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瓜的种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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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瓜的种植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温室；结构；施肥；反应堆；栽培技术

1 新型日光温室标准

1.1 墙体结构

1.1.1 异质夹心后墙结构

后墙高2.8米，长70米。墙体为内层0.2米水泥空心砖，中间填充0.6米干燥土壤粉。内、外层空心砖用一定间隔密度的长1.0米的水泥预制棒联结，形成整体结构。墙的基础由片乱石、砂浆砌筑，深度0.5米，外侧基础宽出墙体0.10米，内侧上下通齐。墙顶用水泥板盖板封顶联结。外侧摸面防雨密封，内侧石灰摸面反光防水。

1.1.2 异质夹心侧墙结构

内长10米，脊高3.8米，按一定采光角度确定边缘弧度，内部结构与后墙相同。

1.2 骨架结构

永久型拉丝琴弦试结构，前屋面骨架由拱杆与纵拉杆构成，间隔配置平滑竹竿。棚长70米，内置立柱高度依次为：3.8米、3.5米、3.0米、1.4米，最后一排立柱与后墙的距离（即走道）为0.7米，前后两排立柱的间距为2.7米，东西间距为3米。

1.3 棚膜

新型日光温室选用长寿无滴EVA薄膜，薄膜的覆盖采用一大一小两幅膜覆盖，内顶外压固定薄膜，棚顶配置滑动式滑轮，扒缝放风，薄膜用压膜绳固定。

1.4 后屋面

水泥板盖压，上盖40厘米厚的玉米秸保温，外盖薄膜防雨雪。

2 配套技术

2.1 科学施肥技术

良好的土壤环境是黄瓜获得高产的基础，现在，多数的温室大棚土壤酸化、板结严重，土壤中有益菌很少，病菌很多，今后要求菜农要科学施肥，全面提供蔬菜需要的营养，保证蔬菜吃饱、吃好、不浪费。底肥要有机肥、化肥、生物菌三肥结合。有机肥要腐熟好，亩用量8-10立方，化肥施用“控氮（肥）、减磷（肥）、增钾（肥）、补微量元素”的原则，亩施高钾复合肥40公斤，钾镁肥75公斤，均为撒施后深耕地。钾镁肥是矿物质肥料，不同于一般的化肥，含有钾、钙、硅、镁、锌等十几种元素，养分全，含量高，肥效长，能满足蔬菜整个生育期对各种养分的需求，用后根系发达，生长健壮，病害少，产量高。

2.2 秸秆反应堆技术

温室内的秸秆反应堆注意两点：第一，蔬菜定植前在定植行下采用的内置反应堆，冬季管理时须注意一下几点：一，定植时反应堆秸秆上的土层不宜过厚，一般15厘米左右为最佳，最厚不超20厘米。栽苗时，使根系离秸秆层5-6厘米为宜。二，浇足头两次水后，整个冬季浇水要比常规浇水次数减少1-2倍，掌握晴浇阴不浇，午浇晚不浇，大浇小不浇，一般20-25天浇一次。因为秸秆蓄水供水能力大于土壤3-4倍，与常规一样浇水就会在反应堆中积水过多，影响蔬菜生长。三，化肥作追肥，每次用量减少60%以上，结果前以尿素为主，以后氮、磷、钾混合施用。四，配套内置反应堆接种植物疫苗。在定植时，没穴先放一把疫苗与土掺匀，再放苗覆土、浇水，对防治线虫和其他病害效果显著。蔬菜定植后在种植大行间应用内置秸秆生物反应堆可在冬季任何时候随时应用，灵活性较高，但一般10月下旬至12月底为最好，1-2月也可以进行。用法是在大行间起土15-20厘米深，放秸秆厚度30-40厘米，踏实后撒接一层菌种，用锨拍震一遍，然后将所起土壤回填到秸秆上，浇透水，盖地膜，在反应堆上用12号钢筋按间距20厘米打孔，孔深以穿透秸秆层为准。采用这种方式管理应注意：一，大行只在反应堆做完后浇足1次水，以后均在小行浇水，水量和次数比常规减少一半。二，加菌种和秸秆量要充足，每亩地秸秆用量3000-4000公斤，有条件的最好在秸秆上撒施一层牛、马粪和饼肥再覆土，每亩地菌种用量6-8公斤，麦麸90-120公斤拌菌种使用。这种用法一般蔬菜可增产50%以上，少用农药70%以上，劳动用工30%。三，追肥的使用与行下内置式相同。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使用植物疫苗1个月内切忌施用化肥、农药。

2.3 温室蔬菜健身栽培技术

主要包括嫁接育苗、起垄栽培、合理密植、地膜覆盖等技术。

2.3.1 嫁接育苗：黄瓜采用黑籽或白籽南瓜嫁接，方法有靠接和插接，能有效预防枯萎病的发生，同时，还能壮大根系、提高根系的耐低温能力。苗期要求适当降低夜间温度，一般在12-15度，以促进雌花分化，提高前期产量。

2.3.2 大垄双行、稀植浅栽、盖地膜：按大行距80厘米、小行距60厘米起15-20厘米的高垄，定植时一定要稀植，一般株距为30厘米，这样叶片受光好，光合效率高，单株产量高，而且地温高，根系发达。二是要浅栽，土坨与地面持平，栽的太深，由于土壤深层温度低、氧气少，根系生长慢，甚至会死亡。栽的太浅，土坨露在外面，也不利于根系的生长，造成植株生长弱，产量低。缓苗后盖地膜，浇水时再膜下暗浇，降低棚内湿度，减轻病害发生。

2.3.3 在缓苗后至根瓜坐住前要控水，防止秧子旺长，坐不住瓜，只浇救命水即可。同时要提高棚温到30°左右，以促进根系和植株生长，许多菜农在这一阶段是通过大放风，降低棚温来防止秧子旺长，这是不正确的，这样会造成黄瓜生长弱，根瓜坐不住或畸形。

2.4 日光温室生态环境的科学调控技术

通过对日光温内光照、温湿度的科学调控，既创造适于黄瓜生长的适宜环境，满足黄瓜生长发育需要，又能有效抑制病虫害的发生。具体做法是：晴天早晨早揭草苫，早见光，让棚内温度迅速升高到30度，然后进行放风，降温排湿，在温度降到25度时，关闭风口。上午棚温控制在25-30度，湿度由揭苫时的90%以上降到75%，下午温度降至20-25度，湿度降低至70%左右，夜间温度控制在15-20度，实行三段或四段式管理。浇水采用微滴灌或在膜下暗浇，严冬季节要浇小水，严禁大水漫灌。薄膜经常擦，保持清洁，增加透光，及时吊秧绑蔓，不干活时把吊秧的铁丝向两边拉开，增加小行距内的光照。

2.5 日光温室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病虫害防治采取预防为主，农业防治、生态防治、屋里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相结合，进行综合防治。

2.5.1 农业防治

选用优质高产的抗病良种。

栽培管理措施。清洁田园，整地前把前茬作物、杂草清理干净，减少病菌、虫卵数量。合理轮作，黄瓜拉秧后种植大葱、蒜、生姜等，对土传病害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浇水用微滴灌或在地膜下暗浇，降低棚内湿度，小水勤浇，切勿大水漫灌，要在晴天上午浇，浇后先升温在放风排湿。实行配方施肥，改良土壤，让黄瓜生长健壮，提高自身抗病性。通风口设防虫网，防止白粉虱、蚜虫的入侵等。

2.5.2 生态防治

通过科学调整棚内温室度，改善光照条件等生态措施，达到促进黄瓜生长，一直病虫害发生的目的。主要包括选用长寿高透光的无滴膜。早撇草苫，早见光。常擦棚膜，保持棚膜良好透光性。起垄栽培，合理稀植，及时吊秧绑蔓，改善棚内光照条件。合理浇水，合理放风，降低湿度。用压膜绳压膜减少孔洞等。冬季贯彻“高温养瓜”原则，提高棚温，促进生长，抑制病虫害发生。春季可进行“高温高湿闷棚”，防治黄瓜霜霉病和黑星病，最佳温度为45°1小时或40°2小时，相对湿度80%。

2.5.3 物理防治

夏季利用太阳能高温消毒，60°闷7-10天，杀死棚内及土壤表层的病菌和虫。嫁接，用黑籽或白籽南瓜进行嫁接育苗，预防枯萎病等土传病害，而且长势强，产量高。（下转第24页）

（上接第17页）2.5.4 生物防治

定植时沟施生物肥，增加土壤中的有益菌，抑制病菌和线虫发生。施用抗病诱导剂，提高黄瓜抗病性。选用生物制剂防治病虫害。

八月瓜的种植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华北平原 二年三熟 轮作复种制度 夏播大豆

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是中国北方旱地农区传统种植制度的典型，而当今学术界对其形成时间的认识却有很大分歧，我曾对此略有研究，建立了二年三熟制明中后期形成的新观点①。当初，因条件所限很少能看到日本学者的论文，1997年11月赴日拜读许多日本前辈的论文，才发现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评述中日两国学者在二年三熟制形成时间问题上的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一反省和定位。

一、二年三熟制及其形成的条件

二年三熟是指在一块土地上春季种植粟、高粱等作物，待秋收后耕地播种冬小麦，次年五月收麦后，又播种豆、粟等，在连续二年的时间内实现三季收获。如果能够在同一块地里这样周而复始，连续多年地坚持下去，那么，就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制度——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

华北平原二年三熟制的形成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种植技术与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索的制约。从自然环境条件来看，气候因素对种植制度影响最大。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温湿程度虽有一定的上下波动，但无论如何变化，华北总不出暖温带地域范围，正常年份其积温与降水状况都完全可以满足农作物的二年三收。也就是说，华北平原实行二年三熟制的自然条件自古具备。因此，下面将着重从种植技术与社会经济两方面论述它的形成。

限制二年三熟制形成的种植技术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冬小麦的推广种植。冬小麦秋季八九月播种，翌年五月初收获，充分利用了气温寒冷的冬季，可与其它作物错开节气搭配形成倒茬轮作复种，因此，冬小麦在二年三熟轮作制中处于中心作物的地位。第二，冬小麦播种前的当年必须收获一季庄稼。第三，收麦后当年必须夏播豆粟等作物，而且当年要有收成。其中，第二与第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即冬小麦的前作与后作轮种技术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二年三收，只达到其中的一项是不行的。比如第二项实现，春种秋收谷物后在其地上播种了冬小麦，但如没有在次年麦收后进行复种的话，只不过是谷地改茬种麦，只能实现二年二收；第三项技术成立，收麦后有夏播之豆粟，但如前一年种麦前无谷物收获，也是在二年中实现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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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拙文《论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的形成时间及其作物组合》，刊于《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制约二年三熟制形成的重要因素。二年三熟制是一种复种制，在同一块地里一年内种植不止一季作物，这必然会较多地耗费地力。因此，补充肥力，加强养地措施就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传统农业时代，养地之法不外二途，一是多施肥粪，增强地力。在北魏《齐民要术》时代，中国已经使用踏粪、火粪、人粪、泥粪与蚕矢，但这些肥粪数量太少，故《齐民要术》中只有给经济作物瓜、葱、葵等施肥的记载，没有对粟、麦等主粮作物的施肥，到元代王桢《农书》时代，北方仍然是这几种类型的肥料。故我以为靠多施肥粪的养地之法很难支持二年三熟制的形成。二是充分利用作物轮作的生物养地之法，其中有两大措施：第一是利用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轮作，发挥“美田之法”的养地功效，这在《齐民要术》卷1《耕田第一》中有详细说明：“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穫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这是一种大面积的养地方法，但却是以牺牲一季收获为代价的，也与二年三熟的增加复种，提高土地利用率背道而驰!第二乃利用豆类作物与麦谷类作物的合理轮作，因为大豆具有独特的根瘤固氮作用，收获后能遗留一部分氮肥于土壤中，不仅无害反而有利于下季作物的收成。实验证明：“种一亩大豆，就可吸收空气中氮素差不多为7斤，相当于三十多斤硫酸铵”①。与其它作物的耗损地力相比，黄黑大豆是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良好换茬作物，它又可大面积种植，养地效果好，规模大。因此，种植大豆是在肥粪不能充分供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增加复种的最佳方法。华北农谚中有“麦后种黑豆，一亩一石六”，“麦不离豆，豆不离麦”，正说明麦豆复种能够增产，是最好的搭配形式；而且大豆又“地不求熟②，”适宜免耕直播。故我认为麦后夏播大豆的推广种植是二年三熟制形成的主要标志。

形成二年三熟制另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要有一定的人口压力与劳力资源。二年三熟制度下，无论是秋收后种麦，还是麦收后种豆，都要抓紧节气抢收抢种，前者还要耕地整地，播种后都有大量的田间工作诸如中耕锄草、治虫与收获等，这就促使劳动量与劳动强度的大增!而人的劳动能力是有限度的，在地广人稀之时，人们可以大量垦殖荒地，靠扩大耕地面积简单粗放地经营即可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无心更无力去精耕细作增加复种。只有在土地日辟，生齿日繁，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起来以后，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衣食之需，人们才必须去努力变革种植制度，争取一年多熟，靠增加复种指数来提高产量；而且，人口压力既给实施精耕细作多熟种植带来了必要性，又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农业生产劳动力也会随人口增加起来。

判断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平原的形成时间，必须从上述自然环境、种植技术与社会经济三方面全面考虑，三者缺一不可!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则无论两汉、北魏还是唐代中期都没有完全达到上述三方面条件的要求，是可知，当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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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页。

② 《齐民要术》卷2《大豆第六》。

二、明代以前华北平原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

综合中日两国学术界有关二年三熟制形成时间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两汉时形成，北魏时形成，唐代中期形成。下面就这三种观点，先列其论证依据，接着按上节所述标准进行衡量，看其是否能够成立。

1．两汉形成说——日本的米田贤次郎先生最早提出此观点①，中国的郭文韬与韩国的闵成基两位先生皆赞同此说②。

西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关中推广种植冬小麦，使小麦逐渐普及于华北各地，而且种植地位也不断提高。正因为此，他们认为“冬麦推进了轮作复种制的发展，因为冬麦和其他作物搭配形成了倒茬轮作。西汉《汜胜之书》里有‘禾收，区种麦’的说法，说明西汉时期已经实行谷和冬麦之间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认为西汉形成二年三熟制的学者主要是依据上述小麦推广与“禾收区种麦”的两个证据。实际上这两个证据都不足以说明其观点的成立，因为冬麦的推广种植仅是其条件之一，不能仅仅据此立论，而汜胜之所谓区种是分区精耕细作的方法，粟收种麦不在同一块地里，不是复种，退一步说，即使粟收后在其地上播种冬麦，但麦收后如没有复种，也仅是二年二收。

坚持两汉形成说的最重要证据是郑玄注《周礼》所引东汉初年郑司农(众)的话语。郑玄注《周礼·稻人》引郑众：“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注《周礼·薙氏》又引郑众：“又今俗间谓麦下为荑下，言芟荑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③。前条说的是禾后种麦，后者说的是麦后种植禾豆，是冬季作物小麦前茬与后茬的当年都有了复种的技术，故有人把它作为华北出现多熟种植的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是，史料本身并没有提供把禾下麦与麦后禾豆连结在一块地里的证据，第一节已经说明，如果两者不能结合起来，仍然不能实现二年三熟，仅仅只是二年二收。

西汉时著名的农书《氾胜之书》曰：“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种时”④，明确地指出种麦地要在五六月耕地，种麦之前的当年不可能有一季作物的种植。崔寔《四民月令》按月叙述农事活动，在五月六月的记事中皆有“菑麦田”的记载，“菑”乃耕义，这正与《汜胜之书》记载的种麦方式相同。郑众提出的禾下麦与其前后时代农书所载种麦的基本方式不同，这只能说明其禾下种麦方式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意义的种植法。两大农书同时也没有五月麦后种植禾豆的记载，同样也说明麦后种植禾豆也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意义的种植法。这两种轮作方式既然都是很不普及的，其结合在同一块地里的可能性更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从当时的人地关系比例来看，人口并没有形成对土地的压力，缺乏形成二年三熟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人均占有耕地9．6市亩，每个劳力约需耕种30市亩。这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生产力情况下，每年种植一季作物已很困难，怎还会有余力去进行复种呢?何况，每年一收已足以自给，何必再去辛辛苦苦地复种二茬作物呢?!

2．北魏形成说——坚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以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依据，认为此书所记的轮作方式可以构成相当发达的二年三熟制。日本米田贤次郎先生在《齐民要术与二年三熟制》一文中首倡此说，中国研究《齐民要术》的学者多信从之。但仔细分析，北魏时代是没有二年三熟制的。《齐民要术》卷2《大小麦第十》：“大小麦皆须五月六月嘆地(不嘆地而种者，其收倍薄)。”暵，即后来的耕地晒*[日＋垈]技术。这里明确表示种麦之前必须从五月份开始耕地，因此当年不可能存在麦子的前茬——春播作物，因任何春播作物都不太可能早在五月份成熟。也就是说，北魏时代的普通轮作种植技术中没有粟后当年种植冬小麦者。从《齐民要术》关于麦、粟、大豆等作物播种日期的记述上看，仅有麦与粟豆的年际轮作，没发现有年内复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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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齐民要术与二年三熟》，《东洋史研究》17卷4号：《关于中国古代的肥料》，《滋贺大学学艺学部纪要——社会科学》13号，1963年；《中国古代麦作考》，《鹰陵史学》8号，1982年。三文后来皆收入同氏《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史研究》(同朋舍1989年版)。

② 郭文韬著有《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稿》(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与《中国古代的农作制和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两书，皆坚持二年三熟制西汉时普及说；闵成基先生的《汉代麦作考——禾麦轮作成立期》(《东洋史学研究》五，1971年)，认为二年三熟制成立于西汉武帝时，到东汉时盛行。

③ 后一条不见于《十三经注琉》，而见之于孙饴让《周礼正义》。

④ 《汜胜之书》原书已佚，此文见《齐民要术》卷1《耕田第一》所引。

坚持北魏形成说者还有一个证据，即《魏书·世宗本纪》有：“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比及来稔，令公私俱济也。”只要认真分析，就可肯定秋种麦与春种粟并不在同一块地上，既不是指麦后种粟，也不是指粟后种麦。

从北魏时代的社会经济形势来看，当时中国北方连年混战，经济残破，劳力缺乏，抛荒地较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来增加复种。

3．唐代中期形成说——西嶋定生先生首倡此说，而后得到天野元之助与大泽正昭两位先生的赞同与补充①。他们三人都是著名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专家，故此观点在日本影响很大。中国的农史学者也多接受此说。不过，仔细考察，此说颇多破绽，很难成立。

西嶋先生从唐代碾碨的普及论述到当时小麦种植的推广，又引东汉郑众之话，证明东汉初年已出现粟与麦的前后轮作技术，《齐民要术》记载的早熟性与晚熟性谷子品种都有十多种。这些条件加起来，使唐代二年三熟制普遍起来，形成了早粟一冬麦一晚粟的轮作复种体系。

我认为这样的轮作形式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它不符合《齐民要术》所总结的“谷田必须岁易”的轮作原则②；其次，从肥料供给与地力维持角度分析，在粟的年际轮作中又加上一季冬小麦，三季都是特耗地力的作物，当时又缺乏充足的肥粪以补充大量消耗的地力，故不可能成立。日本学者古贺登先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粟和麦都要求相同系统的肥料，……因此，即使麦茬后播种粟尚能成立，吸肥力特强的粟后种麦时也会令磷肥极度不足，加上麦的吸肥力很弱，就会严重危害麦的生长。”由此，他的观点是“即使在唐代，华北也没有粟与麦组合的轮作复种制”③。

西嶋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认为，唐大中元年十月敕中所说的“二稔职田”是指一年有两次收获。其实“二稔”并非指一块田地的二熟，而是指职田有五月收麦者，有秋季收粟稻者，这正如两税法夏季收麦、秋季收粟稻类似。所以，这一证据无法支持其二年三熟制形成于唐代的观点。

唐代形成说的学者也找到了一条粟后种麦的直接材料，《旧唐书·刘仁轨传》载：“贞观十四年，太宗将幸同州校猎，属收获未毕，仁轨上表谏日……今年甘雨应时，秋稼极盛，玄黄亘野，十分才收一二，尽力刈获，月半犹未讫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直据寻常科唤，田家已有所妨”④。从“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来看，这种粟麦组合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史料显示唐代普通的种麦技术仍基本上同《齐民要术》时代一样，种麦前要嘆地。唐末韩鄂撰写的《四时纂要》两次提到“暵麦地”，一是在《夏令卷之三·五月》，二是在《秋令卷之四·八月》。我承认《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是真实的，粟后种麦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我们知道，即使有了粟后种麦，如果没有麦后复种，仍无法说明形成了二年三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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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嶋定生：《碾碨的背景》，《历史学研究》125号，1947年，后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此文作《碾碨发展的背景——华北农业两年三季制的形成》；天野元之助：《魏晋南北朝农业生产力的展开》，《史学杂志》66卷10号，1957年；大泽正昭：《唐代华北的主谷生产与经营》，《史林》64卷2号，后收入同氏《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社1996年版。

② 《齐民要术》卷1《种容第三》。

③ 古贺登：《中国多熟制农法的成立》，《古代学》8—3。

④ 此事在《唐会要》卷27《行幸》与《册府元龟》卷542《谏诤部·直谏》中也有记载，“只禾下始拟种麦”作“禾下始宜种麦”。

还有两条史料，也均无法说明问题。一是《唐大诏令集》卷1《废华州屯田制》：“今宿麦颇登，秋苗茂盛，私田加辟，公用渐充。”文中宿麦与秋苗并举不能说明麦后种粟，这是因为“秋苗”不是指秋季谷物仍处苗期，而是指春种秋收谷物之苗，唐人颜师古说：“秋者，谓秋时所收谷稼也”①。二是《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秋七月：“又令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麦收在五月初，已是初夏，至今华北农民仍称麦收为“夏收”，故麦后种禾如不直接称作麦后种禾，也应是来夏种禾，绝不可说成“来春种禾”，是此文麦禾不在同一块地里明甚。

唐代形成说的学者至今仍没有找到一条直接证明此说成立的史料证据，说明二年三熟制度在唐代仍没有形成。不仅如此，按照我的观点，直到宋元时代，华北平原都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这有充足的史料依据。被认为金代乃至元初在北方流行的农书《韩氏直说》解释古语“收麦如救火”时说：“若少迟慢，一值阴雨，即为灾伤；迁延过时，秋苗亦误锄治。”元代《农桑衣食撮要》卷上《五月》也有类似记载：“农家忙併，无似蚕麦。(收小麦)迟慢遇雨，多为灾伤，又，秋日苗稼亦误锄治”。麦后如有复种，收麦拖延必误播种晚禾，书中无语，可知并无此类情况。元朝司农司所撰《农桑辑要》所载耕作技术更直接证明当时没有麦后复种之技术，据云：“凡地除种麦外，并宜秋耕”，“如牛力不及，不能尽秋耕者，除种粟地外，其余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即凡欲种粟黍豆类等须头年秋天或当年春天耕地，全无麦后的夏播复种，更不用说麦后的免耕直播了。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与王桢《农书》所记豆粟稷全为三四月播种，俱无麦后复种者。这一点大泽正昭先生也已经看到了，他说：“确实，通读元代三大农书，全没有记载二年三熟制，其技术仍没有超过《齐民要术》阶段”②。假若当时实行了二年三熟制度，这些大型农书为何全无麦后复种的记载呢?如果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农书记载，那就只能承认，唐宋以至元代华北都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也就是说明代以前华北没有形成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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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元帝纪》永光元年三月条注。

② 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社1996年版，第91页。

三、华北平原二年三熟制形成于明中后期

元末明初，华北平原遭受战乱与自然灾害破坏最为严重，于是成为明初移民屯垦的重点区域。洪武末年，其区仍有很多荒地，故政府实行“嗣后新垦荒地，永不起科”的优惠政策，鼓励人们垦荒生产。人少地荒的这种情况缺乏激励人们走向精耕细作的动力。可知，明前期华北不会有二年三熟制的产生。

明代中叶以后，华北平原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由于农业经济水平提高，促使人口日益增多，而可供开垦的荒地随着垦殖深入却不断减少，人均占有耕地数量下降，人多地少的矛盾显现出来。据明代实录资料，明正统至嘉靖年间，全国人均耕地多在6．5—8．0明亩之间，按一明亩折0．9216市亩计算，明中后期人均耕地在6—7．5市亩之间③。人多地少不仅可提供足够的多余劳力来进行复种的劳动，而且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增多也要求精耕细作，靠增加复种来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二年三熟制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在华北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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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粱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其次，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并渗透到农村生活中来，赋税折银成为历史的大趋势。小麦面白质清，口感好，人们目为细粮，在市场上易出售，价格也高；亩产量属中等水平，但受水旱影响较小，收成稳定。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一麦胜三秋”的道理，纷纷扩大小麦的种植。根据我的研究，明中后期鲁西南平原地区的小麦播种面积逐步扩大，由明前期占总耕地的约三成，提高到明末清初的五成左右①。而且，小麦扩种的这种趋势并非仅为鲁西南地区独有，土壤水热等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华北平原各地似应与此同步。故崇祯年间编写的《天工开物》认为：“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丞民粒食，小麦居半”②。华北平原小麦播种地位的提高，为增加复种，形成二年三熟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粟后种麦的轮作换茬现象趋于普遍。粟麦轮作技术出现很早，唐朝粟后种麦的现象还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普通的种麦技术仍然必须五六月份暵地，这种状况到元朝时仍未改变。王桢《农书·百谷谱集之一》记载的大小麦种植法仍然是：“大抵未种之先，当于五六月嘆地。若不暵地而种，其收倍薄。”明中叶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转变，春播秋收茬口地里种植小麦已成为主流。王象晋在明末撰写的《群芳谱》多记有华北的农事，其《谷谱·田事各款·粪地》云：“肥地法，种绿豆为上，小豆、芝麻次之，皆以禾黍末一遍耘时种，七八月耕掩土底，其力与蚕沙熟粪等，种麦尤妙。”这是说春种谷物套种绿肥，并于当年种麦的事情。其书记载的农谚说：“稀谷大穗，来年好麦”，也表明粟后种麦的换茬轮作已较为普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引《汶上县志》说，如果采取暵地措施即当地所谓的塌旱地，次年“来牟(大小麦)之人常倍余田”，暵地现象已经成为较为特殊的现象。顺治时代撰写的《登州府志》更明确地记有“黍后俟秋耕种麦”③，是可知麦之前作现象即禾麦轮作在明中后期已较为普遍。

第四，随着小麦播种面积的增加与禾麦轮作现象的普及，明中后期，麦后复种的晚大豆开始出现并且得以推广，于是秋禾麦豆的二年三熟的农业种植制度逐渐在华北平原形成并趋向盛行。大豆有春播和麦后夏播之分，明代以前的农书均记载北方大豆三四月播种，全为春大豆，大致麦后夏播的晚大豆在明中后期逐渐推广，到明末清初，在土壤较为肥沃的华北平原地区上升为主导地位，基本上取代了春大豆。万历《恩县志》记载，小麦“八月中种，五月初收”，而黄黑绿诸色豆，“俱五月初种，九月中收”④；明末成书的《群芳谱》也说，黑豆在五月“夏至前后下种，上旬种，花密荚多”，黄豆种植时间“与黑豆无异”⑤。麦后种豆乃是直接耩种的免耕法，蒲松龄《农桑经》总结山东麦茬复种豆的经验说：“五月……留麦楂，骑麦垅耩豆，可以笼豆苗”，“豆无太早，但得雨，且不妨且割(麦)且种，勿火时也”⑥。收麦后可随时种豆，甚至可以一边割麦一边种豆。这说明上述《恩县志》与《群芳谱》所谓五月初播种诸豆应为麦茬后作物，因一般春大豆播种当在三四月。顺治时，登州府一般农事安排是：“春时播百谷，正月种麦，二月布谷及黍稷蜀秫麻等项，三月种大豆与稻，稻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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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拙文《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1期。

② 宋兴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麦》。

③ 顺治《登州府志》卷8《风俗·稼穑》。

④ 万历《恩县志》卷3《贡赋·种植》。

⑤ [明]王象晋著，伊钦恒诠释：《群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⑥ [清]蒲松龄撰，李长年校注：《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陆两种，谷雨前种棉花，俱秋收；麦后种豆，黍后俟秋耕种麦；又有冬麦俱来年五月初收”①。如果说这些例证还不能使我们信服二年三熟在明中后期已经成为华北平原重要的种植制度的话，那么，曲阜孔府档案所记载的有关曲阜、汶上等县几十个村庄清初麦后普遍复种黄黑豆的事实，则足以坚定我们的认识。据《顺治九年红庙庄地亩谷租草册》记载：本庄顺治九年，“共麦地一顷二十三亩四分九厘，共该麦八石三斗一升，共该豆八石三斗一升”，顺治十一年也与此相同，种麦地也收取了与麦租等量的豆租②。又据《顺治十一年齐王庄春秋地租总帐》，本庄“共三等麦地一顷六十六亩一分一厘，以上共收半季麦租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七合……共该半季豆租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七合”。说明麦地的租额一半是麦，一半是豆③。档案中还明确记载，在清初的顺治年间，曲阜、汶上、邹县、泗水、鱼台、菏泽等县二十多个村庄清初的孔府种麦地，除收取麦租外，还收取等量或少量的大豆。明代初年的耕地一般分为夏麦与秋粟两类，到清初，在曲阜孔府的档案中，其实行定额地租的土地一般地被称作麦豆地与春地，后者也可叫做秋谷地，几乎所有各庄清初的档案资料都是如此，充分说明华北平原广大地区普遍实行了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④。西周生撰写的《醒世姻缘传》描述了章邱县明水镇一带明末清初的农事安排，三月里耕地播种，“俟次种完了棉花、蜀秫、黍、稷、谷、粱，种了稻秧，已是四月半后天气；又忙劫劫打草苫，拧绳索，收拾割麦，妇人收拾簇蚕；割完了麦，水地里要急着种稻，旱地里又要急着种豆，那春时急忙种下的秧苗又要锄治，割菜子，打蒜苔……才交过七月来，签蜀秫、割黍、稷，拾棉花，割谷钐谷，秋耕地，种麦子，割黄黑豆，打一切粮食，垛秸杆，摔稻子，接续了昼夜也忙个不了”⑤。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到秋收谷物后，耕地种麦，麦后种豆的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

在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之际，山东各地同样也遭受了战乱与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不少土地荒芜，劳力流散，而当时的人们仍然普遍地实行二年三熟的轮作复种方式，充分说明这种制度至此时已经相当成熟与稳定。所以，我把二年三熟制形成的时代推断在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期，由于人多地少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巨大压力，二年三熟制在华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平坡地盛行二年三熟制外，即在低洼涝地上，农民也要争取多熟种植，如乾隆时，济阳县低洼地，农民收麦后“即与高阜并种秋禾”⑥，咸丰时任沂水知县的吴树声，著有《沂水桑麻话》，书中说，其县涝地上，“麦后亦种豆，雨水微多，颗粒无收，徒费工本”。那种认为清中期二年三熟制形成的观点则失之太晚。

本文是我的“一家之言”，自己也觉得有些保守，几乎全盘接受了古代农书、地方史志与档案资料的记载，把中国北方先进种植制度的形成时期拉后很长一段时间。但以现有的史料来看，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明中后期形成说最接近历史的真实。真诚地欢迎大家就此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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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顺治《登州府志》卷8《风俗·稼穑》。

② 《孔府档案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页。

③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一分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89页。

④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一分册，第1—282页。

八月瓜的种植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啤酒花 红蜘蛛 螨情发生规律 综合防治

[中图分类号] S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1-0076-01

二斑叶螨（红蜘蛛）对啤酒花的产量由很大影响，被列是玉门垦区啤酒花上的主要害虫之一。随着酒花生产的不断深化和地方的大力投入，红蜘蛛的防治工作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以此来降低危害，提高酒花的品质和产量。因此，笔者拟通过田间天敌动态调查和药剂防治实验，综合红蜘蛛发生的概率情况，来对 200hm2 酒花田开展了综合防治示范，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一、红蜘蛛灾害情况

红蜘蛛是玉门垦区啤酒花的主要害虫之一，平均一年内大概产生4-5代。此虫害一般产生的较为隐蔽，多集结在树皮缝隙，落叶、枯枝和土缝、杂草根际处，以及叶脉两侧，通过破坏叶肉细胞，使得植株发育缓慢，营养素无法到达叶片而使得叶片枯黄脱落。除此之外，垦区红蜘蛛还多在番茄、甜菜、十字花科菜和籽瓜等物种上集结，从而影响其产量和质量。最早的寄主是宾草，当舂季平均气温为5-6℃时，它们会月下旬至蛰在宾草中集结。当气温在18-20℃，宾草10-15cm时，它们便开始移动到已经出苗的酒花的周围，并开始危害酒花的生长和发育。这样一来，当酒花开始铺撒开来的时候，红蜘蛛便会随着风和水持续扩散，进而造成全田的灾害。当到了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这段时间，温度为27-34℃，湿度65%时，酒花会开始开花，这个时候，红蜘蛛便开始危害嫩茎花序，当叶片受到影响时，就会产生黄白色的小斑点，甚至花瓣和叶片变成枯红褐色。

二、影响啤酒花红蜘蛛发生的因素

1.气候：气温对红蜘蛛的世代历期，成虫寿命，产卵数量及迁移活动有明显影响。在啤酒花全生育期3-5月份，气温低相对湿度高，对其繁殖活动不利，零星出现架下酒花主蔓叶片上有叶螨的中心虫株危害轻。6-8月份高温低湿的气候条件对其繁殖活动最为有利，此时正值啤酒花满架期，架下郁闭，温度低，湿度较高的小区气候条件，决定了叶螨迁移到高温干燥的架面酒花上繁殖危害。虫灾发生严重的年份，在酒花生长后期，直观架面球果形似火烧一样。7-8月份降雨量和降雨强度是影响酒花叶螨消长关系的一个因素。干旱少雨的年份，叶螨大面积发生，雨多雨大时酒花未满架前，较长时间之内对叶螨有明显的冲刷控制作用，但酒花满架后的降雨量仅能暂时控制叶螨的发生。

2.栽培管理：酒花属多年生蓿根作物，虫源积累多，不能通过科学合理的轮作倒茬方式，抑制虫害发生。酒花叶螨在酒花上不是均匀发生，凡是靠近地边，蕖道，田埂杂草多，上一年受害重及林带附近的酒花最早发生，其受害明显严重。酒花生长期内打叶片，清杂草彻底，收拾干净的地块，危害相对较轻。酒花管理粗放，缺肥缺水，杂草多的地块危害较重。

3.品种：早、中熟高甲酸酒花和香型花品种同目前大面积主栽品种青岛大红相比，表现出抗虫能力弱，发生时间早，受害严重。同一品种植时间越长，酒花受害渐趋严重。

4.土壤：酒花叶螨的发生与不同类型的土壤有关，沙质壤土重于壤土，壤土重于粘性大的盐碱二潮地。原因是沙质壤土，壤土前期地温高，繁殖速度快，受害严重。而盐碱二潮地地温低，受害较轻。

5.天敌：经田间观察，捕食叶螨的天敌有食螨瓢虫，草蛉等，这几类天

是酒花地内重点保护和利用对象，在 益害比不超标的前提下，天敌和叶螨之间能维持稳定的农田生态系，能实现以虫治虫的自然控制作用。

三、红蜘蛛的综合防治措施

红蜘蛛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和农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栽培技术、管理方法和防治手段等有关。因此，对红蜘蛛的防治措施应该以综合防治为主，在以农业防治为主的基础上，结合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以便最大程度的减轻红蜘蛛对农田的影响。

1.农业防治

1.1根据红蜘蛛在枯枝、落叶、土缝以及杂草的群集状况，及时进行清洁和秋耕冬灌，以防止越冬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1.2强化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可以分时段进行。在可以将田间的杂草清楚，同时将已经感染的病虫根茎割除。到了酒花茎枝快速增长的时期，可以采取人工分次的手段将被感染的叶片分离出来并带到田外进行深埋，同时，可以采取除草、中耕等手段进行带螨叶片的清理。到了7、8月份，可以充分利用光照来改变农田小气候，诸如可以采取摘空枝、深埋病虫叶、抹芽打杈，拔跑条等方法，使红蜘蛛现象不易发生。

1.3合理施肥、浇水，保证植株抵抗力强，从而使得酒花叶片能够抵御红蜘蛛的侵害。

1.4酒花上架前，苗高40-60cm时，打去部1-2层叶片，苗高100-150cm时，打去3-4层老叶，苗高250-300cm时，架下老叶全部打去，酒花现蕾期，及时打去架上老叶。打下老叶及时运出田外深埋，酒花分批打老叶是逐步恢复田间生态系统，消灭红蜘蛛保护天敌的有效手段。

2.合理利用天敌

小麦地可以选用生物农药，确保红蜘蛛的天敌的大量存在，从而给红蜘蛛的大量出现造成不利影响，诸如七星瓢虫、草岭、小花蝽等，尽量不用广谱杀虫剂。

3.化学防治

3.1加强红蜘蛛的田间检测：

检测红蜘蛛的集结范围和时间，可以采取东南西北中五点定位法，进行随机取样，来调查其存在现状，时间间隔为3-5天调查一次。

3.2喷保护带：

4月下旬至5月中上旬，在酒花田四周，地埂及沟渠边的杂草上，采用50%炔螨特1500-2000倍液或20%阿维・哒600-800倍液喷雾。

3.3防治红蜘蛛：

初发时拔除中心虫株，带出田外处理，点片发生时，用氧乐滴乳油或40%氧化乐果乳油5-10倍液涂茎，普遍发生时，可采用20%双甲咪1000-1500倍液喷雾防治。

八月瓜的种植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代;农作物;品种

中图分类号:S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01-3

据考古发现我国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谷物种植。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碳化粟米粒,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了7000年前的稻谷、稻秆、稻叶,还有2005年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的稻米遗存,可见我国的种植业在距今1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我国的农耕文明也可以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追朔。传说神农氏梦见一只金丝鸟口中衔着一串金光灿灿的穗子而得到启发,于是叫人们播种,并制作农具教会人们耕作,从此中国的农耕文明得以产生。《白虎通・号》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道基》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依上述记载来看,古人认为农业产生的社会需要是因为“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而“难以养民”,所以需要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于是就在“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等种种实践的基础之上发明了种植业。纵观我国上古时代人们主要从事的是畜牧养殖,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及战乱的频发,单位面积养活人口的数量上畜牧业远不如种植业,且种植业在农事操作上用工弹性大又简单易行,所以先民们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减弱畜牧而增加种植业。后来秦国在天下纷争之中,出台了鼓励军功、奖励耕战及其它的一些农业政策,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国力也随之大增,从而灭掉各诸候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种植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发达的物质基础。而种植业的进行,离不开农作物。本文以古代的文献资料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及前人的研究资料为依据,对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清代的前)的农作物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让人们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作物有所了解。

1 先秦时期的农作物

先秦时期的农作物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的过程。开始时,凡是可以吃饱而无毒的植物先民们都进行种植,随着人们对作物认识的提高,逐渐淘汰了一些产量低口感差的植物种类。《尚书・舜典》称当时人们种植的作物为“百谷”,而《周礼・天官・大宰》谓“九谷”,汉献帝时大司农郑玄注“九谷”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在同一部书的《周礼・天官・疾医》中则谓“五谷”,郑玄注“五谷”为麻、黍、稷、麦、菽。这个时期种植的作物总的来说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作物还是集中在几种上。夏代主要有谷、稻、麦、菽、糜等,《帮小正》即有关于夏代“祈麦实”、“种黍菽糜时也”的记载;商代见于甲骨文的就有黍、稷、稻、麦、米(小米);周代则主要是粟、黍、稷、稻、粱、豆、麦、桑、麻等。周代由于文字系统已经较为完备,所以关于农作物的记述较多。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诗集的《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农作物的记载,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筐之莒之”;《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从当时全国大范围来说,北方以种植较耐干旱的粟当家,而南方则由于雨量充沛,以种植水稻为主。

这个时期,人们在不断的种植中已经懂得了简单的作物种类筛选。据先秦时期词典性著作《尔雅》记载,因颜色不同或其它特征相异,当时禾有6种,麻有4种,黍有3种,稻有2种,燕麦有2种。

2 秦汉时期的农作物

秦汉时期的主要农作物仍然沿袭前代,但是各种作物所占的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麦和稻的种植更为普遍,其在人们的粮食构成中日渐重要。特别是在北方麦的种植得到大力推广。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在西汉时,种植麦子甚至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如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记));东汉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汉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记》)。北方禾类种得最多的是粱和粟。这可能是由于这两种作物谷粒较大,对水分要求不高,适应性强,味道可能也好一些的缘故。在南方则种稻业显得十分突出,而且已推广到北方的部分地区。如西汉哀帝时,水利家贾让曾向朝庭建议“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种禾麦,更为粳稻”(《汉书・沟洫志》);秦彭在山阳(今山东西南部)任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后汉书・秦彭传》);东汉时张堪任渔阳太守,“于狐奴(今北京密云西南)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等等。

这个时期,人们在作物的种植中还学会了作物品种的选择培育,生产上出现了许多优良品种。据西汉《汜胜之书》载,麦已有大麦与小麦、“旋麦”(春麦)与“宿麦”(冬麦)的区分。豆也有大豆与小豆的区分。江南的稻作农业也渐趋良种化。比较著名的水稻品种有“华乡黑”、“皋香粳”(张衡《南都赋》)等。1976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葬中,曾发现随葬的稻穗四束,经鉴定为品种纯正能耐水肥的粳稻。而成书于东汉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字典的《说文解字》(许慎编纂)中列有麦的品种8个,禾有7个,稻有6个,豆有4个,麻有4个,黍有3个,竽有2个。

汉代时人们还种植了较多的蔬菜和经济作物。东汉末期政论家崔的《四民月令》中提到的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芜菁、芋、荷、生姜、葱、青葱、大蒜、韭葱、蓼、苏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芝麻、蓼蓝和胡瓜。雄麻主要用其纤维制造亚麻布及其它织物,雌麻则和芝麻和白苏等作为油料作物,蓼蓝作为蓝色染料作物,麻籽已不再作为谷物食用了。

汉代还开通了中国与西亚各国(主要是西域)的物资交流,从西域国家引入了西瓜、黄瓜、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

3 魏晋南北朝的农作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物格局依然是南稻北粟,但麦类的种植逐渐普遍,在北方大有追赶粟类之势,在南方则随着北方移民的入迁也开始有少量种植。据北魏时农学家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记载,这时北方已有旱稻种植。农人们除了种植大田粮食作物外还比较重视其它作物的种植。蔬菜瓜果作物沿袭前代;染料作物出现了红蓝花、栀子、蓝、紫草等;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荏等,其中胡麻在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饲料或绿肥作物有苜蓿、芜菁、苕草等;糖料作物有甘蔗;纤维作物有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已重视作物的选种和良种培育工作,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在《齐民要术・收种第二》中说的选种方法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草蔽窖”。这种办法,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和精细管理、单种、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至今在品种的提纯复壮中仍有沿用。因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农作物新品种。如粟类以成熟时间的先后分为早谷和晚谷品种,以谷粒的颜色分又有黄谷、青谷、白谷、黑谷等品种。据晋时书籍《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水稻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所记粟的品种有86个,水稻品种有24个(其中糯稻品种11个),并各有名称。至于品种的命名,据《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记载“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即以培育者姓名命名和品种性状及性能命名的方法。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书》中也有关于“新城粳稻”这个水稻品种的记载。

4 隋唐时期的农作物

隋唐时期作物种类有了较大的变化。唐末韩鄂《四时纂要》记载的作物品种比北朝时的《齐民要术》有所增加,其中粮食作物除传统的粟、麦、稻、黍、菽外,又有薯蓣、荞麦和薏苡等。这三种作物可能在唐以前已有所种植,如荞麦在陕西咸阳的汉墓中曾有出土,但是到了唐朝才见于文献记载。笔者推断这三种作物在唐朝时可能已有较大面积种植。即便是传统作物粟、麦、稻、黍、菽的种植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在《齐民要术》的记载中,粟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而在《四时纂要》中,已成为粟、麦、稻并称,说明这个时期稻麦的种植比前代更加普遍。据考古发现,唐代洛阳含嘉仓里收藏的粮食主要是粟米和稻米。杜甫《忆昔》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值得一提的是,中唐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的局面。此时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万石(《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可见南方水稻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

随着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水稻的优良品种。据唐诗和《四时纂要》的零星记载,这个时期的水稻品种主要有蝉鸣稻、玉粒、江米、白稻、香稻(香粳)、红莲、红稻、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黄、乌节等15种。除白稻、香稻和黄外,其余品种均未见于前代文献,应为隋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其中香粳还是苏州和常熟的贡品,黄和乌节则为扬州的贡品。

这个时期麦类则在北方大规模种植,在南方有小面积地种植于丘陵旱地,如樊绰《蛮书》记载“小麦即于岗陵种之。”此时麦类已成为仅次于稻,而与粟处于同等地位的粮食作物,并在全国形成了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

在《四时纂要》中还有关于茶叶、棉花、食用菌的种植记载。至于茶叶的种植虽然在西汉时就有茶市的记载,但在唐代以前所饮茶叶,主要以是采集野生茶为主,栽培尚不普遍。就连这个时期出版的《茶经》中也很少关于茶树栽培的记载,而仅仅提到“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但是在《茶经》之后,茶叶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全国产茶地已有五十多个州郡。除南方老茶区之外,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也都有茶叶生产。《四时纂要》一书中以“种茶”和“收茶子”两节写了茶叶的种植和管理。可见茶树的大规模种植应该是从唐代开始。

5 五代宋元时期的农作物

五代宋元时期,随着北方人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种麦技术,再加上政府鼓励,南方麦类种植日益扩大。庄绰《鸡肋编》载曰:“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当时市场上麦的价格高,而政府有南方种麦不用交课粮的政策,从而刺激了南方麦类的扩大种植。

但是在南方的农作物仍以水稻为主,麦类种植的南移并未影响到水稻的种植面积,倒是成就了南方麦、稻一年两熟制的形成。在宋代,南方的水稻种类已是早、中、晚皆备,籼、粳、糯俱全。宝庆《四明志》载曰:“宋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署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具体的水稻品种,仅嘉泰《会稽志》所记就有56个,其中籼、粳品种40个,糯稻品种16个。宝《琴川志》则记有水稻品种35个,其中籼、粳稻品种27个,糯稻品种8个,并说“以上名色甚多,姑举其概耳”,说明当时未被史籍记载的水稻品种还有很多。另外在淳《玉峰志》记有水稻品种34个。还有绍熙《吴郡志》、嘉泰《吴兴志》、绍定《澉水志》和咸淳《临安志》等地方志中都有关于水稻品种的记载,可见当时江南水稻品种之多,几乎在各个水稻种植区都培育有地方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曾经大规模种植的“占城稻”。“占城稻”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部),又称早禾或占禾。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记载,它至迟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前已在福建种植,是由福建商人从占城引入,它的主要特性是早熟耐旱且耐瘠薄。宋真宗年间,江淮两浙一带发生旱灾,水稻失收,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江淮、两浙)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推广此稻,榜文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因而占城稻在江南稻作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在南宋的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占城稻的种植记载,这也说明了该品种具有广泛的环境适应能力。占城稻是我国水稻种植史上首个外来品种,其出众的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统治地位的粮食作物品种。而随着各地栽培环境的差异,又在各地演化出众多适合各地生长的新品种。如在嘉泰《会稽志》中就记有“早占城”、“红占城”、“寒占城”等品种。占城稻的引入种植,对于我国稻作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元代,人们对于水稻的各个类型已有充分的认识。认为籼稻较为早熟,而粳稻多为中、晚熟。如《王桢农书・农桑通诀集・收获篇》记载,南方“稻有早、晚、大、小之别”,“六七月则收早禾,其余则至八九月”,其称“晚禾”为“大禾”。而当时江南俗称粳稻为“大稻”,称“籼稻”为“小稻”。元末出版的书籍《吴门事类》则给早、中、晚稻下了确切的定义:“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白露节后刈,为中稻;夏至节后十日内种,寒露节后刈,为晚稻。”以上说法,也正好与现在认为的籼型水稻感温性强故适于早稻种植,粳型水稻感光性强,故适于晚稻种植的现代科学理论相吻合。

6 明朝至清代前期(公元1840年前)的农作物

明朝时期,粮食作物基本上还是沿袭前代。但是这个时期,随着中国与海外交往的增多,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就发生在这个时代。目前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几种农作物如“玉米”、“蕃薯”以及“马铃薯”就是在这个时期从海外引入种植的。据曹玲考证,玉米约于16世纪中叶分三路传入中国。分别是西北陆路自波斯、中亚至我国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流域;西南陆路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以及东南海路由东南亚至沿海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蕃薯大约是万历年间(约公元1582年)由吕宋、安南等地传入我国,最早种植在福建、广东、云南等地。 由于蕃薯产量高,亩可收获数千斤,而且对土壤要求不高,“瘠卤沙冈皆可植”(谈迁《枣林杂俎》中集),所以得以推广开来。马铃薯何时引入中国,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尚无定论,但至迟在1628年前在中国已有种植。据成书于1628年的徐光启(1562年-1633年)《农政全书》记载“土芋, 一名土豆, 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 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农政全书》卷二十八)可见,这个时期马铃薯这个作物品种已经广为人知、普遍栽种。如此,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得到丰富,也使人们的食物结构得到改善。

这个时期,在南方的水稻种植中,不断的有新品种培育出来。我国首部记载水稻品种的书籍《理生玉镜稻品》也在这个时代(约在1500-1550年之间)问世。书中记载有江南水稻品种38个,其中粳稻品种21个,籼稻品种4个,糯稻品种13个。

清代前期(1840年前),在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上获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选育出了大量的优良农作物新品种。据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官修《授时统考》载有16省水稻良种3429个,谷子良种251个,小麦良种30余个,大麦良种10余个。水稻新品种的问世,使得南方大面积流行种植“双季稻”。如苏州织造李煦在属地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从前只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从单季岁稔时亩产谷三四石,到两季合计亩产6石6斗,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见《李煦奏折)第182、183页)。北方则推广了南方的一些农作物品种。如康熙时天津总兵蓝理在京津反复试种水稻,终获成功,使这一地区以驰名的“小站稻”而成为北方的鱼米之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又如乾隆时两江总督郝不麟将福建耐旱“无须浸灌”的早稻品种“畲粟”引进安徽,在“稻谷杂粮均不宜种”的“高阜斜坡”种植,大获成功,进而推广到北方各省(《清史列传》卷十八《陈大受传》)。此外,这个时期还在全国推广海外引进的一些高产农作物品种,如玉米、蕃薯、马铃薯、花生等,使之成为当时农民的主要农作物。

7 结语

纵观古代农作物的种植种类,总的来看是从多到少然后又到多的趋势。先是上古时代的只要能吃而无毒植物就种(即“百谷”),到有选择地种植宜种多产的数种作物(即“九谷”、“六谷”、“五谷”),然后又对原种植作物不断进行选种和品种培育,并引入外来作物,使栽培作物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期间,国家政策对于农作物种类抑或品种的推广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了解古代的农作物及各种作物品种的推广过程,可以弄清今日所种作物的来龙去脉,为今后的作物品种培育和推广提供帮助,并对今人的农业生产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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