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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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范文第1篇
尊敬的卫计局领导：
在县卫计局的指导下，XXX卫生院根据X卫基妇字[2018]14号文件的要求在我辖区集中开展健康扶贫“问题整改落实季”暨“大整改、大走访、大排查、大迎检”行动。首先 加强领导，成立了以院长任组长，相关科室主任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设置相应办公室，配备数名专职工作人员和所需办公设备，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同时 在宋运鲁局长的关心和指导下，近期对扶贫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摸排和现场整改。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础信息精准识别
我院对辖区贫困人员信息进行认真核对，辖区195户295人贫困人员均已脱贫，其中死亡2人，外出9人，患病贫困人员82人，其中大病2人均为肾功能衰竭，慢性病58人均已纳入管理，并将2018年健康扶贫名单提供给门诊医生、收款室及新农合公室，使贫困人口看病就医时能够及时精确识别，出院时医疗费用实行“一站式结算”。
二、便民惠民措施落实
根据文件要求我院已设置贫困人口就医绿色通道、便民惠民台账、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窗口；对患病贫困人口看病就医实行“首诊负责制”；落实患病贫困人口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两免两减半”等政策，截止2018年6月25日2018年贫困人口住院10人次总费用2.29万元医保报销1.65万元，在相关政策出台后我院将为这部分人员办理商业补充保，我院也将对政策内费用进行减免。
三、健康扶贫政策宣传
我院组织贫困人员义诊9次，健康扶贫讲座1次，通过义诊及讲座对扶贫政策进行宣传，提高了辖区人口对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为辖区贫困人口就医提供了咨询渠道。
四、患病治疗贫困人口调查落实
我院组织人员对患病治疗贫困人员逐人走访，调查落实基础信息、患病信息、帮扶信息、“八个一”工程落实、家庭医生签约、“两免两减半”、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落实准每一名患病贫困人口身份信息清晰、疾病信息准确，调查无误后对国家网进行再次更新。
五、村卫生室建设
至2018年6月，我院已对辖区5处卫生室进行了提升达到卫生室使用面积80平方米以上，做到诊断室、治疗室、药房、观察室‘四室分开’，配齐常用诊疗设备，并切通过了基妇科的验收。现正在对辖区余下11处卫生室进行提升，确保年底前实现村卫生室全部提升。
六、扶贫工作作风治理
根据县局健康扶贫工作作风整改工作的精神，我院提高对扶贫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要求健康扶贫工作做到“逐村入户，入户见人”的要求，提高健康扶贫信息的准确率和患病贫困人员对扶贫政策底的知晓率。
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扶贫对象；贫困线；多维贫困观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43-05
一、贫困对象选取的单一标准：收入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采用收入标准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贫困标准也在不断提升，贫困标准线由2000年的人均纯收入865元提高到2010年的1 274元（见表1）；2011年11月29日，扶贫标准线又提高到2 300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贫困问题有所改善，表现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 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 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也由2000年的10.2%降到2010年的2.8%（见表1）。
二、收入标准划分贫困对象存在的问题
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给人的感觉是较为公平而且易于操作的，但在实际中却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该标准与选定扶贫补贴对象密切相关时更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1.容易引发农村居民的不满心理。在由收入作为选定贫困人口的唯一标准时，未被确定为贫困人口的群众有着不少怨言。课题组曾于2011年12月深入到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省英山县4个村庄308家农户进行实地调查，13.64%的受访者明确提出贫困人口的确定和扶贫补贴的发放要体现公平。
2.基层选定扶贫对象的工作难度较大。阿马蒂亚·森[1]曾指出，按人们的收入水平低下情况来选定扶助对象的做法有可能导致信息扭曲的后果，如一个农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较高，但由于家中有成员身体残疾、年龄较长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可能使得该家庭相对于一个收入较低，但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年龄较轻的农民家庭而言，更有可能出现营养不良、有病不治、有学不上这样的糟糕后果。因此，单一的收入划分贫困的标准引起质疑，并在实际的工作中有一定程度的操作难度。湖北省郧西县工作人员就遇到了这一问题[2]，“2 300元的扶贫标准是有了，建档立卡到底把哪些人框进去，叫我们不好办。几天来，不少老百姓找我们村干部扯皮，硬要定为贫困户，这项工作要真正办好真的不容易。”
3.伤害了扶贫对象的自尊。由于中国扶贫对象的确定与扶贫补贴密切相关，因此，扶贫对象的选取引起了农村居民的高度关注。为了更有针对性的选取扶贫对象，确保扶贫对象选举过程能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有些地方[3]按照“一评、三核、四公示”的基本操作程序，对扶贫对象的选定进行严格把关。即村民民主评议小组评议表决结果，经过村委核查、乡镇审核、区级审批之后分别对村民小组群众评议推荐结果、村民民主评议小组评议表决结果、乡镇审核结果以及区级审批结果分别进行为期3—5天以上的公示，公示期满后，再将无异议的审核名单进入下一轮程序，有异议的再次进行调查核实并公示。通过一系列操作程序来确定贫困对象。在收入作为唯一评判贫困的标准时，这种做法确保最大程度地做到了公开、透明、公正。但是，这样却可能给被扶持者打上身份烙印，有可能使其自尊受损[1]。而自尊“也许是最重要的基本善”，作为公平的正义总是给予自尊比给予别的原则更多的支持[4]。
三、多维度贫困测量
为了解决单一的衡量标准选定扶贫对象的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把注意力从个人收入低下转移到可行能力短缺的贫困标准，即多维度选定扶助对象的标准，主要包括：
1.教育。人们通常不大愿意单纯从策略出发，而故意不去上学。理性和选择的优先顺序通常使人们不愿意故意扩大这些基本的剥夺状况。因此一般来说，有学不上的原因往往是贫困造成的。
2.身体。身体有疾病的人比身体健康的人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治病，而且，即使得到医药治疗，同等的收入水平给病人带来的生活质量也可能低于健康的人享受到的生活质量。
3.环境条件的差异。例如，气候条件（温度范围、降雨量、洪水等等），可以影响一个人从一定水平的收入中所能得到的享受；如取暖衣着的要求，给寒冷地带的穷人带来生活在温暖地带的同样贫穷的人不会遇到问题；传染病在一个地区的流行也会改变该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也具有同样作用。
四、多维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扶贫问题分析
采用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观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还有待改进之处。
（一）教育贫困问题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这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失学情况，二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而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5]。
1.农村义务教育
7—15岁是按正常年龄入学的儿童应该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年龄段，这一阶段的学习为提高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增加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
为了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水平，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此开始施行9年义务教育。此举措大幅度地提高了学龄段儿童的入学率，降低了失学儿童的比率。扶贫重点县7—12岁和13—15岁儿童失学率分别由2002年5.1%和17.0%降到了2010年的1.7%和3.3%（见表2），但该比例和全国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2010年，全国小学学龄入学率已达99.7%，比扶贫重点县同龄儿童高1个百分点（见表3）。
扶贫重点县失学儿童中，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由2002年的48.6%降到了2010年的15.6%，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义务教育措施的有效性；因儿童本身不愿意上学而导致失学比例有明显上升，由2001年的26.1%上升到2010年34.7%；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原因致儿童失学的比例有所提高，由2002年的3.2%提高到2010年的6.2%。总体而言，2010年，由于家庭原因致儿童失学的比例仍然高达21.8%（见表4）。
2.劳动力文化程度
近年来，扶贫重点县劳动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文盲、半文盲的比例由2002年的15.3%减少到2010年10.3%；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由2002年的37.8%减少到2010年的32.1%；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则由2002年的38.8%增加到2010年的45.8%；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由2002年的6.4%增加到2010年的8.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则由2002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3.3%（见表5）。
虽然扶贫重点县劳动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全国而言，扶贫重点县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仍较低。2010年，全国农民工中，文盲、半文盲占1.3%，远小于扶贫重点县劳动力10.3%的水平；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2.3%，小于扶贫重点县32.1%的比例；初中文化程度占61.2%，高中文化程度占1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2%（见表6），均远高于扶贫重点县相同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例。
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导致其外出务工收入较低。2010年，扶贫重点县外出劳动力月人均收入1 270.7元，比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1 690元要低419.3元。
（二）环境贫困
贫困地区多位于自然环境恶劣地区，扶贫重点县的“四通”情况就可以反映这一问题。2002年至2010年，虽然扶贫重点县“四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进，自然村通公路的比例由2002年的72.2%增加到了2010年的88.1%，通电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93.0%增加到了2010年的98.0%，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52.6%增加到了2010年的92.9%，能接受电视节目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83.9%增加到了2010年的95.6%，但是直到2010年，仍有11.9%的自然村未通公路，2.0%的自然村未通电，7.1%的自然村未通电话，4.4%的自然村未能接受电视节目（见表7）。这造成了贫困村庄农村居民和外界沟通较为困难，也影响到了其认知水平的提高。
发展资金，即便是小额的发展资金也可以促进贫困农民收入增加，从而使得其易于摆脱贫困。然而，中国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获得发展的资金非常困难，虽然近年来贫困户户均贷款金额有所增加，从2007年的5 224.0元增加到2010年的7 985.5元，然而得到贷款农户比例却呈现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3.3%下降到2010年的2.0%，无论户均贷款金额还是贷款户比重均低于总体农户。2010年，贫困户户均贷款金额要比全国农户贷款金额低4 648.1元，获得贷款户的比重比全部农户少1个百分点（见表8）。
（三）消费贫困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虽然逐年提高，但相对于全国农民而言，其消费水平仍较低，2010年仅为全国农民消费水平的60.7%，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见图1）。
（四）健康贫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2002—2010年，扶贫重点县健康农户的比例从91.7%提高到了93.1%，但仍有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口以及患有大病、长期慢性病和体弱多病人口（见图2）。而身体的不健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农民陷入贫困的生活状况中。
收入水平低反过来进一步了影响农民对病痛进行及时的医治，2010年，扶贫重点县有54.5%的农户表示由于经济困难而未能及时就医（见图3），这种情况又加速了患病农民的贫困状况，使其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造成身体出现病患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饮用水不安全和不良的卫生设备是造成身体不健康的重要原因。2010年，扶贫重点县仍有28.7%的农户从浅井、江湖河泊、塘取水（见图4），有5.1%的农户从水源有污染的地方获取饮用水，有8.9%的农户较难获得饮用水。2010年，扶贫重点农户中，仅有6.3%的农户有水冲式厕所，而82.1%的农户使用旱厕，还有11.6%的农户家中没有厕所（见图5）。
五、建议
为了能够更好地划分贫困农民，真正解决贫困农民的实际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分析贫困问题并加以解决。
1.建立多维贫困观。改进贫困的衡量方法，从单一的测定方法转为多维测量方法，从贫困农民的教育保障、享受的医疗保障、饮用水安全、确保发展资金来源等多层次多方面来综合衡量贫困，确保贫困对象能够准确的覆盖。
2.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机会。对农村贫困人口最大的资产——劳动力人力资本进行开发，可以提高农民可行能力，使其直接受惠。所以，扶贫应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的扶持上来，确保贫困农民享受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3.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能够对疾病及时治疗的机会和扶助，并从根本上改变致其生病的根源，如提供安全饮用水、使用较卫生的设施，从而减少其换病概率和生病人数，提高其自身摆脱贫困的能力。
4.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金融扶持。为了使得农村贫困人口能够得到发展资金，从而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应在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扶贫激励机制，提高其扶持贫困人口发展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5-90，127-128.
[2] 郧西县扶贫办.深化精细化管理，提升扶贫开发绩效[C].2012湖北发展论坛，2012-9：158-162.
[3] 十堰市茅箭区扶贫办.关于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的实践与思考[C].2012湖北发展论坛，2012-9：143-147.
[4]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42.
[5] 辛岭，王艳华.我国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08，（4）：63-68.
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范文第3篇
问题和原因
2000年至2004年，海东地区扶贫贷款余额呈缓慢上升态势，5年累计发放扶贫贷款9.75亿元，年均发放1.95亿元，年均收回0.84亿元，年均发放大于收回1.11亿元。而扶贫贷款的质量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信用风险也越来越高，严重制约了扶贫信贷政策的有效实施。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地方政府扶贫政策与银行扶贫贷款政策不协调是个突出的问题。
一、政府扶贫部门要求农行将扶贫贷款投放到贫困户、贫困村、贫困乡，坚持整村推进、重点扶持项目村的政策，但是银行扶贫信贷政策却要求农行坚持“放得出、管得住、收得回、有效益”的原则。由于贫困户、贫困村的整体偿还能力较差，贫困户贷款的抵押、担保又很难落实，银行不得不谨慎放款，造成政府扶贫与银行扶贫信贷在支持重点和方向上不一致。结果，扶贫办推荐的项目，农行不一定支持；农行支持的项目，又不一定是扶贫办所推荐的项目，导致扶贫资金整体协调性不强，效益不明显。
二、扶贫项目的可行性、科学性、持续性、配套性、有效性较差。各相关部门缺乏系统的长期的扶贫规划，被动地听命于上级安排，未能结合各县乡村和贫困户的具体实际，重扶贫项目建设，轻扶贫效果的评价，影响了扶贫工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扶贫开发往往是政府部门的指定项目，甚至强迫农民去干，出了问题无人承担责任，损失由老百姓承担，矛盾留给银行，结果是扶贫的热情很高，但效果很差。
三、政府扶贫部门、银行信贷部门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参与扶贫工作的财政、计划、水利、农行等相关部门全局观念较为淡薄，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局面比较严重。扶贫信息相互封闭，扶贫工作互不支持，各投各的资金，各搞各的项目，形成了扶贫政策、扶贫贷款与扶贫实际工作之间的不协调。忽视了贫困农民的扶贫主体地位，扶贫贷款难见实效。一些扶贫贷款投放后只起到了临时“救济”、“输血”的作用，未达到扶持生产、改善收入、形成“造血”功能的根本目标，贫困户还款能力仍然较低，扶贫贷款清收仍然较难。
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消除模糊认识，把各级政府、扶贫主管部门、扶贫信贷部门的思想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政策上来，齐心协力扶贫。
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范文第4篇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面临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矛盾。因此移民的重新安置通常会面临着社会适应的问题。移民子女是移民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学龄阶段的移民子女，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多个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家庭、学校、社区、大众传媒等等。移民子女适应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与父母的感情，更会影响他们是否能顺利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2.理论意义
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学术界重点关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城乡移民子女等群体，对易地扶贫移民子女关注不多。本文以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流动人口研究的视野。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目前关于易地扶贫户子女安置地适应问题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从社会学角度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安置地适应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见。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移民人口既有研究的内容。
3.实际意义
贵州省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省份，其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规模巨大，移民人口众多，移民子女所面临的学校适应问题也更为突出，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以贵州省为个案，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的安置地适应问题对提高移民子女的教育效果，提升移民家庭整体生活质量，促进移民群体真正融入安置地社区，促进移民社区的发展和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笔者选取易地搬迁群体中的小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安置地的适应情况，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对策，增强移民子女的各方面适应能力，为其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安置地生活，为其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提供经验借鉴，也有利于推动贵州省移民工程的顺利进程。
（二）综述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笔者在文章中所使用的“移民子女”即全部属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在对易地扶贫搬迁界定后，在本文中针对移民子女的界定也比较复杂，因为在这些移民搬迁群众当中，有农民工子女、农民子女、随迁子女以及返乡农民工子女多重角色等情况出现。
1、国内外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方面的研究
我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已久，其演变经历了从试点探索阶段（2001-2010），到全面推进阶段（2011-2014），最后到现在的脱贫攻坚阶段（2015-至今）。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其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宏观政策的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进行研究，关注政策在基层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如张世勇（2017）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在基层实践中，由于层层下压的执行压力使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从而产生执行风险。王赛赛（2017）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在弱化生活和产生风险时，增加了政治、生态和土地的风险。有的学者关注政策效果的评估，如宁静（2019），曾小溪，汪三贵（2017）等人通过实地的经验研究认为易地扶贫搬迁降低贫困的脆弱性，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有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地方经验的研究，如叶青、苏海（2016）贵州经验的表达，王晓毅（2017）的宁夏考察，邢成举（2016）的陕南实践都注重了地方性的研究经验。也有些学者关注了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脆弱和恢复，以及移民的可持续生存等问题。如汪磊、汪霞（2016）关注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金梅、申云（2017）通过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的情况，发现搬迁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另外一些学者关注了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的问题，如彭玮（2017）、蓝都云（2016）、张建（2018）等人从不同的视角关注了易地扶贫搬迁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关注到了微观个体，李宇军、张继焦（2017）关注移民能动性的发挥，形成以“以群众为中心”的政府做风，通过与民工商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其中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如邹英、向德平（2017）从文化、经济、身份角色等方面分析移民陷入的市民化困境并提出了分类施策、政策配套和公共服务的适应路径。袁燕（2011）着重从心理方面研究移民的适应问题，而移民的感知融合更能体现出移民的心理认同和归宿感（史梦薇，2019）。邓华丽（2017）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开展介入，以解决移民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更好的融入当地生活。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提出的扶贫措施之一，国外没有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直接概念和解释，而相似的概念则是“生态难民”以及“环境难民”等。1976年，Lester Brown提出了“环境难民”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遭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或者人为因素的影响，即环境的破坏，比如发生核泄漏事故、火山喷发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造成的影响，并且使人们无法居住在原有的家园，被迫永久搬离家园的人们，称之为“环境难民”。另外，Diane认为，生态难民的概念是指，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的自然退化以及政府人为的因素，导致的原生居民被迫搬迁，这部分称为生态难民。由于“难民”一词具有贬义的词性，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将“生态难民”更改为“生态移民”。国际移民组织（IMO）则定义了“生态移民”，指生态环境的突然变化或者是缓慢的变化，导致原著居民无法在当地继续生活或者生存条件不利的影响，从而被迫或者主动的迁离家园，这部分人群称之为“生态移民”。
2、有关移民子女适应问题的研究
纵览国内外学界对适应的界定，国外学界是将社会适应的诸多表现放在文化适应的框架下来谈，其落脚点在于习得、适应、融入或者扩充迁入地的文化样态。而国内研究对于社会适应问题的划分标准众多，将社会文化适应看做是社会适应的一种表现。主要分为心理适应、行为适应、学习适应、文化适应与社会环境适应。国内在有关移民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从移民子女自身和外部影响两个方向出发，自身适应问题主要还是偏重自尊感、歧视感等知觉方面引起的心理不适，行为偏差而展开讨论，通过与同龄的城市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状态进行对比，分析产生心理问题和行为不良的主要表现和原因，而在原因分析上主要还是归因于自信新,自身对城市环境和文化的包容度，和朋辈群体间交往的密切程度。在外部影响上主要从社会制度层面对随迁子女的就学情况展开讨论，通过实证方法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水平，并思考移民子女就学困难的解决办法，为提升他们的教学质量，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展开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移民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主要在文化适应脉络下去讨论个体的心理，行为、社会交往的一-系列反应。在社会制度层面重点分析研究社会制度如何有效地接纳移民子女，让他们在社会中实现过渡与融合，减小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为国内移民子女的城市社会适应提供了不错的参考和借鉴。但是由于易地扶贫搬迁户及其子女在中国社会中经济、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诸多的特殊性，让两者在概念上无法等同。国外对于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还是比较欠缺。
总得来说国内在对于移民子女社会适应的问题上，解释分析视角众多，可以为社会工作介入此类问题，提供借鉴的思路和理论的指导，但是结合具体社会工作介入现实，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研究和反思相对较少，大多的社会工作处遇模式都以较为普遍的单方面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某一特殊问题的方式展开。然而，移民子女处于快速的社会环境变迁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只有回到具体的社会环境、服务环境以及服务对象所处的场域，我们才能理清服务对象真实的想法，不适应问题产生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非只是从单方面的从心理适应角度或者行为偏差角度或者教育公平角度等等进行分析与介入。
由于笔者选取的是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中的学龄阶段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研究，本文将从家庭适应、人际适应、学业适应和自我适应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当易地扶贫搬迁户以及其子女整体迁到新环境后，移民子女对家庭环境改变的适应是其在安置地完成社会适应的一一个重要内容。家庭是儿童出生后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社会环境，也是社会化的最重要场所，它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体早期社会化甚至是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家庭适应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移民子女的适应情况,移民子女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作为易地扶贫搬迁中的一分子，其家庭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
人际适应是移民子女适应新生活的重要方面。学龄期移民子女的人际关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师生之间的关系、同伴之间的交往关系、同龄群体的交往关系。对移民社区移民子女而言，其师生关系、同伴之间的交往关系对其影响较大。人际离不开两者之间的沟通互动，移民子女的人际适应离不开与其有联系的人的互动过程，就如社会学家齐美尔所指出的“社会是通过互动产生的”，他非常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对社会形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些人通过互动和相互影响而发生联系，社会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
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精准扶贫 突出问题 建议
一、H县精准扶贫现状
（一）H县基本情况
H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地处川、渝、黔结合部，幅员面积2414平方公里，辖27个乡镇，284个行政村、37个社区，总人口91万。2014年H县识别贫困人口33277户92300人，贫困发生率12.38%，属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形势比较严峻。2015年H县建档立卡贫困户22677户、69487人，贫困村64个，当年脱贫4822户16481人；2016年度计划脱贫13个村，5010户16000人。
（二）H县精准扶贫主要做法
1. 整合力量，创新体制机制。打好脱贫攻坚战，不能单兵作战，各行各业抱团组合参与脱贫攻坚战才能取得最终胜利。H县切实健全精准扶贫“机制”，即责任落实机制、督查考核机制、群众主体作用发挥机制、党建帮扶机制、干部帮扶机制、社会帮扶机制、资金整合机制、金融扶持机制，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2. 产业扶贫，助推精准脱贫。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是造血式、可持续的扶贫，发展产业也是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H县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大力实施“工业强县、商旅活县”核心发展战略，通过“扶持龙头、形成规模、打造品牌、搞好服务”，发展壮大特色种养殖优势产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专合组织等，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基地+贫困户”的扶贫模式。
3. 补齐短板，完善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是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攻坚中的短板，也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H县按照“先生存生活、后生产致富”的思路，大力实施“项目建设攻坚年”活动，切实解决贫困群众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等问题。近年来，H县签订近20亿元的基础设施PPP项目，仅2016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公里，目前已改建65公里；投入1195万元解决16个贫困村安全饮水问题，在129个行政村中实施第二轮农网升级改造。
4. 精准帮扶，充实扶贫力量。干部驻村帮扶，是解决贫困地区现实困难的迫切需要，是确保扶贫效果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载体。H县严格按照省市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在“五个一”帮扶机制基础上，为每个贫困户落实1名具体帮扶干部，明确“贫困户不脱贫、帮扶干部不脱手”，实行“5+1”全覆盖，共计落实71个帮扶县级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与贫困户捆绑考核，选派64名优秀干部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并出台《驻村第一书记管理暂行办法》加强管理、细化考核。
二、精准扶贫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资金不足，基础设施欠账多。当前我国扶贫开发主要是政府主导，精准扶贫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党委政府的行政措施，但基于贫困面积大、贫困范围广的现实情况，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投入难以为继，有限的资金难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等巨大缺口。如2016年初H县仍有近90%的道路为四级或等外公路，未来3年规划新改建农村公路238公里，总投资近1.43亿元，但目前可争取的上级补助仅有5100余万元，县乡仍需自筹9000余万元；同时还有51个贫困村1.35万人生产生活用水得不到保障。
（二）思考不够，扶贫措施较单一。精准扶贫要求精确帮扶、因户施策，四川省对扶贫工作也提出“六个精准”要求，精准扶贫“一户一策”工作思路在帮助贫困户尽快脱贫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地区近年多采取鼓励引导贫困群众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养羊等养殖业，其中有帮扶单位无偿提供或补贴部分鸡苗鸭苗等，待长大后以不低于市场价直接从贫困群众手中回购。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养殖时间短、成本低、见效快，但区域内大批量的养殖后，市场供需、产品销路、价格波动等因素容易导致贫困户收入降低，使脱贫出现困难。
（三）发展不足，村集体经济滞后。村级集体经济在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提供农村公共品、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摆脱贫困》中更是明确指出，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目前村级集体经济存在着发展水平低、发展路子不广、集体资产少、可分配利润低等问题，村集体经济越是薄弱的村，贫困人口相对也更多。如笔者走访的H县10个贫困村中，村集体资产主要是鱼塘、办公用房，村集体经济可分配利润均低于3万元，最低的不足1万元。
（四）重视不够，医疗保障亟待健全。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有1256万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42.4%。可见，解决好因病致贫问题对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尤为重要。但目前一方面重大疾病防治和宣传不够，部分贫困群众对自身重大疾病认识不到位，缺乏提早治疗意识，有病不治，小病不治成大病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另一方面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部分群众反映大病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费用偏高、无需住院治疗但需长期用药的慢性病医药费用无法报销等问题。
三、关于推进精准扶贫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引导社会资源投身扶贫工作力度。有投入才有产出，强化投入是开展精准扶贫的基础。要注重改变“政府热、社会弱”的扶贫局面，着力构建以专项扶贫资金为载体，统筹行业资金，集聚社会投入，带动市场投入，发动群众投入有机结合的推动机制，增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合力。一方面用好用足已出台的优惠政策和扶贫措施，综合考量、合理调剂帮扶资金，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使有限的扶贫资金产生更大的叠加效应，提升脱贫开发的可持续性，努力做到扶持一点、带动一片，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另一方面建立社会扶贫资源投送机制，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使扶贫开发更有效的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义利兼顾的基础上，强化政策激励，通过投资兴业、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助学等多种方式，吸引各种资源要素向贫困地区转移，特别是引导企业家和成功人士回报家乡。
（二）加大扶贫措施可持续发展力度。所谓“精准扶贫”，就是要因地制宜地选择脱贫路径，“输血”更“造血”。一方面要帮助贫困群众短时间内从资金上“脱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短、平、快”项目，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稳定脱贫。另一方面更要从思想上、技能上、可持续发展上帮助贫困群众真正“脱贫”，要“输血”扶贫与“造血”扶贫相结合，扶贫与扶志、扶技相统一，以及近期扶贫与中长远扶贫的有机兼顾，充分考量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因地制宜探索推广多种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模式，让贫困群众得到更多更大的实惠。
（三）加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力度。一方面加强对农村现有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和开发利用，可探索成立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盘活现有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做好做优现有存量。另一方面依托地方特色，把产业布局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细化扶持政策，完善配套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培育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做好做强未来增量。同时注重在基层组织挖掘、培养本村的优秀人才和致富带头人，加强村级班子队伍建设，发挥好本村优秀人才对村集体发展的作用。
（四）加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力度。四川省农村贫困人口中，患大病和慢性病的达172.28万，占总贫困人口的34.6%，因病致贫问题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健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出台增加大病、慢病的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实施办法，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加强基层医疗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重大疾病宣传，打消群众生病靠拖、不去医治的心理；同时组织乡镇及卫生部门重点对贫困户和已脱贫户开展健康筛查，加大全民免费健康体检落实力度，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参考文献：
[1]谭诗斌.现代贫困学导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2].《摆脱贫困》之《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
济实力》篇.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3] 用“健康扶贫”化解因病致贫，《四川日报》，2016年1月
28日，07版特别报道.
[4]智库启动医疗保障精准扶贫试点 剑指因病致贫难题， 中
国新闻网，2016.5.22.
[5]柯尊平，干部驻村帮扶对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意义重大，权
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范文第6篇
摘要：金融扶贫是全世界各国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措施。金融扶贫的对象应该是一些具有发展意愿、有生产能力的贫困农户，这与财政扶贫是不同的。我国农村金融扶贫已经实行了多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状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导致金融扶贫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出来。要信贷运用体系以小额信贷为主；风险防范机制构建以金融创新和社会保障为主；我国农村金融扶贫资金配套政策的合理实施。
关键词：农村；金融扶贫；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2-0035-02
近些年，我国农村金融扶贫开发力度不断加大，解决了很多贫困地区经济问题，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如此，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资金发放过程中的“目标转换”问题、扶贫难度等问题。为了能够提高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应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及其原因，提出有效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现状、问题及原因
（一）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现状
我国金融扶贫体系主要可分为项目贷款和到户贷款这种方式，其构建者主要是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以及农业银行。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给各地扶贫办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发放扶贫资金，其主要是通过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来进行的。扶贫资金的来源主要就是金融机构自筹得来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扶贫资金是由本地方政府给予的相应利息补贴，并且在金融机构的管理下进行扶贫信贷。扶贫资金主要通过三个环节流入贫困农户，分别是发放、使用和回收。要想确保整个扶贫体系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确保这三个环节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国扶贫贷款的操作者在2006年以前都是由农业银行来进行的。自从2006年之后，我国地方政府的选择权更广，但是基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较低，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因此，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仅仅是大部分贫困地区的选择。
（二）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些年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亟需解决。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问题。
1.资金发放过程中的“目标转换”问题。实践证明，金融扶贫资金并没有流向贫困农户中，而是流向了非贫困农户以及一些开发项目中。虽然企业开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最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企业的目的就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它们不可能瞄准贫困群体。
2.脱贫基础不稳，返贫率高。从实际中可以看出，我国信贷扶贫资金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我国农村增收效果并不是显著，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更多还是依靠政府的推动。
3.扶贫难度越来越大。经过多年的扶贫实施，我国扶贫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扶贫难度越来越突出。
（三）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一，扶贫对象错位，扶贫配套资金没有按照规定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导致贫困农户越来越贫困，非贫困农民经济水平越来越高。
第二，弄虚作假。有些贫困地区为了回避或者减少配套资金，这些地区采取夸大扶贫项目规模、减少实际投资规模、一个项目应付多个投资机构等虚假方式出现。
第三，转嫁负担。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扶贫项目建设摊派现象仍然突出，要求农户多出义务工或直接要求农户提供配套资金，将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负担转嫁给农户，进而使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第四，贫困地区政府和农户的债务进一步加剧。针对一些贫困地区而言，为了完成扶贫任务或者获取扶贫资金，当地政府采取举债筹措等方式来获取资金。另外，农户也存在举债脱贫的现象。
第五，扶贫项目效益较低。由于配套资金没能及时筹集，导致不能按时完成扶贫项目，进而使扶贫项目效益的发挥受到影响。
虽然扶贫资金配套政策的存在导致一些问题产生，但是我国还在坚持扶贫资金配套政策的实施，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扶贫资金是有限的，但是我国需要扶贫的地区和农户比较多；另外，如果没有一定的配套资金，那么贫困农户就不会关心扶贫项目的实施，导致扶贫项目的预期效益无法实现。
二、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构建
（一）信贷运用体系以小额信贷为主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已经实施以小额信贷创新信贷运用体系，之所以没有明显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对绝大多数小额信贷项目制定了限制，没有良好的机制给予支持。为了能够更好的援助农村，我国非政府组织需要一个挂靠单位，这些单位也主要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因此，非政府组织投入的资金援助其支配权和所有权还是归地方政府所有，自然而然，对其经营和管理，政府肯定会安排专人进行。有专人管理就会出现干预和指令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此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目前，社科院扶贫社这个机构在实施过程中很少会受到地方政府影响，其中北京的小额信贷总部主要控制河南和河北中的四个县域。商业性小额信贷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有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格莱明模式仍然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金融扶贫遇到的困境。针对我国金融扶贫资金而言，将一部分项目贷款独立出来，将其扶贫名头摘掉，同样通过公平招标的方式，寻找最合适的金融机构，这个金融机构没有任何限制，可以是大型银行，也可以是小额贷款公司等，对其经营主要采用纯商业化的模式，而财政给予的贴息可以直接补给金融机构。针对剩余户贷款的管理，统一由全国性或省一级的非政府组织来进行，借助格莱明模式，将各地方的特色融合起来，确定好对象。
（二）风险防范机制构建以金融创新和社会保障为主
1.建立农业保险制度。从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保险的收入较少，仅仅为农业产值的千分之三左右，发展模式很不成熟，保险种类较少，农业生产保障能力较小，基本上没有农业风险分摊能力。因此，应结合农业生产自身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引导和鼓励有能力的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在农业保险中，政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自己进行，也可以通过构建保险公司来进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这种策略来鼓励商业保险通过产品创新提供农业保险产品，这种模式与市场经济法则相符，因此，我国也应加强这种模式的实施，进而使农业保险市场更加繁荣。二是使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水平得以提高。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首先要积极宣传专业保险，让农民对农业保险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对于农业保险一部分的保费政府可以给予交付，进而提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2.风险对冲机制的建立。一是进一步促进现有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通过集合竞价形成价格，其对市场的供求状况和价格走势比较客观的反映出来，对小额信贷机构对未来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合理预期非常有利，并且能够将信贷风险采用合
理的方法得以规避。二是天气衍生品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全球金融创新最活跃的一个领域就是衍生品市场，其中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个重要的发明就是天气衍生品。针对农业信贷风险发展天气衍生品，为了进一步规避风险可以由贷款机构参与交易；为了由整个资本市场共同分担风险，可以由农业保险等机构参与交易。
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一是社会保险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进而促进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实现，温饱问题是保证信贷扶贫资金安全的重要保障条件。二是针对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民而言，其根本不符合农村金融扶贫体系面对对象的条件，那么不能进行金融扶贫，此时对他们主要进行财政扶贫，主要通过财政援助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三是解决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医疗问题，教育和医疗是每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保证农村金融扶贫资金配套政策的合理实施
1.采用国家全额投入的方式来实施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国家在投入资金时不仅要确保额度要足，而且还必须将支付贫困农户的劳务费考虑进去，不给贫困农户增加任何负担。在选择项目时，要充分考虑贫困农户的意见，将贫困农户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对于地方的多样性和适应性要给予尊重。
2.财政资金要对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项目进行引导性投入。对贫困地区的经济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开发，从客观上讲，使其要求参与的贫困农户必须具有一定能力和意识；从公平上来讲，国家不能进行全额投入，否则最贫困的农民是不能参与的；从效率优先来讲，必须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3.政府要对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项目制定引导性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开发都属于垄断经营，为此国家不能全额性投入来保证垄断者的利益，还要制定相应的引导性和限制性政策，确保贫困农户对自然资源的长期拥有权，确保从自然资源开发项目中贫困农户能够持续获得收益，以防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外部化现象发生。
三、结语
金融扶贫的主要方式就是以非政府小信贷为主要内容，使农村金融市场能够适时适度开放，引导各种金融能够健康、有序的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发展，促使农村基本金融服务进一步完善。目前，其他机构的资金和国际援助项目主要为非政府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因此，对于吸收存款的问题不应该过早的考虑，由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仍需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在从事扶贫信贷业务时，以稳健经营作为非政府小额信贷的基本出发点。作为政策导向，中央政府加快改革步伐还可以在利率市场化和明确法律地位等方面来进行，其中可以利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思想。针对目标贫困群体要想在一定程度上将资金的露出问题解决，确保资产质量，可以采取政府参与、宣传教育等方法，以个人身份加入农业保险给予鼓励。针对金融扶贫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发展而言，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非常关键。
总而言之，构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达到最终目的（降低贫困发生率），需要借助多方的力量，构建有效的农村金融扶贫体系。
参考文献：
[1] 陈 文.基于系统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10.
[2] 曹冀彬.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问题研究[d].山东经济学院，2011.
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范文第7篇
一、帮扶方式
1、“一对一“”包扶：一名科级领导干部包扶一名困难职工。
2、项目帮扶：对有一定劳动技能申请创办第二产业的困难职工，发放一定数额的扶贫帮困周转金。
3、一次性救助：对因天灾人祸、子女上大学等特殊原因致困的特困职工给予扶贫帮困基金一次性救助。
二、主要帮扶措施
1、制定了我局扶贫帮困工作制度，建立了帮扶长效机制。
2、设立了**林业局扶贫帮困基金，成立了扶贫帮困基金领导小组，出台了帮扶基金审批、使用、管理办法。
3、深入调研，摸清底数。对全局分流职工基本情况、职工子女待业情况、困难职工子女入学情况、特困职工致困原因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摸底调查，建立了困难职工、职工待业子女、职工子女就学情况电子档案，做到了困难职工人数清、致困原因清、困难程度清；技能特长清、就业需求清。
4、认真分析，理清思路。通过对全局困难职工致困原因、困难程度、技能特长、就业需求等的分析研究，分别制定出了不同的帮扶方案，因人制宜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帮扶。
5、实行“交友帮扶”活动奖惩制度。对“交友帮扶”活动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凡“交友帮扶”活动整体工作开展情况良好，能够在全局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的单位，奖给班子成员正职现金1000元，副职现金各500元。凡被包扶对象率先脱贫，年自营纯收入达万元以上的奖励帮扶人现金1000元。反之，进行通报批评。包扶困难职工工作两年不见成效，包扶领导不得被评为先进，应继续帮扶直至收到明显成效或彻底脱贫。
6．加大了扶贫帮困信息反馈工作，要求各级工会随时掌握和上报困难职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真实上报年度困难职工脱贫情况。
三、帮扶内容
1、帮思想。即真心与困难职工交朋友，倾真情了解困难职工的思想状况，帮助困难职工更新观念，转变思想，提高认识，树立搞好本职工作、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2、帮创收。即帮助困难职工在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利用林区的有利条件搞产业开发，或者通过其它合法途径增加自营收入，走勤劳致富之路。
3、帮信息和技术。积极热情主动地向困难职工提供脱贫致富的信息和技术帮助，竭诚为他们排扰解难。
4、帮资金。当困难职工在产业开发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要伸出热情之手，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解决资金难题，使其渡过难关。
5、帮子女入学与就业。在困难职工子女入学遇到困难时，要想法设法帮助其解决子女入学上的困难，保证困难职工子女能按时入学。同时要及时收集就业信息，多方寻找就业门路积极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子女就业问题。
6、帮就医。即在困难职工及其家庭成员就医遇到突出困难时，要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以便使其病有所医。
四、帮扶成效
2、多方筹措资金，使各项帮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市总工会为**、**等7名特困职工争取到一次性救助金7000元，为**，**等三名困难职工发放扶贫帮困金2500元，为**、**、**等6名大病职工发放大病慰问金5500元。从市总工会为**，**等10名困难职工子女上大学争取到助学金20000元，又从市民政局为**，**，**三名低保户子女上大学争取到助学金6000元，奖励考上大学本科以上的职工家庭8900元，为减少女职工妇科病多发的风险，减轻女职工肩负工作与家庭双重压力，在“三八”期间为女工进行了妇女病普查。
3、制定了 “三必访”制度，即遇婚丧嫁娶必访、职工生病住院必访、家庭出现矛盾纠纷必访。半年来看望生病职工20多人、解决家，庭纷争5起，成立婚丧事理事会12个，帮助职工解决婚丧嫁娶中的具体事宜。使职工切实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增强了工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健康扶贫存在的问题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临泽县 精准扶贫 实践 思考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12-0017-01
临泽县在国家“三西”计划和甘肃省“两西”规划时期先后接收安置定西、临夏、平凉、陇南等市州18个贫困县移民2358户、10361人。建成了小泉子、明水河、华兴、双墩子4个成建制纯移民村和一工程、转湾河2处移民开发区，另建成12个移民社和13个移民点，属移民安置大县。至目前，全县剩余贫困人口2657人，贫困发生率为2.1%。
1 临泽县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
党的十以来，临泽县结合县域县情实际，深入贯彻落实扶贫开发战略新思想，顺应省委省政府扶贫开发的理念思路，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工作。
1.1 瞄准扶贫对象，建档立卡。按照“六有、五清”要求和“两公告一公示”工作程序，组织干部逐户走访调查，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深入分析致贫原因，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建档立卡2466户6500人。广泛开展“五访五问”民情访谈活动，做到户情、经济状况、发展愿望、存在困难、就医就学“五个知晓”和联系户中有重病住院、子女辍学、意外灾害、亲人去世及重大节日“五个关心”。按照“户有卡、村有账，镇有簿”的工作要求，对贫困村、贫困户登记造册，建立精准扶贫结对帮扶明白卡和贫困村、贫困户帮扶台账，使每一个贫困村、每一户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和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的帮扶情况一目了然。
1.2 推行“十到户”，落实政策措施。按照“兜底线、保基本、能脱贫、可致富”的原则，全力推行产业扶贫到户、输转就业到户、金融扶持到户、技能培训到户、安全饮水到户、危房改造到户、就医保障到户、就学资助到户、生活保障到户、社会救助到户“十到户”精准扶贫措施。通过组织实施“3231”产业富民增收行动计划，扩大涉农贷款规模，为贫困户发放支农再贷款，发放1万元一年期财政全额贴息贷款；实施“雨露计划”培训工程，选派科技特派员联系贫困户，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解决了1401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15户；为1192名学生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落实学前一年教育幼儿资助金和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资金1500多万元，发放县长教育基金暨普通高校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资金40多万元；将失去劳动能力、重度残疾、无抚养人的贫困户纳入五保、低保范围，将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省级补助标准提高到4114元，低保一、二类对象补助提高到每人每年3300元、2808元，农村保障对象月补助水平达到275元、234元、115元、81元；通过临时、专项救助途径发放救助金或生活补贴53万元，帮助因灾致贫、患重病或长期患病的贫困户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1.3 落实“四到村”，完善基A设施。着眼于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条件，大力推动道路水利改善到村、办学水平提升到村、农村医疗覆盖到村、公共服务惠民到村“四到村”精准扶贫措施，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硬化了18个村26.8公里的通社道路；加快农田水利建设，完成了2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新建维修农田渠道18.1公里；新建8所、改造4所农村标准化幼儿园；新建6所、改造5所村卫生室；建成29个“乡村舞台”、12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4 实行“三倾斜”，增强扶贫合力。实行资金倾斜、项目倾斜、力量倾斜“三倾斜”精准扶贫措施，集中向移民安置村、相对后进村和贫困户倾斜，有力保障精准扶贫措施落实到位。县财政收回的结转结余资金的50%、当年预算超收部分的30%以上、涉农资金优先用于扶贫工作，集中用于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条件；对7个重点移民安置村各确定1名县委常委、各组建一支驻村帮扶工作队、增加一个县直经济工作部门进行帮扶，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各确定1-2名干部帮扶联系，形成了强有力的帮扶之势。
2 临泽县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生态环境条件较差。临泽县贫困人口以移民群众居多，大部分处于风沙沿线、荒漠半荒漠区和阴潮盐碱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群众所耕种的土地大都是开垦的荒地和沙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还有部分移民区所处阴潮盐碱地带，碱潮大，低下水位高，春涝夏旱，排阴网络不畅，亩收入不高。
2.2 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不完善。移民区虽按照“两西”项目计划进行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区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但个别移民村社行路难、饮水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2.3 贫困和返贫问题依然严重。移民在临泽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弱势群体，虽然通过多年的移民扶贫项目的实施，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但目前仍然还存在部分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贫困人口，住房比较简陋，生活不够宽裕，自我发展能力弱，因灾因害，脱贫又返贫现象依然存在。
2.4 扶贫项目资金投入有限。临泽县不属于扶贫区域，扶贫项目资金属补质，每年争取项目资金少，在改善移民区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存在资金缺口。
3 临泽县精准扶贫工作的几点思考
3.1 深入扎实，严谨细致地做好贫困村、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工作，切实做好脱贫攻坚“扶持谁”的问题。扶贫对象识别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环节，始终把建档立卡作为脱贫攻坚的基础工程，要进一步摸清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基本情况，致贫原因，脱贫需求，扭住贫困人口识别管理退出等关键环节，要用“一核、二看、三比、四评议、五公示”的贫困人口识别程序，把扶贫对象识别出来，在整个建档立卡过程中，严把入户核查关、民主评议关、村“两委”审议关、公示公告关和动态纠错关五个“关口”，切实做到建档立卡家庭收入测算准、家庭情况核查准、致贫原因分析准、数据信息采集准、扶贫对象识别准。
3.2 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推进“双联”行动，充分发挥驻村帮扶队精准滴灌的管道作用，切实解决好脱贫攻坚“谁来扶”的问题。着重发挥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管道作用，使扶贫工作由“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要使驻村工作队转变过去“重投入，轻深入”的做法，真正扎根贫困村，为贫困村和贫困户做好打基础、管长远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能力建设等扶贫项目，实行“不脱贫、不撤队”。要加强对驻村工作队的工作指导、跟踪督查、制度落实和考核管理，确保工作队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落实好各项帮扶任务。驻村工作队要充分发挥精准扶贫指导员、项目实施协调员、政策法规宣传员、贫困群众服务员、资金使用监督员的作用，对接落实好全县“1+20”精准扶贫政策、全面落实好脱贫攻坚“853”挂图作业措施，完成脱贫任务。
3.3 深入扎实着力有效地推进“1236”扶贫攻坚行动，切实解决好脱贫攻坚“扶什么”的问题。通过三年来的实践，“1236”扶贫攻坚行动已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识，成为甘肃扶贫开发的“品牌”，成为符合甘肃解Q贫困问题的成功路子。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看到，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着新任务、新形势，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与其他地方相比，临泽县扶贫对象特殊，发展难度大的状况从未改变，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因此，我们必须以“1236”扶贫攻坚行动为抓手，举全县之力、集各方之智，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努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系统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努力在扶贫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实现更科学更有效的扶贫，补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3.4 盯紧抓实，全力以赴推进“1+20”精准扶贫行动和脱贫攻坚“853”挂图作业实施方案，切实解决精准脱贫“怎么扶”的问题。县委县政府出台的“1+20”精准扶贫方案，是今后扶贫脱贫工作开展的重要遵循。帮扶单位要发挥各自优势，精心谋划，持续用力，把“1+20”方案中归属于自己职能的专项计划做好做优，发扬长处，在帮扶点做出特色。各级各部门应该积极协调，弥补短板，着力解决好贫困人口的养老、就医、上学、就业等各方面困难，特别是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围绕主导产业帮助农民创业就业，实现精准脱贫。认真落实《甘肃省脱贫攻坚“853”挂图作业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精准脱贫任务书、时间表、作战图，做到平台8个准、村级5张图、户户3本账，确保实现扶贫对象进与退的精准管理，切实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进一步提高精准脱贫管理水平，倒逼精准脱贫责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