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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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轨经济；经济绩效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00-00

1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1.1 政府服务的缺位

许多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长期以来就是经济建设型的强势政府，其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对投资和建设的兴趣远远大于提供社会服务的兴趣，使许多基本的公共品严重短缺及基础服务的缺位。

1.2 政府行为的越位

越位是指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和行政干预过多，它强化了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参与，弱化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和以法治理念为核心的规范化管理。

1.3 政府角色的错位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管理目标和存在依据是从宏观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提供公共事务服务和公共物品，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利益集团行为发生了“错位”。一些地区的政府变成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准赢利性组织，行为高度趋利化。比如，某些转轨国家治理质量，受到政府官员利用“贪婪的黑手”竭力过分设立规制以攫取受贿的收入的危害。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统治不是最终目的，而仅仅是手段。政府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要求，政府要切实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服务社会的态度从事社会管理。

2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职能的定位

2.1建立明晰和有约束力的产权制度及有效的金融制度

以关系型融资为例，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受到东亚发展经验的启发，引入了政策设定的相机性租金的概念。他们认为政府有能力控制存款利率,使之低于竞争性利率的水平,实际利率仍能保持正数。他们将这样的政府行为称为“金融约束”。金融约束只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机会,租金的实现取决于银行动员存款的竞争力。如果居民的储蓄倾向对利率不敏感,且居民在银行的推动下更多以存款的形式而不是非生产性形式持有其资产,那么金融深化就可以实现,价格扭曲造成的福利损失也可降到最小。

2.2 维持法律和秩序, 创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环境

公平是一个有力量的政治观点，管制的目的有时候就是为了达到平等。政府能力的增强是市场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政府必须对不断出现的市场经济交易争议的性质进行裁决，这意味着，政府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体制。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政府能够确立和实施“游戏规则”, 促进广泛同意的社会目标的实现,为公共部门的活动筹集资金,生产性地使用政府收入,保证合同的执行,保护产权、生产公共物品。

2.3 与民间机构相互合作,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抑制市场失灵

维托•坦茨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为了行使其职能,需要一些发育良好的、由称职的个人管理并有适当的激励机制所引导的机构。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培育民间部门的协调秩序，而不是替代民间部门，政府的职能应是协助民间部门的制度发展。

3 以电信行业为例说明政府职能转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电信行业是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大量的沉淀成本和成本弱增性等特点。1980年以来，世界各国不同程度的按照基础电信协议的要求，对本国的电信管制机构进行了重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制机构。通过各国电信管制机构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电信部门管制改革方面，引入私有化和成功的规制政策，从而鼓励私人投资和有效的运作，给这些国家的电信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好处。这些国家从规制体系和效率着手，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和价格控制，有力地剌激创新和技术效率。

通过观察和研究美国、英国、日本及阿根廷对电信行业管制的改革，可以看出，这几国的改革围绕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这四国都放松了价格管制和进入管制，允许更多的电信运营商进入电信行业，从而形成竞争的局面；其次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进行产权改革，除美国改革前其电信企业已经是民营性质外，其他几国都进行了民营化的改革。再次，为了解决管制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在具体的管制方法上更多地使用了激励性管制，如在价格管制上，从价格认可制改成了价格上限认可制；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电信业的开放程度也在F不断扩大，尤其是1997年《电信基础协议》签定以后，各国纷纷开放自己的电信市场，使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

4 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角色重塑的启示

4.1 转变政府观念，重新确立政府的职能范围

政府的自利行为和自利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 与政府自利性约束机制的缺失有直接联系。约束政府自利性, 首先要约束政府公共权力的范围, 即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全能型政府, 又被称为是“无限”政府, 政府被赋予过多的社会经济职能, 政府权力没有边界。其结果是不仅出现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不平衡, 而且出现了许多的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现象。

4.2 完善政府自利性约束机制

政府经济职能的合理设置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指出:“在追求集体目标上, 政府对改革的影响、推动和调节方面的潜力是无可比拟的, 当这种能力良好发挥时, 该国经济便蒸蒸日上。若情况相反, 则发展便会止步不前。”经济转轨过程中, 政府职能的不规范为政府的自利行为提供了大量的生存空间。重构政府经济职能, 就是要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在微观经济活动特别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行为要严格限制, 以减少权力寻租, 约束政府自利性的生存空间。

4.3 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与政府自利性的约束机制

政府的社会职能在政府职能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政府的社会职能包括社会治安、人口、环境、保险福利、公共服务等等。长期以来, 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政社不分, 政府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 约束政府自利行为, 主旨就是在社会事务的管理范围、管理方式上进行改革, 实现从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向新型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

总之，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决定政府职能的前提和依据。在转型时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政府的主要职能也要随之有所改变。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也才能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利率弹性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利率传导渠道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社会总需求主要取决于消费及投资需求，而能对消费及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变量是利率。而利率能否发挥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关键在于利率的传导机制是否通畅，即利率的变动是否能对经济运行中消费及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货币金融理论，微观经济变量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即为相关变量的利率弹性，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及投资等变量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多恩布什等，2000），其行为将决定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利率弹性大小可以体现出微观经济体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决定着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利率政策的效力如何。

目前，我国利率体系仍为双轨制，官定利率及市场利率并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由央行制定，而国内学者对利率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变量的官定利率弹性，如黄秀梅、龚水燕（2003），曾令华、王朝军（2003），刘卫华（2009），李娟、马凯（2010）等，对消费及投资的市场利率弹性鲜有涉及。本文将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运用OLS法（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2000）对消费及投资的官定利率及市场利率弹性同时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以期能全面考察我国利率市场化以来，双轨制利率体系下消费及投资的利率弹性变化情况，以及两种利率对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从而判断我国利率传导渠道状况及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居民消费的利率弹性分析

（一）模型设立及数据选取

近年来，我国政府多次提出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一般经济理论认为，消费需求主要受人们边际消费倾向、物价水平、收入及利率的影响，其中，消费对利率变动的反应即为消费的利率弹性，以数学公式表达可写为：Ec=（C/C）/（r/r）。其中，E为弹性，C表示消费，r表示实际利率。本文以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利率、物价水平及收入等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居民消费需求函数模型如下：

Ct=C0t+b1rt+b2GDPt+b3CPIt+Vt

其中，C表示消费，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表示，将分别考察城镇居民消费及农村居民消费的各类影响系数；C0为居民自主消费；r为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利率，其中以储蓄利率rs代表官定利率，全国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代表市场利率r7，两种利率均为年内加权平均利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收入；以居民物价指数CPI表示物价水平；V为随机变量，t表示时期。由于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缺乏，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等原因，考察样本期间及数据设为1996-2011年上述各指标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

（二）实证检验

为避免时间序列数据易出现的异方差性，对上述各时间序列取对数，模型转化为双对数模型：

lnCt=lnC0t+b1lnrt+b2lnGDPt+b3lnCPIt+lnVt

模型中待估系数b1即为消费的利率弹性，b2为消费的收入弹性，b3为消费的物价影响系数。运用Eviews6.0对上述模型的两个样本期分别进行OLS回归，分别得到官定利率及市场利率情况下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的消费方程及检验结果如下：

1.官定利率下的居民消费需求函数：

城镇居民消费：LCC=9.2606- 0.0732*LrS

[4.6845] [-3.3291]

+0.8887*LGDP-1.9619*LCPI

[51.4489] [-4.9093]

AR2=0.9976 F=1923.482 DW=1.1952

农村居民消费：LVC=-4.0232+0.0847*LrS

[-1.2046] [2.2780]

+0.5167*LGDP+1.63607*LCPI

[17.7117] [2.4232]

AR2=0.9745 F=179.2633 DW=0.8686

从检验结果来看，以储蓄利率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建立的消费需求函数中，两类居民消费需求方程拟合得均很好，DW值显示序列无自相关，F值显示方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方程更为显著。对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消费的各类影响系数均比较显著，说明储蓄利率、收入及物价水平的变化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居民1996年来的消费变化情况。从两类居民的角度来分析，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呈现出较大的不同：一是城镇居民消费的利率弹性为-0.07，虽然弹性较小，但是与传统经济理论相符合，意味着城镇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中，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即利率的变动能引起消费的反向变动，利率政策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农村居民消费的利率弹性为0.08，弹性虽小但为正值，消费与利率呈同方向变动。这意味着对农村居民来说，收入效应起主要作用，利率的变动对其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有限。二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均为正值，说明收入的增加能刺激居民消费的增长。而城镇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略大于农村居民，即收入每增长1%，城镇居民的消费将上涨0.89%，农村居民的消费将上涨0.52%。三是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1.96，即物价上涨1%，城镇居民消费将下降1.96%，弹性值比较大，而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1.64，弹性值也比较大，但是却为正值，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上涨1%，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1.64%。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对物价水平的变动不敏感，并且其消费中有很大一部分为生活必需品，即使价格上涨，消费也不会随之下降，反而会使其消费额增加。

2.市场利率下的居民消费需求函数：

城镇居民消费：LCC=7.9996-0.0682*Lr7

[5.1080] [-3.6812]

+0.8742*LGDP-1.6518*LCPI

[46.1881] [-5.2999]

AR2=0.9978 F=2138.831 DW=1.2045

农村居民消费：LVC=-2.5202+0.07801*Lr7

[-0.9206] [2.4105]

+ 0.5330*LGDP+1.2697*LCPI

[16.1096] [2.3304]

AR2=0.9754 F=186.2802 DW=0.8460

从检验结果来看，市场利率代替储蓄利率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的居民消费需求函数方程的实证结果变化不大。方程拟合程度很好，并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且序列无自相关性。对两类居民消费模型的系数进行的t检验也显示系数均为显著的。各系数均较储蓄利率下的方程各系数略小，但所反映的经济意义相同。这说明我国自利率管制放松以来，市场利率与储蓄利率的联动机制已较为明显，市场利率的变动也能引起城镇居民消费的变动。

投资的利率弹性分析

（一）模型设立及数据选取

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即为投资的利率弹性，数学公式表达可写为：EI=（I/I）/

（r/r）。其中E为弹性，I表示投资额，r表示实际利率。投资的利率弹性考察的是投资对于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它关系到经济实际产出的增长。结合凯恩斯理论及投资行为理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准确性等，本文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被解释变量，以利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一阶自回归项AR（1）代替历年投资额，建立投资函数的多元回归模型：

ICFt=ICF0+b1rt+b2GDPt+AR（1）+Wt

其中，ICF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季度数据的可得性，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全社会固定投资额；ICF0为常数，即自主投资，r为利率，分别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rL代表官定利率，以全国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r7代表市场利率进行检验；GDP为国内生产总值；AR（1）为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一阶滞后项，即历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资本存量；W为随机变量，t为时期，b1、b2为待估系数。

由于经济活动水平是影响投资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而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活动造成明显的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也相应做出较大调整，因此根据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选择两个样本期进行考察：一是1996年1季度至2007年4季度，该样本期从我国利率政策开始放松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国内的利率政策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升降周期；二是2008年1季度至2011年4季度，该样本期内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利率政策操作频繁，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数据来源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及CCER宏观经济数据库。

（二）实证检验

由于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为季度数据，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运用X12法消除季节影响，同时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使模型化为双对数模型：

lnICFt=lnICF0+b1lnrt+b2lnGDPt+AR（1）+lnVt

模型中待估系数b1为投资的利率弹性，b2为投资的收入弹性，AR（1）为自回归项，即历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对第t期投资的影响程度。运用Eviews6.0对上述模型的两个样本期进行OLS回归，分别得到官定利率及市场利率情况下各个样本期的方程及检验结果如下：

1.官定利率下的投资需求函数。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rL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的各期方程如下：

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贷危机前：

LICF=-3.9396-0.1029*LrL+1.2938*LGDP

[5.7328] [-1.7808] [21.2245]

+[AR（1）=0.5109]

[5.0124]

AR2=0.9425 F=252.4941

次贷危机至2011年底：

LICF=-7.9633+0.0389*LrL+1.6416*LGDP

[-10.3672] [2.3912] [24.4875]

+[AR（1）=0.4904]

[4.4835]

AR2=0.9785 F=213.4563

从回归检验结果来看，两个样本期内的方程拟合都很好，拟合优度达到94%以上，F检验显示方程具有显著性。收入、利率以及历年投资额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投资额的变化。对投资影响系数的检验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国民收入是影响我国投资的重要因素。两个样本期内投资的收入弹性均非常显著，并且投资的收入弹性都在1以上，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收入弹性更高，收入每增加1%，投资提高1.64%。历期投资额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在两个样本期内均较为显著，影响系数约为0.5左右。两个样本期间，利率弹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贷危机爆发这段期间，投资的利率弹性为负，符合利率与投资关系的一般经济理论，但是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每变动1%，投资额反向变动0.1%。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的样本期内，利率弹性为正，利率变动1%，投资额同向变动0.03%，虽然弹性极小，但是与一般经济原理相悖。一方面与我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投入4万亿人民币以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有关，市场流动性的增强使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相对宽松，企业贷款意愿增加，对利率变动不敏感，另一方面可能与样本期内数据较少有关，数据量的缺乏可能使实证分析未能真实体现数据的经济特征。

2.市场利率下的投资需求函数。以全国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实际利率r7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的各期方程如下：

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贷危机前：

LICF=-4.2581-0.0461*Lr7+1.3161*LGDP

[-4.2317] [-0.5544] [15.5434]

+[AR（1）=0.5160]

[4.9033]

AR2=0.9387 F=235.9427

次贷危机至2011年底：

LICF=-7.2069+0.04759*Lr7+1.5735*LGDP

[-9.6440] [2.6175] [23.8265]

+[AR（1）=0.4863]

[4.5959]

AR2=0.9799 F=228.1743

从检验结果可知，市场利率下，两个样本期内方程拟合较好，拟合优度也都达到94%以上，F检验表明方程具有显著性。对投资影响系数的t检验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投资的收入弹性均非常显著，且弹性较大，都超过了1，与官定利率下一样，在次贷危机至今的样本期内，收入弹性更大，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1%，投资增加1.57%。历期投资额与官定利率下的情形相似，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均比较显著，影响系数在0.5左右。从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贷危机爆发的期间，利率弹性约为-0.05，即利率变动1%，投资反向变动0.05%，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敏感，并且投资对市场利率的弹性未通过t检验，说明这段时期，利率管制虽然在放松，但是市场利率与投资的负相关关系不明显。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的样本期内，投资的市场利率弹性约为0.05，与官定利率的情形一样，虽然通过了t值显著性检验，但是弹性为正，与经济理论相悖。

结论及原因分析

（一）居民消费的两种利率弹性较小，市场利率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现

消费变动对利率变动不敏感，意味着利率刺激消费的作用有限。市场利率与官定利率已具有一定的联动机制，市场利率对居民消费的调节作用虽不及官定利率，但是市场利率变动对居民消费已产生影响。消费的利率弹性较小的原因主要是投资渠道狭窄及对未来不确定预期的增强，造成我国居民的储蓄意愿较强，对利率变动不敏感，也导致居民消费的利率弹性较小。

（二）城镇居民消费对利率、收入和物价变动敏感，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变动敏感

其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城镇居民收入远超过农村居民，收入中用于生活必需品之后的节余部分，或者用于其它商品的消费，或者进行投资，用于其它消费的部分对于物价水平的变动会比较敏感，而用于投资的部分由于目前居民主要投资渠道是储蓄，因此对利率的变动较为敏感。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低，其收入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用于食品支出，对其它商品的购买力自然较差，用于储蓄的部分所占比重不多，因此其消费变动对物价水平及利率变动不敏感，而对收入的变动相对较为敏感。

（三）投资需求的两种利率弹性较小，利率对投资的调节作用有限

与市场利率相比，投资对官定利率的变动更为敏感，投资的官定利率弹性比市场利率弹性约大一倍。利率管制放松虽已历经15年，但是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利率对投资的影响依旧不显著，因此，导致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存在较大的梗阻。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投资的利率弹性在样本期内仅为0.1，为更详细地考察投资的利率弹性，本文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及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测算出样本期内每一季度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其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利率弹性小于1，更有三分之一的利率弹性为正，与经济原理相悖，说明存在着重要的内生性因素影响着我国的投资变动。

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未最终完成，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主要通过官定利率而非市场利率来调节经济。而利率双轨制下，利率形成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征，官定利率往往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财政部门及中央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等多方博弈的结果，并非市场资金供求的真实反映，因此利率的内在平衡机制不复存在，利率自身也缺乏弹性，投资对利率的弹性自然也不显著。其次，我国投资主体对利率敏感性差。国有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效，现代企业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多数国有企业并未真正实现自负盈亏，往往只负盈不负亏，对多数国有企业来说，更在意的是贷款的可得性而非资金使用的成本，贷款的软约束依旧存在，导致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动不敏感，投资的利率弹性较差甚至与经济原理相悖的现象，即当利率提高时，投资依旧高涨。利率下调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无法体现出来。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扩股或增发新股的手段筹集营运资金，私营个体经济体很少从银行获得贷款，其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及内部积累，因此对利率变动不敏感。最后，地方政府作为区域投资的决定力量，往往与中央政府存在着目标差异，在本位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采取非合作的博弈，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成为影响投资的重要内生性变量。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范文第3篇

在经济危机中,美国金融机构及家庭陷入杠杆过高的困境,引发的资产泡沫最终灰飞烟灭,为资产负债表带来多重伤害。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采取的资产价值重置、去杠杆化和资产负债表修复等措施,却导致眼下储蓄利率上调、内需疲软、失业率飙升。

由此看来,美国的当务之急在于,继续推行财政与货币刺激计划能否引领美国经济走入正轨。不可否认,在危机肆虐之时财政刺激与银根大幅放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信贷冻结,并抑制资产价格下跌与实体经济活动萧条,但今非昔比。

原因很简单。危机之前的资本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它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后危机时代”的消费萎缩、需求下降、失业率升高。虽然逆周期政策能够平衡此类负面影响,但却无法消除其造成的危害,或打破极其严格的限制而加快经济复苏。

由于家庭倾向于储蓄及减少负债,以赤字为导向的激励方案对家庭收入的刺激作用正不断减弱。而在企业看来,一旦商业周期步入正轨,投资与就业随着内需的提高而变好。在内需回升之前,企业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在这个“去杠杆化”且重组资产负债表、出口以及微观经济结构的经济中,赤字开支越发力不从心。无论是否存在赤字开支,此种重组势在必行。因此,制定政策时必须认识到,此种重组的实现进度是有限制的。

然而,如果操之过急,受到威胁的不只是财政收支平衡以及美元的稳定性和恢复力,经济与政府财政在不久的将来同样会受到影响,这与加快投资和增加就业带来的短期微小利益相比得不偿失。内需必将回升,但步伐缓慢。的确,恢复态势良好的资产价格能帮助平衡资产负债表,但不足以刺激消费。

眼下,中、日、德等国拥有巨大贸易顺差,其外需的增长能够帮助美国短期恢复内需。同时,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但这同样需要时间。

此外,美国经济也必须进行耗时的结构改革来应对外需增长,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平衡全球需求无足轻重。

事实恰恰相反。然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大力修固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而非专注于恢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的短期平衡与就业。

今天的失业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提高失业津贴金额并扩大其覆盖范围。此举不仅能够减轻眼下失业者承担的不平等负担,还有利于稳定消费,或可能减少那些担心将来失业的人群的部分预防性储蓄。

货币政策这一平衡协调的复杂性及难度更甚。进一步提高利率,将降低资产价格,加重可调整利率偿债负担,引发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等额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与混乱的“去杠杆化”。这将影响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导致复苏停止。

除了美国,众多国家希望美元继续坚挺、减少利差交易的资本流入,并不再为避免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急于升值货币。

简而言之,美国等风雨飘摇的经济体所采用的该种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经济扭曲,继而引发多个国家政策上的连锁反应。

从政治的观点看,这场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金融监管不力、不负责任的放款纵容了愈发猖獗的系统风险。在这种观点之下,实体经济的其他参与者都以受害者自居――而在危机之前,这些受害者曾大肆购买房产、度假胜地、电视和汽车。

不幸的是,此种观念使得政策过于关注补救措施,即使边际收益率降到很低时亦是如此。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利率；利率风险；风险管理；风险规避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金融市场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复杂。资本市场充满着收益诱惑和风险干扰，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迫使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价格、利率、汇率等风险。尤其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家为了调控市场经济，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利率这种金融工具的调控作用。

一、金融市场利率的构成要素

金融市场利率是资本使用权的价格，即借贷资本的价格，它实质上是金融资产价值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并逐渐完善的道路，但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

（一）金融市场利率的影响因素

资本供求是影响利率高低最重要的因素。存贷款利率与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变化关系密切。1985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调整与价格水平、经济增长变化大体上一致，其中利率调整与CPI变化的同步性与GDP增速的同步性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利率调控更加关注通货膨胀的变化。如2007年的利率调整，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利率的变动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999－2002年，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压力较大，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连续下调，债券市场收益率随之下降。2003年宏观调控以来，债券市场利率出现两次较大幅度的变动：一次是在2003年9月，市场利率大幅度跳升；一次是在2005年3－9月，市场利率迅速下降。还有2007年的利率调整，这些变化都体现了政策效应。此外，国际关系、国家利率管制等对利率的变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有些也是通过影响资本供求而影响利率的。

（二）金融市场利率的确定

由金融资产价值所决定，市场利率的计算公式为：

利率＝纯利率＋风险溢酬

风险溢酬＝通货膨胀溢酬＋违约风险溢酬＋变现力溢酬＋到期风险溢酬

纯利率（又称真实利率）是指通货膨胀为零时，无风险证券的平均利率。通常把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国库券利率视为纯利率。

二、风险管理的重要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最后实际获得的收益可能低于预期收益，有些投资根本没有收益甚至血本无归。比如，在进行股票投资时，由于价格下跌，卖出股票时的价格低于买入股票时的价格，造成了投资的损失，这就是风险。又比如，在进行债券投资时，债券发行者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甚至不能拿回本金，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投资风险。当然，在专业投资者看来，风险并不仅仅是实现的收益低于预期的收益。在他们看来，当实际收益高于预期收益时也是风险。比如卖出股票后，股票价格走势高于预期的价格，即使卖出股票的实现收益高于预期收益，表面上没有损失，但是卖出股票也等于失去了获利的机会。因此对于卖方来说，实现的收益高于预期的收益也是一种风险。这里的偏离既可能是高于预期收益，也可能是低于预期收益。

所以说，风险是指预期回报的波动性或离散度，是一种决策方案的结果的潜在变化，可能结果的变化越大，与此决策方案相关联的风险就会越大。

风险管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我国经济改革在不断深化，经济环境还处于转型中，而我国的风险意识却相对薄弱，加强风险管理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国际形式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加入WTO，我国与国际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我国的经济也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式和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加强风险管理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求。而我国的利率水平与国际稍有差距就可能引发大量国际游资的套利活动，从而诱发金融动荡和冲击人民币的汇率体制，所以风险管理是尤为重要的。

三、市场利率的变化与风险

利率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是资本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价格。利率的高低对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都具有重要影响，利率的变化对金融参与者是一种风险。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决定于货币市场的供求情况，资本供大于求，利率下降；反之，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减少消费和投资，利率下降会刺激消费和投资。

利率风险是综合风险管理的所有方面――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资产与负债管理（ALM）、绩效评估，甚至操作风险的本质。

一种利率风险策略可能是以一种方法构造从机构流出的现金流，这种方法就是银行连续投资于3个月国债，投资每3个月累积增加，通过这样为股东创造现金。

2004年2月1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它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利率和风险管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率风险管理也不再是演习，而是进入实战阶段了。

在金融管制放松和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利率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利率市场化的程度与利率风险成正比例关系，利率风险并非仅仅意味着损失和危机，如果有良好的管理手段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它既可以成为赚钱的工具，也可以化减损失。利率风险应该是一种不确定性，类似商品价格随市场情况而发生波动，也是市场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存贷款利率的变化很大，尤其是2007年，部分储蓄存贷款利率如表1―3所示：

从表1―3可以看出，利率的变动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相关的，也与国家的经济相联系。自1996年5月1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7次降息，而且国家还在1999年11月1日开征了利息所得税，税率为20％，当时一年期存款的税后利息只有1.80％。开征利息税也是对利息的调整，实际上也是降低利率。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00年我国的GDP增长8％，CPI指数上涨0.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9.3％，但居民储蓄还在不断的增长，利率处于低水平，投资饥渴症由于机制转换已得到遏制，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随着个人购房人群比例的提高和住房按揭业务的快速拓展，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与按揭信贷有关，家庭资产与利率的相关程度也越来越高。过去，人们剩余的金钱只能存积于银行或购买债券以求获得利息，个人和家庭对银行利率变动的期望是单向高的，在A股出现以后，由于利率的变动与股指的变动呈反向相关关系，因此部分持有A股的人群更希望利率向下变动。目前，在各个城市中持有股票的人群比例上海最高，在60％左右，个人购房人群比例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中城市都超过了90％以上，所以前七次银行降息对家庭资产的影响程度是递增的。

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为了遏制股市和房地产的过快增长，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存贷款利率又开始逐步提高，尤其是2007年连续五次调息，且2007年8月15日调减利息税为5％，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不断提高，大大减少了派生存款。也就是说，政府把利率作为调控国民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由于从2006年开始股市和房地产的升温和通货膨胀，造成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所以用利率进行调整。

由于种种因素造成市场利率经常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有时难以预见，加上按揭贷款利率为锁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制，所以每一次商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变动均会刷新每一个家庭的净资产数值。利率与我们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利率的变动给经济活动带来了风险。

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各类借款都能顺利偿债，一旦利率上升，借款成本增大，就只有经营好的才能按时还款，而一部分将面临还款的困境。随着实际利率的提高，偏好风险的人将更多地成为银行的客户，而原来厌恶风险的客户也倾向于改变自己项目的性质，使之具有高的风险和收入水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利率的转变刺激客户将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活动，会导致拖欠贷款的可能性增大，造成还款风险。

如，2005年8月1日购入三年期国债50 000元，由表3可知利率为3.24％，2008年到期还本付息，到期利息为50 000

×3.24％×3＝4 860（元），而2006年至2007年存款利率不断提高，一年期的由2.52％到4.14％，三年期的由3.69％到5.4％，而这些损失的风险与债券本身的质量无关，它是由无法控制的货币市场的变化造成的，是由利率变化造成的。

从整体来说，利率升高和利率波动会影响投资规模，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市场是分割的，虽然利率的波动对经济活动有风险，但又是调节经济的一种见效比较快的方法。

四、风险的测度与规避

（一）风险的测度

风险的测度一般用方差法，但是除了方差法之外，也存在着多种风险度量方法的替代，其中理论上最完美的度量方法应属于半方差方法。半方差有两种主要的计量方法：利用平均收益（Mean Return；SVM）为基准来度量的半方差以及用目标收益（Target Return；SVT）为基准来衡量的半方差，公式如下所示：

SVM＝1/kan[max（0，rm-rt）]2

t＝1

SVr＝1/kan[max（0，rT-rt）]2

t＝1

因为，下半方差与投资者对风险的客观感受有一致性；如果投资的收益率不是正态分布的话，下半方差对风险的度量更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定；即使收益是正态分布的话，下半方差法也能够得到与方差相同的风险度量结果。

（二）风险的规避

对于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来说，大多会选择风险小、信用度高的理财产品，比如银行存款和国债，不少投资者认为，银行存款和国债绝对没有风险，利率事先已经确定，到期连本带息是少不了的。其实不然，就如此次央行加息，无论是银行存款还是国债，相关风险都会随之而产生，这里指的是利率风险。

1.利率风险的预测。

利率风险源于未来利率的变化，如能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利率，再通过金融工具加以应用，则可以完全规避利率风险，所以利率的预测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

2.定期存款的风险规避。

定期存款是普通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理财方式，一次性存入，存入一定的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5年），到期按存入时公布的固定利率计息，一次性还本付息。想来这是没有什么风险可言，一旦遇到利率调高，因为定期存款是不分段计息的，不会按已经调高的利率来计算利息，那些存期较长的定期存款就只能按存入日相对较低的利率来计息，相比已调高的利率就显得划不来了。所以定期存款的风险规避，最好是存入的期限不要太长，一年期比较合适，如果利率上升可以转存，再一方面是化整为零，每一笔的金额尽量不要太大，存期分布合理，这样也可以降低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3.凭证式国债的风险规避。

凭证式国债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投资理财产品之一，因其免税和利率较高而受到追捧，不少地方在发行时根本买不到，于是不少人购买国债时就选择长期的，如5年期的。却不知一旦市场利率上升，国债的利率肯定也会水涨船高，如9月1日发行的2006年四期国债5年期为3.81％，比同档次三期国债高出了0.32个百分点，如果买入50 000元的话，到期将多收入800元，并且国债提前支取要收取1‰的手续费，而且半年之内是没有利息的。所以购买国债时，为了灵活，可以买多一些短期的，如遇到利率的调整，经过计算，扣除了上述的因素后，如果划得来的话，可以提前支取转买新一期利率更高的国债。短期、长期进行搭配也可以分散利率变动带来的收益减少的风险。

4.住房贷款的风险规避。

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我国贷款利率又开始逐步提高，尤其是2007年连续五次调息，而按揭贷款利率为锁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制，每一次商业银行基本贷款利率变动，购房付款就会随之改变，所以在利率不断上调的情况下固定利率房贷是一种规避利率风险的方法，因为在贷款期限内，不论银行利率如何变动，借款人都将按合同约定的固定利率支付利息。

5.浮动收益人民币理财产品。

可以购买浮动收益人民币理财产品以规避利率风险。银行推出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投资渠道中一般都组合了部分国债、金融债券等，因此收益是会随着加息而向上浮动的。银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类型也与存款相类似，属于期限、收益都比较稳定，风险不高的投资方式。这类产品的收益一般会高于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分为固定收益与浮动收益两种。在加息的预期下，可以选择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来规避利率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 宋献中，吴思明.中级财务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 吴汉洪，董红霞.管理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 熊剑.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课件.2007.

[4] [美]唐纳德・R・范・戴维特，今井贤志，马克・梅斯勒，著.朱世武，邢丽，译.高级金融风险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范文第5篇

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我们面临的新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我们理解了上述经济转型的“特点”，就不难给出十之后的“改革任务清单”。

利率市场化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下，一方面贷款利率被压低，刺激了对贷款的过度需求，鼓励了过度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利率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刺激了地下高利贷的蔓延，威胁到金融稳定。

大幅度减税

根据福布斯的研究，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由于政府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政府立即、大幅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根据经济学规律，在税负过高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甚至可能出现减税带来税收增长的“官民双赢”局面。

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我国在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在打破央企垄断方面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例如，2011年发改委曾对中国联通（微博）（3.67，0.00，0.00%）和中国电信（微博）的宽带接入问题进行反垄断调查，但没有下文。其实，央企垄断的本质是进入壁垒的行政限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打破央企垄断的36条、新36条，不过民营企业投资的“玻璃门”还是依旧。打破央企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是建设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央企全面改革

在上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借助股份制、上市等步骤，国企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亏损大户变成了盈利大户。但是研究表明，国企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国企在土地、贷款、补贴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下一轮国企改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国企必须退出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第二，必须落实“政企分开”。特别是国企管理层的任命应还权于董事会，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逐步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遏制国企腐败和高福利。

废除IPO审批制

尽管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过去20年的实践表明，IPO审批制不仅没有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而且导致了供求关系扭曲、寻租盛行、上市公司行为短期化等一系列痼疾，可谓证券市场乱象之源。吴敬琏先生批评中国股市还处在强盗贵族时代，这是很深刻的。上市本应是企业的基本融资权利，现在却演化成了特权，扭曲了资源配置。要让创业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微博），惟有废除IPO审批制，还选择权于市场，同时证监会必须回归“抓坏人”的监管主业。

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

中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间接融资所占比重高达78%。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其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目前银行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且新设银行审批困难，导致银行业出现了“准垄断”格局，以致于“利润高得不好意思”，“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温总理语）。可以说，金融体系功能已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沉重包袱。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等民营银行的表现证明，以风险为借口阻止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应允许民营资本开办银行，既可促进银行业竞争，也可以实现银行体系的多层次化，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知识产权保护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企业普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企业的成长。如今，创新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瓶颈，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严重削弱了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保护知识产权，已不再是仅仅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是保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由于GDP至上的发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热衷于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甚至涉足PE私募等领域。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市场公平竞争，也易诱发腐败，还可能使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愿意严格执法，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有，地方政府的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诸多的源头。中央亟需进行顶层设计，严格界定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防止地方政府公司化愈演愈烈。

财政民主化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财政现象日益突出。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2.9万亿。地方政府掌握了惊人的财务资源，地方财政存在极大的腐败和浪费风险：三公经费、官员腐败、形象工程问题日益突出。在缺乏制衡与透明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永远处于饥渴状态，甚至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出现了普遍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只有对财政支出实行彻底的阳光化，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才是确保财政资源使用的正当性与高效率的根本出路。

加强环境保护

在GDP崇拜的推动下，环境保护执法被不断边缘化。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后，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07年的《中国的污染成本》报告，水和空气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5.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在近期而污染成本在远期，我们很容易陷入经济奇迹的幻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已经日益显现，如不及时改善环保执法，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

推进城市化

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201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欧美市场的需求明显复苏仍需时日；中国自身高达50%的投资率，宣告过去政府主导大搞基础设施投资的时代迫近尾声；消费需求启动有赖于艰难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增长的引擎。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不到50%）来看，城市化潜力巨大。但是，城市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启动户籍、教育、医疗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撤销发改委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的发改委，主要职能已经蜕化为“审批”，与当年的计委神似，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格格不入。要想在下一个十年取得体制改革的突破，一个可行的做法是撤销发改委，恢复当年的体改委，专门致力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司法体制改革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微效

1998年以来，针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内消费需求疲软以及出现了通货紧缩等突出问题，中央政府持续地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00年市场物价渐渐转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4%，改变了1998年来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分项目看服务项目上涨14.2%，居住上涨4.8%，食品除水产品﹑蔬菜价格上涨外，其他继续下降。2001年1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0.7%，比去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呈现出平稳并略有上升的势头。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继续小幅上涨，一季度累计上涨3.5个百分点，粮食价格总体比较稳定，服务类项目调价已基本到位。但另一方面，分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不平衡，食品﹑衣着类商品价格继续低位运行。工业消费品价格稳中趋降。4月份，衣着价格水平与上月持平，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价格﹑医疗保健﹑个人用品价格分别比上月下降0.3%﹑0.1%①。全年物价水平上升势头不强劲，通货紧缩仍然存在，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需求不足的约束。总体来讲，货币政策收效甚微，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一、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力求实现的目标，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下面便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理论上来讲中央银行从操作货币政策工具到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的过程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即基础货币和短期利率；第二阶段通过操作目标的变动影响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和长期利率；第三阶段是通过中间目标的变动影响最终目标，即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个传导机制可用图1说明。

图1

从图1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来看，货币传导机制实际上分属于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工具影响中介目标继而影响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行为，并通过他们的变动继而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即引起企业和居民资产结构的调整以及投资和消费的变化，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产出和价格。其中，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二、货币政策微效的原因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

（一）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

中央银行是唯一代表国家进行金融控制和管理的特殊金融机构，是有银行特征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管理的银行。它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传导货币政策。

1、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改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和货币扩张乘数，从而达到控制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自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将法定准备金账户的备付金账户合并为法定准备金账户。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低到8%，再到目前的6%②。

2、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用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1999年，中国基础货币的主要供应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全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1920个亿，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52%②。

3、再贴现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规定贴现条件来影响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和需求。从1998年3月起再贴现利率成为独立的利率体系，不再继续与同期再贷款利率挂钩。同时下调再贴现利率并延长再贴现最长期限。1999年，中央银行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改进了再贴现业务的方式，扩大其范围，使年末余额达500亿，增长51%②。

三大政策工具的操作力度虽然很大，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也较高，但其实际效果却远远低于预期水平。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多种利率仍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从我国目前来看，按照风险收益对称原则，中小企业和某些大企业的高风险业务贷款利率应偏高，但由于利率管制必然造成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现象，同时，政策性的偏向导致资金高度集中于国有大企业，这成了不良资产上升和经营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率管制的另一个后果便是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二）金融市场层面上的障碍

1、货币市场。1984年，我国建立同业拆借市场标志着货币市场的起步。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统一规范的货币市场格局，但总体来讲仍不成熟，缺乏足够的中介机构和市场参与者，交易品种或缺，金融工具和手段创新滞后，货币市场缺乏流动性，地区分割的银行间分隔严重，交易不活跃，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广度，低速低效。货币市场业务主要集中于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而这两个市场交易量不够大，无法大量吞吐证券，限制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继而影响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幅度。票据市场上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加上票据数量有限，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基本没有商业承兑汇票，再贴现始终未形成规模，影响了再贴现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和广度。

2、股票市场。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强，长期没有退出机制，其股指变动与经济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异动状态，股市泡沫膨胀，股票价格难以产生财富效应，隔断了相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3、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上种类不多使公开市场缺乏载体，另一方面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严重阻碍了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

由上可见，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成熟而显得过窄。

（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层面上的障碍

商业银行是依法接受活期存款，主要为工商企业和其他客户提供短期贷款并从事短期投资的金融机构。它最大的特征便是具有以派生存款方式创造和收缩存款货币的能力。在我国，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缺乏必要的条件，以至收效甚微。央行只能采取贴现率、窗口指导、利率管制等其他调控工具，这就使商业银行的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效力具有更大的作用。在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全部金融机构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因而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便成为货币传导机制上的关键。目前来讲，在商业银行层面存在的传导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商业银行的垄断性。中国政府通过存贷款利率、限制竞争、限制资产等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了“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维持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货币政策由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行为所左右。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充分属于寡头竞争模式，在一些事情上容易形成一致的默契和行动，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另一方面，四大商行对中央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下降，使中央银行很难通过调低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来刺激商业银行的融资欲望及活动。

2、商业银行有风险约束，而无利润约束。理论上讲，商业银行属于金融企业，应该根据收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性来经营业务寻求最佳组合。在我国，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造成了商业银行有风险约束，却无利润约束。

第一，风险约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商业银行积累了高比例的不良资产，银行贷款回收比较困难，贷款周转速度慢，经营风险大幅上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监管下，风险防范意识和措施大为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银行多次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降低商业银行的融资和贷款成本，商业银行也不愿意增加贷款，而是根据自身对经济状况的估计和判断，调节自身放款行为，从而改变了货币派生机制，影响了信用创造和货币供给。一方面，商业银行对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采取“慎贷”、“惜贷”，即使有较好的项目也放弃掉。对信贷人员普遍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让信贷人员对新增贷款负有100%收贷收息责任，一旦出现贷款逾期，便要求工作人员下岗清收，导致信贷人员产生故意不发放贷款的倾向；另一方面导致大量资金偏向信用较好的大城市、大企业，有悖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多元化导向。大企业贷款过度集中，资金闲置，中小企业却资金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同时加剧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过度集中，使不良贷款比率呈上升趋势，造成传导机制在商业银行层面上的恶性循环。此外，由于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相对企业贷款而言，收益稳定且风险小，被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大规模吞吐债券，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效果。

第二，无利润约束。我国国有银行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因此，商业银行在国债市场上压低价格购入大量国债；存款充足时，并不急于扩大贷款业务，在目前信贷风险较大时表现犹为突出，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上，分行不计成本吸收存款，形成“重存款，轻贷款”倾向。存款、贷款和资金结算为商业银行三大传统业务，其中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贷款为资金的主要运用渠道和主要利润来源。在目前通货紧缩，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环境下和商行本身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现实下，商行重视贷款营销，扩展优质贷款业务，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将起到更大作用。但商业银行却似乎把存款业务作为主要工作。自身而言，仍然是大柜台、小市场的人力资源配制方式；将发放贷款和开展中间业务视为争揽存款的手段；对信贷人员实行权责不对称的贷款终身责任制，缺乏贷款营销激励机制；金融工具单一；负债品种和资产品种单一；对贷款采取机械的审批方式；对大中小企业贷款申请的审贷模式相同，从贷款申请、审贷员审查、基层行审查、上级行贷审会审查、抵押、担保、公证到贷款到位经过十几道手续，历时一周到几个月，有悖于中小企业数量少、周转快、频率高的资金需求特点。以上都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信号减弱甚至失真。

商业银行之有风险约束，而无利润约束导致了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的主渠道不畅，同时造成对冗员、机构臃肿、低效的容忍，人为地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环节，降低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3、商业银行的集权管理。商业银行系统内随着一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极大地削弱了基层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能力，遏制了基层商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商业银行集中管理权限的主要方式有：以经济手段或管理手段上收信贷资金，采取拉大上存资金和上贷资金利率差距的方法，迫使基层行资金上存，限制基层行资金运用，严格限制其贷款规模，基本全部上收基层银行的贷款权。商业银行的集权管理一方面不利于商行根据经济运转形势即使调整贷款业务和其他业务，另一方面抑制了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在商行内部传导时就出现信号减弱，再经转向影响实体经济领域时，货币政策效果进一步打折。

4、商业银行发展意识不强，倾向于减少或收回贷款。在这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机制下，尽管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乘数效应的作用导致货币供给的多倍紧缩，同时基层商行只注重争夺已形成的优质客户，缺乏基本客户群的战略意识，不注重与企业建立捆绑关系互相帮助促进企业发展，提高贷款质量和偿还率，只看到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困难，使许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得不到及时的贷款支持，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而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信誉不对称。公众普遍认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誉高于中小金融机构，将资金高度集中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使之资金充裕，不需要再贷款甚至返还央行贷款，产生一定的紧缩效用。而中小金融机构虽比较灵活，经营业务较广，金融工具创新频繁，但融资道路曲折。同时，1998年后，国内有相当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甚至资不抵债，有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关闭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实现市场退出。原农村乡政府部门办的“农村基金会”要全部清理和撤并。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中的机构本身就存在活力不足，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

（四）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传导障碍

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居民个人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最终环节。此层次上的障碍综合表现为企业、居民个人对货币政策信号反应迟钝，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1、企业方面。一方面由于供给相对过剩，引起物价下降，宏观经济环境并不乐观，企业对市场前景并不看好，非意愿存货投资增加，投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产品市场占有率低，盈利条件和偿债条件都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中小企业规模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等问题，再加上信息不对称、银行的风险约束和无利润约束，使企业难以获得间接融资。市场准入限制也使直接融资困难重重。中小企业游离于货币政策外，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整个社会投资难以，而这又引起悲观性的经济预期，从而形成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恶性循环。

2、居民个人方面。从1994年开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以及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预期支出上升。这使得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对居民消费意向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59.4%的城镇消费者由于未来支出预期的增加而增加储蓄。从储蓄目的看，仍有59.3%的城镇消费者是供子女上学，而用于买房、养老和医疗作为储蓄目的的消费者分别为43.6%、42.6%和41.4%。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制度改革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许多企业效益呈现下降趋势，居民预期收入下降，也加强了储蓄倾向。

在消费信贷方面，虽然近年来央行相继出台了《关于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汽车消费信贷管理办法》、《个人住宅贷款管理办法》、和《关于助学贷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等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但由于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居民对消费信贷的认识还存在偏差。调查发现70%③的被调查者认为贷款消费有悖于传统美德，仍然倾向于通过储蓄来实现消费升级，阻碍了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另一方面，消费风险即消费品的价格、质量、相应的服务及其可能带来的效应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消费的机会成本，从而推迟了部分居民对消费品的购买，部分地抵消了货币供给增加的消费支出效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三、实现货币政策有效的对策

1、探寻利率市场化的最佳途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建立起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

2、培育参与货币市场的中介机构，增加进入货币市场交易的交易主体，弱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影响力及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控制，减少或消除市场分割的无效率状态；加快金融创新，增加货币市场的交易品种，扩大货币市场的交易方式，从而提高货币市场交易工具的流动性和货币市场的有效性；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完善票据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促使区域性乃至统一的票据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3、证券市场上，改革企业上市的准入条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和地方及场外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增加交易品种，从而为公开市场业务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对股票市场进行科学管理，促使其健康发展，真正发挥“经济走势晴雨表”的作用；将债券市场发展为包括各类机构投资者参加的市场，并结合其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以提高运行效率。

4、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努力建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使商业银行真正确立起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从而促使商业银行加强成本管理与利润考核；建立风险与收益相对称的激励机制，将机构收入和个人收入与银行的利润直接联系起来，提高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以发展方式防范和化解风险；适当放权，改善内部管理方式，增强基层银行的积极性和灵活性。

5、加快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改变经营观念，真正面向市场进行经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独立法人，不断增强其竞争力，从而改变资产负债率过高的现状。

6、进行配套改革，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从而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预期，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7、努力发展消费信贷，在发展消费信贷机构的基础上，扩大消费信贷领域，改善信贷服务，增加消费信贷投入。

注释：

①王宁：《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发生历史性变革》，载《经济学消息报》，2001-03-02。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减少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不必要的挤出是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客观需求，但融资资金的竞争、垄断的存在、金融机构的偏好、国有企业投资的低效率及投资领域的竞争等问题是导致我国政府投资挤出效应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挤出效应

引言

政府投资是指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所进行的投资，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目的是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民间投资主要是指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个体根据市场的需求，利用自由的资金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投资行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则是指政府在执行经济政策职能时，随着政府投资的增加，民间的投资没有同步增加，甚至出现减少的现象，这样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研究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对于合理安排政府投资总量和投资方向，提高投资质量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文献多数是建立在西方经典理论之上，没有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因此，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经济情况，从理论上把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行了归纳整理，以揭示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效应的种类分析

（一）传统的挤出效应

政府在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时候，需要向银行和公众借款，由于社会资金总量有限，必然引起市场利率的上升以及政府和民间企业在资金上的竞争。由于利率的上升会造成民间企业借贷成本的提升，而且部分民间企业受到竞争的影响而得不到资金，这两方面都会使得民间企业投资减少，由此可知，传统的挤出效应主要有两种渠道：

1.利率因素。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市场上资金的紧缺，从而导致利率的升高，利率的上升又会引起民间部门融资成本的上升，当总收益和边际收益不变的条件下，利率造成企业的总成本大于总收益或者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企业不会进行投资或追加投资，由此导致民间企业投资的减少。

2.融资竞争因素。目前我国多数企业的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因此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在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贷款必然会和民间企业贷款竞争。由于国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使得国有企业从银行更容易得到贷款。民间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鉴于其规模较小、管理水平低下、财务信息失真严重、经营风险较大、抵押担保难落实、信用等级较低等因素的影响，银行对这些中小企业的惜贷，使民营企业处在不利的地位。

我国的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1132.26亿元到2009年的68518.3亿元，而支出由1978年的1122.09亿元到2009年的76299.93亿元。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来自于企业的税收，一方面，税收的增长加大了民营企业生存的成本，另一方面，收入和支出的巨大差距，使得政府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只能更多的依赖于银行贷款和国债发行来融资，而一国可借资金总量是有限的，从而民间部门获得的就会相应减少，国家财政政策的扩张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

（二）经济体制制约下的挤出效应

我国在1978年之前完全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但政府在经济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干预经济的行为时有发生，所以，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还存在着一些因体制不完善而产生的挤出效应。

1.垄断因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民间投资的领域与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经济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增强。目前民间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和餐饮业，但是还有许多领域民间资本无法进入或者进入门槛相对较高。行政垄断是比较普遍的垄断现象，政府有关部门借助行政权利对行业实施投资保护、价格保护、贸易保护和政治保护等，为民间投资的进入设置了无形的障碍。行政垄断对民间资本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存在着一定的壁垒，使得民间资本无法进入。铁路、公路、航空、电力、石油、邮政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中，多数是国有企业在投资。对于这种垄断形式一般采取政企合一的部门管理方式，行政主管部门利用行政审批手段，可以把民营企业排除在外；政府部门通过指令性的方式授权行业垄断企业担任项目业主，从投资决策、资金筹集、施工建设到经营管理一系列流程均在内部运行。这些利益集团经常以国家的名义对经济资源进行分割和占有，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

第二，在社会服务领域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金融、保险、通信等行业，需要地方政府颁发的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民间企业方可进入投资。一方面，受投资观念的影响，认为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与商业利益有任何联系；另一方面，为了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地方存在的准入政策限制着民营企业的进入，维护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范文第8篇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调控，经济手段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起步时间晚，80年代末逐步发展起来，但发展速度很快，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住条件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房地产业也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

房地产的发展也像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一样，“摸着石头过河”。房地产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从“福利分房”到“住房商品化”，再到“保障房、商品房双轨制”；从计划经济配置到市场经济配置，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土地从“划拨”到“出让”，再到“招拍挂”。

由于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间短，房地产市场主体不成熟，政策法规有待完善，伴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多变，房地产发展也历经多次大起大落。

80年代末到92年前后，房地产市场从探索到躁动，第一次房地产泡沫在深圳、海南、北海等地出现。随着93政府开始第一轮紧缩性宏观调控，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烂尾楼和银行呆坏账。房地产步入长达5年左右的低谷期。

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启动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房地产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消费热点。申奥成功和入世，也成为刺激房地产发展的两大诱因，房价涨幅迅速，“温州炒房团”成为一个新的名词。从2003年到2007年，政府动用行政、财政、税收、信贷等多种工具，收效甚微，直到07年下半年才遏制住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房价企稳。房地产开发商也在之后迎来严冬，被迫抱团取暖。

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爆发，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抵御不利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内需方案（“四万亿投资计划”）。 “四万亿投资计划”也造成了社会流动性泛滥，导致2008年房地产调控成为真正的“空调”。

房地产市场也在经历短暂“倒春寒”后迎来了爆发，2009年下半年“量价齐涨”，最典型的是海南岛2010年第一周房地产销售量超过了2008年全年的销售量。

面对快速上涨的各地房价，2010年初，房地产行业便掀起一波严厉的政策调控风暴。1月10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十一条”)，严格二套房贷款。4月15日国务院又颁令，二套房首付款不低于50%；首套房且建筑面积逾90平米的，首付不低于30%。紧接着的4月17日，《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新国十条)，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商品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此后，各地纷纷推出调控实施细则，北京要求商业银行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各部委随即也纷纷打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调控组合拳。

国家的政策需要落地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国务院出台“新国十条”后，许多地方都出台了实施细则，其中以“限购令”最为奏效，也是近年来楼市调控的一大亮点。先是北京在4月30日出台的“国十条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出：5月1日起北京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

北京的开山之举旨在对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实施更为严厉的打压，随后，上海、深圳、厦门纷纷效仿，直到9月29日，国家有关部委出台“新国五条”，“限购令”蔓延全国，深圳9月30日晚紧急出台“限购令”，规定从10月1日起，在深圳暂时实行限定居民家庭购房套数政策。

本次调控时间长、力度大、多种手段并用，调控效果也较历次好，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厉的调控。

但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带有明显行政手段的烙印。总结历次调控经验，行政手段具有见效快、效果明显的特点，但一旦放松，就会出现明显反弹，可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我国住房市场与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相差太远，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一个政府干预严重的市场。因此，尽管作者不赞同用行政方式来干预市场，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即限购令对遏制住房投机炒作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房地产问题不是靠短期调控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制度建设，很多规则要透明、可持续、可预见，调控政策不能忽冷忽热。“房地产的投资和购买是一种长期性的行为，不能因为制度不健全，政策多变，而变成短期的投机行为”，政策应该长期可预见，更加固定和透明。

如何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保证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作为房地产业内人士，作者有以下看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应采取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方式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是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可以存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无论对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均衡状态，因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仅存在失灵的可能，而且还存在着某些功能上的缺陷。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