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第一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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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第1篇
控制风险，可以说是投机的关键所在。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你永远不可能避免风险，但是，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它，这就是投资成功的关键。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投资所潜藏的风险千差万别，说到控制，谈何容易。然而，但凡是相似的经济活动都有类似的规律。《苏黎世投机定律》就展示了其中的秘密。
例如定律一说：如果你对自己从事的投机不感到忧虑，那么你冒的风险肯定不够。这句话是说，投资的资金一定要充足，不要听信 “用闲置资金投资”的建议，投机的金额要大到让自己很在意或忧虑才行。当然每个人所能承受的忧虑程度不同，因此投机的金额也因人而异。这条定律还涵盖了两个次要原则，一是在你认为已经发现了好的投机机会时，尽量投入足额的资金，二是切勿相信所谓的“不要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风险的建议，因为你不是大玩家。过分分散资金同样也分散了获利的机会。在定律十中，作者告诉我们，不要跟着群众走，他们是失败者。也许这种态度会被认为过于自负。但是，在金钱世界里，自负并不是一个人的缺点。确实，当个人的看法和群众相异时，会给自己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但是这常常是你成功的机会，因为成功者总是少数人。
书中还充满了各种经典的投资人物和投资故事。比如，定律十中就列举了400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怀疑论者笛卡儿在流亡荷兰阿姆斯特丹时，在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中购买股票的故事。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从股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这是一个少数人赚钱，多数人赔钱的领域。所以，我们要想成为成功的投资者，就要有怀疑一切精神，特别是不能听从舆论的声音，因为大多数人，也就是群众往往是错的。
在定律五中，作者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和计量经济学创始人欧文・费雪的悲剧作为例子。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名财富的狂热追逐者。在20世纪20年代，他投身于股票市场，将自己的理论用于股市投资中，在20年代的牛市中，他操作得非常成功，使自己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并被称为 “华尔街的先知”。他始终认为自己找到了股市发展的模式，并对此深信不疑。他关于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观点引导着当时的舆论方向。但是，费雪教授犯了一个大错误，市场中永远没有固定的模式存在，在1932年的股市大崩盘中，费雪彻底破产，瞬间几乎成为了历史上最穷的经济学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永远不要试图寻找规律，投资市场中没有永恒的规律存在！
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经济；边际成本递减；竞争
分类号:F830.59 The Factor of Increasing Return and Its Compact on Competition in Internet Economy YAO Zuo-wen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Hefei 230036)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 of increasing return in internet economy ,I expound the
main reasons for causing decreasing marginal cost by these factors and the influence on competitive
strategie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net.
Keywords: Internet economy; Decreasing marginal cost; Competition
近年来，随着IT业的蓬勃发展,Internet的快速普及及其商业化，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网络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为此，许多学者从不同层次上分析了它的内涵及其对传统经济的影响。尤其是网络经济中的收益递增现象,认为网络经济就是收益递增经济，它的法则是"赢者通吃"，是"注意力"经济。美国的《经济学家》杂志评论到："（网络经济）超越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原则--收益递减规律。""但是电脑软件的生产看来并未遵守这个（收益递减）规则。因为一个程序一旦编写成功，它几乎不需花费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1] 。根据市场经济学的原理，收益递增将会促成垄断的形成。有些文章认为，这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1][2] 。对此，笔者认为应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探讨网络经济中的收益递增现象，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网络经济。在众多学者的定义中，我国学者乌家培的解释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 "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 Economy）"[3] 。所以，网络经济是基于现代信息网络的一切经济活动。它应该包括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为了分析的方便，下文中对网络经济的分层会有所不同）。那么，同传统经济相比，网络经济到底有些什么不同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大家讨论得最多的一些现象。
一,网络经济中的收益递增因素的分析
1, 网络经济中的三个著名定律
1） 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
该法则认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节点数的平方。所以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越多，每台电脑的价值就越大，"增殖"以指数关系不断变大。表1为互联网主机和域名的发展速度，从一个侧面给这个法则加了注解。
表1 互联网主机和域名的发展速度 [4] 单位：1 000个
2） 摩尔定律（Moore's Law）
摩尔定律说的是计算机硅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翻，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30多年来一直运行良好，反映了这位英特尔公司前总裁的敏锐洞察力。图1说明从1991年至1997年，微处理器每秒百万指令(MIPS)计算能力的成本从230美元降到3.42美元。
（纵轴为每秒百万指令单价）
图1 6 年内微处理器的价格的下跌 [4]
3) 达维多定律（Davidow's Law）
达维多定律认为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所以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并不总是性能最好、速度最快的，但它几乎总是新一代产品的首家推出者。同样,微软公司的MS-DOS和Windows也并不是当时最好的微机操作系统，但它通过和IBM结成战略联盟，并不断推出新产品，终于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无人能与之抗衡。实际上达维多定律体现的是网络经济中的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
以上是目前各种关于网络经济的评论中公认的三大定律，并被认为是造成收益递增的主要因素。其实，这三大定律的背后有着更重要的原因。只有把这些背后的原因及其适用范围搞清楚了，才能明了它们在网络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例如梅特卡夫法则是基于每一个新上网的用户都因为别人的联网而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交流机会。对于梅特卡夫法则，虽然有些学者有不同意见（如姜奇平认为这个法则忽视了信息处理水平的影响）[5]，但它至少指出了网络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和正反馈性：联网的用户越多，网络的价值越大，联网的需求也就越大。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梅特卡夫法则并没有说明供给方面的收益递增，而是指出了从总体上看消费方面存在效用递增--需求创造了新的需求。对于摩尔定律，它的背后实际上是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学习曲线说明了随着产出的增加，厂商不断改进它的生产，结果单一产品的成本不断下降。学习曲线最初是在飞机制造业中发现的，现在主要被认为在IT的硬件业中发挥巨大作用。这的确是关于收益递增的真正原因,因为它显示了一条下降的边际成本曲线。达维多定律说明网络经济中的主流化（Mainstreaming）现象。由于消费者对于一些网络产品的使用产生习惯性，他们的消费行为显示出巨大的粘性。这些消费者很难再转而使用其他的相似产品。应该说达维多定律也没有说明收益递增，同梅特卡夫法则一样，它仍然描述的是产品特性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且，正如下文即将说明的，这种粘性并不是在所有的网络产品中都存在，它只是在所谓的"平台"性产品中才存在。
这样看来，上述三大定律中只有摩尔定律真正描述了收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但是应该指出，在网络经济中，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导致了收益递增。
2,网络经济中的其他因素
1） 可数字化产品的拷贝性成本极低
拷贝性成本极低指的是网络经济中可数字化的产品进行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微软公司为了生产第一张Windows95光盘支出了2亿美元。但从第二张光盘开始，每张支付的成本仅为50美分 [6] 。在传统的实物经济中，由于受厂商规模的限制，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不能很好的同时发生变化，边际成本曲线必然在某个产出点之后呈上升之势。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要得到这些产品，只要到网上下载即可。对厂商来说，则几乎没有边际成本。可以说，拷贝性成本极低的现象是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的根本分水岭。实物产品（对应原子世界）的复制受物质世界资源稀缺性的影响，必然是有成本的，而且往往是边际成本递增的。它改变的基本上是消费者的物质存在。可数字化产品（对应比特世界）的复制是信息本身的复制，它不依赖物质世界（准确地说还依赖存储媒介和传输通道）稀缺的资源，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它仅仅改变消费者的精神存在。
2） 交易成本的下降
科斯（L.H.Coase）认为，企业组织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最优规模由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的那一点决定 [7] 。网络正从多方面降低了交易成本。
1． 企业内各种营运成本下降
由于现代企业越来越依靠计算机网络进行管理，企业的自组织能力越来越强，管理费用越来越低。从MIS到MRP、从MRPⅡ到ERP，企业在网络环境下不断重新整合自己的战略资源。90年代初,哈默博士更是提出基于现代IT技术的BPR（企业流程再造）。企业流程再造成功后的企业其营运成本一般都会有大幅度地降低。
2． 企业外交易成本下降
企业外交易是指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在网络经济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8]，由于搜寻成本高昂造成的价格分散[9],使得市场难以产生高效率。电脑网络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网络经济中理性人也不愿意透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但它可以很好地解决搜寻问题。通过网上的软件（如Yahoo!的搜索引擎）,可以快捷地找到想要的相关信息；作为消费者则可通过choiceboard(概念描述见[10])自己设计想要的产品或服务。各种电子商务平台更为B2B和B2C提供了非常好的接口。网络中接近零费用的信息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主观不确定性，降低了错误决策的成本。
3） 高昂的进入成本
高昂的进入成本使得厂商的具有向下的平均成本曲线，许多传统的垄断性行业都具有这种平均成本曲线。随着产出的增加分摊到每个产品的成本减少，造成收益递增。而网络经济在这一点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有关可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的进入成本中，大部分是知识成本。这一块可以说不是沉没成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别的可数字化产品的投入。例如，一个软件公司投入资金研制开发一种软件。尽管这种软件在发行后销路不佳，但由于初始投资很大程度上用于智力投资，所以他们可以较容易的转而开发其他软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分析了产生网络经济中成本下降（收益递增）的主要因素，但应该指出厂商的收益曲线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果导致成本下降因素的作用不能抵消导致成本上升因素的作用，收益仍然会递减。下面分四个层次讨论一下上述现象是否必然会导致竞争的失效和垄断的形成。 二,网络经济对竞争的影响
第一层 互联网基础层
互联网基础层是指互联网的网络硬件建设、联网接入。提供此种服务的厂商一般被称作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由于高昂的进入成本、下降的学习曲线，再加上梅特卡夫法则造成的需求的扩张，使得它同传统的电信行业一样，是自然垄断行业。一个国家和地区只会有很少几个ISP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很多原先ISP的都逐步地转向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例如American On Line 就是这样。图二描述这一层次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为简单起见，这里假设边际成本曲线为水平。随着联网用户的增加，需求曲线从DD逐渐右移，一直到人口饱和点后到达D'D'。如果供给方为单一厂商，它将力图获得最大超额利润。它将把价格定在P0,而产出为Q0。政府此时应采取措施将产出确定在Q1，价格确定在P1。
图2
第二层 可数字化平台性产品
网络经济中的平台性产品类似传统经济中的中间产品，是指如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和各种高级语言之类的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它们都并不是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它们只为最终需求的满足构建一个"平台"。如在电脑上安装一个语音软件后，你就可以在网上和语音聊天室的伙伴聊天。这里，这个软件就是平台性产品。平台性产品很容易被主流化--最先出来的产品最容易成为标准--在这个标准上又会衍生出许多相关产品--这些相关产品又反过来巩固这个标准。这样就形成了布瑞恩.阿瑟(W.Brian.Arthur)所说的技术生态系统[11]。由于可数字平台性产品的拷贝性成本极低，使得这个行业也是垄断性行业。但如前所述，生产此类产品的进入成本大部分并不是沉没成本，所以并不一定会造成完全垄断。实际情况是，网络经济在这一层可能会形成类似伯特兰德(Bertrand)竞争。原有厂商想在长期中获得垄断利润是不现实的：新的厂商试图以低价（甚至免费）出售它的产品，一旦打开销路，新的产品就会主流化，旧的产品就会立即萎缩。旧的厂商意识到这一威胁，只能也大副降价，以应战。事实上新的厂商并不一定要真正进入，只要旧厂商意识到威胁的存在，就足以使价格定在接近于P1处。（见图3 这里假设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
图3
第三层 可数字化极终产品
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21世纪到来的今天，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越来越转向精神需求。可数字化极终产品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精神需求的。一本书，一段电影，一条股市信息都是可数字化极终产品。虽然，这一领域的产品拷贝性成本极低，但却不能使它成为垄断性行业。因为现在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市场对产品的划分越来越细，无差异产品越来越没有意义。每个试图在这个领域生存的厂商都必须在提高自己产品的特色上大做文章。这样，必将呈现垄断竞争的状态。在图4中可以看出长期中的均衡是在A点。(这里仍假设边际成本为零)
图4
第四层 传统实物产品
网络经济对传统实物产品的最大作用是降低其交易成本，但网络永远也改变不了原子世界中资源稀缺的本质。传统实物产品的成本曲线虽然会发生很大程度的下移，但收益递减规律迟早会发生作用。网络经济中传统实物产品的经济运行理论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正如W.布瑞恩.阿瑟所说："我们可以设想两个经济王国或世界：规模生产世界，这一世界以少量的知识凝结大量的资源获得产品，运行遵循着马歇尔的报酬递减规律；经济中以知识为基础的部分，这一世界以少量的资源凝结必要的知识获得产品，运行着报酬递增规律"[1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网络经济中各个层次中产品的特点不同，竞争将呈现不同的形式：在第一层将呈现类似垄断的形式；在第二层将呈现类似寡头垄断的形式；在第三层将呈现垄断竞争的形式；在第四层将基本保持传统竞争的形式。网络经济决不仅仅是"注意力"经济，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产品。随着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网络经济中的竞争将呈现更加复杂的情景。
参考文献：
[1]勒维斯著，卞正东等译.《非摩擦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chinabyte.com/digest/column_page.shtm?column_type=comp_seach&coluid=1228
[3]乌家培.《网络经济》[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1-5
[4] 姜其平等译.美国商务部报告:《浮现中的数字经济》[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姜其平.《数字财富》[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
[6]纪玉山等.《网络经济》[M]. 长春: 长春出版社，2000
[7]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中译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8]阿罗.《信息经济学》[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9]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网络经济、非摩擦经济、经济学理论、企业竞争策略
网络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潮后似乎归于平静，然而网络经济却现实地发展着，关于网络经济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什么不同？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如何？网络经济下企业的竞争策略是什么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我认为，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网络经济不仅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社会制度、法律、政府和人们的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企业的运作机制和竞争策略提出了迫切的更新要求。
一、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西方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是要花费费用的，经济运行是有摩擦、有阻力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是一种摩擦经济。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摩擦，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如果说传统经济是一种摩擦经济的话，那么网络经济就是一种非摩擦经济。
网络经济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没有摩擦的经济，也就是说，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费用要比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低得多，几乎以接近于零的成本获得无限资源，无限地提品、服务及创意，从而使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就如同一个虚拟的世界，只要产品低成本制造、廉价销售，就会赢得用户。可见，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以往经济模式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
网络经济向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网络经济了传统的供需平衡机制
在传统经济学中，生产随需求而变化，企业根据需求的升降来调整生产。也就是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供给支持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平衡供给和需求。它的传导机制是：需求——价格——供给。具体来说，需求下降，引起价格降低，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上升，引起价格升高，再引起供给扩大。而在网络经济中，由于没有什么摩擦，没有相互抵触的因素，因而需求毫不费力地随生产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网络经济是一种“供给主导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主流化”。它的传导机制是：供给——价格——需求。具体来说，供给增长，引起价格降低，刺激需求增长；供给增长，又引起价格降低，再刺激需求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可见，网络经济中供需平衡的规律颠倒了。
（二）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中的“收益递减规律”
收益递减规律打个比方说就是，消费者吃得越饱，饥饿感就越小，对食物的需求就越少，因此食品商的收益也就越小。而在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吃得越多，就越感到饥饿。例如，微软公司的用户需要越来越多的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因为软件用户已被锁定在某一个文字处理系统或排版系统上，他们不愿学习使用新的系统，于是不断购买原系统的新版本。不久，一种产品、一项服务或一个创意就取得了偶像地位，随之在消费者眼中变成了一种时尚，从而取得了主流地位。主流化了的产品、服务或创意能自身获得动力，从而使收益递增，而不是递减。
（三）网络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反馈机制”
这里首先要明确负反馈和正反馈的概念。所谓负反馈就象是汽车行驶太快时的突然刹车，是阻力、摩擦力。在传统经济学中，负反馈既是阻力，表现为需求阻碍供给；又是摩擦力，表现为制造、分配和销售的正常开支，表现为收益递减。正反馈则截然相反，它是在加速而不是阻碍市场份额的变化。降低价格，锁定特定的用户群，发展长远客户，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需求的增长。这种正反馈机制促使需求不断增长，迫使产量持续增长，直到市场饱和。因此，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负反馈机制或收益递减规律的运作方式正好截然相反。
但是，网络经济虽然不同于传统经济，但它仍要受市场力量的支配。正如詹姆士·阿利指出的，“递增利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递减利润就不存在了，这两种现象将永远共存，并且起着互补作用。”实际上，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
（四）网络经济具有非线性的“混沌”特征
某些具有内在不稳定的系统时而会出现紊乱的态势，数学上称之为“混沌”。而非线性则是指人们难以预料的因果关系。例如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种混沌状态，买卖、抢夺市场份额向来就是按非线性系统规律进行的。一个混沌系统就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网络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系统，它一旦有变化，就不是从一个值均匀地变化到另一个值，而是跳跃式地变化。网络经济内在的非线性特征正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主要原因所在。
这种现象只能用“混沌理论”来解释。一个非线性系统即使呈不稳定的混沌态势，它仍会趋于某个均衡点，系统围绕该点上下波动，达到该点时，便处于稳定状态。这个点就是混沌系统的均衡点。运用到股市上，它就成了某种股票价格的均衡点；运用到网络经济中就是各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体系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内在的数学原理是用数理混沌理论描述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只揭示了有形物品、货物的供需以及市场总是从一种状态线性地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规律，它无法解释当代网络经济所具有的非线性混沌特征。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再完全适用于现代网络经济。
二、网络经济的特殊定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定律不同，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定律。
（一）莫尔定律（Moore’Law）
莫尔定律认为，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变化速度（rateofchange），网络经济是按照“因特网时”（internettime）的速度运转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由于这个定律首先是由美国因特尔公司的戈登·莫尔提出并应用的，因此被称为“莫尔定律”。
“因特网时”是网络经济的变化速度，它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这已接近人类能够吸收信息并做出决策的能力的极限。通常7年相当于因特网时中的1年。在因特网时，每3~5年就是一个网络经济时段。一种产品在3~5年里就会达到主流饱和状态。为了更鲜明地理解因特网时，可以将网络经济与农业、工业、后工业等经济时代列表对比如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对比
时代延续时间（年）交互速度（英里/小时）环球所需时间
农业经济3~50003~5（人力）3~5（年）
工业经济3~5003~50（马车~汽车）0.3~0.5（月）
后工业经济3~503~500（飞机）0.03~0.05（天）
网络经济3~53~5000（网络）0.003~0.005（小时）
显然，每个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交通和通讯的速度，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技术速度。根据上表，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要短10倍，后工业时代要比工业时代短10倍，而网络经济中每个时代则只有3~5年，极其短暂。
极端的“因特网时”给网络经济的运行强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学习。莫尔定律是网络经济中企业和它的竞争对手必须遵循的一种业绩学习曲线（performance-learningcurve）。网络经济是给信息增殖的一种经济模式，增殖能产生更多的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又能进一步增殖，这种不断循环着的特殊的信息收集过程，被称为学习。学习是运行在网络经济中的正反馈机制的核心部分，因为它以技术优势代替了物质优势。一般来说，一项新发明、新的电脑程序或新方法问世后，必然会有人对其做出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巧妙地修改、提高或运用，从而掌握了增殖的奥秘。这促进了更多的革新和改进，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导致了后代产品的进一步增殖。这个发明、学习和增殖的循环会一直持续到技术枯竭或该技术被其他技术所取代。学习导致了全社会都在追求速度，学习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正反馈机制是网络经济的推动力，因此，控制学习变化速度是网络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达维多定律（Davidow’Law）
达维多定律认为，在网络经济中，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因此，一家企业如果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与其作为第二或第三家将新产品打入市场，绝对不如第一家，尽管你的产品那时还并不完美。该定律还认为，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即要自己尽快使产品更新换代，而不要让激烈的竞争把你的产品淘汰掉。这实际上是在“因特网时”中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威廉·达维多在因特尔公司任副总裁时，就注意到了提高产品更新速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这一定律。
（三）新兰切斯特策略（NewLanchester’Strategy）
对网络经济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英国的F.M.兰切斯特（1868~1946），他设计了英国的第一辆汽车，写了《战时飞机：第四代武器的开端》一书，并于1916年创立了“数学理论策略”。他的思想影响了运筹学的创始人伯拉德·库柏曼。W.E.德明在60年代把上述两人的思想介绍到日本，日本科学院院士申夫田冈博士总结了该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日本人的消费状况制定了一种新的营销策略，被称之为“新兰切斯特策略”。该策略描述的是网络经济的竞争规则。新兰切斯特策略被用于商业时，就成为一整套的指导原则，指点市场部门如何在竞争中取胜。
具体来说，新兰切斯特策略的运用可以使产品、服务或标准主流化。某个产品一旦主流化，它的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锁定了一大批固定用户，并给生产该产品的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因此，兰切斯特被许多人视为运筹学之父，在网络世界里，可以称为网络经济的建筑师，至少也可称为市场交易策略的设计大师。
三、网络经济中的生存原则和竞争策略
商场就是战场。网络经济中的市场营销就象打仗一样。根据以上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运行规律，企业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生存原则和相应的竞争策略。
（一）产品主流化（mainstreaming）：抢夺市场份额
主流化是网络经济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则。为了赢得最大市场份额而赠送第一代产品的做法就是主流化。主流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锁定”（lock-in），即通过吸引客户从而占领主要市场份额的过程。一旦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对该产品有了依赖感，考虑到培训费用和其他转换成本，他们就再也逃脱不了；一旦某个产品取得了主流地位，这个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显然，主流化有两方面的意义：它不仅锁定了用户，同时还消除了竞争。
免费赠送是实现主流化的具体方式，它通过把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冰点，而使其普及程度一夜之间升到沸点，从而一跃成为市场霸主。许多网络公司都是这么做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剃须刀和刀片”原理，赠送剃须刀就是为了长期推销刀片。
主流化的直接目标就是追求市场份额的最大化，而市场份额的多少与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个企业要想在网络经济中白手起家，必须先拥有26.1%的份额，再赢得41.7%的份额，最后达到73.9%的份额。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当一个企业使用高明的计谋达到26.1%的市场份额这一最低目标时，才能成为“竞争者”，即才可被看作是一个可参与竞争的企业。若低于26.1%，则它的生存能力就很弱，只能算是“不稳定的竞争者”，它的地位可能随时会被竞争者取代。一旦拥有26.1%以上的份额，就开始与其他公司相脱离，处于领导市场产品的地位。获利能力一改变，市场份额也随之改变。（2）弥补缺口来进一步赢得41.7%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样就会成为市场“领导者”。所以市场霸主的目标是猎取超出41.7%的份额，这时，该公司与它的竞争对手之间赢利能力的差距才能扩大。在网络经济中取得这一关键地位的捷径常常是兼并和收购（M&A）。（3）通过主流化以赚取73.9%的份额，从而成为“垄断者”。当然，垄断是每个雄心勃勃的公司的最终目标。但是，但再往上超过73.9%时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其一，很难刺激出更多的商品需求量；其二，会引来与其他产业集团或专业化产品公司的竞争；其三，市场份额与赢利能力两者之间就会错位。因此，虽然拥有90%、95%或100%的市场份额，似乎是最理想的目标，但在网络经济中不应该是一个聪明企业的目标。
（二）铸造价值链：“黄金定律”
网络经济中，许多高科技产业已构成价值链上的分支。价值链是由基础科技公司、中等增殖公司及最终用户共同联结成的价值增殖链条。网络经济通过价值链实现价值增殖，企业从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分支中抽取资金，赚得利润。网络经济决定了任何公司若只是赢利，而不实现价值链增殖，将难以幸存。
价值链中包含有“黄金”，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价值链上的分支越多，它所获取的“黄金”也越多，这就是“黄金定律”。任何企业意欲挖掘网络经济的潜力，就必须充分利用由一个甚至多个市场空间构成的价值链。
网络经济下，价值链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价值要大。单枪匹马地干无济于事，所以各企业要联合起来，形成“价值链群”才能幸存。随着产品的分解，价值链不断整合。各企业应建立合作关系，发挥联合的作用，竭力从整个价值链上获取利润。
（三）PICN原则：产品个性化
网络经济中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有个性，即质量和外观以及感觉要对人性因素具有吸引力。个性也许很难定义，但是有个性的产品就有市场。一个企业要在网络经济竞争中获胜，必须瞄准个体市场，实现产品、服务和创意的个性化，即遵循PICN原则。
PICN是一个缩略词，由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客户化（customization）和特定化（narrowcasting）四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组成。这里，个人化是指产品恰恰正好符合个人的需要；客户化是指客户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剪裁某项产品；个体化是指某项产品是专门为某个特定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特定化即指客户是通过单人市场发掘出来的。所有这些，都组成了PICN因素。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代替了效率，个体化代替了大规模生产，客户化代替了客户支持，特定化代替了大规模销售。
显然，PICN原则迫使生产超越了销售的束缚。网络经济中的生产不再是整体地、大批量地生产出普通呆板的产品，或提供僵硬、没有特色的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它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事后能够改进。个人化和个体化使价值乘数达到了最大化。总之，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个体化和个人市场这些新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节约资金这些传统观念正在悄然逝去。由于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网络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虚拟社区和部落意识
虚拟社区是由有着相同需要的人组成的群体，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服务联结起来，虚拟社区这个概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网络经济中，企业首先得找出富有代表性的个人习惯、个人喜好和个人品味，并据此生产出符合个人需要的产品。然后企业必须找出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潜在客户，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向他们出售产品。但是要想吸引住这个群体，就得迎合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也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社区意识。一个成功的营销策略必须迎合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农业时代的部落意识。网络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要适合一个单个的人，同时要能引起整个部落的兴趣。事实上，虚拟社区已超越了社团的范畴，随着网络经济趋于成熟，每个人都将成为某个虚拟社区的一员。这一观念实现主流化以后，很多后工业时代的做法将被过去的农业时代的传统所代替，人们的观念必须领先一步得到更新。
（五）企业产业化
在网络经济中，当市场份额增加到最大值时，该产品就成了市场的主导产品，制造该产品的企业就能创立完整的产业。企业就要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产品转变为产业的标准，否则该企业就会失去垄断市场的机会。发展一个产业与壮大一个公司有天壤之别，区别在于发展一个产业得到的回报比发展一件产品的回报更为丰厚；换言之，一家公司若是转变为一个产业，其价值就转化为一个“金矿”。例如，微软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而苹果公司只停留在一家公司。微软公司的产业包括了本公司，外加成千上万个第三方开发商、合作伙伴及追随者，是最成功的例子。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和企业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企业只有密切注视并适应这种变化，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竞争策略，才能在网络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T.G.勒维斯[美]，《非摩擦经济——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卞正东、王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
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第4篇
一、随机行走的世界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数学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统计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指导。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
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奥肯定律；二元经济结构；劳动转移率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0-04
一、综述
GDP增长率、就业和通过膨胀是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指标，所以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可称是宏观经济学中两个重大的统计发现。其中，前者描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而后者则描述了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就奥肯定律而言，是在1962年，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所提出，用于描述GDP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即：g=α+β（ut-ut-1）（ut为失业率，gyt为经济增长率），他发现美国的GDP增长率每提高2%，失业率就会下降约1%。通过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后续研究发现，虽然不同经济体GDP增长率的变化对其失业率影响的具体数字有所不同，但是奥肯定律的正确性一再得到了验证（Clark，1983；Gordon，1984；Adams and Coe，1989；Holloway，1989；Prachowny，1993；Moosa，1997；Attifeldand Silverstone，1998）。
从内在原理上分析，奥肯定律的结论是符合经济直觉的，可提供给粗糙的宏观分析一个可行的依据。当经济上升时，企业会得到更多的订单，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进而起到降低失业率的作用。可惜的是，当我们将该定律照搬到我国的经济分析时，却发现我国的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竟然发生了反向的调整，统计上存在着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如图1.1）。
不少国内学者对此进行过一系列的解释。其中，早在07年，林秀梅和王磊（2007）就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检验了我国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结果由于官方授意的登记失业率并不存在经济意义，发现并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包括后来的很多研究都证实了，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实际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情况与标准奥肯模型中的参数性质有相当大的出入（李晗、蒲晓红，2009），中国就业人数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奥肯定律并不在中国发挥作用（尹碧波、周建军，2010），甚至有学者对奥肯定律的经验形式设立差分模型、缺口模型、动态模型、生产函数模型和不对称性模型，分别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标准形式的奥肯定律依旧不能成立（方福前、孙永君，2010）。总之，现有的研究成果都告诉我们，我们标准的奥肯定律在中国无法成立。
所以，很多学者对传统的数据指标进行了修正。例如尝试采用其他失业率替代之前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蔡P，2004）。还有很多学者通过计算不在岗职工数量来重新估算真实城镇失业率，并建立协整与误差校正模型，并引入虚拟变量，来验证在78年之后的三大阶段中的奥肯定律适用性，但其忽略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对模型解释力的影响。其他的研究还有很多，但都同样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是所使用的数据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经济真实情况相差较大，二是它们的模型同样没有考虑到中国二元经济这一结构性影响。所以后文将集中在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定约束上，通过对模型和变量进行调整，来试图解释和说明在中国奥肯定律是否成立，以及这背后的逻辑。
其中，A是经济体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为劳动转移率，表示每年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占总就业的比重；为非农业部门的真实失业率，Δ表示非农业部门的真实失业率相对于前一期的变化量，也即失业率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变量。由①式可知，
在现代经济体中，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往往会高于农业部门，故模型本身结合经济学理论可以做出猜想： 。
从①式还可以得出，在二元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将其特有的变量，即劳动转移率，加入标准奥肯模型中，对于解释失业率变化与产出增长率间的数量关系会更有说服力。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失业率不再变化，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可计为零，此时的经济增长率即为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也即自然增长率。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由经济体生产函数Yt=At・Lt可知：
即经济体的自然增长率近似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由此可知，①式中的即为潜在增长率，故：
因此，与①式对应的扩展奥肯模型的缺口形式为：
②式表明，在二元经济的条件下，相对于潜在增长率来说，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受劳动转移率及失业率变动影响，其影响的方式及影响幅度由和的符号以及数值大小来决定，还需要通过实际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进一步实证估计。
三、数据预处理和实证检验
1.数据预处理
本文采用蔡P（2004）的方法，将城镇失业人口数量由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城镇就业人口得到。但城镇登记失业率所用人口基数为与城镇户籍人口数量大致相当，不能反映出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而且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在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指标，于是我们假设农村不存在失业，则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就等于农村就业人口数量。再用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农村就业人口就可以得到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数量。由于实行，农村劳动力要么在农业部门就业，要么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失业率很低。因此假设农村不存在失业对我们的数据处理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误差。再将计算出的城镇失业人口除以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即可得到城镇真实失业率，即：
③式中对城镇失业率计算公式中分子与分母都做了更接近现实的修正，因此，③式的计算方法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城镇失业率。
接下来是对劳动转移率这一变量的构建。在模型推导中，我们定义了劳动转移率为劳动转移率，即每年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
由于农业部门为第一产业，非农业部门的就业量就应该等于第二、三产业就业量之和，再假设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全国总人口增长率相等，那么每年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人数可由下列公式计算出：
ΔM= 非农业部门就业变化量+ 城镇失业人数变化-上期城镇人口× 人口增长率
再求得每年转移人数与前一年的社会就业总量之间的比率，即为劳动转移率。
因此劳动转移率的计算公式为：
在对数据做出相关处理之后，就可以按照①式所述关系对模型做出实证检验。
2.实证检验
根据本文统计的“真实失业率”和官方给出的登记失业率之间有一定出入，但对于计量的检验来讲，影响效果并不明显，然而本文在开始会采用两个失业率相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实证检验，后半部分就只利用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的变化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从图 3.1 中可以发现，④式计算出的每年的劳动转移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转移率跟随者经济周期，保持着较为平缓的波动，遂可初步证明将其加入模型的合理性。
下一步，为了验证序列的平稳性，防止非平稳的序列在进行回归时，会出现伪回归问题，使得分析结果不可靠，本文对模型中使用的变量进行了 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所示。
从上表可知，除了失业率，经济增长率序列、劳动转移率序列以及失业率的变化序列在1979到2014年间是平稳的。再对①式所对应的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异方差现象并不显著。所以，可以通过稳健标准误下的OLS方法，来对①式中的变量所对应的数据进行回归，并通过引入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项，可以得到对比结果，如下表3.2：
由上表可知，在有和没有增长率一阶滞后项的情况下，劳动转移率m之前的系数非别为0.96和1.1，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劳动转移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以上升约1.1个百分点，失业率变化u之前的系数为分别为-0.61和-0.53 ，同样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系数符号为负，说明了失业率变化对经济产出增长起反向的影响作用，即在短期内，失业率上升往往会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而失业率下降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对后者，系数的值表示失业率变化1个百分点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会反向变化约0.53个百分点。但失业率变化的滞后项并不显著，这表明失业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
结合模型构建过程中的分析可知，常数项为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估计值，自1979至2014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约为8.20%，这与中国经济的现实契合度与比较高。整个模型通过了置信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也证明了用修正过的失业率变化，以及劳动转移率来解释经济增长是有说服力的。
此外，由于变量是平稳的，故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进一步发现变量间的关系，当然，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因与果的关系，而是指A的前期变化能有效地解释B的变化。首先，通过白噪声检验（Lagrange-multiplier test），看残值是否存在自相关（表3.3）：
结果显示，可以接受残差“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即扰动项为白噪声。接着，通过Kurtosis检验（表3.4），所有检验结果均无法在10%的显著水平下排除扰动项正态分布的假设，故可以认为残差服从正态分布。
再者，将78年到14年的数据截取为两部分，即78年到04年以及04年到14年两个部分，并通过后者的10个时期来与前者构成的趋势来进行比对，来发现本文模型长期的稳定性。从图3.2中可见经济增长率和劳动转移率在两阶段一直比较平缓，而失业率的变化波动较大。
接着，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3.5），我们可以发现劳动转移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失业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这基本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即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中劳动力随着经济周期反向迁移有着重要的关系。在经济上行期间，城市里工厂接收大量订单，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城市的“虹吸效应”把农民从土地里“拉”了出来；而在经济相对不景气的时候，工厂订单减少，农民工的需求减少，农民不得不返回农村，对劳动转移率产生影响。
最后，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劳动转移率变量m的系数β1所代表的经济意义。由图3.3可知的大小从开始的1.8左右逐渐下降到2014年不到1。β1的大小反映了中国两大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自1979至2011年间，实际的劳动转移弹性比模型估计出来的β1大，而2011到2014年，实际劳动转移弹性小于估计出来的β1，即模型在大部分时间段内低估了劳动转移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劳动力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之后，大多就业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因为劳动供给充足，伴随着制度成本的下降，劳动力价格和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得多，从而带动经济出现额外的增长率，也即是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额外的贡献。
四、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结合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经济体制现实，在标准的奥肯模型中加入了二元经济特有变量――劳动转移率，并运用了相关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大，并且其影响较为显著。但估计出的劳动力转移弹性小于实际数据计算出来的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劳动力生产力差距。这有可能是因为劳动力转移加速了中国经济出口部门的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增速上升。但自2010年到达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正如发展经济学经典的二元模型所预测的一样，人口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发生了逆转。而从本文所计算出来的劳动转移弹性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即从1979年到2010年，农村的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假设。但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趋于老龄化，农村也出现空心化等现象，人口红利消耗殆尽。而人口红利减少的一大重要标志便是人口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
但失业率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并不显著的反向关系。这种现象和中国此前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有重要的关系。两大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充当了就业的“蓄水池”，使得城镇失业在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但随着中国二元体制的一体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的贡献不断减小，城镇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加大。
因此，在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政策应该加大对城市就业的重视程度。中国目前是一个逐渐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纵使二胎政策的放开利好于老龄压力的缓解，但要实现“保就业、促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教育水平；还需要建立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还可以通过延缓退休等政策增加劳动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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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第6篇
一、引言
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增长阶段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升级必然会带来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与跃迁。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另外，区域经济增长的各阶段不是彼此分离的，一个区域的特定增长阶段具备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产业结构所具有的某些特性。而且，当区域经济增长处于过渡时期时，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非常迅速，此时必需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和升级速度，在适当的时机把资本和劳动投向即将高速成长的新兴产业，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密切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通过研究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转换规律，发现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进而转向第三产业。也就是说，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状况来看，第一产业所占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所占劳动力的比重逐渐增加，这一变化规律被称为克拉克定律。从2001年到2010年，陕西省的人均GDP由5511元增加到27133元，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55.7∶16.6∶27.7转变为41.3∶27∶31.7，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可见，陕西省的经济增长规律与克拉克定律一致。库茨涅兹进一步深化了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研究，发现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一个区域第一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与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均不断下降。在区域经济水平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第二产业创造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占用的劳动力比重都会有所提高，其中前者提高的速度会快于后者。到了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三产业创造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占用的劳动力比重会处于上升状态。从2001年到2010年，陕西省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的比重由13.1∶43.7∶43.2转变为9.8∶53.8∶36.4，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上升，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有一定下降，第二产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和占用的劳动力的比重均处于上升期，说明陕西省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第7篇
关键词：居民储蓄；资产结构；股票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在谈到股市的时候曾用赞赏的口吻说：“没有股份制，人类无法筹资建造耗资巨大的铁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股市乃至资本市场从本质上说是虚拟经济，但股市等资本市场已经被证明对实体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纵观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没有股市、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经济高速发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所以维护股市稳定具有现实重要意义。
一、货币流通与资产价格
供需定律是市场经济中的第一定律，其中价格是最集中的反映。经济学界用CPI来描述实体经济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是商品或服务价值货币的表现形式；所以，货币的供给对物价水平有直接几乎全部的影响，也就是居于这个关系，我国人民银行当局把CPI作为一个关键的指标来发收货币，即把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而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特别是金融工作者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货币的失踪，即用传统的货币需求方程估测出的货币余额大于其实际数。许多经济学家用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对世界典型国家的样本进行处理，寻找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关性，都毫不例外的得出性质很不合理的参数估计。他们得出参数估计的显著性，在横截面上，随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其显著性越来越小；在时间序列上，随着GDP的增长显著性呈现下降的趋势。价格是实体经济的映射，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价格指数与货币供应量的偏离。不管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印度还是美国及欧盟等发达国家，都表现出这种特性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被称为所谓的“现代市场经济之谜”。那么多的货币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经济学家们发现，货币进入流通过程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渠道最终不仅仅是留存在实体经济当中（以CPI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有一部分还分流到了虚拟经济体中（表现为我们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价格）。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我们把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MV=PQ（公式中，M为货币供应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Q为一个国家当年全部的最终产品的数量；P为总价格水平），进行扩展从而把虚拟经济因素内生化，得扩展公式如下：
MV=PQ+P*Q*
式中，P*表示金融产品价格；Q*表示金融产品的数量；P*Q*为虚拟经济市场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PQ为商品市场所需的货币流通量；MV为货币流通量。该公式表明，货币流通量不仅仅取决于实际经济的运行状况，而且还受到虚拟经济，如金融市场的影响。反过来理解，就是货币的流通量决定了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平（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别由当前的实际报酬投资回报率和预期的收益率来决定其相应的吸收货币的能力的强弱，从而形成相对的价格水平。当人们预期未来的收益率高于当前实际报酬投资回报率时，就会减少当前的消费而购买反映未来收益的资产，如股票。在价格水平上，实体经济市场和虚拟经济市场存在四种关系：彼消此涨（P涨，P*下跌）；此消彼涨（P下降，P*涨）；双高（P上升，P*上升）；双底（P下降，P*下降）。
二、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根源分析
本文的观点是，货币过多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导致了CPI的高起，也直接促使了2005年下半年到2007年底这一波“牛行情”的出现。中国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流动性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头寸、央行货币发放和金融市场等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的流动性在短期看来并不是如市场普遍认为的那样充裕。
1、商业头寸的流动性分析。我们可以利用存款准备金率历次调整后的股市表现来进行EVIW相关关系分析，发现存款准金率与股市的增长成正相关关系，这至少说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对股市的影响是很微弱的。有部分观点认为，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幅度不够大以及对经济的影响有时滞性，所以才显现这种正相关关系。可是，我们加入时间滞后因素后，发现显著性也不是很高。
2、货币供应层面的流动性分析。货币供应的增加就我国而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维护汇率的稳定。表1按季度分别列出了从2005年第三季度开始到2008年第二季度的M1、M2、国民生产总值GDP、外汇储备FER，其中M1、M2、FER为年度时间序列的累计量，GDP为季度时间累计量，所以我们进行数据变换得出M1、M2、GDP，分别表示M1、M2的发放增量和GDP的增长量。（表1）
（1）GDP增长与M2的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M2的增长速度一直在GDP增长速度最高三倍左右并趋势下滑至2008年初的一倍左右；即新增的M2速度就实体经济体增长速度而言，对资本市场的新增货币的速度是在下降的。所以，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的推动动能至少是在一直减弱。
（2）外汇占款。市场上普遍的观点是，当前流动性很大的一部分动能来源于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发行的人民币，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表1所示，2007年第一季度的外汇储备1，356.87亿美元，第二季度为1，305.94亿美元，第三季度为1，009.86亿美元，第四季度为946.38亿美元，整年度总的储备为4，619.05亿美元；但2007年存款准备金率由9.5%提升到14.5%，按照经济学界的估算可以冲销货币规模大约4，000亿元，发行的央行票据为7，300亿元，两者加起来基本上抵消了由于外汇占款而增加的货币流动性。
三、股票资产价格上升的源动力――居民储蓄
那么，股票市场供需失衡从而导致价格总体水平快速上升的动力来于何处呢？自股改以来，随着国企股改的上市，股市总值得到大的扩容，两市于2005年7月28日触底反弹，突破3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约为16%；之后，股市总市值于2006年4月、5月连续突破4万亿元和5万亿元关口；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A+H股成功发行后，沪深股市总市值突破6万亿元；2006年底至2007年初，沪深股市总市值不断创出新高，在20天里连续突破8万亿元、9万亿元、10万亿元大关；2007年8月3日突破20万亿元，至2008年1月14日中国股市的最高市值达到最高34.47万亿元，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翻了11.5倍左右。
那么，市场上那么多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后，只能是来自于居民的存款，居民通过改变他们的资产结构，释放了大量的货币资产，吸收了大量的股票和债券形式的资产。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一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每月新增额高达上千亿元。但早在2006年5月份居民储蓄存款月新增额就开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势头，并在2006年10月份首次出现了负值，为-75.5亿元。2007年以来多次出现了居民储蓄存款负增长的现象：4月份居民储蓄存款新增额由3月份的1，530亿元变为-1，674亿元；5月份又在此基础上减少1，184亿元，达到-2，858亿元，创历史最低水平。虽然6月份储蓄存款新增额已迅速恢复至1，670亿元，但7月份又降为-82亿元。（图1）
不可否认，房地产市场显然是居民储蓄存款分流的一个重要渠道。而笔者认为，居民储蓄存款主要流入到了股市，并且是推动股市繁荣的主要动力。
第一，这次股市上涨的时间长、幅度大，导致股市分流的储蓄存款超过了新增储蓄存款，这在数据上表现为负储蓄。一方面股市上涨的时间、幅度与储蓄存款分流的规模、速度高度相关。时间越长、幅度越大，分流的规模和速度就越大；另一方面储蓄存款下降与股市上涨之间是一种长期和动态的关系。股市上涨初始阶段，主要以吸纳新增储蓄存款进入股市，只会引起新增储蓄存款额的下降，不会引起储蓄存款余额的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流入股市储蓄存款的增加，新增储蓄额不足以抵消股市对储蓄存款的分流时，就出现了储蓄存款下降的情形。
第二，开放式基金获得了人们的追捧。一般居民并不十分清楚股市与开放式基金之间的关系和基金投资的技术与规律。再加上开放式基金一般是放在银行销售的，使得居民往往把开放式基金理解为高收益的储蓄产品，加速了储蓄存款流入股市的规模与速度。
第三，新出台的新股认购办法放宽了新股购买的资金限制。2006年5月，新出台的新股认购办法放宽了新股购买的资金限制，将投资者申购上限额度大大提高。这个规定大幅提高了市场的活跃程度，吸引了更多的储蓄存款流入股市。
四、影响未来股票价格趋势的因素分析
自股市2007年10月16日冲到6，124.04的高点以后，股指开始走向下滑通道，特别是之后迎来的大小非解禁以及大公司的再融资方案，使得股指几乎没有一波像样的反弹。其实，早在2007年5月份以总储蓄作为助推力的市场动能就显现疲态，这可以从我们的M1、M2的差值看出。2007年5月份金融部门公布的数据分别同比增长了19.3%和16.7%，两者自2006年11份以来出现交叉后，在2007年1月份达到高点，之后不断地回落。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总市值与总储蓄之比都存在一个极限值，如日本和中国台湾在该比值分别达到0.9和1.18之后，股市开始下滑。然而，股市能否再走出一个神话，主要是考虑股票市场的供需求关系。
经济学第一定律范文第8篇
郁亮将事业合伙人机制看作是一种管理机制、分享机制和发展机制。所谓管理机制，是指它将彻底改变万科的管理方式，从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结构；所谓分享机制，是指投资者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分享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制度，合伙人机制为解决万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他对这次机制的创新寄予厚望，将其视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作为中国最老牌的房地产企业之一，万科今年步入30周岁。集团化和规模化经营已经实现，但是大企业病也难免相伴相随。事业合伙人制度是郁亮在万科而立之年开的一剂猛药，让本来习惯了安逸和程式化的“身体细胞”开始变得不那么舒服。有些“细胞”对此还是颇有微辞的，但绝大部分“细胞”还是摩拳擦掌准备干出些事情来。或许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能成为中国大企业管理的一个样本，为有同样困惑的大公司们做个示范。
编读飞信：
众筹虽好，但对于众筹牵涉的产权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比如针对同一物业，如果有持有人想转手，但其余持有人不同意，如何解决？如果部分持有人缴纳了购房款，但部分购房者由于资金问题不缴纳或未准时缴纳房款，开发商将如何处理、协调该房源呢？
Re： 众筹本质上是资产证券化，对于众筹平台应该设做市商，就如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买的股票，要转让是很便利的，不需征求其他股东同意否。众筹买房是否能够凑足认购房款主要是众筹平台来测算把控，通常会采取一定认购期，有一个时间窗口就好控制。投资者不与房地产商打交道，投资者购买的是被众筹平台分割的金融产品，并被赋予了特殊权利的金融产品；现阶段众筹法律空白，如有投资请注意风险。
“微”往来：
【中国经济会迅猛减速，回归“平均值”？】两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可能永远违背回归平均值的发展经济学的定律。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会非常快地减速，而且是突然的。我们需要问，中国会继续违背“回归平均值”的定律吗？
@Econ_乐乐：表面上的规律没什么意义，关键还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我也觉得会减速，因为国民经济的结构不平衡，投资太多消费太少，而且资金向泡沫流动，必然有破掉的那一天。至于还能高速多少年，这就很难预测了。中国干预市场的能力可是相当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