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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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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字:思想政治教育;孔子;道德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是在继承、摒弃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完成的,是在中国古代先贤们所提出的教育方法和之后人们实践中所创造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过程中是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教育方法的根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于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孔子创立的儒家的理论方法,在中国封建社会曾居于主导地位。孔子的道德教育之所以深入人心,行之有效,因在于其方法注重实效性,值得借鉴。

一、孔子教育方法中的要论--------道德教育

孔子重视培养德才兼备之人的教育,认为首先人应是一个符合道德评价标准的合格的人,重视学生基本人格的培养,并将其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和根本任务。

在道德教育中,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的自我修养方法,就是说一个人能克制自己的言行都合于“礼”就是“仁”。除了“克己复礼”之外,还有“约之以礼”,也使要用“礼”来约束自己。孔子还把克己的办法具体化为四个条目,即“四勿”之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由非份之想,不要有什么奢望,要清心寡欲,禁欲养心。儒家的克己还包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要求,就是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自卑尊人,先人后己;以己度人,将心比心;礼尚往来,以德报怨。另外,孔子特别提倡自省的方法。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遇到德才高的人要主动向人家学习,争取赶上他,遇到不贤良的人和过失的行为,要自觉对照检查自己,看是否存在类似的特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为“慎独”,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处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能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思考和行动,而不做任何坏事。孔子最看重行,它认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通过个人经验告之于人,不能听其言旧信其行,而应听其言观其行,只有言行一致才能判断一个人行为的正误。尤其是教育者和统治者首先要身正,言行一致,才会对受教育者产生感召作用,从而上行下效,在学生中逐渐形成稳定的权威崇拜观念,建立起理想人格的模式,引导他们去追求、效仿。

孔子教育的一大特点是通过道德教育、道德修养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关于道德修养的途径,孔子提倡通过“克己”、“内省”以至“慎独”的主体自觉的道德修养方法。他教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以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宽于责人,严于责己,就能避免与别人发生怨恨。在人与人发生矛盾时,他要求人们“求诸己”,找寻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以为,一个人不论看到好事或坏事,都应当对自己进行省察,从正面或反面吸取教训。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此外,他要求人正视自己的过失,有改过迁善的勇气。他说:“过则勿惮改”。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可见他重视的不是不犯错,而是犯了错以后能否迅速地改,并且不再重复自己的过失,亦即“不二过”。由修身确立了以身作则的身教原则,注重理想人格的感召作用。孔子教育弟子时,往往是用自己的举止行动做出榜样,以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在关于一个人说与做的关系上,他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里虽然当时主要是指从政治国,但现如今也同样是对教育者的要求。

教育者要想把一个个年轻的灵魂塑造得更好,就必须“其身正”,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对学生无声的命令,潜移默化,将教育内容寓于言行举止之中。教育者以自我为道德典范,同时树立先进、正面的榜样典型起到示范作用。

二、当今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片面性——重政治轻德育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追求过高的政治目标,忽视道德、心理层面等基本人格品质的培养。重视政治教育、轻视道德教育。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构成是一个包括思想素质、道德品质、政治素质、心理素质等的完整体系。政治教育只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因此,片面、过分强调这个体系中的任何部分都是不科学的,在强调某一部分的同时,容易忽视其它部分的作用。在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基础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往往被忽视,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客观问题。道德教育要通过对学生的理论灌输与传授,与学生的发展需要及发展水平相适应,使其形成相应的理论素养并成为指导他们正确的道德判断与选择的内在因素。 同样,当代学生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心理健康教育也被包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之中,它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基点。如果缺乏必要的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基础,而片面强调所谓的政治觉悟、政治素养,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很可能就是政治上具有虚假人格,而在思想政治素质上不可能真正合格的大学生。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就不能只考虑政治教育的引导和灌输,还应该考虑其它各方面的综合因素,以系统、全面的方法来进行有效的教育。把教育对象培养成为政治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的人才,这是一种片面追求高政治素养形象的教育目标和理念,与现实脱轨,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在如此过高目标的要求下,自然收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而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教育的最本质、最核心的目标:道德教育。即我们的教育首先是培养道德品质合格的人,即人格品质教育。所以,我们应把目标归溯到人格品质教育层面。

三、当今应以德育为先提倡德智并重

孔子注重道德教育的作用,提倡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道德自我教育、自我修养,重视基本人格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其它教育的根基,给予了道德教育很高的评价。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德育教育相统一,即应结合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教育。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是不能代替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培养的。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毕竟不是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能代表其理想、信念和信仰。如果只重视传授知识和能力培养,让受教育者把只是当作一般的知识、原理、概念来学习,只是让他们学会了用马列主义的措词,而不是真正从思想意识上认同,就不可能让其建立的信念、信仰,更不可能使之在行动中坚持和发展。

德智并重的教育适应了当今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和方向,即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和心理等方面素质的全面提高。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中,就要求教育者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实践的能力,并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融入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身要求其侧重点应在德育教育上。

既然重点在德育,就需要注意如何在德育方面言传身教、身先垂范,“正人先正己”的问题。教育者的言行举止、思想意识、道德品质,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优秀的教育者,往往能以其高尚的精神境界、崇高的人格魅力,给学生以正向激励,成为学生的优秀榜样。合格的教育者必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理论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只有自己首先做到学习、信仰、实践,才可能使学生也学习、信仰和实践。

参考文献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孔子;仁智统一思想;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3.9

想要吸取孔子仁智统一思想的精华,还的从他的仁学思想说起。“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其全部哲学的基础。《论语》是研究孔子哲学思想的主要材料,其中有50余章谈到了仁,并且好多语义和思想都同“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人在研究孔子思想过程中,对“仁”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理解,许多学者见仁见智地提出或感性或理性或深刻或系统的阐述。归纳之,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内容,一只关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实践方面,一是关于道德品质的修养方面。

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是孔子指导思想的核心,仁中有智,智中有仁,仁为本,智为知,回答了什么是仁和怎样为仁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体现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自古以来,它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召唤着亿万中华儿女为精心打造和铸就民族之魂而前仆后继,奏响了一曲又一曲寓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于一体的道德乐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崇尚科学知识,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

结合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针对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看法,以进一步探索引导他们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新路子。

第一、加强道德品质教育,积极引导未成年人不断的成长为21世纪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孔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从政治国的人才,而从政治国需要各种本领。他认为学习的次序、本末都要顾及到“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他认为一个人的目标在于实现“天下有道”的“道”。本质在于“德”,即德治是治国的基础,而要作到德治,具体要体现到“仁政”上,因为“仁”包括一切修身的内容,但“仁”又不是一句空话,最终还是要落到“六艺”之中。

孔子培养人的目标是君子、成人。朱熹说,成人者完人也。孔子认为做一个“成人”,智、仁、勇这三德缺一不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智、仁、勇是人才幼苗必须具备的教养。智是文化知识和学以致用的能力;仁是伦理道德,解决人生问题;勇是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思想行为,仁是伦理道德,解决人生问题。勇是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思想行为。由此可知,孔子注重三育并举。他所倡导的“勇”,不仅在体格上进行锻炼,而且还在人格意志上激励学生做捍卫道义的勇士。“勇者不惧。”《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揭示了“勇”是一种卫道的优良品德,包含着见义勇为的思想和勉励行道的精神;刚强坚毅的意志力;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勇挑重担、见危授命的品行;为正义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品质等。这些优良的道德品行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在追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的目标,也正是孔子重视独立人格培养的具体体现,开了我国教育培养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见义勇为的“中国脊梁”使我国成为一个富有独立人格教养的国家,人民成为胸怀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人的信念,道德品质,文化知识关系着祖国的前途命运,因而切实加强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有用人才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当务之急。

第二、陶冶高雅情趣,努力培养未成年人不断完善和健全心理品德结构。

孔子不主张把学生聚纠囿苑之中读死书,死读书,而在讲学之余亲自带领学生郊游、登山,在登山和郊游中领略大自然的乐趣和征服者的快乐,从而陶冶学生的高雅情趣。至于比赛,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说的是,品德高尚的人,对其它事情是没有必要去争的,但对于射箭必须要争,而且还要争出个高低你我来。参加比赛要注意道德修养,上场比赛前应相互揖让,比赛终了之后还应相互敬酒,胜者揖让,不胜者升之,出言恭逊友好。这样的竞赛才算得上正当竞争,“君子”之争。这种对待比赛和竞争的思想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的教育中,其积极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德育思想在对抗性竞争中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和集体发生着情绪和行动上的激烈交锋,不时会出现对参加者和观看者思想品德的严峻考验,无疑对那些在竞争中骄傲自大、斤斤计较、弄虚作假违反规则,动辄恶语伤人,寻衅闹事者起到了教化作用。

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既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的活动方式,又可以改变人的脏腑机能状态,从而导致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变化。孔子很早的注意到了养生之道必须重视道德教养,贵在情志调摄。他在《中庸》中指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一般说来,情操高尚的人心胸豁达开朗,富于开拓创造性,具有积极的责任性和高涨的热情。这些人的情绪可以强化思维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肌体健康从而以良好的道德情操对峙人生和社会。在教育教学中,孔子力求培养学生具有“乐而不,衰而不伤”《八佾》的情感,引导学生掌握“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的原则,以“中和”的态度为人处事,以达到息养身心的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德育实践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注重对未成年的心理和生理教育,注重培养他们的公平竞争意识,效率优先意识,身心健康意识,不断健全他们的心理品质和高尚的个性品质。

第三、充分发挥示范引导作用,使未成年人不断地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品德行为习惯。

孔子坚持学行结合,说到做到,不发空论,不许空愿,力求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公治长》可见,孔子在对弟子教育时,他自己能够做到身体力行,同时也说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孔子很早地发现了教师的人品、智慧、个性品质、世界观等都会给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他还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则强调教师的榜样示范是学生最直接的表率,是引导和规范学生成才不可缺少的手段。真可谓,德高为师,身正称范。古人尚能如此,作为新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十分有理由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积极引导他们在学习实践,生产劳动,社会公益事业,文化科技体育等活动和交往中,深化认识,经历情感体验,磨练意志,增强毅力,养成社会所需的品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孔子与孔子思想再研究论文集》,吉林出版社1980。

王隶棠:《孔子思想新论》,兰州出版社1988。

杨万年:《孔子“仁”三境界》,甘肃理论学刊1997年第四期。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第3篇

(一)中国传统教育理念

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教育理念,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天下归仁”为最高的道德教育目标。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人人都可以受到教育,创办私学,广招各类学生,打破了封建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他认为如果学有余力,就可以从政,他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道德品质,所以孔子将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要位置。孔子特别强调培育道德自我的重要性,他以人自身为主体来说明德育问题,体现了其主体性的道德教育思想。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孔子注重以理服人、循循善诱,在今天看来,孔子所提倡的便是“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孔子还倡导“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实际情况,针对性的采取具体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培养出了多方面的人才。在德育教学中,孔子还重视“举一反三”的作用,注重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仁义”是孟子德育理念的核心思想,孟子认为“仁义”是人们修身养德的规范和准则,他把这种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四德”。孟子将“性善论”作为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源自人的本性,主张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修养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在教学实践中,孟子注重受教育者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要求自我反省,“反求诸己”。他认为求仁者不能行仁,便应当反求诸己,检查自己是否端正了动机。孟子强调道德修养贵在持之以恒,他认为主体的道德修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日常的道德实践中逐渐积累,只有持之以恒才能见效。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他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让学生有一个可以奋斗的明确目标。荀子批判性的继承了孔子的思想理念,采百家之长,成为了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孔、孟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礼”、“法”的理念,他重视道德修养,隆礼重法,礼法并举,礼是人们修身育德的道德模范,而法则是达到德育目标的法制保障。荀子认为没有经过教养的人是不会为善的,满足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在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发生争执,他主张通过礼乐教化,“化性起伪”使人格得到提高。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荀子主张“行高于知”,他强调学习只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和手段,而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中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在学习中要树立合理的义利观,只有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达到义与利的辩证统一,才能构建一个因义得利、德福自然统一的伦理社会。

(二)西方传统教育理念

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即知识”的观点可以视为西方最早的教育理念,他强调美德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道德只能凭内心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认识自我,听从神的训示。在教育实践中,苏格拉底以培养人的道德和治国人才为目标和宗旨,他主张把德育放在培养人才的首位,在成为有德行的人之后去学习广博的知识。苏格拉底以其特有的辩证问答方式进行教学,通过和学生之间的问答来启发学生,而不是直接传授知识,这和孔子“愤启悱发”的启发式教学有相似之处。柏拉图全面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理念,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他以“心性三分说”为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从理念先于物质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出发,强调理性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柏拉图提出了以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四科)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教育目标,注重在教学中对学生的理性训练。在教学方法上,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提出问题,进行分析、总结,通过回忆已有知识启发学生。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公共教育的理念,他强调国家应当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忽视教育将危及国本。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其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最终获得知识和美德,所以他以发展理性作为教育目的,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教学实践中,亚里士多德重视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他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主张勇于创新,敢于挑战权威,坚持真理,因此,他在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理念之后将其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二、中西方传统教育理念的比较

(一)注重共性和发展个性

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被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塑造的“圣人”、“君子”等人格形象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普遍的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压抑了个体的发展及对个性的追求。古希腊学者则强调个体利益,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提倡对个体利益和个性的追求,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自由、宽松的教学方式和氛围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二)尊师重道和追求真理

儒家“三纲五常”、“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提倡师道尊严、尊师重道,老师被学生视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权威等级的观念固然能够让中华文化得到较为完好的保留和稳定的发展,但是严重阻碍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学生迷信权威,缺乏创新能力。古希腊学者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老师在教育过程中更多的是扮演学生伙伴的角色,通过民主、平等的对话启发学生,鼓励学生勇于创新,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

(三)言传身教与知行合一

中国传统教育以指导性教学为主,儒家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老师在学生面前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学生提供学习标准。儒家十分重视知与行的统一,除了传授基本知识,还特别注重学与思相结合,启发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对问题进行思考,用心体悟以增强道德修养。古希腊学者强调实践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主张学以致用,以问答和辩论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通过课堂练习和现场体验,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

三、对我国高校道德教育创新的启示

(一)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全面发展

现行的中国高校教育以社会本位的教学为主,注重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学生的自由发展受到限制。高校采用统一的知识标准和教学内容,强调对专业知识的考核,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道德教育,学生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道德滑坡形象频频发生。教育的本质是以人为主体,高校教育应该由社会本位向学生本位教学转变,以学生为本,注重因材施教,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在现代教育环境下,高校应当将学生个性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相统一,既要注重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要强调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培育出全方位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双主体教学,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中国高校的课堂教学往往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课堂变成教师的一言堂,为了完成学校的教学指标,教师一味的赶进度,忽视了学生在受教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自然无从谈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努力建立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积极营造民主的课堂氛围,注重与学生的平等交流,增强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将学与问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认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知行并重,交叉渗透,学以致用

当前的高校教育模式注重传授理论知识,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轻视,道德教育呈现出形式化、教科书化的现象,理论知识很难被学生理解,并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修养。高校德育应当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德育教师与专业教师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实现学科交叉渗透,学生可以更好的将德育理论运用于专业知识和实践中。此外,高校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以实践锻炼学生的道德行为。在校内,高校可以采取辩论赛、讨论会的课堂教学形式,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在校外,高校可以组织学生到纪念馆、博物馆进行参观和调研,鼓励学生参加社会的志愿者活动,亲身体验有助于学生真正理解道德理论和价值。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丰富,但是精神世界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现象日益严重,加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同的文化塑造了各有特色的教育理念,通过对中西方传统教育理念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各自的长处和缺点,借鉴西方传统教育理念的有益成分和先进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德育创新之路,培育出更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陈周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广晋,王引兰.孟子的道德修养论及其德育启示[J].伦理学研究,2008(3)

[2]冯兵.荀子的社会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东南文化,2007(6)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 学校;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96-03

中国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诸多挑战,构建我国当代学校德育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如果做宏观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德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学校德育目标的价值

德育目标是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对所有的受教育者在品德方面总的设想或规定;是教育者在德育上“施工”的“蓝图”。增强学校德育实效性,离不开德育目标问题。

1.我国学校德育目标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校德育目标不注重层次,不讲“序”。忽视了德育目标的程序性和现实性,不是循序渐进、有步骤地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不是设立一个个可行的、有序的目标让学生进一步达到,没有根据自身任务要求和层次提出相应的德育目标,只有抽象的大致相同的培养目标。这种德育目标不具体、不明确的状况,实际上淡化了目标意识,软化了学校德育工作。如“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这是对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和青少年的共同要求。但对中小学生,对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年级、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学生,理论上研究不多,在实际工作中也容易忽视。这些现象导致学校德育实施这些目标的内容、方法、途径基本雷同,影响了学校德育的实效。

2.儒家德育中思想德育目标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的德育目标是有原则、有规律的。《大学》中提出道德学习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中心,以道德认识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由此可见,儒家德育思想在注重道德教育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而且在自身修养上,孔子提出了追求“仁人君子”的高尚理想和人格境界。给人一种追求的不竭动力。所以,在现今学校德育目标的确定上,要借鉴儒家德育目标的层次性,从学生身心的发展规律出发,不同时期设置不同的德育规范与目标,这些目标要贴近学生实际,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且不同时期之间要注意衔接性、连贯性。

二、对学校德育过程的价值

学校德育过程,即学校德育内容的实施过程。在德育过程中,学校既要跟学生讲清楚德育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以及怎样去做,又要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与习惯,进而内化为良好的道德素质。空洞说教、一味灌输规范来解决道德认知问题,难于使学校德育真正有实效。

1.我国学校德育过程存在的问题

当前,德育课实效性不是很强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在德育目标实施过程中,重视解决“认知”的问题,而不重视道德品质和观念的形成。具体表现在以文为本,重知识、轻养成。学校的德育课教学,过分重视对书本知识的传授,以考试得高分为目标,只解决“知不知、会不会的问题”,却不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忽视了要把学生作为生命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道德与现实生活割裂;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导致知行不一,形成人格缺陷,故造成一部分学生知行分离、言行不一。因此,我国学校德育的改革应当在强化道德实践、指导学生道德行为方面下功夫。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过程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即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学思结合,是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辨证统一过程。在第一、二阶段中,孔子要求学生获得知识和巩固知识,在第三、四阶段则要求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和践履躬行。儒家德育在探讨道德理论与道德践履的知行关系时,特别强调知行的辨证统一,并把“力行”、“躬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儒家德育认为,一个人仅仅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人,并不算是有道德,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算真有道德。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引导他们进行实际锻炼,把提高思想认识与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结合起来,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儒家还力倡将道德践履与个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融德育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主张个体修德要通过觉悟和践履等方式或方法以便做到“内得于己”,强调践履在修德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可概括为“生活即德育的思想”。

三、对学校德育方法的价值

要完成和落实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当前,我国学校德育效果不佳,与所采用的德育方法不无关系。因此,探讨儒家德育方法的价值,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问题之所在,从而加快我国学校德育方法的改进。

1.我国学校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目前,德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偏重于道德规范的“填鸭”。我国中学德育课程中的传统灌输模式,以教材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方式,注重知识的强记。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教师注重讲授、示范、规劝、批评,主要发挥教师的讲授作用,过分强调道德对学生的制约作用,把学生单纯地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接受者,置于服从教育者的地位,完全不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无法透过多种选择以作判断,不注重青少年的接受心理,不注重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把青少年作为被塑造的客体,这样造成与目前青少年主体的核心价值相背离,不能适应社会的变迁,且直接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德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方法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在道德方法上注重学思并重、因材施教、身教示范等科学的道德教育方法。儒家重视道德中的学思并重,主张学与思应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认为学习是人掌握道德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基础,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应该进行积极的思考,这样才会使教育取得良好的收效。

教育中要注意因材施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极具价值的一个方面。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注重个性差异,根据不同性格、不同情况的人,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极具科学性和借鉴价值的。这就要求教育者要了解学生的个体状况,因人而异,有效开展道德教育。同时,儒家还主张教育者应以身示范,为人师表,通过自己的品格和德行感染、影响、教育自己的学生,发挥典范的作用,进行生动的教育。其思想的进步性,在于道德教育中应注重榜样的力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此促进和提高道德教育实效。

四、对学校德育内容的价值

儒家道德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优秀道德教育内容,譬如重义轻利、人格修养、天人合一等优秀传统道德观念,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丰富我国现代学校德育内容体系不无裨益。

1.我国学校德育内容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市场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处于观念形成与观念混乱相交织的阶段,许多青少年以自我为中心,注重功利、讲求实惠、缺乏理想、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等思想行为有所滋长。近年来,社会公德淡薄、公共生活无序已成为转型期社会的一大道德难题。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人们都在埋怨社会道德风气不好,却又都在参与制造和助长不好的道德风气。在现代社会,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已不是个人的生活小事,公共卫生状况已成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道德状况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内容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重义轻利”的原则。儒家思想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因求利而失义,因追求个人私利而做出对别人、对公家不义的事情”。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原则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约制,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儒家并非一概反对追求物质利益,只是把道德人格的价值放在远远高于世俗物质利益价值之上,认为决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和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它对于批判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种道德意识对于我们当代学校德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有着重要的价值。

儒家的人格修养的价值。在儒家看来,“仁”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高目标。人们只要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就会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仁者“爱人”,这是“仁”的核心范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强调礼仪;又要求弟子:“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有明确的关心社会群体,尊重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公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五、对学校德育途径的价值

学校德育途径是对受教育者实施道德教育影响的渠道,即道德教育的组织形式。只有采取恰当的道德教育途径,才能有效地运用道德教育方法,落实道德教育内容,实现道德教育目标。因此,我国学校德育有必要在德育实践中积极探索,借鉴儒家德育途径的基础上,解决自身现存问题,开辟有效的学校德育途径。

1.我国学校德育途径存在的问题

在德育途径中,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配合,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与反作用力,最终影响学校德育的实效性。表现在学校内部,存在思想品德教育与各科教学的分离,除了班主任和德育老师,专业老师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根本不注意在教学中渗透德育,因而削弱了学校德育自身的合力。而家庭教育和社会现实中的消极因素,更是无情地冲垮了学校德育为受教育者们苦心构筑的道德之堤。家庭德育功能减弱,不少家长重智轻德,对孩子心理、人格乃至品德很少过问。而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发育尚未健全的时期,还不具有很强的分析辨别能力,很容易受到诱惑,这就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而实际上,当前家庭与社会教育都未能做到密切配合学校德育工作,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学校道德教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途径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道德教育除了道德修养是属于自我教育系统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完整的教育系统。儒家德育途径中,最为重要的是学校的道德教育。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儒家也很重视对儿童的早期家庭教育。孔子认为“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所以应该对儿童尽早实行道德教育,抓住儿童“心未滥而先喻教,则化易成”的时机,使其习与性成,从小事、琐事做起,由小见大,逐步加深和提高要求,父母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优化家庭环境,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熏陶。至于社会教育,主要体现在社会风尚的教育方面。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在儒家教育者看来,主要应是统治者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总之,儒家道德教育的施行注重了家庭、社会、学校三者的结合,共同培养人的良好德行,这些经验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途径建设仍很重要。

以上我们分析了儒家道德思想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包括在德育目标方面、德育过程方面、德育内容方面、德育方法方面、德育途径方面儒家德育思想都有独到的见解,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有着珍贵的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继承和借鉴我国传统德育思想中的瑰宝,发挥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构建我国当代学校德育体系,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牟钟鉴.儒学价值的新探索[M].济南:齐鲁书社,2001.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第5篇

㈠孔子教育思想的内容描述

孔子的社会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之中,需要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的教育理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是孔子对教育作用的理论概括: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对于教育对象,孔子倡导“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不分年龄长幼,不论出身贵贱,不管华夏与狄夷,他主张人人都应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孔子对教育对象的论断中所包含的民主因素和公平意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孔子围绕既定的育人目标确定了被称为“六艺”的教学内容: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二者都应归入基本技能的范畴;“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天文地理阴阳历法。作为教学内容的“六艺”,涵盖了道德修炼、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三部分,且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

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习得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的教学活动曾起到过重大的影响。

孔子在教学方法领域的创造更是闻名中外成就辉煌。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著名论断千古流传,至今仍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为“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的教材。

孔子在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乃至教材建设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具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

㈡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透析

特色鲜明的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德育的针对性,突出德育的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的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虽有诸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孟子所提倡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人格标准,却堪称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观照今天的教育现实,倍显孔子德育思想的真理光辉熠熠夺目。

二是德育的有效性,重视德育的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突出根本,有明确的德育目标——造就理想人格,而且提出了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容易做到,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维度逐步扩展: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拓展为对师长的敬爱,对国家的忠诚,对子女的慈爱,对兄弟左右的关爱(“悌”)和对朋友的诚实守信,在此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奉献给整个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

“孝悌”是孔子道德的中心与出发点,而泛爱众则是其最终目标与归宿。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途径由于步骤清楚、明确,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每一步都是按照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顺序,从易到难,符合情理,便于学生躬行践履,避免使人产生“说教”或“灌输”的生硬感觉。

关注和重视教育心理。

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心理科学尚未问世,人们对心理现象的认知水平低下,孔子能够敏锐地观察出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对这些心理活动作出深刻分析,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加以灵活运用,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下面我们仅列举几个主要方面,来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心理学意义。

重视学习动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说明孔子认识到求学需先立志,即先解决动机问题,才能使学习具有内在的驱动力。

放大兴趣效应——“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说明孔子已认识到学习的内驱力不仅与动机有关,还与意志和情感有关,并且按内驱力大小把学习的心理境界分成三个层次:想学、好学、乐学。

捕捉情感契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孔子发现“愤”和“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必然要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并指出,这正是教师进行启发引导的最佳时机。

关注心理差异——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之分,人的性格有鲁、雅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潜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丰富高超的教学方法。

孔子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教学艺术的精湛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

著名的“启发式教学法”,西方学者多以为是苏格拉底的贡献。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倡导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名称本身也是孔子的首创。孔子比苏格拉底大82岁,是当之无愧的“启发式教学”创始人。此外,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法,其内涵也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

教学论专家在阐释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法教学理论时,常引用一段苏格拉底与一位青年的经典对话。

从那一段生动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的结论。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通达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结论尚未成熟,思路尚未明晰,处于意欲陈述而又难以准确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里理清思路,选择恰当而准确的语言予以表达,这就是“发”。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的两种矛盾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是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则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学生自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悱”的心理状态,启发的契机出现,教师适时点拨,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由以上分析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和被支配的地位,思维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受到制约,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的形成和求异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孔子的启发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自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的作用只是在于指导促进。与苏格拉底的谈话法相比较,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认知活动中学生的自主性得到尊重和凸显,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因材施教”的理论,体现了古代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教学内容,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学生的基础和个性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一的回答,既切合教学对象的思想实际,又体现出教学内容的层次性。

影响深远的教学思想

近、现代的教学思想可谓流派纷呈,种类繁多,但是若从本质上区分,不外乎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思想的代表是建构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学习理论又是一种教学理论,其核心是强调学生是认知过程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教师灌输的对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不难看出,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孔子提出的启发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何等相似。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论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级各内学校的教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最有代表性的是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这一理论要求教师能够在当前所教的新概念、新知识与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即学生大脑中长期形成的知识与经验系统)之间帮助学生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生的“接受式学习”(即教师的“讲解式”或“传递式”教学)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机械的(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换句话说,能否让学生建立起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是达到有意义学习的关键,也是奥苏贝尔理论的核心。事实上这个“核心”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也早有体现,《论语》中有两段话可以为证:

一是“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告诉你过去可以推知未来。这里的“往”表示过去的知识、经历,即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旧”知;“来者”指未来的事物也包括尚未了解的事物,也就是“新”知。这句话旨在阐明“新”知与“旧”知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了解、掌握“新”知也就必须将它和“旧”知联系起来。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第6篇

关键词:理学;心学;教育起点;教育方法;情感体验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083-06

宋明理学就其内部体系而言,可以分为两派:一是程朱理学,二是陆王心学。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本体论上,而是在心性论、方法论、认识论及价值论上。宋明理学的核心都在于道德教育,即成圣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必然性。当然,由于理学与心学“圣人观”上的分歧,导致了二者的在教育方法及情感体验上都有所不同。

一、教育起点——“圣人”的不同维度

在儒学系统中,“成圣成贤”的教育理想可以追溯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作为理想人格化身的圣人现实中基本不存在,即使是尧舜都很难做到,“尧舜其犹病诸”。尽管孔子认为圣人不可企及,但还是认为有三个标准可以衡量“圣人”:一是“内圣”,达到“中庸”的人格境界与行为准则。“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二是“外王”。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时,孔子认为这已经超越了“仁”,基本上达到了圣人的地步。三是好学。这集中体现在孔子对“六言六蔽”的解释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样,孔子就把道德沦与知识论连接起来,认为圣人既有高尚的品德,义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同时还能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而到了孟子那里,圣人形象就不再如孔子所描述的那样神化与虚幻,“尧舜与人同耳”。那么,圣人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圣人能发挥本性之善,所谓“反身而诚”、“发明善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等。这里所说的“赤子之心”、“几希”等,就是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也是人得以成圣的慧根。可见,在孟子看来,人都有先天成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只要能“发明本心”、“立乎其大”即可。

按照牟宗山的划分,理学主要沿袭孔子一路,属于横摄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他律”的特点;心学则主要沿袭孟子一路,属于静默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自律”的特点。孔子强调后天的习染,而孟子则直讲“性善”。所以孔子“仁”、“礼”并举,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乃人之本性,只要能发明此种“良知”、“良能”,人便能臻入圣境,“礼”的作用大为降低。

理学与心学的“圣人观”沿袭孔孟而来。朱子认为,圣人首先是道德完美的化身,“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足,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此外,圣人还是才智与事功的集大成者,“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朱熹这种兼综仁者、智者、王者统一的圣人观,比孔子都更为苛刻。而王阳明则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把圣人品格集中到道德层面,这集中体现于他的“精金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不在于才力之大小,只要能做到“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即可。这就颠覆了孔子、朱熹一系的圣人“全知全能”而又“内圣外王”的说法,而把圣人的本质放在“德行”上。当然,王阳明在看待成圣修为上,并未反对“为学”之重要性。只是说,他的“为学”,重

道德自律、自省,本质上是“良知”的开窍,而不是朱熹等人所谓的“格物”,即外在知识上的学习。

二、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与

“立乎其大”、“致良知”

理学与心学“圣人观”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二者在教育方法上存有差异。

在朱熹看来,道德的完善首先还要以知识的获取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格致”的认识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子在此提出了“即天下之物”,才能“穷天下之理”。那么,如何“即物”?或者说“即物”是否就能达到“穷理”的理想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熹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表现有二:一是从“事理”到“道理”的渐进。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很显然,这种学习方式,既是系统的,也是复杂的,所谓“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二是强调“学、问、思、辨”的重要性,尤其是“思”与“辨”。他说:“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在朱子的教育体系中,“道问学”对“尊德性”具有优先性,而由于“道问学”本身的庞大与复杂,注定了其坚持“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

在具体操作上,“循序渐进”也有很多细节性的表现。如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及心理特点,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童蒙、小学、大学。其中,“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人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学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则是另一番景象。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心学体系排斥知识与物理的获取。只是说,它更强调知识的获得根本还是在于“发明本心”。

象山之学承孟子而来,因此他坚信,“心”乃道德之源。他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因此,综象山一生,发明“本心”乃其本人不变之追求与教育弟子永恒之原则。

在具体的道德教育方法上,“先立乎其大者”是埘象山学说最简要的概括。他说:“孟子日:‘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为小者所夺,以叛乎此理,而与天地不相似。”那么,何谓“大”?如何“立乎其大”?

“大”即“本心”,“立乎其大”即“发明本心”,就是积极弘扬孟子以“四端”为核心的道德品质,“侧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本心。”“发明本心”又被象山称为“复本心”或“得本心”。象山认为,人心不古,“本心”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白蔽”和“自贼”等,“狙于习俗,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其本心者”。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发明”与“去蔽”呢?象山提供了几种方法:一是讲明与践履。他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需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通俗而言,就是思考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反思与辨志。他说:“知非则本心即复。”“知非”就是一种反思精神。学生问象山:“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日:“辨志。”复问日:“何辨?”对日:“义利之辨。”可见,辨志也是其反思精神的一种。三是剥落与减担。陆九渊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是一番清明,后随起来,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减扣”也有类似的意思。“发明”与“去蔽”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其“立乎其大”的教育认识沦与“易简工夫”的教育实践论。

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更是把陆儿渊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在陆九渊那里,还要“上蔽”,还要“明是非”,才能保证“心体”之完备纯

沽、而到了王阳明,“良知”本身就有辨别是非之能力,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在教育方法上,王阳明同样强调从大处着眼,“譬之树术,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这和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三、情感体验——“克己”与“求乐”

大体而言,程朱理学一系强恻学生的“克已”精神,而陆王心学一系则更强调学生的“求乐”意识,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上。

朱子系统地论述了“童蒙”教育的要领、理念及方法,集中体现在他的《小学》一书的编撰上。该书集录了古代圣贤的“嘉言善行”,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共285章,在此书中,朱子提到的各种道德规范多达数十条,从穿衣戴帽、起床睡觉、交朋会友、待人接物,到吃饭饮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郜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前已所知,朱子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八岁以前为童蒙教育阶段。朱子认为,埘儿童的教育一定要予以约束,否则“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如果在小时候没有打好良好的道德基础,长大后,“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到那个时候,如果再想有所改进,已经是“习之易荒,觉已难悔”。

到了小学阶段,朱子就对教育内容做了具体的规定,“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无论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还是“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都是为了提高儿童“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的道德修养,养成他们的良好习惯。

综朱子一生的教育思想,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原则贯穿始终。因此,童蒙阶段与小学阶段只是基础,而大学阶段则是关键与核心。也因此,他埘大学阶段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体现在他对读书的认识上。关于“朱子读书法”,他的学生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居敬持志尤为根本。“居敬”体现的是对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持志”则体现的是读书目的明确而生发出的意志力。从整体上看,朱子追求的是一种“克己”之学。当然,朱子自己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有,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可见,朱子“遍注群经”的学术成就正是其“克己”的态度的结晶。

而王阳明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则和朱子有很大的差别,这集中体现在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露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他首先分析了“童蒙”时代孩子的普遍特征,“乐嬉游而惮拘检”,然后指出童蒙教育的一个整体原则,“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在王阳明看来,这才是先贤立教之大本。以此原则为出发点,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童蒙教育之弊病:“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图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可以看出,此文的核心便是要求顺应孩子的本性进行教育。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具备自然教育、情感教育、“求乐”教育的属性。 示

宋明理学的教育思想与其产生时代的教育特点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书院教育,以之为主要

传播场所;二是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同时学家的著作)为主体;三是以“成圣成贤”、“内圣外王”的圣人观为教育的最高旨归;四是以“一以贯之”、“道通惟一”的哲学观来理解教育,用今天的话讲,类似于“通识教育”,而没有“科层分工”的教育理念。而当代教育,无论是教育环境还是核心教育理念,都与宋明理学时代不同。但是,宋明理学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当代教育借鉴与深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道德标准融入人才观和教育目标。宋明理学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把人的“成圣成贤”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而且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明确提出了道德修养的核心标准,并指明了“圣人”、“君子”、“小人”在道德修养上所达到的不同层次,从而把道德修养列为了衡量人才和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在儒家以“内圣”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中,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在当代“以人为本”、以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珲念中,这种以“圣人”为最高旨归的教育目的,是需要批判继承的。今天看来,期待每个被教育者都成为“圣人”,既是荒谬的,也不具备实践性。但是,这种将道德修养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将提升道德修养作为重要教育目标的理念值得借鉴;以“君子”“小人”之辨来彰显主流核心价值观念,引导行为规范的做法也值得参考。在当代社会,“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往往更偏重于“才”,偏重于评价个人价值的实现;伴随着教育门类的日益细化和对专业技能学习的倾斜,道德教育的地位日渐淡薄。但是,德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核心命题,尤其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当代,德育可说关乎教育成败大局。在衡量人才的标准中融人道德标准,应当是当代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树立核心价值观念,并建立道德评价参照目标(“君子”“小人”),以之引导思想规范,指导道德教育实践的方向,显然是有效做法。程朱理学以严格繁复的道德规范系统来塑造人,陆王心学则提出“四心”来锤炼人。被他们立为核心价值观念的道德标准自然应批判甄别,但这种以核心价值观念来提掣整个道德教育框架,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显然简明有效而富有操作性,对于以弘扬正确价值观为重要内容的当代道德教育来说也有借鉴作用。

二是如何发挥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程朱理学强调从“道问学”到“尊德性”,极其重视知识学习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认为知识学习是提升道德的必由之路,而学院则是个人道德进修的主要场所,学院教育则是完善道德的主要方式。这种观念有其时代背景。宋明理学的极致发展是与书院的繁盛相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兴盛的书院保证了宋明理学的人才鼎盛和高度发展。宋代的著名书院往往大儒云集,学生众多,既是精研学问之所,又是讲学进修之地,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也较强。因此,宋明书院的教育环境保证r较为集中的教育效果,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学习氛围;其道德教育的内容也始终与知识学习紧密结合,从“童蒙…‘小学”阶段教导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到“大学”核心阶段学习穷理、正心、修己之道,具有阶段连续性,且极为注重道德规范教育,覆盖了从生活点滴到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学院教育能够在德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其中的部分理念和做法对于如何发挥当代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也有参考价值。

当代社会价值判断呈现多样化,有别于宋明时期的儒家一统局面,当代学校相较于宋代书院,其利:会开放性也已大大增强,教育环境更为复杂;高度信息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高强度的不良道德信息,其负面迁移作用也向学校道德教育提出了挑战。现代学校教育更多地承担了知识传授及技能培训的功能,道德教育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道德教育更多地被归结于家庭中的言传身教和社会环境的示范教育作用。诚然,学校道德教育心当与家庭道德教育相结合,并在社会教育的人背背七下共同发挥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整体道德教育环境,但相较于后两者而言,学校道德教育效果集中、易于规划,应当充分发挥其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育环境的复杂化向道德教育的连续性、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规划,形成有延续发展性的道德敦育体系,将之贯穿到从学前教育阶段到大学教育阶段的整个教育过程,才能保证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同时,应当加强

德知识和道德规范教育,从学习、生活点滴人手,把道德观念融人日常生活方式教育中,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引导正确观念的形成。宋明理学过于繁琐的道德戒律禁钔人性,白然不可取,但将道德教育融人生活规范、处世理念的做法却取得了实效,值得在批判中借鉴、

三是“循序渐进”与“立乎其大”的教育理念。理学思想强调以知识获取的方式达成修养道德的目的,在知识传承上可说卓有成效,教育方法上强调循“序”蹈“规”,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上都建立了详尽乃至严苛的规范,其理念体系相对清晰完整,操作方法也具体可循,在实践中易于扩大和传承。心学思想则更强调教育方法的多维性和教育空间的自由性。心学教育思想肯定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并提出衡量人才的标准可以具备多样性(“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具体教育实践应避免对人的过多桎梏,保证一定的自由空间(“易简工夫”)。在此前提下,心学允分肯定个人的创造能力,强调开掘发扬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固有潜质,以引导而不是塑造的方式帮助人实现自我道德完善,可以说不拘一法,具仃极大的自由度。理学和心学的教育理念从不同方面对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都扶得了卓越成效。宋明理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出现了一批深通学理的大儒,并在经典编纂、解渎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心学则出现了王阳明这位集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理学“循序渐进”和心学“立乎其大”的教育理念相对而相依,前者立足于确立基本尺度,保障人才批量培养的基本质量,后者则关注个人发展的差异性,为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催化剂,在具休实践中应当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克己”与“求乐”的教育方式。“寓教于乐”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教育的理想状态之一。但从整体上看,程朱理学更偏重于“克己省察”的学习态度及情感体验,而陆王心学偏重于“求乐”意识。这取决于二者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的不同,程朱理学致力于培养“全知全能型”圣人,认为知识学习和道德修养都是不断进步、不断锤炼自身的过程,高远的目标和繁重的任务导致了“克己”的教育方式,而心学则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生活中处处是修养的场所和机会,只需要“发明本心”即可,这导致了“求乐”的教育方式。理学虽然谨慎务实,但失于严苛,不利于挖掘人的创造性;心学崇尚氛围宽松,但过于依赖教育对象自身的悟性和自律能力,又有难见成效之虞。这种矛盾,正类似于当代教育中推行“快乐教育”的困窘。“克己”与“求乐”二者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实践中应该结合起来,但是如何在二者的对立中寻找统一,如何在统一中又使二者分属不同的层面,这对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一种挑战。一味追求“克己”,教育会变得而日可憎而让人无法接受;一味追求“求乐”,教育也会失去其“惩恶扬善”、“去不正与归于正”的本真态度。这两种教育体验,应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和教育阶段的差异等有所侧重。比如一般而言,童蒙教育更应该提倡“求乐”教育,而进入成年教育阶段,则应偏重于“克己”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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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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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九渊,陆九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第7篇

一、教育作用与目的

关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这里面有两点:1.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才有财力施展教育,人民才有余财余力接受教育。2.国家要长治久安,生产和生活持续发展提高,离不开德治教化。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适应时展的需要,培养能够施德教,行仁政的贤才,孔子提出从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学而优则仕”与“仁人唯贤”的路线配合一致,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反应了一定的规律性,放到现代还有积极的意义。

二、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

关于教育对象,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即学生不论种族、贫富、贵贱,皆可以入学读书。这一教育对象的确定,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破除了人为的隔阂,促进了文化的下移和教育的推广,适应了私学发展和时展的需求,有十分进步的意义。

孔子的教学内容,据《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指他以文献、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知识和道德教育。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编定《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而主要以前四种传授弟子,其道德教化则贯穿于一切教育活动之中。

三、德育思想

孔子主张教育应把德育放在首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构建起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德育内容体系,在德育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一系列实施德育的有效原则和方法,而且阐发了道德评价的标准问题,影响极为深远。

就德育内容而言,孔子的核心词汇是“仁”,仁德是孔子要求培养学生具备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仁的核心是爱人,有仁德的人对别人予爱心,他的“爱人”思想是与其惠民、重民、养民的思想相联系的。仁的标准是“礼”。孔子提倡在“礼”的形成中贯彻“仁”,“礼”是“仁”的标准。

四、 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教学规律的原则与方法,对后代的教与学影响深远。

1.学、思、行结合的教学过程。“学而知之”是孔子的教学主导思想。孔子重视学习思考的作用,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说:“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学习应学重视其社会效用。

2.启发诱导。孔子在教育史上首倡启发式教学,比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的“助产术”还要早上几十年。孔子提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注意把握住讲解的最佳时机,及时施教,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其思考的积极性,主动去掌握和应用知识。

3.因材施教。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根据时、地、人的特点,承认学生的个别差异,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从而使教育效果达到最佳。

五、教师

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在自身成为优秀教师的条件下,他主张作为教师应具备的如下条件:1.学而不厌。2.温故知新。3.诲人不倦。4.教学相长。

六、孔子的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第8篇

关键词:职高语文 道德教育 教学创新 渗透

中图分类号: G718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235-01

语文是职高教学的一项基础学科,它通过对学生讲述蕴含丰富、深刻悠久的文学知识,带领学生在几千年文学知识中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职业高中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更好的走上社会工作岗位,让他们具有熟练的技能素质和道德素质,而职高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阶段,对社会缺乏一个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需要教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此,教师要抓住语文学科的特点,在教学领域上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1]。在此,笔者就职高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德育渗透问题进行以下探讨分析:

1 完善语文道德教育体系

职业高中首要的是要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工作岗位,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基本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语文教学体系,在内容上要做到知识与道德兼并,让学生实现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完善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努力达到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课堂上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辅助,形成教师与学生的互相协助的教学模式。

在所教的班级中,笔者跟学生保持频繁的课堂交流,给学生讲解文章后,总会让学生们自己去思考故事的内涵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感受;笔者还会给他们布置有关于道德的作文,例如“道德与人性”“跌倒的老人该不该帮助”等话题,让学生在作文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给学生自由的空间,在同学生的讨论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

2 创新语文道德教育课堂模式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职高教育的目的不仅是锻炼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也应该不断创新道德教育的课堂模式,提出新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统一[2]。

在道德教学方法的改革上要结合当前实际和工作岗位的要求,教师们要立足于基本的人才素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上要结合当前社会现状,我国传统的道德文化,流传下来的有关于道德的文章和诗词,在给学生讲解时,让学生感受到道德教育的魅力。

例如,职高的语文教学古文中孔子关于道德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等,给学生们营造一种我国道德文化历史悠久,影响重大的特点;给学生们与道德建设有关的句子,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句子中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每天早上组织学生朗诵“弟子规”“论语”等内容,让学生们深刻地从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感受到道德的底蕴。

3 在校园活动加深道德教育

在职业高中,学校所具有的文化更能为语文道德教育的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在职高的学习中,对学生的要求不仅仅是考察他们的成绩,还要看他们在课余时间的活动和个人特点。在职高学习中,发挥学校培养每个学生的目的,在校内多开展有关于道德教育的活动。将语文课和校园活动紧密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培养自身道德素养的能力。

例如,在语文课讲到我国传统的“24孝图”时,有一部分学生会对其中“卧冰求鲤”等故事表示不理解,认为是愚孝,而有一部分会表示支持古人的孝顺父母的做法,因此语文教师们抓住这一点,可以联系其他班级开展辩论赛,发表自己的观点,促使学生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感受到语文课的趣味并受到道德情操的熏陶。或者在学习语文知识后,肯定有一部分学生会对故事所感动,却缺乏相应的社会场所供他们帮助他人。语文老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去敬老院看望老人,以给老人表演节目、陪老人聊天、给老人表演节目等形式,让学生从实际中感受到道德的美。

并且语文教育中要结合职业高等教学的培养目标,多为学生讲解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道德水平,在学生在社会实习中感受到道德的重要性,为学生的以后的社会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4 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为语文教学的辅助目标

高职学生普遍处于青春期阶段吗,他们对社会看待的角度还不完善,他们心智尚未成熟,很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他们往往不理解父母对自己的爱,也在心理承受能力方面较弱。作为职高重要的科目之一,语文要以传授教学知识和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前提下,从侧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在语文课上要安排合理的教学进度,保持教学与心理教育的共同发展。

5 与其他科目相辅相助

当今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多元化、全方位发展的学生,因此在教学中要做到科目之间的相互衔接。语文课的道德教育离不开对当今社会现状的分析和思想道德建设,在对传统文化中对学生的传授离不开对我国悠久历史的讲述,因此语文科目可以与政治和历史等科目相结合,给学生直观、全方位对道德教育的理解和学习的兴趣,从而让学生充分的感受到我国博大悠久的历史和道德教育。

6 结语

总之,语文教学离不开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也需要通过语文教育的途径得以实现。在我国的职高教育中,对语文教学实现创新,需要教师们发挥自身才能,针对职高学生的学习心理与自身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并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提升,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发展与提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