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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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第1篇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广州 510800）
（Guangzhou College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800，China）
摘要：大学生失业现象普遍存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较高的失业率表现为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造成失业的原因多样，研究显示，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成本高的问题。构建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是降低失业的重要手段，亦须从市场的角度寻找改善途径。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unemployment is widespread.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high unemployment rate shows th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The causes of unemployment are divers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can not be ignored， especially the market of labor market in China has the problems of market segment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high market cost. To build efficient labor market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ducing unemployment， and it must seek improvement ways from the market point.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
Key words： labor market；frictional unemployment；structural unemployment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9-0245-03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学生就业指导中心项目《如何加强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和就业信息化建设研究》（CR140708）的资助。
作者简介：米君龙（1987-），男，内蒙古赤峰人，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0 引言
失业率是反应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数据，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指标，而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失业现象。一份来自国家统计局（NBS）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7.4%，这是自1990以来最慢的增长步伐。经济的转型升级意味着对就业贡献最大的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提高。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322万个，调查失业率为5.1%左右，而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至4.3%微小区间变动。因为统计方法的局限、未登记失业人员以及隐形失业的存在，上述失业率低估了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据经济学人信息部的估计，2014年中国的真实失业率高达6.3%。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在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下，失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大学生失业的的影响因素很多，如：经济发展方式、高等教育扩招以及毕业生缺乏就业竞争力等。但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1 失业理论与劳动力市场
失业理论认为，失业可分为：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由于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劳动力市场受到经济周期的冲击，人力资源供求关系受到影响，从而导致的一般性失业，因而也称为总量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人力资源在市场中寻找匹配职位的过程。因为人力资源在搜寻匹配职位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摩擦性失业属于暂时性失业，是劳动力市场中不可避免的失业现象。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特定区域或行业劳动力市场中，因劳动力与岗位不匹配，出现的失业与岗位并存的现象。结构性失业的影响因素多样，例如：毕业生的同质化、人才培养与市场所需错位、过度教育等。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统称为自然失业，是弗里德曼认为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均衡失业率。而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中，因为市场发育不成熟以及体制制约等因素，使得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成为主要的失业类型，同时也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特别对于大学生群体，这两类失业类型尤为显著。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劳动使用权转让和购买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与其他交易市场一样，充分发挥其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且是高效的。但劳动力市场又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受到众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使其很难达到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大学生就业市场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子市场，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完成劳动使用权交易的主要场所，因而大学生实现就业实质上是基于该市场完成交易的过程。
2 失业的市场因素分析
2.1 劳动力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市场的非经济因素出发，给出了相对合理的描述，即基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制约，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相互隔绝、自成系统的不同部分，并且阻止了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经典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整个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大部分，并且他们在报酬率、职业稳定性、发展前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相比具有较高的报酬率、工作稳定，并且享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等。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点，首先是所有制体制分割，尽管近年来，民营经济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并且国家采取了很多扶持政策，但公有制企业依然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职业培训以及发展前景等方面具备足够的优势；其次是区域分割，由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分割，具体分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形成的主要劳动市场和经济欠发达的内地、县级、乡镇等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最集中的市场，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而相比之下，次级劳动力市场则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特别是在吸纳较高层次人才方面。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造成摩擦性失业，特别是结构性失业的重要原因。以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例，主要原因为：首先，劳动力市场分割降低了主次市场之间的正常流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待遇性差异被称为“分割性收益”。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活动，毕业生就业则倾向于选择能提供较高投资回报的主要劳动市场就业，即对“分割性收益”的追逐，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则“分割性收益”消失；同时，毕业生一旦选择次级劳动市场就业，则被普遍认为是缺乏竞争力的体现。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增加了市场成本。我国现行的户籍、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选择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毕业生很难再次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反，由主要劳动力市场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则要在接受较低期望收益的同时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不仅仅体现在户籍、福利、社会保障方面，更为可观的是终身报酬，因而优质劳动力资源对低质劳动力资源的替代性较差，从而加大市场成本。再次，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了主次市场间发展的不平衡。毕业生普遍偏好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增加了东部沿海城市、发达地区就业市场的竞争，但这些市场的人才容量是有限的，毕业生的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就业市场的供求失衡，造成部分毕业生失业，而失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在次级劳动市场就业，因而同时造成次要劳动力市场萧条和毕业生的自愿失业现象。
2.2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对市场的交易行为和运行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到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和需求企业必须通过特定的渠道搜寻对方的信息，通过信息传递，双方在掌握对方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匹配，最终达成劳动使用权的交易。但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由于双方对现实存在的事实不了解，或者了解程度不够，或者故意隐瞒或掩盖真实信息，造成双方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交易双方在信息获取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第二、信息在交易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第三、交易双方对各自在信息占有的相对地位是清楚的。
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根据麦克利兰经典的“冰山模型”，该理论认为劳动者的个体素质像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分为海面以上的裸露部分和海面以下的隐藏部分，知识、技能作为劳动者的基本信息，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价，但对劳动者优异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诸如：内驱力、社会动机、个性品质、自我形象、态度等，属于潜藏于水下的隐藏信息，这部分称为鉴别性素质，也是用人单位最关心的素质条件。于此，不难发现，用人单位很难获取毕业生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鉴别性素质，在实际的就业工作实践中，既是基础信息，因为部分毕业生的造假现象，加之校方的监管不严，也存在欺骗和隐瞒情况，此时用人单位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有时，用人单位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出现虚假招聘、只招不聘现象，虚假招聘是隐瞒劳动报酬、工作职位、晋升空间等信息；只招不聘则出于开发大学生市场，推销企业形象等目的，此时，毕业生则处在信息上的劣势地位。
通常，信息不对称按照发生时间和内容来看可分为两类：发生在签订合约之前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和发生在签订合约之后的事后信息不对称，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信息优势的一方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事前和时候分别隐藏信息或行动，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2.1 逆向选择由是指某一市场上，劣质产品排斥优质产品的现象，其是指是市场失败或无效率，阿克洛夫的经典旧车市场模型是逆向选择的经典分析。具体到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根据前文分析：第一，用人单位无法获得毕业生的全部信息；第二，较差毕业生通过隐藏信息可以达到与优秀毕业生具备同等的竞争力；第三，在假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与保留工资（即毕业生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正相关，使得较差毕业生在保留工资上具备相对优势，即在同等保留工资的条件上，较差毕业生更愿意受雇，进而弱化了优秀毕业生的竞争优势，甚至将其逐出市场，进而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2.2.2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为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而做出的不利于另一方的活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普遍现象。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首先，毕业生在与一家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之后，并未退出市场，在另外企业提供较为优厚的待遇时，毕业生因不用或很少承担违约成本，因而存在道德风险；其次，如若企业不能兑现承诺待遇，毕业生可能会在短期内离职，既浪费了招聘机会和资源，同时造成毕业生的失业，特别是摩擦性失业。
2.2.3 劳动力市场成本 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主要包括企业成本和就业成本。企业成本即企业为选择合适的人力资源所付出的所有费用与支出的总和，具体包括：搜寻、招聘、订立合约、培训及监督成本。而就业成本则指大学生实现就业过程中发生的各类费用的总和。根据威廉姆森的三维度理论：交易市场成本取决于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的频率。大学生就业市场中：首先，精细的专业划分决定了毕业生专用性较高，按照经验不难看出，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专业，毕业生越难找到相匹配的岗位，相应的毕业生所承担的就业成本也越高昂。其次，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伴随着其他偶然事件的存在，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高，同时，双方在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市场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毕业生找到匹配职位是一个频繁交易的过程，毕业生在就业前期，需要不断进行职位搜索；即使签订就业协议，因为违约成本较低，毕业生并未迅速退出就业市场，而是进行持续的搜寻，以期获得能提供更加优厚报酬的岗位，供求双方的频繁交易，增加了市场成本。大学生就业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影响摩擦性失业的重要因素，因而交易成本越高，摩擦性失业率也越大，市场成本越大使人才替代和流动阻力更大，所以容易产生人才和岗位的不匹配，造成结构性失业。
3 结论与建议
我国长期处于经济的繁荣期，伴随着转型升级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增加，周期性失业不是主要的失业现象，但大学生群体一直保持较高的失业率，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市场成本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两种失业现象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认为是最重要的就业市场影响因素。信息不对称是市场机制问题，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均产生影响。市场成本决定着人才流动和替代，成本越高将导致较高的失业率，特别摩擦性失业率。
降低大学生失业率需要以下方面的措施改善就业市场方面的影响：首先、打破就业市场分割。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我国，需要经济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努力。经济层面需逐步缩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通过经济手段缩小或消除“分割性收益”，分流发达地区就业市场过分集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而缓解其竞争压力。制度层面则需彻底扫除阻碍人才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减小市场阻力，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平的就业机制。其次、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引入更多的非市场手段对大学生就业市场进行干预，特别是政府和高校层面，双方需协力改善就业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搭建高效的信息平台，制定科学毕业生鉴定方法，规范企业招聘管理等。再次、降低就业市场成本。降低市场成本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和毕业生共同努力，其中政府作用最为关键。政府就业市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信息不对称和公共物品提供不充分的情况下，将会造成市场失灵，就业市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张建军.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透视大学生就业市场[J]. 思想理论教育，2007（3）.
[2]田静.基于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二维度的职业稳定性测度[J].决策参考，2015（2）.
[3]曾之光，沈士仓.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对策[J].人口与经济，2003（6）.
[4]任国友.基于冰山理论的大学生安全素质三角形模型[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4（24）.
[5]胡永远，李少斌.“逆向选择”下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J].人口与经济，2001（6）.
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就业概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曲线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6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138-02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一些令人困惑“异象”无法在现有的劳动力供给理论中得到说明：一方面，束缚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逐渐消除，国民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良好轨道，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需求的绝对数量稳步上升；另一方面，根据统计资料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是传统的就业理论“遗漏”了对价格不确定条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着重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出发，对劳动力市场做一个全面的探讨。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发展至今，有其自身的特点：
1.市场工资具有粘性特征，且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快速增长到40230元，年均增长约8%。伴随着经济增长，人民的劳动收入也相对提高，人均工资水平相应的由过去的651元提高到49716元，实际年工资增长率约为6.74%，且在经济繁荣时期，工资水平上升容易下降难。
2.城镇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但劳动供给绝对数量依然过剩。劳动参与率是用来衡量社会劳动力供给的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劳动参与率方面，蔡、王美艳（2004）认为1995-2000年期间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而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了9%-10%。
由此可见，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工资增长条件下劳动参与率降低的现状，这一现象在传统的供给模型中难以得到解释。
二、对新古典劳动力供给曲线的修正
新古典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对于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缺乏解释能力的主要原因是：模型没有考虑市场实际就业概率对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影响，一条固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能很好的拟合现实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为此，必须对已有的失业模型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进行修正。在考虑就业概率P≠1时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将消费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偏好的概念引入劳动力市场，用理性预期理论来分析劳动者的供给行为，在价格实现不确定条件下建立劳动力市场模型。
此时，劳动者的就业决策模型变为：
当0
其中，Y表示预期收益，W为市场工资水平，P表示就业概率，Y*为失业时，劳动者能够获得的补偿性收入，如失业救济金等，C是劳动者获得工作之前所必须承担的各种成本，等式右边，W*P表示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且获得工作时的收益，（1-P）Y*表示成为失业者时，国家对于失业者进行补贴，此时劳动者能获得的暂时性的收入。那么，等式左边的Y表示只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活动时，劳动者的预期收益水平。而此时，当且仅当Y≥0时，理性的劳动者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当Y
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受到的工资水平W和就业概率P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的变动使得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动：
设劳动力市场初期t0的工资水平为W0，劳动力需求曲线为LD0，劳动力供给曲线为LS0，此时，企业提供的空缺岗位数量为N0，而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提供劳动力的供给数量N1，由此可知，市场的劳动参与率E0=0N1/0N*，就业概率P0=0N0/0N1，（就业概率定义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工作岗位的可能性，其计算公式是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占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数量的比例，劳动适龄人口中非经济参与人群不在计算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率U0=1-P0。初期，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水平：
Y0=[P0×W0+（1-P0）Y*]-C0①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在t1时期，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W0提高到W1，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供给者（包括潜在的劳动力供给）预期劳动力参与人数将由N1增加至N*，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量短期内相对不变，社会上存在的空余岗位数量为N0。由于供给人数的增加，劳动者预期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概率下降为P1=ON0/0N*，而失业率，相应的上升为U1=1-P1，与此同时，劳动者的预期收益变为：
Y1=[P1×W1+（1-P1）Y*]-C1②
那么，作为理性的劳动力供给者（包括潜在的），此时面临着是否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决策：（1）当Y1-Y0>0时，意味着尽管劳动力供给者意识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但是由于其他因素，如工资上涨的幅度更大，使得劳动者对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入反而增加了，此时，会使得市场劳动参与率上升，劳动力供给人数持续增加，直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概率和工资变化使得两时期的劳动者预期收益不变为止；（2）当Y1-Y0=0时，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会维持现状，劳动力供给曲线不会变动；（3）当 Y1-Y0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数量在考虑了就业概率之后，会由于预期收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三、结论
第一，劳动力供给者的就业决策受到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而预期收入不仅仅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同时，劳动者还会考虑就业概率的高低、就业之前付出的成本以及失业时能获得的保障水平的高低，因此，影响劳动者进行就业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相互交织的。
第二，就业概率对于劳动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但其作用并不是同期的，而是会产生滞后效应。就业概率降低，使得劳动者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悲观情绪，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
总之，在引入了就业概率和预期收益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增强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在修正后的模型中，原有的工资与劳动力供给关系――劳动力供给数量随着工资的上升而上升――当且仅当劳动者的预期收益逐渐增加时，才会产生。同时，也包含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原因的解释，扩展了模型的解释范围。
参考文献：
[1] Okun.A.M.“Potential GNP： Its Measurement and Significance”[M].Washington. D. C. Brooklings Institute，1962.
[2] 潘士远、林毅夫.中国的就业问题及其对策[M].经济学家，2006，（01）.
[3] 冯煜.中国经济发展中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35-39.
[5] 丁仁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83.
[6] 曾湘泉、卢亮.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动预测分析与就业战略的选择[J].教学与研究，2008，（07）.
[7] 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4.
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字]内部劳动力市场 交易成本 专用性人力资本 信息不对称 长期契约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涉及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一研究领域，他们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理论和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说，并将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作为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如将非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等概念运用到这一领域，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假说和相关模型，其中，以贝克尔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就业安排如长期雇佣合约、内部职务晋升、年功序列工作制，本质上是由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决定的。长期雇佣合约通过所谓“锁住效应”保护了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沉淀价值，同时增加了雇佣双方长期合作的激励，因而，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被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基础。由萨洛普提出的塞选模型将在企业内部实行的年工资制度的原因归结为雇主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雇员特征的塞选行为。一般说来，雇主在支付大量费用对雇员进行培训之后，较愿意与雇员签订较长期的雇佣合约，以免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流失，雇主可能使用报酬后置这一分配政策，将那些较少具有跳槽倾向而愿意在企业长期工作的雇员塞选出来，该理论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可以以一种较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雇佣双方的有效匹配。以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说倾向内部劳动力市场是通过将工资与工作岗位挂钩以及实际内部晋升的制度安排，防止了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工资谈判中出现的讨价还价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交易成本的节约。
二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及特征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
如果将企业外部的各种人才供给来源称为外部劳动力市场，那么相应地，企业内部的人才资源可以称作内部劳动力市场。在企业的实际运行中，劳动力并不完全是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招聘、筛选、考核进行配置的。只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作用是不够的，实际上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为重要，因为有近80％的劳动力都是处于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中。事实上，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下，企业只从外部劳动力市场雇佣某一层次(通常是较低层次)的人员，其他层次的职位空缺都由企业内部的人员通过调换和晋升来填补。
我们总结前人的理论，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下一个定义：在雇主和员工之间存在契约(尽管未必是正式的成文契约)的前提下，员工与企业之间具有长期的附属关系并强调正式规则和程序的雇佣关系，同时企业采取晋升内部优先制(强调资历)、在岗培训制(与晋升挂钩)、薪酬与职位挂钩制等有效的管理结构。事实上，内部劳动市场并不是一种市场，而是一种劳动力分配的管理系统。狭义概念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有些文献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边界线定为制造业中的无技术或半技术的蓝领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按照工作程序安排的。后来此边界扩展到那些从事文书、行政管理工作的工人。
(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关系类似于组织内部的科层管理，雇佣具有高稳定性，高层职位存在内部晋升机制，在晋升和工薪分配中充分体现年资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外部劳动力市场通常是以价格或经济杠杆来配置人力资源的，而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以管理和惯例为调节手段。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作为一个科层组织，其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完全纳入了科层组织内部的管理规则和程序中，规章制度成为内部调节的主要手段，同时，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企业文化和雇佣传统等非正式规则也对雇佣双方的行为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刚性特征，进而对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也有重要的影响。
2.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受经济波动等因素的影响经常性发生着变动，由此所形成的雇佣关系是短期的，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则存在着雇佣关系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的今天，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员工的在职培训日益重视，这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从而引起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向保护人力资本、追求内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降低人力资源替换成本方向倾斜，企业往往通过默契和承诺来维系雇佣关系的稳定。一般不轻易解雇员工。员工也不会因为工资变动和工资差别而轻易地脱离企业，他们会在组织内部表达自己的意愿，在组织中设法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
三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及相关收益
(一)劳动力替换成本等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
科斯(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强调了企业组织对市场交易的替代关系。科斯认为，与市场活动一样，企业也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价格机制运行是有成本的，使用价格机制的市场交易中有时存在相当高的交易费用，而企业组织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企业组织内部契约活动要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科斯在考察企业的性质中，还提出企业组织的内部契约是一种长期契约，是为了避免市场中一系列短期契约的风险而出现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78)
和张五常(Chetmg，1983)
发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张五常详细考察了价格机制运行中的信息费用、考核费用等，认为这些费用同样属于市场交易的费用，在企业契约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交易费用的时候，企业的内部契约关系可以取代市场交换关系。
劳动力的替代成本作为交易成本是很高昂的，劳动力的替换成本包括：一是雇佣新劳动力和解雇原有劳动力的直接成本。从企业或是雇主来说，为了寻找合适的雇员，需要花费招聘、筛选、培训等成本。从雇员角度来说，为了寻找合适的工作，也需要不断地收集信息、权衡比较、从而需要制服各种转换或寻职成本。显然，这些成本与雇佣合约签订的次数是正相关的，合约期越短，雇佣关系变更越频繁，交易成本越高。可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在企业内部形成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形成长期契约关系。二是由于内部人不愿与企业新成员合作，而破坏与新成员的关系所以引起的成本；三是劳动力替换对生产力的生产效率造成负面影响而包含的成本，这其中包括企业文化蜕变成本，人才流失常常发生在其有创新意识、与传统文化不相容的人才群体，结果导致企业朝表面趋同方向蜕变，缺乏创新精神。当企业考虑这些成本因素后，往往发现维持现有契约关系不变是相对明智的选择。
此外，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围绕利益分配问题的经常性讨价还价行为产生的谈判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有关职位分配和工资报酬等刚性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
(二)知识专用性和岗位特殊性的存在决定了内部劳动力市
场的长期契约性
如前所述特殊人力资本可以是企业对雇员进行特殊技能训练的结果，也可以是由于雇佣关系终止而引致的成本损失，第三种情况我们可以把特殊人力资本看做是工人和企业匹配的质量。Jovanvic(1979)认为，特定工人和企业匹配的生产率是不断变化的，并且事先不可观察，需要雇佣期限的增加而不断被了解。该模型得出了一个匹配质量的性质：如果工人对预期的匹配质量要低于工人的保留匹配质量，工人就会迟职。在匹配的早期，工人对匹配质量的不确定性很高，离职寻找新工作的工作代价很大。由于预期匹配质量变高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早期匹配质量低，工人也呆在原企业。工作时间更长后，工人对匹配质量的不确定性降低，保留匹配质量上升，在这一点。离职率上升，不良匹配被清除。剩余匹配都是离职率低的高质量的匹配。该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关系终止比率开始很低，然后变高，随后又非常低的客观现象。也说明了为了减少无效的质量匹配，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有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有效地缓解劳资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减少经济上无效率离职带来的效率损失，也有利于减少无效的质量匹配，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劳动力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决定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
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第5篇
对人力资源开发中性别差异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可以弥补人力资源研究的不足、丰富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内涵，使其更加多元化、系统化、具有理论探谈的意义。在另一层面上，对于维护妇女同工同酬的权利、保证其各项合法利益，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较大的社会价值。
一、人力资源开发中性别差异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处于全面建设和不断完善阶段，在这个阶段，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市场上存在着雇用歧视行为。它的存在和影响已经对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产生了负面效应，从理论上对其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变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传统体制下劳动力配置方式的特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配置呈分割状态；地区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城市范围内的就业存在高度稳定性；企业中只存在单一的用工形式；企业的工资制度呈高度刚性以及社会劳动力由国家统一调配和调剂。而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呈现出三个典型的特征，这就是：承受着巨大的供给压力、呈现了更加自主的需求行为和体现了愈加成熟的政府干预。如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越来越备受关注，失业人口的激增，各大高校扩招录取，为整个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劳动力资源。然而，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出现的性别差异要求，或者说是性别歧视，给整个劳动力市场稳健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对应聘人员性别方面的要求已经幻化成为岗位职责说明中的又一大内容，性别歧视话题已经成为应聘人员谈论最多的、最为敏感的话题，同时企业在作出对性别要求时，对企业的形象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将性别差异引入人力资源开发，更便于清楚的分析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措施和实践对男女性别差异的影响。以往人力资源的研究都是把开发对象看成是高度抽象的人，而没有从更高层次上将人区分为“男性”和“女性”，是在符合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下进行研究的，并把针对男性样本的研究成果概括到全体，社会性别意识淡薄，忽视和排斥女性的经验和情感。性别角度引入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是紧跟时代的发展变化，必定可以补充、发展和完善该领域，促进女性人力资源的利用和发展，也就促进了整个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发展。
二、性别歧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国外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的发展
国外的劳动力歧视问题也是相应存在的，不过，他们对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国内要早许多。国外对劳动力市场形成歧视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很多是值得国内借鉴的。
在国外早期的歧视理论包括拥挤说、累积因果说等。其中拥挤说的观点是：“女性总体低收入并不是女性劳动生产率低的缘故，而是被排挤在了更广泛的产业部门之外。”累积因果说的观点是：“由于宗教和种族的原因，黑人问题起因于三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及不断的强化，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是白人反对黑人的行动；二是黑人的穷困状态；三是黑人的人力资本及文化特征。”
综上所述，早期的歧视理论并不是经济学家专门研究歧视的产物，关注社会不同群体在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上的平等，才是他们研究歧视的真正原因。因此，早期的学者主要是从就业、工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某类社会群体存有偏见进而影响其生活水平的角度，对歧视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这个时期尚未出现专门研究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系统性的理论和学说。
统计性歧视是雇主甄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所谓甄选问题，是指与生产率有关的可观察性个人特征并不能对求职者个人的实际生产率做出完全的预测。正是因为雇主要获取求职者的全部真实信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就使得雇主最终将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看成是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特征了，并利用该群体的典型特征作为雇用个体的标准，从而产生了歧视。统计性歧视理论认为，顾主在使用群体特征的信息时，即使具有相同的可衡量性生产率的人，只是因为所属群体的不同，也会遭到顾主系统性的差异对待，统计性歧视就有可能存在。在更多意义上，统计性歧视理论更为注重的是顾主与雇员之间的歧视问题研究。
通过以上对国外歧视理论研究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当今社会对人人地位平等这方面的歧视现象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研究工作，并找寻相应的解决办法。在我国歧视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快。
2.国内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的发展
与西方歧视理论研究相比，我国的歧视理论研究起步比较晚，关注程度有限，尚在探索之中，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研究管理理论。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中逐渐出现歧视现象，我国的歧视理论就在此时诞生。
（1）歧视的原因分析。从政策上分析性别歧视的原因：政策本身存有缺陷，政策调控对象的博弈对策可能也削弱了政策效应，政策实施机制的缺陷造成了政策失灵。同时也承认，社会经济根源的依然存在和市场化进程中的趋利倾向也是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是资源或优势不均的必然产物；是信息不完全和先入为主的统计性偏见的产物；是约定俗成和传统思想的产物；是合谋、串谋或某些制度因素造成的。
（2）歧视特点的分析。与西方劳动力市场歧视现象相比，我国歧视的特点反映为，在歧视的类型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歧视。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都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歧视问题；其次，我国的劳动歧视带有市场机制转化的过渡性质；再次，我国就业歧视现象引起的有关社会纠纷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缺乏系统的劳动法裁决标准，在经济管理法制化的进程中尚处于起步阶段。
（3）歧视治理的分析。用法律的完善对歧视加以禁止；用改革相应的制度来消除歧视；发挥弱势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来弱化歧视。一是改变传统观念，消除个人成见；二是加强劳动力市场环境建设和制度建设；三是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进行高、中、低档的职业培训；四是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五是对没有歧视的企业进行反歧视政府补贴。
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第6篇
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的皮特・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世代交叠模型的创立者,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的戴蒙德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其教学生涯。
岱尔・冒腾森(Dale Thomas Mortensen)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1965年开始在西北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在摩擦性失业的搜寻与匹配理论方面做出开创性研究工作,并将此工作扩展到研究劳动力岗位转换和重新配置、研究与开发以及人际关系的研究方面。
克里斯多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出生于塞浦路斯,拥有塞浦路斯和英国国籍,毕业于Essex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他的主要研究贡献为失业中的微观经济搜寻与匹配理论、匹配功能与结构性增长,现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他最具影响力的论文“失业理论中工作岗位的创造与毁灭”(与冒腾森合作),1994年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 (RES),这篇论文是在两位合作者自己过去20年中个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他的著作《均衡失业理论》是有关失业的微观经济学文献中的一本标准参考书。在他与冒腾森进行合作研究并产生了对内生性工作岗位创造与毁灭的分析之后,对此书进行了修订。
一、搜寻理论及其应用涵义
戴蒙德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许多市场上,卖家和买家并不总是直接接触,由于相互搜寻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资源,就造成了市场上的矛盾:工作岗位空缺和失业人群总是同时存在。戴蒙德等学者所开发的搜寻理论正是对市场上存在的这种矛盾做出的合理解释。
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息是指根据条件概率原则有效地改变概率的任何观察结果。广义地讲,任何事件或事物都包含或传递信息。搜寻,就是决策者将样本空间中的选择对象转变成选择空间中的选择对象的活动。
搜寻理论把搜寻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连续搜寻。假定消费者知道市场上价格的分布,但不知道每一个销售者的报价。消费者可预先选定几个销售者,寻找其中的最低报价,这种搜寻叫做“固定样本搜寻”。消费者也可连续不断地搜寻,直到找到可以接受的价格,这样的搜寻称之为“连续搜寻”。
搜寻成本则是指搜寻活动本身所要花费的代价,这种代价有时指搜寻活动所需要的开销,有时也可以指等待下一次机会所付出的代价。
既然存在搜寻成本,那么,对搜寻者而言,他所面临的选择就是:“搜寻”或“停止搜寻”。如果搜寻者决定“停止搜寻”,就意味着他在已有的机会集合中选择一项行动,搜寻过程结束;如果搜寻者决定“搜寻”,就意味着他将继续搜寻新的选择对象。
必须指出,随着搜寻次数的增加,得自搜寻的边际收益总是下降的。当搜寻活动使搜寻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搜寻活动才会停止。这里,搜寻额外价格的预期边际收益是指追加一次搜寻所带来预期最低价格的减少量乘以购买量。搜寻额外价格的边际成本由时间、交通费用、信息费用构成。
有人曾分析过,为什么离退休老人往往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其主要原因在于离退休老人的时间等机会成本通常小于在职人员,其搜寻的边际成本较低,这样,离退休老人进行搜寻的比较优势就大于后者。
假如离退休老人进入市场第一次搜寻时发现价格相差愈大,他采取第二次搜寻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搜寻次数中得到的边际收益越大,价格的差距也就越大。
戴蒙德等三位学者还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失业保险福利越是宽松慷慨,就会导致失业率越高,寻找工作的周期越长。
戴蒙德的贡献主要是分析了“搜寻市场”的基础,而戴尔和克里斯多弗则延伸了这一理论,使其不仅运用在劳动力市场中。比如在房地产市场,搜寻理论也同样适用,在售的空置房屋与合适买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相互“搜寻”。
二、搜寻理论的方法与特点
经典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在信息完备而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运行的。然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信息不完备并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备和摩擦, 是指劳动力供求双方发生的信息搜集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交易延迟或耽误。
因此在信息不完备、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理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寻找满足劳动力供求双方个体理性和利益相容的交易模式。自20世纪六七十年展起来的搜寻理论,为加深对信息不完备、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早期的劳动力搜寻理论主要研究在工作岗位供给分布已知的假定下,劳动力供给方――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搜寻行为,如搜寻密度、在职搜寻等等,它忽视了劳动力需求方――企业的雇佣行为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搜寻行为的影响。针对这一缺陷,均衡搜寻理论把作为劳动力需求方的企业行为内生化,为分析企业行为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搜寻行为的影响,进而为深入审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有的均衡搜寻理论文献因其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匹配方法”(matching approach),此类方法的目标是在一个理性的、面向未来考虑问题的个体的范式中解释劳动者流动(worker flows)、工作岗位流动(job flows)和失业水平。
其基本蕴涵是,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匹配过程中存在双边摩擦,双方为克服市场摩擦而进行投资。因此工作岗位创造又取决于失业劳动者和可获得的空缺工作岗位数量,以及劳动者搜寻密度和企业雇佣密度,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用匹配函数表达。此类方法的主要侧重点是研究决定均衡失业水平的各种效应,该效应是由市场摩擦促使劳动力供求双方为完成匹配而付出搜寻、雇佣、培训和其他与匹配相关成本的投资而产生的。
第二类是“工资公告方法”(wage posting approach),此类方法主要论证的是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中,工资公告方法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的匹配,也会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产生工资分散(wage dispersion)的现象。
此类方法假定工资水平是在一个非合作博弈的环境下由企业设定的,劳动者直接搜寻特定工资水平的企业。在此,市场摩擦是指劳动者为了搜集关于工资出价的信息而花费的时间。此类方法为解释与劳动者可观测的技能水平无关的工资差别现象提供了依据。
三、搜寻理论启示及中国应用
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此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
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部分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
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较大;反之,失业者就业机会较小。失业保险正是通过改变它们,进而影响人们的失业时间和就业状态。
以上方法及其理论分析为失业中的工作岗位搜寻及其摩擦的分析奠定了研究基础,对于这些方法和理论的应用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服务拓展与分析改进。
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初始阶段,服务水平落后,形式单一,传播范围有限,信息共享程度低;相对而言,高级人才市场较为发达,运行效率较高。
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或猎头市场较为发达和成功,因为提供此类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私人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而普通劳动力市场则主要由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等提供。虽然有些私人企业也提供此类服务,但由于利润不高,进入门槛低,所以有许多根本不具备基本经营资质条件的小企业也乘虚而入,服务水平和效率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虚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基本无法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都是经过传统的乡村纽带(亲戚、朋友、邻居、同乡、同学)等人际沟通和简单的信息传播与信任载体而实现的。相互之间的介绍和带入当然能够避免盲目迁移和搜寻所产生的风险和成本,然而也会产生其他风险和成本(比如被熟人欺骗,工资甚至人身自由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然而无论多么先进的搜寻理论都需要一定的应用条件和社会环境基础,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只有当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服务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才有可能激励他们参与信息与资源的共享。
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体制；刘易斯拐点；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10504
作者简介：许经勇（1938），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即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伴随而来的是“刘易斯拐点”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契机，它将会驱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即形成越来越强化的“倒逼机制”。而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其如何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生那些深刻的变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而且这种转移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干扰。在目前我国2.45亿农民工中，异地转移的有1.5亿以上。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转移者带来收入增加的效果，但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有悖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奥秘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1986年为1:1.7）；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不断地扩大着（2010年为1:3.3）。这是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真正的等价交换，而是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终处于被扭曲了的状态。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条件。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流动，形成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者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指的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动机。所谓“自由人”，指的是劳动者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着任何超经济强制。而劳动力的需求者则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独立自主的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正是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上。但是，当人们用这种理论解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时，就会从以往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即强调制度性、社会性、政策性因素对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德・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就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他们摒弃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模式，并对人力资本理论发起挑战。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人力资本含量。而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者则认为，仅仅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论证劳动者收入高低是不充分的。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制度性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即使人力资本含量相当，劳动者收入差别也会相当悬殊。由此可见，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因素，除了人力资本含量的差异，还有制度性原因，也可以说是“制度偏好。”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是对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修正。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转化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即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公平竞争原则，就被不公平的歧视所代替。当任何两部分人的平均劳动报酬的显著差别不能由人力资本含量来解释时，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特殊表现，就是被制度化为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制度是指具有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功能。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有利于实现向城市倾斜的资源配置。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性，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又可以选择自主创新。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类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同等素质的劳动者以及付出等质等量的劳动，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报酬和福利差别却很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不难理解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
三、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低附加值产业结构的局限性
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中国，虽然给我国带来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却不可能带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20多年前，我国广东和东南沿海的一些省市，通过市场取向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承接国际（境外）低端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成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云集地，吸引了数以千万的农民工，使“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名扬全球。但是，如今，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难消化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所造成的亏损。况且，国家加工贸易政策的转型、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日益给这类企业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使得这类企业不仅难以持续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还有一部分企业面临关闭破产的窘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加工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一般都是处于顺差状态，而非加工贸易一般是处于逆差状态。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给我国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这固然有利于增强我国国际支付能力和防金融风险能力，以及进口大量资源和设备，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具体表现在：(一)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导致物价较大幅度上涨和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二)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当前的宏观调控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保持巨额的经常性项目盈余，不仅面临极大的金融损失风险（如当前的美国信用危机），也意味着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即穷国通过输出资本，为富国的消费与投资融资。更何况我国的“双顺差”是以付出高昂的成本为代价，即通过管制价格，人为压低劳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价格。也可以说是我国在为全球提供财政补贴。这种产业结构注定是要走到尽头的。
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而言，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产业，其价值增值能力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以流水作业为特点，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低，因而其劳动力成本也较低。与其相反，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因而其劳动成本也较高。权衡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和劳动力资源效率的综合体现。而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资源成本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劳动力资源效率则呈下降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企业素质与劳动力素质同步提升的过程。问题在于，作为低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固有的低素质劳动者，是无法替代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况且，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产业链的高端即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又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必然导致我国生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也会影响着我国产业升级。
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温州民营企业，由于不愿意（有的企业是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金于研制开发和企业升级，就把经营重心转到火爆一时的房地产业。在目前百强温州民营企业中，就有过半数由制造业转向房地产业。做服装的现在卖房子，做电器的也卖房子，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庄吉、乔顿、法派、高邦、德力西、人民电器等很有影响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加入房地产行业。尽管实体业（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保证企业资本的正常运营，许多企业必须依靠“壳”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在做账、税务等方面也有便利之处。“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的空间明显萎靡不振，这些深度介入房地产买卖的企业，又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温州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着转型过程的剧烈阵痛。
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 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 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强调了1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还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强制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照样有可观利润可赚，何乐而不为？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迫使政府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强制性地“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and China’s Reality
XU Jing-yong
(College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校人才培养 劳动力市场 对接
改革开放的开展以来，中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稳步发展，为劳动力市场源源不断提供了大量的优质人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对接却出现了问题和矛盾。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因为这一矛盾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阻碍了高校人才的发展。如何寻求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和谐对接的当务之急。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与劳动力市场人员紧缺的矛盾
现如今高校毕业生和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么一幕让人费解的矛盾：毕业生总是喊着找工作难，而劳动力市场总是喊着人力资源紧缺。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矛盾问题呢？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专业限制原因，有的高校毕业生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专业不对口，许多的行业需要有专门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的操作技能，没有涉猎过这样专业的求职者往往被拒之门外，有心想去工作，却没有资格去，导致这个行业劳动力资源短缺。二是冷门、热门工作应聘人数不均匀的原因，待遇好的工作使高校毕业生多到挤破头皮去应聘，大批的毕业生就得不到工作；待遇差的工作门可罗雀，少的可怜，造成人力资源的紧缺。
（二）缺乏有效的机制调节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响应了政策的号召，中国高校加大了对人才的培养力度，逐年进行高校生源扩招，相应的高校毕业生逐年在增加，而且每年的增幅都很大。由于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庞大的毕业生大军每年都会有大量剩余，而劳动力市场也年年紧缺人力资源。许多毕业生由于没有有效的引导，导致常年失业，大批的人才资源被浪费，劳动力市场也由于劳动力紧缺而被阻碍了发展。高校的人才培养也往往是缺乏指导，不能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每年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无用武之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校属于供应者，劳动力市场属于需求者，高校培养的人才相当于商品，高校、劳动力市场和人才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供求关系，现在这种供求关系链由于缺乏一个整体调节机制，导致及其的不平衡。现在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进行调整，帮助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劳动市场的发展需求，帮助劳动力市场有效的接纳高校毕业人才，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吻合。
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的意见和建议
（一）增加毕业前实习实践活动、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培训
高校应增加毕业生毕业之前的实习实践活动，多深入到企业的内部进行实践，这样可以增加学生在企业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很大程度上能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回到学校能及时的进行补充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技能素质，使自己毕业之后能具有适应企业的需求的技能。高校应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打破传统的课堂教育，将课堂开设在市场中、企业中或者公司中，通过真实的环境引导学生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场问题，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高校还应该在大学课堂上多增设就业指导课程，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讲师教授给学生做讲座，培养学生进行人生规划，为自己的未来就业设定目标，为实现理想的目标作出合理的规划，为将来毕业之后就业工作架桥铺路。
（二）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调整高校人才培养方向
高校应该重视与企业的合作，深入了解企业实际的用人需求，签订合作意向，不断调整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向，根据社会整体的企业行业用人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向劳动力市场输出的人才应当是满足市场实际需求的，在高校的就业教育师资队伍中引进一定数量企事业家，保证高校的就业指导培训能切合实际，真正的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水平；发挥企事业家的榜样示范带头作用，激励学生向优秀企事业家学习的欲望，深入学习理论业务知识，不断地提升学生的各项技术能力和素质水平。努力将自己打造成适应市场、适应企业发展的素质高、业务精、基础扎实的优质全能型人才。
（三）完善相应的机制体系，调节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对接吻合
机制体系的完善包括：高校内部机制体系的完善、企业监督调节体制的完善和政府部门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体制完善。高校应当完善相应的体制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优质性和与时俱进性，人才培养要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也要建立监督机制，及时的将高校毕业生的实际表现反馈给高校，让高校及时作出调整，适应企业的发展。政府部门也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保障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优先性，开辟大学生就业路色通道，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完美对接。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