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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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享范文第1篇
欧洲，是自行车分享等项目的早期参与者，和获益者，但欧洲各国对“分享经济”这一商业模式却采取了复杂的态度。
欧盟相关文件，呼吁各国的监管机构不要对相关企业禁令。这为诸如Peerby（一家荷兰的点对点式家居用品租借平台），此类初创企业的成长中可减少发展障碍。
多方面来看，人口稠密的欧洲国家是分享经济初创企业的完美选择，它鼓励人们最大化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价值。与美国情形相似，欧洲也在努力思考如何监管这些企业，平衡竞争者之间，以及分享经济带来破坏的忧虑。
“但分享经济会给每个人都带来更多好处，”Peerby创始人丹・韦德波尔说，“这是一种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好办法，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让资源循环利用起来。”
监管空白
根据欧盟委员会报告，2015年“零工经济（gig economy）”共计产生了317亿美元收入，潜在价值可高达6440亿美元。沃顿商学院房地产教授吉勒・杜兰顿指出，分享经济只是整个市场中很小的一块。
报告接着说明，分享经济企业应该与传统的雇员/顾客式企业区别对待，这种思路将影响分享企业所属监管框架。报告指出，各国应认识到三个不同：员工和独立操作者、专业服务提供者和临时服务提供者、提供核心服务的平台和提供信息和辅助服务平台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随着Uber、Lyft和Airbnb等企业的壮大，已经触碰了不同监管体制。”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莎拉・莱特说。Uber或者Lyft司机的分类应该是员工还是独立承包人，这一问题在美国不断涌现各种辩论。
欧盟委员会报告也希望解决相同问题，对司机的分类会影响到其劳动保护程度。另外一个迟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在Uber和Lyft司机和乘客身上应用保险条例，以及他们是否需要商业保险或执照。
从整体上来看，欧洲并没有出现很多大型分享经济的初创企业。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战略和商业政策教授、沃顿麦克创新管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利维尔・沙坦说，“美国的企业在建立分享经济商业模式上要积极得多，并且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将这些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也更能获得风险资本。”
欧洲的初创企业
欧洲一些企业已建立创意模式，与人口较为稠密，没有汽车而与邻居居住较近区域形成良好契合。
2011年创立于荷兰的SnappCar，是欧洲第二大点对点式汽车共享社区。目前在荷兰、瑞典和丹麦共有20万人使用。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获得了628万美元融资，其中一半股东是用户。
本质而言，其商业模式的基础是跟邻居借车，价格在11美元到560美元不等。“租户登陆网站，在邻近区域找车辆，任何类型的车，我们有几百种车型。”联合创始人帕斯卡尔・昂提说，“ZipCar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大约十年了，它为我们教育了市场。”他表示，欧洲的平均租赁期低于美国。
SnappCar的用户一般不会将此当作主要收入，但认可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改善环境这个点子。自2011年以来，SnappCar汽车车主已创收350万美元，预期2016年总营收超过570万美元。
“欧洲城市人口密度大。”杜兰顿说，“这意味着，在欧洲的二百个城市，即使没车一样可四处走动。”这种人口密度，也可帮助人们从邻居借或者租家用物品。
荷兰初创企业Peerby应运而生，用户可搜索他们需要的东西，例如篱笆修剪机或者迪斯科球灯。该公司在荷兰、主要欧洲城市以及美国的社区拥有25万用户，韦德波尔表示，该平台上可用产品的价值接近10亿美元。
“超级库存”
《我的就是你的》联合作者蕾切尔・波茨曼表示，建立本地化的各类产品“超级库存”对开展风险项目至关重要。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莎拉・莱特补充，“城市密度创造了条件，使分享经济得以运转。”
Peerby是一种把闲置资产投入使用的商业模式，韦德波尔说，“移动技术和互联性的广泛可用性，为建立分享平台提供了便捷。”波茨曼指出，“技术为市场创造了效率，将‘需求’和‘拥有’匹配起来。”
认可程度不一
在欧洲，分享经济企业从被认可到被禁止，人们对其态度不一，比如伦敦对分享经济的接受度远远超过巴黎。英国拥有全球分享经济业务的十分之一，超过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到2025年，英国市场预计将暴增至133亿美元。
2015年5月，伦敦放宽了一条实行40年之久的法律，人们可以把他们的家租借出去，租期为三个月或以下，这打开了短租市场。今年初期，英国政府还宣布对在分享经济领域赚钱的人们实行税收减免，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此类税收减免的国家。在繁荣的金融服务的帮助下，Crowdcube、Seeders和Funding Circle等点对点式租借初创企业在英国发展良好。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抵制分享经济的情况在扩大。
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法院已声明，推广非专业司机驾驶是一种违法行为。UberPop应运而生，任何人只要有驾照有汽车就可以载人。根据彭博社消息，法国刑事法庭不仅对Uber进行罚款，还罚了它的两个执行高管。在巴黎，出租车司机抗议来自Uber的竞争，他们追赶载客的车，烧毁轮胎，还阻塞了道路。
虽然巴黎是最大的Airbnb市场之一，但其市长成立了20人小组，调查非法房间分享行为，并对他们开出高额罚款。为解决税收的问题，Airbnb开始在巴黎收住宿税。“如果在巴黎拥有一所旅馆，就要受到监管和交税。但是对Airbnb这类要求就少得多，你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杜兰顿说。
阿姆斯特丹从2015年2月开始，为了遵守税收规章，Airbnb开始收游客税。柏林为了控制不断上涨的租金，从5月1日开始，如果没有城市允许，不可以在Airbnb上出租整间公寓，不过可以出租其中一个房间。
根据欧洲规定，如果房东全年对外出租房产，他就会被归类为“交易人”，必须像企业那样取得执照、履行责任和遵守规章。据媒体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租赁多间房屋的人为Airbnb创造了40%的收入。在欧洲，只要哪里房屋短缺，政府就担心Airbnb屋主会逃避税收、安全和其他规定。
经济分享范文第2篇
所以国内的视频网站，以56网为代表，进行了视频社交化的开拓。56依托人人网，并与新浪微博、西祠胡同、凯迪社区等主流社交网站进行合作，打通视频的上传通道，56网的原创视频可以在第一时间内被社交网站的用户看到和分享。
而这种分享的模式正在走出线上，走到线下。在国外出现了Airbnb这样的旅行房屋租赁社区，将社会上一些空置的房屋资源利用起来，通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短期房屋租赁服务。由于提供的服务“物美价廉”，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有数据显示，Airbnb 的业务已经扩散到 192 个国家的19000 个城市中，该公司一晚上要处理一千万个房间预订需求。
在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创业网站，比较知名的如小猪短租和蚂蚁短租。近期这两家网站分别获得了风投的投资，小猪短租披露已于2012年第四季度完成近千万美元的A轮融资，而蚂蚁短也宣布于近期获得由优点资本领投、蓝驰创投、红杉资本跟投的近千万美元的联合投资。类Airbnb创业概念正在国内走红。
在小猪短租网联合创始人陈驰看来，类Airbnb创业概念走红体现出的是分享经济的优势。“分享经济中的交易一般不再依靠传统的营销渠道，甚至是多层级的渠道（比如说旅行预定服务商等中介），而是依赖一些创新的平台，做到端到端的直接交易，这些平台不承担传统渠道的中介作用，而只是一个信息展示和在线交易平台，理论上成本更低，不仅利于创业，同时也利于用户获得更具性价比的服务。”
分享经济的内涵
互联网意义上的分享经济与传统的学术概念还不一样，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互联网向传统经济渗透的趋势。陈驰认为，互联网解决了长尾对长尾、降低交易成本、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生态系统等分享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分享经济才得以出现并逐步前进。
Airbnb初步成功后，分享经济已经渗透到租车、顺风车、办公场地、自行车以及车位等很多领域，很多团队在用这种模式进行探索，陈驰对这些模仿者进行总结发现，其创业项目一般要具备五项前提条件：1、存在闲置资源；2、供给和需求在中长期的场景中，能形成长尾对长尾的局面，一头大，一头小的格局都不可能发展成真正的分享经济；3、这个领域的传统产业链条中的供给方或者渠道中介机构有着很高的经营管理成本；4、交易的成本不能太高，这和IT技术的发展有关；5、信任机制建立的门槛不应过高。
要准确理解分享经济，陈驰认为有必要抓住三个关键词：“协作”、“消费”、“去工业化”。“协作指的是将闲置资源的利用，这就像家里来客人了，住不下，邻里互相借用空房住宿一样；而消费是指闲置资源的利用要扩大到一个更大的地理尺度时，需要用付费的方式来解决协作的互惠问题。所以分享要变成一种经济现象，甚至是一种新经济，既要有协作，也要有消费。这个概念放在短租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原来那种免费的沙发客模式虽然很早就兴起，但是一直不成规模，而Airbnb这种协作加消费的模式就能变成一种大规模的全球性业务。分享经济还具有去工业化的特征，其出现正好是将过去200多年的工业化、标准化的过程逆转，形成长尾对长尾的态势。”
陈驰认为，分享经济能降低某项物品或服务的使用成本，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分享经济供给产生的方式和传统的商业完全不一样。分享经济中供给是一种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利用的体现，不是传统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因此分享经济看待成本的方式和传统经营是有区别的。比如酒店的客房定价时，会把租赁、装修、人员培训、设备折旧等费用和人员工资等累加在一起作为成本；而一个闲置的房源如果从理论上已经是沉没成本时，极端情况下租出去的价格即使1块钱，对于房东也是赚钱的。其次，分享经济的主体是个人或者小型的经营组织，极大的降低了大型经营性组织的管理成本，很多情况下，规模大并不意味着成本低，这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有很多的体现。因此去工业化，去中心化是分享经济另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供给成本更低的重要潜在因素。
问题与创新
新的产业增长点往往是由于出现了观念上、技术上或者模式上的创新。陈驰对记者说，小猪短租的模式主要有三点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将P2P的租房从长租发展到了旅行住宿和过渡性住宿领域，这挑战的传统理念是认为没有人愿意将闲置的房间拿来短期出租给一个陌生人，尽管这种现象在长租市场已经是司空见惯；第二个突破是引入在线预付模式，将交易做成了一个闭环，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这改变了原来分类信息只解决信息层面，而不介入交易的局面，让短租业务变成一个真正垂直的业务，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和服务的可追溯性；同时在旅行住宿领域也在挑战艺龙、携程前台现付的酒店预订模式。第三个是扩展了分享经济的概念，将供给的经营者从个人做了适当的延伸，将小B纳入了进来，希望他们的经营能够盘活更大体量的闲置房。严格意义上这不算突破了传统，因为P2P本身有一定调适度，并且淘宝的模式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分享经济还面临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创新来解决。总结起来有：最早期的一批供给怎么获取以及最早期的用户从哪里来？如何尽可能的促进出租方管理好库存，以保证库存的准确性？服务规范如何制定？服务一致性的标准在那个高度上制定？租方的交易决策不仅仅依赖于网站结构化的部分，可能还更依赖一些非结构化的信息，这些对产品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和运营体系都是巨大的挑战；信任机制是永远的难题，这还不仅仅是网站内部的信用体系建设，还涉及到整个社会是否有健全的信用闭环；安全上的隐患和政府监管政策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经济分享范文第3篇
传统产业需顺应趋势 忌故步自封
分享经济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的生活当中，例如交通出行、房屋出租、闲置分享等。闲置资源是分享经济产生的物质基础，将闲置的物品、人力、物力、时间、信息等资源利用起来，实现资源共享，可以最大化发挥资源的利用价值。清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u对《经济》记者表示：“这种新的消费方式让消费者无需拥有自己的汽车、度假屋以及其他在财力上无法承负的东西，就能获得个性化的体验。”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为39450亿元，预计到2017年将达到56970亿元，增速为44.4%。“分享经济是一种新的事物，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以后，用这种技术手段把零散的、闲置的、碎片化的东西集合在一起，提供了新的、有效的供给，满足了多样化的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任兴洲对《经济》记者称，从总体上来讲，这是一种进步，它使社会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利用，使前置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这既是有效的，也是节约型的。”
当然，随着分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影响还将扩展到诸多领域，继续向其他未涉及的领域渗透。分享经济模式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革新，分享经济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难免会对一些传统行业形成冲击。
艾媒咨询分析师娄梅静对《经济》记者表示，除了目前已经比较火热的交通出行、房屋闲置出租等形式外，知识技能的分享、生活服务、联合办公空间、医疗等方面的分享将逐渐产生并发展完善。
另外，分享经济的产生使得存在单个劳动者用一小部分、甚至无需资本就可以单独提出的可能性。在u看来，“由于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的资本可分割性较强，因此，分享经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服务业。”
分享经济使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这需要两方面都去适应。“一方面是分享经济和原有的市场竞争形势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原有的传统的经营模式和新出现的市场形势相适应。”任兴洲表示，这样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供给。“当然，这也可能调整原有的竞争格局和利益关系，就像鲶鱼效应。这在实际上促进了这个行业的有效竞争，而原有的传统行业也要适应@个竞争。”
乱象频发 企业和政府积极应对
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人人都可能成为分享经济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但如何保障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看来，分享经济虽然发展迅猛，规模扩展迅速，但是乱象不止，矛盾不断，大有野蛮生长的态势。
首先，公众的道德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就拿共享单车来说，乱停乱放和丢失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广州市交委近日约谈了摩拜、ofo、小鸣、小蓝4家共享单车企业，要求加强对投放车辆的运营管理，建议以经济手段约束不文明骑客。各企业可以利用其信用评分体系和举报渠道，进一步强化规则，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黑名单”机制，推动行业内用户信用评分的互通共享，规范和约束用户骑行、停放行为。
1步单车相关人员告诉《经济》记者：“单车有损坏，客户会报修，我们也会检查，丢失的单车也不多。”主要覆盖重庆市的悟空单车相关人员也告诉《经济》记者：“我们有市场维护人员，重庆政府也规划了自行车道和停车位置。”
其次，分享经济的运营模式受到挑战。就共享单车而言，有人认为，从网约车的角度对比可以看出，如今的“共享单车”是典型的伪共享经济，其本质是公司通过自采购车辆投放路面交通，针对个人的一种“短时租赁式租车”。
互联网分析师马继华告诉《经济》记者，现在运营共享单车的公司太多了，每家公司都在努力拓展市场，猛烈投放，将来市场容量没有那么大，会造成严重的浪费。“而且虽然共享单车号称共享，却相当于以前的公共租赁自行车，只不过以前是有人值守，现在是无人值守，而是利用互联网的手机扫二维码的这种方式。”最主要的还是收的那些押金比较麻烦，模式的不单纯就在这儿。
另外，新兴的共享汽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之前就有微博网友爆料称TOGO（途歌）的SMART车型机动车行驶证为“非营运”，并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后来，上海市运管处和交通执法总队约谈了与TOGO合作的汽车租赁公司，涉嫌违规车辆已被陆续收回。
共享汽车的使用方法和共享单车相似，这些电动车辆不仅缓解了出行难的问题，还减少了碳排放，但出现汽车占用的城市空间和道路资源等突出问题。
《经济》记者从TOGO相关人员的回复中了解到，在用车的地方有一个网点，这个网点是TOGO经过市场调研之后规划出来的用车量比较大的位置，不需要用户承担这个停车费，还车的地方还可以是其他任何合法的停车位。“如果是接力用车，上一个把车停这儿的人是不需要付停车费的，由下一个使用者来承担费用。”
对于大家担忧的会否造成交通更加堵塞的问题，Gofun出行的相关人员表示，从表面上看，会影响交通，但共享这样的新能源汽车可以减少对自家汽车的依赖，减轻空气污染，从长远看能解决很多问题。
最后，信用体系的建设十分必要。比如凹凸租车，是通过这个平台出租自己闲置的车给需要的人，但很多人对使用者能否爱惜车辆表示担忧；再比如房屋短租，就曾被曝出家中被短租客破坏的情况。包括像闲鱼这样的二手交易的平台，也可能发生买家因为信息披露不清晰、不明确、不真实而受到欺骗的情况。
经济分享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分享型经济；社会文化；成因；意义
一、分享型经济的概念、特征及发展现状
1、概念
“分享经济”一词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其主要理念是一N“合作消费”的生活方式。分享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个体借助第三方创建的网络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经验知识，或者向企业、创新项目筹集资金。在这种模式下，个体和群体都可以同时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创造价值的能力。2011年“合作消费”模式的“共享经济”被美国《时代周刊》列入将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意之一。[1]在一些文献中，“分享型经济”也被称为“共享型经济”。
2、特征
在目前发展阶段，分享型经济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首先，依托互联网技术，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各种交易；其次，交易的内容是所有者暂时不用的闲置物品，短期内在不改变物品所有权的情形下将使用权有偿出让，即传统概念上的“出租”；再次，该经济模式中的交易双方多是互不熟悉的陌生人，普通社会大众是主要参与者；最后，基本的信任关系是推动分享型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3、发展现状
国际市场上，在Uber（优步），Airbnb（爱彼迎）等一批耳熟能详的新型公司的启蒙和引领下，共享经济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所涉及的业务己经涵盖了交通运输、居住、饮食、技能学习等各个细分市场，对传统领域的冲击不容小觑。国内市场上，滴滴打车在互联网潮流的推动下迅速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受到投资方高度关注。[2]“闲置就是浪费、使用但不购买”的新消费观念将逐步盛行，分享型经济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服务业也将成为新形势下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分享型经济发展的社会原因
分享型经济模式的诞生离不开互联网技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因素，这些是其产生、发展必备的条件。但在诸多影响因素的背后，文化因素即人们对待物质的态度和消费观念转变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1、商品消费象征意义相对淡化
自古以来在人类社会中，物品从来就不仅仅是物质本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存在。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对“库拉”的介绍中，马林诺夫斯基批判“原始经济人”的观点，他认为库拉交易的动力源自于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即通过赠予获得社会认同，达到自我炫耀与满足。库拉交换的臂镯、项圈以及其他物品不具备明显的实用价值，实际生活中效用很低，它们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其象征意义上。[3]马塞尔・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一书中回答“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这一问题时，提到来自于送礼者的“礼物之灵”（hau，毛利人的概念），接受了他人的礼物就是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4]尽管现代文明中经济模式与两位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社会有很大不同，但物的象征属性和其在经济交换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存在。
波德里亚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越来越依据于其自身所使用的或消费的物的等级来识别，而越来越少依据其出生、血统、种族等级和阶级成分来划定。消费者的行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他们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或者在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比较。消费在物理意义上消解客体的同时，也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塑造主体，并因此找到了使个体整合到社会系统中去的媒介。消费是生活的“辩证法”，它使某种东西（如商品）消失，同时又使其它东西（如自我与社会认同）产生。[5]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总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很多人在满足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拥有相对更多的财富积累。并且在社会化生产背景下，各企业之间为了利润最大化进行激烈竞争，鲜有价格适宜但独具特色的工业产品，消费品大同小异。综合以上两种因素，社会中一定量的商品成为闲置资源，对拥有者不再具备吸引力，物品的符号象征意义相对淡化，很少有某种物品成为主人彰显阶层地位的宠儿，人与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也由此拉大。面对这些暂时不用、相互间感情淡漠的“物质”，分享获利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2、趋同消费提升平等意识
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无限延伸，内在固有的矛盾性随其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逐渐显现，消费特征亦是如此。现代消费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兼具大众性和等级性。大众性是消费文化的本性，主要包含愉悦性、世俗性、柔软性和平等性四大特征。具体体现在：审美、消闲的功能突出，大众乐于接受；不同于精英文化的超脱，贴近真实社会，释放个人鲜活特性；形式多样，宽容、浪漫，易于模仿；赋予生活方式一种平等而活跃的气质，使之具有民主的色彩。等级性则体现在高层次消费之中。
大众文化是一种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丧失了对等级消费文化的反抗精神。[6]限于自身占据的经济与社会资本，大众倾向于符合条件的消费行为，而非一味模仿高阶层的生活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较高，该部分群体消费特色具有趋同性，物质消费水平高度同质，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在整体社会内，有着相当比例的大众在内心能够相互接纳，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物品，发展友谊，而不觉得有失身份。这一共同心理为当地社会孕育出“分享型经济”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消费的趋同性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满足自己短暂的需求，却没有因之产生身份、尊严上的心理负担。
在我国近四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社会消费现象与上述西方消费现象具有诸多趋同性特征，为分享型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国内分享型经济的参与主体是青年人，他们愿意将属于自己的物品与其他人共同享用，注重体验式消费，通过网络平台获得一些大件物品的短期使用权，或在一些用工网络平台上以短期工的身份为其他企业或个人工作。人们对消费、工作的态度逐渐改变同样是分享型经济在我国得以发展的重要成因。
三、分享型经济发展的意义
1、循环消费改善生态环境
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物质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而在这一过程中，过度索取资源、大量废弃物质的产生等带来的副作用对生存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以及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无疑是该现象产生的罪魁祸首，但我们也应看到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大众对此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人类物质财富占有总量呈现几何级增长，极大地刺激人们物质占有欲；与此同时，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又推动生产进一步发展，以对物质的占有作为标榜自身身份地位的做法愈演愈烈。长此以往，个人占有消费品不断增多，物品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实际上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资源浪费。
分享型经济预示着一个追求节约、低碳、实现物质与精神均衡的新生活方式与新生产方式的革命正在兴起，这是生态文明时代破解能源环境危机、物质与精神消费失衡危机的新经济模式。[7]通过分享，促使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消费环节产生新的变革，社会大众所拥有的大量闲置物品得以发挥作用，满足了一定量的市场需求，从而降低生产规模，实现高效、低成本的资源利用。该新型经济模式的出现不仅有助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也实现了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改善都市社会人际关系
分享型经济是存在于陌生人之间需要相互信任的商业模式。闲置物品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在交易前并不熟识，相互之间缺少基本的了解。但依托网络平台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双方的信用评级、物品如实描述程度等关键信息是能够面向公众及时更新的，公开的信息表明双方诚信度高低，决定了交易能否顺利进行。除了专业分享平台制定的交易规则，“公示”的做法更加有利于保障双方的正当利益，网络监督使任何参与者都不得不考虑违反诚信的后果。外在具有强制力的监督机制，内心愿意与他人共享自己的私人物品，渴望认识更多朋友的美好愿望，可以预见在两者共同作用下诚信交易将成为分享经济的主流特征。分享经济增强了大众群体的沟通交流频率，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新型交往模式，对都市人文环境建设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王喜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共享经济[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1.12-15.
[2]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共享：稀缺时代的一条出路[N].解放日报，2015-12-14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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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景萍.现代消费文化的“二律背反”析论[J].学习与实践，2012.11.115-121.
[7] 张孝德，牟维勇.分享济：一场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12.6-15.
经济分享范文第5篇
陈韦予的是凹凸租车的联合创始人，2013年初，她和另一位创始人张文剑去了一趟美国的硅谷后，萌生了汽车共享的想法。“在国外共享的模式已经非常成熟，汽车、公寓、电动工具都可以拿出来分享。”陈韦予认为，面对中国拥堵的交通和污染，以及一线城市高昂的牌照费和限购令，汽车共享的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几率很高。
“事实上，在‘共享经济’趋势下，‘拥有’已经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更多的在于你的人生‘体验’和‘经历’过多少。”陈韦予表示，当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限，人类已经不能承受过度生产和消耗了，而是更加关注现有资源的整合和再利用，为这个世界创造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如今，凹凸租车正式将“车共享”的理念带入中国，拥有闲置车辆的私家车主可以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爱车，从而获取额外的收入；需要用车的朋友也可以用更经济的价格租用到附近的车。
优厚保障打消私家车主的顾虑
刚开始筹备凹凸租车项目的时候，陈韦予也曾犯过嘀咕，她通过对身边人的调查发现，朋友们像爱自己的“另一个老婆”一样爱自己的车――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车拿出来分享。
“做好这件事我必须先说服我自己。”在陈韦予看来，自己作为私家车主最多的担忧是车子的安全保障问题，如果有足够的安全保障，相信有不少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私家车。
凹凸租车在创办之初就找到了太平洋保险，双方达成战略合作的共识后，凹凸租车有了强势的安全保障平台。比如，租赁期间为车辆覆盖高达205万的责任险。此举打消了车主对租赁期间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的担心。
“我们给每辆私家车上了100万的第三责任险，50万的盗抢险，50万的车损险，以及5万的车上人员座位险。”陈韦予解释，私家车车主肯定不会为自己的车上这么高的保险，而且出险和理赔都不影响车辆原车险和商业险。
同样，凹凸租车对租车方也给予了多方的保障。“除了上述车险的保障外，我们还有1500元以内的险全额赔付，无需租客掏一分钱。”陈韦予表示，凹凸租车有一个车管家的部门，专门负责一站式理赔服务。车主和租客完全不用为出险操心，凹凸租车的工作人员都会做到一站式服务。除此以外，租车方还可以免费享受24小时非事故道路救援的服务。
为了彻底打消车主对爱车的顾虑，凹凸租车平台还为车主轻松安装车联网终端设备at-box，这样车主就会对车况信息实时掌控。
“在首次出租之前，我们将为车主上门安装‘凹凸租车车联网终端设备at-box’。车主可以实时查看车辆情况，包括GPS定位、油耗、里程数等信息。同时，at-box还满足远程解锁功能，经过凹凸租车和车主授权的租客朋友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应用代码开锁，车主和租客朋友无须见面就可以放心交车。”陈韦予表示，凹凸租车将致力于为车主和租客朋友提供安全又便捷的车联网设备。
互联网思维撬动中国式分享
当陈韦予打开了手中的凹凸租车App应用后，周边的租车信息马上被推送到她的手机终端，记者看到某车主展示了他的奥迪A6，而租金每天只要264元钱。不过，目前凹凸租车只开通了上海的业务，随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也会陆续开放。“现在平台上大约有3000多辆车注册。”陈韦予向记者透露了最新的数据。
记者做了一个比较，一辆别克商务轿车在凹凸租车平台只要200多元每天的租金，而在其他的租车平台则需要700元以上。“我们是免费为私家车主和租车用户搭建平台的，在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下，互联网思维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并不愁未来的盈利模式。”陈韦予一语道破凹凸租车能够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租车者的原因。
凹凸租车的使用非常便捷，首先凹凸租车的使用者都要经过严格的身份认证，包括实名认证，驾驶记录以及信用卡认证。然后，私家车主可以根据应用提示的信息，包括汽车品牌、驾驶时间等估算出一个参考的租车价格。
比如，一辆购置价为15万元的紧凑型汽车，一个月可以收获4000元的收入。“购置价格越高，出租时间越久，赚取的额外收入就会越高。”陈韦予表示，凹凸租车非常适合那些想把自己车卖掉，或者因为打算出远门而让车闲置的车主。
随着90后、00后成为拉动中国消费的主力军，“分享经济”已经蕴藏了发展所必需的土壤。如果说，节俭的本能使中国老年人愿意排好几个小时的队，仅仅为了买到价格便宜几分钱的鸡蛋；正是这种本能，促使他们拥有奥迪轿车的下一辈仔细研究，如何利用凹凸租车等个人对个人汽车分享服务出租他们的豪华轿车，赚点外快。
经济分享范文第6篇
一、现代分享经济内涵和意义
现代分享经济属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范畴，具体讲，是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交易线下服务）的一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分享经济给出了多种定义，但目前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方便理解，本文在描述分享经济时着重刻画其具体过程，即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应用平台，集成原本有专门用途但暂时可供使用的人力资源、生产资本、居民资产等信息，促成供需双方线上达成交易协议、线下（或者线上）具体交易产品和服务。它突出体现了对“原本有专门用途，但暂时可供使用”经济资源的分享。
分享经济发展符合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创新、绿色、共享等发展新理念，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分享经济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分享平台创业者通过搭建平台、与分享资源提供者协作等方式，即可调动更大范围的社会闲散资源，大大减少了创业投入。这使得创业创新更为便利。分享资源使用者在创业时，无需购买大量固定资产、招聘很多正式员工，而是通过分享平台，按需租用设备、厂房和专业技能等闲置生产能力，也获得了更加便利的创业创新条件。
分享经济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化。分享经济以租用为特征，减少了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以及汽车、住房等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这些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碳排放。
分享经济有利于全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分享经济使得汽车、房产和资金等私人财产便捷地被租用，从而产生经济效益。这样，广大私人财产所有者可通过分享经济获得额外报酬。分享经济还使得设计、翻译、教学和医疗等专业人员在空闲时获得充分发挥才干的机会。因此，大量专业人员通过分享经济获得了应有的报酬。
二、我国分享经济企业开拓市场模式
（一）模仿国外新概念，独立开展线下推广
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模仿国外分享平台的新商业模式，依托风险投资等资金支持，通过投入高额推广费用吸引分享资源供应者和消费者。
例如在房屋分享经济领域，爱日租将供短租的民宅信息登记在平台上，促成短租供求双方线上达成协议、线下交易服务。爱日租依靠巨额、持续地业务推广支出开拓市场。仅百度推广支出，2011年上线半年500万、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00万。加之其他费用，爱日租单个订单成本中仅推广成本一项就达到150元，已经大幅度超过了业务起步阶段单个订单的收入（50―60元）。
受特殊国情影响，我国短租房源供应方大多是个体户。与普通民宅不同，一方面，个体户房源供应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个体户纯粹以经营为目的，对其房子疏于维护，使得现有房源短租回头率仅为20%左右（而一般正规宾馆可达到40%―50%）。因此，在此种业务扩展方式下，爱日租难以具有规模效应，结果在没有达到盈利模式时即倒闭。
（二）与其他平合，复用已集聚的用户资源
在这种模式下，分享平台通过吸引战略投资者等方式与内外部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复用其他平台用户资源，降低推广成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服务价值。
在教育分享经济领域，VIPABC将2000多名空闲的英语教学师资资源信息登记在平台上，促成英语教育供求双方线上达成协议、线上真人互动教学。2014年，VIPABC吸引阿里巴巴等风险投资1亿美元，并与阿里巴巴合作，向阿里巴巴的互联网数字电视机顶盒（天猫魔盒）推送服务。
一般地，家庭客厅面积较大、客厅里电视机屏幕相对其它终端屏幕大。这一“客厅+电视”环境可以有效满足家长陪同孩子听课的需求，是良好的教学空间。VIPABC为天猫魔盒用户定制了操作页面和学习界面，可以充分利用家庭“客厅+电视”教学空间优势，方便、有效地向天猫魔盒近千万户用户推送英语教学服务，从而有效占领该市场。
（三）合并巨头，获得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
在这种模式下，分享经济一些领域的少数几个寡头企业依托资本纽带进行合并，整合几个平台原有的分享资源提供者、消费者。例如出行分享经济领域，2015年2月，快的与嘀嘀合并，两者可以相互利用对方的客户资源。在两家巨头合并后，一方面，两者同时扩充了市场，合并后的企业成为我国出行分享经济领域最大的企业；另一方面，两企业都降低了用户补贴、提高了高峰期用车加价幅度，以更低的成本开拓市场。
（四）提高分享资源质量，提供差异化服务
在这种模式下，分享经济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内部管理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提供创新的差异化服务，从而开创并占领市场。
例如在制造业分享经济领域，沈阳机床公司（以下简称“沈机”）将“i5智能机床”租赁给用户，通过互联网“i5云制造系统”监控机床使用情况，并按照机床使用时间、加工零件数量收取费用。这种模式体现了对机床加工能力的分享。
沈机“i5智能机床”性能较为优越。沈机“i5智能机床” 可任意组合机床内部模块，使得一台机床能实现原来8款不同机种机床的功能，使同样功能生产线的机床数量从以前8―10台最多降低至2―3台。该机床还具有基于互联网的操作系统，可以和机床周边的装载工具、机器人、零件设备和移动终端等进行交互，便于用户搭建智能车间。
三、警惕企业市场开拓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模式创新缓慢，分享服务同质化
大多数分享平台业务模式仿照国外新概念，缺乏原创的商业模式。在概念落地阶段，大多数分享平台依托政府财政资金或者风险投资资金支持，更多地关注用户数量、流量增加，而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同质化普遍。
（二）产业组织结构固化，分享经济活力不足
一些分享平台在发展初期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或者与互联网巨头合作、或者被迫被巨头收购。整个分享经济产业形成了以固定几家巨头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产业组织结构相对固化。在这种固化的产业组织结构下，广大中小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只能加入固有的生态系统，丧失独立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机会，积极性受到打压，发展活力不足。
（三）巨头垄断市场，限制竞争
分享经济一些领域目前已形成了少数几个寡头企业。某些企业为短期最大化获得市场收益，不但没有进行分工合作，反而依托资本纽带进行合并。合并后平台占有该市场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竞争。
四、推进分享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营造有利于企业原始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环境
放松政府管制，减少分享经济市场准入行政审批事项、完善分享经济市场准入资质条件、鼓励分享平台先行先试和经验推广、推动公共服务领域信息资源开放和共享，拓展分享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空间。简化分享平台工商登记手续和土地变更手续，提供更加便利的政务服务，保护分享平台权益。支持分享经济企业引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资金保障。引导媒体关注一些虽失败但有较好创意思路的分享经济企业，培育容忍创新失败的文化环境。
（二）加快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我国分享资源供应者和消费者信用记录不完整、不透明。在这种分享经济发展大环境下，中小企业需要投入较高资金来争取分享资源供应者和消费者，市场推广较难；而与此相反，巨头依托资金、客服网络和支付体系等显著优势，拥有较为深厚的信用基础，可以相对容易地争取分享资源供应者和消费者，从而迫使或者吸引中小分享平台从属其生态系统。为打破分享经济产业组织结构固化，必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要建立分享资源信息、分享经济交易记录等信息搜集和共享机制，有步骤、分阶段推动这些信息向分享经济企业开放。同时，鼓励运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提升分享经济信用水平，破除大企业平台对行业的垄断，为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三）加强巨头市场行为监管
经济分享范文第7篇
服装有时效性，因此称时装，尤女装，流行一阵便过时，需新风尚。不穿的衣服压箱底不仅浪费，且占空间，购新亦需成本。有无一方法既能省金省空间又能满足女人对潮流的追捧使穿衣可常换常新呢？有，租装网站Le Tote和Rent The Runway致力于提供此服务。
Le Tote位于美国，提供基于订阅的在线时尚租赁服务，上线仅三个月用户便超一万。女人每月只需付49美元，就能源源不断地租穿漂亮衣服，无租期，想穿多久穿多久。其创始人Rakesh的理念是：以低成本快时尚产品的生产方式，通过互联网给女性用户足够多的选择。
其运作模式是：免费注册Le Tote，填一份风格简历（Style Profile），随后Le Tote的设计师会据此为用户搭配3件衣服和2件配饰，衣服有洋装、上衣、裤子、裙装等，而配饰则有耳环、手镯、项链等，然后将衣服装箱寄给用户。用户可穿到不想穿，但若想让Le Tote再次寄新衣服，须付寄费把上次寄来的衣服全寄回去，但无需清洁衣服。Le Tote的计费模式是按月不按箱，每月49美元，即使每箱衣服只穿几天就寄回去换新箱衣服，一个月换上三、四箱衣服也只需花49美元。这非常适合时髦女人，使每天衣服不重样。衣服寄给用户后，Le Tore的设计师会联系用户，了解用户体验，设计师会在下次给用户寄去的衣服中做改进。
据科技网站Mashable的记者介绍，Le Tote的衣服质量与美国寻常平价服装店（如Forever21、H&M）卖的衣服差不多。但Le Tote的衣服设计感很强，款式十分新颖，这契合了其目标客户群追求潮流的心理。Le Tote特意挑选用耐磨面料制成的衣服，以防过快损耗，不适合流转的衣服被用于季末促销或捐赠出去。Le Tote走平民化风格路线，面向18-28岁年龄段的女性用户，致力于为普通人带去低价享受时尚的。
Rent The Runway是另一家美国租装网站，其衣服出自顶级设计师之手，材质、造工都很精良，但租价低于市价。用户先在网上选好想要穿着的设计，并设定递送日期，随后Rent The Runway会为用户送去两件同款异码的衣服，以确保合身。四夜租金从50到200美元不等，有时也会按衣服市场价的10%计算租金。其一个位于纽约的仓库负责对服装进行维修、整理和重新出租的工作。
经济分享范文第8篇
关键词？演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民生投入；面板向量自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7-0001-07
一、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一直是学界、社会瞩目的问题。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个同等重要、同等严重、需要引起同等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近几年最终分配后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急剧下降。从2013年11月，国家统计局公告来看，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 565元比1978年同比增长71倍，年均增长13.4%，但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只是7.4%，然而同期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为9.8%。目前，国内很多省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只有四成左右，低于发达国家一般55%标准，出现“只长骨头不长肉”现象。这种情况出现反映了我国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领域都出现问题。居民收入增速跑不赢GDP，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的局面一直没有形成。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中低级劳动者收入增长过于缓慢，难以发挥广大劳动者积极性；在再分配领域，部分财税政策导致了财富逆分配，反而导致差距的扩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针对居民收入增速落后于GDP的问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制定了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计划，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未来几年，城乡居民将更多地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让居民将更多地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二是增加财政对民生投入力度。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影响，以及验证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5；钞小静，任保平，惠康，2009；刘松林，2012；冉光和，潘辉，吴利，2012），很少探索居民总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原因考虑到我国经济总量不强，需要进行物质积累，居民收入主要关注收入差距调节。陈昌兵[1]（2008），陆万军[2]（2012）对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进行探索，认为收入分配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政策、社会稳定、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财政民生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学者认为国内消费不足，其重要原因是民生领域、社会福利投入较少。我国应将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给百姓，促使人民富裕，较大幅度地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加快农村的建设，健全履盖全国百姓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而扩大内需，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科学、健康、持续地增长（刘宗平[3]，2008），加快民生工程建设，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梁达[4]，2013），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非线性关系（赵天奕[5]，2012）。本文试把居民收入、财政民生投入作为成果分享指标探讨与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择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地区总人口。
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数（pr）：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城市化率）。
民生投入对数（pc）：财政对民生投入主要包括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投入和社会保障和就业投入。
以2000年为基期，采用GDP平减指数把各地区不同期的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民生投入换算成不变价格。为了消除数据异方差，对各变量取对数。
（二）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省、市统计年鉴。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样本选择时没有把纳入进去。地区样本为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时间跨度为2001～2012年。从图1可以发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民生投入间存在着直观的正相关关系。下文中，将剖析三个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方法
Sims（1980）在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起向量自回归（VAR）模型。VAR模型是一种时间序列分析法的动态模式，其优点在于不需要事先探寻变量之间内在关系逻辑，也不需考虑变量内生、外生及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是将各变量视为内生变量，由一组回归方程来表示变量间的互动关系。VAR模型除了可以分析滞后项变量对其他变量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以外，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变量间的动态互动关系。但对数据长度要求较高，一般不应少于30个数据。1988年Holtz-Eakin创新提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6]，并经众多学者完善，已成为兼具时序与面板数据优点的成熟模型。PVAR继承了VAR的许多优点，与普通VAR相比，由于对数据的长度要求较低，所以PVAR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只要T≥p+3（T为时间序列的长度，p为滞后项的阶数）便可以对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当T≥2p+2时，即可在稳态下估计滞后项的参数，所以PVAR为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灵活的分析框架[7]。PVAR不仅具有VAR模型，还可以允许样本个体存在不可观察的差异，捕捉到个体在横截面上可能受到的共同冲击[8]。借助该方法，建立模型：
yit=？茁0+■？茁jyi，t-j+αi+εit （1）
其中，yit表示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向量[lnpgdp lnpr lnpc]'，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p代表模型滞后阶数，？茁j代表滞后内生变量的回归系数，α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εit代表扰动项。受变量滞后项的影响，容易造成αi与滞后变量的相关性，需要采用“前向均值差分法”（Arellano，eta[9]，1995）来消除固定效应，该方法通过移除前向均值这一转换方式，避免差分项与作为工具变量的滞后回归项间的正交，从而达到准确估计模型目的[10]。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的不平稳可能会造成“伪回归”现象，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运用LLC检验、IPS检验、Breitung和ADF-fisher方法对各序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经过1阶差分变换后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2。
（三）面板 VAR 模型滞后阶数的选取
为了估计该系统，需要检验 P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到底取多少比较合适。根据T≥2P+2，滞后阶数p最大能够取5，检验的结果汇总在表3中①。
由表2知，在滞后1～5阶的检验结果中，当模型的滞后阶数为4时，符合AIC、BIC 和 HQIC信息量最小的结果。因此，滞后阶数设定为4。
（四）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理论上讲，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民生投入之间相互影响，那么实际数据能否支撑这个结论呢？必须进行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考虑到实际产出滞后期可能有1-3 年，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将滞后期选择2期，结果如表4 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滞后2年情况下，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民生投入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五）面板矩估计
在PVAR估计之前，首先要消除模型包含的固定效应，运用前向均值差分过程消除掉年效应，保证了滞后变量与转换后的变量正交，进而与误差项无关，因而可以使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然后通过GMM方法得到系数的有效估计，结果见表5②。在表5中，部分参数估计值的T值较小，这一现象也符合面板VAR估计的常态，在国内外相关的PVAR模型估计中（I.Love，2004；黄世平、肖洪钧、黄旭平，2008；张敬石、郭沛2011），大部分参数估计值都无法通过T检验。
PVAR模型不需要区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而是把所有变量都视为内生变量，因此，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民生投入均作为面板VAR模型的内生变量。
从表5所列方程（1）的估计结果来看，除自身以外，对人均GDP 影响最大的是人均居民收入，人均居民收入对人均GDP贡献整体上为正，人均民生投入对人均GDP贡献整体上为负。从方程（2） 估计结果来看，除自身以外，人均GDP入对人均居民收影响较大，且为正作用，人均民生投入对人均居民收入贡献为负。从方程（3） 估计结果来看，人均GDP和人均居民收入对人均民生投入影响较大，且为正作用，人均民生投入对自身贡献为负。
（六）基于Panel-VAR模型的正交化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前面我们提到PVAR模型从结构上来说是一个动态的模型，单个变量系数的意义是很难确认的，需要作进一步分析。于是，我们利用Stata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出lnpgdp、lnpr和lnpc脉冲响应（见图2）及方差分解表（见表6）。
从图2中，从整体上看人均GDP和人均居民收入相互之间拉动是显著的，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对人均民生投入拉动也是明显，这种拉动作用刚开始有一小段滞后期，后迅速上升。人均民生投入对人均GDP和人均居民收入传导作用为负值，出现阻碍倾向。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民生投入规模还比较小，没有跨越门槛，没有发挥传导拉动作用；二是民生投入结构不合理，没有有效发挥民生财政传导拉动作用。肖建华（2008）研究，农业基本建设投人对农村经济的增长效应开始为负，在第四期后开始发挥促进作用[11]。肖建华（2012）运用DEA方法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出现DEA有效、弱 DEA 有效、非DEA 有效的情况[12]。赵天奕（2012）研究表明，若民生财政支出负增长率大于14.85% ，则经济增长率下降；若民生财政支出增长率高于 18.87% ，则促进经济增长[5]。这些学者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财政民生投入存在门槛效应和结构支出不合理问题。
从表 6 可以看出，在对人均 GDP 误差项的分解中，在第 10 期，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民生投入的解释能力分别为 13.44%和38.54%；而在第 20 期，这些变量对人均 GDP误差项解释能力很小，说明随着时间变长，这些变量的影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第 10 期，在对人均居民收入的误差分解中，人均 GDP的解释占到49.16%，人均民生投入占到 37.93%，自身的解释力占到12.91%；在第 10 期，在人均民生投入的解释中，地区人均 GDP的解释能力达到51.04% ，超过了自身 36.72% 的解释度；而在第 20 期，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民生投入对自身解释能力都增加，说明从长期来看，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民生投入具备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
（七）区域特征比较：基于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民生投入对人均GDP影响的视角
首先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③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序列不平稳，但是经过1阶差分变换后基本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表省略）。
从表7所列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除了人均GDP 本身以外，对人均GDP 促进作用较大因素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东部地区是人均居民收入（与全国相同），中部、西部地区是人均民生投入。主要原因可能是三大地区发展阶段不同，东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较充分，公共财政民生投入对经济增长边际效益不显著，或者民生财政投入增加幅度没有超过门槛值，对经济增长贡献变为负值；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转化为储蓄，没有形成有效消费能力，公共基础设施也相对不足，其边际效益处在正；这种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表现比在西部地区高，与经济发展一定水平更需要公共民生设施投入相关。
按照PVAR 模型滞后阶数的选取方法，东部、中部和西部PVAR 模型滞后阶数分别确定为为4期、2期和2期，人均GDP对人均居民收入、人均民生财政冲击的脉冲响应，如图3。
从图3中，三大地区人均GDP受到自身冲击的响应值短期内为正；东部和中部逐步加速上升，西部逐步减弱。东部人均GDP受到人均居民收入冲击的响应值短期内为正，交替变动下降，最后冲击的响应值为负；中部人均GDP受到人均居民收入冲击的响应值短期内为正，先上升后下降；西部人均GDP受到人均居民收入冲击的响应值短期内为负，逐步下降。东部人均GDP受到人均民生投入冲击的响应值短期内为负，先下降后上升；中部人均GDP受到人均民生投入冲击的响应值短期内为正，逐步加速上升；西部人均GDP受到人均民生投入冲击的响应值短期内为正，先加速上升后下降。
（八）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动态面板估计过程中存在的变量内生性和样本异质性问题对参数估计带来的偏差。Arellano等（1991） 提出利用差分 GMM 方法来解决，但该方法只对差分方程进行估计，会损失样本信息量。考虑这些缺陷和不足，Arellano（1995）、Blundell（1998） 进一步提出了系统 GMM 估计方法。系统 GMM 估计方法能够同时利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信息，因而使工具变量有效性更强[13]。
鉴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惯性，在基本模型中增加滞后一期的因变量（lnpgdpit）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二步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Two-Step GMM） 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2个模型的Sargan检验的P值都大于0.05，这说明2个模型所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AR（1）的P值都是小于0.05的，随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AR（2）的P值都是大于0.05，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接受原假设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从检验结果来看，加入控制变量和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中变量前符号是一致的，回归系数也相近，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