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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前言: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而正确的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宏观经济的发展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特点。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局限于动态结构的状态下,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非常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三者进行科学的协调,是很多经济研究领域重视的问题。
一、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取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关系
(一)三者研究具备较强的联系程度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运行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以“高增长、高通货膨胀、高波动”为特征的大起大落局面,进入“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平稳化”的轨道,无论从水平还是波动幅度来衡量,我国通货膨胀处于由高向低转变的态势。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或者惯性仍然较高。长期形成的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能源约束和流动性过剩形成的通胀环境,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构成一定挑战。随着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可以根据中介目标的状态,对信贷机制实施良好的控制,使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能够具备更强的现代性特点。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根据货币供应体系的基本模式进行推进,使宏观经济的管理可以更好的利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实现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要根据经济数据的波动情况,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判断,使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要按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过程,对经济发展的横轴进行判断,以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根据横轴的状态进行调节。可以按照信贷量的具体情况,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便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可以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演变过程中,对相关经济数据的峰值情况进行统计,使货币的供应可以同研究方案实现统一。如果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使用经济危机方面的理论进行支持,则可以按照正规金融活动的模式,对通货膨胀的构成要素实施判断,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研究,使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更加准确。
(二)货币政策工具对调整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
在分析货币政策工具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信贷冲击的模式对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学性进行判断,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能够更具针对性。可以对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因素实施了解,使货币政策能够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发展方案的制定。在分析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会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状态的首要因素,如果能够正确的实施货币政策的调节,将使得宏观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证经济政策的平稳性。货币政策的研究还能够使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受到影响,如果货币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对信贷投放状态进行研究,则可以使宏观经济以较为缓慢的形式变换到正常的状态,使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模式能够更加健康。
二、处理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经济稳定关系的建议
(一)提升对通货膨胀基础性因素的研究
在进行通货膨胀预期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对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实施了解,可以按照分析的基本方法,对三类主要因素的协调关系进行明确,使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具备充足的实践经验。可以按照央行机构的指示情况,对外汇体制改革环节实施了解,使外汇体制改革可以更好的适应利率的变化情况,如果能够对现有的市场模式做出正确的调整,可以按照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对经济的调控技能实施了解,使通货膨胀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性转变。要根据复杂状态下的宏观经济调节基础,对经济波动状态实施有效的研究,通过通货膨胀的影响深度,进行宏观经济复杂性的控制,使宏观经济可以更好的利用外汇资源进行稳定性修补。要根据当前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性能进行研究,如果能够保证对通货膨胀问题实施有效的控制,则需要根据货币紧缩的状态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方案的更正,使宏观经济可以在更小的波动周期内实现影响力的提升。
(二)加强对货币政策合理性的分析研究
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货币投放的需要,对宏观经济的具体投放规模进行研究,使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符合货币投放的时机。要根据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过程中的收缩状态,对影响货币投放风险的因素进行控制,使货币的投放具备更强的准确性。要根据货币当前的汇率情况,对货币运行过程中的供给状态进行研究,以便货币能够更好的通过浮动政策的调节实现汇率的有效控制。可以加强对货币政策的出口途径分析,通过固定时期的货币政策状况,对货币的供给机制进行调整,以便货币的运转数量可以更好的实现调整。在进行信贷投放研究的过程中,要按照信贷投放的具体机制,对提升信贷投放质量的因素实施了解,以便信贷的投放环节可以更好的适应货币供给的需要,促进货币政策供给科学性的提高。
结论:通货膨胀问题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工具选用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保证选用的正规性,则可以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进行维护,深入的研究通货膨胀问题与经济稳定性的关系,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津燕.后危机背景下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思考[J].大江周刊:论坛,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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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常被称作是经济的“晴雨表”。股价作为经济预期的反映,一般要先于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但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相背离,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报特约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伞锋对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做了归纳分析,并得出启示:从的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应重视这种背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最大限度地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服务。
背离原因之一:上市公司的内在缺陷日益显性化
中国股票市场产生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承担了为国有筹集资金和解困服务的角色,使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得到了逐步释放,保证了改革全局的顺利推进,也有助于缓解国有银行的压力。
但是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股市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为国有企业筹资和解困服务,造成了中国股市功能的扭曲。比如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服务,从而把非国有企业排除在外,导致上市公司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片面强调筹资功能,忽视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为了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产生了占总股本2/3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的问题,使股市的价格发现功能仅限于流通股。
在这样一个功能扭曲的市场环境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上市公司也必然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缺陷。由于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筹资服务,以及限于对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认识,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绝对控股地位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转让和流通等制度,对后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股市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二是企业弄虚作假,包装上市。企业上市和增发新股要靠政府的额度管理和行政审批,上市被看成是从政府手中获取的资源,其关键不是依靠企业真正实现转制和拥有优良资产,而是说服政府。这就导致了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包装上市、打包上市和突击改制等现象,政府也存在一定的寻租空间。这些企业虽然上市了,但仍然沿袭原来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企业的治理结构、激励和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盈利能力也很弱。2001年4月份以后,股票发行用通道制和核准制代替了原来的指标制和审批制。这虽然是制度建设上的一个进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指标制条件下的股票发行的非竞争格局,股票发行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同时,由于政府重视筹资而轻视治理,使上市公司在长期疏于监管和没有退市压力的市场环境下,养成了许多后天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国有股所有者缺位,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损害出资人和投资人的利益;第二,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无偿侵占上市公司的资源,搞违规的关联交易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第三,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虚报利润,进行虚假重组来愚弄股民、抬高股价;第四,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在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再投入到股市上去,通过赚取股价差来获取短期收益等。
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直接反映在中国上市公司一年不如一年的盈利能力上(见表1)。
从上看,股票价格是上市公司预期收益的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收益的逐年恶化成为制约股价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二:政府直接干预导致股价异常波动
中国股市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等习惯于频繁使用行政式的直接干预,经济手段和手段则处于从属地位,不仅使用频率低,效力也很差。
政策等的直接干预对股市的影响相当大,市场上几次较大的异常波动全部是政策引起的。相反,没有一项政策减小了市场的波动。
由政策来决定股市,以及政策本身的时松时紧、缺乏连贯性和透明度,必然会带来信息的不对称。在投资者以散户为主的情况下,中国股市跟风操作的所谓羊群行为较其他市场更为普遍。这使股价变化趋同,从而加剧了股价的波动和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为防止风险的暴发,政府不得不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这又带来了股价的暴跌。过度投机和过度的政策干预造成了股市的异常波动,成为中国股市的重要特征之一。
证券市场内在机制的成长,与政府直接干预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这些冲突表明,从稳定股市出发的政府干预非但不利于股市的稳定,反而还会造成股市更大的波动。比如,1996年在货币供给趋缓、宏观经济向好的形势下,中国股市开始进入第二个周期第三波段的上升期。上证综指从1996年1月的537.35点,到同年10月23日再度攀升1000点大关。10月份以后,股市上涨达到疯狂程度。为抑制过度投机,管理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12条政策。12月14日,沪深交易所宣布从16日起恢复涨跌停板制度。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当日,沪深股市绝大多数股票以跌停板报收。
有关是否减持国有股政策的一波三折,是造成股市第三个周期第二波段下跌和此后走熊的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三:货币政策对股市与宏观的不同
股票市场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调控对象,但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这一中间目标的调控,会对股市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在股市与宏观经济运行不一致时可能会放大其背离程度。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在流入股市资金量的变化上,从而引起股价的波动。多年来,中国股市被称为资金推动型市场(或称资金市),就是指股价的上涨主要靠增量资金推动,而不像成熟市场那样由上市公司的价值增值使股价得到提升。
背离原因之四:心理预期差异对股市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股价的变化是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反映。对股市的预期可以看作是对影响股价变化的所有变量的预测,这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国股市处于第三周期的上升阶段(1999年2月-2001年6月),股价波动与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的变化相一致,都表现为持续攀升(见图3)。但从2001年中开始,转入下跌阶段的股市与较为稳定的消费者信心的变化发生了背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背离,是因为影响这两个心理预期的变量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包括股市涨跌在内的一些因素会对宏观经济的心理预期产生共同的影响,但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还受其他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关系不大,比如上市公司结构、股市发育程度、股市扩容速度、对股市的直接干预等。
由于预期是多种复杂变量在决策者头脑中的反应,预期的不稳定往往导致股价呈现不规则的波动,这比服从于成本定价方式的实体经济的稳定性要差,也是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在短期内出现差异的本质原因。从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现实情况看,反映在心理预期上,一方面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在2001年下半年以来开始出现背离,另一方面,2001年下半年以来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与宏观经济走势出现了离背。
1、从规制的角度看,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是相反的1995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已经从单纯强调的初创阶段进入到发展与规范并重的阶段,“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股市发展总的指导方针,今后较长时期也不会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投资者的预期是从放松到管制、从行政干预到制度约束。这种心理预期冲击着,中国股市十多年来形成的注重投机而不是投资的盈利模式。监管越严格、制度越健全,留给投机者的机会就越少,大量资金就会从股市上撤出。
2、证券市场加速国际化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负面影响随着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起步、允许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向外商转让,以及QFII制度的实施,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正在加速,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对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投资决策的重大调整。过去10多年来在封闭环境下运行的投资决策和盈利模式可能因此失效,走向开放带来的直接、是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差距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投资价值和价格的重新定位,涉及到整个市场投资理念的变化,涉及到市场分割走向市场统一,以及衍生工具不断推出等问题。开放还意味着资金流动范围,将从原来的与国际市场完全隔离逐步走向相对隔离,并最终走向全面自由流动;意味着投资者构成的变化和投资品种的丰富。显然几乎所有的投资者,对于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策预期,也正是这种预期上的模糊,成为投资者无法做出决策的根本障碍,所以选择等待和暂时离场观望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摘要】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无法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理论在考虑内外均衡关系时主要关注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忽视内外均衡的结构性互补关系。通过考察内部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并结合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不难看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就可以称为协调两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契机和手段。
一 背景:问题的提出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经贸交往全面发展.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断升温,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个热点。进入2003年以后,贸易摩擦升温的趋势更加明显,继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以后,针对中国一般制成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措施也被美国政府相继付诸实施。
从中美经贸交往的历史来看,每当美国临近大选年,中美之间总会出现一些争执与摩擦。对于国内外很多关注中美经贸交往的学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式。毫无疑问,大选前各经济、*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除了*因素的影响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也是必然的。这类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谐悖论”。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者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流观点。
从这两种观点出发,一方面,大选因素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无法左右的;另一方面,贸易规模扩张和摩擦增多之间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中国似乎只能采取“无为”的策略。然而问题绝非如此!*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离不开经济利益的支撑;规模只是一个总量指标,它掩盖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贸易结构并没有背离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对比现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和交换的特点。因此,如果只是基于静态的分析,我们会得出中美之间不应该出现摩擦的结论。而就*利益来说,一方面,美国在传统产业受到来自全球的竞争,中国在其中的份额并不大;另一方面,为维护这些传统产业的利益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必然要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如流通行业或整个服务业。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与中国竞争美国市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施加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很难改变其国内传统产业的现状,而且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
从目前流行的观点出发,我们很难理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为此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去展开分析。为寻找这个新的分析视角,我们首先分析中美经贸交往赖以发生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WTO的诞生,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的国际贸易环境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凸现了现行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的不足。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不断重复无果而终的结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经济的调整为先导,世界经济步人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结构调整期。
结构调整通常伴随着经济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爆发,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短期内,这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种经济、社会和*问题激化。这种短期阵痛可以说是经济调整的必然成本,关键是一个经济体能否承担、消化和吸收这样的成本。一方面,这受制于一国内部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中,这还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以国际贸易、投资等为纽带的国际经济传导机制,为各国释放内部调整压力、转移调整成本提供了条件,但也增加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性。
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制度调整滞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样的体系自然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因素就会不断激化,并演变成现实的贸易摩擦和纠纷。这是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中,伴随着各国经济的涨落,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交替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自然规律。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贸易领域永恒的纷争。
结合全球性结构调整趋势和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在目前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将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所有问题是不是都符合这个特征?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各国自身的结构调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和作用的?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导致摩擦的?我们试图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
二 分析问题的视角:开放经济的动态均衡
国际交换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是斯密、李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贸易理论,它强调优势互补下的分工和合作原则。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自由贸易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无法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贸易理论过分强调贸易的福利效应和帕累托改进,忽略了利益分配和利益转移问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则是用另一种分析范式分析国际贸易和产业成长过程的融合,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交织和竞争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反映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方法。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国际水平分工和国际贸易背后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机制,对自由贸 易和保护贸易各自不同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
在考虑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上述理论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差异基础上的分工、合作和自由贸易,它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相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所要保护的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这些产业必须有发展前景和长期发展潜力。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相关产业主要是纺织、钢铁等一般制造业,这些产业在美国不是幼稚产业,而是接近生命周期尽头的“衰退产业”。新贸易理论分析的是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和相关政策,这同样不符合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对比的现状。
但是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我们又该如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在开放宏观经济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国际贸易及相关政策问题。在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外部均衡是不同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交集。国际贸易之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正是在这个交集中发挥的。国际贸易的变化直接改变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的整个外部均衡状况。这是国际贸易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但不是国际贸易政策的终极目标,国际贸易政策最终要影响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这也是开放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总目标。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国际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都必须依赖和服务于开放宏观经济的整体均衡关系。
内、外均衡是开放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两个平衡关系,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取决于内部均衡状况、外部均衡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程度。因此,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必然依附于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不仅要反映贸易收支或外部均衡状况,更要反映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以及内、外均衡之间的协调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必须顺应内、外均衡之间的配合和协调状况。通常的理解是,在内、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的基础上,开放宏观经济实现总体均衡,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况。但实际上,内、外部经济同时达到均衡只是一个静态环境下的理想情况。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是一种“刀刃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内、外经济各自都是非均衡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却能实现经济的总体均衡。进一步说,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现实中开放宏观经济的常态,更反映了外部经济在维持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过程中的作用所在。这也可以说是“开放”两字的意义所在。在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结构关系上,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中,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方向不仅要维持外部均衡,还要促使进出口适应内部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调整。
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微观经济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活动过程,考虑总收入、总体就业水平等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宏观经济学包括三大要件,即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宏观经济理论又包括经济周期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消费函数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的目标、工具、机制,还包括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效应。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则是用于理论验证、政策效应检验等。现代宏观经济学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管理。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控制理论被广为接受,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微观基础的缺乏。
二、微观基础的基本含义
对于微观基础需要局域怎样的属性、宏观经济学需要怎样的微观基础等根本性的问题也没有做出权威性的回答。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学科领域,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对象方面都自成一体,二者界限分明,这种情况导致一切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努力都非常困难。通过为宏观经济提供微观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两种理论相互脱节的现状。经过综合分析多家观点,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含义包含着三大要点。首先宏观经济理论下需要定义个体行为的行为规则,从而使其具有微观个体行为基础,具体包括多种形式,例如风险形式、决策形式等等。其次,宏观经济基础需要具有适当的微观结构基础,微观结构基础是由许多重要假设组成的,比较常用的有完全竞争假设、一般均衡分析模式、完全信息假设等,这些假设构成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参照标准。第三,与微观经济行为个体的表述方式相连接,即宏观经济在保证积累的前提下,宏观总体与微观个体之间依然保持密切联系。总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目的是要在微观个体行为和宏观总体行为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相似性和协同性。从而使宏观总体获得合理的行为载体,通过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来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并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
三、宏观经济学中微观基础问题的若干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基础所涉及的“代表性个体”、“预期机制”、“计量验证”等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分析。代表性个体是最为常用的模式之一,其目的是将微观分析加总转化为宏观总量,从而实现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微观基础的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发现了这种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作为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核心概念的代表性个体的假定就存在问题,因为这种代表主体的代表性意义只存于同质主体当中,但是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异质主体占有绝大部分,因此,代表性主体的代表性就受到质疑。第二,总量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代表性个体假定是合理的,那么该分析模式中的加总行为依然存在问题。由于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而且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很难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个体行为,因此将微观分析结论直接加总转换为宏观总量的方法在宏观上可能是不成立的,所得结论的精确性也是值得质疑的。第三,从物理经济学来看,社会个体是数量庞大,千差万别,代表性个体分析很难穷尽每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因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社会个体情况复杂,仅从微观个体性质出发来推断宏观经济性质也必然出现较大误差。
2.理性预期分析模式的问题。理性预期分析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建立起了桥梁。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的基础上,经济主体根据对宏观经济的判断选择最合理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说把经济人看成是对市场拥有清晰合理把握理性人,认为他们知道市场状态的真实情况,可以在明确的信息和目标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该理论还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新凯恩斯学派也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后来,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理性经济人没有预测到货币量变化。但是,实践经验所得到的数据多数都不支持这种理论。研究表明就业和产出的变化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具有很大的惯性。后来经过学者的努力又形成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对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理性预期分析模型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个人只往往能在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后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而作出前瞻性的预期是非常困难的。
3.计量验证分析模式的问题。经济学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是利用实证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往往通过引进或者建立函数模型,对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检验。由于数学本身具有严谨科学的特征,因此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演绎推理被认为是一种符合逻辑分析方法,用该方法得出的经济规律也容易被学界所接受。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首先,关键要素的量化问题。在社会经济当中,许多关键性的要素是难以被量化的,例如政策法令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其次,随意性比较大。在计量验证分析中,许多要素信息的选择是由研究者主观确定的,因此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三,前提假设存在问题。在经济模型中前提假设往往脱离实际,存在理想化的问题。
四、结语
在研究股市波动周期时,投资者以及研究者们往往十分关心股市的波动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在投资实务中,基本面的情况往往会为投资者们对股市走向的判定提供非常重要的指А6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如何理解和验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无疑也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西方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的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都发展的比较成熟,市场化程度较高,因而股市得走势和波动一般都能很好地反映出基本面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而言,因为市场化的程度仍然相对较低,而且投资者通常而言也不够成熟,容易出现不理性的投资甚至是投机行为,因此股票市场的波动可能更难准确地反映宏观经济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上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国内学术界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比如舒建雄(2012)就探究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且发现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不过由于该研究的时间窗口在2011年及之前,所以其结论对于当前的市场是否还具有足够的指导意义,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最近几年来,中国经历了领导集体的换届、反腐政治以及伴随经济增速企稳略降而开始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金融市场来看,也经历了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金融市场(如股市)的进一步改革等变动。这些变化都反映了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在这样一个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是否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显然无论在学术意义上还是政策意义上,都是一个更加值得探究的话题。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宏观经济指标以及股票市场数据,进一步研究了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指标周期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以2013年3月领导集体换届为节点,本文利用计量模型研究了在这之后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本文的计量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确实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关系;第二,在2013年之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指标波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的变化。部分指标之间的关系甚至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这对于我们如何理解经济转型期间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实证证据。
本文接下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于之前的文献进行简要的回归;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以及基本的计量模型;第三部分展示本文的分析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全文并讨论。
数据描述与计量模型
参考茅倩如(2011)与舒建雄(2012)等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了上证综指的逐月指数作为股市指数波动的变量,也即本文研究中主要的因变量。历史研究表明上证指数与深证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了0.98以上,因此选用上证指数可以很好地代表整个国内股票市场的走势。由于本文主要关注最近时间段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因此选取的数据窗口区间为2008年1月到2017年3月。而宏观经济的指标方面,本文主要选取了CPI(消费者价格指数)、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出口指标等相关的月度变量。其中出口指标不仅选取了出口值的绝对水平,也选取了出口值的每月环比增长值,因为增长变化率与CPI和PPI指数类似,更能够代表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与上证综指的选取一样,这些宏观经济的指标同样选取2008年1月至2017年3月的月度数据。对于数据的简单描述见表1。
从表1直观上也可以看出,在2008年到2017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上证综指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其相对变化幅度要大于CPI,PPI等宏观经济指标。这与我们实际中观测到的这一时期内股市的几次非理性大幅涨跌也是一致的。至于长期而言股市的波动是否与宏观经济指标有所关联,则需要本文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本文将主要进行下述计量模型的估计:
为了检验Y与回归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转型前后(本文中选取政府2013年3月换届前后作为政策以及发展环境转型的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文采用邹至庄检验(chow-test)的方法检验在2013年3月前后,(1)式中的系数是否发生了变化。具体的检验方法参考Chow&Gregory(1960)。
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对于(1)进行估计,利用的软件为Statal4。为了控制遗漏变量的潜在问题,本文逐渐加入回归变量,对于全样本(2008年1月至2017年3月)的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本文选取的总体样本区间内,CPI、PPI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和股市表现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而出口值的水平以及出口值的变化则与股市表现没有显著的关系。具体来说,当CPI上升1个单位,上证指数会上升74.69个单位;当PPI上升1个单位,上证指数会下降58.46个单位;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1个单位,上证指数会上升105.7个单位。这些关系都是显著的,而出口相关变量与Y的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在第(5)列加入所有回归变量之后,我们看到回归估计的R方为0.317,这表明本文选取的宏观经济指标可以解释上证综指变化的31.7%,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了,不过另一方面,这也说明还有接近70%的上证指数波动不能由这些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来解释,说明在这一时期内股市的波动仍然有很大程度是不由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情况而决定的。
那么在2013年本届政府上台前后,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呢?对此问题,本文首先分别选取2013年3月之前与之后的样本进行了(1)式的回归估计,从而直接比较系数的变化。但是仅仅对于系数进行比较并不能允许本文作出统计意义上的推断,因此本文还需要对这两个回归进行邹氏检验。这一计量检验等价于估计以下模型:
结论与讨论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作出的选择或决策。其中,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和公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种财政政策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将二者作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变量,调整这些变量来达到政府控制经济的目标。
一、财政收入
1.税收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是通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来实现的。例如,经济萧条时,政府采用减税或降低税率的措施刺激消费和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起到阻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可以采取增税或提高税率的措施抑制总需要过度增加,起到反通货膨胀的作用。改变所得税结构,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赋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减少负担,同样可起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因此,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公债
公债,公债是政府对债权欠下的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本国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外债是向外国举借的债务,包括向外国借款和发行外币债券,公债不同于税收,税收是强制的,无偿的,公债是自愿的、有偿的,是政府运用信誉筹集财政资金的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弥补政府支出时,政府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西文经济学家认为,公债的发行既可以为政府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又能影响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货币流通,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重要作用,影响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对经济产生扩张或抑制效应。因此,发行公债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二、财政支出
1.政府购买支出
政府支出是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总和,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包括购买军事物资、警察装备用品、政府机关办公用品以及支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薪金。政府购买支出中,发生了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交易,因而直接形成了社会需求和购买力,是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会直接影响社会总需要水平,对整个社会总需需求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直接对产品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增加社会总需求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反之,当社会总需求水平过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购买支出水平,如减少军费开支,实行裁员等,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水平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政府转移支付
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发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F22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01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指导国民经济运行为目的,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的一种实证经济。在国际上,宏观经济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由恩格斯提出理论知识,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通过对宏观经济统计方法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制定经济政策进而实施宏观调控,刺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类别及特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事前分析、事中分析和事后分析;(2)状态性分析、规律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3)专题分析和综合分析;(4)定期分析和不定期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主要包括应用性、数量性、对比性、综合性、实证性五个特点,从真务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宏观经济问题。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课题和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按照经济活动来进行课题划分,可以划分为国民收入分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宏观市场运行等多个课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其现实背景的差异,宏观经济分析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课题,描述我们宏观经济的变化过程、特征、以及变化规律等问题,揭示影响事物变化的关键因素,探索其因果关系,并积极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供决策者选择。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
(一)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分析方法认为各种变量在综合分析的情况下最终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就供给需求理论而言,均衡分析理论认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一定的价格和数量条件下,这两种曲线就会达到均衡,这种理论在马歇尔将图形引入宏观经济学以后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非均衡分析方法是相对于均衡分析方法而言的,认为市场上的供求不可能相等。非均衡分析方法更加贴近生活,它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信息的短缺和不对称以及信息成本的提高,所以市场的供需总是会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不完全竞争将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研究重点。
(二)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作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缺乏理论知识的基础,所以人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主要运用在金融领域,其中数学依据主要是计量和统计,在经济学中,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又分为5小种,分别为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以及数学模型法,在这5种分析方法中,比率分析法是所有分析方法的基础,趋势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是分析方法的延伸,数学模型法则代表了定量分析方法将来的发展方向。
(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静态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横截面分析,是相对侧重于分析经济变量的均衡条件,而动态分析则引进了时间维度,比如较为流行的时间序列分析,相对侧重于随着时间发展经济状况的发展,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是不全面的,需要两者相结合来看待,以长泰县为例,不仅仅要对长泰县现有的经济状况、发展水平、发展特点以及问题作出分析,还要在时间维度上来作出整体把握,充分考虑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的双重作用,从而制定出相对的经济改革策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什么的意义?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在证券投资领域是离不开宏观经济分析的只有把握住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才能把握证券的整体变动趋势;2.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来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这里的证券市场泛指整个证券交易市场,从狭义角度来说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体现,当然对于长泰县这个小整体而言也是这样的;3.通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证券市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息息相关,认真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证券市场的运行趋势和价值变动方向,对投资者、证券业本身,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在宏观经济学中,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各类分析方法通常综合起来,多种分析方法共同作用,解决相关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实证分析方法也和规范分析方法相结合,实证分析方法为规范分析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因此在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的时候,要用多种分析方法来综合考虑,研究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内容、方法以及意义。长泰县作为一个城市近郊县,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也要秉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制定严谨的经济发展路线,带动经济的腾飞,希望本文能对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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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海琴.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国企研究,2016.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于我国以出口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并对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进行探讨研究,从而采取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拉动我国的经济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
关键词:
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扩大内需上面,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状态,改变了传统的财政政策,使得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能够适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发展速度。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实施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速增长、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突出我国公共型财政政策的优势特点。
一、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因为美国经济形势的复苏已经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与我国经济不景气一样,全球贸易化的整体环境还在不断地恶化当中,全球的出口型需求率普遍下降,而我国人民币的升值也对我国的出口外资和引进外资的形式非常不利,进而影响到了我国的整体经济。我国的宏观经济自从2010年开始以来有着经济复苏速度快的特点,而我国的经济复苏又是严重依赖于我国政府政策效应的,因此我国的经济复苏速度又表现出了先快后慢的特点。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全世界国家中一直排在首位,我国的投资力度和消费能力都在飞速的增长当中,201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在新常态的状态下保持着平稳的趋势运行,并呈现出了平稳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制,生产质量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大好经济形势。从2015年以来,我国国家一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将短期性的增长政策同中长期性的改革、产业结构链调整政策联系在了一起,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缓中有序,稳中前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比较积极的变化,我国的房地产销售量也明显增加,从而带动了整个房地产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呈上升趋势,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品的总体零售额也在上升性发展,虽然我国经济的出口额还是有些波动,但是从实际总体趋势来看出口额的降幅还是呈收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9.6%,高于第二产业5.9个百分点,而我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总生产率的贡献值为60%,城乡收入的差值进一步减少,能耗下降,我国的节能产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出现,新增长型的动力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高新技术型产业的增长值依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新能源汽车行业,铁路行业的效益增长速度高于50%,网上消费额也保持在高速增长趋势之中。伴随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整,我国的部分物价有了回升趋势,从而带动了服务型产业价格的总体回升。在G20峰会讨论期间,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同志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仍然有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我国作为成员国的一员,必须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状态,要不断拉动我国国内内需,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避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衰退,避免经济风险危机的发生。
二、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总体经济形势,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我国采取了宽松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了社会总体需求,从而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经济收入,不断发挥着政府部门的财政职能,逐步减小了城乡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协调性发展。
1.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就是要降低政府消费性的财政支出,根据资产边际效应原理,我国经济增长是依靠于较高的投资率的,所以当政府投资增加后,就会相应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而由政府进行财政性支出,可以保证各级政府的投资,进而控制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2.适当发行国债。国家的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财政赤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复苏,而短时间内的政府支持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支持,最快速、最有效的资金渠道就是国家发行国债,所以为了保证政府的投资计划能够顺利得到实施,保证我国基础性设施建设,我国政府将采取适当地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投资,实行赤字政策,从而刺激社会总体需求。
3.提高税收征管力度。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也能够促进经济水平的发展,提高税收可以使我国国民的储蓄水平得到提高,进而政府将国民储蓄水平中增长的那部分税收资金进一步用于民间的投资,加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因而我国政府必须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力度,当前我国税收的监管力度不够,所以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税收资金流失,近几年来,税收的流失程度大约在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也就是每年的税收流失程度大约是每年税收收入金额的8%左右,因此提高对税收部门的监督征管力度非常重要,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运用降低税率等政策防护方式来缓解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困难,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4.扩大农民需求。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农村的有效性需求不够,从而造成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产产品产能的过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面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不应该忽视农民的生活需求,因此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扩大农民的生活需求,提高农民的财政资金补助,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直补、粮食直补、农产品生产器具购置的财政补贴,从而稳定农产品销售,从而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大对新型化农村的医疗投入,加快新农合制度进一步实现,将农民从传统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产品的需求中解脱出来,还要进一部分改变农村文化的消费水平,提高对农村道路等基础型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农民对各类工具的消费水平。
5.加大科技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许多出口型企业破产,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造成的企业利润较低,因此只有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通过科学水平的发展,能够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我国企业竞争的核心力,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并帮助我国中小型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企业创新性、改革性发展力度,鼓励政府、企业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程度。
三、结语
财政政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调节性手段,可以在当今经济发展状况低迷的情形下发挥自身有效的功能作用,因此国家必须要根据当今经济的发展形势而采取有效的相应措施才能够保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长期发展。在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时可以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发行国债,提高税收征管力度,扩大农民需求,并且加大科技投入,从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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