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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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第1篇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并购 协同效应 管理 经营
引言
并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涉及并购战略的制定、目标企业的评估、并购双方的协商和谈判、并购后的整合等一系列过程，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美国《商业周刊》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而支付的价格过高，缺乏协同或协同效应有限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我国，由制度变迁和市场规律双重作用所形成的企业并购实力市场，使企业并购与新建投资相比，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均有一定的“低成本”操作空间，而政府的介人又往往使得并购价格更低。正是这种“低成本”的交易价格，往往导致企业盲目做出并购决策，给企业并购带来了一些负效应。实际上，只有能产生经营、管理、财务协调效应的并购，才能突破简单的资产重组，达到获得增值效果的目的。但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协同效应方面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因此，对协同效应进行系统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并购的相关理论
1 并购的概念
在国际上，并购通常被称为“M&A”，即兼并(Merger)和收购(Acquisition)的缩写。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兼并与收购的区别在于前者指一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为一体，而后者则并非合为一体，仅仅是一方对另一方居于控制地位而已，被控制公司并不丧失法人地位。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为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因此人们往往把二者合称为并购。
企业的并购可以定义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为了成功进入新的产品市场或新的区域市场，而获取其他企业控制权的产权交易活动。人们常把主并购企业称为并购企业、进攻企业、出价企业、标购企业或接管企业等，把被并购企业成为目标企业、标的企业、被标购企业、被出价企业或被接管企业等。
2 并购的类型
企业并购的种类很多，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不同的类型。
1)按被并购对象所在的行业部门来划分，可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这也是企业并购最基本的类型。
2)按并购的法律形式分为吸收合并、创立合并和控股合并。
3)按是否利用目标企业自身资产来支付并购资金划分，可分为杠杆并购和非杠杆并购。
4)按是否取得目标企业合作划分，可分为善意并购和敌意并购。
5)按并购企业的并购目的不同，可分为财务性并购和战略性并购。
3 并购的动因及其理论分析
根据新古典主义的企业理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宗旨，企业并购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也不例外。通过并购可以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这刚好满足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所以，企业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企业并购的途径获得更大的利润。以下是并购的几种原因及分析。
1)协同作用
协同作用(synergy)是指两个企业并购后，其实际价值得以增加，其依据是两个企业在并购后有可能在最优经济规模之下运作，从而受益于规模经济。企业并购后，在生产经营，行政管理、调查研究、原材料采购和产品推销等方面，都可以统一协调、组织，减少重复的固定成本，节约人财物的耗费。横向并购比纵向并购更可能获得规模经济，而混合并购更容易获得财务上的协同作用，因为当筹措资金的数额越大，作为单位交易成本一部分的新股发行成本将随之降低。因此，并购后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措大量资金更有利，而且，由于两个企业的现金流量在时间上不完全一致，使不能偿付债务的风险得以降低。
2)市场竞争的压力
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打败对手。所以，企业希望通过借助于井购过程产生的生产、营销、研发和财务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来降低单位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加快产品开发，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一动因可以很好的解释企业横向并购。
3)交易费用理论
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也称为内部化理论，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兴起的，更多研究的是企业纵向并购的动因。内部化理论的奠基人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和企业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企业出现的理由在于，使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是要支付成本的，而运用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手段比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费用要低。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的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指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越大，当达到一定程度，市场交易的费用就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这时并购就会出现。
4)实现多元化经营
实现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进行混合并购的主要动因。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企业尽可能地利甩剩余资源，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同时还能为企业分散经营风险，增加企业现金流量的稳定性。而并购恰恰可以为企业获得生产多种产品所需的资源，为实现多元化开辟道路。
5)价值低估理论
目标企业价值低估是指由于某种原因目标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未能反映其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从而导致其股票价格低于其资产的重置成本。根据价值低估理论，当目标企业的价值被低估时，发生并购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成功率也很高。托宾把这一原理概括为托宾比率(Tobin Ratio)，即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重置成本有时并不能反映目标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盈利能力，所以要客观评价目标企业对并购企业的价值必须考虑两个企业间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性，以及合并后企业能力特别是核心能力的发展潜力。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发生企业并购行为的还包括许多外在因素，如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周期性变化、政府的行政干预等。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并购的动因，激发企业并购行为的根本动因还是企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其他的动因都是利润最大化动因的外在表现形式。
协同效应的探讨
在现代西方并购理论中占主流的是效率理论，而效率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协同效应”。它既是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又是企业并购作为一项投资活动的最终收益所在。能否准确地预测协同效应，进而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努力确保协同效应的实现是各种类型企业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
1 协同效应的内涵
协同效应是指并购后企业的总体效益大于并购前两个独立企业效益之和的部分，通常被表述为；“1+1>2”。用公式表示为；Vs=VAB-(VA+VB)，其中Vs代表协同效应，VAB代表并购后联合企业的价值，VA、VB分别代表假设不发生并购A企业和B企业应该有的价
值。协同效应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静态的协同效应包括：管理资源的整合，如并购后办公设备与人员的减少；利用彼此的营销和分销网络来增加收入；加强讨价还价的能力，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导致成本下降；避免重复进行生产、研发等其他活动。动态的协同效应涉及互补性资源和技能的配合，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对销售额、市场份额和利润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对于诸如汽车等竞争压力强、价格下降、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追求静态的协同效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技术变化迅速的行业和由创新驱动的行业，如信息技术制造业，动态的协同效应是至关重要的。
2 协同效应的来源研究
协同效应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在每一次成功的并购中各种不同的协同效应都同时发生着作用。企业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和财务活动，本文也据此将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分为三类：管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
1)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应是指企业并购后，因管理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具体说就是两个管理能力具有差别的企业发生并购后，合并企业将受到具有较强管理能力企业的影响，表现出大于两个单独企业管理能力总和的现象，其本质上是一种合理配置管理资源的效应。
获得管理协同效应无论对并购企业还是被并购企业都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并购企业而言，可以恰当地转移过剩的管理资源。当一个企业的管理能力超出管理该企业的需要时，它是很难通过解聘形式来释放能量的，因为一种高质量的管理通常只能通过集体协作才能发挥作用。这时充分利用这种管理资源的最好途径就是并购那些缺乏管理人才且效率低下的企业，利用这支管理队伍提高整体效率水平而获得更多收益。而对于管理水平低下的被并购企业来说，依附与同行业中管理效率高的企业也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方法。
2)经营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是指并购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及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收益。并购对企业最明显的经营协同效应，表现为它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益。规模经济的本质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化生产而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生产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两个层次。
要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需要存在一个理论前挹该行业确实存在规模经济，并且在并购之前没有在规模经济的水平上营运。如果这一前提不存在，规模经济就无从说起。同时，这一理论在解释混合并购时也显得苍白无力。混合并购是分属不同行业的数家企业合并，企业的管理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到某一水平，所以不易产生规模经济性。这时范围经济就能很好的对经营协同效应做出解释。范围经济是指企业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产生的节约。它的存在也需要一个前提，即必须存在可以为不同产品所共享的投人品。
3)财务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效应是指并购给企业财务方面带来的种种效益，这些效益的取得不是由于效率的提高，而是由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以及证券交易等内在规定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纯现金流量上的效益，
首先，企业可以利用税法中亏损递延条款来实现合理避税。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的，可以用下一年度所得弥补，下一年度所得不足以弥补的，可以逐年递延，但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因此，如果一个企业在当年发生严重亏损，或连续几年累积了相当多的亏损时，这家企业往往会成为并购对象，该企业可能也会考虑并购一个盈利企业来充分利用其在纳税方面的优势。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上海 SCP范式 高端酒店市场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8年中国第一部饭店星级评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涉外）饭店星级标准和评定星级的规定》出台以来，各地的高端酒店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全国饭店总数迅猛增长，供求关系发生改变，饭店业逐渐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国家先后于1997年、2003年和2010年三次修订了饭店星评标准，而2011年正式实施的新版《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4308-2010）》更是从星级饭店的必备项目、核心产品、绿色环保、应急管理、软件可衡量和特色经营六个方面，引导和规范我国饭店业的发展，使高端酒店在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必将引起上海高端酒店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方面的变化，因此有必要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并为上海高端酒店绩效改进提供建议。
二、SCP范式的理论综述
SCP范式是产业组织理论主流学派——哈佛学派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构造了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简称SCP分析框架）。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市场结构是指对市场内竞争程度及价格形成等产生战略性影响的市场组织特征，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是市场集中程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进入退出壁垒。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充分考虑市场的供求条件和其他企业关系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具体包括企业确定价格的策略、产品与广告策略、研究开发和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等。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最终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主要有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水平、销售费用的规模、技术进步状况以及产品的质量水准、款式、变换频度和多样性等方面。
三、基于SCP范式的上海高端酒店市场现状研究
1、上海高端酒店的市场结构
（1）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度是用于表示在特定产业或市场中，卖者或买者具有怎样的相对规模结构的指标，市场集中度越高，越容易形成行业中的垄断势力，削弱市场竞争性。截至2010年底，上海共有五星级酒店44家，其营业收入总额为98.28亿元，结合表1所显示的10年上海营业收入前10名的收入金额，笔者运用计算市场集中度最常用的行业集中度指标，计算CR8指标：
CR8=（95556.35+61046.30+43374.10+41818.80+40795.00+
38334.00+35226.00+34237.07）/982800=39.72%
根据贝恩的市场结构划分法，以五星级酒店为代表的高端酒店市场属于竞争型（CR8
此外，2010年营业收入前10名的酒店几乎全部为外资品牌所占据，其中凯悦、万豪和喜达屋集团旗下各有两家酒店上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高端酒店市场外资品牌集中度高的现状，也是上海高端酒店市场品牌竞争在经营层面的反映。
（2）产品差异化。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企业在其提供给顾客的产品上，通过各种方法造成足以引发顾客偏好的特殊性，使顾客能够把它同其他竞争性企业提供的同类产品有效地区别开来，从而达到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目的。
受饭店星级评定制度和酒店产品特性等因素影响，上海高端酒店产品主要表现为功能方面的综合性、分销渠道的层次性和品牌结构的多样性等特点。因此，与低端酒店以价格差异为主要竞争手段不同，高端酒店主要采取的是服务和品牌差异化策略。酒店连锁集团以其覆盖全球的自有销售网络、完善的品牌营销系统和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吸引不同需求的客人入住，从近期雅高集团重新定位的“美爵”（Grand Mercure）和洲际集团全新推出的“华邑”（Hualuxe）品牌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上海也出现了像璞丽、首席公馆这样的，以低调奢华和高档私密为卖点的单体精品酒店，通过对酒店产品精心设计和极致服务区别于一般高档星级酒店，而“安娜塔拉”、“第六感”、“宝格丽”、“巴卡拉”等国外超五星的度假酒店或精品商务酒店也跃跃欲试。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第4篇
Abstract： The central fishing port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economy industry cluster.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constructing center fishing por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de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fishing port. The effect of center fishing port in fishery economy industry cluster is discussed from building center fishing port industrial cluster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forming scale， thu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industri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economy. We hope that this paper has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enter fishing port.
关键词： 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
Key words： center fishing port；fishery economy；industry cluster
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3-0019-03
0 引言
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渔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渔业生产的重要依托。渔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要以渔港的发展和渔业经济繁荣为先决条件，其内容涵盖三大产业，并且与旅游、交通、市场诉求与规模有紧密关系，核心的价值在于以中心渔港为主体的经济聚集体。中心渔港的建设在渔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把中心渔港的建设与整个渔业产业经济发展进行有机结合、有效规划，以利于渔业产业的集群；在中心渔港带给产业集群的效应，激发渔业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1 传统渔港
传统的渔港，依托码头满足渔轮进港卸货、补给、修整、出海捕捞生产，单一渔轮生产，同时设施不健全，规模普遍偏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综合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不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单一生产的传统渔港被拆迁的案例时有发生，对渔业产业经济发展、产业人员生产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2 中心渔港
21世纪初国家提出了中心渔港概念，并在全国主要沿海城市布局。中心渔港由传统的单一向多元综合的发展，在传统渔港功能基础上增加鱼货交易、活鱼暂养交易、深度加工、休闲渔业等功能。使中心渔港汇集了三个产业，形成集海上渔轮捕捞回港卸货、生产补给、修整维护、安全避风、活鱼暂养、产品仓储与交易、物流配送、休闲渔业、旅游餐饮等为一体产业集群平台，引领产业链延伸的相关产业集聚，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从而形成渔业产业经济圈。
3 中心渔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着力于中心渔港建设 针对传统渔港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的现状，为加强中心渔港促进渔业产业的发展的作用，我国的渔港建设应该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对于构建渔业产业化平台、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渔业产业发展和渔业产业集群经济效益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加大对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基础功能；拓展渔港功能的多元化；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和产业集聚，发挥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即以中心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渔业产业链为依托，集渔船避风、补给、水产品集散物流配送和深度加工、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以及产业链延伸企业的集聚，拉动渔业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构建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经济圈。
3.2 中心渔港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中心渔港已发展为多元化的产业聚集，是集渔业捕捞、养殖、加工生产，补给与避风相结合，信息服务、休闲旅游、物流配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渔港。其建设不是单一渔业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交通、物流、旅游等，多行业、多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工程。因此在中心渔港建设中，必须发挥中心渔港的带动效应，宏观调控，加强多主体的沟通协作，使中心渔港的建设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建设配套体系融为一体，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融合、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相统一。
3.3 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发展 中心渔港的建设，除了应该完善其基础设施，与相关产业相协同，以此来提供给渔业生产更全面的服务保障；还必须注重对其经济功能的强化，加速渔港经济的发展。中心渔港是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渔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需求、渔业经济和渔港发展的必然；是渔业产业人员从事渔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涵盖渔业的一、二、三产业，涉及交通、旅游、城市建设等领域；集合了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要把中心渔港建成以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的经济、城市功能区。如：新兴建设中的天津中心渔港，将成为地区的地标、渔业产业经济的标杆，它所带来的产业经济集群效应在推动所在区域的城市发展、经济的繁荣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渔港经济发展：一是“以港兴渔”。以中心渔港的建设为依托，加速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以港兴业”。以中心渔港为依托，加速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包括海洋运输、渔机修造、渔船、餐饮旅馆、物流配送、中介服务等。三是“以港兴城”。合理利用港区周围的土地资源，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群众性渔港的渔民逐步转到中心渔港港区并逐步向城镇转移，解决转产渔民的再创业、就业问题，从而加速渔区城镇化进程。
3.4 规划的文化性 在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其经济效益的提高外，还要注重打造文化港口的观念，让文化在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港口的建设的特色化和个性化能进一步促进渔港的建设和渔港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很强的辐射力和聚合力。在中心渔港建设过程中，融入我国丰富而悠久的海洋、渔业文化，将其发扬光大，将成为国内渔港建设上的重大突破。
3.5 规划的生态性 生态渔港是渔港建设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题，在渔港规划设计上，必须遵循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注重“社会、自然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生态导向的作用，以长远的眼光规划中心渔港建设。
4 中心渔港的集群效应
产业集群是美国学者波特提出的，将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实际上产业集群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运营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运营组织方式，是推动地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在中心渔港产业集群中涉及如下行业的企业：
捕捞业的渔具、设施、船舶制造与航修；渔获物的交易、物流配送、保鲜、等；养殖业的种苗，饲料、药业、物流等；加工业的加工保鲜技术、生物技术、包装业、仓储、物流配送；休闲渔业的旅游观光、餐饮业、购物，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物流、旅游等领域的行业。中心渔港的建设奠定了渔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推动渔业产业及产业链延伸相关企业入驻集聚运营，促进运营的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促进集群内部资源整合，提升了区域经济竞争力；在集群中的主体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临近性，中心点是渔港，其余集群内的各主体分布在这个中心周围；各个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集群内的资本、信息、基础设施等为各个企业所共享；集群内的科研机构、组织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汇集的优势使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发展中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
4.1 规模经济效应 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的集聚效应，聚集着大量相关且专业化的企业，同时吸引着产业链延伸的关联企业集聚，集聚的发展又产生了扩散效应，促进企业间运营的交流和传播，由此又推动了企业的入住经营。如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在进行了自我完善合理布局之后，进入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又将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向该集群集聚，伴随着关联企业的集聚，促使行业企业之间密切而广泛的双向关联关系；同时，由于剧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更加重视运营、技术的创新，以此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扩大，带动产业链中其余相关环节的生产、运营。产品市场会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资本市场的资金运作更加灵活，企业从信息市场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成本更加低廉，集群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也会有显著提高等。在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内部，规模经济日趋合理、完善。专业化的生产、运营与专业化的分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应。
4.2 竞争效应 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中的各个主体，分享细化分工而带来的高效率，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降低了运营成本；核心骨干企业在集群内部获得资源高效整合平台与空间；创新能力高、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的核心骨干企业有机的联合在一起，提升了市场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利于集群企业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特性进行相互比较，形成了一定的标准，由此将给企业带来竞争效应。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取一席之地，必须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或者通过提高本企业产品与其他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创新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产品的制定往往是依据市场需求，即用户接受程度而来；而同类企业面对的用户往往没有区别，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要在同类企业中获得市场认可，就必须生产出差异性产品。另外，经济集群的形成也给消费者带来利益，消费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速的在众多产品中的寻求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市场接受程度高的产品激励着企业控制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提升整体竞争能力。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为企业创建了竞争的平台与空间，由此带来提升竞争效应，为集群中各个主体提供创新的条件，促进其发展。
4.3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中心渔港渔业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与其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渔业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离不开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渔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涉及种苗培育、水产品深度加工、海洋生物制药、信息服务等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和细化分工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衍生新企业，从而带来集群结构优化效应；对于规模小、低水平生产与运营、结构简单布局不合理的主体，推动其转型升级或淘汰；促使集群的各个主体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生产与运营能力和水平、提高产业资金量和追求附加值最大化的经济；甚至更大跨度、更多范围整合产业资源，使产业链延伸更长。以中心渔港为平台，以渔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延伸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产业集群企业的集聚、市场的需求促成专业市场和服务型行业的形成。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会使渔业结构低附加值区提升到高附加值区，从单一化的渔业运营转变到多元化的综合性运营；另一方面，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效应提升渔业的经营利润和经营方式，传统渔港以扩大规模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逐渐转变为以提高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为主导的集约型运营。由此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结构合理。
由上所述，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的集群效应显而易见，集群效应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扩大，产业在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优化结构，引导企业规模、效益扩大及渔业产业经济规模扩大和持续发展。
5 结语
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集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渔港建设时要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心渔港的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要注重我国的海洋、渔业文化性极其内涵，注重生态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的美丽。规划、建设好中心渔港，为渔业经济产业集群奠定好基础，在中心渔港带给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所带来了渔业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城乡一体化逐步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卢昌彩.提升渔港对保障和改善渔民生计作用的探讨――台州渔港建设的案例研究[J].渔业信息与战略，2013（03）.
[2]范东华，高莹.地理信息系统在天津中心渔港建设中的应用[J].交通科技，2010（S1）.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合作社效率； 目标函数； 影响因素
2012年11月黄祖辉扶玉枝： 合作社效率评价：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2012年11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效率是任何经济组织需要关注的永恒命题。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没有效率就意味着没有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蓬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这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后文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为合作社，与国际上的“农业合作社”具有一致性。。竞争优势是合作社具有生命力的必要条件。因此，合作社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具有必然性，同时也具有合理性。
合作社的效率问题是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14]。我国学者对合作社效率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参见刘丽霞《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效率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张梅《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效率研究》，东北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5]，但尚待解释的现象和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很多，更重要的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旨在通过总结以往理论研究，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期对今后合作社效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所帮助。具体而言，本文将讨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合作社效率？如何准确衡量合作社效率？哪些因素影响了合作社效率？如何提高合作社效率？
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说明一下：（1）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农业合作社的投入产出效率 合作社效率分为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投入产出效率属于内部效率，投入产出效率又分为静态效率（短期）和动态效率（跨期）。本文主要分析合作社投入产出的静态效率，其原因将在后文说明。；（2）本文既暂不涉及合作社与投资者所有企业（IOF）的效率比较，也不将合作社本身的制度缺陷（如产权不明晰）对其效率的影响作为讨论重点 关于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已有学者在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参见G.W.Hendrikse，″Screening， Competition and the Choice of the Cooperative as an Organizational Form，″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49，No.2（1998），pp.202217。。
一、 合作社效率的内涵
（一） 效率的概念
探讨合作社效率之前需要厘清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效率的概念[3]。经济学理论界在效率的内涵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至今没有对“效率”一词给出确定统一的定义，经济学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界定。如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效率为：“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的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更好，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6]67帕累托效率标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界定效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效率”定义为“效率意味着不存在浪费，即经济在不减少一种物品生产的情况下，就不增加另一种物品的生产，它的运行便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经济位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7]289。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效率是资源的有效使用与配置，一定的投入有较多的产出或一定的产出只需要较少的投入，意味着效率的增长[8]。此外，许多经济学者还从经济效率形成的源泉上，将其分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规模效率、范围效率、X-效率、组织效率等。虽然如此，但从效率的本源意义来看，效率既可以理解成一种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行为，还可以认为是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内在能力。
（二） 合作社效率的界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合作社的效率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合作社的投入产出效率，指合作社在既定的要素资源投入条件下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或者是在一定产出水平下实现最小投入的能力，属于合作社的内部效率；另一方面可视为合作社的外部效率，即合作社在追求内部效率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贡献的综合效率水平，简言之，合作社的外部效率指合作社对社会总福利的贡献度。由此可知，外部效率标准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既可以使单个合作社实现资源利用最优，也能使全社会的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不存在浪费和闲置。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合作社在追求自身内部效率最优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外部效率，以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
然而，合作社的外部效率标准，即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难以进行定量评价。并且，投入产出效率是实现外部效率的基础和前提，在没有实现内部效率的情况下，一味追求外部效率最终将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因此，现实中的合作社往往追求的是内部效率，以往的经济学者也主要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讨论合作社效率问题。如Sexton和 Iskow将合作社的经济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或价格效率。其中技术效率指在投入一定的条件下，合作社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配置效率考察的是在产出一定的条件下，合作社所能够选择的成本最小的生产方式的能力；规模或价格效率描述的是合作社选择“合理的”产出水平的能力。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是合作社必须追求的合理目标[3]。Boyle则指出合作社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是技术和配置均处于有效率的状态[9]。Ariyaratne等研究了合作社的X-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X-效率考察的是合作社对投入品进行最优利用的能力，而规模效率描述的是合作社是否在最优规模上运营[10]。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聚焦于合作社的投入产出效率，即本文所研究的合作社效率在实质上就是指合作社在既定的资源投入条件下，其产出是否达到合作社生产前沿面水平 根据生产前沿面理论，生产前沿面描述的是在生产可能集内，所有有效生产活动所构成的空间中的超曲面，也可以理解为在给定生产要素和产出品价格条件下，选择投入品的最佳组合，在适度的经济规模下充分发挥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由总产出最大值的组合所构成的曲面。参见M.Farrell，″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Series A， Vol.120，No.3（1957），pp.253281。。具体来说，包括合作社的配置、技术、纯技术、规模效率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投入产出效率包含短期静态效率和跨期动态效率，本文重点以前者为例进行讨论，后者的分析需要在前者基础上对随时间变动的价格加以调整，还需要考虑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影响；（2）效率值是相对效率，通过与前沿面比较得出[11]。因此，合作社的效率为相对效率，通过与其他各合作社的比较而得出，这就需要进行比较的这些合作社具有某些质的同一性。
二、 合作社效率的衡量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产业组织；演变动力；技术创新；边界整合
中图分类号：g931文献标识码：a
有关产业组织演变的动力及相应模型的研究有很多，而且分散到产业经济学相关研究的不同领域中，主要可以归为两大类：内生的组织演变和内生的持续性非均衡行为。这两类模型均论证了产业组织演变受到大量吸引力和作用力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一般均衡分析。更为具体的模型则分散在企业理论、市场理论、产业组织演变理论、区域经济学、技术创新经济学等这些理论之中。但总体看来，研究产业组织演变的动力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出发：即技术创新与扩散、企业成长、企业行为与绩效视角以及产业生命周期等，本文也分别从上述视角研究产业组织的演变。
一、技术创新与扩散视角
技术创新与扩散一直是产业组织学者研究边际收益递增和不可逆的重要内容，车维汉指明技术创新是产业组织演变的重要动力之一1。技术创新扩散表示适应技术创新的速度慢于技术创新，从而产生边际产品收益递增的局面，即产品的购买者越多，产品所需要消耗的技术成本就越低。技术创新扩散的速度之所以会慢，是因为消费者在产品问世之初由于对其难以信任，也难以改变其偏好。但是一旦出现一批关键的新产品购买者，则其他购买者会迅速跟风购买。与此同时，由于技术创新扩散，创新扩散产品的内涵成本降低，从而导致价格下降，进而被更多消费者接受。不可逆对技术创新扩散有明显的延迟作用，但是当企业增加供货能够降低新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时，不可逆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延迟作用便会减少。技术创新与扩散被当作产业组织演变的动力被反复研究，尤其是当社会上出现一个新的具有影响力的技术时。teece发现创新往往发生在独占性不是很高的市场中，使得创新一出现便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进而使得具有创新行为的企业较少从自己的创新中获益2。技术创新扩散的特征可以从四个方面归纳：有一系列竞争新产品出现；高强度竞争发生；在产品竞争中有一部分产品脱颖而出；被绝大多数潜在消费者购买。边际收益递增的效果决定了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快慢。具体来看，边际收益递增的效果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以致用和干中学；第二，网络外部性；第三，生产规模效应；第四，技术创新的互补与关联。这四个方面决定了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快慢，而首个被选用的技术创新具有更大机会成为该产品的生产标准，同时也更容易扩散，而经济系统也因此可能出现路径锁定现象，即依据所选在的新产品标准，并按照该标准发展下去。虽然技术创新与扩散对产业组织演变具有正效应，但是由于其破坏力度可能会过强，使得部分企业难以适应被迅速淘汰的局面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在创新经济学派看来，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演变的唯一动力。这样阐述经济增长的原因难免有一定局限，但是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组织演变的重要动力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技术创新能够改变生产函数而引发产业组织向高级形式演变。
二、企业成长与边界整合视角
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产业内包含很多企业，而每个企业的成长与衰退均能够对产业组织形成影响。通常来讲，企业成长意味着产品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具体如式1：
ac=f（dy），f'＜0（1）
式（1）中，ac为企业的平均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水平。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里企业按照均衡条件进行生产的思想存在不同，企业成长只有当其实际生产规模相对于最优生产规模而言较少时才能够实现。但企业成长的速度越快就越容易达到均衡产出，因为企业成长时，其平均成本随着其成长规模呈现出l形的曲线，直至其平均成本到达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增长速度与平均成本之间没有关系，从而隐藏了实际生产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之间的真实关系。基于此，吉布拉认为企业的增长速度与企业的规模不存在关联3。企业按照自己所能承受的成长速度进行扩张，而并不会明显收敛于所谓的最优规模。也有学者持相反观念，认为企业规模扩大是持续性的，所以经济增长会使得
企业数量结构呈现出惯性与滞后，而并不是不收敛于最优规模。可见，规模效应难以解释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均能够从成长中获得持续优势的现象，这便需要其他理论对此现象进行解释，从而使得动力学理论有用武之地。
生产要素的不可逆性是激励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因为沉没成本不仅仅是固定资产，包括名誉、研发投资、营销成本等，依据阿罗的观念，信息渠道的长期投资也是一种沉没成本，与其他沉没成本不同，信息渠道的成本还会自动衰减。这些沉没成本使得企业必须要慎重考虑自己的投资，一旦投资则尽量促使企业成长以从中获利，而不会考虑所谓的最优规模。这样企业从主观上存在一个激励：即无限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尽可能地利用逐步衰退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则转化到企业中已存在的生产函数和无形资产里，进而降低企业的平均和边际成本，并为企业生产提供更好更为熟练的技术与组织形式。所有的学习过程都倾向于激励企业成长4。本文认为企业生产规模越大，则企业所掌握的生产经验就越多，从而可以节约生产成本。
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学习过程的研究认为，首先，企业的年龄与企业在市场上所占据的地位往往很有关系。学习过程与技术经济的互动使得企业之间产生差异，年长的企业可能会变小而年轻的企业则借助技术创新扩大自己的规模。其次，产品价格在短期内比较高，且存在粘性的状态下，企业会进行自我扩大。但生产越多则技能越熟练，从而会降低成本和市场价格。规模更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掌握生产技能，从而在降低成本上比其他中小规模的企业更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每一个方面都存在学习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干中学”，在投资过程中“用中学”，在研发过程中“学中学”，在与顾客打交道中“动中学”。这些不同的学习过程为全面研究企业成长打开了新的视角，也确定了学习作为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动力的存在。不可逆与学习过程使得技术创新沿着已有技术的路径持续进步，生产要素组合和组织的不可逆性使得当生产要素价格改变或市场需求增加时，产生交换成本。因为当生产要素价格改变或市场需求增加时，企业需要改进自身的生产技术以适应新的技术要求。但交换成本增加了企业转型的成本，而关于新技术的信息往往难以获得，这也增加了新技术扩散的成本。另一方面，“干中学”和“用中学”却能够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抵消交换成本，企业需要调整已有的生产技术，对研发进行投资，形成自有的生产技术，从而增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当所有企业都在进行这样的改进时，则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业组织会发生演变。可见当生产要素价格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企业均会进行自我改进和成长，只是市场需求的改变对技术创新扩散的作用会更为强烈一些。
经济规模和范围经济使得经济增长呈现多元化趋势，经济增长依靠经济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互动。企业的生产过程处于严格的技术约束条件下，因此企业能够生产的最大潜力是清晰可见的，也是不可逆的。企业愿意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以抓住大规模所具有的生产技术优势，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内分工则越细，甚至将部分生产过程外包出去。专业化分工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潜力，进而促进企业在每一个新的生产领域进行专业化分工。企业规模越大，分工越专业，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企业成长，为下一轮专业化分工夯实基础。在非均衡、学习和规模经济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跨国企业。
当一个企业正在快速增长时，其能够拥有更充足的自我调整生产的能力，以达到市场所需要的更高的生产规模。虽然新增投资与重置投资有一定区别，但他们均能在技术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增投资能够购买并获得新技术，为企业生产带来优势，而重置投资能够减少沉没成本。快速成长的企业可以代表新的生产技术，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如果市场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企业提高产量便会增加收益，使得企业能够进行更多的投资。而增长速度慢的企业则难以对新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重置投资虽能延缓企业被淘汰，而不能避免其最终被淘汰。可见企业规模对于企业成长而言，具有重要影响，它能够加速技术创新扩散，促进产业组织演变。
企业成长是研究产业组织演变的重要视角，具体而言又涉及到生产要素的不可逆性，学习过程，学习过程与生产要素不可逆的互动，规模经济和
范围经济的互动，跨国企业的形成及其原因，以及企业的成长速度与新产品适应能力的互动，等等。这些视角对于研究企业成长促进产业组织演变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学习过程和企业规模这两个视角。因为以上这些视角中或多或少地都提到了学习过程和企业规模这两个视角，而学习过程和企业规模这两个视角均又涉及到企业边界的整合问题，可见企业成长视角与企业边界视角联系紧密，但又不完全相同。
三、企业行为与绩效视角
在传统的scp范式研究中，企业行为由产业组织结构所决定，尤其是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度阶段，而企业绩效又由企业行为决定，这种思想突破了原有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行为与产业组织系统无关的论点，虽然scp范式最初也是静态的，但是当将下一个时期的产业组织结构形态被考虑进来时，这种静态分析便成为了动态。这使得产业组织结构从产业组织演变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从而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这样出现了一个循环过程：企业行为由当前产业组织结构决定，而所做出的行为生成绩效后又会影响到下一个时期的产业组织结构。将技术创新作为内生变量再造了生产成本曲线，使得现存企业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具有优势，比如现存企业进行长期的广告宣传，增强自身的名誉则会对潜在企业造成竞争优势，而该竞争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现存企业在广告方面投入更多。产业组织结构成为企业行为的一个结果时，无论企业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均会使得产业进入壁垒增强。而持续的投资和逐步减少的沉没成本在减少现存企业生存风险的同时，也使得现存企业的退出壁垒增强。不可逆与沉没成本也降低了企业跨产业转型的可能性，增强了转型壁垒。总体而言，这些壁垒均为动态壁垒，即这些壁垒对每一个企业而言，是可以不断增强的。在这些动态边界的作用下，进入企业的增长速度可能会较慢，而现存企业的增长速度则可能较快，甚至与产业增长速度相同，因为现存企业获得了产业组织演变所给予的所有优势。
进入壁垒因为现存企业的规模和名誉而不断增强，延缓潜在企业的进入，增加了现存企业的准租金 ，使得现存企业增加研发和技术投入，进一步增加了潜在进入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这样，现存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决定了市场结构的进入壁垒，现存企业的很多战略行为的初衷均是为了构建产业进入壁垒，比如设立较高的沉没成本，更多的学习机会，扩大企业最优规模，等等。所有这些明显不对称的企业行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刚进入的小企业，即使这些小企业能够通过小规模产出化解固定成本。从而使潜在进入的企业面临内生的技术创新和企业生产规模与平均生产成本呈现高强度负相关的局面，进一步增加进入壁垒，迫使潜在竞争对手放弃进入该产业。除此以外，企业绩效也对产业组织结构产生影响，增加产业进入壁垒。比如企业的研发绩效对企业下一次研发投入融资具有很重要的影响，由于研发投入的高风险高利润特性，投资基金会对企业的上一次研发绩效进行评估，此时现存企业就会相对于进入企业有优势。此外，只要该技术创新难以模仿，即使进入壁垒较低，现存企业引进的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和边际收益递增也会使得现存企业的实际收益高于产业一般水平。当一个企业偶然引入一项技术创新时，其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获得产业平均利润水平以上的利润。由于技术创新的引入而产生准租金，这些资金能够投入到更高层次的企业研发活动中，形成更多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使得企业保持高利润率和成长速度，也保持了对研发投入的高度热情。每一个成功的技术创新的成本均能够通过大量降低成本的生产产品而化解，进而创造更多利润。拥有技术创新的企业可以利用复杂而紧密的信息传输层次增强模仿壁垒，从而减少无意泄露创新的风险。正是由于进入壁垒、超额利润和学习使得创新活动得以出现，进入壁垒和准租金使企业具有维持高强度研发投入的欲望，技术创新被外部模仿的风险实际上会因为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的银行以及金融市场而有所下降5。增强研发投入只有依靠内部资金，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研发投入资金越多，越容易形成技术创新，因为研发投入也存在规模经济，当规模扩大时会产生小规模研发投入所不具备的效率，其效果类似于“学中学”。这样，当市场的进入壁垒能够规避模仿创新者，为先前创新企业长期保持准租金提供有利条件，则持有技术创新的现存企业具有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的激情，也有更
多机会获得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使得最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无论是利润率还是创新率始终保持在产业平均水平以上，加速这些企业成长，使产业组织向更高层次进行演变。
当消费者偏好被广告和有限理性的群体模仿以及其他企业的战略行为所改变时，效用函数中的消费者偏好便成为内生变量。广告的规模效应和需求外部性的边际收益递增形成了一种新的进入壁垒——名誉壁垒，现存企业能够利用已有的名誉享受名誉壁垒为其提供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的优势，并加大对构建名誉的投资。虽然广告的规模经济在构建名誉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需求的外部性所形成的名誉壁垒能够长时间为现存企业提供竞争优势，即使其未刊登任何广告也是如此。如果消费者偏好是内生的，那么需求方面的学习过程则肯定是存在的，从而使得需求的外部性有很多种形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量越多，每个消费者从该产品中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大；产品销售量越大，每个消费者从该产品中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大；市场上一种产品的销售时间越长，每个消费者从该产品中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大；已销售产品仍在使用的数量越大，每个消费者从该产品中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大。当存在这样情况的时候，这种产品相对于竞争产品而言，其需求曲线会更高，也更为陡峭。适当的广告策略能够有效地改变消费者偏好，从而少量的广告费用会因为需求的外部性而长期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便自我构建了进入壁垒。这一时刻的企业产量越大，则下一时刻的企业名誉就越高，从而增高其他企业的进入壁垒，获取准租金。这些准租金会在下一个时段部分投入到广告里面去，再次增高其他企业的进入壁垒。
四、产业生命周期视角
产业成长存在迟滞的现象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被很多学者发现了，依据这样的迟滞现象，可以将产业成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产业的初创期，这一阶段产业成长比较缓慢。第二阶段为产业的成长期，这一阶段产业成长迅速。第三阶段为产业的成熟期，这一阶段产业成长的速度又变得很慢，只是产业的总产量较第一个阶段会更多。在一个国家里，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成长速度，而主导产业会不停地转换。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主导产业不可能永远保持快速增长，只要其增长速度变慢，其他增长速度快的产业便会跟上来，成为新的主导产业。不同产业的成长被理解为一种生命周期，或者产业结构升级。比如在二战结束后，汽车、飞机以及化工等很多工业都有一段蓬勃发展的时间，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又几乎同时开始衰落。更多的产业组织演变阶段和产业结构演变阶段的研究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技术创新是内生变量；第二，消费者偏好是内生变量，其既受收入水平影响，也受其所处群体消费行为的影响；第三，生产和消费是不可分的互补体系。正是有了这三个基本假设，研究产业组织演变阶段的学者才能够扩展研究视野和深度，进而取得更丰厚的学术成果。干春晖以产业结构视角研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性，强调其是抑制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而强调了政策需要降低不确定性以调整产业结构6。
库兹涅茨认为，技术进步是产品和工艺创新的结果，而创新则是由产业内的竞争和生产过程中的学习促成的7。企业为适应竞争而采取的创新行为是基于“干中学”或“用中学”所形成的知识，这种行为能够生成工艺创新而降低生产成本，最终打败竞争对手。由于供给方的工艺创新和需求方的市场饱和使得产业在经历快速成长后，会使产业供给大于需求，这便是在产业快速成长后会出现增速较慢的原因。而从市场方来看，技术创新对产业组织演变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作用力：将市场从垄断转向竞争和将市场从竞争转向垄断。如果工艺创新的可占有性较高，那么即使是垄断市场也会因为新企业不断地进入而形成竞争市场。新进入的企业通过模仿和引进工艺创新，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构建企业声誉和规模，从而获得与现存企业展开竞争的机会。相反，如果创新企业是互相独立且生产工艺不同时，此时便会出现很多类似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而在诸多产品中，采取工艺创新的企业会生产出成本更低的产品，从而相对于其他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最终使得产业组织形式从竞争走向垄断8。这种需求扩散和供给扩散以及工艺创新和选择使得工艺创新成为一个产业成熟的标志，因为工艺创新使得产业内的企业数量减少，企业快速成长的机会降低。
效用函数偏好的内生演变是研究产业组织演变迟滞的另一个核心，虽然产业组织演变的迟滞的动力因素是创新的运用，实际上却是由需求曲线中缺乏弹性那部分与供给曲线相交的那个点所决定的，即所谓的“刚需”决定了产业组织演变的迟滞点。首先进行假设：收入弹性由收入层次和产品的新奇性决定。在一般均衡的理论中，收入弹性能够弥补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保持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维持在均衡状态。再者，无论恩格尔曲线是否真的存在，收入层次不同会改变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消费者偏好是内生的。一个以收入弹性递减，既受群体消费行为也受到渐进式工艺创新影响的产业，会逐渐降低产出水平，如果一个产业体系内包括大量正在衰退的产业，即使出现一些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也会衰退，尤其是与国际市场接轨之后，因为国际市场提供新产品的价格成本会更低。进一步而言，消费者效用函数会因群体消费行为而发生改变，而对该产品消费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群体影响对于改变消费者偏好都很重要。当较少领先使用者使用新产品时，该新产品会被当作一种地位象征或与其他产品互补的产品（如电话与通讯服务），然而当使用该产品的消费者过多时，拥挤效应会反转该产品的正外部性，从而减少消费该产品带来的效用。为了研究产业组织演变的阶段，很多学者将研究热点放在了产业结构上面，所谓产业结构是指将不同的产业视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内不同的产业互相提供生产原料、互相依赖，无论是现金还是技术都在这些产业间不断流转，一旦纵向产业进行整合，则这样的产业体系的运转效率会很高。互补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有着类似的情况，消费一种产品就会引起另一种互补产品的消费，这也表示这两种互补产品的交叉需求弹性为正。可见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在投入产出表、产品间的交叉弹性、互补产品的收入弹性中，由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协同演进所引导的。
从产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产业组织演变，有三个基本核心思想：技术创新是内生的，消费者偏好是内生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是互补的。因此此时的产业组织结构由上一时期的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与消费者的行为共同决定。这种观念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技术创新和消费者偏好是外生的观念，使得演化模型得以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创新会给产业组织演变提供两个完全相反的动力，一个是促进产业组织由竞争走向垄断，在各个创新产品互相独立的情况下会有一个少数最为优秀的创新产品得以胜出，使得产业组织从竞争走向垄断。另一方面，如果创新容易被复制或模仿，即可占用性高，那么即使是垄断市场，也会因为进入企业越来越多而形成竞争。在消费者偏好方面，当消费创新产品的消费者较少的时候，消费该产品会被认为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或者某些产品的互补产品，从而增加消费者效用。但是如果消费该产品的消费者很多，便会产生拥挤效应，相反减少消费者效用。供给和需求的互动使得产业组织演变呈现出三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这三个阶段中企业数目会出现先多后少的趋势。可见，以产业生命周期为研究视角的学者们认为创新和效用的内生协同互动使得产业组织演变。
五、结论
关于产业组织演变动力，从技术创新与扩散视角认为产业组织演变是因为内生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而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增是技术创新与扩散的结果，边际收益的递增效果则取决于四个方面：即学以致用和“干中学”，网络外部性，生产规模效应，技术创新的互补与关联。这四个方面决定了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效率，会导致产业集中度和企业数量发生改变，使产业组织向更高层次演变。企业成长与边界整合视角认为学习过程和企业规模是产业组织演变的两个动力，一个从企业内部提高生产效率，一个从企业外部提高生产效率；学习过程能够帮助企业员工掌握相关生产技能或在实践中改进生产技术从而提升生产效率；而企业规模扩大能够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促进企业成长，在这两个内外动力的合作下促进产业组织演变。企业行为与绩效视角认为进入退出壁垒和准租金是产业组织演变的动力，正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够形成进入退出壁垒，使得现存企业能够获得准租金，这让现存企业具有加大研发投入的欲望。而当现存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增强进入退出壁垒，获得准租金之后，其会将准租金中的一部分投入到研发活动中，从而加大研发投入，这便进一步使其相对于新进入企业
得了竞争优势，从而发生产业组织演变。产业生命周期视角认为技术创新和消费者偏好是内生变量，而生产和消费两个互补体系的互动是促进产业组织演变的动力。综上四种视角，其所涉及的动力本文将其总结为三个：技术创新为产业组织演变的内在动力，边界整合为产业组织演变的外在动力，而政策为影响产业组织演变内外动力的引导动力，即政策会促进技术创新和协调边界整合，为产业组织演变引导方向。
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组织演变的内在动力，无论是企业行为与绩效视角，还是产业生命周期视角，其均促使产业发生改变，从而促使产业组织为适应产业更好发展而内生演变；边界整合则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产业组织，是主要的外在动力；而政策将两者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构成了促进产业组织随社会、人文和经济环境进行持续性演变的一个有机的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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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第7篇
关键词：竞争政策；目标；行政垄断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6－0032－07
一、引言
竞争政策，或者说反垄断政策，是保护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制度。竞争政策可以被定义为一整套确保市场竞争不因受限制而减少经济福利的政策的法律。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竞争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产品，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率结果，而激励理论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竞争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激励不足问题，通过增强激励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维护竞争是实现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机制，竞争政策的直接目标就是保护竞争自由，维护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转。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的游戏规则，中国于2008年8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反复酝酿15年始出台的《反垄断法》，但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制度背景、竞争文化的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冲击结合着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使中国竞争政策在设计及执行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研究及完善的空间。从历史上看，中国以往颁布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法规在立法目标上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立法目标的确立直接影响具体条文的解释及执行，当前就《反垄断法》设计的目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另外，中国一直采用产业政策来实现对经济的引导调节作用，在产业政策指引下，市场竞争主体往往会在政府安排或协调下实现兼并、重组或就市场范围进行划分，而这些活动可能的反竞争效应为《反垄断法》所不容。这导致中国竞争政策设计所面临着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即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从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某一具体时期内并不必然存在竞争政策无法相容于产业政策的情形，但产业政策目前的强势地位使其构成竞争政策在设计及执行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这为竞争政策及实施指南设计提出了现实的挑战。由以上考虑，本文立足于一国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本国国民福利水平这一出发点对特定国情下的中国竞争政策设计进行分析。
二、竞争政策的兴起及变迁
根据WTO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90个国家制定了竞争法，其中多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定的，在1990－1996年间，中东欧及前苏联26个转轨国家中就有22个国家制定并实施了竞争政策，而发达国家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的历史则更长一些，例如著名的《谢尔曼法》于1890年通过，而英国处理竞争问题的最早立法之一是《1919年反暴利行为法》。这一简单的回顾似乎可以发现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与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这一结论仅仅是观察性的，而且不太可靠。因为竞争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对某种势力的回应，或者是针对特定经济环境而做出的决策。例如德国于1923年颁布了第一部卡特尔法，主要旨在对超级通货膨胀做出反映，因为德国担心价格协议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而英国的《1919年反暴利行为法》则主要着眼于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价格过高的问题；促成美国通过《谢尔曼法》的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农户和小企业所拥有的强大政治力量。
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宪法”，竞争政策的设计及实施中应重点着眼于三个方面的一致性：首先竞争政策的设计应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具备普适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今天的美国农户和小企业也许不再具备推动《谢尔曼法》通过的政治力量。而俄罗斯在1991年迫不及待地颁布了《反垄断法》后，目前已经根据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了六次修订。其次，竞争政策的考虑应与主流经济学的进展相一致。现代经济学有助于反垄断机构确定哪些案件应被，执法调查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何基于数据和经济理论对案件进行分析以及如何对案件的总体效应做出判定。毕竟，反垄断法是由不断发展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所构成的法律。最后，一国竞争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国际协调，设计不当的竞争政策容易引发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竞争政策实施过程中，竞争政策的目标、执法标准、所使用的工具以及相关规定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经济结构、市场环境的改变以及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都在推动着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发生着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对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Kovacic和Shapiro所指出的，反垄断法的发展是经济学与法学相互之间不断凝聚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平衡的。
反垄断法的发源地是在崇尚经济自由的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铁路的发展使美国的国内市场迅速扩张，这为许多大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市场控制力提供了机会。大公司市场实力的扩张对众多小企业的生存产生了威胁。在这种情形下，数目庞大且在政治上拥有广泛权力的工商阶层和消费者，包括农民和劳工，强烈要求政府对大企业进行干预。可以说，要求通过《谢尔曼法》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消费者或一般的公众，而是来自于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产业变革带来的新竞争中失利了。失利的利益集团以公众的名义要求国会对行业托拉斯进行管制，这使得立法者对反垄断法的理解处于一种先天的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似乎关心伤害了小商业竞争者的低价和差别定价，同时又关心那些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高价。由于美国国会担心不受政府控制的私人企业的集中会破坏自由市场，并最终毁灭民主的经济基础，因此，《谢尔曼法》被设计用来抑制私人企业的过分集中，促进和维护自由竞争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反垄断法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理念，干预主义上升为主导的政策思想，这段时期被称为反垄断的被遗忘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对反垄断法的巨大影响，反垄断法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学分析基础，开始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此外，现实经济的发展导致反垄断执法重心也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反论断法主要基于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创新、知识产权、新兴网络产业的反垄断及竞争政策的协调也正成为美国竞争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英国在竞争政策方面的立法始于《1919年反暴利行为法》，这部法律的通过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价格过高的问题。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面临着大量失业这一问题，而市场竞争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的思想似乎促成了1948年的《垄断与限制(调查与控制)法案》。自此以后，英国的竞争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直到1998年的《竞争法案》使得英国几乎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竞争政策起始于1951年签订的《巴黎条约》中采取的一系列支持竞争的措施。当时引入竞争政策的原因来自于通过向欧洲其他国家供应重要的生产资料来限制德国的势力以及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崇拜，因为美国经济的成果被看做为是不断依靠反托拉斯规则的结果。
德国和日本的竞争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的设计，将反托拉斯法强加给德国和日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更在于打破这两个国家中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但德国历史上的主流观点认为卡特尔是控制由激烈竞争及价格战导致的不稳定的工具，日本则具有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运行的传统，因此当同盟国感觉可以依靠德国及日本来对抗来自原苏联的威胁时，德国及日本的竞争政策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日本在战后得益于国内外有利条件，经济发展迅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由以上竞争政策的兴起及变迁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竞争政策往往不是由市场经济机制自然而然地演化出来的，它更多的是对某种势力的一种回应，是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且各国竞争政策最初制定时的条款均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例如美国竞争政策在表面上是由小商业竞争者所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集体行动的困难似乎并没有出现。这一结果一方面由美国特定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另外更为深入的观察可以发现，大公司迅速扩张的市场势力引发了可能破坏权力制衡的担心，这使国会在短时期内更多地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理性的经济学分析做出了决定，这也是《谢尔曼法》逻辑体系内相互矛盾的原因所在。由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到，一国竞争政策的设计应符合本国的国情，否则的话即便设计了适合于未来目标的竞争政策条款，但在执行的时候也往往难以实施。俄罗斯在短时期内六次对竞争政策进行调整使我们看到，法律的条文可以模仿，但一部法律重要的不是它如何被制定的，而是如何被解释及被执行的。因此，不适合本国国情的竞争政策设计在遇到现实经济环境的强烈排异时，要么进行调整，要么会失去其效力。
竞争政策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调对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更多的是出于对大企业所拥有的市场势力的担心。由这种考虑，早期的反垄断执法也往往显得较为简单，更多地采用本身违法原则来进行，而且还将本身违法原则用于搭售、纵向限制等领域。但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在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使竞争政策关注的重点及判断的标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到芝加哥学派的效率主义，再到后芝加哥学派基于博弈论及新实证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企业策略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来为反垄断机构提供判断的依据，经济学逐渐为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及工具。
三、中国竞争政策设计的特殊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于1979年启动了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按预定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呼唤保护市场竞争机制法律的出台，经过近15年的反复讨论和对草案的修改，于2007年颁布了自己的核心竞争法。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规制竞争的游戏规则，竞争法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向真正市场经济迈出了必不可少的一步。《反垄断法》主要规定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经营者集中三大制度以及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机构、法律责任等内容。除对行政垄断的限定外，《反垄断法》所关注的其他部分与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中国在竞争政策的设计中应有哪些差异化内容呢?
第一，竞争政策的设计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按照GDP计算，2008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由这个标准，中国竞争政策的设计目标及设计细节似乎应与类似经济规模的经济体保持一致，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GDP虽然数额较大，但其构成却尚不能够与发达经济国家相比，特别是2009年上半年GDP的增长近90％靠投资拉动。此外，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GDP仍排名世界100位之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垄断不是在自由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而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产物。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情况下，保护国内市场以及集中支持少数重点企业的不均衡成长政策，导致了垄断现象的产生。发展中国家的垄断企业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引进技术、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等，国有垄断企业还有助于政府控制税收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借助竞争政策加以解决。如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努力面临着发达国家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限制，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诉讼之所以能够屡屡成功，主要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缺少可与发达国家相比的竞争政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面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行为，需要政府通过竞争政策进行协调。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其组织文件中包含了对竞争政策的要求，这也迫使参与这种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制定自己的竞争政策。
第二，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际大公司来说规模较小。例如，在美国《财富》杂志500强2008年的排名中，只有联想集团一家民营企业进入了这份名单，但在2009年的名单中，联想也未能入围。同样令人瞩目的一个现实是，2008年中国汽车工业排名前30位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总和为14163.26亿元人民币，而同年日本丰田汽车的营业收入为2043.52亿美元，按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计算，丰田汽车的营业收入超过中国汽车工业排名前30位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和。计量经济分析也发现，中国的汽车行业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率，汽车行业应进行兼并重组以保证汽车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如果按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来进行的话，势必会禁止这样的经营者集中，因此，竞争政策的设计应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和规模经济的发展。
第三，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这一点对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技术进步的主体是市场中的企业，在这一方面，竞争政策的设计应顾及两个方向的问题。首先是企业规模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垄断企业创新动机较弱，因为垄断企业不需要依靠创新来保证自己的垄断利润水平；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现代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只有较大规模企业能够提供，而且创新是一种高风险项目，小企业没有能力承担创新失败带来的风险。我们认为可竞争理论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某产业进入壁垒较低，那么在位垄断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可能会保持较高的创新激励。其次是竞争政策需要考虑企业间关于研发的横向协议，反垄断执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适应不断加快的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作用扩大带来的影响，反垄断机构需要在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协调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地调整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
第四，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中国的竞争政策构建中所要面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存在的行政垄断问题，而且这可能是中国竞争政策设计时最为困难的一点。在学术界，经济学家们利用行政垄断的概念来描述行政部门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进行限制和排斥的行为，以区别于由创新及由竞争实力所形成的市场垄断以及由于成本特征所定义的自然垄断。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现象，一方面是形成了一些强势的大型的垄断的部门、行业和企业，另一方面是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分散经营的行业、企业、个体业主、农民等经济体。虽然反垄断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垄断问题，但在构建中国的竞争政策过程中，为保持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应根据《反垄断法》的基本思想做出相应的执法指南。
第五，竞争政策的设计应考虑短期及长期内达到的目标，或者说应对短期及长期能够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估及权衡。目前中国经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短期内增长的困难，特别是进出口及国内消费下降。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的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产业政策，我们估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产业振兴计划的刺激下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兼并重组，而且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在经济危机之后也会出现大量的企业间的重组。在这样的背景下，竞争政策的构建可能会让步于产业政策，如果制定过于严格的竞争政策标准，那么要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短期内会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类似日本的反垄断机构在战后至1975年之间的情形，要么竞争政策的标准会在短期内进行不断的调整。
四、中国竞争政策设计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竞争政策设计时所需要考虑的特殊性决定了设计的基准，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竞争政策的设计都是为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由对各国竞争政策变迁的回顾发现，历史上日本与德国竞争政策的出台是其他国家强加的结果，但战后全球政治环境的现实以及根植于这两个国家传统的竞争文化使竞争政策在短期内并未发挥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功能。同样，1990一1996年间的22个转轨经济国家竞争政策的出台大多也是华盛顿共识的产物，是激进式改革模式下市场经济体制设计的结果。作为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竞争政策的设计应显著地区别于发达国家以及激进式转轨改革国家所采取的基准，同时其他国家，尤其是转轨经济国家竞争政策设计的教训及经验也应充分地吸收。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并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构建竞争政策中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在设计自己的竞争政策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竞争政策的目标
《反垄断法》总则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制定本法。这一条既明确了竞争政策保护市场竞争机制的宗旨，同时也将其他社会目标囊括了进来。对于竞争政策的目标，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其根本目标是经济效率，反垄断执法应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反垄断的所有任务可以总结为在不伤害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配置效率，从而达到既不产生格外收益又不使消费者剩余产生净损失的状态。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竞争政策的目标则呈现了多元化。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在注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注重长期经济绩效。亚洲发展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的目标不仅包括促进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促进企业贸易与市场进入的自由，还包括实现短期静态效率、长期动态效率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报告选择了中国、印度、越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共6个亚洲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指出除马来西亚以外，其他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明确了竞争法目标的5个国家，其竞争政策的目标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政策包含了广泛的社会目标。南非的竞争法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对社会目标的关注，Gal发现几乎所有制定了竞争法的发展中国家，都把公共利益的目标纳入了竞争法当中。我们认为中国的竞争政策设计在明确将社会总福利作为根本目标的前提下，应根据自身的国情，同时考虑对小企业的保护、实现经济自由等目标的实现。以往国内对竞争政策目标的讨论多集中在公平还是效率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的目标所应涵盖的范围应更广一些。
2、例外情形
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目标多元化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竞争例外的范围广泛而灵活。对长期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考虑使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高附加值的产业中放松竞争限制，以提高产业平均利润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如韩国竞争法规定的竞争例外包括为实现产业政策或地区经济发展需要限制竞争的领域。Khemani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例外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明确规定的竞争例外情况比发展中国家更多，所有国家对竞争例外的规定都比较相似。此外，竞争政策的例外情形既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也有反垄断机构在个案审查中依据竞争政策的目标灵活把握的。墨西哥《联邦经济竞争法》规定，特定的战略性行业不受竞争法约束，而战略性行业是由其反垄断部门确定的，墨西哥竞争法第28条规定的豁免条件赋予了反垄断当局无限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甚至某个人的意志确定战略性行业。中国竞争政策设计中对豁免条款应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设计，从法律上看，适用豁免条款是一国竞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适用豁免条款中，各国在卡特尔、对外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都规定得较详尽，这些是适用豁免条款的核心内容。
3、并购限制的标准
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的政策目标和广泛的竞争例外范围使其反垄断机构能够在并购审查中放松控制。Correa和Aguiar以巴西为例对发展中国家的并购控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巴西在1994年新的竞争法颁布后，一年时间内有99起并购提请审查，2001年超过了600起，但没有一起并购被禁止。在并购控制审查过程中，衰退企业、国际竞争力等都成为反垄断机构考虑的因素。而没有合并指南指引的合并控制，将使合并审查的结果完全依靠负责审查的官员的观点，这可能会造成审查的结果与经济原则不相一致的情况。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购控制审查的结果来看，墨西哥1994年6月到1995年6月的122起并购审查中，仅一起未通过。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正是各发展中国家希望本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冲动所导致，因为竞争政策一般禁止或限制的行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二是横向限制协议；第三是企业间的兼并。发展中国家所执行的较为宽松的并购限制标
准应该说是基于本国企业的现实经济规模所做出的选择。
4、行政垄断
应该说，在目前中国的竞争政策设计中行政垄断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首先行政垄断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对它的认识应基于整个转轨的进程，从这一点来看，它更多地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行政垄断的来源不是市场集中、资源的独占或者以法律形式所定义的专营专卖。行政垄断产生的原因有些类似于奥地利学派看待垄断的观点，他们认为政府，而不是市场，是垄断之源，政府的授权、认证、特许、关税和其他法定限制措施才能够创造垄断，而拥有垄断能力的特殊经济组织便不再参与公开竞争。一般认为，行政垄断往往是依靠公共权力来获取产业的独占地位或达到区域市场封锁的目的，它涉及的理论和问题较多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行政垄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领域，特别是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领域，涉及到行政垄断的竞争政策设计必然会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等问题。此外，由行政垄断所具备的权力影响产业资源配置的特征，因此在分析时不可避免地要将转轨经济所具备的制度因素考虑在内。从竞争政策设计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特定行业中行政垄断存在的程度，而在于行政垄断在特定行业内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这构成了竞争政策执行中对待行政垄断的一个基点。目前经济学对行政垄断问题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提出了测算特定行业行政垄断存在程度的ISCP分析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对行政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进行了评估。将制度与结构、行为及绩效作为并列的因素进行考察使这一研究框架具备较强的弹性，能够同时兼顾对行政垄断形成原因及运行机理的理论研究以及形成可操作的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因此，在竞争政策设计及执行中，ISCP分析框架能够为特定反垄断案例中的反行政垄断诉讼提供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支持。
五、结论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第8篇
民族地区适宜的模式应该是在正确的民族观下指导选择的，只有符合该区域各民族的发展需求，实现其阶段作为民族中的基本元素“人”的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加入了人文理念的发展概念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才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针对西部地区中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以及多民族大杂居、少数民族小聚居的现实状况，引入正确的民族观，采取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是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
民族发展观
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是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区域经济结构、结构不断优化和高度化的演进过程，这是一个多层次的进程，不仅涉及到物质产品的增长，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即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的演进。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短期的外生因素引起的经济上升或下降，不能反映发展的本质特征，必须不仅着眼于经济规模在外延上的扩大，而且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既然区域经济发展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那么，什么样的区域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判断才是合理的，这是一个规范性，不同区域经济主体所做出的认定具有差异性1。西部地区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形成多民族大杂居，个别民族小聚居的特点，民族间发展不平衡，在发展经济时应该确立民族发展观，不能只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而要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加速民族间的平等发展，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很多探讨，多从中东西部经济格局进行比较，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涉及了很多经济发展模式，甚少涉及民族发展问题，本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结合民族性进行分析，寻求适合西部地区发展的模式。
一、
西部地区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1、 资源优势明显，开发前景广阔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在于自然资源的优势，主要是能源及矿产资源丰富。首先是能源方面，全国三大天然气田四川、陕西及新疆探明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量的61%。西南地区水能资源的蕴藏量是全国的70%，可开发蕴藏量占全国的77%。全国重点开发的10大水电基地有四个分布在四川。其次，加原料充足。西部地区拥有大量各种原材料，可发展加工业。举例来说，新疆盛产葡萄、棉花及羊毛，为食品加工和纺织业提供可观的投资机会。四川及云南的中药材占全国已发现品种的51%，有利于发展中药。据2000年数据，西部地区固体矿产矿石总产量为12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 .68，煤炭产量为2 .67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6%；石油产量为277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7%；天然气产量为134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53 %；10种有色金属产量为278 .5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0%。
2、 产业结构不合理，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
西部地区由于资源丰富，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地域分工中长期被当作东部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尽管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地区建设了许多大中型，但除了“三线”军工企业之外，多属于增值程度低的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深度和加工层次都很低，资源优势未转化为经济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西部许多省区都曾致力于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但工业结构畸重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到1989年，西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仍高达59.83%，远高于全国的51. 60%和东部47.04%的水平。到1998年，全国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42. 9: 57. 1，而西部地区为37. 3: 62. 7。甘肃省到2000年轻重工业比例为23.62:76.38，是典型的重型工业结构。到2001年这种产业结构格局仍基本不变，2001年全国轻重工业产值之比为39. 43:60. 57，东西部地区规模以上企业轻重工业总产值及其比例关系，东部地区轻重工业比重为42. 96: 57.04；西部地区轻重工业比重为33.56:66.44，西部地区轻工业产值比重比全国低5. 87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9.4个百分点。2002年这种工业结构格局仍然基本不变，全国轻重工业企业数50.84:48.96，西部地区轻、重工业企业数量之比为41.96:58.03东部地区为47.45:52.55，西部地区轻工业企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数低8. 88个百分点。2
3、 人口增长过快，落后，高素质人才匮乏
人口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人口占全国比重日渐增大。长期保持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的结果，使得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大，1999年为28. 47%， 2000年为28.5%，2001年为28.55%。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教育事业发展乏力，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下。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2000年，全国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没有上学的，西部12省区平均比例为14.80%。高出全国近2倍；仅参加过扫盲班的，西部2.69%，高出全国0.9个百分点；只有小学文化的，西部41.06%，高出全国近3个百分点，而从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初中28.04%，高中10.1%，大专及以上3.2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乡教育分布不均，教育观念落后以及固有的重男轻女的的思想，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群居地区男女受教育的程度相差悬殊，未上过学的人口中，女性占大多数。另一方面，从业人员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缓慢，除地理和自然因素外，关键在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难以满足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1999年，西部758万从业人员中，不识字的占11%，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3.3%，初中文化占39.9%，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3.8%。
4、支柱产业布局与地方关联性脱钩，不能带动整个民族地区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曾经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大规模三线建设的重要区域。据有关资料统计，建国以来至 “六五”期末国家在西部地区投资达1000多亿元，占原全国三线地区11省区总投资的40%以上。西南三线工业占全国三线工业企业数的50%，西南三线工业占全国三线工业固定资产的40%可以说整个西南地区现代工业的基础主要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就要充分发挥三线建设的潜力。大规模“三线”建设工业布局的产业重点是：能源、冶金、重化工业等重工业，它占“三线”工业总投资的50%以上。而如此巨大的投入，建立起的重工业基地，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性比例过重，而深加工工业产值比重却相当低。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是重工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属于低附加值的产业，并且与地方的第一、第三产业关联性不强，对地方产生的波及效应弱。各类产业加工链条短，中间产品比例高，最终消费品比例小，附加值低，导致资源优势难以变成经济优势。这些投入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工矿企业是以“嵌入”的方式进入民族地区的，它们的经济运行基本上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相分离，既缺乏当地民族的参与，也没有起到对当地的工业辐射作用。
二、
西部地区发展中的民族性与区域性特色
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区域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与全国一致的特点外，最为明显之处在于鲜明的民族性，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成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因为民族的差异性，决定了区域发展观存在着差异性，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模式的理解，构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地区区域发展观。其二，民族地区具有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对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无论是市场对微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还是区域性地方政府的中观层次的调控作用，甚至宏观层次的中央政府调控作用，都必须适应民族地区对区域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不能“一刀切”，即民族地区区域资源配置与调控方式的特殊性。其三，由于区位条件、历史发展的不同，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多层次性。在西部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因素，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不同，发展产业形式与结构各不相同，发展的速度也不尽相同，民族地区区域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差异性。其四，我国民族众多，分布广泛，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住地自然条件的不同，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生产方式很不一样，有的地区业、商贸服务业发达，如云南省的德宏州、西双版纳州，丽江地区，有的地区畜牧业发达，如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广大牧区，也有工矿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如青海格尔木地区，四川省的西昌、攀枝花地区，即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差异性。总之，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水平，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和规划都应充分认识这些特点。3
三、
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建立多元化发展模式，保持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上对与区域发展问题主要探讨的是区域布局问题，区域发展理论基本沿着两大理论轴线发展延伸，即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和生产布局理论，或称为两大理论体系。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布局什么？理论核心是解决产业的选择、如何形成专门化生产，以实现区内的优势得以发挥和区际间的协调配合。生产布局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布局？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布局的空间问题，如何组织区内产业之间的结合形式及区际关系、经济联系等问题。这些理论主要从空间角度研究区域的布局与发展，其理论基础是生产布局理论，包括区位论、空间结构论等一系列的理论及模式。经济理论主要从资源要素配置进行探讨，很少涉及到经济主体的主观因素，即人这一经济活动的主体的群体性价值判断问题。民族，根据斯大林于1913年写出了《和民族问题》一文中给予的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作为社会中人结合的一个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很多性质与斯大林给予的民族概念有所出入，但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整个民族发展中还是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探讨西部地区开发时，就不得不关注于民族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1、 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只有体现到人的发展上才是真正的发展，这也是与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以人为本，才是发展的本质。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它整体追求的价值观念，如何才是民族自身价值追求，只有在该民族的族群当中才会理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念，并不是物质生活的大一统就能体现社会的大一统发展。正确的民族发展观是作为一个民族族群的人们对发展的正确认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既要在物质发展上获取利益，同时也在生产生活的发展方式上能予以接受，保持他们所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就曾忽视过民族与经济发展这两者联系，例如，苦聪人是拉枯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金平县境内。50年代以前，他们在金平县长约400公里，宽约30公里的原始森林中过着迁徙生活，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兼营采集和狩猎。从50年代初到1957年，政府派出工作组进入森林寻找苦聪人，经过诸多努力，终于说服动员大部分苦聪人走出森林。政府为他们配备耕牛农具，动员其他民族让出较好的田，帮助他们组织互助组进行农业生产。然而1958年以后，刚过上定居生活不久的苦聪人表现出对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适应，部分人陆续重返森林。几十年来，尽管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为他们建盖新寨，但仍有苦聪人不断重返森林，时至今日，也还存在这一现象。4 “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5 在现实情况中，“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极少会有某个特定区域内只有一种或几种完整而纯粹的民族经济模式，而某种民族经济也可能是跨区域的，因此，二者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民族”视角，并不仅局限于“民族区域”的空间范围，而是对于探索一切符合民族情况、具有民族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都富于启发意义。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得到政府、市场与区域群众的相互支持与协调，否则将难于达到高质量的发展目的。政府的决策措施，以及市场体制的运转都必须考虑到区域民众对发展目标的认同和理解。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是要在政府与民族群体的相互努力下才能真正发展。
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目标出发，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我们在制定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时，要遵循一系列原则。一是经济发展为主原则，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进一步发展根本的社会主体——“人”；二是民族价值取向指导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模式要和民族的价值取向结合，只有获得各民族群众的支持才能得到经济的健康发展；三是针对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调查的决策依据，进行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决策，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措施，进行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构建，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2、 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多元化的现状，以及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情况，建立适宜的发展模式，是民族地区发展最重要的环节。它不仅涉及发展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民族群体人文类型的丰富性，还涉及到文化的价值评判。长期以来，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汉族地区与先进相等同，把民族地区与落后相等同，于是也就把汉族地区的发展模式看成了民族地区发展的当然选择。这实际上是“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一种表现。这并不是说少数民族不需要和借用。学习和借用在各少数民族的交流史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被称为传媒的今天更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也是谋求发展所必需的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学习和借用应是自觉的过程。因此，在考虑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时，是为他们选定还是帮他们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这涉及到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是否持有文化相对论的评价观。因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现状，用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本无法达到和谐发展的局面，所以要分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既要把握原有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又要提倡创新引入新的产业，并通过本土化吸收提升区域竞争力，还要发展特色经济，形成一个资源互补，产业链衔接，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1)总体上继续重点发展重工业，依靠老工业基地，改革现有产业结构，发展深加工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
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西部民族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工业化道路，只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有所不同而已。工业化进程的演变体现为:工业发展的重心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移，在重工业化阶段中又经历了由原材料工业向加工装配工业再向高加工度化转移的演变;最后进入技术集约化阶段。这种规律体现了工业对资源的开发由浅层开发到深层发展的进步过程，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开发前景广阔，而且“三线”建设中建立起来一批大型的重工业企业，这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奠基石，要充分利用其所占据的资源优势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势，以重工业为龙头，更新设备，加快技术创新，同时拓展产业链，发展深加工业。发挥重工业的波及效应，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链，提升区域总体竞争力。西部民族地区不是孤立的区域，只有依托于现实所赋予的基础条件才能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与重工业发展相联系的产业链选择是民族地区的总体选择。
（2）根据各民族聚居点的特点，实施保护性政策，保护当地民族居民价值取向的所认可的生产方式
工业化、现代化在发展的历程又有不同的路径选择，而民族群体的对路径选择是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因素。对一种生产方式来评价，并不能单纯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衡量，而是要结合到人文社会中进行评价，并不是能带来效率的就是最好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都是人所进行生存与发展的手段而已，在人的群体中进行结合评价才能得到真正的标准。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多聚居在比较落后偏远的地方，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保存相当完整，当他们所面对工业化中所出现的各种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时，他们并不能很快适应，而且还可能排斥，所以我们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关注这一事实，要有步骤地进行引导，而不是一刀切地对原有生产方式进行否定，针对那些适合当地民族生存的生产方式还要给予政策性保护。
（3）培养区域发展增长极，点轴式发展，以点带面，促进城乡间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中也有一部分中心省会城市经济基础较强，工业体系完整，人才结构合理，又有资源优势，可以将这部分城市作为区域发展中的增长极，实行多极化开发，分段与整合相结合的。把区域内中心城市、中型城市和县级小城市分别为一级、二级、三级，实行多极化开发与管理，加强一级中心城市的增长级作用。对于处于第一级的中心城市，利用其作为中心地带的资金、技术、科研、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集聚程度较强的优势，走“产业链规模经济”的道路，通过规模经济的崛起，使中心城市隆起为强劲的增长极，带动周围二级、三级地带的发展。而二、三级增长极点则根据集中战略原则，走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的道路，实施“板块规模经济”模式一一区域培育由一大批生产相同产品和相关产品的小企业集聚成群体如专业村、专业镇等，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作为区域的第一级增长极，要充分利用中心城市与市场营销的辐射力，把区域内各个板块的生产能力整合为区域竞争合力。大部分民族聚居地都是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区域，要充分利用和周边城市的关系，利用城市的“扩散效应”，走产业链经济发展道路。
（4）加强人才发展战略，培育高素质人才，提高民族整体素质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人才结构不合理，高素质人才匮乏。民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整个族群的发展上，而且也体现在单个族人的发展上。发展经济是与人的发展相结合的，经济是人的经济，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大量现代化的资金运作与技术都需要相适应的人才进行操作，西部地区要发展首先就需要与发展经济相适应的人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占很大比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少数民族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低，所以在西部开发中首先要解决就是教育问题，要加强人才发展战略，普及中小学教育，培育民族地区各民族高素质的人才。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储备，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促进民族间平等。民族地区针对民族性的特点，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应推行双语教学，既保持该民族的特性又添加现代因素，从而达到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
（5）循环经济与粗放型经济并行发展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具体说来就是一一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的福利最大化。必须认识到，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饱暖)、生活需要、发展需要，从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后、逐步解决。在科学发展观下，人的需要既是分层次的也是多样化的，环境质量同样是人的福利之一。经济实力、资源储备、环境质量都成为构成人的福利的要素，都成为稀缺资源，一切人类必不可少的经济、社会、以及资源与环境保护活动都成为创造稀缺资源的活动。这三项人类活动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同样应当满足边际投入与获得的边际效益相等的原则。即在资源、环境、资金等稀缺资源间，只能以人的福利最大化为惟一标准来统筹。据此，必须认识到资源、环境固然是有限的，但用来治理污染的经济资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不能先验性地决定一个就比另一个更珍贵。哪个更珍贵，取决于哪个的市场价值更高。正确的选择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在效率最高的用途上。6但在选择时后要注意到，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还有就是生态环境有其不可恢复的特性。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偏远地方，存在电脑等高新技术与刀耕火种相并存的状况，进行产业选择时，首先就要从当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进行人福利最大化评价。在还在为满足生存与基本生活需要苦苦挣扎的地方发展粗放型经济也是可取的，而在已经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地方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