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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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1篇
中唐固然没有李白、杜甫那样“集中地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但中唐文学的总体成就，绝不逊于盛唐。在诗学风格上，呈现“尚意“的总体特征。这对于文学自觉的魏晋“尚情”的诗学理式而言是一较大转变，由此，开启了宋代“尚理”的诗学特征。明代陆时雍云：“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异好详。”又云：“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秀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①比之盛唐，像是人到中年，思考多了，风华少了。诗歌往往以意取胜，但元气不及盛唐挥洒自如、酣畅淋漓。这与动荡的时代环境、佛禅新变的氛围、以及文人自身的境遇都有很大关联。
政治因素无疑对中唐诗坛是最大影响因素。从“永贞革新”到“熙丰变法”，由中唐到宋代均以失败告终。永贞革新是以改革大历、贞元以来苟安姑息的弊政为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活动，故，虽昙花一现，但留在士人们心灵上的希望却经久耐磨。永贞革新集团的要人如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刘、柳，他们早年热衷于政治活动，把文学看做余事，但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们远贬荒州，并遇赦不得量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以求得政治生命的补偿。因此他们被贬折后的创作，完全是政治上绝望后的孤愤、哀鸣，也有激愤与抗争。他们的文学成就，是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结果。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诗风，与刘禹锡“诗多怨刺”的特点，无一不与他们“英雄失志”的身心境遇有关。政治的变化使得文学精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但留在文人心中的希望还在，因此元和文学就充满了革新精神，成为中唐文学中辉煌的一段。经历了甘露之变后，由于文人全身远祸的心态，整个晚唐文坛反应政治与社会的作品锐减，人们热衷于对细腻的内在感情的挖掘与玩味，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逐渐增多。形成了晚唐特殊的贾岛现象。
禅宗的发展到了中唐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动。中唐之时，洪州禅一枝独秀，它所引领的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在当时的文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思想已经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平常心是道”的境界。不需时刻想着清规戒律，而是将人性与佛性等同起来，这对于文人参禅风的大兴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格局的动荡，文人命运的未知以及儒学的日渐式微，使得文人士大夫更易选择佛禅作为自己的精神依傍，以此寻求心灵的超越弥合不得志的迁折人生。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写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②将洪州禅的精神与他素所信奉的老庄道家哲学融合为一，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之中实践着这一新的禅风。可以说诗文中显现的这种禅风的驳杂也昭示出当时文人创作时广征博取、归于文学本体的发展趋势。文学在此，向其纵深处探寻出路。
再来具体分析“尚意”的诗学总特征。“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③就诗歌的美学理想而言，“四杰”、陈子昂、李白等初盛唐的诗人多追求一种宏阔劲健的美学风格，以抒写盛世豪情和个人激昂的人生理想。追求魏晋风骨。再从创作机制上看，魏晋到盛唐，更多的强调“感物而动”的即时抒写与表达。即：自然景色感动了诗人的情感，随即触发了诗人创作。而转入中唐，诗人们开始着意于内心的体悟和韵味的追求，理论也渐趋深微，精致玄远、以典丽、含蓄为特征。
以皎然的《诗式》为示例。皎然的诗论核心是“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这是对唐诗和宋诗两种诗型的整合。将两极化的表达汇于沉思体味之后的抒写。这在中唐时期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人创作更多的对诗句的传意效果进行反复斟酌， 在物象的选择上，也更侧重于传递内心的一种思绪、积淀。似乎是在波澜壮阔的尽兴之余多了分闭目沉思的体味，读来更为厚重，沉潜。又如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这首诗写早春。摄早春之魂，给予读者全境式审美体验。诗人用文学的斟酌之“笔”描摹出早春那种似有却无的色彩。这是将万千早春之物象加以提炼的结果。再如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其四》）对于“沧海”、“巫山”的选择上，选取壮阔深沉的自然物象，以此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眷恋和热爱之深之切。
中唐“尚意”诗学中心论的转捩意义和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深远的。肇始于“中唐”的这种变化，使得文学的关注重心从盛世理想回归文学自身。削弱功利性的浮夸，增劲审美化的表达。放逐文学宏大气象的声势喧嚣，重构文学内部的结构、章法、意境和神韵。《百家唐诗序》中叶燮进一步从宏观的诗史演变角度指出：“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叶燮不仅认为中唐诗苑群才竞出，极为昌盛，而且认为中唐是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诗人创作不再是整体的、宏观的、感物而动、即兴而发，而是转向对意象的提炼、斟酌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和个人经历的再创作，以此缝合自然景物和内心 历程的裂缝。诗学理论上，皎然的《诗式》力图矫正大历诗坛“复多变少”的衰颓局面，以实现诗学精神由“尚情”向“尚意”的过渡。增强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内涵，对文学自身做了一次更为纵深的挖掘。广义上说，更为唐型诗向宋型诗的变革做了铺垫。开启了后世以禅论诗之先河。其后，苏轼、江西诗派均以此论调，直至严羽《沧浪诗话》“通禅喻诗”，以致明代论诗均沿此评鉴。其次，中唐诗歌不断追求“文外之旨”，将诗道极致立于语言文字之外，影响了后世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等，追求“神韵”的诗学理念成为中国诗学史上重要的一支。④从创作论的角度而言，中唐之始对物象的选取，即“取镜”，更多的讲求诗人个人经历而生成的创作经验与创作行为的深思熟虑，精心酌取。更多的，是让文学进一步的向自身窥探，以寻求还原文学性的原貌，打捞文学之精髓。
参考文献：
[1]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
[2] 《白居易集》卷71[M].顾学颉校点本，第四册，第1504页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2篇
京都大赋起于汉代。先有扬雄的《蜀都赋》,夸赞其乡土,继有班固的《两都赋》为此1文类树立了典范。嗣后,张衡模拟班固写了《2京赋》。到晋代左思历时310余年,写成万言以上的《3都赋》,成为赋中巨制。《3都赋》虽然是京都大赋带殿后性的辉煌,但其后都邑赋仍然以较短的篇幅,相对省净的形式,绵延不绝(明代大赋仍多)。直到清末,还有程先甲以《金陵赋》着名。
京邑赋,尤其是历代京都大赋,有很强的政治性,它1般都在国家统1稳定时出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藉对宫殿壮丽、财阜民康、仪礼完备的描写,宣扬朝廷的功业与威德,起到使4方向慕,人心归顺,加强国家统1安定的作用。班固写《两都赋》,背景是东汉王朝建立后,“京师(东都洛阳)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西都长安)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阳之议”(《两京赋序》),于是班固乃作赋,批评西都的奢侈,赞扬东都的法度,为东都作为稳定的政治中心,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左思的《3都赋》作于晋统1之后,这时需要有大着作来宣扬作为国家安定统1象征的京都,以京都位居中心,覆盖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鼓舞人心。左思在赋中,代表方隅的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夸赞蜀吴两地,而代表统1的魏国先生发表宏论,陈述魏都优越,指出冒号“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于是吴、蜀2家为之折服。从而表现了人们对于3国归1的认同,这正适合西晋初年的政治需要。《3都赋》之引起轰动效应,其主要原因,亦即在此。京邑赋对于京都的盛夸,使京都优出于其他城市之上,而手法是以宾衬主,即使对处于宾位的城市,也是以侈丽宏衍之笔,展现其繁盛阔大,因而总体来讲,仍然是“极众人之所眩曜”,显示出国家之广大,包含之无所不有。京邑赋除写帝京、陪都外,历代还有许多写地方州郡城市乃至边疆城邑的。如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曹魏时刘劭的《赵都赋》、唐代张嵩的《云中古城赋》、明代黄佐的《粤会赋》、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徐杜的《郑州揽胜赋》、清末程先甲的《金陵赋》。这些,或出于对家乡风土的热love,或出于对异地风光的惊异,也是以生花妙笔,写京都以外州邑胜概。如扬雄《蜀都赋》不仅写山川的险峻,矿物的丰富,动植的繁多,灌溉的发达,闾阎的密集、纺织的精致,等等,甚至还写到了川菜的香美,读之对蜀中的环境和生活,无限向往。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则写了海南岛风物的奇特。
京邑赋围绕京都和地方名城重镇,从历史到现实,展开多方面铺写,内容往往包括历史沿革、地理形胜、郊甸环境、都市规模、楼台建筑、动植物产、工商贸易、闾阎风情、宗教礼仪,等等,实为1城1市的综合介绍与礼赞。这在古代,大大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具有很大的认识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与资料作用。如张衡《2京赋》除以上提到的1些方面外,还写到西京平乐馆中的杂技魔术表演有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走绳、幻术、驯兽、马戏,等等,成为中国杂技史的珍贵资料。《2京赋》还写到国际交往,成为外交史上的重要记录。
都邑赋作为文学艺术中的1枝奇葩,可算出现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文学,它固然以其自身特有的艺术美,获得广大读者,同时还以其芳泽沾溉其他文学艺术品种。它对都市的描写,从谋篇布局、到内容材料、音韵词藻,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为诗词文等文体的都市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文学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朝时诗取代赋居于中心地位。唐代前期,国势强盛,未能产生如汉代的京都大赋,但诗为了表现盛唐气象,却从汉赋所体现的炎汉气象中受到启发。唐京都的长篇歌行,从1定意义上讲,是对汉赋的继承与移植,因而有“赋体歌行”之称。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便是其中代表。《帝京篇》开头冒号“山河千里国,城阙9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旨意与班固等人的京都大赋完全1致。真是“读宾王长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灿夺目”。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云冒号“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所列举的用铺叙串合方式展开种种繁华景物,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闻1多说冒号“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4杰》)指明了卢骆的长歌对赋体的吸收。唐诗如此,而到了宋代,写都市的词,如柳永《望海潮》咏杭州,王安石《桂枝香》咏金陵,也同样吸收都邑赋的营养,借鉴都邑赋的写法。
在各种文体中,赋以描写见长。并且往往不是1般的3言两语,而是“铺陈描写”。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让诗去描写,不免显得呆板笨拙,缺少诗意诗韵的婉转流动,而赋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1经1纬,1宫1商”(《西京杂记》卷2)的布局和写法,正是适合于对付“纷纭挥霍,情难为状”(陆机《文赋》)的局面。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冒号“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熙载《赋概》说冒号“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非常精要地讲出了赋体的长处所在。传统的57言诗侧重于表达社会生活在人情感上的反映,它基本上是线性的推进,面对“情事杂沓”,“千态万状,层见叠出”的情事或对象,诗难以发挥所长,长于铺叙的赋,却能“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毫无滞碍,酣畅淋漓地全部见于笔端。京都巨邑“千态万状”,以之作题材,也就只有赋这1体裁最为相宜了。都邑赋作为与都市最为契合的文学样式,跟单纯朴实的农村之宜于诗歌正好对应。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典诗 色彩意象 色彩观念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9-0040-02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色彩意象随着诗歌表现范围的不断延伸而逐渐丰富和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个由简单、纯朴到多样、繁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这在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心理情感的日趋复杂化以及社会色彩观念的发展。更进一步来说，人类的认识力和创造力从根本上制约着色彩意象的选取和运用，心理情感的日趋复杂化是色彩意象多样化的审美内驱力，社会色彩观念的演变则直接影响着色彩意象的流变。
《诗经》、《楚辞》的色彩较为纯朴简单，多选用青色意象和白色意象，其次是红色意象、黄色意象和黑色意象。这五种颜色也是中国传统的“正色”。《管子·揆度》说：“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红）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多以自然物起兴，如首篇《关雎》中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展开的是一幅白色流水的青色小岛上一对黑色关雎（鱼鹰）栖息图，“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则描绘了青色水草在白色流水中漂浮的姿态。《楚辞》常用香恶草木物象作比，如屈原《离骚》中的白芷、蕙兰、菌桂、秋菊、菉、葹，等等。这些大多是自然物的色彩直接作用于审美主体视觉的结果，也是先民朴素的色彩观念的直接反映。
汉魏晋时期的古诗中的色彩意象虽较先秦诗歌有了一定的发展，仍未脱离《诗经》、《楚辞》的色彩选取范畴，而且青、白两种色彩在诗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其中多间杂着形容女子或爱情的红色意象。《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诗句中的青葱的意象蕴含的是游子的漂泊不定和思妇的遥望无期；还有像“明月何皎皎”、“明月皎夜光”诗句中，皎洁的月光照出的不仅有闺中女子的空虚无聊，更有寒门士子怀才不遇的忧伤。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以及陶渊明的田园诗仍主要表现青白的色彩意象，但已呈现丰富多样化的趋势。
南北朝时期，宋齐时代的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鲍照的乐府诗，色彩意象渐趋多样、繁杂化。“齐梁以后，形式主义的诗风笼罩着整个诗坛，梁陈宫体诗的流行，更是诗风的堕落”。[3]形式主义的诗风以及宫体诗的流行，从诗歌的精神意义层面上看是诗歌发展进程中的倒退现象，然而从诗歌的表现范围和色彩意象的发展看，这又是一个必然经历的成长过程。南朝诗人大多生活在宫廷豪门，或者出于兴趣偏好，或者因为身不由己，他们的诗歌内容多表现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辞藻艳丽，青、红两色是诗境的主色调。典型的代表有陈后主，还有往后的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些诗人开始将目光从简单的自然物象更多地投射到社会物象，色彩意象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北朝诗歌中的色彩意象的发展则相对缓慢些。由此可见，唐之前诗歌色彩意象总体而言是相对简单而纯朴，这种情况随着古典诗歌的发展而走向丰富。
中国古典诗到了唐朝达到顶峰，诗歌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因此，唐朝的色彩意象也在这个过程中走向多样化发展。
初唐时期（618—712年），诗歌色彩意象总体上沿袭了南朝梁陈宫体诗的表达机制，以红色为主色调，显得浓艳而缺少深度。“初唐时代，当政的文臣多半都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浮艳的宫体诗、富丽呆板的宫廷诗。他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类书，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供给当时文人们采集典故词藻之用”。[1]明人许学夷说：“今观世南之诗，犹不免绮靡之习，何也？盖世南虽知宫体妖艳之音非正，而绮靡之弊则沿陈、隋旧习而弗知耳。”[2]对于上官仪的诗，史称“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时称“上官体”。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初唐诗歌主要表现宫廷生活，对广袤现实社会缺乏深刻的反映，但还是出现了有别于此的“唐音之始”。[3]如唐太宗、魏征的诗，内容上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风格上却追求雅正，以宏大整肃代替六朝琐碎柔弱，昭示了唐诗的发展方向和前景。至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继上官仪追求辞美，而引向自然流丽。沈佺期、宋之问最终完成了近体诗格律的定型，在诗歌形式上是对辞藻华美、绮错婉媚的色彩意象的理性拒绝，而内容上仍是沿袭旧制，直至王绩和“初唐四杰”奏响了真正的“唐音之始”。王绩被认为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他的《野望》和《秋夜喜雨遇王处士》从内容和风格上是唐诗中“最早摆脱齐梁浮艳气息的近体诗”。[4]“初唐四杰”之诗，内容上由宫廷转向市井，由台阁转向江山塞漠；风格上由纤柔卑弱转向流丽省净，自然清新；感情基调上表现出开朗热情、积极进取的高亢精神。他们的诗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习气，但已有极大进步，色彩意象脱掉了单调的浓艳的南朝华服，逐渐换上了多样、浑厚而富有内涵的红黄色彩背景为主，青白意象尤多的盛唐之装。
到了盛唐（712—762年），景云之后开元天宝年间王维、李白、杜甫、孟浩然、高适、岑参诸公之诗，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已着上了盛唐之装，诗歌色彩意象进入了全盛时期。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所云：“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是林庚先生极力推崇的“盛唐气象”，本文不必深究。
中唐（762—827年）诗歌随着安史之乱的冲击而随社会走入低谷，随着国力的衰弱，唐诗中外向、奔放、刚健的时代精神已不如盛唐，而更多地转向对现实疾苦的反映和心灵的慰藉。“白发”、“青丝”之类色彩意象表现了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及“大历十才子”等一批诗人，在沐浴了盛唐之光后面对一个疮痍满目的社会那沉痛的历史沧桑感和生命悲剧意识，这在诗歌色彩意象中有形象的体现。如刘禹锡的名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头城》），“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巷》），浑厚色彩背景中是忧国伤怀的浓浓情怀。当然，中唐诗歌虽缺少盛唐外向、奔放、刚健的时代精神，但也不乏沉郁、哀苦，或通俗或怪诞的艺术风格。甚至可以说，随着诗歌的盛行，中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的多样化比盛唐之诗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杜甫后期诗歌沉郁悲凉的艺术风格已经反映了中唐的社会思想面貌。白居易、元稹等对新乐府的倡导和实践，使得诗歌由盛唐时的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色彩意象多因浅俗的创作原则的需要又更多地变得艳丽起来，但这种艳丽与初唐时沿袭的六朝靡丽的脂粉气相比，还掺杂着哀苦无奈的人生况味和时代气息。韩愈之奇崛险怪、“郊寒岛瘦”之苦吟、刘禹锡的优美浏亮、柳宗元的峻洁骚怨，既是诗人人生境遇的诗化表达，也是中衰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从色彩意象及其表达机制来看，中唐诗歌全面继承和极大丰富了盛唐诗歌的色彩意象。我们说盛唐时代是唐诗最高峰是就其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力而言的，而唐诗色彩意象及其表达机制的全面成熟和最高峰则应该是在中唐时期。
步入晚唐（827—907年），随着唐王朝的进一步衰落，“盛唐气象”那种自由奔放的豪气已经消失殆尽，就连中兴希望也变得十分渺茫，诗歌笼罩着哀怨、无奈与沉痛的气氛。从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最后到晚唐，诗风由浮华的形式主义转向积极的浪漫主义又转向冷峻的现实主义，最后落入沉痛的悲观主义。以“小李杜”为代表的历史、自然与爱情题材的诗歌，在忧时伤乱、怀古伤今、喟叹身世之中，流露出精神上的空虚与落寞。而这从另一个方面恰恰促发了他们对诗歌审美艺术的追求，诗歌色彩意象上表现出幽婉明丽的特点。其爱情题材的作品也呈现出与初唐反映宫廷生活的宫体诗一样的色彩基调，但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沧桑而变得忧郁深沉，不像初唐那般一味的浓艳而没有深度。自然题材的诗歌，与唐前期的山水田园诗一样表现出空灵闲适的情调，但不同的是，前期的山水田园诗可以看做是仕途中短暂的消遣和放松，而中晚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则是于世无济、醉心自然的逃避和感伤。
品读唐代诗歌，体悟唐朝思想，不难发现，唐诗色彩意象虽有初唐的浮华而又经中晚唐的靡丽，但终究没有脱离浑厚雅正的“盛唐气象”的印象。然而，衰颓的晚唐使得五代诗词追求形式上的华美，最后兴盛了偏离传统诗道的被称为“诗余”的文学体裁——词，色彩意象异常红艳。而宋、明之诗，受理学思想影响，红艳之气渐消，追求理趣，继而迎来了清诗的中兴。可见，诗歌色彩意象的流变反映了诗歌的演变过程，通过色彩意象的流变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诗歌的思想意蕴特征和艺术风格。
[ 参 考 文 献 ]
[1]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9-20.
[2]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38.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4篇
众所周知，我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不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异。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两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⑴可见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代表北方的孔子与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地域性分岔了。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就已发展成形，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如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另外，如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在美学上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和研究。因为南北的差异性，这时的美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着南北地域上的差异。如孔子等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就是这时美学南北地域的差异性的体现。这种情况虽然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南北派别的划分依然是其主脉，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进一步指出：“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⑵。所以也就可以从地域上把中国的美学划分为南方美学和北方美学，统称为南北地缘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地域划分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两种美学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
这两种美学的差异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凸现，如代表北方美学思想的《诗经》和代表南方美学思想的楚辞。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讲到：“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诗经》主要是北方文学；《楚辞》则植根于南方，而又吸取了北方的文化营养。《诗经》的质朴淳厚，《楚辞》的浪漫热烈，体现着北方和南方两地的差异。”⑶但是一开始这两种美学的地位也并不是对等的，很长时期里，美学一直都是以北方为正统，南方美学远远不及北方美学，这种状况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北方长时期处于战乱之中，原本坐镇北方的统治者及许多北方士族豪门，还有许多北方居民都纷纷南迁，在南方建立国家，开创事业。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⑷正是这政治上的动乱与艺术上的这种精神使得南方美学不断得到发展，并还出现反超北方美学，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见一斑：〔1〕从相关著作和研究人才方面，来看，主要是出自南方人之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在南方出现了诸如刘勰、钟嵘一样的杰出人物，而对比之下，北方则要清淡得多。〔2〕在文艺创作人才方面，南方诗人文士占了这个时期的大半个江山，而北方除了由南方去的庾信，王褒外没有几个人可与南方相比。那么究竟是发展南方美学还是保证北方美学的正统地位呢？很显然，南方美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博得了上自君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欢迎，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同时南方“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之下掩盖着贫血的面厐”⑸呈现出一种病态；北方美学虽然一时失宠，但却是封建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任何一种扬此抑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然而事实上，很久以来许多的学者文人往往采取一种扬北抑南的方法，隋朝与唐朝初期也不例外地出现了这种情况。隋朝如李谔、王通等人对南方的文风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主张恢复儒家传统的思想文学观念，提出了政教中心的文学论。在唐朝初期狐德棻、李白药、王勃等人也对南朝文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言：“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官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批评南方的时候注意一分为二的方法，主张从南方美学中吸取有用的部分，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里就反映了这种想法，他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也。”这种想法也正是当时统治者所希望的。
“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合。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这种开明不仅仅只表现在政治上，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个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种思想杂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方面，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因为唐代在思想文化上的开明与多元化，使得唐代诗歌在诸多方面，如思想上，风格上，艺术表现手法上等方面百花争艳，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很久，但是为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础。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⑹
二
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代诗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
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祐，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祐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
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
在初唐与盛唐的时候，北方过着平静而有序的生活，同时北方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正是生产诗人的好土壤，所以这个时期北方的诗人就会很多。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又陷入了战乱之中，从而造成了一是许多北方人的南迁，一是南方的开发。这种土壤所造就出来的诗人就不单单是北盛南衰的情形了。纵观唐代诗人，据陈尚君先生考证，京畿道有诗人226人，关内道有诗人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东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东道77人，山南西道4人，关陇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东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剑南道66人，岭南道27人⑼。就诗人总体数量来说，北方要比南方多，但是在中晚唐，南方地区的诗人增长率远远要比北方高。这说明了唐代诗歌的创作群体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总体观来，唐代诗歌创作群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演变过程：初唐北方创作群一枝独秀盛中唐南方创作群的兴起晚唐南北创作群的合流。
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出现了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
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
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
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
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
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
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
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释：
⑴⑵《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商务印刷馆1940年版第31页
⑶⑸⑹⒂袁行霈《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第71页、第22页、第71－72页
⑷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⑺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⑻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2页
⑼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70页
⑽李浩《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9月第113页
⑾⒁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99页
⑿⒀参见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和第196页
另参考书目：
⑴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6](P132)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二)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曲间的流变轨迹，并予以美学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人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学术潮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学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在梳理一个故事在小说、戏曲间辗转流变情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的承继与变异因素及其社会印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传播。后来如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应用，它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点。
(三)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形式体制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交流关系，及其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指出了宋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有“资戏剧之发达者”[7](P36)；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辟专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对戏曲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说话”伎艺的语言艺术、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体制、以骈俪文字描绘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对戏曲的影响。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戏曲质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刘永良《中国古典戏曲与<红楼梦>人物刻画》(《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努力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戏曲影响的痕迹，以及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艺术特性。郭英德的《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以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小说与戏曲所共有的叙事因素(《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董乃斌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阐述了唐代小说和戏曲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中揭示出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刘汉光的《小说、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则把寓言性作为小说与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钟明奇《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论述了明清小说、戏曲的传“奇”特色(《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这些学者都能立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努力探析二者内在的关联之处、艺术共性。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一、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P57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惟其需要故事的发展，不得不借重于话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词以增强美听的价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讲唱伎艺；而讲唱伎艺之于话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离。故南戏和北曲杂剧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杂剧院本和讲唱伎艺的相互结合。[12](P72)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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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6篇
一、三部总集收录乐府之比较
宋朝立国未久，表现在文化方面的一大盛事，就是无论官方抑或私家，均雅好于对前代的诗文进行汇集与整理，如姚铉之于《唐文粹》，李昉等之于《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郭茂倩之于《乐府诗集》等，即皆为其例。其中，郭茂倩所编撰《乐府诗集》一百卷，是乐府诗史上的第一部大型总集，全书将“阿唐氏之作，一直到五代”的乐府诗，以音乐为标准分为十二类，并对每类乐府诗撰写了题解，由于“征引浩博，援据精审”，故而“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1]。就诗题而言，《乐府诗集》所收录的5205首乐府诗，主要是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的，但其最后的11卷（卷九十至卷一）“新乐府辞”中，却只有新题乐府（即新乐府）425首①。该书另有4卷（卷七十九至卷八十二）“近代曲辞”，收诗337首，二者合计也只有762首。这一数据表明，《乐府诗集》所收录的乐府诗，旧题乐府乃为其大端。
除《乐府诗集》外，《唐文粹》、《文苑英华》亦均收录了数量不等的乐府诗，其具体做法是于诗歌中别立“乐府”一类。《唐文粹》所收诗歌凡13卷，其目录中的“卷十二诗丙”、“卷十三诗丁”两卷则为“乐府辞”，二者共收乐府诗152首，其中的主要诗人有卢照邻、崔国辅、王昌龄、李颀、王维、李白、杜甫、李贺、元稹、白居易、张籍、孟郊、陆龟蒙等。《文苑英华》于卷一九二“诗四十二”之“乐府一”有校者之注云：“乐府共六十卷，以《艺文类聚》、《初学记》、《唐文粹》，诸人文集，并郭茂倩、刘次庄《乐府》参校。注下同音者为一作。”② 而实际的情况是，《文苑英华》所收录的乐府诗只有20卷（卷一九二至卷二一一），此校者之注云“共六十卷”者，实误。为《文苑英华》所收录的这20卷乐府诗，与其所收录的诗、文、赋等一样，即皆以唐人之作为主。据统计，《文苑英华》的20卷“乐府”，共收录了182位唐代诗人的582首诗，其中，收诗10首以上的诗人有12人，具体为：李白61首、杜甫24首、沈佺期20首、王昌龄17首、陈陶17首、卢照邻15首、王贞白15首、唐太宗11首、崔国辅11首、李贺10首、白居易10首、释皎然10首。其他诗人如李百药、骆宾王、王维、高适、陶翰、顾况、李益、张籍、姚合、薛能、聂夷中、罗隐等，多的收录乐府诗9首，少的则只有1首。据此可知，《文苑英华》所收录的李白乐府诗乃为诸唐人之最，其次则依次为杜甫与沈佺期。即是说，沈佺期、杜甫、李白三人的乐府诗，在李昉等人看来，是足可作为唐代乐府诗之代表的。
以上所述表明，《唐文粹》、《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对于唐代诗人的乐府诗均是极为关注的。但尽管如此，这三部总集的编撰者对于乐府诗特别是新题乐府的收录，在认识上却并不一致，这一实况所反映的，其实是姚铉、李昉、郭茂倩等人表现在乐府诗观念方面的差异性。即是说，究竟什么样的诗才可称之为乐府诗或者新题乐府，姚铉、李昉、郭茂倩等人对此的看法与认识，乃是各不相同的，为便于认识与把握，下面兹举数端以为例说。
1.《帝京篇》。《文苑英华》卷一九二“乐府一”收录了唐太宗《帝京篇十首》，又骆宾王《帝京篇》一首。《唐文粹》的2卷“乐府辞”与《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对这11首诗则均未予以收录。
2.《襄阳歌》。《文苑英华》卷二一“乐府十”收录李白《襄阳歌》一首。《唐文粹》卷十六（上）“诗壬”收录，作“古调歌篇”③；《乐府诗集》卷八十五虽收入，但作“杂歌谣辞”。
3.《苦战行》、《忆昔行》、《倡仄行》。此三诗均为杜甫所作。《文苑英华》卷一九八“乐府七”收录《苦战行》一诗，卷二一一“乐府二十”收录《忆昔行》、《倡仄行》二诗。《唐文粹》2卷“乐府辞”与11卷“古调歌篇”均未收此三诗，《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新乐府辞”等亦然。
4.《桃源行》。《文苑英华》20卷“乐府”无此诗。《唐文粹》卷十六（上）“诗壬”收录王维、刘禹锡《桃源行》各一首，作“古调歌篇”；《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二”收录王维、刘禹锡二诗。
5.《田家词》。《乐府诗集》卷九十三“新乐府辞四”收录元稹此诗，题目作《田家行》。《唐文粹》卷十六（下）“诗壬”收录此诗，作“古调歌篇”。《文苑英华》20卷“乐府”中无此诗。
6.《云中行》。《文苑英华》卷二一一“乐府二十”收录薛奇重《云中行》一首。《唐文粹》之“乐府辞”与“古调歌篇”均无此诗，《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新乐府辞”亦然。
7.《后魏行》。《唐文粹》卷十二“诗丙·乐府辞上”收录王毂《后魏行》一首。《文苑英华》20卷“乐府”无此诗，《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同。
8.《魏宫词》。《唐文粹》卷十二“诗丙·乐府辞上”收录崔国辅《魏宫词》一首。《文苑英华》20卷“乐府”无此诗，《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同。
9.《静女词》。《唐文粹》卷十二“诗丙·乐府辞上”收录孟郊《静女词》一首。《文苑英华》20卷“乐府”无此诗，《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新乐府辞”等同。
10.《长城作》。《唐文粹》卷十二“诗丙·乐府辞上”收录鲍溶《长城作》一首。《文苑英华》20卷“乐府”无此诗，《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新乐府辞”等同。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具举。仅就以上所举之10例23首诗言，已明显地反映出了几种值得注意的事实，即：（一）《唐文粹》的编者姚铉认为是乐府诗者，如王毂《后魏行》、崔国辅《魏宫词》、孟郊《静女词》、鲍溶《长城作》等，《文苑英华》的编者李昉等人与《乐府诗集》的编撰者郭茂倩，却均不予以认可。或以为《乐府诗集》无王毂《后魏行》等诗乃系其“漏收”之说，实不准确，原因是生活于南宋“建炎以后”的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应该说是参考了《唐文粹》一书的，既曾参考而又不予收录者，这一事实所反映的，应是郭茂倩认为这些诗皆非乐府诗之属。（二）被姚铉于《唐文粹》中认为是古体诗的李白《襄阳歌》等，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与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时，均将其目之为乐府诗。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即被姚铉在《唐文粹》中认定为“古调歌篇”者，如元稹的《田家词》等，郭茂倩《乐府诗集》也将其作为新题乐府予以收录，而《文苑英华》则未及。（三）被李昉等人在《文苑英华》中认定为乐府诗的唐太宗、骆宾王二人之《帝京篇》11首，以及杜甫《苦战行》、《忆昔行》、《倡仄行》诸诗，郭茂倩于《乐府诗集》中则一律不予收录，这一实况的存在，绝不可能是“漏收”说所能解释清楚的，因为《文苑英华》乃属北宋官修的一部大型文学总集，为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时所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其又怎么可能会“漏收”呢？
综合以上三者，可知《唐文粹》、《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对于乐府诗特别是新题乐府的收录，乃是各有其界定之“标准”的。而这种“标准”所代表的，即为姚铉、李昉、郭茂倩等人对于新题乐府的不同认识。即是说，姚铉等人对于乐府诗的认识，从其于各自所编总集对乐府诗的收录情况而言，乃是明显地存在着较为严重之分岐的，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史上的一种既存事实。
二、对乐府诗不同认识的原因
在上述三部总集中，姚铉的《唐文粹》虽然成书最早，但其却没有对乐府诗进行任何形式的定义，而只是于《唐文粹序》中称乐府诗为“乐章”。所谓“乐章”，《玉海》卷一五引《中兴书目》著录唐人徐景安《新撰乐书》有专门的解释：“乐章者，声诗也。章明其情而诗言其志。”[2]既称“声诗”，则理应与音乐的关系密切。而就《唐文粹》2卷“乐府辞”共152首乐府诗的实况言，其实际上包括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旧题乐府如《箜篌谣》、《短歌行》、《梁甫吟》、《蜀道难》、《将进酒》、《天马歌》、《行行游且猎篇》、《侠客行》、《结韈子》、《上之回》、《相逢行》、《猛虎行》、《乌栖曲》、《采莲曲》、《洛阳陌》、《长干行》、《行路难》、《妾薄命》、《春思》等，自然是与音乐的关系密切的，但为诗人们“自创新题”的《魏宫词》、《长城作》等，则亦应如是。而此，正与郭茂倩于《乐府诗集》中对“新乐府”所下的定义，可互为参证：“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3]即二者都认为唐代乐府诗与音乐是颇具关联的。但其中的“辞实乐府”四字，应是导致郭茂倩将《唐文粹》中的《魏宫词》、《长城作》等篇拒之《乐府诗集》门外的一个关键性原因。所谓“辞实乐府”，是说“唐世新歌”之“辞”，其实是具有“乐府”的音乐性特征的，但却“未常被于声”。郭茂倩的这种认识，就其渊源而言，当是参考了白居易《新乐府并序》中的“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的结果所致。即是说，《唐文粹》中的《魏宫词》、《长城作》等诗之所以未能被《乐府诗集》收入者，有可能是郭茂倩认为其不具备乐府诗的音乐性特征所致。若果真如此，则姚铉与郭茂倩在对新题乐府的音乐性认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也就较为清楚。
但应指出的是，对于“辞实乐府”的认识，或有认为其所指为朝廷演唱的歌诗者，则乃不确。这是因为，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可知，所谓“朝廷演唱的歌诗”，在唐代主要指的是“郊庙歌辞”、“燕射歌辞”之类，而如元结《系乐府》、《补乐府》，元稹《新题乐府》，白居易《新乐府》，陆龟蒙《乐府杂咏》，皮日休《正乐府》等“新乐府辞”，则是与“朝廷演唱”毫无关联的。即是说，在现存的关于唐代新乐府的各类文献资料中，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友琴《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资料汇编》即可为证。尽管白居易在《新乐府并序》中曾经说过，新乐府是“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的，但历史的真实是，现存《白居易集》中的那些具有“补时阙”特点的新乐府，却从来就不曾补“播于乐章歌曲”。所以，认为唐代的新题乐府为“朝廷演唱的歌诗”之说，实际上是与唐代新乐府的历史真实迥不相及的。至于有论者认为，检验一首诗是否属于新乐府，必须从宫廷的角度进行考察之认识，也是与唐代新乐府的历史真实不相符合的，原因是这种说法与持“朝廷演唱的歌诗”说者一样，即其都犯了以偏概全的认识错误。而且，唐代的太乐署等音乐机构，也并不等同于汉代的乐府机关，所以，认为与宫廷有关的诗才可称之为乐府诗的认识，其实是忽视了乐府诗在汉魏以后的发展过程，故其说之不能成立乃是十分显然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一方面收录了整20卷的“乐府”，一方面则又收录了整20卷的“歌行”，这种收录的实况，在现存所有宋人编撰的诗文总集中，都是极具特殊性和典型性的。《文苑英华》中的20卷（卷三三一至卷三五）“歌行”，不仅在内容方面的分类较为繁杂（如“四时”、“仙道”、“纪功”、“音乐”、“草木”、“送行”、“图画”、“隐逸”、“佛寺”等），而且在形式上也甚为混乱，以至于令人难以措手。就后者言，其中既有以“歌”、“行”等歌辞性单音汉字制题者，如李颀《王母歌》、李白《春日行》、杜甫《醉歌行》等，又有无“歌”、“行”等歌辞性单音汉字之制题者，如陈子昂《山水粉图》、陈陶《独摇手》、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等，同时还有被同书之“乐府”收入者，如李白《襄阳歌》、韦应物《长安道》、李贺《箜篌引》等，而更多的则是未被同书之“乐府”所收入，如李白《元丹丘歌》、杜甫《石笋行》、韦元甫《木兰歌》等。这一事实表明，李昉等人对于“凡所歌行”（元稹《乐府古题序》）一类新题乐府的认识，乃是相当之模糊不清的。李昉等人是如此，姚铉与郭茂倩也基本类似，这从《唐文粹》与《乐府诗集》所收之歌行类乐府，便可知其大概，如《唐文粹》之“古调歌篇”中有很多“凡所歌行”即为其例。而实际上，“歌行”之与“乐府”本为一家，这就是后人所言之“乐府歌行”，对此，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体凡》已说得相当清楚：
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也。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
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4]这段文字之所言，是胡震亨研究唐代新乐府的重要成果之一。以此为据，可知《文苑英华》20卷“歌行”中的“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以及“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等，不仅皆为乐府诗，而且大都为诗人们“自创新题”的新乐府。如此，则上举《唐文粹》2卷“乐府辞”中的《后魏行》、《魏宫词》、《静女词》、《长城作》等诗，《文苑英华》20卷“乐府”中的杜甫《苦战行》、《忆昔行》、《倡仄行》、薛奇重《云中行》等诗，乃皆为歌行类新乐府也就甚明。而郭茂倩《乐府诗集》对这些新题乐府均未收录者，表明其于歌行类乐府诗的认识，较李昉等人是更为模糊不清的。正因此，才导致了《乐府诗集》对唐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不够重视之事实的存在。对此，我们只要以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体凡》之所言，对一部《全唐诗》略作比对与检索，即可知其中有大量的歌行类乐府未被《乐府诗集》所收录。此则表明，郭茂倩在其模糊不清的歌行类乐府观的指导下，对唐代歌行类新乐府依各种音乐名目所进行的分类式收录，显然是存在着相当大的缺憾的。对于这一缺憾，后人如吴莱、胡翰等已多所言之，而清人冯班于《钝吟全集》中按照歌词产生的方式将汉唐乐府重新分为七类的举措，又表明了后人对于《乐府诗集》分类的非议，已由批评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满行为。
总体而言，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对于汉唐乐府所进行的收录与整理，无论从何种角度言，都是颇值称道的，特别是《乐府诗集》对5200多首汉唐乐府诗的辑录，更是成绩卓著，影响深远。但从这三部总集各自所收录乐府诗的实况言，不仅反映了姚铉、李昉、郭茂倩等人对于唐代新乐府的判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某些方面的模糊不清。姚铉等人由编撰文学总集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各自有别的乐府观，虽然并不能代表有宋一代学者与诗人对于乐府诗的认识，但其之存在，对于当时诗人们于新乐府的创作，显然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的。
三、宋代乐府的创作实况扫描
一般而言，唐以后历代的乐府诗，大都是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所构成的，而新题乐府，则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之分[5]，对于这一分类，已行世的72册《全宋诗》所收录之宋代诗人的乐府诗，已较为清楚地透露出了这一信息。即是说，《全宋诗》所著录的乐府诗，除旧题乐府外，其新题乐府主要是由即事类乐府等类别的乐府组成的。至于金、元、明、清时期的乐府诗，则更是如此，其唯一不同者，是元、明、清三朝曾一度成为宫词类乐府创作的期，且推出了许多优秀的《宫词》专集。《宫词》虽然因唐代诗人王建的《宫词》一百首而名声大噪，且其直接影响着花蕊夫人等对《宫词》的创作，但赵宋一代以《宫词》而成为闻人者，则有花蕊夫人、宋白、王珪、张仲庠、周彦直、王仲修、宋徽宗等诗人④。即是说，《宫词》于赵宋一代，虽然没有如元、明、清三朝那样成为一种创作时尚，但宋徽宗的《宫词三百首》之量，却是前无古人的。而且，花蕊夫人《宫词一百首》、王珪《宫词一百首》与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以及宋徽宗《宫词三百首》与宋宁宗杨皇后《宫词五十首》，还分别为明代学者毛晋编为《三家宫词》、《二家宫词》两种《宫词》专集，而无名氏的《十家宫词》，则主要是以宋代诗人的大型连章体组诗为收录对象的，这种情况在乐府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则表明，宋代的《宫词》也是颇具成就与特点的。
众所周知，宋代由于是词文学的天下，所以当时包括皇帝、宰臣在内的诗人们，都热衷于对词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进行创作，于是，在唐代备受诗人们所喜爱的乐府诗，即因此而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冷落。对于这一文学史现象，我们仅从宋代诗人没有专门的乐府集，以及其别集中少有“乐府”卷的编目等，即可准确获知。而且，宋代诗人于诗题（主要指组诗）中冠有“乐府”二字者，据我对《全宋诗》的手工检索可知，也只有苏轼、晁补之、范成大等少许诗人，苏轼诗题如《襄阳乐府三篇》（具体为《野鹰来》、《上堵吟》、《襄阳乐》三诗），晁补之诗题如《补乐府三首》（具体为《豆叶黄》、《渔家傲》、《御街行》三诗），范成大诗题如《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具体为《冬舂行》、《灯市行》、《祭灶词》、《口数粥行》、《爆竹行》、《烧火盆行》、《照田蚕行》、《分岁词》、《卖痴呆词》、《打灰堆词》十诗）等。着眼于乐府诗立题命篇的角度言，苏轼、晁补之、范成大的这3题16首诗，乃皆属“自创新题”的新乐府，但其却均只冠“乐府”而非为“新乐府”或“新题乐府”的事实，表明宋代诗人并没有如唐代白居易等人那样的创作习惯。而实际上，唐代诗人也并非都是如白居易等人那样雅好冠“新乐府”于诗题的，如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新题乐府，即皆非如此。此外，宋代诗人不冠“新乐府”于诗题者，还应与《唐文粹》、《文苑英华》均无“新乐府”的名目，以及其所收录之乐府诗主要为旧题乐府的实况关系密切，因为这一事实表明，《唐文粹》与《文苑英华》这两部北宋人所编之诗文总集，对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新乐府是并不重视的。而《乐府诗集》虽然专立“新乐府辞”一类，但其所收新乐府数量甚少（与《全唐诗》相比较而言）的事实，所表明的亦只是郭茂倩对于旧题乐府的重视。所以，这三部总集对于唐人新乐府收录的实况，无论从何种角度言，都是会给宋代诗人于乐府诗的创作以不同程度之影响的。
就宋代诗人的新乐府言，现可确知者是竹枝类乐府的数量最少，其具体为：苏轼10首、苏辙9首、黄庭坚11首、李复10首、周行己5首、贺铸9首、范成大11首、杨万里32首、王质4首、冉居常3首、李埴2首、陈杰2首、陈允平1首、汪元量10首、孙嵩8首、李士举1首、无名子1首，凡17人129首诗[6]。这一数量虽然较唐代诗人为多（7人30首诗），但其在72册《全宋诗》中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此则表明，具有民歌风味的《竹枝词》，在宋代是并不为诗人们所看重的。度其原因，既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新兴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还不曾为诗人们所认识，又有可能是受当时高度繁荣的词体艺术之冲击所致，而或此或彼，都是《竹枝词》在宋代不受重视的一种具体反映。对此，在北宋167年的文学史上，只有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复、周行己5人创作过《竹枝词》的实况，又可为之佐证。
即事类乐府与歌行类乐府，为宋代新乐府之大端。即事类乐府，所指为具有唐代“忧黎元”、“补时阙”特点的“病时”之作，亦即为白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那些新题乐府。这类乐府诗，实际上是宋代诗人师学中唐白居易等人新乐府的结果。正因此，宋代的这类新乐府乃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诗题多由三字或二字构成，且“无复依傍”；二是“歌诗合为事而作”，即内容以“病时之尤急”为主；三是作者于诗中针对所写之事而抒发感慨；四是体式一般为五古与七古的齐言体；五是有些与时事相关的诗题冠有“词”、“篇”、“调”等“歌辞性”字样（与时事不相关而冠有“词”、“调”等字样者，不在此列）；六是“通体离乐”，与音乐没有必然关系。以此为标准，可知即事类乐府在两宋也是颇为盛行的。仅以北宋为例，如王禹偁《畲田调》、《感流亡》、《官酿》、《黑裘》、《闻鸮》，欧阳修《鹦鹉螺》、《食糟民》，王安石《兼并》、《车载板》、《河北民》，梅尧臣《伤桑》、《新茧》、《田家》、《陶者》、《田家语》、《观理稼》等，即皆为其代表。这些诗因均具“病时之尤急”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特点，并与唐代元稹、白居易、皮日休等人“忧黎元”、“补时阙”的新乐府精神一脉相承。或以为元、白等人的新乐府大都冠有“新乐府”或“新题乐府”的专名，而王禹偁等作则非，因而不能将其认定为新乐府的认识，实乃不确。这是因为，如上所言，宋代诗人于乐府诗题中冠“乐府”字样者乃极少，即其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而即使如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这样的新题乐府者，其于诗题中也只仅冠“乐府”二字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所以，以诗题冠有“新乐府”字样为标准去检验一首诗是否为新乐府的举措，其实是不符合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特别是新题乐府之实况的。而此，也是唐后乐府诗有别于汉唐乐府诗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则表明，研究宋代的乐府诗，是不可照搬研究唐代乐府诗的方法与经验以为的，而是应该结合其实际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还宋代乐府诗创作特别是新乐府创作的历史真实。
歌行类乐府在宋代乐府诗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宋代歌行类乐府的数量既多，参与创作的诗人亦众，对此，《全宋诗》中所著录凡三卷以上诗作的诗人几乎都有“乐府歌行”的事实，即可为之佐证。这一事实表明，歌行类乐府之于宋代，乃是相当繁荣发达的。正因此，故而在王禹傅、田锡、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戴复古、刘克庄、汪元量等众多诗人的诗文集中，即均存在数量不等的歌行类乐府。以陆游《剑南诗稿》为例，其中的乐府诗即有271首之多，属于新题乐府者则为219首，而在这219首新题乐府中，歌行类乃有147首，具体为：以“歌”为题者92首，以“行”为题者41首，“歌行”合用者（如《长歌行》、《悲歌行》等）14首，其他（主要指诗题末冠有“曲”、“词”、“调”等字样的）87首⑤。由是而观，可知在对新题乐府的创作中，陆游最擅长的即为歌行类乐府。《剑南诗稿》中的此类乐府诗，如《瞿塘行》、《春愁曲》、《赛神曲》、《芳草曲》、《凉州行》、《水村曲》、《三峡歌》、《蜉蝣行》、《无酒叹》、《稽山行》、《海棠歌》等，即都是一些为选家所必选的优秀之作。请看《凉州行》一诗：
凉州四面皆沙碛，风吹沙平马无迹。东门供帐接中使，万里朱宣布袄敕。敕中墨色如未干，君王心念儿郎寒。当街谢恩拜舞罢，万岁声上黄云端。安西北庭皆郡县，四夷朝供无征战。旧时胡虏陷关中，五丈原头作边回。[7]以歌行类乐府写在边塞的所见所闻，陆游此诗堪称为宋代新题乐府中的代表作。《剑南诗稿》中类此者，还有《昆仑行》、《赛神曲》、《焉耆行》、《雪歌》、《塞上曲》、《夜大雪歌》等，这一组诗不仅扩大了乐府诗的题材领域，而且还因具有典型的西域风情风味，而可与唐代诗人岑参的同类之作并读。又如《山南行》：
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鞠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8]此诗表面上是对“山南”（指终南山之南，即宋之南郑，今之汉中）风土人情与自然景物的描写，其实是诗人力主抗金的又一次心灵表白，这从最后四句之所写，即略可获知。当时的情况是，南郑曾一度为金人所占，待收复后的陆游任职之年，此地已是麦陇青青，杨柳夹道，平川沃野，大路如绳，诗人认为其地形、其财力已足可供抗金之用，故于诗末用“却用关中作本根”作结。全诗感情饱满，气势奔放，浑灏流转，极具特色。
宋代诗人的旧题乐府也堪值称道。从乐府诗发展史的角度言，旧题乐府由六朝而李唐，虽然因李白、李贺等人而发扬光大，但自中唐“新乐府运动”始，却每况愈下，直至北宋中期才“旧貌换新颜”。其中如文彦博、张方干、陆游、戴复古等人，即皆为旧题乐府在宋代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出将入相五十余年”的文彦博，其集中的旧题乐府即有《折杨柳》、《关山月》、《采莲曲》、《长相思》、《夜夜曲》、《陌上桑》、《巫山高》、《从军行》等10余首之多[9]；而陆游《剑南诗稿》中则有《胡无人》、《公无渡河》、《铜雀妓》、《关山月》、《前有樽酒行》、《婕妤怨》、《日出入行》、《短歌行》、《秋风曲》、《长门怨》、《行路难》、《估客乐》、《妾命薄》、《古别离》、《艾如张》、《上之回》、《乌栖曲》、《采莲曲》、《董逃行》、《明妃曲》、《将进酒》、《陇头水》、《荆州歌》、《长干行》等。与陆游同时的范成大，也雅好对旧题乐府的创作，这从《范石湖集》以《行路难》一诗为压卷之作，即略可获知。其他如梅尧臣《猛虎行》、晁冲之《古乐府》、郑震《饮马长城窟》、翁卷《白紵词》、徐照《妾薄命》、刘克庄《苦寒行》、刘宰《猛虎行》、戴复古《饮马长城窟》、汪元量《燕歌行》等，即皆为宋代诗人雅好旧题乐府的见证。这些旧题乐府，或紧扣古辞之“本事”，或以旧题写新事，或抒发诗人的感慨，而更多的则是对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的关注，因之，其不仅题材宽广，内容丰富，而且还有着很强的现实性。
但从形式、体制等方面言，宋代的旧题乐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保留着汉唐乐府的某些因子成分，一则与古体诗并无区别。前者如宋祁的《少年行》[10](卷45，P487)：
君不见汉家五陵诸少年，白马骊驹大道边。紫纶裁帽映两纽，黄金错带佩双鞬。经过主第赐绿帻，归宴前堂罗曲宴。长安多逐韩嫣弹，别藏仍收张氏钱。传言天子将羽猎，千乘万骑向甘泉。奉车金吾共驰骋，外家戚里见招延。径去平冈驰狡兔，虚弯天际落飞鸢……薄暮聊归渭桥曲，明旦复会黄山前。此诗以“君不见”开篇，为典型的乐府句式，而全篇以七言始终，且一韵到底，形式自由奔放，是深受唐代歌行体影响的结果。后者则可以田锡《短歌行》、邓允端《古乐府》二诗为代表。田诗云：“晓月苍苍向烟灭，朝阳焰焰明丹阙。杜鹃催促踯躅开，已鸣芳草歇。芳春苦不为君留，古人劝君秉烛游。原与松乔弄云月，紫泥仙海鸾皇洲。”[10](卷3747，P45185)邓诗云：“梧桐叶落秋容早，夜夜寒蛩泣衰草。凤钗金冷鬓云凋，可惜红颜镜中老。音尘望断沉双鲤，唤起相思何日已。琐窗人静月轮孤，六曲屏山冷如水。”[10](卷206，P2359)田锡与邓允端，一为北宋初期人，一为南宋末期人，二人之诗均为七言古体的事实，表明旧题乐府之于宋代，除了诗题的“歌辞性”这一特点外，其他与古体诗已基本一致。
宋代乐府诗的创作实况大致如上。由此我们不难获知，在唐后的乐府诗史上，宋代乐府诗虽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其与金、元、明、清四代的乐府诗相比，却要逊色许多，因为在这一时期乐府诗的王国里，不仅名篇佳作的数量极为有限，而且也没有出现如金代元好问、元代杨维桢这样的乐府诗大家。所以，从总的方面讲，赵宋一代的乐府诗尽管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却还不能称之为乐府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中原因，除了诗人们的审美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外，还应与词体艺术在这一时期的繁荣兴盛，以及人们对乐府诗理论的重视不够等不无关系。
四、宋代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
乐府诗由于“乐府”的原因，而曾有音乐文学之称。在经历了晚唐五代战乱之后的宋代乐府诗，是否仍然可配乐而唱，抑或是“通体离乐”，与音乐毫无关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而实际上，在现存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中，有不少是可直接证明宋代的各类乐府诗可以入乐的，而且有些乐府诗还曾为当时的诗人与乐工、歌女等互为传唱。此则表明，所谓的“通体离乐”云云，所谓的“宋代乐府与音乐没有关系”的认识等等，都是一些不符合宋代乐府诗与音乐关系的历史真实的说法。这里拟以宋代诗人的诗例为内证，对宋代乐府诗的可入乐问题略作考察。具体情况如下：
1.人心险过山嵯峨，豺狼当路君奈何，劝君收泪且勿歌。（周紫芝《公无渡河》，《全宋诗》卷一四九六）
2.谁家一曲《长短歌》，长安贵人葬蒿里。（周紫芝《长短歌》，《全宋诗》卷一四九七）
3.老子猖狂甚，犹歌《梁父吟》。（汪元量《杭州杂诗和林石田》其五，《宋诗钞·少云诗钞》）
4.萧萧墟落暮云寒，壤曲薪歌浃野欢。何处《饭牛》归路远，一声辛苦诉漫漫。（宋痒《夜闻牛歌》，《全宋诗》卷二一）
5.……而质之四诗，亦可既见，闻而悦之，将欲舞之鼓之，长言而永歌之。（周紫芝《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并序》，《全宋诗》卷一五二）
6.吴儿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声。唱得小娘《相见曲》，不解离乡去国情。（元好问《续小娘歌十首》其一，《元好问全集》卷六）
7.醉里君王宣乐部，隔花教唱《采莲歌》。（汪元量《越州歌》其十八，《宋诗钞·少云诗钞》）
8.兴有不同，而皆极天下之感，君子以之一冥心焉。…予癸未之岁，适遇闲居重九，私念平生，五感俱集，遂吟为五解而吊影以歌之。（方回《重阳吟五首并序》，《元诗选》初集上《桐江集》）
9.江东水乡，堤河两岸而田其中，谓之圩。……乡有圩长，岁宴水落，则集圩丁，日具土石楗枝以修圩。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柳枝》之声，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云。（杨万里《圩丁词十解并序》，《杨万里集校注》卷三十二）
10.舟行千里不计楚，忽闻《竹枝》皆楚语。（苏辙《竹枝词九首》其一，《栾城集》卷一）
11.连舂并汲各无语，齐唱《竹枝》如有嗟。（苏辙《竹枝词九首》其二，《栾城集》卷一）
12.南窗读书声吾伊，北窗见月歌《竹枝》。（黄庭坚《戏作竹枝三章》其一，《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五）
13.但闻歌《竹枝》，不见迎桃叶。（贺铸《变竹枝九首》其一，《庆湖遗老诗集》卷八）
14.当宴儿女歌《竹枝》，一声三叠客忘归。（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其九，《范石湖集》卷十六）
15.《宫中词》，各家诗集有之，皆所以夸帝室之辉华，叙王游之壮观，抉彤庭金屋之思，道龙舟凤辇之嬉。……援笔一唱，因成百篇。（宋白《宫词百首并序》，《全宋诗》卷二）
以上所举15例，涉及了宋代各类乐府诗之可歌的实况。第1、2、3、4四例，是旧题乐府《梁父吟》、《长短歌》、《公无渡河》、《饭牛》可配乐而唱的铁证。这是因为，汪元量的《杭州杂诗和林石田》其五直接记录了他自己对《梁父吟》的“犹歌”之况；《长短歌》为乐府旧题《长歌行》与《短歌行》的变格（详见本章第三节），周紫芝将其亲耳所闻而载入诗中的事实，雄辩地证实《长短歌》在宋代的可歌特质；而周紫芝在《公无渡河》中“劝君收泪且勿歌”者，则诗中“君”所歌者为《公无渡河》殆乃无疑。又，周紫芝的《时宰生日乐府四首》，是对当时宰相秦桧生日所作的贺诗，其“并序”即有“长言而永歌之”的记载，则这4首“时宰生日乐府”之可歌，也是可以肯定的。而《全宋诗》录载周紫芝的此类之作整50首，此4首既可歌，则其余46首亦应可歌。《饭牛》即古《饭牛歌》，又名《商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三归入“杂歌谣辞”，胡宿既“夜闻”而作诗以纪者，则《饭牛歌》在宋代之可歌即可定断。
第6、7、8、9四例，是对歌行类乐府在宋代可歌的确证。第6例中的元好问虽为金代诗人，但其《续小娘歌》所写的是“吴儿沿路唱歌行”，而这些“吴儿”在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南北宋交替之际，所以“歌行”在“吴儿”生活的宋代可配乐而唱者，是无须怀疑的。汪元量诗写的皇宫乐部“隔花教唱《采莲歌》”的实况，是《采莲歌》这种“乐府新词”在宋代可歌的明证；方回之“并序”与杨万里之“并序”，均记载了二人各自所作之《重阳吟》与《圩丁词》是用来“歌之”的事实，表明二人的这15首诗皆可配乐而唱乃显而易见。第10、11、12、13、14五例，主要是对竹枝类乐府中之《竹枝词》的可歌进行了证实。而第15例即宋白《宫词》的“并序”，既为“援笔一唱，因成百篇”，则其《宫词一百首》之可以配乐而唱者，乃甚为明白。
综上，可知宋代的乐府诗之歌者，乃为定谳。但尽管如此，宋代的乐府诗是否全部都可配乐而唱，则还有待作进一步之具体考察。
收稿日期：2010－06－20
注释：
① 此处所言《乐府诗集》之几种数据，均系对中华书局版《乐府诗集》的手工检索之所获，其中或有不够确切者，但藉之可窥知《乐府诗集》对唐人乐府诗收录概况之一斑。又，本文以下所言《文苑英华》中的各种数据，亦如是，特此说明。
② 此段引文据中华书局影印本《文苑英华》卷一九二引录，但“注下同音为一作”文义不通，疑有脱文。又，引文中的“《艺文类聚》”原作“《艺文类》”，“《唐文粹》”原作“《文粹》”，其所脱“聚”、“唐”二字，均为引者补。
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主体性；唐诗；英译；《长信怨》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46-02
唐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以其独特的文化内蕴，丰富多彩的形式，广阔的题材，和谐的韵律，动人的意境给世人留下珍贵的遗产，代表了我国诗歌发展的杰出成就。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如何把有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之称的唐诗更好地介绍给异域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课题。本文以唐代王昌龄《长信怨》为载体，以裘小龙和许渊冲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唐诗翻译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以提高唐诗英译的可接受性和美学价值。
一、诗歌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长期以来，传统的翻译论注重于语言形式的对等，认为翻译只是译者在遵循“忠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实现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之间转换的过程，这种翻译观主张翻译就是模仿，否定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际上在翻译中，译者既是原作信息的接受者，又是译作的输出者。由于译者的介入，任何的译作都必然带有他们各自的独特印记，留下译者的痕迹。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1]。强调译者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原作自由发挥，正如仲伟合所说，译者主体性是“忠实”标准下的主体性，忠实是享有主体性的译者的相对忠实[2]。随着译学研究的逐渐深入，译者的主体性在国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译者主体性的分析。刘国兵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引入翻译群落的概念来分析译者在各翻译主体中的中心地位[3]。屠国元、朱献珑利用阐释学的相关理论从哲学层面对文学翻译中的误读现象进行新的解读，从而强调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所起的主体作用[4]。黄勤提出互文性视角下的诗歌译者不仅仅是原诗的读者和译诗的作者，他还同时具有阐释者的身份，对原作进行合理阐释，并在译诗中再造原诗意像等都有赖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5]。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肯定了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否定在翻译中要以原诗为基础，尽可能地传递原诗的意境，诗歌翻译依然是带着镣铐跳舞。
二、王昌龄《长信怨》的两个不同英译本
原诗：
奉帚平明金殿开，
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
犹带昭阳日影来。
译本一：
Deserted Imperial Concubine at Changxin
――Qiu Xiaolong （裘小龙）
At dawn， having swept the courtyard
with the broom， she has nothing else
to do， except to twirl，
and twirl the round silk fan
in her fingers.Exquisite as jade，
she cannot compete with the autumn crow flying
overhead， which still carries the warmth
from the Imperial Sun Palace. [6]
译本二：
A DISFAVORED COURT LADY IN AUTUMN
――Xu Yuanchong（许渊冲）
At dawn she brings her broom to dust the golden halls；
She lingers with a fan within the palace walls.
Her rosy color envies wintry crows’ black one，
Oft bathed in favorable light of royal sun.[7]
三、《长信怨》两译本得失比较分析
从题目来看，长信乃指长信宫，是汉成帝时太后居住的寝宫。班婕妤以其貌美才高见爱于皇帝，后帝转而宠爱赵飞燕姐妹，婕妤就自请到太后宫中侍奉，在那里孤独寂寥度日。《长信怨》亦作《长信秋词》，从译文明显看出，前者是对《长信怨》的翻译，后者为《长信秋词》的英译。两种译文均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活动，对于西方国家的读者而言，他们不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了解“长信”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因而裘小龙在题目的翻译中点明了《长信怨》的对象是长信宫中被遗弃的宫妃，这与班婕妤的身份是相符的。据《汉书・外戚传序》：“至武帝制婕妤、荣华、充依，各有爵位……”可见婕妤为皇帝的妃子。许渊冲的译本回避了“长信”的翻译，直接点出诗人所要描摹的是失宠的“Court Lady”，该短语语义较为模糊，对应的译文为：“宫廷中的女人”，既可能是指嫔妃，也可指宫女。由于该诗是诗人以班婕妤而非宫女的口气所作，因此该译有不当之处。相较而言，裘译不但把原诗的“长信”包含在内，在身份表达上也较为切当，译文虽无“怨”字却道出生“怨”的原因：“恩断失宠”，其创造性的发挥使译文更接近于原作。
从原诗第一句：“奉帚平明金殿开”的翻译来看，两个译文都把“平明”译为“at dawn”，即清早，但对于“金殿”的理解各有不同。在中国“金殿”一般富丽堂皇，而且常用来特指皇家的宫殿，如：“金殿拜皇恩，面对丹墀下。”裘译为“courtyard”，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解释，该词多指城堡或大房子的庭院，未能凸显出皇室宫殿所特有的金碧辉煌，似乎意有不足。许译为：“the golden halls”，这里译者没有直译为：“the golden palace”与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强调诗歌翻译要做到：“意美、音美、形美”。为了达到“形美”的目的，在不损害原诗意蕴的前提下，许译尽量保留原诗的节奏和韵律。“the golden halls”与下句的“the palace walls”最后一个单词的词末元音相同押尾韵，通过译者的匠心独具，译文不但语言优美，忠实于原文，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和谐悦耳，巧妙地实现了“三美”的目的，可见译者本身的审美观必然影响到他的选词用字，形成各自鲜明的风格。此外，在动词“奉”字的翻译上两种译文都没有译出原诗的味道。“奉”这里同“捧”，是指恭敬地用手捧着，对于那些已经被抛弃的宫妃，她们虽然知道重新获得皇帝的恩宠很渺茫，但心里依然有着希翼，才能产生这一种“奉”的心理状态。不管是裘译的“sweep”还是许译的“dust”都只说明了用扫帚打扫的动作，却未能传递出她们这一微妙的心理。
第二句诗中的团扇，是一种圆形有柄的扇子，材料多为丝、绢、绫罗之类织品，以便在上面点缀绣画。裘译为“the round silk fan”与汉代“团扇”的特征是一致的，许译为“a fan”对于那些不了解这种传统工艺品的异族人士来说，这种译法没能在他们头脑中建构起“团扇”的具体形象，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这与许追求诗歌翻译的“形美”有一定关系，为了形式上的整齐省略了一些修饰性的词语，可见裘译更真，而许译求美。在这句诗的关键动词“徘徊”的翻译上，裘译通过动词“twirl”的重复来强调“徘徊”之意，回复婉转，把失宠宫妃的幽怨之情刻画得入木三分，足见译者的用心独到。许译单单使用“linger”一词，便把她的空虚寂寞勾画得淋漓尽致，但与原诗相比较，两个译文都呈现出一定的偏离，增加了一些原文没有的信息。如许译为了与上句构成押韵，增加了“within the palace walls”，裘译则增加了“she has nothing else to do”，译文更为直白，却少了诗歌特有的“含蓄”之意，可见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一致实为不易。
在第三句诗中，诗人用了一个构思巧妙的比较来表现失宠之人怨情之深。这句诗中，诗人借女子的口吻感叹玉颜之白不如鸦羽之黑，通过看似谎谬的反差来凸现得不到恩宠的悲苦之情。“寒鸦”是古诗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意象，如温庭筠的“新雁参差云碧处，寒鸦寥落叶红时”。在诗歌中使用“寒鸦”而非“乌鸦”，更多得是借助“寒”字来营造一种氛围，它不一定是指寒冷的冬天。本诗既然是《长信秋词》，那么时间应该是秋天，因此裘译为“the autumn crow”更贴近事实。
对于最后一句“犹带昭阳日影来”的翻译，两个译者的处理方法也各有千秋。从“昭阳”二字的译法来看，裘译更“真”。裘小龙忠实地把“昭阳殿”译出来，虽然便于理解却少了诗歌“凝练”之美。至于“日影”，在中国古代以日喻指帝王。在这一点上，裘译更趋向写实，“the warmth from the Imperial Sun Palace”，即寒鸦从昭阳殿飞过所带来的温暖。许译注重传达其隐藏的喻意，“royal sun”指代“君王“，而“favorable light”则带有“恩宠”之意，把原诗的“诗中应有之义”巧妙地表达出来，更胜一筹。但是“犹”字的译法上还有不足。原诗中诗人通过“犹”字，把人不如鸦的感叹表现得十分传神。裘小龙以“still”译“犹”字还是比较到位，而许译的“often”却少了这层比较之意，难免丢失了原诗的韵味。
四、结语
从总体来看，两位译者主动性的发挥反映出其侧重点的差异。裘译以散文体译求真，许译求美，充分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审美观的差异对译本形成的影响，但无论哪种译本都体现了译者的不懈努力，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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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史的总体特征范文第8篇
关键词：历史地段、柔性开发、小规模、多功能、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 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历史地段保护与开发面临的问题
1.1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对于历史地段,保护和开发总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全部外迁的完全保护，经济实力不允许，而商业性开发就面临着传统的破坏与丧失。矛盾根源不只是经济的，更多的是来自观念的：一方面对保护的理解，一方面对开发的认识。保护不意味着“原封不动”，开发不是肆意破坏，保护与开发不仅可以对话，而且有话可说。
1.2历史地段功能配置问题
在城市历史地段中现存建筑多数为住宅,由于土地价差往往成为开发商争抢的对象,历史地段也因而由城市的 “贫民窟”成为了摇钱树。矛盾突出表现在商业与居住的冲突上，加上改造更新历史地段中大量的民居，存在基础设施陈旧，低层高密度，动迁费用高，若在地段保护中维持大量低容积率的居住功能，经济问题成为不得不考虑的实施障碍。现代城市开发中历史地段的合理功能配置问题值得研究。
1.3历史地段更新存在风格上的争议
新建与改造的仿古建筑也许太多了，或者说不成功的太多，使得各城市中市民甚至业内人士对古风失去兴趣。一百多年前上海南京路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商业街，而今“中华第一街”上的百年老店展示的“传统”却已经是西洋的了。历史风貌应当从新认识，仿古与保护没有必然联系。
1.4原有形态与现代生活的矛盾
一方面位于城市旧城区的历史地段生活环境脏乱、基础设施陈旧，急需更新改造；另一方面，原有的结构形态、历史风貌是历史地段的价值所在。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传统文化物质载体上孰先孰后？在历史地段中“人”与“物”的共同保护始终是一种理想的目标。
2 历史地段的柔性开发政策
高强度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开发商追求的是利润，政府部门讲求的是成效，然而一次性的开发建设改造，往往割裂了前人，也拒绝了后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历史地段保护和开发中如何体现？
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对历史地段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从思想观念和措施手段上应当取一种中间路线，即体现更新改造“小规模”、具体操作“协调性”、土地配置“多功能”、设计风格“包容性”、规划理念“可持续”的柔性开发方针。以下从三个方面阐述历史地段的柔性开发对策：
2.1柔性开发的思想基础
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存在着两种保护观。在求真求实的学术传统和主、客相分的思维方式下，西方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强调历史的真实可读性。1964年于威尼斯ICOM大会上通过的《威尼斯》写到：“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文物建筑，饱含着过去岁月传下来的信息，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见证。……我们必须一点不走样地把他们的全部信息传下去。”这便是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于历史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的总体写照。
历史地段的保护有别于文物建筑的保护，历史地段不仅占据了城市中的显要地块，同时还生活着大量的城市居民，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历史地段的保护涉及了许许多多的城市问题。我们把眼光始终盯着历史地段具体的物质形态的保护，就无法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建构保护与开发的新理论、新方法。事实上，那些飘离在物质载体之外，隐藏在物质传统形式背后，通过物质载体反映出来的传统价值观、审美情趣、生活习俗、文化心态等等，才是反映历史地段传统精髓的“法”与“思想”，在着重保护“法”与“思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将保护与开发在历史地段中统一起来，也才有可能使历史地段重新在城市建设中重现活力。
历史地段柔性开发的思想就是要将保护与开发在新观念下结合起来，保护历史地段中传统文化的记忆，同时也保证人的现代城市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待历史环境与地段，是开发还是保护成为非常尖锐的矛盾，出现了传统风格桎梏与都市风格消失的问题，而今的日本历史保护实践中，已把历史环境保护作为改善居住生活环境的有效途径。这不仅是在保护与开发的手段上有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2.2柔性开发的运作方式
2.2.1.细致的调查、合理的分类
开发的规划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基础上，需要细致的社会调查与全面的经济分析，并对历史地段的文化内涵和深层结构进行透彻分析，对开发项目的土地价值和成本效益进行宏观结算，在此基础上制定整体的保护和开发规划，使景观特征和传统风貌能够切实得到保护，使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实现。
结合地段内建筑类型、设施情况、居民意向，以及周围的城市环境，对历史地段进行分类，根据情况灵活对待。
2.2.2.多样的地段功能结构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丰富多样而且相互支持的结构功能，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简·雅各布斯在考察了美国许多大城市之后得出结论：那些充满生气的街道和居民区，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失败的城市地区往往明显缺乏多样性。将历史地段的土地功能简单地划分，无论是单一的住宅群，或是成片的商业综合体都会使原来丰富的生活内容变得乏味，难以恢复原有的社区活力。
2.2.3.小规模、分阶段的实施政策
街区本身是城市形态构成的基本单元，有着与城市组织结构相应的街区肌理（建筑体量的聚集方式）和街区质地（道路、建筑物及开放空间等的模式的组合）。而在现代城市中的历史地段是特殊的城市单元，有着体现其独特风貌的街区肌理和街区质地，我们在开发改造时，只有顺其肌理,以小规模的方式以新置旧,有机的更新才能做到既更新地段的物质实体,又保护了传统的文化精髓。
小规模并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在保护与开发的整体规划指导下进行分阶段的实施。
2.3柔性开发的运作方式
柔性开发的规划设计要以全面、理性的眼光从整个城市来看待历史地段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并将现代城市设计思想渗透到历史地段开发的整个过程。
历史地段的柔性开发规划，不仅对有价值的传统物质载体进行保护，还应体现对人的保护。历史地段中对人的保护，一方面指居住在历史地段中的居民，对他们物质生活的保护，传统的建筑街道给了城市一个历史文化的记忆，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社会群体则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活载体，正是有了他们历史地段才成为城市中有生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指对整个城市居民以及后人，因为历史地段是属于整个城市的。对人的保护才是使历史地段在城市中再生的最终目的。
柔性开发规划必须注入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念和资源限度观念。人类文化遗产是一种既易受迫害，又不可再生的资源。应当理性地控制历史地段的文化价值的商业性开发利用，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为将来留有余地。
以下结合对正定历史地段保护与更新的研究，具体说明柔性开发的方法与策略。
3 正定历史地段保护与开发的研究
3.1正定历史古迹区的文化价值与城市发展
正定，原名“真定”。位于石家庄市北15公里处，距北京260公里，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真定”一名始于西汉。西汉时期，在此设立真定县。隋唐时改称镇州。五代时升其为真定府。北宋时期，真定成为河北西路的路治所在。元代，是真定的鼎盛时期。当时，作为中书省（辖区大致包括今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全部，内蒙古大部及河南省北部）治所（相当于今省会）所在地真定，城垣高大，集市繁茂，是当时黄河以北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在文学史上，此时的真定是河北元杂剧创作中心。在军事上，真定与山东东平、济南，山西太原是元代黄河以北的军事重镇。还曾一度作为反叛者的都城——“伪中京”（一见《续史方舆纪要》卷十四中对真定府的介绍）。明清时期，真定地位虽有所下降 ，但仍为府治。清朝雍正年间，为避皇帝名讳而改称正定，并沿用至今。自晋代至清末1500多年间，正定一直是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曾与保定、北京并称“北方三雄镇”。正定历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迹众多，素有“九楼四塔寺，二十四座金牌坊”之说。境内现存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两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其中隆兴寺尤为著名。
隆兴寺，位于正定县城内，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原名“龙藏寺”，宋初改名为“龙兴寺”，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重修后定名为“隆兴寺”，是我国现存的著名的十大佛教寺院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8.25万平方米，院落南北纵深、重叠有序，殿阁高低错落、主次分明，是研究宋代佛教寺院建筑布局的重要实例。寺内摩尼殿、倒坐观音、转轮藏、龙藏寺碑、铜铸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千佛墩等六处文物堪称全国之最。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评价说：“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的隆兴寺。”
与隆兴寺遥相辉映的还有四座古塔。天宁寺凌霄塔（木塔）是一座木构为主的楼阁式塔，高18丈，威武雄壮，粗犷奔放，好似古城的守护神，其稳定塔身的塔心柱式结构在早期木塔中屡见不鲜，而国内现存实物仅此一例。广惠寺多宝塔（华塔）的造型突破了常规，主塔雕塑华美，耸立正中，四隅小塔环绕，高低错落，主次相依，犹如雍荣华贵的妇人，是中国现存花塔类型中之佼佼者。临济寺澄灵塔（青塔）造型简洁，颇具轻灵之气，宛如婷婷玉立的少女。它是佛教临济宗的创始人——唐代高僧义玄禅师的舍利塔，故而被视为临济宗的发祥地，吸引着海内外佛教信徒，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开元寺是研究唐代佛教寺院布局的典型实例，寺内须弥塔（砖塔）朴实无华，颇具唐风，恰似老成持重的长者；寺内钟楼为中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另外，国内现存最早的五代时期的文庙大成殿，绵延12公里的古城墙等，都以不同形式记录着古城的沧桑。
正定历史地段是石家庄市地区文物古迹最集中，民居保存较完好，最能代表城市传统文化的历史地段。在石家庄市总体规划中，已将正定历史古迹区列为保护区，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制定了对该区采取重点保护与适当开发相结合的方针。它对城市的开发，不仅有文化历史价值，还具有丰富的景观价值。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定历史保护区的复兴将使城市最终获得良好的综合效益。
3.2正定历史古迹区的问题研究
实地调研的结果是：地段内大多数居民出于地段优势和生活设施陈旧的考虑，希望就近搬迁。为了维护社区结构和居民文化圈的稳定，该地段内也需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住宅开发。
从市民意向调查表明，正定历史地段应是商业、观光、娱乐、居住等等综合性的功能定位。从现状上看这里有青年公园、商业市场、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住宅群，由此可见正定历史地段的功能必是多样的。
地段内建筑产权复杂，开发需由政府出面协调。由于是多家单位和个体经营共同开发，多家设计单位分别设计，因此要有详细的控制规划。资金以商业开发、合作集资和政府拨款等多种渠道，并且对于不同地块采用保护、维修、改造、保留以及重建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形成一种多样化、开放式的保护更新模式。
3.3 正定历史古迹区的规划设计构思
总的规划构思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化整为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保护和开发手段。在设计时统一考虑人流、车流的出行，使人车分流，建立两条机动车疏散道，减少机动车对步行区的干扰，建立步行与机动车通行的联结体系。规划时注重城市景观，体现并深化石家庄的视线走廊。
正定历史地段在城区范围内,以中山路为界可大体分为南北两大部分：中山路以北的住宅商业开发区和中山路以南的历史古迹保护区。
针对两个地块的不同内容和情况，规划设计上分别对待如下：
(1)北部地段考虑建筑开发的弹性与可持续性。保护和保留工人影院、县幼儿园、人民医院等现状单位建筑，对现有的街巷体系进行整修性更新，对该区内特有的表达风情风貌的环境、设施进行保护，如街巷的尺度、走向和空间特点等。在新开发的住宅项目中，控制建筑与外部空间的尺度关系，考虑院落空间的组织，强化传统的空间机理。
在规划稍大体量的商业建筑时，可以考虑通过修建步行街的形式将宏东商场、梅山商城、华阳商场等商业区纵向联系起来。风格可以是古典与现代相结合，具有包容性。使步行街的建筑形式丰富多样，同时又能与南部历史古迹区的风格形式相协调。
(2)南部地段主要是历史古迹分布区，规划时处理好北部住宅商业区与南部旅游风景区的过渡关系。设计时应考虑住宅与商业公建的有机布局，最大限度做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
可以结合现有的燕赵南大街商业街建设一条集商业、文化、餐饮、旅游为一体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步行商业街。该街区全长可达1478米，所处位置正是历史上京官入城的必由之路，沿街店铺林立，十分繁荣。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钟楼、广惠寺华塔、临济寺澄灵塔以及长乐门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散落其间。其中，长乐门位于街区南端，历史上与古城其余三门一样，均由内城、瓮城、月城组成，内外相连，浑然一体，“三关雄镇”之嵌石题匾，向人们昭示昔日的雄浑与繁华。街区改造则新建商业店铺百余套，可采用明清式建筑，并铺设仿青石路面。街区内名胜古迹与街道两侧古建筑浑然一体，再现明清时期正定古城之风貌。
4结语
历史地段的发展应是多模式的，不可简单照搬别人的经验。用柔性开发的观点灵活地对待城市中的历史地段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从城市设计的角度看待历史地段的发展，把地段的发展纳入城市总体环境中去，从城市建筑组群的角度发掘、创造环境特色，使它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注入新的生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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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1：正定城区规划地形图
附图2：正定燕赵南大街街景现状
附图3：正定临济寺澄灵塔
附图4：正定隆兴寺内景
附图5：正定隆兴寺鸟瞰图
附图1
附图2
附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