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保障农产品供给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激发生产和流通主体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本文首先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从农产品供给主体视角分析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总结了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文章最后给出的政策启示为:尽量保障安全农产品供给主体的经济利益,不断完善农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充分重视对安全农产品供给主体的激励作用,持续加强对不安全供给行为的制度约束。
关键词:
农产品质量;生产流通主体;安全;供给动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因其关系到居民的生命、健康而成为政界、学界、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研究已在不同维度和视角上广泛展开。这些研究的基本关注点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原因的考察;二是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三是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路径的研究。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主要是由生产者和流通主体的行为导致,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着手进行研究成为必然。综述文献,这个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安全农产品生产影响因素分析(周洁红,2006;赵建欣和张忠根,2007;陈雨生等,2009;代云云和徐翔,2012);安全农产品供给意愿研究(刘芳等,2010;孙世民等,2012;江激宇等,2012;张蓓等2014);安全农产品供给决策研究(周洁红,2006;赵建欣和张忠根,2007)。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陈君石院士曾说过“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检测出来的”(陈君石,2011)。那么各经济主体为何不供给和不愿供给安全农产品?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促进经济主体供给安全产品?当前鲜有研究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回答。基于此,本文首先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探究行为主体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机制,最后给出激发行为主体动力机制视角的对策启示。
一、理论基础概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市场中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并且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尽管人们具有财富最大化和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人们会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但是不会一味牺牲自己的利益。人们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常常会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给机会主义的存在提供了空间,而高额收益则强化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若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或制度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就视为制度中存在漏洞。制度漏洞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失控,给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原因:农产品供给主体维度的分析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研究已经在多个视角广泛展开:有的研究者认为质量安全问题源于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Grossman,1981;Weiss,1995;徐晓新,2002);有的研究者提出我国的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导致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夏英和宋伯生,2001;金发忠,2004),有的研究者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归因于我国监管的薄弱(李功奎和应瑞瑶,2004;张晓涛和孙长学,2008)。区别于已往研究,本文将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从行为主体视角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追求利润最大化使生产经营主体有供给不安全农产品的动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假设,人们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农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无可厚非。供给安全农产品和不安全农产品的利润差异是其行为选择的标准。根据经济学原理,利润取决于价格、销售量和成本。在我国当前的市场中,价格不能很好的传递质量信息,或者说大部分消费者不相信价格承载的质量信息,在真实市场上表现为安全农产品价格和常规农产品价格没有明显差异。采用安全生产技术和使用物理、生物技术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投入远远高于运用化学技术生产的农产品,致使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普遍高于常规农产品。安全农产品的销售量受制于当前的消费水平,目前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只有少部分消费者有能力购买价格较高的安全农产品。由于价格较高的安全农产品面临较少的顾客群,与常规农产品相比其销售量极为有限。通过安全农产品与常规农产品价格、成本和销售量的比较,我们可以判断安全农产品的利润空间远远小于常规农产品,农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利润驱动下,具有供给不安全农产品的动机。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为生产经营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能
农产品具有信用商品特征,即消费者不能直观鉴别其质量状况,要了解其安全状况必须要借助专家或凭借仪器,这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相对于消费者不能掌握质量信息而言,生产者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安全状况信息掌握得却较充分。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时,掌握信息的一方可能通过欺瞒、坑骗、欺诈等手段获取个人利益。农产品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同样为生产经营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能。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具有比消费者对化肥使用、农药残留、微生物污染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的信息优势,部分生产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提供虚假、隐匿、误导信息,甚至故意把不安全农产品销售给顾客。大部分消费者在无法甄别伪劣产品的情况下,选择购买价格低、卖相好的农产品。由于安全农产品的经营者缺乏价格优势,又不能低成本证明自己的产品质量,最终使得市场上的优质农产品失去竞争力。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机会主义在一次易和合作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我国的农产品通过批发市场渠道流通的占半数以上,生产者和批发商之间多为随机交易,这种交易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者生产不安全农产品的机会主义动机。
(三)政府的监管漏洞为不安全农产品供给行为创造了条件
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决策和他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分析行为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应当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围。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引发,但要使动机变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制度存在漏洞,机会主义就有存在的空间。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监管分属不同的平行部门,各部门对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的产业链监管中存在权责不清,职能错位和缺位问题,实践中表现为存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和监管的空白区。这种制度漏洞为不安全供给行为留下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不安全农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此外,在分税制背景下,中央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存在目标不一致问题,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产业常常不积极执行监管政策,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时对地方产业采取袒护的态度,为不安全农产品的存在留下了制度空间。
三、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分析
动力机制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有着多种解释。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安全供给行为,因此从如何激发人的积极性方面研究安全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动力机制。文章把安全农产品的供给动力分为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内源动力主要包括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外源动力主要包括制度约束和政府激励。
(一)经济利益是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原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利益是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深刻的根源和动力,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行为人会自动采取不同的经济行为,以实现微观活动的自我平衡。在农产品的供给活动中生产者和经营者也不例外,农产品的收益是影响其行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笔者对河北藁城和山东寿光蔬菜种植户的访谈中了解到,什么蔬菜收益高农户就种什么蔬菜。当问到“是否会用有机肥、物理防虫技术种植蔬菜”时,农户第一反应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蔬菜能否卖个好价钱,收益是不是比平时的种植方式高?由此可见,如果种植安全蔬菜的净收益大于普通蔬菜,农户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安全蔬菜种植。反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户会生产成本低、产量高、质量安全水平低的普通农产品。生产主体根据收益决策,流通主体亦然。这就是市场上为什么会存在采用具有安全隐患的化学品保鲜,甚至明知有毒,还依然使用的道理所在。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要想生产者和经营者主动供给安全农产品,必须保证其供给安全农产品的利润至少不小于供给常规农产品的利润。也就是说,经济利益是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原动力。
(二)市场竞争是安全农产品供给的推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受竞争的刺激和竞争规则的限制。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可以促使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和安排生产,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市场竞争尽管有低价竞争、品牌竞争、质量竞争等多种形式,但最终目的无非是通过竞争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农产品市场上有一种竞争方式是渠道竞争,即各农产品流通渠道竞相争取更多的消费者。超市、便民市场、早市都销售农产品,它们面对的顾客群是有差别的。为了回应一些高收入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诉求,以质量安全为目的的渠道竞争已经在我国很多大城市出现。如河北石家庄某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占地一千多亩,杜绝使用化肥、农药、激素、转基因产品,全部使用有机肥和物理防虫技术生产蔬菜和水果。产品的销售实行会员制,成为该公司会员才能享受每周一次的送货到家服务。以这种方式销售农产品的公司在石家庄市场不只一家,各家除了与超市、便利店争夺顾客以外,同类型的公司间也展开激烈的竞争。与传统的价格竞争不同,各家比的是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竞争使实行会员制模式的经营者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也促使一些传统方式的生产经营者不断改善生产方式,从而提高农产品品质。
(三)制度约束是安全农产品供给的保障力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漏洞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失控。如果有人利用制度漏洞实施机会主义而没有受到相应惩罚,会进一步纵容机会主义行为。有效的制度约束会抑制机会主义,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由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理性“经济人”,在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且没有任何正向激励的前提下,生产和销售成本低廉、获利丰厚的不安全农产品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尽管我国已颁布涉及质量安全的多部法律,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法律的操作性较差和执行力较差,致使违法者被发现的概率极小,即使被发现罚款金额也较低,这就使得农产品安全事件的违法者在巨大的违法收益和相对较小的违法成本前选择知法犯法。假如当违法行为的预期成本远远大于违法收益时,理性人就会倾向于选择供给安全农产品。此外,我国的一些农产品监管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缺乏监管,抽检的频率低,地方监管部门不主动,出现质量问题为保护地方利益采取姑息态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致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由此可见,完善的制度是安全农产品供给的有效保障。
(四)政府激励是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带动力
激励机制是激励主体通过激励因素作用于激励对象,从而实现某种特定目标。本研究的激励机制是指政府通过对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流通者进行经济激励和非经济激励以促进安全农产品供给。经济激励是以生产者和流通主体的经济利益为核心,运用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调动相关主体安全农产品供给的积极性。非经济激励机制主要是采用精神奖励、舆论宣传等非经济手段,对安全农产品供给行为进行鼓励。在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过程中,经济激励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引导、鼓励生产者供给安全农产品,刺激经营者实施质量安全管理。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政府可制定一系列激励政策,在安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各环节建立激励机制,采取相宜的措施来间接维持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
四、供给动力视角的政策启示
(一)尽量保障安全农产品供给主体的经济利益
基于生产经营者的逐利动机,只有扩大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利润空间,各供给者才有动力供给安全农产品。根据上文的分析,利润和价格、销售量、成本有直接关系。因此,首先要完善安全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安全农产品价格体现其质量差异。这需要农产品的生产流通信息畅通,消费者能够比较容易的获得质量信息,并且信息可信、真实,这样消费者才愿意为安全农产品买单。其次,降低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安全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让安全生产技术逐步替代化肥、农药支撑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降低生产者安全生产技术的采用成本,让农户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安全生产技术。再次,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扩大安全农产品购买的顾客群。就这一点来看,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是一个阶段性问题,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人们只有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商品的质量上。
(二)不断完善农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
市场竞争使生产者和经营者有内在动力改善农产品质量。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有多种流通渠道,各种渠道间和相同类型的渠道为争夺消费者展开竞争。为提高产品质量,获得市场竞争力,规范流通渠道须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树立渠道诚信观念。渠道诚信缺乏会使该渠道的消费者流失,渠道诚信观念坚定并被消费者认同才能在竞争中以高质量超越竞争对手。第二,促进渠道内成员合作。在渠道链上的生产者、加工商、流通主体、终端零售商要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安全农产品供给链,保持整个渠道的竞争力。第三,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每个渠道成员都能得到相应的供给安全农产品的利润增值,以维持其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内在动力。
(三)充分重视对安全农产品供给主体的激励作用
在目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对策中,较侧重于通过法律、法规对违法者进行惩处,比较忽视对守法者的激励和支持,致使安全农产品的供给者动力不足。今后应完善各种激励机制,不断强化激励机制对安全农产品供给的拉动作用。首先,给安全农产品的供给者给予经济补贴。采用补贴的手段,对采用安全技术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给予奖励,鼓励其继续使用,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其次,发挥非经济补贴的作用。对安全农产品生产的区域或基地进行宣传,一方面提高该地生产者供给安全农产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对其它生产者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四)持续加强对不安全供给行为的制度约束
即使行为人有供给不安全农产品的机会主义动机,没有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条件和环境,机会主义也只能存在于思想中,不会变成行为。要保障安全农产品供给,需要对机会主义进行有效约束。为此,可以着手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农产品生产、流通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进行预测,弥补制度漏洞,完善产品监管的各项制度。二是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2015年10月新的食品安全法又要实施。要想有效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必须保障法律不只是书面上的法律而是在实践中操作性强、能够有效实施的法律。三是加强对质量安全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如果违法成本小于违法收益,农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依然会违法生产、经营。加大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可以有效遏制不安全农产品进入市场。
作者:赵建欣 李伟立 田新霞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周洁红.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396户菜农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11)
2.赵建欣,张忠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决策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研究,2007(11)
3.陈雨生,乔娟,赵荣.农户有机蔬菜生产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9(7)
4.代云云,徐翔.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2(3)
5.刘芳,李欣,王浩.农户农产品生产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油茶种植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0(6)
6.孙世民,张媛媛,张健如.基于Logit-ISM模型的养猪场(户)良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10)
7.江激宇,柯木飞,张士云等,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藁城市151份农户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5)
8.张蓓,黄志平,杨炳成.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控制意愿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1)
9.Grossman,S.J.Theinformationalroleofwarrantiesandprivatedisclosureaboutproductquality[J].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981,24(3)
10.Weiss,M.D.Informationissuesforprincipalsandagentsinthe“market”forfoodsafetyandnutrition[M].WestviewPress,Boulder,Colorado,1995
11.徐晓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2(10)
12.夏英,宋伯生.食品安全保障:从质量标准体系到供应链综合管理[J].农业经济问题,2001(11)
13.金发忠.关于我国农产品检测体系的建设与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4(1)
对保定市县域经济发展来说,当前宏观层面最大的利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京津冀三地实现区域经济捆绑式发展得到国家政策支持。如何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实现保定县域经济腾飞成为当前保定市最为关注的重点。而最好的切入点莫过于精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优化升级县域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县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一、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和基本政策导向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背后的经济理论依据分别为供给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在宏观管理重点和政策工具上,需求侧对应的是需求管理,主要倚重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驱动,重点在于通过刺激和提升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供给侧所对应的为供给管理,主要政策工具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四大要素,重点在于通过提高有效供给,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最优配置,来达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在拉动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推行供给侧改革,实现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增速放缓甚至进一步下行已成定局、各个层面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并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经济增长驱动方式、管理模式和发展格局深度调整的最优化选择,可以说实行供给侧改革是对冲我国目前经济增速放缓,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关键。
“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其核心在于充分激活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社会的有效供给水平,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契合度,以满足人们生活日益提高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经济良性增长。
在政策导向上,在微观层面,供给侧改革主要着眼于着力激发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使各类生产要素能够便利地进出市场,自由地创造价值,自主地实现价值,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在宏观层面,供给侧改革主要着眼于提升政府制度供给,着力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管理方式,打造市场主体能够充分释放潜力的良好环境,并使各类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利于存量资源的不断优化重组,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二、供给侧改革对优化保定市县域农产品供给结构的指导意义
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标是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当前可以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以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为政策着力点,积极推进保定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为加速县域经济发展,保定市积极推进“大县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县域经济发展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转换思路,释放更强烈的政策引导信号。农产品市场是最大的民生消费市场,市场需求潜力无穷。但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内在农产品有效供需结构上存在严重错配的现象,农产品供给无法满足居民的有效需求。主要表现:一方面是高收入群体对高端、绿色、安全农产品的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这部分市场更多地被进口农产品占领,价格居高不下,同时普通消费者对中低端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也顾虑重重,但囿于收入水平有限而不得不忍受和接受现有农产品市场,但他们的真实有效需求是被抑制的,如果市场可以提供大量安全且价廉的农产品,被抑制的有效需求会重新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很多农产品销售不畅,农民收入得不到保障,更得不到大幅提升。
目前,保定市县域农业的供给大多还停留在有粮即可的阶段,农产品多样化、高端化供给不足,随着居民生活质量要求的大幅提高,京津两地和全国大中城市对多样化、高端、绿色、安全农产品的需求旺盛,市场容量非常大,保定县域经济可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按照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以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以精准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为着力点,优化升级保定市县域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的层次、水平和数量,逐步扩大保定市各县农产品在京津乃至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推进全市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精准实施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供给结构的调整需要需求结构的有效引导,精准实施保定市县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首先要细分京津及全国农产品需求市场,制定有差异的农产业生产策略,优化和升级保定市县域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1、充分发挥保定各县毗邻京津的地理优势,瞄准京津高端农产品市场,增加高端、绿色、安全的农产品供给能力。高端农产品需求刚性大,利润空间大,全市可按照各县的相对比较优势,分区域实施农产品供给结构调整策略。在有条件的、基础较好、拥有优势农产品的县,以原有农产品基地为依托,升级建立高端农业园区,专门培育生产高端、绿色、安全的农产品。邻近京津的县,可重点发展高端生鲜和蔬菜的生产供给,相对远离京津的县可重点发展无污染高端农产品生产和深加工。需要注意的是,高端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同时要在农产品保鲜技术、包装技术和外观设计上多投入,好马配好鞍,好产品要有好外观,让保定各县的高端农产品更多地走进京津高端餐饮机构和高收入居民的餐桌。
对于高端农产品,除凸显绿色、安全、高端的特点以外,还要重点强调农产品的“鲜”和“安全”,把保定县域毗邻京津的地理优势发挥到极致,争取做到当日凌晨1~2点采摘,凌晨3~4点送达京津市场,5~6点到达采购人员手中。
2、瞄准京津、本市和全国其他省份普通餐饮机构和居民的餐桌,大力发展中低端农产品供给。更多的市场份额属于中低端农产品,但是现在农产品供给最大的问题是安全问题,因此在中低端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上,要重点强调农产品的“绿色”和“安全”,以严苛的高标准,坚决保证农产品供给的质量。调结构的同时要调整产能,提高畅销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3、推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技术创新,发展农林特产的深加工。保定市各县农林特产丰富,但更多的农特产品在本地销售,附加值较低,在农特产品供给上,要强调农林特产供给的“绿色”和“优质”,以品质和品牌创造市场需求。同时,必须要下大力气推动本地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技术的创新,或引进新型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四、县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制度保障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内涵之一是创新制度供给模式和运行机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时,政府部门的首选动作是强化服务职能,提高制度供给水平和效率。
1、破除生产要素进入障碍,搭建要素汇聚新平台,为人才、资金等要素的汇聚提供更为便捷的条件、通道和发展空间。采用更为接地气、更为优惠的措施,吸引更多各种性质的资本进入保定各县的农产品生产领域。打破条条框框,根据产业定位量身定制更为开放、优惠、体现人文关怀的各种人才引进措施,吸引更多有创业精神、有技术的创新人才到保定市进行农产品生产和技术创新、研发;同时,要加速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技能的教育培训,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中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
2、创新县域农业制度供给模式和运行机制,以制度创新带动农业产业生产力的迅速提升。对县域经济来说,制度供给的改革应更多地体现在增加制度支持,减轻农业经营负担、减少制度审批环节上。如:逐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提升县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重构农村税费体系,采取更有优惠的税费减免措施;完善农业转移支付方式,增加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采用更有弹性的金融服务农业政策,降低农业企业融资成本等。
3、加速土地确权和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迅速推进县域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土地确权是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的基本前提,不但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而且土地流转后释放出来的县域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可以成为新兴农业产业化工人,变身为县域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市区,有助于推进保定市的城镇化进程。
4、加速京津农业科技合作,增加农产品生产、深加工和保鲜技术的研发投入,以科技带动农业供给结构优化和升级。保定市各县可在具有技术优势的京津设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鼓励保定市县域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的研发部门集中入驻科技研发中心,这样便于京津的科技人才“不为我有,但为我用”,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京津的科技人才和技术优势,迅速提升保定市县域农业科技水平。
以稳定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如何防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来,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前高后低,波幅高达30%以上,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预计短期内很难明显反弹。这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不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能源价格暴跌也加大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大大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因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今年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确保,但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从确保实现扩内需战略目标的高度着眼,今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统筹处理好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重点是避免个别农产品的数量变动影响对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充分发挥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调整结构、完善体制为根本方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外向度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农民工在省际年复一年地流动,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致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制度改革滞后暴露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逆转,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应成为长期战略。二是为有效兑现“人口红利”,需要更快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三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扩大农村内部就业。应在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功夫,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尽可能追求产业或产品的差异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性和生活业,努力提升农村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就业的领域和空间。
以强农惠农、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现,而且增产后还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资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稳定;三是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今年中央1号文件紧紧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主题,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落实中央有关部署,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可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适度提高粮食直补标准,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继续深化改革。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许”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开展多种要素、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一直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农民就业渠道多样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显。土地保障功能虽有利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从农村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渐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强化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户为流转主体、农地用途不变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不同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出现过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 销售,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模式。在产业限制逐步放开后,乡镇企业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拓宽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但乡镇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说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单一模式不利于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乡镇企业应实行多元发展模式,既发展外向型经济,又发展内向型经济,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当前,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需要体现三点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坚持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原则。贴近农业,就是围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业,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贴近农村,就是围绕转移农民就业、合理配置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和生活业;贴近农民,就是形成以创业促就业、就业促增收、增收促创业的良性循环。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动力回流较多的省份发展乡镇企业,引导这些地方承接东部地区和城镇的产业转移,壮大县域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城镇集中布局,使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粮食和能源,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软肋。粮食依赖进口将给中国经济资源造成紧张,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破解这一难题,才能使中国避免让这根软肋遭受打击
由于中国资源环境约束增强,通过国内生产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潜力有限,而消费需求在人口增加、城镇化、膳食结构升级等因素推动下将呈现刚性增长。在资源环境刚性制约和消费需求刚性增长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中国农产品产需缺口将呈不断扩大趋势。
诚如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所言:“粮食和能源,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软肋。粮食依赖进口将给中国经济资源造成紧张,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供给制约与需求增长困局
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农业发展日益受到环境和资源的制约。首先是农业资源有限性的制约。未来用于农业的土地和水资源不仅不可能进一步增加,而且面临不断增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竞争而减少。其次是既有农业资源利用强度的制约。现有的农业发展模式已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各种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益已经很低,再通过进一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强度来提高农业生产量的空间有限。三是工业等非农部门污染造成的制约。由于许多工业污染毒性大、难以降解,对农业生产的制约更具刚性和持续的特征。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的对农业资源特别是土地和水的污染直接影响到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四是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当前发展带来的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下,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资源的休养修复以及对农业环境投入的增加,将进一步增加生产成本、制约国内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增长。
一、未来中国农产品需求必将刚性增长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有潜力有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人均主要农产品消费水平大幅提高,许多产品消费水平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中国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仍不到欧美消费水平的一半。人均食糖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较大幅度低于日韩,更远远低于欧美。人均肉类消费已经超过世界平均,也超了日本,但远低于欧美;肉类产品与水产品人均消费量合计仍低于日本。乳制品消费方面,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仅为世界平均的1/3,更远不及欧美等传统乳制品消费大国。
从现实发展看,人口增长、膳食结构升级、精深加工业发展,将有力推动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每年新增人口650万人,这将增加粮食消费300万吨、肉类40万吨。
目前,城镇和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仍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拉动油脂、肉、蛋、奶等食品消费的继续增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查,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来就业和生活,每天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将会增加20%。同时,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的发展以及非食用加工产品需求的增长将进一步拓展农产品用途,增加对农产品新的需求。因此,未来10年中国主要农产品需求仍将呈现刚性增长。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估计,从现在起到2020年,每年新增需求为:粮食1000万吨、肉类80万吨、食用油40万吨。
二、2020年中国重要农产品产需缺口相当于11亿亩耕地播种面积的产出
在资源环境刚性制约和消费需求刚性增长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中国农产品产需缺口将呈不断扩大趋势。鉴于生产能力向实际生产量的转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农业资源的使用在不同产品之间具有较强的替代性、产品的消费需求相互间也具有替代性,要准确预测未来农产品产需缺口特别是具体产品的产需缺口是十分困难的。机构不同、假设条件不同,选择的需求弹性不同,预测的结果就不同,特别是对具体产品的预测存在很大差异。
综合分析国际机构和国内有关部门的研究预测,未来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需缺口折合的耕地播种面积呈增加趋势,不同预测的总体结果大致相同。基于当前生产和需求增长趋势,到2020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需缺口相当于10亿亩左右耕地播种面积的产出。
如果考虑到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农业环境问题治理项目实施的需要,到2020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需缺口将增加到相当于11亿亩耕地播种面积的产出。按耕地播种面积当量计算,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口量占国内产量的比例将由目前的36%增加到45%,主要农产品自给率将由目前的74%下降到69%。
三、“立足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农产品供给新战略
我国曾经在很长时期内实施“农产品基本自给,进出口调剂余缺”的战略。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农产品事实上没有也实现不了自给,但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来的生产潜力使我国产生一种乐观,认为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可以保证我国农产品自给。美国专家曾提出“未来谁养活中国?”,我们当时对此话不屑一顾。但是,中国的发展,很快的“进出口调剂余缺”的方针在实践中被否定。出口量越来越少,进口量越来越多。很多农产品对外贸易形成了净进口的局面,而且净进口量越来越大。当领导层觉察到应该对此给予关注的时候,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已经达到6亿亩。面对不可逆转的局面和趋势,中国决策层果断地也不得不调整了农产品供给战略。新的战略除改变饮食文化、节约食品消费之外,最主要的是两个:其一,提出“立足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战略,意味着承认农产品供给总量将长期(甚至永远)不足,必须依靠国际市场来保证农产品供给总量来满足我国农产品总需求。其二,实行结构性农产品供给战略,把农产品自给的范围限制在口粮,而且只有稻谷和小麦,连玉米也计为饲料而不计为口粮。就粮食生产和产能而言,即使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只要政策适当,我国完全可以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立足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对策
实现农产品供需与进口动态平衡,关键在于立足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实际,加强内外统筹。统筹的内涵是既要“保” 也要“进”,对国内对策就是要选择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着力确保国内农产品供给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一、新的国内农产品供给原则是“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据此制定具体产品自给率目标产量目标,明确国内必须保有的基本面积和产量,同时确定粮食进口的阶段性控制目标
在当前开放条件和进口趋势下,要合理确定粮食进口预警阈值,要保证有有效的手段把握进口时机和节奏,确保进口规模适度适当,不给国内产业带来毁灭性冲击、不削弱国内粮食基本供给能力的保障。综合考虑粮食安全战略目标、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进口掌控能力因素以及关税配额数量,并利用ATPC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模拟,在正常年景下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品进口控制量如下:谷物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的10%,进口量控制在5200万吨左右;小麦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的5%,进口量不超过650万吨;稻谷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的3%,进口量不超过550万吨;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和深加工(在当前玉米消费中分别占60%和30%),作为口粮消费的比重较低,需求弹性相对较大,进口依存度可稍高一些,控制在15%以内,进口量不超过3900万吨。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均衡模拟模型中,产量是一个根据多方综合因素估算的结果,消费量是根据产量和设计的自给率目标控制目标计算而来,即当年的产量除以当年的自给率目标而得出的,缺口则为消费量和产量的差。所以这里的消费量不是一个预测值,而是一个目标值、控制值。自给率的设置则是在2020年的目标值和目前的自给率之间进行等差平均。
二、明确其他主要大宗农产品发展定位和目标,确定合理的大宗农产品产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布局
对于主要粮食作物之外的其他大宗农产品,要根据其需求结构、特点和趋势,综合考虑利用国际市场的可能、发展国内生产的潜力、保障农民生计、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以及确保进口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需要,确定切实可行的阶段性自给率目标。要在明确基本播种面积、基本产量目标的基础上,优化大宗农产品生产力布局,加强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要充分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间套作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加强支持力度,加快优势产业带建设,确保大宗农产品基本播种面积和基本供给能力。
三、要着眼我国农业与主要出口国的基础竞争力差距,切实加强对我国农业的支持
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矛盾。要在明确基本播种面积、基本产量目标,进行科学布局的基础上,重点加大对重要产品和重点产区的支持力度,确保重要大宗农产品最基本的供给能力。要充分考虑普通农户和家庭经营对粮食安全和供给保障方面的作用,点面结合,加强支持,确保农业全面发展并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协调。在面临国外大规模生产且获得高额补贴的大农场竞争下,农业支持保护水平要足以弥补农业基础竞争力存在的差距。当前的托市政策是在我国缺乏关税有效保护、失去日韩欧普遍使用又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情况下的不得已为之,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可持续。要从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的现实出发,探索实施既切实有效可行又符合我入世承诺的目标价格政策形式,实行“价补分离”。要着力解决当前农村金融信贷服务发展滞后的问题,切实加强金融对农业的支持,通过立法等制度性安排,明确金融机构在粮食安全方面的社会责任。可借鉴储备金制度,规定任何从事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贷款直接或通过小额信贷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投向农业和粮食生产。
制定《关于农产品信息公布的实施意见》。今年1月,成都市政府了《关于进一步统筹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文件中提出要“建立产销信息制度”和“完善市场监测体系”。成都市农委根据文件要求,联合市发改委、市商务局,研究制定了《关于农产品信息公布的实施意见》。
《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农产品信息公布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建设的各类产销信息化平台,公布农产品生产、加工、批发与零售、走势与预警等信息,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有效保障主要农产品产销平衡、市场有序、价格平稳、信息通畅。
建立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会商机制。为保障成都市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准确性,由市“菜篮子”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建立由市农委、市发改委、市交委、市统计局、市商务局、市工商局、市气象局、市物流办、市农林科学院、市农发司、成都商物投集团等“菜篮子”工程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和业内专家参加的,全市主要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会商制度。
西部大开发,对西部而言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能不能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关键在于认清自我、找准定位。认真思考一个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格局中的地位,系统提出一个区域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宏观构想,这是摆在武功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从两个层面进行认识和把握:一是精神层面,强调西部大开发的精神力量,以科学发展观总揽工作全局。二是物质方面,通过参与西部大开发,提升武功区域功能,改善武功投资环境,增强武功经济实力,拓展武功发展空间。
武功地处关中腹地,是关天经济区核心的农业大县,如何抢抓机遇、有效对接,将是武功县争先进位、跨越发展的关键因素。纵观国内外农业发展趋势,用科学发展的观点、立场分析武功县情实际,只有抢抓西咸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机遇,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加快建设绿色有机食品保障供给基地,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武功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发展绿色生态有机食品,是武功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富民强县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的消费理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消费绿色食品已成为当今各阶层人们追求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最崇尚的要求。特别是对以农业为主的县区而言,发展绿色食品更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首先,这是有效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的需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发展绿色有机食品是政府履行监管职责、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集中体现,对维护公众健康和公共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这是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农业比较优势、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战略选择。第三,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据权威部门调查,绿色品牌农产品的价格往往较普通农产品高出50%以上。是发展高效农业和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措施。第四,这是加快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发展绿色食品,实行无公害生产,从而实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同增的目标,将是21世纪农业发展的方向。
武功发展绿色生态有机食品保障供给基地得天独厚
一是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武功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全县41.8万亩耕地,其中水浇地、平地就达39.63万亩以上,路、井、渠等水利设施齐备,既有渠井双保险的水利条件,又便于规模化、机械化耕作,素有关中“米粮仓”之美誉。特别是远离大中城市,境内无大中型工矿企业,工业欠发达,城市和工业“三废”对农业的污染极少,具有建设绿色有机食品基地的先天条件。
二是区位交通优势突出。自古以来,武功就是关中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效地。目前,武功正好处在关天经济区中心位置和西咸国际化大都市的郊区,境内陇海铁路、西宝高速、中线、北线、107省道以及郑西铁路客运专线穿境而过,纵横连接,与乡村公路形成了密集的道路交通网,交通运输十分便捷。按当前西安咸阳两市1000万常住人口计算,每年至少需要优质粮食400万吨、绿色蔬菜100万吨、肉50万吨、蛋20万吨、奶30万吨。只要武功县能生产出优质的绿色有机食品,就满足了国际化大都市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为我们发展绿色生态有机食品保障供给基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三是农业产业基础好。坚持以“建设现代农业强县”为目标,按照“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原则,科学制定了《农业产业发展五年规划》,大力实施优质果业、设施蔬菜、畜牧养殖、优质粮食、辣蒜种植、清水莲菜等10大工程,调优结构、做大规模,农业经济快速发展。2009年年产小麦、玉米等优质粮食27万吨,单产稳定在460公斤左右;累计建设温室大棚4800多座,蔬菜总面积达到8.3万亩,总产达到13.5万吨以上;2008年全县生猪存栏50万头、奶牛存栏4.4万头、肉牛存栏2.58万头、笼养鸡存栏170万只,奶、肉、蛋产量分别达到9.01万吨、4.9万吨和1.18万吨;发展猕猴桃等优质杂果3.2万亩、优质辣蒜3.5万亩,产品远销国内大中城市。
四是县内绿色食品高点起步。近三年来,武功县每年设立600万农业发展基金,发展绿色农产品取得显著成效。大力推广微生态发酵床养猪技术,建成万头以上生态养猪小区34个,生态猪存栏5万头,不但省劳、省时、肉质鲜美,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养殖产业发展的污染问题,被确定为陕西省自然法养猪示范县和百万头绿色生猪基地县。通过“畜―沼―菜”三位一体的模式,发展了“畜粪做原料、沼气为大棚供暖、沼渣沼液施肥、大棚为畜舍隔离防疫”的生态循环型经济,实现了产品安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三赢局面。截至目前,全县已顺利通过国家农产品无公害产地检测,注册农产品品牌5个,申报省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3个,农业标准化生产加速推进,为发展绿色有机食品保障供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是食品工业优势突出。近年来,武功县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的思路,通过内扶外引发展了以华丰方便面、奥凯味精、秦稷粮业等为龙头的粮食深加工产业,以神果、美力源等为龙头的乳品加工业,以陕西女皇、上显冷库等为龙头的果蔬加工业,以军星色拉油、代家油脂等为龙头的油脂加工业,以华龙、功达、天义等为龙头的生物制药业,形成了农产品深加工及医药生产两大支柱产业,2009年荣获“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和“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县”。同时,按照“政府牵头、实体支撑、利益连接、协作发展”的原则,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注册了35个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生产基地和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群众致富的金桥,为发展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创造了条件。
六是科教优势十分明显。武功毗邻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双方交流合作十分密切,武功杨凌经济一体化深入开展,并达成了咸・杨关于加快建设武功现代农业示范县的协议,建设了省级武功大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发展了杨凌10大专家示范基地,涉及种植、养殖、栽培、苗木花卉、农产品加工等多个方面,为建设绿色有机食品保障供给基地提供了极大的智力支持。
武功建设绿色生态有机食品保障供给基地的总体思路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产业化发展为方向,以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立足实际横抓基地、区域推进,纵抓龙头、产业延伸,大力实施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生态化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西咸国际化大都市和西北省区绿色生态有机食品基地。
把武功建成西安的绿色食品基地
武功县力争到2015年,全县发展绿色生态有机农产品种植基地20万亩,占全县种植业的60%以上,绿色生态有机养殖业达到产业规模的60%以上,全县大宗农产品、商品基地100%达到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要求,50%以上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深加工产品取得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认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0%以上,获市级以上名优农产品30个以上,初步建成西咸国际化大都市绿色生态有机食品保障供给基地。
以推进农业标准化为基础,加快商品基地建设。继续贯彻“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战略部署,大力发展标准化和“三品”生产基地,以基地建设促进农业标准化,提高基地效益和水平。把基地建设与发展“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紧密结合起来,唱“特色”戏,念“绿色”经,打“精品”牌,大力打造特色镇、专业村,努力提高特色农业的规模效益,使“小特色”转化为拉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
以产业化经营为主导,加快产品认证进程。大力培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等产业化组织,把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增创发展绿色有机食品生产供应基地的新优势。大力完善“以标志品牌为纽带,龙头企业为主体,基地建设为依托,标志管理为手段”的一体化经营体系建设,促进龙头企业与基地建设共同发展。要以提高素质、打造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为契合点,引导农业产业化组织积极发展认证产品,充分利用龙头企业在产业一体化经营中的主导作用,带动原料产品认证和原料基地的发展,实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市场+专业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化经营,建设一批具规模、高水平、知名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与加工配套的原料供应基地。
以科技兴农为载体,推广绿色食品实用技术。充分发挥毗邻杨凌农科城的优势,以建设武功大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载体,大力引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确保农作物和畜禽良种普及率达到95%以上。利用网络、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宣传发展绿色食品的重要意义,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通过办培训班、专题讲座、科技入户、印发资料等形式,推广有机食品实用技术。
以质量和标识管理为重点,加强监管工作。抓住污染源控制这个关键环节,净化产地环境,严格控制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让消费者真正吃上“放心菜”、“放心果”、“放心肉”。
以实施品牌价值为核心,加强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引导大型超市、连锁店设立武功县绿色生态有机食品销售专区或专柜,对认证产品和名牌产品给予入市优惠的待遇。积极创新品牌农产品连锁经营和专业产销、直销、专营及网上贸易等流通方式,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一)在生态农业的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上,国外生态农业建设重视生态利益
自1924年德国农学家鲁道夫•斯蒂纳最先提出“生态农业”概念以来,国外学者和生产者对生态农业建设的认识不断改进和发展,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国外生态农业建设重视资源和环境保护,在生态农业的发展中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但在建设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不高的负面影响。如Postel(2001)指出生态农业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少用或不用化肥,主要依靠豆科作物为土壤提供氮素营养成分,容易造成钾、磷养分缺乏,并且由于钾、磷养分得不到及时补充,往往导致生态农产品产量减少,减产幅度在20%~30%。[1]另外,JelleBruinsma(2003)认为生态农业由于过度强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在轮作中常常种植产量较低的牧草和豆科作物,同时为了减轻对土层的破坏,生态农业生产过程中增加了人畜劳力的用量,减少了机械设备的使用,降低了劳动生产力,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生态农产品生产范式虽然成本低、售价高,但是由于产量低,经济效益并不高。并且由于生态农产品数量少和农户所在地区分散,增加了产品的销售费用和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了经济效益。可见,国外生态农业建设重视生态利益,宁可牺牲经济利益来保证生态利益。
(二)在生态农业的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上,国内生态农业建设强调综合效益
自20世纪80年代初叶谦吉教授首次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至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研究、生态农业技术与模式研究等。[3]近年来,在生态农业的发展利益上,一些学者如韩东娥和李先萍(2001)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传统生态农业阶段,农户追求的是产量产值和经济利益。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由于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相对过剩,人们对生活环境和农产品的生态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农户在开发资源、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注重资源保护和生态社会效益,这种农业属于现代生态农业的阶段。这种现代生态农业重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效益,体现了现代生态文明内涵,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4]李文东、杨立刚和鲁明中(2005)提出生态农业的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利益是基础,没有良好的经济利益,生态农业不会被农户所接受。[5]杨新荣(2014)指出建立生态经济利益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6]从国内学者关于生态农业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大部分学者偏重于生态农业的发展规律、发展模式、农业技术开发研究,但是在生态农业的经济、生态与社会利益的互动协调关系中,对于经济利益激励诱导的机制和作用研究较少。
二、生态农业的投入产出特性
农业的生产过程是从投入生产要素到产出农产品的过程。相对于一般普通农产品,生态农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有其特殊性。影响生态农业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众多,投入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产出即生态农产品的特质也与一般农产品不同。概括起来其投入产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一)生态农业的投入特性
1.劳动投入特性。
劳动力投入是生态农业发展过程的主要生产要素,通常,生产生态农产品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力来部分地替代农药化肥的使用,因此,生态农产品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生态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密切相关,其中劳动力的质量更为重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将其他要素有效地结合起来组织生态农业生产,保证了产出。
2.技术投入特性。
生态农业倡导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为了能够维持和获取一个相当高的产量,因此,农业技术的综合应用与推广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生态农业的技术内容比较广泛,包括轮作和间作、复种、套种等传统技术,也包括现代生物学和低能耗等生产技术,在生态农业实践过程中,不是单项技术的应用而是多项技术的综合运用。可见,生态农业是一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农业,农户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较全面的农业新技术。
3.土地投入特性。
土地是稀缺资源,是生态农业发展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土地资源状况,决定着生态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格局和水平。土地有其自然的属性和特性,其边际贡献是有限的,土地的边际报酬率是递减的。因此,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农户在耕种有限土地时,应该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实行适度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
4.信息投入特性。
信息是生态农业的生产者、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依据,信息对于面广而分散的生态农产品生产经营的主体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才能减少生产和销售的盲目性,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
(二)生态农业的产出特性
1.生态农产品的信用产品特性。
生态农产品的质量特征具有信用产品的特性,[7-8]不同于搜寻产品和体验产品,生态农产品的质量既不能通过搜寻也不能通过体验来确定产品中涉及食品安全的农药残留量、抗生素、有害致病菌以及涉及营养与健康的营养成分含量和配方比例。也就是说,由于信息不对称,生态农产品的生态特性不直接表现在农产品的外观上,在交易时不能为消费者所识别,在消费时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影响不能很快显示,而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才会为消费者所发觉,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生态特性的不易识别性和消费效果的滞后性将导致市场上消费者的“逆向选择”和生产者生产假冒产品的机会主义行为。
2.生态农产品的价格特性。
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产品价格的基础与决定因素。生态农产品的价值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成本、技术、信息及合理的利润。由于生态农业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降低了未来社会清洁环境的成本,提高了生态农产品的品质和营养价值,因此,从价值上看,生态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要比一般农产品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价格和经济利益高于一般农产品。
三、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的投入产出现状分析
(一)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的投入现状分析
1.高素质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就业人数总量递减,然而,就业人数的学历层次却呈现出了提升的趋势。例如浙江省安吉县是2000年农业部等七部委批准的50个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之一,近年来大力实施科教兴县战略,通过调整教育布局,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撤扩并174所中小学,新建职业高中、职业学院等一批现代化学校,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出现了8个教育强乡镇,全县农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全县总人口的56%。我国农业高素质劳动力数量显著增加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高素质的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使生态农业的产出水平大大提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不但可以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数量,而且可以提高生态农产品的质量。
2.生态农业生物技术水平逐步提升。
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断取得新突破。农业新物种塑造、新的生物农药的开发、新的生物固氮技术的应用、新的微生物加工技术、太空育种和海洋农场等方面的生物技术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我国生态农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优化,并促进了农产品经济、生态和社会利益的目标一致化。
3.政府确保耕地面积红线取得成效。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3亿多公顷,之后出现直线下降的趋势,至2008年达到1.2亿多公顷,由此我国耕地面积维持这个稳定状态,至2012年我国生态农业耕地面积达到1万多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约0.01%,这是政府部门积极保障耕地面积红线的结果,由此保证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耕地面积的供给。
4.信息技术对生态农业发展的积极推动。
耗电量是衡量产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据调查,2007年我国信息技术产品总耗电量300亿千瓦时~500亿千瓦时,大约相当于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能耗产业。2010年我国数据中心耗能比2007年耗能增加1倍,按此发展速度,20年内耗能将增加100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为农户提供了准确的信息指导,有利于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减少生产和销售的盲目性,增加生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为消费者甄别生态农产品的质量,增加有效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持,从而从供求两方面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
(二)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产出现状分析
截至2012年底,我国生态农业的种植面积、产量与规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先,从产地面积看,全国共有7.6686万个有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其中,有效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业的产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9%。其次,从产量来看,全国有效无公害农产品供给总量2.8亿吨,约占全部食用农产品商品总量的35%。再次,从抽检合格率来看,在全国累计公告1047个颁证农产品地理标志中,连续4年抽检合格率达到了100%;另外,连续5年无公害农产品抽检合格率高于98%。最后,从规模和价格来看,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业平均产品生产规模超过300公顷;相对于一般普通农产品,贴标无公害农产品的价格普遍提高了5%~10%,超过50%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价格比当地一般普通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0%以上。[9]
(三)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规模不经济,制约了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土地分散经营与规模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规避农户分散经营的劣势,充分发挥生态农业规模经济的优势,是我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保证农户收入增加和经济利益提高的前提条件下,充分考虑农户在不产生外部成本的情况下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通过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激励来实现生态农业的规模经济发展。[10-11]
2.生态农业生物技术投入不够。
科学技术是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保障。但是,由于农户的积累有限和科技文化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和积极性增加投入来进行生态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加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研究、教学与农业生产的需求脱节,以至于我国的生态农业生物技术尚不成熟,急需要挖掘传统技术和普及易推广、效益好的生态农业生物技术,如病虫害防治技术、秸秆还田技术等,通过完善乡镇农技综合技术服务,以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生态农业生物技术投入不够与生态农业建设需要生态技术支撑之间的矛盾。
3.生产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较高,妨碍了生态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由于生态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需求与农户科技文化水平较低、资本存量较少的供给之间存在矛盾,生态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投入的机会成本较高,阻碍了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导致了生态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因此,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的缺口是制约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总之,虽然我国生态农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存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两方面的相对不足,以至于生态农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四、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构建
(一)生态农业发展的利益诱导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产品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当农户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数量等于消费者愿意能够购买的数量时,生态农产品市场达到市场均衡状态。D1表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S1表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曲线,E表示市场均衡点,Qe和Pe分别为生态农产品的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D2表示一般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S2表示一般农产品的供给曲线。由于生态农产品具有良好的生态特性,市场需求量对价格的反应较为敏感,在价格变动相同的条件下,生态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幅度大于一般农产品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价格弹性较高。因此,降低价格能有效扩大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规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经济利益。生态农产品的供给曲线S1是一条折弯的市场供给曲线。当市场供给量较小时,生态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大,原因在于生态农产品的投入成本较高,市场上生态农产品成为稀缺产品,价格上升造成生态农产品的收益高于一般普通农产品的收益,农户会大幅度增加产品供给量。当市场供给量较大和市场规模扩大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健康意识的提高,生态农产品会逐渐取代一般普通农产品,成为农产品市场上的主流,生态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会随之降低,趋向于一般农产品的市场供给弹性。在我国,由于生态农产品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供给弹性较大。但是,从目前我国生态农产品市场的供求来看,在需求方面,由于生态农产品的信用产品特性,消费具有滞后性和累加性,并且价格高于一般农产品,造成需求相对不足;在供给方面,由于劳动、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特殊的投入特性,造成较高的生产成本,影响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态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市场的供求的相对不足,实际市场规模Q要小于均衡时的数量Qe,需求价格P1则高于均衡价格Pe,生态农产品市场处于失衡状态。下文将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视角对生态农产品利益诱导机制构建进行经济学分析。生产者剩余是指市场价格与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之差。市场价格为P1,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在供给曲线S1上的P2,生产者剩余为b、d和f表示的面积之和。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市场价格为P1,消费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在需求曲线D1上,在市场规模Q的范围内,消费者剩余为a所表示的面积。相对于市场均衡价格Pe,在全部的生产者剩余中b所表示的面积为消费者由于承担了较高的价格,而转移给生产者的部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c和e表示的面积,是一种经济福利损失,是生态农产品供给和需求都相对不足造成的结果。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指通过有形或无形的经济利益作为诱导力促进投入产出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机理或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中,生态农业企业或农户是独立的经济主体。“经济人”有限理性的特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态农业企业或农户的合理目标。正如上所述,生态农业有特殊的投入产出特性,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通过经济利益诱导,可以增加消费者的剩余,降低或消除经济福利损失。利益诱导就是通过经济激励激发企业或农户的动机,诱导企业或农户的行为,从而发挥企业或农户的内在潜力,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在图1中,通过投入和产出激励诱导,农户行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利益诱导产生动力,从而激发潜能,诱发企业或农户的行为朝发展生态农业的方向努力,通过提高生态农产品的质量和减低价格,扩大生态农产品的需求量,使短缺或不足的生态农产品市场规模或供给量Q增加到Qe,从而减少生产者福利损失,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
(二)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构建框架
本文将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功能模块分为投入利益诱导和产出利益诱导,其中,投入利益诱导分为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和信息诱导,产出利益诱导分为价格利益、规模经济和高额利润诱导。
1.生态农业投入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
本文从资金、劳动、技术和信息等投入要素的视角分析投入层面下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
(1)资金投入的诱导机制。
资金是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基础。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是实现利益诱导的主要途径之一。一方面,金融方面降低生态农业的融资成本,包括获取资金的交易费用等。农业金融体系降低贷款利率,放宽贷款门槛,扩大融资范围等行为都有利于减少生态农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扩大利润。另一方面,资金使用成本的减少有利于引导其他行业资金向生态农业的流入,从而产生资金集聚效应,诱导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2)劳动投入的诱导机制。
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包括要素流动和要素集聚两个方面,前者与要素价格有关,后者与要素溢出效应有关。在要素流动方面,生态农业劳动力价格的提升有利于吸引相关高素质人才向本行业流入,进而利于诱导本行业高素质劳动力的集聚。在要素集聚方面,劳动力要素在生态农业的集聚,使得本行业内部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进而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3)技术投入的诱导机制。
技术投入的利益诱导主要涵盖了两方面,一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二是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得生态农业发展的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生态效益提升,生产成本下降,推动了经济利益目标和生态利益目标的趋同。技术进步实现了生态农业技术发展的循环优化,进而使得技术进步在利益诱导机制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4)信息投入的诱导机制。
供需双方信息平台的搭建,不仅降低了生态农业获取市场渠道的交易费用,同时优化了市场机制,使得生产方更加易于获取需求信息,供需实现均衡。另外,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得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实现了更加充分的了解,有利于生态农业拓宽消费市场。
2.生态农业产出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
本文试图从价格利益、规模经济和超额利润三个方面分析产出视角层面下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
(1)价格利益诱导。
该项机制的实现,需要充分应用政府在价格调控上的宏观职能。对于生态农业,应当制定高于一般农产品的均衡价格水平的最低价格。以此,推进和支持生态农业的获益和发展,并保护生态农业生产者和相关领域农业从业人员的利益。图3显示出了政府支持价格策略对生态农产品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影响。横轴为产量,纵轴为价格。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生态农业产品和一般农产品的差异不能充分了解。因此,在政府实施价格支持前,市场机制会使得生态农产品市场处于供求失衡状态。生态农产品的供需均衡价格和产量分别是Pe和Qe。市场价格P1高于均衡价格Pe,市场规模有限、供给不足,实际供给量为Q,小于均衡产量Qe。政府实施支持价格后,政府在宣传生态农产品特殊性的基础上,将生态农产品价格提升到高于均衡价格的P1。在此价格水平下,生态农业生产者利用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较高价格,该行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提升。由此引致该行业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生态农产品的产量提升到了Q1,同时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下降到了Q,生态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产生了供给剩余,即QQ1。此时,政府采购就发生了重大的作用,政府利用政府采购手段,弥补供给剩余缺口,进而维护该生态农业价格机制的优化,推动利益诱导循环机制的优化。
(2)规模经济诱导。
规模经济是长期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减少,反之则称为规模不经济。即在通常情况下,当生产规模很小时,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极高,以后随着规模扩大,生产成本逐步下降。当达到最低点时,再扩大生产规模,伴随着管理等费用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形成规模不经济。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长期处于分散经营和粗放经营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态农业生产的成本相对较高,农业资源不能实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在我国生态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和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的前提下,生态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亦由此产生,并成为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态农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和具体化,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生产成本降低,利润扩大,生态农业获得了积极发展。另一方面,经济规模降低了每一个生态农产品所分担的成本,推动了该产业的发展。发展生态农业的规模经济,有利于调整生态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在增加该行业生产者(农户)收入的同时,规模经济使得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动,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另外,不同区域的规模经济效应,推动了地方特色优势的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技术效应也推动了生态环保的升级和优化,使得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一致化。根据规模经济相关理论,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应当保持适度的规模,避免超越适度规模下形成的规模不经济现象。
(3)超额利润诱导。
超额利润又称为经济利润,是指生产者在其他条件保持社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获得的超过市场平均正常利润的那部分利润。不同的市场结构,超额利润不同。在垄断性行业中,在短期内和长期内它都可能存在;在竞争性行业中,超额利润只可能在短期内存在。由于生态农产品良好的生态特性,以及土地距离市场的远近、不同肥沃程度等原因形成的级差地租,使得生态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高于社会生产价格而形成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诱导机制可以引导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向生态农业的集聚,生产要素的集聚有利于实现生态农业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在良性循环下推动生态农业的积极发展。六、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有效运行的建议为了保证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有效运行,激励农户自觉地发展生态农业,笔者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提出保证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有效运行的对策建议。
1.在劳动力投入上,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培养新型农民。
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首先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其次需要建立和完善各项福利制度,加快解决其配置不合理和转移滞后问题,降低农村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最后,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发挥农业资源优势,鼓励和引导农民利用生态科技调整种植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模式,提高生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2.在资本和技术投入上,增加农业资金投入,加强实用生物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首先要给予符合一定条件的生态农业投资项目相关的优惠和补贴。其次要积极吸引外商在我国投资生态农业建设,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开发和推广农业实用生物技术。最后政府应该扩大农业的投融资规模,建立生态农业专项扶持资金,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支农资金安全有效使用。
3.在土地投入上,确保耕地红线,结合市场供需状况,积极调整和优化生态农业内部结构,实现生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在考虑消费者需求和要素供给现状的同时,根据我国不同区域的水源、气候、地质、土壤等条件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科学区划,明确各地区内部生态农业发展重点,科学探讨并制定有利于优化生态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策略。以适度规模经济为理论指导,改进耕作制度,通过多业结合,实现生态农业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和集约化经营,不断提高生态农业系统的生产力。
4.在生态农产品质量上,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保障市场信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当前,我国生态农产品市场中不讲信用、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现象还相当严重,对农产品市场有效运行构成了严重冲击。守信用、讲信誉、尊重消费者权益是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因而,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一方面要通过农村文化建设,通过宣传教育、社会舆论,来弘扬和培育农户的行为习惯和诚信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保障生态农产品市场信用的有效实现。
5.在市场秩序的建设上,完善法制和政策,为生态农业发展做好“保驾护航”工作。
[关键词] 农产品出口 外部因素 对策
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体发展迅速,其中农产品进口贸易快速发展,2004年开始,我国由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但是,相对于农产品进口每年超过20%的速度迅速增长,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相对缓慢,每年农产品出口增长率均在20%以下,个别年份甚至低到个位数增长,这虽然有我国农产品自身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制约农产品出口的外部因素不断增加。
一、外部因素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制约
目前,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外部因素主要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反倾销以及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组织以维护基本安全、保障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障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反倾销是指进口国反倾销当局依法对进口国产业造成了损害的倾销行为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等措施,以抵消损害后果的法律行为;保障措施是指一经济体在某种产品进口大量增长以致其生产同类或与之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遭受损害时,为补救损害或便利产业调整而针对引起损害的进口产品采取的临时进口限制措施。这三个外部因素对我国农产出口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贸易抑制效应
无论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或者是保障措施都会增加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成本,提高了我国农产品在出口市场的价格,使我国农产品的成本优势丧失,最终抑制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例如1998年12月31日,美国对我国蘑菇罐头终裁征税幅度高达154%~198%反倾销税,导致我国农产品出口价格增加一倍,甚至两倍,降低了其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出口量大幅缩减,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小龙虾和蘑菇罐头在第二年分别下降了20%和30%左右;2003年西班牙向欧盟提出对中国柑橘罐头实施保障措施,从而导致中国的柑橘罐头对西班牙出口大幅减少,2003年出口相对于2002减少了50%左右。
2.贸易转移效应
如果一国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采取了技术性贸易标准或者进行了反倾销调查或者进行了保障措施,必然会导致我国出口到该国的农产品大幅下降,而由于其国内需求不变,就会使进口国转由从满足其技术标准或者从没有进行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第三国进口该类农产品,即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例如,2004年我国暖水虾反倾销案中,美国对中国征收了高额的反倾销税后,导致中国2005年出口到美国的暖水下出口量较2003年出口量下降86%,2006年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2003年的水平;而厄瓜多尔和泰国因被征税率低出口开始反弹,2005年~2006年厄瓜多尔输美对虾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泰国的年均增长率达24%,没有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印度尼西亚,2004年较2003年翻了一番多,增幅达2.5万吨,此后贸易量以25%~27%的速度增长。2005年印度尼西亚输美对虾量仅次于泰国,一跃成为美国对虾市场上的第二大供给国。
3.连锁效应
连锁效应是指一国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设置了较高的技术标准,形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或实施了反倾销或者保障措施,会促使其他国家担心中国的农产品会大量的涌向本国,因而也进行技术标准的制定实施或者实施反倾销措施或者实施保障措施。最终使中国农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遭遇贸易壁垒,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例如,欧盟于2006年1月起实施的新的《食品卫生法》,日本紧接着就在2006年5月开始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之后,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
二、对策及建议
1.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国家要制定鼓励政策,统一并提高我国农产品的技术标准,积极推行IS14000和IS9000系列标准的认证工作,使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相协调。获得国际上权威的产品认证,是我国农产品突破国外贸易壁垒的重要跳板;获得国际权威认证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管理水平向国际水平靠拢,使质量体系认证制度获得世界上的普遍承认,从而获得良好的国际市场信誉。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扩大农产品的出口。
2.建立并完善农产品出口预警机制
建立并完善农产品出口预警机制,对于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建立信息中心和数据库,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及时了解国外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避免陷人技术壁垒的陷阱;而对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不仅要关注我国农产品在国外遭到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而且对其他国家的这类反倾销纠纷和保障措施案件也应关注,因为别国的遭遇很可能是我国的前车之鉴。
3.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成立以来,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成功地解决了许多贸易壁垒所引起的贸易争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利益。《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最主要的规则,其中明确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一些优惠待遇。在贸易壁垒引发的争议面前,我们可合理运用这些优惠待遇,力图公正、合理地解决争端,维护自身利益,增加胜诉的机会。
三、结束语
突破外部不利因素的制约,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关系到提高我国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促进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的增长就显得越发的重要。
参考文献:
[1]张风珍李祥华:浅析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阻滞因素及应对策略.农业经济,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