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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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范文第1篇
婚姻是神圣而又纯洁的,但是近年来,一些人为了达到某些目的,以假离婚规避法律、逃避执行的现象开始出现,而且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当前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很多夫妻离婚不是夫妻感情破裂,而是怀着不可告人的意图,一方单独或双方联合通过诉讼欺诈行为,钻法律程序的空子,在法律的庇护下,最终达到实现自己的意图,这些离婚虚假诉讼行为即假离婚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虚假诉讼,亦称诉讼欺诈,其与平时所谈论的一般的诈骗他人财产的行为有所不同,在许多情况下,诉讼欺诈只是表现为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也就是说,钻法律程序的空子。而且这种空子又不明显违背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近年来,离婚案件中的虚假诉讼即假离婚现象在虚假诉讼案件中居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如果离婚案件的虚假诉讼一旦成功,很容易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影响和损失。
1、夫妻双方假离婚,以达到拆迁补偿、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目的。
当前市场经济下,城市建设加快,土地征用频繁,当事人以离婚为手段,达到离婚后户口分立的目的,从而获取更多的补偿、安置待遇。某市某地曾出台一政策,规定只要拥有本市农村户口并已达适婚年龄的单身者均可在农村城镇化时分得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外加每月百十元的补贴,当地的人们纷纷离婚并得到了优惠的待遇,这些离婚者明明都是钻了法律的空子,但又有政策的保护,所以很难说他们的做法是违法的,对他们的虚假诉讼行为只能听之任之。
以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按有关法律规定,法院在执行债务案时,债务人如果无偿还能力,一般情况下应中止执行。为此,有些欠债人在案件执行前便千方百计处分财产,以制造无力偿还的假象来逃避法律的制裁。曾有一案例,王某欠外债20余万元,债权人曾三番五次向其索取,他一直不偿还。无奈中,债权人诉至法院。王某得知后,便与妻子合谋离婚,并提出由一方抚养孩子,家庭财产作为抚养费全部归其所有;另一方因不抚养孩子,没有任何财产,并负责清偿全部债务。而实际上他们仍在一起共同生活,一旦法院去执行,他们便拿出离婚证书作为“上方宝剑”,让法院执行陷入困境。
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范文第2篇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即诉讼时效届满，债权人即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制度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从而实现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法律不保护睡在权利上的人”这一西方法谚正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经典诠释。
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七章专章作了规定，此外，在我国的《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合同法解释（一）》等也都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中断，指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使先前已过去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事由结束时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中断是权利人防止其胜诉权因诉讼时效完成而消灭的有效措施。诉讼时效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而有否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更是司法实践中需谨慎审查把握的法律问题。如果正确把握了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不但能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债务人滥用诉讼时效制度逃避债务，也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二、案例引入
某银行诉朱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银行诉称：1994年12月1日，某工艺木制品厂向原告借款17万元，1997年9月，该厂向工商局办理注销登记，原企业债务均由时任厂长的朱某承担。现上述借款早已逾期，多年来原告一直向木制品厂及朱某催讨，但均无结果。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原告向法院提供了贷款催收通知书八份、六位证人出具的有关催收贷款的证明一份、通知书及公告书各一份，用以证明自借款到期后，原告一直向木制品厂及朱某催讨。被告朱某辩称：对诉讼时效问题，被告承认至2000年8月止，原告先后八次催讨，但之后10年间，原告从无催讨，被告认为原告应提供相应的催讨通知单，原告提供的六位证人书面证明具有伪证嫌疑。故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已过二年的诉讼时效，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因在原木制品厂被注销营业执照前，该厂尚未向原告归还贷款，在被注销后，原告继续向被告朱某催收贷款，催收方式包括到被告朱某的住所地和原木制品厂查找朱某本人，并向所在村委和村干部打听了解被告下落，但由于被告外出避债，致使催讨工作未有成效。法院审理认为，在2000年之后10年间，由于木制品厂已被注销，企业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告外出避债，原告一直通过多种途径查找被告的下落，这已为三位证人的当庭证词所证实，也能证明原告一直没有放弃对逾期贷款的追偿权利，原告的上述行为，均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截至原告时止，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尚未超过。最后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以上案例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即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该如何认定和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引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做了进一步说明，相对增加了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但在日益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网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不断考验着司法工作人员理解、适用法律的能力。
三、司法实践中诉讼时效中断认定的困惑
虽然《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三个法定事由即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同意履行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又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司法人员在具体工作中无所适从。
（一）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后又撤诉的，是否引讼时效中断
有观点认为：权利人后又撤诉的，一般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理由为：第一，从法理上分析，根据诉讼法“诉讼的撤回，视同未”的诉讼规则，权利人撤诉的，视为权利人没有，因而不发生的效果，也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德、日、法等国的法律也采取了这种立法主张。第二，从当事人对权利的处分看，权利人后又撤诉，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否定权利的行使，放弃请求法院依法对其某一实体权利予以保护的要求。??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在诉讼时效期内提讼的，都应认定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状或口头的，诉讼时效从提交状或口头之日起中断”，即当事人一旦向法院递交诉状或口头，则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即便当事人自行撤诉，当然也已经从递交诉状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因为法律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催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到期债权，对那些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人才排除法律强制力保护。故对那些已向法院的债权人，应视为其已积极履行了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应视为中断。
（二）权利人后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驳回的，是否引讼时效中断
提交了状或口头后，法院审查后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那是否仍绝对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第12条的规定，认定诉讼时效必然中断呢？对此亦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不管法院是裁定不予受理还是驳回，权利人提讼行为的本身已引讼时效中断；一种观点认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驳回不引讼时效中断，因为法院不受理或受理后驳回同样视为权利人没有，是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果的。??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必须符合的条件的规定，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是因原告不符合“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一条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的，那说明真正符合该条件的债权人并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不中断。第二，如果是因没有明确的被告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的，则说明债权人未向真正的债务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当然不中断。第三，如果是因为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或事实、理由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的，说明债权人未明确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仍应认定诉讼时效不中断。第四，如果因债权人向无管辖权的法院主张权利而被裁定不予受理的，应当认定权利人已经积极主张其权利，诉讼时效自权利人向该无管辖权法院之日起重新计算。这样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既可以有效保护积极债权人的时效利益，也能杜绝消极债权人滥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而影响正常交易秩序的后果。
（三）债权人通过在全国性媒体上或债务人所在地报纸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催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能否引讼时效中断的后果
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诚信缺失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债务人为躲避到期债务，选择销声匿迹，长期离开住所地，导致债权人无法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很多债权人考虑到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判决后实际难以执行到位的问题），不愿意轻易走诉讼途径，但又怕会超过诉讼时效而导致失去法律的最后保障，故借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催收公告的方式，在全国性或债务人所在地的报纸或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债务履行公告，催促债务人履行债务。该做法能否引讼时效中断呢？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无相关法律规定，故不宜认定诉讼时效因此中断。笔者持肯定观点，理由如下：第一，债务人为逃避债务而下落不明，此时再要求债权人必须通过可以直接到达债务人的方式主张权利，是对债权人的苛求，亦是对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行为的纵容，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第二，在民事诉讼中，在当事人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公告方式送达。诉讼中的送达，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无疑非常严格。而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并不对债务人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对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方式也不应规定得比诉讼程序中的送达更严格。第三，通过在大众媒体上刊登公告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可以给恶意逃避债务的债务人形成舆论压力，更有利于督促其履行债务，同时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债权实现成本。
（四）权利人通过邮政快递或其他快递形式向债务人邮寄相关催讨信函，因债务人拒收或者债务人长期外出而无法投递被退回的，权利人凭快递投递回执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如何认定
对这一问题，因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有较大争议。持肯定观点的认为:可以认定债权人已经向债务人主张了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因为债权人通过邮寄或电报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债权，表明债权人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邮件因拒收和收件人长期外出而无法投递的责任不应归咎于债权人一方，而应由债务人一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持否定观点的认为：邮件被退回即说明债权人未实际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不应中断。笔者认同第一种观点，因为债权人邮寄相关催讨信函即为其积极主张请求权的表现，邮件被退回是债务人妨碍债权人主张请求权的行为，其责任应归咎于债务人，不应由债权人承受不利后果；邮件因债务人长期外出无法投递而被退回的，因现实中债务发生后债权人不可能随时确切掌握债务人的地址变动情况，债务人也不可能向债权人及时汇报自己的实际居住地，故只能推定债务人的户籍所在地为其地址，债权人向债务人户籍所在地邮寄相关催讨信函的，应视为其已主张了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
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合同履行；不安抗辩权；预期违约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3-0167-02
合同履行的不安抗辩权是一项重要的合同保全制度，是对履行义务有先后顺序约定的双务合同中先履行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保护而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的合同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在于预防情况发生变化而使先履行义务的一方遭受损害，从而达到维护交易的公平。本文对合同履行的不安抗辩权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不安抗辩权的性质及其成立条件
不安抗辩权是大陆法系的基本概念，具体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具有先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的财产状况明显恶化难为给付义务而又没有提供担保时，拒绝自己所为给付的权利。对权利主体而言，不安抗辩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兼有抗辩权与形成权性质的复合性权利。不安抗辩权所标示的，不是履行期届满后的实际违约，而是履行期届满时履行已经成为不可能，此时债务人所违反的并非是现实的积极给付，而是妨害债权实现的不作为义务，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设置，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因为如果合同利益期待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其直接后果必然是导致现实违约的增加，最终受到损害的则是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由于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深远，我国的民法范畴体系业绩受了不安抗辩权的概念。
实践中应注意的是，不安抗辩权在抗辩性质上具有延期性和消灭性的双重属性，因此，权利人行使此项抗辩权的法律效力并非仅限于可以中止履行，而是可能发生二次法律效力（产生二次法律后果）：一是中止履行，即权利人可以依法中止履行自己的债务并通知对方，促使其及时提供适当的担保。若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担保的，权利人应即时恢复履行；一是解除合同，即权利人依法中止履行后，若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债务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则权利人可以单方解除合同，消灭合同的履行效力并免除自己的给付义务。
二、合同履行中的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效力
先履行义务人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先后产生了两方面的法律效力，即中止履行合同及解除合同。不安抗辩权行使的直接效力是中止合同履行。根据《合同法》第68条规定，先履行义务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后履行义务人有表明其履行能力下明显下降，又不能为对待给付的现实危险的相关情形的，有权中止履行。而合同中止，仅仅是当事人对合同义务暂时停止或延期履行，其履行义务仍然没有消灭。中止履行后，根据《合同法》第69条规定，对方一旦提供适当担保时，不安抗辩权人应当恢复履行。此处的“适当担保”，既指设定担保的时间适当，更指设定的担保内容能保障先给付义务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至于担保的类型，则可以是保证，也可以是抵押权、质权，在理论上还可以有定金。换言之，中止履行后，在合理期限内后履行主体未恢复履行且未能提供担保的，先履行主体有权拒绝履行。这是不安抗辩权之“抗辩性”的直接体现。根据《合同法》第69条规定，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在这里，法律有条件地赋予不安抗辩权人单方面解除合同的的权利，并规定了合同解除的方式，即当合同解除条件具备时，先履行义务人通知后履行义务人，通知到达时发生合同解除效力。如果后履行义务人对此有异议时，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1款规定，不安抗辩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同时，合同的解除并不违约责任的追究，即当合同解除前后履行义务人的行为构成违约时，其仍然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另外，即便后履行义务人没有违约行为，但是如果因为合同的解除给先履行义务人造成损害的，其应当有权要求前者承担赔偿责任。尽管我国《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从公平原则出发，这当是不安抗辩权人的应有权利。
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有哪些，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从《合同法》第68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采取了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法界定了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特别是列举了三种典型的情况，但关于这三种典型情况具体应采用什么判断依据，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以及丧失商业信誉的判定应进一步细化。（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笔者在此认为经营状况恶化是指后履行方因经营不善，陷入经营困境，已濒临破产或者资不抵债或者履行合同的资金明显减少的状况。（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转移财产是指为了逃避债务，将自己的财产隐匿起来或者无偿赠与他人或者低价转让给他人。这类行为很多，如将财产假赠予第三人，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股东购置房屋、汽车、将其财产转移到亲戚名下，通过以公司财产为股东作担保的方式抽走资金等。对于这些行为的目的的判定，只要其客观上显示出有债不还，就可以认定是以逃避债务为目的。（3）丧失商业信誉。丧失商业信誉是指后履行方长期或多次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以致无人愿意与其交易。履行方破产、资不抵债、财产明显减少、欠债不还、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都会导致丧失商业信誉。与人的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行业，如有销售假药或导致人伤亡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或建筑物塌陷等应认定其丧失商业信誉。对于有欺诈行为的企业，应当说其已严重丧失商业信誉。对于有拖欠行为的企业，如拖欠租金、拖欠贷款等，如果是偶然事件，不应认定为丧失商业信誉。如果是恶意拖欠则应认定是丧失商业信誉。
三、我国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合同法》中对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与关于解除合同条件的规定有自相矛盾之处，虽然不安抗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一方的合法权益，保障能够全面、正确地履行合同，但其中仍然有一些不足之处，还有待于完善。
（一）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之处
1 由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有关规定与不安抗辩权制度间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94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条规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它给与了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法律并没有限制这种权利适用于何种场合，因此可以认为这条规定对同时履行和先后履行两种场合都是适用的。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时，另一方当事人适用第94条规定，直接享有解除权，这与英美法系对明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是相同的。但当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既可以解释为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是英美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又可解释为第68条第四款“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这时另一方当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辩权，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对人提供履约保证，但无权直接解除合同，这是大陆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出现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如果赋予先履行人选择适用第94条的权利，则极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滥用合同解除权的局面，使得第68条所设置的一系列旨在保护后履行方合法权益的措施形同虚设，从而损害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这个问题是我国新《合同法》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的融合还不够彻底造成的，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2 “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合同法》第69条规定，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一方应恢复合同的履行。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使法律更清晰。
（二）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完善
不安抗辩权制度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相应的完善：
1 关于由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有关规定与不安抗辩权制度间存在矛盾的解决
在《合同法》第68条尤其是其中的第二项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的冲突问题，如：“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与“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关系导致不安抗辩权制度和预期违约制度的冲突，如何消解。我认为，为了维护法律结构的严密性，保持法律概念间应有的逻辑关系，只有给第68条第（二）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一个确切的定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别适用第68条和第94条第二项产生的法律冲突。
2 “适当担保”含义不清的解决
所谓担保，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种，但对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理解应为债务“相当”不等于“足够”，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厄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建议最高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范文第4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61条又进一步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这些规定为执行第三人的到期债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也确立我国代位执行制度。
在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对于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可否执行，从民法理论上，债权属于财产权的一种，它具有可转让性和可代位清偿性，因而可作为执行标的。上述法律规定，对债权的执行方法，是基于债权的代位清偿的特点而采取的措施，要求执行中只转让被执行人收取债权的权利，而并不将债权本身转让。到期债权执行，不需要经过诉讼阶段法律文书的确认，而是在执行程序中行使代位执行。
代位执行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在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时，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对该第三人的财产予以执行，以实现债权的行为。代位执行的行使，它旨在通过扩大被执行主体的范围，使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范围扩大，也就是说增加申请执行人受偿的机会。代位执行权的行使，省去了许多诉讼环节，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也提高了申请执行人实现债权的效率，因而代位执行受到当事人的欢迎，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
根据《意见》及《规定》代位执行权的行使要符合若干条件：
一、在执行程序中才能行使代位执行。这是代位执行适用的前提，在债权人没有以申请执行人身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程序之前，不能就第三人的到期债权提出代位执行申请。
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到期债务。这里指的不能清偿的债务，既包括全部不能清偿的债务，也包括部分不能清偿的债务，而不能片面理解全部债务或部分债务，否则就会导致错误执行，不能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到应有的实现。
三、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被执行人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也就是非本案当事人有到期享有的债权，这种债权是已到期的，而不是未到期或将要到期的，是否到期则应依照相关法律和证据认定，而这种审查和认定法院不主动行使，而是取决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意志。当事人在执行阶段可随时行使代位执行权。
四、行使代位执行权的主体只能是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代位执行权的行使是基于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而不是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否则法院就会剥夺申请执行人代位执行权的处分权。以被执行人来说，由于案外第三人拖欠其债务到期不能偿还，使其应对申请执行人履行的债务不能清偿或不能全部清偿，对此被执行人主动行使代位执行权，使其到期债权得到尽快实现，不但履行了对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也节省诉讼费用，其合法权益也得到保障。
五、第三人在接到履行通知后不表示异议或在规定的异议期限内不答复，法院则视为案外第三人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可裁定对其强制执行。对于第三人在规定的异议期限内提出异议的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第三人提出自己无履行能力或其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则不属异议范围，对债务部分承认、部分异议的，可以对其承认的部分强制执行；另一种是第三人提出异议内容涉及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及债权数额的多少，这些则属于实体法的内容，需要通过诉讼程序，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执行阶段法院不宜进行审查。
六、代位执行权的行使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为限。在执行程序中法院的执行是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也就是申请执行人应实现的债权，只要足够实现申请执行的债权，代位执行权就应停止。要防止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利用行使代位执行权实现自己的债权，借用法院执行，超越债权范围进行讨债。
适用代位执行，在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代位执行的客体不是有体物，也不是行为，而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即包括金钱债权也包括非金钱债权，即物的交付请求权。本文探讨的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即金钱债权的情形。
二、代位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不是被执行人的变更或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是以新的当事人承担原来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原被执行人已不存在，不再是被执行人主体。追加被执行人是被追加的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共同履行义务，但代位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第三人并不与被执行人共同履行义务，而是单独以其所负债务作为清偿，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没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它不是被执行人追加或变更的结果，而是申请执行人行使代位权的结果。
三、代位执行的法律依据，应以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可作为代位执行依据的包括如下生效法律文书：（1）民事判决书、调解书；（2）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3）支付令；（4）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5）具有给付内容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6）我国承认或同意的外国仲裁裁决书。
四、应当充分保障第三人异议的行使。这是任何被执行人主体在未经审判程序确认之前，都应当享有充分、有效的抗辩机会，否则就会导致执行上缺乏正确性。只有在保障第三人权益与维护生效法律文书严肃性的必要性之间权衡之后，才能确认判决效力的扩张性，避免第三人受不当扩张的侵害，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决定对第三人强制执行之前，需给予第三人抗辩的权利和时间。对第三人异议的审查应采取形式审查，首先异议是否在指定期限内提出，超过指定期限应当视为无效。其次异议是否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而提出。而针对履行能力、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方面提出应视为异议不成立。如果要求第三人就其异议提供相关事实证据，就把异议审查变成了实体审查，从而取代了审判职能，是与执行职责相悖。
五、对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应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从执行财产上，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或虽有偿付能力但因某种原因没有偿付条件，这包括全部不能偿付或部分不能偿付，也包括被执行人逃避债务下落不明。其次从执行程序上，在执行中被执行人的不能清偿，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中止条件，才能对第三人进行代位执行。
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范文第5篇
一、在认定和处理夫妻共同债务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特别是修改后《婚姻法》,以及司法解释,为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这些规定都欠具体、详细,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主要问题是:
1、夫妻共同债务难以认定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初期,夫妻双方往往由于夫妻感情融洽,互相信任,互相忠实,不可能预见未来的离婚,更不可能虑及离婚时债务的分担问题。所以,平常就在主观上不愿意,在客观上也不注意收集和保存自己所借、所欠,以及经营风险可能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证据。一旦提起离婚诉讼,另一方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否认债务。一个典型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李煜与林英华自由恋爱结婚,夫妻感情很好,李煜欲出国打工,委托林英华向外借款。林英华以自己名义借现金10万元交付丈夫,夫妻双方未交接收据。在离婚诉讼中,丈夫坚决否认收受妻子的借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主张权利的一方必然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庭不可能支持无证据证明的诉讼主张。事实上,往往主张夫妻共同债务的一方对家庭的贡献大,诉讼结果却反而对他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的结果虽凭证据,但是未能合情合理,难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2、第三人的债权保护不力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虽然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依据,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后,对外应承担何种责任。在实践中适用起来,难免各行其事,自以为是,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下面,分别不同情形论述。
(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共同债务,第三人即债权人只起诉夫妻中的一方,法院支持债权人的诉求,判决夫妻中的一方承担债务。在执行程序中,法院强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或对列为被执行人的夫妻一方采取强制措施。法院判决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处理均有可商榷之处。在实体上,未明确认定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属于共同债务,在程序上未考虑夫或妻的另一方是否确属必要的共同被告,是否有必要决定追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诉讼与执行变成两张皮,不完全吻合。夫或妻的另一方只承担了有限的“共担”责任,第三人的债权不能获得有效保护。
(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共同债务,债权人只起诉夫妻中的一方,法院支持债权人的主张,判决夫妻中的一方承担债务。离婚后,在执行程序中,法院强制执行列为被执行人的原夫妻中的一方的个人财产,或者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这种情形的判决与前述相同,在执行中债权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3)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共同债务,离婚后,债权人起诉原夫妻双方。在庭审中未在债权文书签署的原夫妻一方否认属于共同债务,债权人是难以举证证明他们的债务确属用于家庭夫妻共同生活的,共同债务变成了个人债务。
(4)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共同债务,离婚时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登记或者法院判决,在离婚协议书或裁判文书中确定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意见。离婚后,债权人起诉向该原夫妻双方主张债权,法院根据原夫妻双方离婚时的协议书或判决书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意见,判决原夫妻中的双方或一方对第三人的债权承担按份责任或者归一责任。原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的协议书或判决书未对共同债务确定处理意见的。有的法院则依职权自由裁量作出承担按份责任或者归一责任的判决。这就完全违背了共同债务共同清偿的原则,更是弱化了对债权人债权的保护。
(5)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共同债务,离婚后第三人起诉原夫妻双方,有的法院一律判决原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这样的判决虽能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债权,但是这可能造成原夫妻双方为争议是共同债务还是一人债务的讼累。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可实行把夫妻财产、债务约定登记或公证作为夫妻财产、债务处理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第17条第2款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法律承认并允许夫妻约定财产、债务,确认约定优于法定,但是毕竟尚未明确规定约定形成的时间、成立的要件及效力,造成司法实践中对共同债务的约定难以把握,一旦发生争议难以认定,甚至让试图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人有空可钻,从而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立法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1、以登记或公证作为约定的形式要件。
一般情况下,只要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和公序良俗,并且确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应当承认约定的效力。约定成立的形式要件则是登记或者公证。登记机关是婚姻登记机关,公证机构是公证处。以登记或公证作为约定的形式要件,可以克服离婚当事人对共同债务举证不能的困难,可以有效保护第三人的债权,可以有助于人民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约定的审查和认定。对此项制度,国外早已实行多年,法国民法典、西德男女国权法、瑞士民法均载有条文规定。
2、以约定时间处在夫妻共同债务发生之前或者之后,作为确认约定对外效力的一个实质要件。
夫妻对财产、债务的约定,对内具有法律效力自不当言,但是,对内有效未必当然对外也有效。约定的设定没有第三人参加,其效力是否及于第三人,是否可以对抗第三人,关键在于约定的内容有无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在审查确认上,约定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对象。夫妻共同债务发生在前,债务分担的约定形成于后,这种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的债务分担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应当确认其对第三人无效。国外民事立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约定的时间与效力早有明确规定。法国民法规定对夫妻财产约定的时间是婚前作成,结婚之日生效,但是不得对抗第三人。德国民法则规定,无论婚前或婚后,均可订立夫妻财产契约。这对我国今后的立法完善,都很有借鉴意义
三、实行夫妻财产、债务约定登记或公证制及采用举证倒置规则的必要性
1、结婚登记前,双方以各自劳动收入,合资筹办的结婚用品,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因此所负的债务,也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自接受父母赠与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与此同时,对父母所分给的债务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或一方继承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继承所得的债务也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4、根据民法有关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经营所负的债务,除了另有规定之外,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5、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或双方为抚养孩子、赡养老人、治疗疾病等所负的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以上几种情况除夫妻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均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这里所说的约定可以是书面的形式,也可是口头形式,既可采取明示形式,也可采取默示形式。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有约定,则应按约定处理,而不能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四、单方债务转化成夫妻共同债务的几种情况
1、婚前单方债务的转化。婚前男、女单方债务,如果因婚姻关系的建立使之同时获得对方认可并接受,婚后双方又积极共同偿还,且双方结婚时间较长,双方未有任何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婚前单方债务可以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2、婚前个人所有的房屋或其他财产,因为结婚多年(审判实践中对一般物品掌握在4年以上,贵重物品及房屋掌握在8年以上),由双方长期共同使用、经营、管理,财产中已经渗入了夫妻双方付出的劳动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单方财产可转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如果婚前个人的债务是因为建立夫妻共同生活所借,为购置共同生活必需品而消费的,而且婚后的用品和房屋也为夫妻共同享有,因而所负的单方债务,也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3、夫妻两地分居或一方长期在外工作,另一方为家庭生活而单独所负债务。例如男方在外打工未归,女方在家为子女交纳学费而单独所借的债务,这种单方债务不管对方是否明知,都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4、男、女双方一方出国在外时,单方接受外人对家庭赠与物品而产生的债务。例如被赠送的汽车发生肇事时,因而产生的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五、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原则
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则应与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相适应,严格按照我国新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处理,是掌握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的根本原则。
1、坚持男、妇女平等原则。这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共同债务的承担上,则是指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有平等的清偿义务。
2、坚持保护妇女利益的原则,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虽然有平等清偿的义务,但平等清偿,并非平均分担,还应考虑到当事人履行债务的能力如何,应当从实际出发,讲究实事求是。我国妇女现在虽然有一定的地位,但与男子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履行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在债务分担上应适当予以照顾。
3、坚持以共同财产偿还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当事人为逃避债务,采取假离婚的手段,双方协议财产归一方,债务归另一方,当债权人要求偿还时,另一方则以财产归一方,不应由其偿还为由拒绝给付,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在审判实践中,为了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不给逃避债务的当事人以可乘之机,在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分担时,把夫妻共同财产与共同债务视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如果财产判归一方,那么债务也就应由一方负担,即使其无财产清偿,至少这一方分得的共同财产可折抵偿还共同债务。
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范文第6篇
草率担保
韩勇为人热情仗义。一次聚会上，韩勇通过朋友认识了某培训学校的校长张强，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一天张强提出学校要买车，自己现金不足，基于银行贷款手续规定，拜托韩勇作担保。韩勇出于为朋友帮忙的目的，帮助张强以自己的名义贷款购买了‘辆捷达轿车。在之后的还贷和使用过程中一直相安无事，韩勇感觉朋友很守信用。两年后，张强再次找到韩勇，说要由有北京户口的一些朋友帮忙贷款购买高级车辆。韩勇遂在张强提供的空白合同上签了字。可是后一天韩勇却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中国工商银行某支行已将韩勇诉到法院，要求韩勇偿还购买奔驰轿车的贷款本金86．24万余元及利息、罚息。韩勇至此才见到已经被填写过的有其签字的《贷款购车合同》，《个人借款合同》，后悔不已。
空口无凭
赵强已经领了结婚证1年多了，可是没有房子，无奈的他只好写书信向自己母亲求援借款5万元。情急之下，母亲向赵强姑父提出了借款应急的要求。热心的姑姑当场就将5万元现金借给了赵强妈妈，连借条都不肯收。赵强用母亲的支援购房后不久其母发生了交通事故，不治身亡，其姑姑此时向赵强讨回之前的5万元借款，而赵强认为还款的前提是姑姑提供出借条，姑姑因为拿不出借条而无计可施。
逾期要账
李颖经不住朋友王卫国的软磨硬泡，把自己的私房钱2万元借给王卫国炒股。眼看股市大跌，李颖心中很着急，催促王卫国还钱。王卫国告之股票都套住了，希望等其股票赚钱以后连本带利一起还。李颖碍着面了不知不觉等厂两年多。今年股票市场终于开始有起色了，李颖赶快找王卫国要钱。没想到王卫国说，你手上的借条可是2年零5个月以前的，早过了时效了，表明你自己放弃了债权。李颖眼前一黑。
律师提示
为避免和减少私人借贷纠纷，借款人在借贷时要依法办事，留有证据。
要知底细
摸清对方有无偿还能力，了解其为人信用程度，对不守信用，缺乏还款能力的，不能轻易将钱借出，否则打赢?官司也很难要回欠款。
保留证据
民间借贷大部分发生在亲戚、朋友，同事，邻居、同学、熟人之间，多数是只有，头协议，没留书面证据，一旦产生纠纷打起官司，拿不出证据，债务人再不认账，借款事实就无法认定，债权也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有担保人
有保证人的借贷到期后，债务人有偿还能力的，由债务人承担责任；债务人无偿还能力或债务人逃跑下落不明的，由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找个担保人，不仅多?一份证据，且增加了还款保险。
注意时效
民间借贷中，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诉讼时效，让那些心术不正的人钻了法律的空子，采取赖账，拖欠逃避等手段逃避债务。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为2年。在此期间，债权人必须向借款人索要借款，否则2年过后，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效，不受法律保护。
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范文第7篇
[摘要]特别清算是指在公司非破产终止环节，当普通清算发生显著障碍或公司有负债超过资产之嫌疑时，依法院的命令开始的清算程序。该程序引入了人民法院的外部监督和债权人会议的内部制约机制，在适用条件、程序启动等方面也与普通清算有所区别，能够有效弥补普通清算在强制性和监督机制方面的不足。
[关键词]非破产终止；特别清算；普通清算；破产清算
特别清算是相对于普通清算而言的一种清算制度。特别清算和普通清算都适用于公司的非破产终止，是公司在市场退出环节依法清偿债务、分配剩余财产的重要程序。特别清算由于其在强制性和透明度方面的优势，可以有效弥补普通清算的不足，对公司终止后逃避清算、逃避债务的现象可以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鉴于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建立完整的特别清算制度，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构建完整科学的特别清算制度。
一、特别清算的适用条件
特别清算作为介于普通清算和破产清算之间的一种清算制度，在适用条件方面应当考虑弥补普通清算程序缺乏强制性的不足之处，同时还要克服破产清算在时间和费用方面成本过高的弊端。因此，特别清算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
(一)公司在解散之后没有按期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当公司在解散之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时，即可适用《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启动特别清算程序。这一规定可以有效弥补破产法规定的不足。现行破产法所规定的破产原因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当由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时，债权人实际上很难举证债务人资不抵债，因此该规定若严格执行必然会限制乃至剥夺债权人的破产申请权利。特别是当债务人解散后不组织清算便分配剩余财产、处于事实上终止公司的状态时，势必将债权人置于既难以通过给付之诉实现债权，也难以通过破产之诉维护自身利益的境地。有了特别清算制度的以上规定，债权人的举证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债权人只要举出初步证据证明债务人违反解散后的登记和清算义务，就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启动强制清算程序来实现自己的债权了。相应地，作为配套措施，应当建立关于公司解散和清算的登记及公示制度，将公司解散之后的清算进程纳入到工商行政机关的监管和债权人的监督之下，便于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并启动特别清算程序。
(二)公司有负债超过资产之嫌。对于此种情况下启动特别清算程序，在最新修订的公司法中未作规定。究其原因盖因依现行破产法和公司法之规定，公司在终止时若负债超过资产就应当启动破产程序。《公司法》第118条规定：“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恐怕难以符合现实中各方的利益和需要。因为破产清算制度虽然较为成熟和严密，但是相应地存在时间和费用成本过高的弊端，对于债务关系比较简单、资产债务差距不大的案件来说，适用破产程序未必是最优的选择。因此，破产程序的启动有必要赋予债务人和债权人一定的选择权，而不应仅仅依据法定事实的出现而强制启动。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益冲突并不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法律为当事各方提供一条比破产清算更简便而又能有效维护债权人利益的解决途径，不失为一种务实而又高效的选择。
至于判断公司是否存有负债超过资产之嫌的标准，不必以清算组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作为唯一的依据，只要债权人可以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例如证明公司或清算组有转移、隐匿、私自分配财产，怠于行使债权，隐匿、销毁财务记录和凭证，或者在财务文件中弄虚作假的事实，经债权人申请，法院就应当裁定进入特别清算程序，借助债权人会议和人民法院的监督来维护债权人利益。至于特别清算与破产清算界限的划定以及二者的衔接，将在下文中论述。
二、特别清算程序的启动
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立法来看，特别清算程序的启动有两个途径：一是经债权人、清算人、监察人或股东申请而启动；二是由法院依职权主动提起。从我国公司法现有的有关规定来看，特别清算程序仅仅依债权人的请求而启动。对于是否应当赋予其他主体以请求启动特别清算的权利，有必要进行逐一分析。
(一)是否应当赋予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以申请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权利。对于股东之间因利益冲突使公司陷入僵局的情况，公司法已经规定了司法解散的救济途径，但是司法解散只是用以扫除股东解散公司的障碍。对于已经自愿或者强制解散的公司，如果大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不经清算就转移、隐匿或者私分公司财产，就会因此损害到小股东的利益。即便公司进入普通清算程序，但是按照《公司法》第18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因此，大股东尤其是股份公司的大股东仍然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作出于小股东不利的清算报告。由此可见，缺乏中立机关监督的普通清算制度，未必能够有效地维护所有股东之间的利益公平。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赋予股东以申请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权力是十分必要的。
在对清算义务人的制度设计中，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和责任承担者是全体董事，也就是说，当股份有限公司逃避清算义务时，公司的董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组成清算组是公司的一项整体行为，作为董事个人是无权单独实施的，因此为了与其法律责任相对称，应当赋予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个人以申请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权利。
(二)是否应当赋予清算人以申请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权利。如前所述，当公司有债务超过财产之嫌时，得适用特别清算程序。因此，如果清算组在普通清算过程中发现公司资产负债状况符合以上条件时，为维护各方利益，应当规定其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向法院请求启动特别清算程序。
(三)是否应当赋予法院依职权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法院在审理债权债务纠纷的过程中发现作为债务人的公司已经解散或停业，甚至因不按照规定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是公司未经清算和注销登记，并且公司已无可执行之财产、处于事实上终止的状况。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在此情况下如果债权人不请求启动特别清算程序，法院只能依普通程序审理已经立案的债权债务纠纷，而不能依职权主动启动清算程序。这样的结果是使得已经的债权人的受偿地位优于尚未以及尚不知道债务人已经解散的债权人。
那么这样的法律规定是否合理呢?笔者认为，
这就需要分析公司终止制度的法律精神。在公司终止阶段法律的宗旨应当是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平等受偿权，而非保护已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很显然，之所以出现公司不经清算就实际终止的局面，其原因在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违背其清算义务和公告通知债权人的义务，目的无非是逃避债务。对此，法律的态度就应当是从根本上予以纠正，迫使公司股东不清偿全部债务就不得分配公司财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赋予法院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权力以更好地体现法的精神。
(四)应当赋予工商行政主管机关以建议人民法院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权力和义务。根据前文所提及的解散登记制度，公司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到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解散和清算的登记及公示程序，以督促其进入清算程序。那么在公司违反以上义务的情况下，工商行政主管机关应当催告其在宽限期内补充履行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则应依法强制启动特别清算程序。具体做法就是由工商行政机关以行政建议的方式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由法院依职权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笔者认为，赋予工商行政主管机关以建议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权力和义务，是公司终止程序中强化清算强制性的重要环节，这一制度的建立十分必要。
三、特别清算的监督制约机制
透明度是特别清算相比于普通清算的一大优势，这一优势是通过特别清算程序中的外部监督和内部制约机制来实现的。
(一)人民法院的组织监督。特别清算的组织监督机关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为法院。我国在1999年修订的《公司法》中规定分别是主管机关和人民法院，但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清算工作组织实施问题的通知》强调，各地工商局不负责企业法人的清算活动。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中统一规定为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但是《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又规定特别清算的组织机关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如何清算合资企业问题的批复》中也明确规定法院不应参与这类企业的清算事务，有关的清算事宜应由当事人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可以说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制度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还造成了实践中各个部门推诿扯皮、执法不力的现实，为违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有必要对特别清算的组织监督机关给予明确和统一的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应当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公司作统一规定，由人民法院作为特别清算的组织监督机关。原因之一，从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来看，无论相比于工商行政主管机关还是其他主管行政机关，抑或是对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审批权的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都拥有绝对优势。原因之二，从职能范围来看，监督特别清算中的财产清理和债务清偿活动正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并且人民法院在审理与债权人有关的其他案件的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也有利于清算程序的顺利进行。因此，人民法院组织特别清算，更符合效率要求。
至于人民法院在特别清算程序中的职责和权力，主要应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依权利人的请求、依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建议或者依职权决定启动特别清算程序。二是依法决定清算组的组成，清算组成员除由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担任之外，还应由股东、债权人以及公司职工各选派代表担任。三是监督清算组的工作。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法院可以直接介入清算实务，对具体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调查和认定。四是对清算组制作的清算报告给予确认，从而赋予其法律效力。
(二)债权人会议的内部制约。如前所述，特别清算程序的启动原因或者是因为公司在解散之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或者是因为公司有负债超过资产之嫌。在前一种情况下，公司及其股东有逃避清算、逃避债务的动机；在后一种情况下，股东的剩余财产分配权与债权人的债权形成现实的冲突。无论何种情况，相比于普通清算，特别清算中公司的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和现实。因此有必要在特别清算程序中引入债权人会议制度，以强化内部制约、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至于债权人会议的成员组成、召集方法、表决办法，可以基本仿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四、特别清算与破产清算的衔接
如前文所述，公司有负债超过资产之嫌时是启动特别清算程序的依据之一；而我们知道，如果公司解散后经清算确实资不抵债则达到破产界限，需要进入破产程序。那么应当如何界定特别清算与破产清算的界限并使二者合理衔接呢?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以尊重债权人意志以及提高清算效率为宗旨。具体来说，就是当清算组查明债务人的财产确实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允许债权人达成债权受偿协议对清算结果做出安排，从而避免进入破产程序。其程序是由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受偿拟定方案并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然后由清算组据此作出清算报告并报送人民法院，经法院认可生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授权债权人通过放弃一部分债权求得案件及时有效地终结，既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有效维护，也是对其意志的尊重，更能够体现法律的人性化。需要说明的是，特别清算中的协议是债权人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它不同于破产清算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和解程序，其目的和结果不是避免公司解散而是使解散更有效率。
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定范文第8篇
夫妻间的财产关系是婚姻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重要的修改和完善，明确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方式。《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是在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形成的，其将夫妻约定财产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私法领域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许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处分其财产权利。笔者认为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体现了平等，自愿的契约自由原则，同时夫妻之间对财产的约定在本质上又是合同，在契约的形式、效力、解除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合同法》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私有财产增多的同时出现的经济纠纷的增多，实行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渐成趋势，立法上确立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可取的。本文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历史沿革、内容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夫妻约定财产的不足并对现行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缺陷及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夫妻约定财产契约合同婚姻法约定第三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夫妻间财产制度出现了约定财产制，并且在我国新修改的《婚姻法》中被确立，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当事人通过协议的方式，对婚前、婚内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的清偿、婚姻关系解除时的财产清算等事项做出约定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婚姻法于1980年9月第二次修改日趋完善。但有些人认为《婚姻法》的修改是成功的，把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明确到法律上，有法可依：另有些人则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女方婚前大部分没有什么财产，一般是嫁出去并以此为生，约定财产制是否符合国情，还需要研究。本人认为新《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体现了平等、自愿的契约自由原则，同时夫妻之间对财产的约定在本质上是合同，在约定的形式、效力、解除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合同法》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私有财产增多的同时出现的经济纠纷也日益增多，实行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渐成趋势，立法上确立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是可取的，这实际上是在司法领域给与了当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许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处分其财产权利。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概述
我国《婚姻法》着眼中国具体实际，本着约定先于法定、夫妻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平等、保护弱者利益、保障夫妻合法的财产权益和维护第三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两种夫妻财产制度。
所谓夫妻约定财产制就是指法律允许夫妻用契约、协议的方式对他们在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以及对第三人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做出约定，从而排除或部分排除夫妻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法定财产制是依照法律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而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协议、契约的方式依法选择适用的财产制，其效力要高于法定财产制，只有在当事人未就夫妻财产做出约定，或所做的约定不明确，或所做的约定无效时，才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在我国出现并在立法中予以确立，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适应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使婚姻当事人在处理各方财产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利，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适应现阶段社会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实际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满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夫妻约定财产制在我国的立法沿革
我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四个阶段。我国历史上正式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始自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依其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制；该项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夫妻须在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约定财产制。后，1950年的《婚姻法》为对夫妻财产约定做出明确规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关系的概括性规定，不仅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做出对于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约定，相反，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式来解决。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也是允许夫妻约定财产的，但没有明确制度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更新，实行了近三十年的婚姻法的内容显得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于是，1980重新制定的《婚姻法》，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而确立了以法定财产制为基础，约定财产制为补充的制度，但未明确规定夫妻对其财产的约定、如何约定以及其约定效力。2001年的《婚姻修正案》的规定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完善了夫妻约定制，其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债务清偿”。这就从立法上明确了约定了方式、形式，约定的对内效力与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等问题，初步确立了一套具体的较为系统的约定夫妻财产制。
三、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内容
（一）、约定的种类
允许夫妻采用约定财产的国家，关于约定财产制内容的规定不尽相同。一种是立法限制较少的，即没有规定几种财产形式供当事人选择，如英国、日本；另一种是立法明确做出限制的，即明确规定约定是可供选择的财产制，如法国、德国、瑞士。根据《婚姻法修正案》（2001）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制供当事人选择：（1）分别财产制：夫妻的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均归各自所有，各自独立管理，委托对方管理的，适用有关委托的规定。（2）一般共同制：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均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3）限定共同制：“夫妻明确约定哪些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而其余财产归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夫妻财产制度，也就是部分共同所有、部分个人所有。例如，婚姻当事人可以约定婚后的劳动所得归夫妻共有，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如继承、受赠的财产、人身损害赔偿金等归各自所有。
（二）、约定的生效要件
夫妻财产契约是特殊的民事契约，它不仅要符合民事法律契约的一般成立要件，还要与婚姻法的特殊性相符，由此夫妻财产契约的成立要件是：（1）缔约双方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者未来将缔结婚姻关系。未婚同居、婚外同居者对财产关系的约定是一般的民事契约，但未婚者订立未来适用于婚姻关系的财产契约后结婚的，原先订立的财产契约即为夫妻财产契约。（2）缔约双方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不适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应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但若是依法达成夫妻财产契约后，一方失去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影响原财产契约的法律效力。夫妻财产约定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契约，它具有特定的人身性质，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不得使用。（3）缔约必须是双方自愿。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做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契约不具有法律效力，缔约对方享有契约变更权或撤销权。（4）契约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例如，不得利用约定逃避对第三人的债务，不得将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列入约定的范围。（5）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夫妻财产约定是属于重大的民事行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更好的维护婚姻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
（三）、约定的时间
关于夫妻财产约定时间，目前世界上有两种立法例：一是仅限于婚前订立，理由是婚后易受到感情等因素的影响，如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民法规定，夫妻间的契约，应在结婚前订立，并自结婚之日起发生效力。其理由是，婚后易受到劝诱等感情因素的影响，订立夫妻财产契约对某一方可能不公平。二是无限制，夫妻财产契约可以在结婚前或结婚后缔结，如德国、瑞士、英国、美国等。《婚姻法修正案》（2001）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样对夫妻财产约定时间未作规定，根据民事立法的“法无即可以”的原则，这也就等于没有时间限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夫妻财产约定已有生效条件要求上的限制，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满足实际生活多样化需要，在缔约时间上没必要再作更多的限制。只要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婚前或婚后任何阶段进行约定。
（四）、约定的效力
（1）约定的生效时间。为充分发挥约定财产制的调整功能，《婚姻法修正案》（2001）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约定的时间不加限制。当事人与婚姻登记时或婚后约定的，一经订立只要符合生效要件就立即生效。但婚前订立的夫妻财产契约，只有在婚姻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婚姻未能依法成立的，对当事人无拘束力，婚后某个时间才订立契约，则该契约达成前的夫妻财产关系适用法定财产制，契约只能约束协议成立后的夫妻财产关系。另外，附条件或期限的约定自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或失效。（2）约定的效力范围。约定的效力分为对内效力（指夫妻之间）和对外效力（指对第三人）。目前我国没有建立夫妻财产登记制度，而是采取“第三人明知”为对外生效依据。第三人明知的举证责任由婚姻当事人承担，若当事人不能举证证明的，则财产约定对第三人不生效力，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的债务，按照法定财产制下的清偿原则偿还。案例：毕某（男）与刘某婚后第三年下岗。毕某向朋友杨某借款三万元开始做服装生意。由于不了解市场行情，毕某的生意难有进展。2001年10月之后，毕某的经营处于亏损状态。刘某开始担心风险太大，遂于2002年1月与丈夫约定，毕某的生意与家庭无关。家庭的共同存款6万元全由刘某掌握。之后，毕某的服装全部积压，资金难以回收。杨某多次上门催毕某还款，但毕某都说无力偿还。后杨某听说刘某有6万元存款，因此再度提出还款一事。但毕某告知杨某自己与妻子有约定，自己的经营与妻子无关。杨某在协议无望的情况下，诉至法院要求毕某夫妻以共同财产承担还款责任。笔者认为：只要夫妻双方的约定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就具有法律效力。但《婚姻法》第19条同时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夫妻就财产关系进行约定后，即对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发生法律约束力。首先，对夫妻双方发生法律约束力，这是对内效力。其次，根据公平原则，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夫妻财产约定须为第三人所明知或经公证的，才能发生对外效力。也即第三人知道夫妻财产各自所有的约定，该约定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第三人对夫妻财产约定的不知情，该约定的效力不能及于第三人。也即债务不能由夫妻一方承担，而是由双方承担。本案中毕某与刘某的财产约定从表面上符合法律规定，但为规避经营中的风险，进行了财产约定，显然对第三人即债权人杨某是极不公平的。因此这一财产约定对杨某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及《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毕某所欠债务，应以其家庭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五）、约定的变更和撤销
变更和撤销夫妻财产的约定是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组成部分。而且夫妻财产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法律关系，夫妻做出财产约定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约定内容不再适应婚姻当事人，或者继续使用原约定显失公平时，应允许当事人依法定程序变更或解除原约定，但是，变更或解除财产契约，必须履行与缔结财产契约相同的程序。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如果夫妻双方无法经协商达成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的协议的，要求变更或撤销的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由司法裁决。另外，婚姻当事人变更或解除财产约定而成立的新契约同样必须遵循夫妻财产契约生效的各项要件。
四、现行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不足
（一）、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合法性缺乏明确的限定
《合同法》第2条规定已明确排除婚姻等涉及身份的契约的使用，婚姻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具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婚姻契约的特殊性需要在婚姻法律上有所体现。目前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合法性要求除了根据一般的民事合同原理推导之外，法律依据只有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的具有意见》第1条规定的“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婚姻法修正案》（2001）上无具体的规定。夫妻约定财产目前在我国仍是较新鲜的事物，正如学者调查所发现的那样，许多人并不知道夫妻可以就财产进行约定。面对这样的现状，立法上在设置这一制度时，应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以引导当事人避免纠纷的产生。立法上为限定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意在于遵循契约自由原则，但对于婚姻契约，由于它的人身性和伦理性，决定了立法上必须对其内容加以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例如，夫妻一方利用自己的知识或其他优势，诱骗对方签订损害对方利益的契约。由此有些国家的民事法律就明确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做出明确的限定，例如《法国民法典》1380条规定，“夫妻间的财产契约不得违背善良风俗和社会道德，不得违反因婚姻而致的权利义务，亦不得违反有关侵权及监护的规定。”笔者建议，我国可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合法性要求，具体包括（1）约定的内容不得超越当事人的财产权力范围。（2）不得利用约定损害他方当事人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如逃避夫妻间相互扶养的义务逃避养老育幼的法律职责等。（3）不得利用约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如逃避债务，逃避国家机关的强制措施的。财产约定的内容目前仍要根据限定在合法的范围内。
（二）、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的脆弱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一规定是由于婚姻关系涉及个人的隐私，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是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设立的。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在与第三人进行民事交易时，往往不会主动告知对方其婚姻状况，而相对方也没有询问的习惯和义务；即使夫妻一方告知第三人也鲜有采取有形形式订立者。由此在发生纠纷时，举证证明“第三人明知”的责任就成了块烫手的“山芋”，落在婚姻当事人的身上就会出现举证障碍，由此，在婚姻法领域往往会照成夫妻财产约定对外的失效。
（三）、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可以变更或撤销,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
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契约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没有变更或撤销的一致表示，夫妻财产契约不能变更或撤销，继续发生效力。
（四）、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笔者认为，如何平衡解决善意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问题，走财产约定公示制度是最好的选择，国外已有较多先例。当然，公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进步，科学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笔者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五）、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有所涉及
夫妻对财产做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到夫妻在存续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男方工资收用于购置家电、家具等大件用品，女方工资用于购买粮油副食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这种约定即为各自工资使用的约定。
五、如何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一）、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时间
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在婚前做出，亦可以在婚后做出。有人提出，夫妻的约定协议生效于双方缔结婚姻前，即尚未结为合法夫妻之前，此时缔约的主体不能叫夫妻，因此，婚前的约定不是本法十九条所称的夫妻约定，即主体不合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于结了婚，真正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身份时签订的约定才有效的话，显然是与法律设立约定制的旨意相违背的。笔者认为本法十九条规定的约定主体中的“夫妻”应理解为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不是在约定时必须是夫妻。产生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未明确财产约定的时间。准许在何种时候订立夫妻财产约定，分三种情况:（1）准许婚前约定，以约定选定财产制，如法国、比利时、巴西等国；（2）准许婚前约定，于特殊情形也允许婚后约定，如意大利；（3）既准许在婚前缔结，也允许在婚后缔结，如瑞士。我国立法对此没有规定，为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歧义，充分保护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原则。立法应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时间，可以在结婚前、结婚时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二）、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申报登记制度
夫妻财产约定须经申报登记程序确认才具有对外效力，未经登记者，不发生对外效力。我国立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解释关于“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的但书规定，即无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具有对外效力，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无对外效力。婚姻关系当事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采取夫妻财产约定的方法规避法律，当然为无效。但仅仅依据这一标准，尚不足以确定约定的对外效力。笔者以为，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申报登记制度，依据公示方式进行登记，确认约定的对外效力，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规避法律的行为，更有利于保护与约定财产的夫妻进行民事活动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应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经登记方产生对外效力，未经合法登记则不产生对外效力。各国规定这一要件，有两种方式：（1）公证方式，以德国为代表，规定夫妻财产契约须在法院前或公证人前订立，并由当事人签字。（2）登记方式，以日本为代表，规定夫妻财产契约应于婚姻申报时登记。我国立法没有规定。鉴于夫妻感情的易变性和夫妻财产约定的严肃性，为防止纠纷、预防纠纷发生，建议立法增加夫妻约定财产的登记程序，具体方法可以参照日、韩的模式，夫妻约定财产者，婚前约定，应于婚姻登记的同时，将夫妻财产契约的内容予以登记，并将其局面形式附于登记档案中备案；婚后约定财产者，也应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三）、在《婚姻法》的条款中完善约定财产无效的情形
首先对无效情形条款的完善，应从财产约定的特殊性着手分析，夫妻在财产中的约定虽可称为“合同”，其是否有效也可参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确认，但由于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属《婚姻法》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范畴，不能完全受制于《合同法》的约束，所以《婚姻法》理应就专门法的特点对约定财产中的无效情形加以列举和完善，如夫妻恶意串通借离婚约定财产的方式合谋实施逃避共同债务的行为。其中恶意串通的要件体现在：第一，须夫妻对财产的约定表示欠缺效果意思，即夫妻约定行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第二，须夫妻双方通谋、配合实施虚假的财产约定表示。这就是夫妻互相串通的共同意思联络有共同的逃避债务的目的，都希望通过假离婚借约定财产之名转移家庭财产。第三，须有主观上的恶意。即夫妻明知或应知他们的行为会造成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以离婚之由达到逃债的目的。又如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的行为，如夫妻在约定财产的同时又约定虚假债务的分担办法，以达到抵销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债务。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是一种内容违法的虚假行为，即人们通常认为的伪装行为。在实施这种行为时，夫妻对财产、债务所约定表现出来的形式并非真正要达到的目的，而是借助合法的财产、债务约定，达到逃避夫妻共同债务之目的。
（四）、建立债权人撤销权制度
对债权人能否行使撤销权，要从《婚姻法》就约定财产的本身条文来分析，约定作为一种双方协议的民事行为，在法律范围内，既然可以成立，也应当允许其变更或撤销，但约定的变更与撤销应符合民法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方为有效。《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也就是说，夫妻关于财产的约定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在涉及第三人利益时，由于夫妻财产约定没有公示，就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利益；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应先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用夫妻共有财产和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可见，对夫妻假离婚，借约定财产之名逃避债务的现象，《婚姻法》不仅应明确该种行为自始至终的无效，而且需要增加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包括对该逃避债务夫妻的离婚效力及财产的约定均可行使撤销权。
六、结论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做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而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民事交易安全，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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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吟/蒋月/薛宁兰著，《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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