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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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本质范文第1篇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核心,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第2篇
1、生产什么，涉及到资源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2、为谁生产，涉及到分配问题，即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
3、怎么生产，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解决生产什么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即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即产出，二是从增长角度看，是技术进步对于产出或效率提高作用问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第3篇
体育经济学从总体上说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无论说它是介于体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还是说从体育学或是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分化出来的，基本上大的学科门类已确定在人文与社会科学范畴。
在具体内容上，体育经济学把体育学和经济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分化与综合并进，使其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形成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在这一点上，对体育经济学研究的认识基本一致。但要具体分析研究体育经济学科的属性，就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与理解。不同的意见虽各有道理，但事实上的性质差异决定了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1.关于体育经济学科属性问题的三种意见
1.1 具有体育科学的属性
正在成长的体育科学体系包括众多的学科，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案。根据最权威的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正式将体育学列为人文社会学类的划分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归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这种认识在体育理论界较为认同。
在体育经济学产生发展之初，这种意见应该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体育经济研究领域的深入，囿于体育学科的发展，使得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1.2 具有经济科学的属性
体育经济学主要是以具体经济部门或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同人口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应归属于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因为经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家族，包括一般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理论经济学主要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前者注重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后者则长于在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分析。
该意见的科学之处在于，经济学科本身已是一个比较成熟而庞大的学科家族，体育经济学在其所包含的理论与应用两个层次中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位置，即同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应当归属于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经济学范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体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在经济学这个庞大的学科家族中，却没有体育经济学的一席之地。在其中经济学45个二级学科共166个三级学科中没有体育经济学科的影子。
1.3 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
它是经济学、体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科学，基于这种交叉性和边缘性特点，主张目前不应急于把它隶属于某种学科领域，这样反而更有利于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吸取相关学科与领域的研究成果。
如同关于体育本质的讨论在今天不可能达到共识、将来也不可能达到共识—样，关于体育经济学学科属性问题的上述几种看法和意见虽没有完全取得共识，在现阶段也并没有阻碍本学科的发展。但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兴起和发展应当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结构以及学科属性，同时还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随着这些宏观背景的变化，自身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有必要明确体育经济学科的归属问题，这样有利于该学科从更为前沿、更为专业的角度去深入探讨体育经济学的学科概念和体系，完善学科的体系结构，扩大研究范围和强化理论基础。
2.隶属于经济学科体系的理论分析
虽然在我国国家标准关于经济学的学科划分中，目前并没有体育经济学的二级甚至三级学科位置。但从这门学科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本研究认为应当隶属于经济学科体系，具有部门经济学性质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具有以下几个理论依据。
2.1 经济学科的显学地位有助于体育经济学的发展
关于经济学科的显学地位之说，近些年来已多有定论。其理由大致有三：首先，经济学主要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其较之其他人文学科更具有可证伪”的科学性质；其次，还在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以其辉煌的成果不断地渗透其他学科地盘，经济学的武器”所到之处，几乎都令其他学科俯首称臣；再有一点，就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以1773年亚当斯密的賴富论》出版为标志，至今不过二百余年的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却日渐完善庞大，且内部划分、分类相对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之经济学学科分类与代码（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将经济学划分为45个二级学科共166个三级学科，足见其学科体系之庞大。
体育经济学最初由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产生而来，在其发展之初借助体育学科的发展而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体育学科的不完善性或者地位的从属依附性，使体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受到一定的制约。而从属于经济学科体系，在其可证伪”的科学性质的基础之上，结合成熟而完善的实证分析研究方法工具，借助日益庞大完善的学科分类经验，势必会使体育经济学的发展如同诸多经济学的二级应用经济学科一样得到良性健康的发展。
2.2 从经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体育学同政治学、社会学等将会成为其应用学科
借助经济学科的发展，体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更广泛、更深入、更前沿。托马斯罗斯基指出：把经济分析真正结合进自己的工作知识范围的历史学家将会有望得到经济学家的热情回报。”
“从经济学视野出发，常常能够组成意想不到的联系。发现新的有利论点，促使历史学家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提高自己的资料价值……即使缺乏统计资料，经济学理论也能为组织历史分析提供有效手段。”当然，经济学在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影响改变其他学科的同时，也在改变、发展、完善着自己。事实上，从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已经分化成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而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等都将是应用性学科，体育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这种学科分野目前还不是现实，但随着经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终究会实现。
2.3 体育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理论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都体现了这一点。
西方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提出的许多观点，如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人力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重视人的素质、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观点；以及关于体育投资会加大教育或其他投资的收益，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即体育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等，无不体现了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较早研究体育经济学的前苏联，在体育经济学教材中也明确了体育经济学理论方法问题，开明宗义地指出：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分析法。即使在近期的西方体育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经济学领域也多为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和劳动经济学，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育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和服务产品的理论；社会生产目的和实质的理论；社会需要和层次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分配原则理论。
无论我国的还是国外的体育经济学研究，以及体育经济学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告诉我们其研究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理论。
2.4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的结构体系
就目前国内外一些体育经济学教材以及体育产业经济研究方面的系统研究论述或著作来看，其结构体系显示了与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高度相关。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的共同点在于：体育经济学研究内容和体系与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高度相关。无论是绪论或者导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体育领域中的具体经济研究内容，还是实践领域中所涉及之经济问题，无不体现和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最大的区别点，也是体育经济问题研究具有本质性区别之处是：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经济学问题，即研究的是经济学问题，只是利用体育领域中的现象来注释和阐释而已；而国内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思路是利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种区别的本质还在于：在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期，国内的研究思路对于发现问题能够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而如果深入、发展下去，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思路将能够体现一定的优越性。
3.小结
体育经济活动、现象、问题作为在整个体育活动和经济活动历史中发生过作用、还将产生重大作用的一种特定社会存在，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到经济学科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中，不仅是对体育经济学科发展的一种瓶颈制约，使其研究难以深入、系统，更是难以全面、准确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发展的一种遗憾。解决这种遗憾可以有多种途径：从学科理论研究出发，可以将其列入经济学研究范畴，利用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现象来揭示、阐释经济学规律；从完善教材体系入手，可以利用现有成熟经济学教材结构体系来系统规划完善体育经济学教材体系；此外，从国家标准的学科划分，也可考虑体育经济学的二级经济学科位置问题；甚至从社团组织管理角度考虑在经济学学会下属分会组织将体育经济学研究会列入，相信对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第4篇
一、科学方法论
什么是科学方法论?有的学者认为,科学方法论,狭义的仅指自然科学方法论,即研究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如观察法、数学方法等;广义的则指哲学方法论,即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
科学方法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客观的)进行证实和证伪(可错的)的一般认识原则或学问(理论的),其可以划分为理论层次的科学方法论和经验的科学方法论。理论认识层次即实现知识的系统化,形成具体领域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思维活动阶段,对于这个科学认识层次的研究,可以称之为理论层次的科学方法论。经验的科学方法论是对各种事物在经验积累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概括、综合、分析、实证,从而获得适用于实际目的的经验规律的理论。无论如何,科学方法论都只能是一种针对世界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层次的研究[1]。
在经济学的领域内,方法论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经济学方法论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的经济学方法论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2]。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分支,金融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基于市场主体决策行为的金融市场运行状况以及对金融资产的财务和资产定价问题。现代金融经济学由公司定价两个部分组成,其研究内容包括资产管理和资产价值评估,而科学方法始终贯穿于金融研究的全过程。
二、金融经济学中运用的三个科学方法
科学是随着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金融经济学是代表人类对金融领域的最为“理性”的认识,是对金融现实进行理性思考的基本框架。从金融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如市场有效假说、随机漫步理论及泡沫不存在理论等在思维方法的逻辑创新,到以《非理性繁荣》一书名动天下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2003年2月提出建立惠及更多社会阶层和国家的全球金融新秩序来为风险提供金融工具以规避宏观、微观金融风险的观点,金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遵循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验证解答的逻辑过程,其思维过程仍然还是那种:“归纳现实,从特殊到一般提出理论;再演绎一般原则,从一般到特殊来验证理论的过程”[3]。纵观金融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中主要运用了以下三个方法:
(一)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逐次形成概念、范畴、规律及一般原理的认识过程,是从经验到理论,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必由之路[4]。
科学抽象是认知主体的能动活动,具体表现为认知主体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的正确运用。科学抽象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分析能力先将多样性统一的事物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方面,然后从中排除其非本质的、次要的和偶然的成分,抽取出某一部分和方面或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5]。在第二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综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的内在联系,将它们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达到思维中的具体。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马科维茨首先抽象出单个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为某收益率出现的概率,风险可以用收益率的变动幅度(即方差)表示,这就是从感性上的具体上升到抽象。针对用马科维茨模型选择资产组合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计算这一缺陷,威廉·夏普在1963年提出了单指数模型。在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在无效性的投资组合与其他个别证券的风险与收益条件下,资本市场线很难对其收益与风险进行衡量。为此,证券市场线的模型描述了在市场均衡状态下,风险证券或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它与市场组合收益的协方差(风险)的线性函数。由于人们习惯于以市场组合作为衡量风险的标准,在市场均衡状态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证券或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贝塔(证券或组合的协方差相对于市场组合方差的倍数)的线性函数,从而解决了证券的定价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
(二)实证法
实证法又称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对称。实证分析一般要经过理论实证分析和经验实证分析两个主要阶段。理论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可概括为四个步骤:第一,提出理论假设的有关条件;第二,建立理论假设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第三,理论假设模型的经验检验;第四,验证理论假设,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经验实证分析即以观察到的事实来论证因果关系。经验检验是依据模型对经验数据的处理,以验证所提出的命题。
最初的Black-Scholes模型是针对欧式股票期权而设计,且不考虑股利,但现实证明不考虑股利的期权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期权定价的正确性,不久之后,Black与Scholes在模型中又添入股利的成分。1976年,FischerBlack稍微修改模型,借以评估期货期权的价值。1983年,MarkGarman与StevenKohlhagen又做了一些修改,使该模型也适用于外汇期权等。发展到今天,Black-Scholes型可以说是一个通用的期权定价模型,即可以用在欧式期权,也可以用在美式期权,即可以用在外汇期权,也可以用在期货期权等的定价上。可见,Black-Scholes模型的发展也是经过假设、分析、检验、修改等循环的过程逐步完善的。
(三)数学分析法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表明,数学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人们在研究中逐渐发现,有的时候并不是不存在问题,而是缺少解决问题的工具。这就导致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数学工具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前沿,金融经济学研究也随之开始变得越来越抽象。这也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Stone所说的那样,在社会科学中使用数学已被广泛接受了,只有少数顽固抵制的领域除外。
数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定量似或是被迫定量化;其次,虽然社会科学的理论是用文字表达的,但借助数学形式来分析和比较会为其带来很大的帮助;再次,对于一些主题比较模糊、甚至很难得到确切信息的概念,数学可以提供一种领会手段;最后,由于社会科学关注的不只是描述发生了什么,还有隐藏于其背后的有效或是无效的决策,而这些决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数学方式来表述和分析,这也使我们的决策可以较多地依赖于知识而不是仅凭推测。
金融数学模型的建立,对金融市场风险分析、预测与监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的均值-方差理论与Sharpe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开创了金融数学理论的先河,他们的理论引发了所谓的第一次“华尔街革命”[7]。第二次“华尔街革命”是由Black和Scholes于1973年提出的衍生证券定价理论。正是这二次“革命”构成了蓬勃发展的新学科———金融数学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研究新型衍生证券设计的新学科———金融工程的理论基础。
三、科学方法论对我国金融经济学发展建设的指导
在我国,金融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更短,方法论的研究更是远远不足,导致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上出现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由于我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历史不长,可供研究的资料不够充分,抽象分析无法说明对象本身,据此进行规范研究,很难得出正确的“应当怎样”,从而导致了大量存在的具体问题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解解释,使理论与实践脱节。
(二)很多学者囿于一些西方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忽视我国的特殊国情,仅从简单的抽象对比中来论证金融现象的规律性和特征。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审计;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技术经济学
中国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一、审计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基础分析
制度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它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它将人和组织放在种种制度约束之下加以考虑。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规则和规范认为在所有的约束之中,制度是最为紧要的。其中契约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契约经济学在审计中的体现有以下几方面:
1 从委托-理论方面来看:
契约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包括受委托经济责任,是将委托-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依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而各自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行为上的偏差。也就是说,委托人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成本。因为人不仅有自己的利益,且其利益通常与委托人利益不一致,使得委托人须“通过人进行适当激励,以及通过承担用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来“使其利益朝着自身利益的方向努力”。外部监督则是能够降低成本、维系关系的有效手段。监督正是体现了审计最根本的思想,成为审计最基本的职能。
2 从审计制度建设方面来看:
从本质上讲,审计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经济控制的同时,也是一种特定的契约安排,是对审计关系相关各方权利、责任、利益及基本行为规范的约定。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契约经济学就成为了审计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契约经济学在审计中体现。
首先,从契约经济学本质角度来理解审计的独立性,可以看到,审计只有保持客观公正,才有可能被委托-相关各方所接受;其次,从契约经济学中的契约费用与成本角度来分析审计制度合理化,可以看到,只有设计合理的激励制度以及适当增加激励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来有效降低审计监督的成本。最后,从契约经济学原理来看,审计质量控制机制的基础是信息披露。审计收费、审计规范、重大审计决策、审计质量检查结果等,都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予以公开。
因此,现代的契约理论研究的成果,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使我们可以更科学地认识审计发展的规律,更全面和客观地考虑我国审计制度的建设问题。
二、审计理论的产权经济学基础分析
产权经济学,又称产权理论,是6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主要研究在一定制度框架下产权的界定以及社会制度和经济秩序(包括企业制度、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运行中的交易费用如何对稀缺的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的问题。
现代产权经济学向审计领域的延伸促进了现代审计的进一步发展。具体体现如下:
1 从审计基础来看,审计是随着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与扩展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审计产生与发展有深厚的产权经济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受托经济责任学说是现代审计理论与实务发展及变更的产权理论基础。
2 从审计的本质来看,审计实际上是以协调财产所有者与财产受托管理者间内在的利益冲突关系的一种外在社会保险机制,它既要保护委托者的利益,又要体现财产经营人的利益,按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则是满足不同产权主体的平等要求,审计理论就是在这种矛盾中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
3 从审计的发展来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有可能影响着同时期的经济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经济责任关系。经济运行机制与产权制度之间有着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而审计在监督与评价经济的运行的同时,它所鉴定、揭示的经济信息同样反映该时期的产权关系现状。也就是说,单一的产权关系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审计监督,而多元的产权结构则需要较为严谨与完善的审计制度来支持。随着产权关系的变化及产权结构的变革,审计理论及其实践必定会向更深层次的领域发展,其表现之一便是现代审计的产权博弈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审计的产生本身就是产权博弈的结果和进一步博弈的工具。因此,现代审计理论中不断体现着产权经济学的内容。也就是说产权经济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开阔了我们对审计理论研究的视野。
三、审计理论的技术经济学基础分析
在1930年,由格来梯教授编写的《工程经济原理》初步建立技术经济学科的体系。技术经济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技术科学与经济科学相交叉的边缘科学,是经济应用科学。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技术经济学,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根据特定的政治、经济、技术、资源等具体条件,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组合,以保证所采取的技术政策、技术方案、技术措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审计技术方法中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充分体现了技术经济学的原理。审计中的技术分析方法,是指对于不同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进行计算、分析、评价,并在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的分析技术,简言之,就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方案进行比较为最佳决策提供依据。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都必须采用一定的技术,而采用任何技术都会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花费代价,但不管怎样这种代价应该是适宜的。也就是说要求在采用技术的同时考虑其经济效果。如果脱离了经济效果,某项技术是好是坏,是先进还是落后,都难以准确衡量。
因此,在经济效益审计中,需要运用技术分析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有关活动进行评价,从而提出使效果最佳的各种改进建议。这些均体现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审计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极大丰富了审计理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傅殷才,制度经济学派,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2 埃瑞克・G・菲博顿,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5
3 冯均科,中国审计体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15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第6篇
从教育功能来说，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学生增长自身能力上给予更多的帮助，帮助他们学会用理性思维来对待生活和工作，利用经济学这门科学获得有价值的人生。作家萧伯纳曾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艺术。”十八世纪的欧洲形式教育论也认为，教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给学生多少知识，应该主要培养学生的能力，特别是所谓悟性或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结论的思维技巧。”观察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性，笔者认为是“理性思维”，而经济学这门学科就是研究人在理性状况下如何选择的科学。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应通过对学生进行理性思维训练来培养正确思考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应培养学生能力的内容
能力是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素质。阿玛蒂亚森（1992年)认为能力是“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中间做出选择的自由”。“能力是指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给他带来何种生活的选择范围。”(德热兹和森,1995年)景维民、周立群（2008年）认为经济学人才要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许成钢（2006年）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至少应具备三方面的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创造能力。笔者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认识到：在教给学生书本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更应该领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学习像经济学家一样去思考社会和选择人生，并从中受益。
（一）观察能力
观察能力是指在观察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的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经济学理论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予以解释，力图不断接近客观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首先应该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理论，包括市场供求、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政府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等理论，建立起观察的坐标和基准，并以此来观察事物。其次，应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讲授课程时，不能局限于讲解书本上的理论和方法，还要引导学生观察社会现象，并根据所学理论解释现实问题。这个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应引导学生将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知识内生化，培养学生对经济问题的直觉性思维。
（二）分析能力
分析能力是指把一种现象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单独进行剖析、分辨的一种能力。对于经济学的学生来说，具备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原理后，要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分析能力是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一般包括数学类型的分析能力和使用自然语言的分析能力。教学中首先要注意培养学生运用数学工具的能力（当然较完善的数学能力需要微观、宏观、数理、计量等一系列课程的基本训练，才能帮助学生掌握分析方法和工具）。第二，培养逻辑理性的分析能力。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均衡分析方法、比较静态和动态分析法、边际分析方法、供求分析法以及博弈论分析方法。帮助学生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深入解剖对象，透过表面看本质。如讨论城市以外的人口进入城市落户。表面上分析：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会占用城市资源，抢夺本地人的消费和就业机会。但通过均衡的分析方法发现，新人口的加入才扩大了城市的消费和供给市场，带动区域经济更加活跃，城市经济规模更大，增加本地人的福利。第三，对学生进行道德价值上的引导。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强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标准倾向。阿马蒂亚•森更明确指出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工程学，另一个是“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以全体人民的福利增长作为诊断现状问题和提出改进方法的价值目标。所以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三）创新能力
经济学的创新能力是指创造性地去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学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后等几个理论学派发展阶段，经济学的发展就是该学科理论不断演变创新的历史过程，导致现在西方经济学的繁荣。教学中应以创新能力为重点，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通过“辨证、发散、求异、创新”的教学过程，全面提高学生的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如讲居民消费函数时，可以比较中美两国居民消费行为习惯的不同。中国经济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奇迹”，而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中，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还没能提出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理论。教师可以鼓励和启发学生多用创新性的思维方法去发现中国的经济规律，迎接中国经济学的创立。
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一）强化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教学
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是让学生获得理性思考能力的起点，教师应让学生透彻地学习经济学理论，深刻理解包括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适用条件，以及后来学者的评价和理论的新近发展等，让学生明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产生特定的经济理论。
（二）重视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方法目前是课堂上普遍受到欢迎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能够模仿现实，学生“身临其境”并在教师的帮助下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要求教师有大量教学案例的积累。教师平时应加强自身的知识积累和研究能力的提升，对课题研究和社会事实热点深入思考，才能用经济学原理深入浅出地为学生讲解案例现象背后的机制，训练学生经济思维能力。
（三）实行研究式教学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经济学的本质范文第8篇
关键词：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范式；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出现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谋求用市场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选择。虽然基本目标一致，但各计划经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更有天壤之别。由此催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进行动态研究，转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则力图建立转型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但是，一种统一的、被广为接受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这将不利于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这几个概念，是理解转型经济学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改革措施，是转型经济学的源头。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改革与转轨、转型严格区分开来。如周冰(2004)认为，改革与转型或转轨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论的目标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纯理论研究，其目标是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作出科学的阐释。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改革理论研究的母体是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G・W・科勒德克(2000)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变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还没有很大的争论。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
靳涛(2005)和周冰(2007)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最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国家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指社会或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最广义的转型。显然，经济转型是整个转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而且经济转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家和中国的转型实践说明，对于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王蕴，2005)。主张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经济转型的特有规律，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起来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转型理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转型，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种社会科学领域，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几种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为代表，其中，货币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最大。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允许当事人的自愿谈判，不管权利初始界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外部性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在“休克疗法”指导下的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转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他们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如“休克疗法”的倡导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994)等人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研究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都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会迅速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新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2、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凯恩斯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要条件的思想，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像
“华盛顿共识”那样做一个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统地论述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该共识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为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货膨胀、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户赤字、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审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在竞争政策方面，主要有促进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私有化、确定管理控制机制等。钱颖一(1999)认为，“后华盛顿共识由简单的转轨公式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文贯中(2001)进一步指出，“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把转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虽然它强调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着重于阐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认识提出的，没有明确区分转型条件与市场条件下政府功能的实质性不同。德・维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
3、演化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于达尔文主义，其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灵感来源。经济演化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广泛应用，经典例子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哈耶克等人则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以1981年博尔丁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他将“北京共识”概括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如外汇储备等)”。他明确表示，“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贾根良(2006)认为，“北京共识”的精髓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转型会发现，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
虽然经济演化理论对转型过程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演化经济学范式也并不能成为最佳范式的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经济学对转型过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转型的本质特征。演化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长程的、自发的、渐变的过程，它考察的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和方向。而转型则是较短时间内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的变化，它是急剧发生的。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变化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周冰，2007)。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演化经济学很难对这些关键的力量与矛盾作出细致、深入的考察。从演化范式的政策观来看，它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4、制度变迁范式
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轨迹，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热若尔・罗兰的定义，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最多。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一供给”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虽然制度变迁理论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还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范式，但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正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樊纲(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两种改革成本并将其用于对两种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则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认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旧冯涛(1996)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可以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杨瑞龙(1998)通过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周业安(2000)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并认为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黄少安(2000)基于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刘(2004)则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
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动力、阻力等关键性概念。但是，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罗兰所谓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并不是单项制度变迁涵盖范围的简单扩大。“转型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改变，由于这种变化程度的剧烈和显著，以至于使得改变之后
的制度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制度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周冰，2007)。简单地用单项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难以得到对转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会因遗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转型经济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终点是市场经济，中间是转型过程。目前，对于转型经济学两头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资源，但对于转型过程，也就是转型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恰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还没有对转型的本质进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众多的理论范式都企图“用一个子集的特征去规定全集的特征”(陈甬军，200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过渡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过于依赖已有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观点组成理论拼盘，对过渡经济学分析问题做出的回答和解释，必然导致逻辑混乱和各种观点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性”(张新，2005)。因此，无论从经济转型层次，还是从国家转型层次，转型理论研究急需一种统一的范式。
国外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凯恩斯和制度范式为主，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理解。但该书并没有提出转型的一般理论，更没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国内学者出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困境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对于转型经济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期待，希望借此来构建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有的学者从我国特殊的转型之路着手，虽然没有提出独立的转型研究范式，但却构造了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如樊纲(1993)指出我国渐进之路的本质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从发展战略转变的角度来揭示我国转型的内在逻辑；张军(1997)从价格双轨制人手解释了我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厉以宁(1996)则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纳入转轨的条件，提出了转型发展理论；周振华(1997)则以体制转型为约束条件，研究了狭义的发展问题；胡家勇(2003)则认为，转型的实质是政府转型，从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