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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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武山、拉梢寺、北周大像、历史语言
拉梢寺石窟群系陇南石窟群之一，位于渭河上游地区的武山，是目前发现的亚洲最大的浮雕艺术遗迹，在石窟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对这一石窟的研究却很少，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这一石窟的高度关注，出现了相关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与其他同时代的石窟艺术相比依然有限。主要的有乔今同《武山洛门镇的古代石窟》，减志军《武山水帘洞石窟群》，樊荣华、高寇威合作发表的《水帘洞石窟》，杨益民、杨喜林《拉梢寺石窟群》等，这些大多是对水帘洞石窟群的内容、石窟形制、开凿年代以及造像和壁画的特点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附有大量的图片，美国学者罗伟杰《北周拉梢寺艺术中的中亚主题》一文，对这一艺术形式与中亚造像的特点做了比较。
此外，一些学者对此石窟与天水地区其他石窟之间的关系，供养人反映的民族问题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很少有将拉梢寺石窟作为个案来专门研究，而是在整体研究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将其包含其中，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就拉梢寺石窟单独列出来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一石窟选择的地点、建造者、功能和规模四方面，来探讨其隐含的历史语言信息。
一、拉梢寺的地理位置
拉梢寺从其地理位置的选择来看，是经过一番精心斟酌的。其位于距甘肃武山县东北二十多公里处的山谷中，武山“其地东接关中，南邻巴蜀，西控甘南，北扼陇坻，向为关陇之会的锁钥之地、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这一位置在西汉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从长安出发到河西走廊的要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彬县经长武、泾川、平凉、固原到达兰州；而另一条则是沿着渭河河谷地带到兰州，途径武功、宝鸡、天水、甘谷、武山等地到达兰州。这两条路是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印度佛教也是通过这些要道进入中原，在这两条路上从东到西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石窟艺术，麦积山、大象山、木梯寺、水帘洞、炳灵寺、须弥山、马蹄寺、文殊山、敦煌莫高窟，都是佛教文化传播的最好的见证。
拉梢寺石窟就雕凿在一面高、宽约60m的崖壁上，俗称大佛崖。崖壁下面是乡河，四面环山，环境清幽，非常适合修行者在此清修。从下面仰望大佛，能看到崖壁上流水的痕迹，但距今1500年的大佛却依然保护完整，这不得不令人赞叹。绘画和佛像之所以保存完好，罗伟杰先生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①崖壁向前倾斜，可以防止山顶流水的侵蚀；②崖壁向南，避开了主要的风向；③有栈道的保护。拉梢寺即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上，而又远离尘嚣。入山后，山体立马转变，山间溪水流连，鸟语花香，环境优雅别致，是出家修行的圣地，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开凿大佛，可见开凿者是精心挑选的，并非随意而为，因而显现出开凿者对这次造像的重视，绝非普通的造像活动。
二、碑铭映射的拉梢寺的功能
拉梢寺石窟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的石窟艺术相比，能够通过石碑刻题记清楚地了解造像的时间及其人物。拉梢寺碑刻题记位于其大佛背面菩萨旁，距离地面大约有25m的崖壁处，全文楷书竖写共12行，共103个字，内容如下：
维大周明皇帝三年岁
次己卯二月十四日使
持节柱国大将军陇右
大都督秦凉渭河鄯（甘）
瓜成武岷洮邓文康十
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
开国公尉迟迥与比丘
释道口于渭州仙崖敬
造释迦牟尼佛一区愿
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
生与天地长久同祚与
日月俱永
从上面的铭文可以推知大佛造像的年代是北周明帝宇文毓三年（559），而造像者与尉迟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不仅让大佛的造像年代和造像者有了可靠的证据，也为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北周造像断代提供了实物证据。铭文中的造像者有两位，尉迟迥和释道藏，但从这两个人的名字上可以看出，此二人的身份是僧俗的联合体，而尉迟迥姓名在前说明其地位要高于释道藏，同时反映政治功能和宗教功能，而社会政治功能要优于宗教功能。铭文中提到的这两个人，释道藏考释，而尉迟迥却有大量的历史文献。释道藏作为佛教徒来协助尉迟迥来完成佛像的雕刻，尉迟迥是拉梢寺大佛的主要建造者，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在《周书》《北史》中皆有记载。
《周书・尉迟迥传》载：“尉迟敬字薄居罗，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姓焉。”又谓：“迥少聪敏，美仪容，及长，有大志，好施爱士。稍迁大丞相帐内都督。尚（西）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驸马都尉。从太祖（宇文泰）复弘农，破沙苑，皆有功。累迁尚书左仆射，兼领军将军。迥通敏有干能，虽任兼文武，颇允时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后拜大将军。”后因支持宇文泰伐蜀，大胜，“诏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孝闵践作，进位柱国大将军，又以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军之义，封宁蜀公。进蜀公，爵邑万户”。
《周书・明帝纪》却载：“（528年）冬十月辛酉，（帝）还宫，乙丑，遣柱国尉迟迥镇陇右。”又载：“（559年）冬十月甲午，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秦州总管。”
《北史）也有同样的记载：“镇陇右，武成元年，进封蜀国公，邑万户，除秦州总管，秦渭等十四州诸军事，陇右大都督”。
上述史料为尉迟迥出镇秦陇之事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从史料中得知尉迟迥非普通的北周官员，而是有着显赫背景的政客，大佛工程让如此显赫的尉迟迥来建造，无疑在彰显大佛对北周政权的重要性，如此高大神圣的大佛，造像工程若无官方的支持，仅靠民力是很难完成的，纵观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这些大型的造像都与官方的支持有密切的关系，拉梢寺石窟也不例外，这也说明佛教从简单的个人修身已经成为统治者进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工具，与中国本土的政治文化融为一体。而佛教本身的传播也是靠这种强大的政权才能生存下去，从外部内化为一种力量的象征。铭文的后四句点名了造像的目的――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生与天地长久，同祚上日月永俱。“天下和平，四海安乐”这是帝王对自身统治的期望，显示北周皇帝于国、于天下的愿望，这也是普通老百姓的愿望。这尊佛像将两种遥不可及的力量联系起来，达到天下统一，若能用宗教的方式使得天下和平，又何须动用武力。从造像者到铭文都在表明，拉梢寺的开凿与政治的关系非同一般。大佛通高竟达40m，距离地面56m，这更在显示王室的威严和不可替代。
三、朴实高大的造像风格
拉梢寺的北周大像有一佛二弟子组成，大佛居正中央，两菩萨分别侍立与左右。大佛面形长圆，施白色，宽眉大眼，鼻大唇厚，颈短肩宽，躯体硕壮。低平肉髻，髻施石绿色。着紧身通肩大衣，衣纹在胸前呈弧形，结跏趺坐于一方形仰莲座上，双手施禅定印。佛身施朱红色，上彩绘石绿方格纹。左侧菩萨戴宝冠，面半圆，双耳垂肩，宝缯垂于肩头，上身着僧祗支，饰项圈、臂钏。下着裙，披巾自双肩搭下穿肘下垂，双手捧盛开的莲花，整体身体向大佛倾斜。右侧菩萨只有头部，身部残。佛座自上至下有象征佛和佛法的三层动物浮雕：第一层仰莲上卧狮，狮左右各三，头均向外；第二层仰莲上卧鹿，左右各四，头均向外；第三层仰莲上立象，正中一头，左右两侧各四头。
这几尊佛像从造像的风格看，已经突破了魏晋以来形成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点，整体造像给人感觉朴实、敦厚、大方。大佛“肉髻低平”“浑圆饱满”“体态丰肤”，这是典型的北周造像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身体敦实，低平肉髻，面相浑圆，脖颈粗短，着圆领通肩袭装，拉梢寺的摩崖大佛即体现了这种风格。这种特点与北周复古政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北周王朝是一个短暂的朝代，从557年到宇文觉废西魏恭帝建立北周，到隋朝的建立，共维持了25年的时间，但北周王朝却很快统一了北方，这极大显示了北周王朝的实力，有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北周王朝推崇儒术，崇尚古朴，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武帝时“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周明帝亦好简朴，遵从圣人古诫，率由恭俭，崇尚文儒，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北周时期除宣帝之外的其余几位帝王都非常崇尚儒术，提倡简朴，这种古朴的风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统治者的以身作则，素朴的生活，更是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造就了一个朝代的文化环境。
北周王室的做事风格影响到了北周的文化，这种文化特点也体现到了壁画和雕塑上，形成了古朴、敦厚的特点。北周的佛教造像艺术既继承了北魏西魏时期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造像遗风，同时，又受到了西域以及中亚等文化的影响，经过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最终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造像风格。虽然北周时期关中和陇右地区在具体的造像上会有一些不同，但总体上都坚持了北周时期“浑圆饱满”面短而艳的风格。
四、造像的高大的特点体现了北周中央集权的强大
北周大像的出现是佛教在中国流传的结果，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魏晋时期在我国曾一度繁荣，几乎遍及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对于佛教为什么能够在我国迅速的传播并生根发芽，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伴随的便是长期的战乱，对于受战乱之苦的民众而言，佛教所宣扬的受苦受难之后即可脱离苦海的思想深受拥护，将现实的无助与希望寄托于来世，安慰灵魂。战乱给了佛教安身立命的机会，此后被统治者有大力推崇，武山拉梢寺北周大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从它的造像规模和时间上来看，统治者非常重视这尊佛像的雕绘。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第2篇
一般旅游产品的市场定位,首先考虑距离因素,遵循由近到远、逐步扩大的原则,将市场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市场等[1,2]。随着经济发展,交通通达性水平的提高,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距离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相同距离的感受,因交通工具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单纯以距离定市场和营销存在局限性,必须充分发挥资源与市场互动的发展模式,在市场定位和营销中,将影响客源市场的其他因素,如旅游景点与客源市场的差异性,文化、经济联系等考虑在内。从游客消费心理的角度分析,游客旅游是体验自然或文化上的新奇,即寻找一种特色旅游产品[3],寻求一种与自身的差异。因而,差异性越大,新奇的感觉越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就越强。因此,旅游产品文化属性或自然景观的差异性是吸引多层次游客,激发其旅游动机,带动市场发展的基本要素,在旅游市场开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如何利用差异定位,突出自己,促销自身的客源市场,笔者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旅游区的市场营销中作了初步的尝试。
1沙坡头景观特点沙坡头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部,是宁夏乃至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1956年,中国建设第一条穿越大沙漠的铁路———包兰铁路,采用了简便易行、经济实用的麦草方格固沙法,有效地制服了沙害,保障了铁路运行的畅通无阻,实现了人进沙退的世界奇迹。旅游区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被黄河阻断,不仅在景观上形成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特景观,而且沙坡陡峻,其高差100多m,东西长延伸1km,“沙坡鸣钟”为我国四大响沙之一。
在沙坡头很小的空间内,形成了大漠、黄河、长城和古丝绸之路等能反映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历史的载体,是其他任何一个沙漠旅游地、黄河旅游地或长城旅游地所不能比拟的。1984年,沙坡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列为全区首批开发的旅游区之一;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内首家国家级沙漠自然生态保护区,同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环保500佳单位”;1998年,中卫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00家生态示范县之一;2002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区。但是,多年来沙坡头的游客数量一直徘徊在20万～30万人次,与其作为西北地区垄断性旅游产品的地位不相称。游客规模偏小,客源市场过于依赖宁夏(约占40%),长线游客份额小,游客消费水平低,导致旅游经济效益低。因此,扩大游客规模和改善客源结构是中卫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
2游客抽样调查及结果分析2001年,笔者对沙坡头、寺口子进行了游客抽样调查,对游客的来源、年龄、职业、性别比例、收入情况等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
从目前客源地区来看,宁夏、甘肃、北京位居前三名,宁夏游客占4012%、甘肃占1419%、北京占713%、陕西占618%,而其他地区的游客共占3018%。从表1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在远地市场,与客源地景观差异和交通的通达性是决定性因素。远地游客集中在与该地区景观有较大差异的北京、广东、上海、四川等地区。从单项调查指标可以看出,以上地区游客对中卫印象“比想像的好”,认为物有所值的高达98%,而来自本地或周边地区的游客对中卫的印象“与想像的一样”占50%,充分证明了这种“差异”的吸引力。该市场虽然距中卫空间距离普遍较远,但经济发达,只要时间允许,又有方便的交通,游客的旅游行为便成为现实。
(2)由景观差异形成的远地游客是中卫旅游发展的核心,这个增长点具有巨大潜力。在调查中发现,80%的长线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沙坡头和大漠景区;70%的本地及周边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新开发景区寺口子。这一方面反映了大、中、小尺度游客的旅游行为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地及周边游客偏向于寻求新的目的地,对旅游区的等级不太注意。面对周边地区激烈竞争,寺口子等产品在宁夏并不具备垄断性。游客对中卫了解太少,表明该市场通过促销,还有迅速发展的潜力。
(3)中卫旅游市场面向全国,辐射范围较广,但其客源主要分布于区内及周边省市,我国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客源占一定份额。(4)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周边省(区)的客源中,距中卫市1000km半径的区域内,游客占70%以上,这说明客源集中于中、近距离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出游距离衰减规律,并且衰减速度较快。在非铁路、公路干线通过的地区,衰减速度更快,且在各个方向上的衰减速度不一致。
3市场定位与营销
3.1市场定位———反差市场根据调查可以确定,最具潜力的客源市场是在地理景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该地区有较大差异的华北(含北京、天津)、华东、华南、西南地区,即“反差市场”。这些地区以亚热带湿润、暖温带湿润气候为主,以海洋、平原、水乡、湖泊景观为特点,与该旅游区的大漠、黄河等自然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该旅游区特有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长城烽火、丝路古道”的苍茫雄浑景色,与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意境完全不同,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都市文化,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氛围也截然不同。加之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使外地游客到此有异域感受和全新的经历。这种差异吸引上述地区游客到中卫旅游。这些长线路市场正是中卫客源市场的增长点。根据通达性,可分为4个目标区域。
3.1.1京津地区是国内旅游三大客源地之一,北京人的旅游消费观念、消费模式更接近国际潮流。北京集中了最多数量的外企员工、白领阶层、IT从业人员、文化艺术界人士、富有的商界人士以及外国驻华使节、跨国公司驻华人员,他们是旅游市场上的高消费群体,也是高价值群体。中卫有京包铁路、包兰铁路与北京相连接,同时北京至银川有直达列车和直通航班,交通较为方便。但目前北京游客仅占中卫游客的7%～8%,开发潜力较大。
3.1.2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和浙江省、江苏省的14个城市,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上海有经宝中线途经中卫直达银川和乌鲁木齐的列车及直通银川的航班,但车(班)次较少,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今后应在加强促销的基础上,开设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
3.1.3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佛山、肇庆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广东是客源大省,只要目的地的产品有吸引力,可以成为一个相对重要的市场。珠三角至中卫距离远,目前没有直达银川列车,但广州到西安、兰州都有直达列车和航班,因此该区应与西安、敦煌等景点联合促销,机会成熟后还可加开旅游包机或旅游专列。对珠江三角洲市场的开拓,可先从广东做起,再延伸到香港、澳门。
3.1.4西南地区主要指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该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受地形影响较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偏高,冬暖春早,夏热秋雨,秋季多雾,植被条件好,山青水绿,与干旱少雨、沙漠和荒漠化的西北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游客调查显示,来自该地区的所有游客对沙坡头的印象“比想像的好”,说明这种差异的震撼力,同时也表明中卫的宣传促销力度不够,产品信息还不平衡。另一方面,该地区人口密集,是距离中卫最近的反差市场,通过宝中铁路、宝成铁路相连接,交通较为方便。如能加大促销,解决交通问题(如开通旅游专列或包机),估计市场份额会大幅度攀升。
3.2营销措施
3.2.1塑造差异性旅游形象旅游产品不仅要有特色,还要有能体现该特色的旅游形象,用富有魅力的语言把产品最具吸引力的亮点、最突出的特色表现出来。针对旅游区反差市场和大尺度空间旅游行为规律的特点,在营销的每个方面应当突出地区特点,在客源地确立能代表景观差异和客源地反差的促销口号,确立有针对性的营销口号,强化大漠景观、大漠与黄河零距离组合的特殊景观,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望长城烽火,走丝绸之路,观长河落日,看大漠孤烟;沙坡头———中国沙漠旅游基地;沙坡头———国际滑沙旅游中心等,以提升潜在游客的旅游动机。
3.2.2细分市场和媒体选定反差市场后,加强对每个市场结构的研究,确定最可能到中卫观光和度假的消费者群体,作为促销的目标。如广州市的潜在游客可划分为市民阶层、外企白领、外商、大中专学生等,集中促销,力求实效;根据目标群体的生活习惯,选择目标群体主要或经常接触的媒体和其他信息传播途径,有针对性地促销。如北京有面向青年人的《北京青年报》,面向普通市民的《北京晚报》,面向自驾车者的交通音乐台或文艺台等,即细分目标群体对报刊、电视频道、电视节目的偏好,进行促销。同时,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推出不同的产品线路。
3.2.3叠加促销,滚动发展针对客源市场区域空间大、人口密集的特点,运用传统商业促销AIDA的效应过程,即注意(Attention)、兴趣(Interest)、购买欲望(Desire)、购买行动(Action),制定旅游促销计划,能取得较好效果。消费者每日接触大量广告,真正能够进入脑海的是那些反复多次并能吸引其注意的信息。根据中卫的反差市场空间———目标区域以及目标群体,制定年度促销计划(表2)。首先对某一空间区域具有带动性的城市或游客群体进行促销,如华北地区的北京市、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市、珠江三角洲的广东、西南地区的四川等;每启动一个市场,连续促销三年,形成叠加促销之势。如此滚动若干年,可望形成广泛的市场覆盖面。超级秘书网
4结语
(1)差异性是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是自然条件或资源的不同,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巨大反差,或兼而有之,正是这种差异性形成了旅游产品的吸引力。
(2)“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生命,然而特色是相对的,某旅游区的特色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是独有的,而在另外一个空间内却具有普遍性。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应当寻找与旅游产品“特色”相对应的市场空间区域,即在“市场定位”中,不单纯按距离,还要根据产品特色或差异性进行市场空间划分。
(3)在一个旅游产品的市场营销中,应首先通过系统分析、游客抽样调查等方法确定在某一市场空间内的垄断特色,即旅游区的供给条件。在强调产品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明确与地区特色相对应的细分市场。加强对目标市场的规模、特点和结构的认真分析,发现客源市场的规律,然后打造反差效果强的旅游形象,采取有针对性的促销措施。
参考文献:
[1]吴必虎,李坚诚.中国旅游客源市场研究的几个问题[A].区域旅游开发与旅游业发展[C].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
[2]苟自钧.旅游景区(点)产品营销组合与经营方略[J].旅游管理,2003(6):27-29.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宁夏；城市形象；招贴设计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推陈出新，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城市形象设计作为面向世界、社会、公众宣传推介的重要手段，不但能展示城市的核心地位和发展定位，而且更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这座城市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历史积淀和繁冗变革所形成的城市形象。在这种现实需求下，招贴以其简约实用、蕴意于形的特点，成为城市形象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被人们所认知、接受和广泛应用。
1城市形象招贴的内涵
招贴，又称海报、宣传画，是一种张贴在公共场合、传递信息的印刷广告形式，是现代商品经济活动中常用的广告形式之一[1]。招贴设计作为视觉传达设计的一种最普及、最常见的视觉艺术形式，对于城市形象的宣传和推广具有独到之处。城市形象招贴属于文化类招贴的设计范畴，是通过招贴独特的设计语言和表现方式来表现一个城市特有的文化、历史、地域、风俗、民族、文字等元素，并对其进行视觉上的设计。城市形象招贴突破了人们在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等不同学术领域的侧重性和单纯用文字语句表达的局限性，利用了优秀的创意思路和设计技巧，融合了一个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所展现出的城市形象，特别是通过其独特的艺术美感让人们体会到了这座城市的社会风貌、地域特色、民族风情、文化内涵，进而形成了最直观、深刻的城市印象，并产生了综合性、立体化的宣传效果，这正是城市形象招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符合城市对外宣传和城市定位的现实需求。
2国内当前城市形象宣传设计现状
在城市品牌形象推广设计中，视觉形象设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多数城市宣传常用的是电视媒体宣传和城市宣传语的宣传推广方式，而这些宣传也多是以城市风景的展现为主，例如一个城市的火车站、飞机场等流动人口较多的场所，常常配以大幅展示该城市景区的摄影图片，表达上虽然直观，但是对于视觉形象设计来说，缺少了城市人文内涵的表达，表现形式也相对直观、单一，无法形成系统的城市形象宣传。此外，传统的宣传方式在表达上也缺少新意，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近年来，许多城市将城市形象设计摆到了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这正是看重了城市形象设计对扩大城市影响力的宣传作用和推动城市加速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一些城市纷纷推出城市形象宣传招贴设计大赛、城市旅游产品设计大赛、城市文化产品设计大赛、城市形象LOGO征集大赛等各类赛事，这样的比赛不但能吸引众多设计师，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城市并深入了解城市，同时优秀的创意设计作品还能点亮城市的形象，能够宣传推广城市，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3宁夏城市形象宣传招贴设计实践
以《印象•宁夏》为主题进行的城市形象宣传招贴设计，是笔者在讲述《招贴设计》课程中，结合“中阿博览会”的举办之机，以宣传宁夏的城市形象，推广宁夏的旅游产业，发展宁夏地方特色经济为目的的一次产学研教学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对宁夏城市形象宣传招贴设计的思路和创意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对《印象•宁夏》的城市形象宣传招贴设计主要是从城市的形象定位、城市文化的提炼、城市形象招贴的创意思路3个方面入手去思考、去提炼、去创作的。
3.1城市的形象定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位于黄河中上游，拥有丰富、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世人誉为“塞上江南”。《宁夏文化的源与流探析》一书中将宁夏的主流文化概括为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即包括回族优秀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红色经典文化，以“两山一河”为代表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遗址和古生物化石遗址文化，边塞军旅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西夏遗存文化和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的成果文化的宁夏9大主流文化[2]，这9大主流文化不仅涵盖了宁夏的历史特色、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而且还准确诠释了宁夏的城市形象。
3.2城市文化的提炼
城市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对城市文化的归纳和提炼，鲜明的城市文化将为塑造城市形象提供诸多优质的素材。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3]。作为城市形象的宣传招贴，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大幅面的城市风景图片进行张贴，它的作用是对外宣传城市的形象、推广城市的文化、历史，因此，在进行城市形象招贴的设计创作时，首先需要提炼这座城市的文化，了解、概括、提炼城市的地域文化元素、历史文化元素、民族文化元素、自然景观文化元素等，并根据招贴设计的原则进行创作加工，创作出符合城市形象宣传需要的优秀设计作品。宁夏作为全国面积最小的省区之一，由于其特有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民族特色，可以说，宁夏的城市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通过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风格。
3.2.1回族优秀文化的提炼宁夏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被誉为“中国的穆斯林省”[4]，回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1/3，在宁夏随处可见典型的穆斯林风情。宁夏回族的建筑既融入了阿拉伯国家穹隆圆浑的异国情调，又具有中国古典建筑庄重古朴的风貌，很好地融合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汉文化以及宁夏当地乡土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宁夏回族的服饰制作精美，强调美观、洁净、卫生。宁夏回族的特色小吃丰盛多样、别具风味。可以说，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回族文化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生活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风格。
3.2.2西夏遗存文化的提炼西夏，也称大夏国，建于1038年，国都为今天的银川市。历经一百多年、12代皇帝的西夏国，不仅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而且还有丰富的西夏文明。西夏出土的银饰、银钵、镏金铜牛等都具有精湛的工艺，制作精美。作为西夏重要手工业之一的瓷器工艺精良，造型和装饰上都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具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造型独特，规模近于明十三陵，体现出了浓郁的民族特色[5]。西夏的石窟文化存有大量精美的西夏壁画，展现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是后世进行学术研究、历史考证、文化传承的宝贵遗产。可以说，西夏的文化遗迹是宁夏特有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历史上强大辉煌的党项民族政权和璀璨独特的党项历史文明。
3.2.3以“两山一河”为代表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的提炼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宁夏人民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宁夏的塞北江南自然环境。宁夏各民族有一个优越的繁衍、生息环境，能够演绎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水利文化、回乡文化、河套区域文化[6]。贺兰山和六盘山，一座阻挡了沙漠的东侵，一座是华夏始祖的故里，两座巍峨山脉不仅为宁夏提供了丰富的矿藏，而且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宁夏独特的壮美景观，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沙漠，又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塞上江南风光，既能看到造型独特的西夏王陵，又能看到先民们凿刻在岩石上的贺兰山岩画。沙漠、黄河、高山、湿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塞上画卷。以笔者指导、包广恒设计的作品《宁夏印象》见图1为例，该作品主要以图形为表现手法，用红绿两色为主色调，红色部分展现了西夏文化，绿色部分巧妙地将大漠绿洲与伊斯兰文化、建筑结合在一起，画面中还用宁夏五宝的颜色做了一幅宁夏地图与整个设计相互呼应，寥寥数笔就将宁夏的城市历史、文化和人文内涵概括其中。再结合浅绿色的底纹，整幅作品将“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情景和气氛展现在了大家面前。
3.2.4民风民俗的提炼宁夏作为一个移民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口音的人汇聚在一起，共同建成了“美丽宁夏”，形成了以回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宁夏民俗文化的内容[7]。宁夏不仅有“现代民间美术绘画之乡”之称的隆德县农民画，而且还有“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的固原和海原，宁夏回族的“山花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的秦腔也广为流传。2015年，由宁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起的“宁夏新十景征集评选活动”评选出了“艾依春晓”、“古堡新影”、“贺兰晴雪”、“回乡风情”、“黄河金岸”、“六盘烟雨”、“沙湖苇舟”、“沙坡鸣钟”、“神秘西夏”和“水洞兵沟”这10个既能展现宁夏塞外边陲的雄浑壮丽，又能展现宁夏塞上江南的水乡风情、既有人文民俗风貌和自然生态景观，又有新时代城市现代化建设成就和文明成果、既能体现地域特色、历史文化内涵，又能展现宁夏当今的自然之美、和谐之美的“新十景”。可以说，“新十景”的推出，成为了宁夏城市形象宣传的新名片，为设计师的思想创意提供了新的灵感和素材。
3.3城市形象招贴的创意设计实践
创意优秀、构思巧妙的招贴设计不仅能恰当地传递出设计师的设计思想，而且还能传递出设计师独有的文化语义和美学内涵。对于城市形象宣传招贴设计来说，优秀的设计作品不仅能展现城市的历史、文化、民族、地域特色，而且还要体现城市的人文内涵。宁夏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都为城市形象招贴设计提供了优秀的思路和素材。应将优秀的城市历史、文化概括、归纳、提炼成为广大受众可以理解和认识的视觉符号，并结合色彩、文字，通过现代设计的艺术手法，将之合理的表达出来。图形、色彩、文字是构成招贴设计的3大要素。如何将提炼出来的城市文化符号与招贴设计的3要素结合起来设计出优秀的招贴作品，是对设计师创意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展现。图形是视觉传达的要素之一，在招贴的内容、信息的传递上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当代著名视觉设计大师霍尔戈•马蒂斯曾说：一幅好的招贴，应该是靠图形语言而不是仅靠文字来注解说明的[8]。具象的图形可以直观地传递作品信息，抽象的图形可以丰富设计的语言、渲染设计的气氛。作品《印象宁夏•贺兰山岩画》见图2，就是以贺兰山岩画中的代表形象太阳神为元素进行创作的，用平面设计中点构成的手法，以大小虚实不同的点将太阳神的形象描绘出来。虽然历史的遗迹正在慢慢消褪，但是历史的文化却值得人们传承。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优秀的作品在设计时必须要深入挖掘能够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内涵，这样才能让这个作品完整地展现民族特色文化[9]。
4结语
宁夏城市形象宣传招贴设计不仅要注重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代代传承，而且还要注重加强时代特色审美需求，丰富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民族与时代相结合、发展与文化相结合，塑造出属于宁夏特有的、富有宁夏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设计风格。随着中阿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和国家层面“一带一路”的战略推广，宁夏的发展舞台越来越广阔，拜寺口双塔为元素进行设计，整体设计直观明确，使观者对宁夏的文化特色一目了然。海报是一种视觉传达的媒体[10]。通过对以上作品的分析不难看出：将提炼出来的设计元素进行符号化的视觉转化，并运用形式美法则将各个符号组成完整的设计作品的同时，不仅要追求视觉上的形式美感、增强视觉效果，而且还要追求各符号深层次的文化、美学内涵，在达到视觉美的同时深入挖掘宁夏的人文内涵，打造出宁夏的文化品牌。这就更需要宁夏以全新的城市形象展现在世界和世人面前。城市形象宣传招贴设计符合时代的需求，人们可以借助各类节庆活动对其进行广泛地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激发回汉各族人民的家乡自豪感和时代荣誉感，以更高的热情建设一个开放的、富裕的、和谐的、美丽的宁夏。
参考文献：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第4篇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 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转贴于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第5篇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一论断正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体现，应以此为核心，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体制和机制。第一，以市场—政府关系优化为主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种优化不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也不是对市场自由主义逼近，而是依据经济实践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1］。政府—市场关系优化的核心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使其在经济活动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政府的简政放权，以及对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持续放活，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力。同时，政府也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着手解决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等问题。第二，健全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一是强化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经济核心的共识，市场决定价格，将形成激励相容的社会运行机制，通过引导行为主体的理性决策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使得每一个人为了获得幸福，需要很好地为市场工作获得报酬，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二是拓宽市场形成价格的领域，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让市场决定水、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使资源环境成本反映到企业成本中去，让市场决定利率、汇率，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和使用金融资源，推动电力、交通、电信等垄断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三是明确政府定价范围，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第三，全面推进政府转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且政府带有管制型政府的特征。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下，政府应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一是简政放权，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突破;二是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社会满意度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促进地方政府由竞争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三是明确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二、遵循竞争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经济与生俱有的机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可见，市场竞争是各个经济主体为争夺有利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一系列经济行为或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中，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相互独立，其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排他性资源的使用、收益的占有上，以及在商品销售市场的分割上，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竞争具有广泛性、深刻性、强制性的特点，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则，竞争为实现微观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双重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竞争能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使用有限资源的优先权，能够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供给社会所需要的产品，能够将低效率、低水平的企业淘汰出局，从而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30多年的改革之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全社会建立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垄断领域竞争机制的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市场主体不平等、过度竞争、不当竞争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如果说前30多年改革的任务是让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得以确立，那么未来30多年的改革则是如何使市场秩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可见，未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第一，完善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即界定谁有资格进入市场、谁有权力制定市场竞争活动的制度与规则。通过制度设计，一方面使进入市场的企业能够真正接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使不具备市场责任能力的主体尽快退出;另一方面，使非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具备进入市场的平等性资格，“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解决长期以来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弹簧门”问题。第二，完善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强化价格决定机制，使得价格决定真正体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真实地反映供求矛盾运动。合理的交易秩序要求进入市场的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按照统一的法则公平交易，进而使竞争具有平等和充分性。因此，最核心的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实施公平统一的交易法则，废除不平等的规定。第三，健全市场竞争的法制秩序。一是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通过法治精神的宣贯、法制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的理念;二是“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第四，完善市场竞争的道德秩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在道德秩序上必须恪守并弘扬诚信。针对当前中国诚信体系建设滞后问题，一方面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构建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对市场竞争的精神支持;另一方面，健全诚信体系，加大失信的机会成本，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
三、遵循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驱动机制
资本有机构成指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资本技术构成是指每个工人所配备的资本数量，资本价值构成指由价值表示的不变资本投入量与可变资本投入量的比例。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往往和资本技术构成有重要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到的:“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3］马克思认为，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科技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劳动力支配的生产资料不断提高，某种程度上资本对劳动力实现了替代。资本有机构成规律实质上是反映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适用。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要求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先进技术的推广;注重协同创新，即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实现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协同，科学家的知识创新瞄准前沿技术，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瞄准市场需求，两者的协同既可以有能力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又可以使研发的新技术具有商业化和产业化价值［4］。第一，发展创新型经济，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所谓创新型经济是指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该种经济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实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动结合，以及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紧密合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将依靠创新来实现，因此，创新性经济将成为未来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此，应在以下方面实现转型:一是增长方式由有形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二是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向创新产业转型;三是企业结构由单纯生产型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型;四是企业技术进步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第二，建立健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打破当前知识创新转化难、技术创新产业化难的双重困境，将知识创新延伸到技术创新，搭建科研院所、企业家沟通合作桥梁，通过企业家参与，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使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理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职能分工，政府是服务者，是创新性的引导者，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是创新的主体。政府在创新过程中应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文化环境、服务环境和管理环境，等等。第三，建立多市场主体和政府合作的创新系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驱动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也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它需要相关主体的广泛参与。一是建立健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产业联盟，集成产学研各方面的优势，实现产业技术重大突破，促进共性技术成果和关键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加快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转移，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建立“产学研社政”五位一体的科技资源统筹联盟，“五位一体”是指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社区和政府。具体来讲，在政府的引导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围绕企业这一载体，学校、科研院所、社区民众通过“一体化”机制，实现科技资源统筹利用，促进技术转化。通过制度体制创新，确保“五位一体”的科技资源统筹联盟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广泛性，发挥其积极作用。四、遵循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完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之一。马克思对这一规律的阐明集中体现在:“为了要有适合于各种不同需要量的产品量，就需要有不同的和数量一定的社会综合劳动量。显而易见，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消灭，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自然法则是根本不能消灭的。可能因不同历史条件而发生改变的，只是这些法则所由以表现的形式。”
马克思通过这一规律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内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以及各领域内部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比例关系。打破了这一关系，经济形态内部自身的秩序性就会被破坏，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斯大林在马克思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个生产单位(企业)之间、各个环节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社会分工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各部门、各环节间的联系性、依存性就越密切。因此，要求各部门、各环节之间必须互相协调、配合，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30多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结构失衡问题。首先是经济部门结构失衡，一是部门间及部门内部比例失衡，即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总体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二是部门内部比例失调，即各产业内部中体现高技术、高产出、高效率的比重不够，特别是产业的创新驱动不足。其次是经济空间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东西部差距，长期以来，由于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导致资源在区域间配置的失衡，西部地区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据统计，2012年东部经济总量为301811．284亿元，西部经济总量为96563．765亿元，东部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4．002%，西部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0．477%，西部经济占东部经济的31．99%，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经济差距比较巨大;二是城乡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先进部门集聚的城市，城乡差距不断加大。
因此，遵循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完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解决失衡问题是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第一，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一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通过制度创新，为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和配置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二是破除地区经济壁垒，合理调整产业机构，纠正比例失调、结构失衡的偏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三是鼓励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建立推进技术进步的长效机制，提高产业机构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变，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第二，强化空间经济协同合作，促进欠发达区域的发展。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企业或生产单位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存在的，由此构成了地区间的比例。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一是要通过市场配置和规划引导，协调各要素在空间的合理配置，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形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二是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第三，健全调控体系，实现科学宏观调控。“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一是科学使用调控手段，健全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二是完善调控机制，健全事前调控、事中调控与事后调控相结合的调控机制，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五、遵循平均利润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在不同的部门之间配置应该获得等量利润，即遵循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高低不同，由此必然会引起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之间通过资本转移使资本由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资本在不同生产经营部门之间的转移必然引起不同部门商品供求关系和商品比价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部门间利润率的变化。上述资本转移的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和利润率的变动要一直到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大体平均的时候才能暂时停止下来，这样便形成了平均利润。可见，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全部利润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在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的过程，最终实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特征，提出了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