,供投资人分析利用。
八、建立完善的农业产业体系
外资的引入绝不是利用本来稀缺的资源来生产初级品,而是要对农业体系行进拓展和延伸,产品组合与产品深度要符合市场细分原则和市场需求。初级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供过于求,价格相对较低,缺乏利润空间,没有核心竞争力很难吸引外资。因此,农业一定要走“生产初加工精加工成品销售”一体化道路。这是整合资源优势的手段,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要将规模经济、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细分结合起来,既要做大,也要做细。这样的农业才会有生机和活力,才会形成核心竞争力,才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一)种植业以水稻为主,优质大米经过筛选、加工、包装后投放市场,必要时可以注册品牌,既能保证销量和附加值,又能树立品牌提升企业知名度。
(二)生产化学燃料。养殖业的动物粪便通过沼气池的化学发酵,生成沼气能源供养殖场和邻近村庄使用;作为天然的肥料用于种植业提高农作物产量。
(三)建设生肉加工厂。养殖业产出的猪、鱼、鸡、鸭等可以进一步加工为猪肉或鸡肉火腿,麻辣鸭脖,酱鸭腿,干咸鱼,鱼罐头;生产卤味蛋或营养价值高的绿壳蛋包装后投入农产品市场。
(四)利用丘陵种植茶叶、竹笋、柑橘等经济作物;利用广阔的旱地种植辣椒、黄豆等高产蔬菜和粮食作物。辣椒可以腌制做成罐头,黄豆可以做成豆豉。
(五)利用水质优良的淡水资源养殖鱼、虾和螃蟹,种植莲藕。如保安镇的黄金湖鲢鱼和螃蟹,已经成为一种品牌。
九、结论
招商引资是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和实践,是资本与资源产生协同效应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存在,还需要招引渠道和方式。政府要转变职能,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为农村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广大农民要树立市场意识和营销观念,促进外商投资。农村招商引资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赢,是在保证资本增值的条件下利用资源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有效模式。
参考文献
[1]Ronald G.Ehrenberg,Robert S.Smith.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10).
[2]Gregory Mankiw.宏观经济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
关键词: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核心竞争力 地位作用
一、引言
二十一世纪,是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性化的时代,如何激活企业人力资源,规范企业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发员工潜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构建科学高效的、适合企业特点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增强企业智力资本的优势、竞争优势,已成为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当务之急。
现代企业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与物力资源管理,与物力资源管理相比,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起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一种运用现代化管理的科学方法,对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组织和调配,使人力、物力保持最佳比例。同时对人员的思想、心理以及行为进行恰当的引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二、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人力资源就是指企业中的“人”,是指那些有正常智力,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人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必备因素,人的知识和技能对企业经济增长起着决定作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归结为六个因素:即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步及其它因素。知识进步中的各种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及其应用全部都是由“人”来掌握和使用的,人力资源可以堪称为企业的第一资源。因此,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地讲,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企业通过工作分析、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招聘选拔、绩效考评、薪酬管理、员工激励、人才培训和开发等一系列手段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达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保持竞争优势之源,它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延展性、缄默性、非替代性和动态性的特性。
1.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在于它的价值性
一种资源要成为核心竞争力之源,必须能为企业增加价值,进而要求其本身也必须有价值。人力资源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源活动能降低企业成本和增加企业收益等方面,例如通过技术革新减少工时提高成品率从而增加企业价值。随着社会物质资源越来越来匮乏以及物质资源带来的竞争优势易于丧失,人力资源的价值性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2.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在于它的稀缺性
全球到处都有失业者存在,人们往往会认为,这个世界显然是劳动力过剩的,人力资源是不稀缺的。假如人力资源供给是同质的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员工都具有同样的能力,人力资源不可能被认为是稀缺的。而实际上人力资源是异质的,认识能力在人力资源中是正态分布的,因此,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是稀缺的。其次,由于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也会造成某些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人力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发生,也会表现出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因而,人力资源的稀缺性从性质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力资源的“数量”稀缺,即一定时期内人力资源市场上具有某一特性的人力供给数量不足,导致企业为猎取稀缺人才互相挖“墙脚”,竞相争夺,但随着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这种人力资源能够迅速变得丰富;另一种是人力资源的“质量”稀缺,即由于认识能力的差别而造成人力资源特性呈现的非均质分布状态,其稀缺价值又难以用市场化标准判断,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后天的开发、培训与企业文化密切相关。例如现在由于很多企业需要大量的熟练的高级技术工人,而这方面的人才又比较少,造成了技术工人的哄抢,从而技术工人的价格与日俱增,表现出很强的稀缺性,但是随着市场的介入,大量的技术培训学校的建立,这种稀缺性将慢慢消失。
3.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在于它的延展性
一种企业能力如果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它必须能够支撑多种核心产品。人力资源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力资源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及创造性建立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利用人力资源的知识溢出效应和战略协同效应,对人力资源所掌握的某一核心竞争力进行扩散、溢出,从而使人力资源具有的核心竞争力扩散到相关产品或服务,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海尔集团公司依靠其拥有大量拥有制冷技术人才优势进行多元化经营,迅速使资不抵债的小企业发展为国家级企业。从而,海尔成为调动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典范,形成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了企业的增值。
4.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在于它的缄默性
企业人力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及延展性能够在短期内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带来超额利润,但如果其竞争对手能够模仿这些特性,那么一段时间后其竞争优势难以保持,通过市场的调节,这种优势就是变成平势或者劣势。而实际上,一种资源能够被模仿首先需要竞争者必须准确地确认竞争优势之源;其次,竞争者必须能够准确地复制人力资源集合的相关因素和这些资源作用的环境。核心竞争力的获得和利用依赖于其独特的历史,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当人力资源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的联系是不能完全理解时,就存在因果关系模糊。人力资源本身的难以描述的、未编码的隐性,加上企业独特的发展历史、企业文化,以及特异能力的积累,都使竞争者不能识别和模仿企业的人力资源,其事实上也就无法复制人力资源带来的核心竞争力及竞争优势。
5.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
作为核心竞争力之源的资源必须具有不可替代性。即是否有其他资源,如技术,具有替代由人力资源创造的核心竞争力的潜力。如果有其他资源能够替代人力资源,那么人力资源就不再具有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潜力。在短期替代人力资源带来的竞争优势是可能的,但这种短期替代不一定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因为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人力资源优势的资源是不稀缺的、可模仿的和可替代的,那么它将被模仿,而人力资源将重新形成竞争优势。因此,能替代人力资源只能是那些自身也具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同时,人力资源具有不可被废弃的可能和在技术、产品和市场中转化的可能。
6.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在于它的动态性
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迁和市场需求变化,可能会成为一般性能力。一项核心性的关键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模仿者能力的增强,可能会成为一般性的基础技术。此外,随着企业战略目标的转移,企业原来的核心竞争力会失去作用。因此,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具有动态性,所以所有一切不具有生物性、再生性及动态性的特点的资源都不能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支源。人力资源不仅具有生物性、主动性同时具有创新性的特征。在企业中的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不是消极地被利用,而是积极主动地按照自己和组织的意愿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保证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态发展;人力资源不但主宰其他资源,而且还能够主宰自身,并推动自己的发展。通过主动学习和修炼,人力资源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并且能够更积极有效地利用其他资源。通过增加人力资源的数量和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人力资源还能够替代部分非人力资源,从而减轻企业发展过程中非人力资源稀缺的压力。
四、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如何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使人力资源真正变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之源,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保持企业长盛不衰及获得竞争优势,是每个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只有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失时机的抓住机遇,结合企业实际,采取有效的人力资源策略,以优秀的人力资源配置,为企业发展服务,才能让人力资源真正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其勋,吉高超.人力资源与企业核心能力关系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16).
经济全球化全新而复杂的运行机制要求我们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其内在的利益机制,从而认识全球化冲击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也必须从对新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上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趋利避害的战略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仅是贸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拉卡什和印第安纳大学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执行董事、经济学家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认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务跨国界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在技术扩散广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基础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新要素结构,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要素收益服从稀缺度的规律,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一、国际竞争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它既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在对这种冲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它的直接显现形式,而忽略它的间接隐蔽形式。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冲击,不仅有利于在更深层面上把握全球化,而且有利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不利性,从而正确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先是易于看到的显性冲击,如由市场开放带来的本国产业的生存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弱小的现代制造业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可能迅速崩溃;由企业破产与产业倒闭而导致的失业迅速增加;由本国生产萎缩引起的政府收入的严重下降和政策对本国经济调控能力的明显削弱;由竞争失败导致的本国产业结构的长期落后,从而使工业现代化目标的丧失;由金融开放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面经济混乱,其中包含着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等等。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达到更深刻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存在的永恒性决定了国际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的必然性;即使有某种不利,也只是一国为深化国际分工进行结构调整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利益本身不是动态的,更没有考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的产业结构的进步。因此,经典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没有回答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只说明了国际分工的必然性而未能说明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一样,经济全球化可能深化国际分工,仅此而言可能对各国在总体上有利,但它的利益分配关系却同样是未知的。全球化冲击的性质不仅在于这种冲击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结构进步中的困难,而且在于分工深化中的利益分配。
邓宁等提出了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全球化两个概念。前者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与另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就某一种产品从事跨国贸易,而后者是指一个经济实体与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经济实体通过一个增值链网络进行交易,且交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高度协调以服务该实体的全球利益。因此,从微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企业在全球各大洲和主要国家拥有或控制子公司,参与增值业务联盟和网络,在最适合的地方获取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并在各主要市场销售其产品和服务;从宏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一国金融、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区域多样性,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增值构成其GDP的相当比重。邓宁认为,大多数国家和企业都介于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之间,但其跨国经济活动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走到今天,使我们已经不能仅仅从贸易竞争上看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不能仅仅从产业生存上看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冲击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跨国公司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形成了一大批现代产业。如果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这些国家也已经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参与了国际分工,因为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已经提升。但是很明显,除了就业以外,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获得产业进步的主要利益。至少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各种好处,如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外部经济、学习曲线等等,在许多产业中是不明显的、或者是有限的,经过较长时期才逐步体现的。因此,出口商品结构的进步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全球化的直接冲击绝不是发展中国家所受冲击的全部。
在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后,国际分工的结构以劳动和资本富裕度的差异为依据,不再以比较优势论以劳动为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为依据。要素富裕是获得国际分工利益的原因。然而正是这一正确的理论,隐含了各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隐性冲击。
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取决于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观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仍然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这一方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从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就可以从新的概念上来定义要素,为全球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需要分析的生产要素,不仅是劳动力、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有国际销售渠道、国际经营管理和全球企业网络等等。
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系中,这种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配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发达国家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处于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决定了其获得更高收益的有利地位。发达国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收益,否则跨国公司不会冒巨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进行国际投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使得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
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为资本收益创造了巨大的扩展空间。雅克?阿达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涉及它们与国外的金融关系时,没有任何类似的调节手段,只有拒绝偿债,但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当地储蓄不足或没有足够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来资金,这些国家客观上要依赖贷款。不论是所需资本数量、投资性质或贷款条件,所有这些决定北南资本流动的参数都不受发展中国家自己左右。杰伊·梅热也认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又完全是为掌握资本要素的跨国公司服务。 第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销售渠道即市场要素是特别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展起出口加工型企业,跨国公司以掌握国际销售渠道实行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只是劳动力价格收入,政府税收也因为了吸引外资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减免。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包销控制着出口价格,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生产经营的广义要素上讲,这是跨国公司拥有国际市场要素的结果。
第三,国际经营管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要素。发展中国家缺少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面对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营管理人员的收益远高于东道国职工和一般管理者,是国际经营管理要素在发展中国家稀缺性的结果,因此使企业的收益向跨国投资者转移。在合资企业中,跨国投资者的各种非现金投入中大量实现了国际经营管理的收益。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资则更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收入而大量获得了国际经营管理收入。
第四,全球企业网络是另一种特殊要素,这一网络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的。对于东道国单个被投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企业的外部合作关系,是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资源。与国际销售渠道一样,跨国公司也要求获得与这种自己所拥有的网络相对应的收益。转移价格就是获得这种收益的形式。通过高进口、低出口的转移价格,跨国公司把利润从东道国转移出来,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企业网络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在产品的价值链上,跨国公司自己完全控制了高增加价值的生产环节,而把低增加价值的环节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使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增加价值结构向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倾斜。
味觉嗜好品往往让人类上瘾,比如美酒、烟草、咖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随着科技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劳动力作为资源的全球化过程中,由于规模化的实现,很多此类产品正实现着从奢侈品向平民化的变迁。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通酒还仅仅是贵族的饮品,且将其延伸为“基督受难的象征”以示特殊,而与此同时平民则引用自制的麦酒或啤酒。
虽然,身处于人类社会的味觉嗜好品,其平民化趋势已是必然,但其中却总有少数能保持着奢侈品的属性。抛开其常规的稀缺性、专属性、排他性等抽象概念,可以发现:在某一款味觉嗜好品的产生和制造过程中,其拥有非大工业或人为手段替代环节的东东,往往保持着奢侈品的属性,而不被平民化的大趋势所撼动。而所谓的不可被大工业或人为手段替代的环节,必然指向一个方向——大自然。
可以试想一下,对于任何一样味觉嗜好品来说,其制造过程中,仅有两个环节必须由大自然来完成——一个是原料生长,一个是发酵醇化。比如包括在国内赫赫威名的拉菲在内的波尔多区域的各种酒庄普通酒;再比如拥有赤水河畔特殊微生态环境而酿造的茅台酒……
原料种植对于味觉嗜好品的优劣影响,自不必细说。起源于15世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咖啡,经过几个世纪的历程,穿越了欧洲、美洲甚至亚洲,但至今咖啡豆的分级中仍以原产地为埃塞俄比亚的Arabica为尚品。而关于由大自然的微生态来操控的醇化和发酵就更为神奇,据说日本料理中最高阶的食物不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女体盛”,而是酱油拌饭,当然此酱油非常规酱油。即使是“这样晒,又这样晒”的海天酱油,其核心是这种高阶价格甚至超越拉菲、茅台的酱油,也有着特殊超凡的醇化发酵工艺……
关键词:生态补偿 理论基础 劳动价值论
累积效应不仅使区位内(边缘地或中心地)的经济与生态矛盾增强,也使区位之间,特别是边缘地与中心地之间的经济与生态矛盾扩大、加剧。莱斯特·布朗指出,大自然也是依赖于平衡的,“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子孙后代”。因此,我们的经济“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就一定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提高生态补偿接受者—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把生态保护内化为各个人的持续行为;同时也使支付者承担了成本,养成资源有价、使用付费的观念和习惯,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这是边缘地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利益和效应的有效机制或途径。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资源价值与价格理论是生态补偿及其价格决定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价值及其源泉新探
“价值”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又是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范畴,更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其词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1.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2.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3.专指商品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它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可以说“价值就是劳动”,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由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因而自然本身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又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生态价值”,“善待、保护自然就是关爱、保护人类自己,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伤害自然必定伤害人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自然的这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和统一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辩证的(矛盾斗争的)价值,以及宗教象征价值等并强调,“人们不可能对生命大加赞叹而对生命的创造母体却不屑一顾,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这个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自然资源的这种价值除了来自于其本身属性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之外,还受其数量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制约。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
的确,作为存在物,大自然及其相应的自然资源必然对人有用,从而形成价值(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价值是属人的,“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我们说某一事物具有价值,就是也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符合人的利益。离开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我们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如占据特定生态位的生物)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但绝不能说它们具有什么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毫不相干的‘内在价值夕!这些自然事物能够起到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因而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恰恰是因为生态平衡符合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倘若地球上根本不曾有人类,那么,即使生态系统再完整、稳定、平衡,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即使整个生态系统都彻底崩溃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种满足关系是果而不是因,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其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方式、方法、程度等等,都要依赖于人的发掘、赋予和实践,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自然的效应是盲目的、间接的,甚至无效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还是要回到劳动价值论中来认识。
二、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