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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就中学生古典文学的阅读状况,本人对我校高中一、二年级24个班级共1293位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方法:书面问卷、座谈、采访、个案分析。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中学生对古典文学极其陌生!由此,让古典文学走进学生刻不容缓。
一、四大名着阅读状况分析
(一)名着“寂寞”
在四大名着中,对其一无所知的学生人数比例分别是:《三国演义》7.4%;《水浒传》7.4%;《西游记》7.6%;《红楼梦》竟达16.7%。
虽然大部分同学知道四大名着,但“知梗概”的远多于“知全文”:《三国演义》“知梗概”占72.9%,“知全文”19.4%;《水浒传》“知梗概”占73.1%,“知全文”19.5%;《西游记》“知梗概”占30.6%,“知全文”61.8%;《红楼梦》“知梗概”60.7%,“知全文”22.6%。
“知道四部小说”的信息来源,“听来的”和“来自影视媒介”的占了绝大部分:《三国演义》86.8%,《水浒传》84.1%,《西游记》86.7%,《红楼梦》74.8%。
不少同学阅读名着方式是“看连环画”:《三国演义》7.1%,《水浒传》7.2%,《西游记》13.3%,《红楼梦》3.4%。阅读原着的同学却少得可怜:《三国演义》13.29%,《水浒传》7.4%,《西游记》5.8%,《红楼梦》4.5%。
不知名着,已经令人遗憾;知名着却知“梗概”,就难免有些尴尬了;而 “知梗概”,却是绝大部分来自 “快餐”式的图文加工品,这就让语文教师感到无奈了。 “知识爆炸”时代,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通过阅读名着夯实文化“底子”的意义,却被人们忽略了。于是,名着寂寞了!
(二)看热闹
知道四大名着的学生中,喜欢故事情节的占绝大部分:《三国演义》50.9%,《水浒传》49.7%,《西游记》67.9%,《红楼梦》38.8%。喜欢艺术技巧的很少:《三国演义》6.4%,《水浒传》5.9%,《西游记》6.3%,《红楼梦》13.9%。
这一组数据表明,高中生欣赏名着的水平仍然停留在“故事”的浅层次上。情节曲折、生动固然吸引人,但四大名着可看的东西远远不只这些!高中学生对名着的欣赏只是 “看热闹”,水准明显偏低。在这个问题上,为师者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毕竟,“知道名着”的学生中,喜欢名着的人数占了大多数。这是值得欣慰的“大多数”,说明名着对学生还有一定的“亲和力”。老师是否充分利用、发挥了这种“亲和力”呢?
(三)雾里看花
同学们对名着的“主要体会”是怎样的呢?体会深刻:《三国演义》18.4%,《水浒传》16.6%,《西游记》43.0%,《红楼梦》19.6%。体会一般:《三国演义》57.2%,《水浒传》61.6%,《西游记》42.4%,《红楼梦》41.4%。没有体会:《三国演义》17.5%,《水浒传》14.4%,《西游记》7.0%,《红楼梦》23.4%。
不难看出,名着在学生面前实际上是“无名”的。四大名着是古典文学的四朵奇葩,但在中学生审美世界里,只是四朵消了颜色、散了芬芳的“无名花”!尽管有些同学也读了原着,却体会一般,甚至没有体会,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交流心得体会时吱吱唔唔,哼哼哈哈,说不出所以然来。尽管大部分中学生能列举小说中5位人物姓名,但分析人物形象,绝大多数学生不能胜任,分析的结果有的只是“贴标签”,甚至有些人物形象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
(四)“动力”不足
阅读名着是否能提高语文成绩?对这个问题,44.1%的同学说不清(认为“与成绩有关”的占24.5%,“与成绩无关”的占21.9%)。阅读名着与成绩关系真的微妙难说吗?这表明学生阅读名着的动力不足。实际上,那些语文成绩能保持稳定良好的同学大多读过原着,且都有较广泛的阅读面。应当想办法使学生阅读名着变得“有效”,增加学生阅读名着的动力。在中、高考的试卷中设置适量的名着类试题,也不失为一个较现实的办法。当然,可喜是今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试卷中已经很好的关注这个问题,话题作文中两组人物中“曹操”“宋江”“薛宝钗”等均是四大名着中人物。这个高考指挥棒对中学语文教学无疑起推动作用。
二、古典诗歌阅读状况分析
(一)读过篇数和背诵篇数
读过篇目不少于16篇的学生为38.6%,不少于80篇的为39.9%,不少于160篇的有21.4%。能背诵篇目不少于24篇的为69.6%,不少于120篇的有25.1%,不少于240篇的仅5.3%。
【简评】仅5.3%的人达到新课标的基本要求,可见学生阅读量和记忆量之低。
(二)对古典诗歌的兴趣
兴趣状况:(1)喜欢39.3%;(2)不喜欢6.5%;(3)谈不上喜欢与否54.2%;对古典诗歌的体会:(1)体会深刻22.7%;(2)体会一般68.8%;(3)没有体会8.4%。
对唐诗宋词元曲的了解:(1)很熟悉8.9%;(2)了解一些79.6%;(3)不熟悉11.5%。
对李白、杜甫的了解:(1)很熟悉26.2%;(2)了解一些66.9%;(3)不熟悉6.54%。
【简评】许多同学在古典诗歌面前,或熟视无睹,或敬而远之,或望而却步,或茫然不知所云,或胡乱曲解诗意……甚至有6.54%的学生连李白、杜甫都不知道。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没有形成鉴赏古典诗歌的能力,得不到美感,当然就不会乐在其中了。
(三)与语文成绩关系
(1)认为与成绩有关的,占67.1%;(2)认为与成绩无关的,为9.4%;(3)请不清楚的,占23.5%。
简评:中学语文教师几乎没有不重视古典诗歌教学的,原因是中、高考那分值不低的试题。于是普遍存在只“治标”不“治本”的现象。治标者的拿手戏就是模仿中、高考题型,编选大量标准化试题将学生捺入题海泡浸。这对于培养真正意义的审美素质毫无裨益,反而降低了学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兴趣。新编高中语文课本有多个诗歌单元,我们应充分利用课本引导学生欣赏古典诗词,提高学生品味古典诗词的能力,提升素质,才能真正应对考试。
三、问题与建议
结合座谈和访问的印象,本人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狭隘的学习功利主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习辅导书”就成了学生课外书的代名词,家长、学生、学校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一本又一本的辅导资料书。不少家长推崇“非辅导不看,非习题不做,非英语不听”的三不规则。毕业班学生为攀登升学的金字塔,一头扎进题山题海,更与经典无缘。尽管高二学生大多数都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着是什么,但真正读过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不读?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还在分数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哪里还有时间去看这些与考试无多大关系的书呢?”
(二)图视 “驱逐”文字
图视类传媒高速发展:各类影碟铺天盖地,互联网与数码影像接踵而至,再接着是摄影图片类书籍及卡通画异军突起……校园周围小书店及市区几家书店这两年最热销的是文娱和足球类画报、绘画本中外名着、卡通等等,而文学名着销量一直不太好。图视传媒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也要警惕“读图时代的阅读危机”。今天的学生大多通过影视录像了解古典名着的原因很简单:读文学作品吃力。然而学生一旦养成阅读图视作品的习惯,今后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后也很难改变。
(三)敬畏“经典”与否认“经典”
在繁重的学习负担下,长篇的语言和结构因素成了学生“亲近名着”的又一个障碍。许多学生表示,有时也翻翻名着,只觉眼花缭乱,没看出什么又放下了。一些学生说,现在大部分名着已拍成电视剧或电影,看过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耐心再去看原着。有的学生说自己也知道母语作品重要,但不如影视、数码影像的虚拟世界吸引人。言语之间,他们对名着不敢亵慢,只是“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对名着“不喜欢”的同学也大有人在(《三国演义》6.4%,《水浒传》5.3%,《西游记》5.6%,《红楼梦》14.6%)。这些学生否认“经典”,认为名着部头巨大,情节冗长,描写拖沓,节奏缓慢,书中所写时代距今遥远,时代背景、人物关系难理解,不如读现代武侠、言情、侦探推理小说以及卡通连环画来得轻松。他们对名着了解的微乎其微,却对一个个大碗明星的生肖、爱好甚至婚变的次数能娓娓而谈,如数家珍。
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否应该自问:怎样才能带领学生进入古典文学的殿堂,领略其中的奥妙,使他们读古典文学也会产生像读流行书、畅销书一样的审美愉悦?
(四)家庭普遍缺少浓厚的文化气氛
父母的文化层次较低,是农村家庭文化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学生档案资料统计,父母务农的占45%,职工13.3%,半农半商的11.67%,个体经营的占12.52%,其余有少量的干部、教师。父母是文盲初小、高小文化的占多数,少数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因此在营造家庭文化氛围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多数父母虽然重视儿女的读书,但仅限于关心学习成绩,看重分数,因此反对儿女看课外书,认为这些“闲书”会影响学习,有的父母则忙于生计而放任不管。
多数学生家庭中最有文化气息的活动仅限于看电视。调查中,回答“经常看影视片”的学生占了大多数。近半数的学生是在没有任何一本课外书和报刊杂志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从小学到高中唯一的“文学读物”就是一本语文书。
语文素质是要从小培养熏陶的,在这样缺乏文化氛围中读到高中的学生,要在高三一年中突然提高语文素质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在高中三年中要大踏步提高也是要付出相当艰辛劳动的。
课外阅读历来被不少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君不见父母谈“课外书”色变,不少班主任(非语文老师)明确规定“不准把课外书带回课室,一经发现,全部没收,还要在班上检讨……”
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没有阅读十本八本中外名着,背诵200首以上的古典诗词,那实在是整个人生的一大憾事!学生对古典文学的“远离”,必然导致精神“钙质”的缺少和欣赏层次的低下,导致“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浅薄。这种“后天不足”对一生的成长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这是有识之士的共同的看法,也是实际生活业已证明了的事实。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中学生课外阅读近乎空白的情况呢?本人认为:
第一,学校、家长和社会都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素质。要培养良好的素质,不读书怎么行?我国当代语文学家刘国正先生说过:“书是知识的宝库,智慧的海洋,奋斗的向导,成功的阶梯,学文,学做人,求大发展,大成就,离开读书,不过是缘木求鱼。”而读古典文学应是读之基本!
一、关于《左传》介绍的教学设计
进行《段于鄢》教学,必不可少地要给学生介绍一下历史散文著作《左传》,传统教学模式一般就是直接给学生介绍它的体例、内容、文学价值等等,这样很容易让学生感到一种模式化、程式化,好像古代作品的教学就是要先讲出处,比如讲《蒹葭》,就要先介绍《诗经》,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就要先介绍《论语》等等。为了打破这种模式,笔者在介绍《左传》时,采用与《春秋》对比的方式:同学们,在先秦时期有两部非常有名的史书,一部是《春秋》,一部是《左传》,实际上这两部史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你们知道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吗?(先请学生回答,老师再讲解。)
这个问题学生一般都不能完整的回答出来,在他们想知道却说不出来的情况下,老师再讲解,学生兴趣就会高涨。讲解可以抓住以下几点:
联系:都记述了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和矛盾斗争。所谓“传”,就是注释或解释经义的文字。《左传》据说就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这部史书做的传。《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与另外两部注释《春秋》的书《谷梁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
区别:①《左传》比《春秋》记载的历史多13年,《左传》记叙的是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254年间的历史,而《春秋》起止时间是从鲁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前722-481);②《左传》比《春秋》记载的历史更为详细,《春秋》记事很简单,类似现在的新闻标题。③《左传》文学性更强。表现在第一是它善于对纷繁的材料进行剪裁,繁简得当,章法有条不紊,善于用委婉曲折的文笔表达外柔内刚的外交辞令;第二是善于用简练的语言描写头绪纷繁、波澜壮阔的战争,揭示敌对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争胜负的原因;第三是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活动和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我们说它是文学价值很高的散文名著。
介绍完以上的内容后,可以以这样一句导语“为了体验《左传》的魅力,我们来学习它的首篇《段于鄢》”自然过渡到该篇文章的教学。
二、关于《左传》文言基础知识掌握和文意理解的教学设计
1.教师首先朗读一遍课文,让学生初步了解文意,然后探讨一个问题,即:“这篇文章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一场家庭纠纷。因为这场家庭纠纷发生在特殊的国君家庭,所以是一场争夺权位的斗争。记叙了郑庄公同其亲兄弟共叔段为了夺国君的位置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2.在此基础上,布置阅读预习
①参照注释和工具书,弄懂全文的意思。
②朗读课文不少于5遍。(第一课时结束)
3.第二课时开始时,老师可以这样一句导语导入新课:
学习古典文学作品(文言文),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文句理解关,这是学习这类文章的基础,过好了这一关,一切学习、欣赏、探析都能展开,否则如同隔靴搔痒,蜻蜓点水,学不到深处。上节课,同学们已经自己对文章进行了学习,今天大家与我过两招,如果接得住我这两招,就说明你已过了这一关了。
第一招,提出本文中的重要词句,找同学解释,然后老师加以强调补充,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文言知识。
第二招,用原文中的语句或段落回答几个问题:
(1)母子不和、兄弟相残的祸根是什么?
(2)共叔段被封于京之后,如何在母亲姜氏的支持下,一步步得寸进尺,扩大势力,企图篡夺王位?
(3)郑庄公的大臣和他自己对于共叔段的嚣张有何反应?
(4)解决了弟弟之后,又如何处置他的母亲,母子之间的关系怎样得以和解?
过招测试后,老师再简单归结每个段落的主要内容,学生齐读体悟,结束这一环节的教学。
该环节教学设计的特点就是让学生自己主动地掌握文言知识和理解文意,特别是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以过招测试的方式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和认识,既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针对性,又避免了逐句逐词讲授的枯燥乏味,使学生的大脑一直处在一种紧张学习的状态。因为这一阶段的教学主要是发挥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主角,所以课堂效果比较明显。
三、关于《左传》人物和写作特色教学设计
在彻底搞懂文章内容之后,再来评价其中的人物。可以一连问五个问题,和学生探讨。
1、@个故事中的家庭你喜欢吗?
2、母亲姜氏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3、哥哥郑庄公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4、共叔段这个人又如何呢?
5、在郑庄公处置了弟弟共叔段后,郑庄公和母亲搞得非常僵,这个僵局由谁来打破的,为什么他能成功?
通过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学生一起欣赏故事中的人物,感受文章写人的艺术和古人进谏艺术,从而回归到刚上课时《左传》的文学艺术上,让学生对《左传》的文学艺术有个具体感受。
四、关于“春秋笔法”的教学设计
教学的落脚点最后还是要落在《春秋》与《左传》写法对比上,从孔子对这种道德沦丧深恶痛绝的态度入手,引入《春秋》对该事件的写法,从而体验“春秋笔法”的妙处。具体过程如下: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了互相兼并的战争,各国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也加剧起来。为了争夺王位,骨肉至亲成为殊死仇敌。孔子对当时道德沦丧的现实深恶痛绝。因为他讲究“礼”。具体表述就是六个字:义、行、慈、孝、爱、敬,即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孔子认为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能处理好君臣、母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孔子一生都主张克已复礼,要恢复以前的“礼”,因此,孔子对郑国国君家庭内部争权夺利不顾伦理道德的情形也是十分不满,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他在《春秋》里对这件事的写法。
“段于鄢(yān)”,六个字中有丰富的含意:“书(指《春秋》)曰:‘段于鄢。’段不弟(不像弟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像两个国君相战),故曰:‘克’;称‘郑伯’(称爵不称兄),讥失教也(兄本有教弟之责,但庄公不教弟,反而养成其恶),谓之郑志(说这是郑庄公的本意)。不言出奔,难之也。”(“出奔”是有罪之词。如果说“段出奔共”,不说“段于鄢”,就说明整件事情都要归罪叔段了;其实庄公也有罪,难于下笔,所以“不言出奔”。)
这种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的写法就叫“春秋笔法”。
[关键词]中国名著 网络游戏艺术
作为信息时代文化载体之一的网络游戏,以其经典的背景故事,华丽的场景和引人入胜的关卡故事,越来越受到全球玩家的青睐。随之,网络游戏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也悄然地影响着受众的认知,甚至改变其对社会的看法和世界观的建立。游戏文化内涵是游戏的灵魂,是决定游戏作品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目前,许多网络游戏创意取材于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例如:拥有全球众多玩家的《魔兽争霸》、《暗黑破坏神》等游戏均来源于北欧神话。《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古典文学名著世代流传,其故事经历了岁月的洗练与沉淀,这样家喻户晓的文化品牌,被不少游戏公司借鉴到网络游戏中。例如:日本的网络游戏《三国志》,国产网游《大话西游》,《真三国》、《Q版大话西游》等。
广义的文化内涵指通过文化载体所反映出的人类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内容。本文所提及的游戏文化内涵,主要包括游戏虚拟世界中所体现的那个时期的人们生活的品味、习俗以及精神气质,行为习惯等,具体通过游戏中的元素诸如“游戏背景故事”、“游戏场景设计”、“游戏角色设计”、“游戏关卡设计”、“游戏社交规则”等方面来呈现,这样的游戏文化内涵应饱含丰富的民族性和历史性。而这些文化内涵主要通过游戏元素的艺术特点表现出来,烙上深刻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印记。例如:在《暗黑破坏神》中它构建的辉煌游戏世界观非常完整,无论是游戏画面风格、还是游戏的背景故事,或者游戏人物的服饰都体现了古希腊神话、基督教神话和北欧神话的精髓,所以,我们在体验经典网络游戏时,会通过这些精美的游戏元素的艺术呈现,强烈感受到游戏营造的文化内涵,并被其深深打动。
目前国内众多上线游戏中,以中国名著为题材的网络游戏不乏少数,由于游戏设计者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游戏,除了名称还依稀可辨,其游戏文化内涵早已不复存在,例如:《大话水浒》是一款Q版卡通风格的网络游戏,其彻底颠覆了原著《水浒传》的人物造型风格,采用可爱Q版的卡通形象出现,并在游戏中添加了大量情感情节;另一款《幻想三国》则增添了现代的情感剧情,诸如周瑜私奔、赵云刺杀诸葛亮等。《红楼馆》这款游戏则直接把《红楼梦》改编成网络游戏。在游戏中除了人物的姓名眼熟外,几乎是新版故事。面对这样的文化现象,如仅从娱乐的角度来说,一笑置之尚可,但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珍贵遗产是否还能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保持其本来面目进而传承下去,却是当下国人不能回避的时代命题。如何改变现状,让中国优秀的文化能以真实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业内人士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
【关键词】高中语文 古诗词鉴赏 考点要求 教学探究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5)02-0058-01
我国古代诗歌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学习并传播古典诗歌,对于激发学生的真善美,增强学生的艺术审美和情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历年来对高考古诗词赏析题的考查,为高中古诗词鉴赏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古诗词的艺术魅力及创作特点
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长河中的瑰宝,在无数的诗人词客创作的诗词作品中,为我们呈现了姹紫嫣红的文学宝贵财富。高考对古诗词鉴赏的重视,为我们更好的了解和学习古诗词,从品味和鉴赏中来领略古诗词的文化魅力。概括来讲,古诗词鉴赏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着手。一是抒情性的表达。抒情是诗歌创作的主要情感内线,作者通过对自我体验的浓缩,从激荡的文字里来表露情怀。如《回乡偶书》中,贺知章从年迈返乡的复杂心情写起,从叙事与戏剧性的对话中来形象而逼真的抒感,读来倍感亲切。再如李白在《子夜吴歌・秋歌》中“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亲人的思念。二是形象性。对于古诗词中意境与情感的把握,往往寄予丰富的意象中。马致远《秋思》中,以秋日的苍凉与羁旅中的愁苦为线,将作者的心境与孤寂展露的深深绵长。杜甫在《春日怀李白》中“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不同时空的景物将杜甫的真挚情谊倾泻而出。三是含蓄性。古诗词的含蓄美是艺术审美的重要内容,“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可见,对于诗歌中的隐而不现的含蓄美给予了强烈的印证。李绅在《悯农》中对劳动人民形象的塑造,借助于锄禾来传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生活体验。再如贺铸在《青玉案》中“若问闲情都几许?”,读者在赏析中总以为会进一步抒发“闲愁”,然而作者将笔触转移到不同的景物上,“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 黄时雨”。这些景物里,恰恰蕴藏了更为富足的闲愁,而含蓄的表达境愁绪的深度、广度和长度进行丰富传递。四是跳跃性。诗歌创作源自作者的形象思维,特别是在临摹景物、叙事抒情中,借助于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在字里行间将激昂的情绪进行高度概括与提炼,反映社会生活。炼字炼句作为诗歌创作的基本思路,更是在思维空间的跳远中来塑造凝炼的意境美。李白在《行路难》中,对于前四句的抒写,似乎表达深厚的情意与欢乐的宴会,而接着的“停杯投箸”、“拔剑四顾”将内心的愁苦显现出来,再接着对“冰塞川”、“雪满山”的概叹,加之诗人内心的失望与抑郁,道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怆。
二、高考背景下古诗词教学现状
从高考考纲上来看,对于诗歌鉴赏题的分析主要从选拔性考试出发,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分析与鉴赏能力上提出基本要求,也是未来教学的重点。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对于学生心灵及情感的陶冶、领悟诗词的魅力上,多数情况还停留在传统的诗词讲授上。在教学方法上,将古典诗词与文言文学习进行串联,在解释词句中生搬硬套,缺乏新意。殊不知,对于诗词佳作的讲解,贵在从鉴赏上来传递诗歌教学的特点与趣味,从中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文学审美意境。高考大纲提出“鉴赏文学作品,要从语言、表达、形象上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于古诗词来说,在教学上更应该围绕审美和鉴赏来梳理要点,引导学生从诗歌中感悟意境。在学习上,由于教法上的本末倒置,导致学生不爱古诗词的现象较为普遍。有些学生一提诗词就恐惧,难以从中领悟诗歌的思想,缺乏对古典文学意蕴的养成。在古诗词作品的感知教学中,无从欣赏诗词样式的独特魅力,对于作品所传递的审美感知和内涵,缺乏心灵上的震撼。有些学生死记硬背,学习功利化较重。为了高考,依据考试纲要进行诗词背诵,为了分数而背诵,缺乏从人生的体验及情操的修养中来感知,既有考试压力,又难以从中获得诗歌教学的实效。
摘要:汉语文学概念内涵丰富,既包括以文言文为主的古典文学,也包括以后兴起的近现代文学,同时也包含了21世纪以来受到网络文化影响的当代文学及网络文学。古典文学以及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其所注重的依旧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当代文学以及网络文学则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了时代变迁的层面上。无论哪个时代的汉语文学,其概念的构建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融入,因为其目的还是为了传播正确的价值导向,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汉语文学概念的构建,就应当融入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而我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则十分符合这一要求。
关键词:茶文化;汉语文学;理论意义;路径探索
我国传统文化分类繁多,其中茶文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的奇葩。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茶文化,包含了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哲学思想、建筑学、艺术、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而汉语文学作为一种用语言文字来反映客观现实的形象化艺术形式,其与茶文化一样,也囊括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我国茶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于文学的融合,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文学形式。因此在汉语文学概念构建的过程中,茶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从茶文化在汉语文学概念构建中的理论意义这个角度来试论一二。
1汉语文学概念构建的意义及价值
汉语文学概念是以国家、民族文化、政治体制等为基本依据来界定的文学范畴,其本身带有较为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我国古典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君权神授”、“忠君爱国”等,统治者试图用儒家、佛家等平和积极的价值观念融入到当时的文学当中,以此来让社会政治更加稳定和谐。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为明代的《三言二拍》,书中通过一个个描写善恶有报的故事,来劝导和警示世人要行好事、做好人。之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人们的民智逐渐觉醒,因此近代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自由、平等、民主,如鲁迅的《呐喊》,钱钟书的《围城》等文学作品,无不体现着这一时代特征。而当代文学,则更加富有时代色彩,与当前这个蓬勃向上、迅猛发展的时代息息相关。但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其本质上都是用汉语来展现当时社会的风貌以及风土人情等。而汉语本身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不会因为语言的变化而发生特别剧烈的变动,具有很好的延续性,因此汉语文学就天然地构成了一个无法用国家和政治去分割的整体形态。所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汉语文学都具有很好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其美感、韵味、表达方式、抒情风格和文化内涵在宏观层次上都大致统一,这也让汉语文学概念在语言规范上有了明确的内涵。
汉语文学概念有着十分深厚且深刻的历史依据,同时也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理论意义。作为一种学科概念,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有着相当的现实趋势和实践价值。首先,这样的学术价值体现在汉语之于文学的本体意义上。无论是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家,还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文学家,汉语作为其母语,不仅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同时也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归宿和家园。20世纪五十年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活着一批爱好文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白马文艺社的文学组织,写作了大量具有较高质量的汉语文学作品,并受到了著名学者的夸奖,同时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而另外两个文艺中心,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另一个是在我国的宝岛台湾。当然话说回来,无论是从汉语文学的数量还是质量上,美国的汉语文学都无法同大陆与台湾相比,但当时的文坛将其三者并列起来,其实是在有意识地建构起汉语文学概念,是将汉语文学世界统一起来的一种尝试。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可以将汉语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来确立或是运用,进而能够改变过去那种各种概念和名称混乱、夹杂以及模糊的状况,从而为汉语文学这门学科开辟更加宽广的理论空间。总而言之,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必定要突出汉语这一语言元素,因为利用一语言去定义一类文学概念已经成为当今的一种学术趋势。在建构过程中,我们要把汉语文学的过去和现在有机统一起来,找出他们的共同之处和差异所在,深入挖掘其审美价值、表达方式以及叙述风格等,并充分发挥文学理论力量,把我们的汉语文学概念上升到一个更好的层次,从而使之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以及德语文学拥有一样的学术地位。
2汉语文学概念中的茶文化内容
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其将近两千年的形成以及发展历史中,先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后来又跟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相互交融碰撞,从文化的范畴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在茶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士大夫特别是其中的文人墨客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给茶文化融进去了大量的精神文化,同时更是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来描写茶文化,来讴歌茶文化,通过文学把茶文化的内涵展示得淋漓尽致。下面我们来看几种以茶文化为主的汉语文学概念。首先,来看看茶文化与汉语诗歌文学的融合。茶文化虽然形成于魏晋南北朝,但是却繁荣于唐宋两朝。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主要是唐宋两朝政治稳定,社会经济比较繁荣,这也就让当时社会上的文化创作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而唐朝和宋朝在诗歌的风格上也略有不同,唐朝的诗歌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主,内容大多大气磅礴,或是深沉幽雅,作者也往往在诗歌中抒发自己对国家和对人民的情感。宋朝的诗歌以词牌为主,内容大多婉转阴柔,作者多把个人的感情融入到词牌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唐朝的统治者比较开明,且国力强盛,对文人的约束较少,因此有唐一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朝气蓬勃且百花齐放的态势。而宋朝的市井经济较为繁荣,但是在军事上却较为羸弱。市井的繁荣催生了一大批以写词为生的人,进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但是在军事上的羸弱就让宋朝不如唐朝那么强硬,因此文人们在文学创作中,以阴柔婉约伤感的内容为主。而茶文化也是在唐宋两朝得到快速发展,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人的推动,这势必会将茶文化与汉语文学的创作融合起来。唐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多以诗歌为主。彼时,人们以品茗为高雅之事,并以咏茶为时尚,关于茶的诗歌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有唐一代,与茶有关的诗歌就多达五百多首。唐代的一些文人喜欢茶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以白居易为例,他一日三顿都离不开茶叶,早上要喝早茶、中午要喝午茶,下午同样如此。在他的众多茶诗中,对茶的描述十分详细,除了上午茶、下午茶外,还有饭后茶、寝前茶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文人与茶之间的亲密关系。纵观唐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大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单纯地去描写茶事活动,如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所写的诗歌《茶人》,就通过优美的文笔,描绘出一幅茶人在雨后上山采茶的图景,不仅写出了茶人采茶的不易,同时也描写了茶人生活环境的偏僻和恶劣。而另外一位唐代诗人李郢则在诗歌中写出了唐代流行的制茶方式:“金饼拍成和雨露,玉尘煎出照烟霞。相如病渴今全校,不羡生台白颈鸦。”另外,白居易的茶诗则将唐代人饮茶的习惯记录了下来。另一方面,唐代茶文化的文学创作还在茶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情感和价值理念,也就是“借茶喻人”、“以茶抒情”。这一点在王维晚期的一些山水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王维擅长写山水诗歌,其晚年退隐山林,一心向佛。而茶文化在融入了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的诸多精神内涵后,也上升到了哲学和精神的高度,能够让人明心见性。因此,像王维这样的文人,就热衷于通过茶来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茶的文学创作,来让自己修身养性,内心更加平和。有宋一代,市井文化高度繁荣,这让茶文化融入了更多的平民色彩,变得亲切并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再是唐代时有点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宋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市井文化有关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当时社会上流行斗茶,也就是饮茶者进行煎茶、分茶等技巧的比赛,当时茶肆遍地都是,也为斗茶的流行提供了众多场所。因此宋代文人在很多散文、杂文中都对斗茶进行过详细的描写,包括斗茶的环节、细节,以及斗茶者的神态、身份等内容都有比较详尽的叙述。在这要说一说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关于宋朝茶文化的描写。《水浒传》尽管是明代作家施耐庵所著,但是其写的却是北宋的故事,而且明代离宋朝不远,因此很多描写都比较忠实还原了宋代的饮茶风俗。
如书中多次出现“茶肆”、“茶博士”等场景以及人物,并且将其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这体现了宋代市井文化对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与茶文化有关的宋词。宋朝文人填词的内容大多婉转而阴柔,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宋朝军事羸弱,经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这对文人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生活在两宋之交的女文学家李清照为例,在经历了国破人亡后,孤单飘零的她经常写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词来抒发心中的郁闷之情,其诗词的主色调以低沉阴柔为主。元明清三朝,随着各种文学体裁的兴起,茶文化在汉语文学中也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如戏剧、小说等。这个时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与唐宋时代又大不一样,文学创作者多借用茶这一载体,来反映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百态。如《镜花缘》、《红楼梦》等。到了近代,茶文化的内容更是在文学作品中俯仰皆是。近代的茶文化文学创作,延续了明清的特点,多是用茶来反映社会现实。如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散文、张爱玲的小说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老舍先生的剧本《茶馆》,一个小小的茶馆,浓缩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近代茶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集大成者。
3茶文化对汉语文学概念建构的意义
首先,茶文化可以丰富汉语文学概念的内容。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与众多学科紧密相连,如艺术、音乐、建筑、农业等等。将其融入到汉语文学概念建构中,一方面可以让读者通过茶文化去更好地感受到汉语文学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去体会到那种积极向上、善良平和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读者透过文字领悟到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如老舍的《茶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其次,茶文化能够提高汉语文学概念的国际地位。近代以来,我国饱受欺凌,这也让我国的文化特别是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缺乏足够的话语权。而西方文学的强势导致我国很多文人言必称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西方文学,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学不甚自信,甚至还有一些自卑心理。而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影响了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以及我们的民族性格,同时更是在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印度、斯里兰卡的红茶文化,日本的茶道,英国的茶文化等。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的重要文化输出,是一股强势的文化力量,也是中国昔日强盛的标志。将茶文化融入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中,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我国文学创作者的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同时也会让世界转变对汉语文学的看法和态度,从一个更高更正面的角度去审视观察和评论汉语文学概念。将茶文化融入汉语文学概念的建构中,可以让汉语文学的意境更加深厚。
文学尤其是小说,其实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微型缩影,里面蕴含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红楼梦》为例,不仅书中的人物与茶有关,如贾宝玉身边的几个侍从,都是以茶事活动中各个环节来命名,其分别是焙茗、引泉、扫花、挑云、伴鹤,名字第一个字,是茶叶在采摘、引水、烹煮过程中的动作,这也可见茶文化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另外,《红楼梦》还用茶来展现主要人物的性格,如贾母不喝六安茶,只喝老君眉,就体现出了她的尊贵地位。另外,林黛玉只喝龙井茶,也体现出她江南女子小家碧玉的特征。总而言之,茶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将其与汉语文学概念建构联系起来,可以丰富汉语文学的内容、提高汉语文字的精妙程度、加深汉语文学的意蕴,也能够更好地去展现人生中的百般滋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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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小巧的翘嘴唇是美的极致。
今天,鲜艳娇嫩的面容已不敌鲑鱼样的面孔,西方的女子都竭力扮出阔嘴丰唇。
在许多社会中,女子第二性征区的亮点随着时尚而在脚踝、脖子、膝部化妆到发型之间变化。
女性体态美的标准也在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玛丽莲・梦露是女性美的范本,她若活到今天,想必也会注意减肥。
看来“美的标准”似乎并不存在――没有永恒的标准,只有纷乱而急剧的变化。
进化心理学家却不这样看。
他们认为,时尚是一种纷繁复杂的表象,掩盖的是一种更为深刻,永无休止,一成不变的动力,这种动力就像我们的遗传基因一样古老而持久。那就是达尔文提出的追求生存与适应的力量。
得克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对这些对立的假设进行了一次别出心裁的研究。他们对三个世纪的英语文学和近两千年前的亚洲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检索,了解女性躯体的哪些部位在历史上受到作者的赞美。
他们利用文学在线网站,检索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国的六朝宫廷诗以及两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可以想见,这些作品中当然不乏对、臀部和大腿等突出性征部位的描述,但苗条的腰肢首屈一指。
在英国文学中,对杨柳细腰的生动描写出现了65次,而对的浪漫描写只有16处,大腿12处,髋部和臀部仅有两处。
这些作品充满了赞美丰满的语言,对纤瘦的赞语相对较少。
但无论肥瘦,女性最重要的是细腰。没有一处写到美女时说其腹部丰腴。
在亚洲的作品中,纤纤细腰备受赞赏,丰腴之美几乎从未受到夸赞。
在印度的两部史诗中,有35处提到细腰,其他身体部位共提到26处。在中国的诗歌中,有17处赞美细腰,对、臀部、髋部和大腿则惜墨如金,只有一处对一名女子的双腿有浪漫的描写。
这份研究报告说,这些对细腰的描写反映,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也不管是在哪种文化中,对细腰的赞美几乎从未改变。
原因何在?
作者认为细腰是健康与生殖力的标志。男人本能地根据女子的腰部判断其能否生育,从而为他们传宗接代。
现代的研究已经确定了腹部的肥胖与雌激素下降、生殖力降低和重大疾病高风险之间的关系。
但是,研究报告的作者德文德拉・辛格、彼得・雷恩阿德里安・辛格说,即使在没有这些现代医学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英国和亚洲的作者都已凭直觉意识到健康与美之间的关系。
在教学模式上,部分教师缺乏创新意识,把古代文学处理成“古代汉语”课的翻版。在教学内容上过于固定,如讲解作家及其作品时,总是按照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面面俱到地分析讲解,缺乏新意。在教学手段上仍然采用口授与板书结合为主,虽然一些老师使用了多媒体手段,但基本上是把授课内容罗列在PPT课件中,上课的时候照本宣科,缺乏对教学过程的设计、教材的整合。由于上述原因,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情况不乐观,再加上新升本院校的生源素质较差、学生就业压力大等原因,学生普遍对古代文学兴趣较低。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学生更愿意把时间用在外语、社会实践等方面,而不再去阅读那些用文言文写作、对他们来说存在阅读障碍的古代作品,从而影响了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2新升本院校加强古代文学专业课程建设的措施
做好新升本院校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教与学,使本课程更好地发挥作为重要课程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总体目标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2.1课程设置:实现真正的专业“选修”
很多新升本院校虽然也设有专业选修课,但实际情况是,专业选修课常被规定为必修课,抑制了学生自主选课的自由。为此,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改变观念,还给学生自主选课的权利,并且要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二是要鼓励教师开设选修课。
2.2教学方法:多样化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改变过去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硬背的形式,努力求新、求变。
(1)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学生进行自主性、探究性学习。课堂上注重讲授的生动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视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来。讲授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庐山文化、领略庐山仙境,可以给学生播放相关纪录片片断;学习《西厢记》时,可以给学生播放越剧演员尹桂芳的唱段,使学生更深切地体会古人“愿天下有情的皆成眷属”的美好愿望,感受古典戏曲优美的曲调。
(2)在课程教学改革中,推进数字化建设,建立教学网站,不断丰富与优化网上资源,如开设教授论坛、名师课程全程录像视频等,实现网上教学、网上答疑、网上师生互动。另外,利用网络平台宣传表彰学生学习实践成果,建设学生论坛平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加强实践教学。古代文学课程常常被误认为纯理论课程,但实际上,古代文学课程同样能够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作用。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教师将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包括如何选题、查找资料等,学生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论文的创作过程使学生对于研究对象有更深层次的把握,而且,经过多次练习,学生一旦掌握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后在学习或工作过程中,就可以利用这一方法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另外,还可以采取专门的实践课程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如教师根据讲授内容,布置专题给学生,学生结成小组课下查资料、准备教案,并在课堂上组织教学,由教师做相应的指导。这种方式相对于单纯的课堂讲授,能更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科研、语言表达、团队协作等能力。为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古典文学的艺术修养,培养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可以以古代文学专业课程为依托,成立“古典诗词社”、“戏曲表演社”、“国学读书社”,由相关老师定期指导学生组织开展有关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与研讨活动,如诗词朗诵比赛、戏曲表演等。
2.3考核方法:加强过程考核
现有课程考核方式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重笔试轻实践的问题,考核效果难以客观体现教学水平与学生素质能力。为了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认为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做如下调整:改变原有的单一的以笔试为考核标准的评价体系,将课程的考核贯穿于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注重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实践能力、协作精神和职业意识,使考核不仅是体现成绩的手段,更是探求和掌握知识技能的途径与方法。如学习古典戏曲时,学生不仅要掌握戏曲发展的历程、基本常识、经典名作,还要思考古典戏曲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意义。
2.4加强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
一些古代山水诗和一切优秀文学作品一样,为什么能够长久流传不衰,能够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中间引起爱好和激动,以至发生共鸣,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文艺理论问题和美学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正确地理解、评价和继承文学遗产问题。这次讨论,就是围绕着如何从理论上正确地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而展开的。
现将两个问题的讨论情况分述于后。
一
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以朱光潜的《山水诗与自然美》[1]一文为首篇。这一问题因涉及到当时提出并正在讨论的“人性共鸣说”与“阶级共鸣说”问题,所以朱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多
人的关注和兴趣,于是一场关于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便展开了。论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山水诗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以及山水诗的评价问题。
山水诗的阶级性的讨论,包含两个内容,即是否所有的山水诗都有阶级性和如何以的观点看待,判断与解释这类作品的阶级性。
判断山水诗这类作品的阶级性,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等有关理论,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质和倾向性,二是虽阶级特色或阶级倾向不那么明显,但经仔细加以分析,从作品本身仍可以清楚判断出它的阶级性,三是有些山水诗通篇都是在歌咏或赞美山水景物之美,不抒发和流露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见解和感慨,或者虽然是流露了一些诗人的主观感情,但比较隐晦曲折,很难判断出它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如王维的《木兰柴》、《栾家濑》,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李白的《夜下征虏亭》等就是。
在讨论中,对于前两种情况在肯定、判断和解释它们的阶级性上,大家的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三种情况上。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认为,这类山水诗只是单纯地描摹了自然的一部分美,或作者只写出了对某一景物的一刹那感受,给予读者的也只是所反映出来的自然的这一部分美,对这样的美就很难看出它的阶级性,也很难以阶级的概念去解释。具体阐发这种观点的有罗方的《关于山水诗的阶级性》[2]一文,文中认为,不能把阶级的概念任意地解释,把本来不一定属于阶级范畴的东西,如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某些喜爱,都统统以阶级性的概念来加以区别或一概归之于封建士大夫阶级随意加以否定或贬低,对具体作品要进行具体分析,如谢灵运的《登庐山铯顶望诸峤》一首,写的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丛峦峡谷中,昼夜都看不见日月,冬夏都覆盖着霜雪,如果完全按照我们今天的美学趣味来评论这首诗,这样的景象就似乎太没有生气了,最好有一点阳光或有一点人的活动踪迹,至少也应有一只苍鹰才好。但自然界存在着这样的景象,看来诗人也并不是因为特别喜爱它或特别厌恶它才写一首这首诗的,他既然看见了这种景象,而这种景象又是少见的,就用文字把它描绘下来。我们可以有理由不一定欣赏这样的诗,但不应因此就证明它所表现的就一定是士大夫阶级的情趣,甚至也难以看出它一定是属于某一阶级的。再比如李白的《夜下征虏亭》,诗中也同样没有透露出一丝半点能使我们捉摸到的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情,他只是描绘了他在月夜中所见到的月色罢了。还有象王维的《萍池》,李白的《荆门浮舟望蜀江》,《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一,陆游的《春日》五首等等,都异常鲜明地、形象地描绘了大自然的各种景色。然而诗人们似乎都很吝啬,他们在这些诗里,仍然没有透露一丝半点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想,或者由于看到这些景象而想到他们在生活中的什么遭遇。他们在这些自然景象面前,仿佛一下子被迷住了,而终于不能不写下这一瞬间的所见。这其中虽然有着诗人的主观意识,甚至包括诗人的美学观点,但因诗人为眼前景象吸引,使他惊奇、赞赏、进而要把它尽可能地如实地描绘下来的欲望,这样的动机就不一定和作者的阶级利益,他自身的利益以及他自身的遭遇有什么联系。当然同一景物,不同的诗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表现,然而,这种对自然山水的不同爱好与不同表现,也不一定能系统的整个的体现诗人的美学观,即使体现了诗人整个美学观点中的一部分观点,如王维的特别喜欢“静境”,可是就其一首诗所写出的“静境”本身来看,也很难说一定就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情趣的体现,因为别的阶级有时也有这样的情趣。
对这类作品,叶秀山在《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3]一文中,作了与众不同的另一种解释。他在肯定了一般山水诗从创作到欣赏都有阶级性之后,指出,这类山水诗因为它们只是“对自然景物的直观描写”,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品,也只是给人一种单纯地技术性欣赏(即非艺术欣赏),所以没有阶级性。“譬如王维的有些短小的山水诗就有这样情况”。这样的诗“只能说是艺术的低级阶段”,因为作者“只写出了一些生理上的感受(视觉、听觉、嗅觉等),并没有流露什么社会思想感情。这种欣赏也不是艺术欣赏,比如欣赏,如果因为的色、香、味引起了生理上的,这并不是美感,所以这种欣赏也不是艺术欣赏,因而没有阶级性”,“要使达到美感,就必须在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想象,使之与一定的社会思想联系起来”。
持上述意见的人,由于认为这类作品没有明确的阶级性和倾向性,受到不同阶级的喜爱和欣赏,因而也常常以此作为不同阶级、不同时代产生共鸣的佐证。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类山水诗有阶级性。不少论者从创作的主客体以及美学角度阐析了这种观点。如李正平的《山水诗景物画的阶级性》[4]一文中就强调了创作主体的作用。指出,山水诗人、景物画家描绘的直观对象,虽然是没有意识的自然,但他的描绘并不是刻板的、盲目的、照相式的临摹,而是通过一系列思维活动的,艺术家对自然产生美感,仅仅是他创作过程的基础和起点,当他进入创作过程时,美感同思维、同意识和感情的关系,就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了。因此,每一幅景物画,每一首山水诗,都是作为艺术家对物体进行观看、洞察进而思维和理解的产物,是经过选择、概括和典型化的艺术处理的结果——艺术家的思维和意识支配了自己的创作。作品的阶级性往往是通过“人化自然’——寓意,象征和比喻,以及“情绪的强度”和“画面效果”等独特的方式来体现的。所以判断其阶级性应联系作者的审美意识的性质和创作的动机、意图,联系读者欣赏过程中所激起的艺术感情和某种概念。
孙子威在《有没有不带阶级性的山水诗?》[5]一文中,着重论述了创作和审美主体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没有纯客观地描摹自然景物的山水诗,山水诗不是纯自然景物的拷贝,它是自然景物的主观反映,是景与情的结合,是自然美与诗人的审美观和美学理想的辩证统一。有的作品即使没有直接地透露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情,而是抒写对自然的喜爱,但是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喜爱也是有阶级性的,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一种特殊的不带阶级性的山水诗。
许怀中的《漫谈山水诗、画的阶级性问题》[6]一文,从山水诗,画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论证了这类作品的阶级性问题。文中指出,山水诗、画比以社会生活中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直接的描写对象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散文等)的阶级性更为隐晦曲折。作为艺术品的山水诗,它只是客观地、直接地表现自然景物,作者的思想感情都是渗透在自然景物的形象之中的。这就决定了山水诗、画的阶级性的复杂性。由于它们形式短小、容量有限,由于描写对象的客观性(题材)和形式(往往只有几句或几十句)的特点,便决定了它们阶级性的特殊性。它们虽然包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但不是强烈地直接地表露,而是被景物的形象掩盖着,在表现的深度上也受到限制。作品里所能看到的,往往只是感情的状态,无法体察更深一层的东西。所以这类作品的阶级性倾向性主要在于作品的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美感,这也是作为判断它的阶级倾向性的主要依据。许文最后还指出,对于山水诗、画,不要提出不切实际的苛求,也不要硬找“政治”,强加“寓意”以及其他的种种偏向,或用“引伸”的方法到诗中去找“阶级性”,这只能是对山水诗、画的阶级性的曲解。
讨论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自然会涉及到山水诗的产生和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对山水诗的阶级性的理解自然也是有帮助的。在讨论中,许多人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述了其产匕的基础和条件,但大家的见解也是各说不一的。
朱光潜文强调了社会消极因素对山水诗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山水诗于晋宋时代出现,是与当时汉族统治政权偏安江左,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社会基础剧烈转变以及佛老思想盛极一时有关的。这些情况一方面影响到诗人所隶属的士大夫阶级彷徨不安,向往隐逸,霸占山泽、建立庄园、讲究养生而游山玩水,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很多人抱着“出世’的思想,于是纵情山水便成了他们的重要途径。另外,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文化开始转向颓废,轻内容而重形式技巧,而写景之作又便于那些生活贫乏的诗人去追求声律词藻,雕章琢句,于是山水诗便大量产生出来了。曹道衡在《也谈山水诗的形成与发展》[7]一文中,认为庄园经济的发展和老庄思想盛行是其产生的重要基础。指出,古代山水诗盛行于魏晋六朝,主要是由于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向往隐逸,庄园经济生活又使他们游山玩水风尚大为盛行。另外,与当时的哲学思想方面老庄思想的盛行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为老庄思想讲究清静自然,所以喜欢老庄者,也同样喜欢山水,借用山水景物的形象来表现哲理。林庚的《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8]一文。认为,山水诗的产生并不是建立在为山水而山水这样远离现实的基础上的,也不是在隐逸这样的生活基础上成长的。它是在封建经济发展更为成熟的阶段上的自然产物。南朝的经济发展与水路交通的发达,为人们认识自然美提供了有利条件。它首先在江南民歌中体现出来,作家们从民歌中学习了这些,而自己也过着游宦、行旅的生活,阅历了无数名山胜水,于是山水诗就产生了。宋元嘉时期是南朝经济成熟的发展时期,所以山水诗大量地产生在这个时期。
袁行霈在《也谈山水诗的产生问题》[9]一文中,对山水诗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作了认真地考察,从而不同意那种用经济的繁荣或人类审美力的发展来解释山水诗的产生的说法。认为“生产力是不能直接对上层建筑起作用的”,“文学现象尤其不能直接用生产力的状况来解释,因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他指出,宋初的山水诗的产生是早已被魏晋以来的政治、阶级状况所决定了的。它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在隐逸的风气盛行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失意的贵族和中下层地主阶级则是它产生的阶级背景。此外,王宫诗的成熟,民歌、游仙诗、招隐诗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又为它的出现做了文学上的准备。还有作为描写对象的“江南秀丽的山水景色”以及“谢灵运等诗人的个人作用”等都促进了山水诗的出现。
对上述几种看法持异意的人则认为,山水诗的产生虽然有社会政治原因,但不能狭隘、片面地把它理解为“社会动乱”或“庄园制度”,也不能单纯强调隐逸或庄老思想对封建士大夫文人的影响,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晋宋及其以后社会经济、文化的认识和分析,也涉及到对这些时代的山水诗及其作者的思想和艺术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是比较复杂的。
对山水诗的评价问题,很多文章都有所涉及。对我国古代山水诗的艺术方面的评价,大家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都充分肯定这些作品在描写大自然上所显示的高度成熟的艺术技巧。但对它们的思想内容方面的认识,却随着讨论中对它们的阶级性、产生和发展等看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朱光潜认为,它是有闲阶级的产物,反映了封建文人逃避现实的生活态度和思想。那种爱好山水诗的趣味很“类似过去没落阶级的人提着画眉鸟笼逛街一样”,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罗方认为,山水诗作为一种艺术,它所概括和集中的自然美’常常是很能诱发和提高我们的审美力的。即使是那些单纯地描写山水景物的作品,在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开拓我们对大自然的视野方面,仍然可以起良好的影响。以王维的诗为例,不能以为只要欣赏了王维所描绘的一些山水,就具有了没落阶级的颓废感情,更不能以为所有描绘山水的诗都是宣扬遁世隐逸的思想。对自然山水美的欣赏不可能为某个阶级所专有,不能用阶级划分简单地贬低或否定描写自然山水的作品。
讨论中认定,山水诗的产生有其时代和阶级的背景,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都有所创作,并获得不同阶级读者的喜爱和欣赏,因而有少数文章还涉及到文学的共鸣问题。这一问题,由于下文将专节介绍,这里就不予赘述。
二
文学的共鸣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关于李煜词的讨论[10]中以 及关于古代山水诗的讨论中都已有所涉及,但作为一个文艺理 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这还是首次。这次讨论是以柳鸣九的《批 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11]一文为发端的。柳文发表后,先后继起撰文参加讨论的有:闵开德的《谈谈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并 与柳鸣九同志商榷》[12]、冯植生的《对共鸣问题的几点意见》[13]、
文礼平的《文学的共鸣现象及其发生的原因》[14]、洁民的《文学上共鸣的基础是什么?》[15]、陈樂的《为“共鸣”而争鸣》[16]、陆行良的《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并与柳鸣九同志商榷》[17]、马白的《共鸣·欣赏·创作——兼与柳鸣九同志商榷》[18]。白石的《文学的共鸣作用和文学遗产继承问题》[19]等。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共鸣的概念,产生共鸣的条件和基础以及共鸣的作用和范围等问题展开的。
共鸣的概念。柳文认为,文学士的共鸣同音学上的共鸣一样,必须以“相同的频率”作为基础和条件,文学共鸣的“相同频率”是读者与作家作品、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相同的思想基础一致的阶级倾向,它不是精神或情感活动的全部,与一般的精神感应如理解、欣赏和喜爱有所区别,其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远为广泛和“普遍”。
但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解释,觉得这种解释过于机械和简单,它解释不了实际存在的许多丰富复杂现象。如闵开德、文礼平、陈燊等认为,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就是指作家或作品中的一些思想感情引起了读者也产生了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感情。或者说,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在思想感情上互相呼应,融洽的现象。这种思想感情可以是完全相同,也可以是某一部分、某一些方面的相同和相似、相通。
关于理解、欣赏、喜爱同共鸣的关系,多数论者认为它们 夕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完全是一个统一的东西,不可能截然加以分开。因为如果没有正确地理解,就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感情上的喜爱和共鸣,理解了的东西,不一定引起人们的喜爱和共鸣,但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喜爱和共鸣的,一定是理解了的东西。理解、欣赏,喜爱和共鸣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具有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
产生共鸣的条件和基础。这是讨论的中心问题,柳文认为,“因为共鸣要求相同的思想基础,所以共鸣一般是发生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中间的。以作品中的人物与读者的关系来说,古典作品中的人物一般是不会引起现代人的共鸣的。不仅被否定的人物如此,就是被肯定的人物如拉伯雷笔下的巨人,莎士比亚笔下的正面人物也是如此。因为,在他们与现代人之间有着阶级思想的藩篱和时代的隔膜。同样,当代作家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如果他们不是穿着历史衣装的今人而还是具有精神性格上的历史真实性的话,一般也是不可能使现代人共鸣的。再以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来说,过去时代的古典作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不论他们在作品中表现了怎样的进步思想和倾向,但要达到今天我们的思想高度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引起共鸣”。柳文的这种阶级共鸣说的观点,同样引起很多论者的异议。其中闵开德、文礼平,冯植生、陆行良、陈燊等从文学的特征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作家、作品以及读者等不同角度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实际情况远比柳文说的要复杂得多,共鸣实际上常常是发生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中间。并且还提出了种种依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属于不同阶级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个方面或某一点上,由于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感情。彼此也可以产生共鸣,阶级成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有时会互相渗透或转化,某个阶级的个人可以受其他阶级的影响而有了非本阶级的思想意识,因而对于表现另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作品产生了共鸣,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立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也有相对同一的一面,因而在思想意识上就某一点或某些点来看,也就可能有某些相同,故而产生共鸣(如在民主革命中或在中,各阶级的思想感情虽没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反帝、反封建与各阶级的利益
是一致的,所以对于表现这种思想的作品就能够产生共鸣);共
鸣可以而且往往只是某一方面或只在某一交叉点上产生,不同
阶级的人在世界观上、思想体系上是有严格区别的,谈不上相同,但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上的部分相同,这也可以成为共鸣的思想基础。此外,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发展存在着继承性,无产阶级虽然在整个思想体系上与过去的一切阶级有着严格的区别,但仍可以批判地吸收其中的某些进步思想,因而对于表现了这样思想意识的文学作品也就能够产生共鸣。
上述这些归纳如果说还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那么具体 到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为什么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之后,还 能对我们产生艺术魅力——这也是认识共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 面。对于这一问题的论析,很多文章都有所涉及,其中胡经之的《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20]专文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古典作品对我们有着双重关系。那就是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其矛盾在于;时代的久远,今人不可能也不必要再复返到古代社会;古典作家的思想感情也不会和我们相同。由于阶级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感受,和我们比起来,当然会有很大差别,而作为主、客观统一的古典作品也不可能与现代作品具有同一的性质。但是,从另一面说,优秀的古典作品和我们之间,在矛盾中却也有着统一的、一致的这个方面,这就是古典优秀作品除了具有谬误的一面以外,也包含有丰富的客观真理,而这种前人发现的客观真理,不但不与我们今天对现实的反映相矛盾,而且还是与之一致的、统一的地方。这种深刻的矛盾、惊人的一致,这就是古典作品对我们的双重关系。而那些传之不朽,真正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古典作品,却总是在这两重化的矛盾中闪耀出它的艺术光辉来。此外,由于古典文学作品本身客观存在着真、善、美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高度的审美能力,精湛的艺术表现技巧等诸因素,从而对我们产生艺术魅力并激起我们的共鸣。
文争鸣在《古典文学的共鸣问题》[21]一文中,论述了古典文
学共鸣的条件、原因及区别等相关联的几个问题。认为,共鸣
是主观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客观方面讲,文艺作品
要具有能够引起共鸣的客观因素,这就是作品的先进思想和完
美的艺术形式;从主观方面讲,要具有感受这种因素的条件和
能力,即主观能动性。无产阶级能够对古典文学产生共鸣,这是
因为优秀古典文学具有先进的思想内容和完善的艺术形式,有
能够激起思想感情激动的因素。此外,同人类具有对美感的继
承性和审美能力的稳定性、继承性有着密切关系。但作者同时
还指出,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怎样伟大,总是带有这种
或那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以无产阶级在阅读优秀古典作 品时所引起的思想感情的激动同阅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学 作品时引起的激动是不相同的,其区别在于,阅读优秀古典作 品只能在总的倾向上引起和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一致。而对社会 主义优秀作品,不仅在总的倾向上与作品一致,而且在对作品 中具体人物、事件的感情上,也基本上和作者的态度一致。
产生共鸣的条件和基础问题,除了上述种种因素之外,就作品本身的情况来说,不少论者还指出了许多复杂的情况,诸如由于文艺作品具有形象性这一艺术特征,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在思想感情上去感染与打动读者,影响读者的感情,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至引起思想感情的共鸣,有些艺术形象体现了比较复杂的阶级思想,因此不同阶级的读者可以从不同方面得到共鸣;还有些文艺作品由于题材和体裁的特殊性,艺术形象的思想意义比较不固定(如寓言)或思想感情表现得不明显(如某些山水诗)读者则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欣赏,或者加进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了原来的形象而产生了共鸣。在读者方面,也有很多因素影响共鸣,除思想观点以外,诸如读者的身世经历、修养和兴趣等个人因素,对共鸣也是有作用的,甚至往往影响着共鸣的广度和深度。
在上述争鸣文章发表之后,柳鸣九又在1961年第6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再论共鸣现象的实质及其原因》,申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分歧的由来主要是由于一些同志“对共鸣的涵义的理解过于笼统”所致。“我们固然说共鸣需要有相同的阶级思想感情作为基础”,但并没有说“感受、喜爱和一般的感动也必须要有这样的基础”,从人的“根本的精神活动规律和途径”来说,“这两种精神运动的规律和途径是不同的,一种是致。一种是两者有差异因而读者主观借用客观作品,或者说,主观在客观的作用下而自我演绎。而有些同志把基与前一规律的共鸣与基于后一规律的一般感动现象混同起来,因此,在他们讨论为什么产生共鸣的时候,有的则不切实际,有的则没有找到正确途径”。
总之,在这次讨论中,虽然对共鸣的概念,产生共鸣的条件和基础,共鸣的作用和范围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一定二歧,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就是在这些分歧中,也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有些问题:比如共鸣需要相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共鸣与理解、欣赏、喜爱等情感因素有区别又有联系,决定共鸣的是思想感情,但艺术的形象特点又有助于共鸣的形成和加强共鸣的程度等,大家的意见已基本趋于一致。
[1]《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
[2]《文学评论》1961年第8期。
[3]《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
[4]《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5]《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
[6]《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
[7]《文学评论》1961JP第2期。
[8]《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9]《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
[10]见本书《五十年代讨论李煜词的评价问題》一文。
[11]《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12]《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13]《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14]《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
[15]《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
[16]《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
[17]《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
[18]《学术月刊》1961年第8期。
[19]《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