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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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文第1篇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权力之善；国家治理现代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正义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39-04
权力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中心范畴之一，是主体为了支配特定资源，使客体服从自己并按照自身利益诉求方向行动的一种强制性力量和社会影响力的总和。在伦理学维度，作为相对客观存在的权力是能够进行道德评价的，是有着善恶之分的。权力之善是指权力的设置或运行有益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诉求的政治现象，表征着权力的合法性与文明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管理形态的升华，是改变过去政府单一主体治理范式，主张依靠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商解决社会利益冲突、保障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实现国家善治的政治实践活动。从本质上看，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与契合。一方面，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规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为权力之善创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分析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契合，对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价值。
一、权力之善的内在意蕴
权力之善是指权力的设置或运行有益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诉求的政治现象，表征着权力的合法性与文明性。权力之善范畴的提出，是人们对现实权力政治生活的反思。权力是社会契约与人们同意的产物，具有人民性与公共性。但是自从私有制与国家产生以来，权力逐渐异化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其工具理性不断显现，而表征着公共利益与人民性的价值理性却不断式微。权力拜物教俨然成了人们政治生活的常态性存在，日益压迫与奴役大众。权力之善正是人们对以往权力政治生活的省察，是对权力的道德属性的确认，是权力价值理性的复归。
首先，权力之善是权力内在道德属性的彰显。权力之善是相对于权力之恶而存在的，是权力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正向有利影响。这种权力之于他者的正向作用，本身就是权力之道德属性的彰显与体现。对于权力是否具有道德属性，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与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家都秉持一种伦理政治观，认为权力具有道德属性，权力与道德是同一的，理想的权力政治生活能否现的关键在于权力主体的德性张扬与否。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近代政治思想家否认权力的道德属性，认为政治权力不能受道德的影响，否则将不能实现政治目标。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政治研究应该以经验证据为依据，而不能受到个体的价值判断影响，反对将权力与道德等建立关联，认为权力与道德是两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但事实上，“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来就与一定的政治思想相互渗透、相得益彰，它除了直接影响权力外还可通过经济影响权力。从这个层面而言，至少说明权力与道德是密切相关的，而不是非道德主义的，更不是反道德主义的。”[1]权力从来没有与道德割断联系，即便是在工具理性泛滥的阶级社会，权力依然要发挥一定的道德属性作用。权力产生之初就蕴含着一定的道德属性，即要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为社会共同体服务。从权力起源的角度审视，权力的根本道德属性应当是人民性，意味着权力源自人民的权利让渡、人民的同意。权力应当为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权力之善是权力人民性的政治伦理表达，是权力内在道德属性的确认，表征着权力的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运行方向。
其次，权力之善是生活政治的表征。生活政治意味着政治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回到其原本的生活向度。权力之善是权力内在道德属性的确认，也是权力回归生活世界，更好地实现人们自身价值的政治伦理范畴。权力之善即是生活政治的表征，反映着政治的生活世界向度。自从私有制、阶级产生以来，人们对于政治的认识，越来越趋向于工具理性层面，将其解读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从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这种片面的工具化的理解，使得政治与权力的价值理性日益式微，权力拜物教成为了权力活动的外在表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日趋疏远。事实上，从政治的原初发生机制来看，政治源于生活世界，原本就是人们的一种生存与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曾这样界定政治，“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人本质是一种政治动物，时刻需要在政治生活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说，政治来源于人们的生活世界，是为了人们更好地、幸福地生活而产生的。从本质上看，政治是人的一种生活与生存样式，人在政治活动中能够体认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范畴，而权力之善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设置或运行朝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方向，是对权力内在道德属性的确认与彰显。权力的本质道德属性是人民性，意味着权力活动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人民，在于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诉求。权力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诉求的过程，也就是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过程，是不断弱化权力的政治统治功能，回归其原本的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看，权力之善是生活政治的内在表征，是价值理性的复归与张扬。
最后，权力之善是权力合法性的表现向度。权力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涉到权力活动的正当性与文明性，表征着权力活动被民众认同的程度。夸克认为合法性是对于统治权力的承认问题。李普塞特认为权力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是对于统治权力的一种价值评价范畴。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4]可以说，权力之善，是权力合法性的一种表现向度，构成了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新的来源。在一般意义上，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西方政治学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源于程序的民主与人们的同意。没有程序上的民主和人民同意的权力不会得到民众的政治认同，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在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现实政治实践中，基于人民同意的民主往往成了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属统治工具。他们在选举之前从各个方面讨好民众，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意，以便取得权力。但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之后，却导致了政治精英的专权与国家治理的衰弱，这就是代议制民主的权力合法性危机，也是所谓民主政治的弊端。在这种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权力并没有沿着理想设计的道路来运行并实现民众在选举之前的种种期待，结果权力之善不但没有实现，甚至成为权力之恶。这就使得我们反思传统权力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在民主与同意之外，应当有第三种来源，那就是权力之善。权力之善是通过善治表现出来的，“善治是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表达出来，是通过良好业绩表达出来的，是通过满足了人民的合理期望表达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善治是一种实质的合法性，而政府通过满足人民的愿望拥有统治的合法性。”[5]民主和同意是一种程序或形式上的合法性，而权力之善是从国家治理结果来评价权力是否实现人们预先设想，是否实现国家治理善治的一种实质合法性。从政治实践维度看，权力合法性是民主与同意的程序合法性与基于权力之善的实质合法性的统一。
二、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
权力之善本质上属于政治价值范畴，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利用公共权力协同处理国家事务，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离不开权力之善这一政治价值的引导，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诉求，表征它的政治价值向度，是其原初动力。同时，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软实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软治理水平。
首先，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诉求。纵观人类政治实践历程，由于人的天然的合群性本能，人类结成共同体以实现共同利益是一个主流趋势，也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一个基本演绎逻辑。国家是人类社会各种共同体形态中的重要代表，是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结果。从最初的古典国家开始，国家这一由人们订立契约形成的共同体就影响与形塑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且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管理-治理形态。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从政府单一治理主体到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形态的演变，表征着人类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本质上，不管是实施国家管理的古典国家，还是推行国家治理的现代民主国家，尽管其经营国家的具体路径不同，但政治目的s是趋同的，即为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创设良好的秩序环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是为人类政治社会生活释放更多空间，创设更好的发展秩序环境。
“政治实践是政治主体为实现自身政治利益而运用政治中介手段能动地改造客观政治关系的物质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立体分化的必然结果。”[6]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运用公共权力这一政治中介工具协同治理国家具体事务，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政治实践活动。这其中公共权力处于核心的中介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公共权力的完善过程，是不断克服自身异化，摒弃工具理性而不断聚焦价值理性的过程，也即实现权力的善治过程。“从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实践来看，现代国家的使命体现为协调冲突、化解矛盾、维护团结、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实际上，社会成员是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进而建立现代国家。于是，人们实际感知的现代国家主要是公共权力以及运行公共权力的组织与制度，即国家治理体系。”[7]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将国家治理寄托在代表国家的公共权力上及其完善优化上。而公共权力的完善与优化意味着公权力要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也就是实现权力之善。
其次，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软实力。权力之善是权力有助于实现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现象，是权力之道德属性的彰显。权力之善表征着权力的合法性与文明性，是实施柔性软治理的价值取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一种软实力。从本质上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处理国家事务，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科技、军事等客观性硬实力的提升过程，更是一种以道德、价值与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的增量过程。所谓软实力是与国家综合实力中的硬实力的对应性因素，与传统的经济、军事等显性客观实力要素不同的是，其主要依托于精神、文化与道德等因素实施柔性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以思想道德与价值为代表的软实力能够弥补传统国家管理的局限，实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软治理。权力之善意味着权力之价值理性的回归，其能够通过道德、价值等柔性要素约束权力使之向着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正向方向运行。
在前国家治理形态中，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组织体制是科层官僚制。整个政府权力部门被分为一层层的权力层级，分工十分明确。部分思想家认为只要按照这种严格设置的权力层级运行，权力就一定会向着正向的善的方向运行，实现政府治理目标。但是，在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之后，政府效率低下、权力腐败等一系列权力恶的问题随之而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科层官僚制。权力是否需要道德与价值等柔性因素的导引？美国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要想充分地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我们必须真诚地关爱公民并与公民一道工作；我们必须关爱和相信我们的宪法与法律；我们既要对良好的管理充满激情，也要对正义充满激情。”[8]国家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文化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自身独特的精神、文化与价值。纵观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如果某一国家忽视精神、道德与价值等软治理形态，不能实现权力之善，就不能有效完成国家治理使命，甚至会出现国家治理的危机。
最后，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动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是政治主体通过公共权力这一中介工具来改造政治客体，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活动。政治实践活动具有主体能动性，是为了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的而开展的，不是盲目随意的。政治主体的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一个与实践相联系的概念，是人们基于对政治生活实践的全方位把握而设想的或者用以指导自身政治生活实践的观念”。[9]政治实践本质上是政治价值的实现过程，反映了政治客体对于政治主体的满足关系，是政治实践的原初动力。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政治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活动需以权力之善为实践依准。权力之善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动力。
权力之善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作用机制是通过善治实现的，善治是权力之善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是“政府与非政府主w为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利用一定的手段，通过一定的机制，根据一定的原则，相互协作，相互沟通，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过程与价值取向”。[10]善治意味着政府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合法、公正与有效的政策，使政府权力的设立、运作趋向公正与文明。同时，善治表征着国家治理主体的回应能力的提高，政府等国家治理主体能够有效回应人民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拖延或忽视人民的利益要求。本质上，善治不仅意味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更标志着政府能够更有效与快速地回应人民权利诉求，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国家治理善治开展的过程就是权力之善的实现过程，更是权力的善与文明实现的动态过程。基于权力之善的善治理念导引着国家治理的实践方向，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内核与动力源泉。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权力之善是一种归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政治价值。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政治价值在引导政治实践的同时，也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实践及其目的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治理实施的过程，是摒弃工具理性而重新张扬权力价值理性的过程，即权力的正义返魅过程；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整合能力的优化提升，为权力之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是权力之善的生成过程。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施权力治理的过程，是权力管理的优化提升，有助于权力之善的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公共权力这一中介协同处理国家与社会有关事务，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活动。其中，公共权力处于中心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事实上也是权力的现代化过程，是从权力管理范式向权力治理范式的转换。权力治理标志着权力运行的文明化。在前国家治理形态下，国家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运用是以维护统治与加强管理为主要目的。权力的运行方式是粗暴的，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大众的权利，是不文明的。而权力治理则表征着权力的文明运用，“要求国家权力的授予、配置与运用以国民之根本利益和幸福美好生活为目的，以调动全体国民参与治理之积极性为基本力量源泉，以取得最大可能之合意、协调为基础。”[11]同时，权力治理意味着权力是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现代国家的民主实践中，由于工具理性的泛滥，对于权力的治理是以规制与监督为主，政治实践旨在实现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实践范式造成了权力的单一价值倾向，忽视了权力的价值理性及其合目的性。权力本身是一种中介工具，其目的当以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诉求为基准，政治实践不能单一为了佐证权力的合法性而存在。权力治理意味着权力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要求权力的运用需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实现多种价值的整合与平衡。总体上，权力治理有助于实现权力的文明化、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本身就是权力之善的内在意蕴。实施权力治理的过程，就是权力之善不断生成与实现的过程。
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正义返魅的过程，也是权力之善的生成过程。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理性附魅的过程，以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化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理性附魅下的政治实践为现代国家建构了强大的制度体系，使民众获得了高水平的生活内容。但是，这种工具理性引导下的社会也产生了物流横流、道德滑坡等社会治理危机。这使得人们反思这种理性附魅的国家管理形态，于是以正义为主体的价值理性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12]正义应当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价值取向，重新唤起国家治理中的道德关怀，而不能以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各种指标为圭臬。
“工具理性与政治组织结合以后，不断突破国家和个人行动的界限，让国家作为统治权力的抽象体现者，去维护一种脱离情感、价值的社会秩序。……价值理性旁落造成国家本身的异化――从公共利益的维护工具异化为‘利维坦’式的怪物。”[1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让正义、平等与文明等政治价值回归政治生活世界，摒弃国家管理形态中的工具理性，重建国家治理的价值理性与公共性本质。正义返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重构，也是权力之善的形成过程。权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中介工具，正义返魅首要的是权力的正义得以回归。权力的正义是权力的道德属性的彰显，是权力合法性的表征，也是权力价值理性的复归。权力的正义返魅表征着权力之善的不断生成，是权力文明建设的精神内核。
最后，国家治理现代化蕴涵着社会整合能力的优化，为权力之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权力如果能够向着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正向方向运行，则权力之善就会生成。反之，权力之恶则会出现。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权力之恶问题的理解会从权力政治本身出发，如专制政治制度产生权力之恶等。这种思维范式本身没有问题，从政治发展史看，权力之恶产生的大部分原因的确是专制政治体制。但从政治实践维度审视，权力之恶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治理能力滞后，特别是社会整合能力落后。“所谓社会整合，也称社会一体化，是指通过对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14]社会整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能力优化提升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整合水平提升的过程，其为权力之善的生成创设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
自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权力腐败、权力寻租等权力之恶问题频出，人们从政治体制、个体道德、市场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却相对忽视了国家治理中的社会整合问题。从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至今，我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社会整合机制仍然处在交替阶段。“新旧社会整合机制的长时段交替意味着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执政者缺乏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的经验和准备，从而使得国家治理能力无法迅速得到提升。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执政者无法很快地建立起新的社会整合机制。”[15]新旧社会整合机制交替产生了一个时间差，出现了权力规制的空白区域，权力腐败等权力之恶现象就利用这一漏洞频繁出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整合能力的提升过程，意味着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有效弥补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制度缺位，使得权力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最终实现权力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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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4〕梅休.牛津地理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354.
〔5〕胡佛，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20.
〔6〕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7〕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8.
〔8〕宋月红.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9〕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重点项目；产业结构；生态化；探讨
生态建设涉及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而生态建设的核心部分是重点项目建设，即传统产业结构的生态化建设。
1 石家庄市当前生态环境分析
“十二五”期间，我市的环保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十三五”是我市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更是环境治理任务的繁重期。扭转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1.1 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单一，大气污染治理难度加大
石化、医药、建材等资源型产业增加值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一直在一半以上，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仍主要依靠高投入、高能耗来拉动，环境污染问题将会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而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煤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将导致以PM2.5为特征的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
1.2 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由于石家庄“十二五”延续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给水环境带来新的压力；目前城市内依靠大量人工设施维持的环城水系缺乏水源补给，污水收集、处理等配套设施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导致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因此，石家庄水资源短缺与水问题协同存在，导致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还需较长时间。
1.3 农村环境管理薄弱，生态领域问题比较严峻，环境保护能力亟需提升
大量不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一定程度上污染了土壤，尤其是部分地区使用污水灌溉农田，加剧了土壤污染。农村一些乡镇企业本身污染治理措施欠缺、环境管理不规范，加之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使农村工业污染贡献份额大大提升。农村环境问题呈现出生活、工业污染叠加，点源、面源污染共存，的特征。
1.4 区域生态环境脆弱
森林资源总量与人均值偏低。森林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山区森林覆盖率相较高。原生森林植被破坏严重，树种单一，生物多样性差，山地森林覆盖率较低，山体的绿色屏障作用不明显。
2 石家庄生态环境建设的机遇
2.1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十”提出，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从而把生态环境保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为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2.2 经济新常态缓解部分压力
我市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期，GDP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通道，环境压力进入调整期。目前，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新增量压力。
2.3 生态环境治理将带动石家庄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
绿色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的，在大气污染严峻形势的倒逼下，石家庄生态环境治理将进入高度重视的实质性治理阶段，并带动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变。
3 以项目建设推进石家庄市产业结构生态化
3.1 第一产业生态化
实施中东西三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区域成为第一产业生态化的主战场。我市西部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开发，应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3.1.1 立足山区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基于平山中药材、赞皇小杂粮及樱桃、矿区苹果、灵寿食用菌等特色农业上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打造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林果产业，这不仅可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新途径，亦可增进生态农业的发展势头。
3.1.2 依托区位资源优势，发展农业生态观光及休闲旅游业
《大西柏坡红色旅游开发总体规划》、《驼梁五岳寨创建5A级景区改造提升规划》的出台，为石家庄市西部休闲旅游业未来的发展点明了思路。位于平山县王坡乡的“葫芦峪”现代生态农业开发项目，成为了集设施农业、农产品深加工、立体养殖、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农业基地。“葫芦峪”模式可在西部山区进行推广复制。要继续支持西柏坡、驼梁、五岳寨、天桂山等20个旅游重点项目的升级改造。
3.2 第二产业生态化
第二产业生态化就要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也有要减轻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它是全面、根本地解决和控制污染，节约资源和能源，以及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手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选择。
3.3 第三产业生态化调整
第三产业是循环经济与产业生态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第三产业本身要尽可能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其次，还要为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及生态市建设服务。
3.3.1 依托主城区不断完善的产业平台，引进大项目
在石家庄市打造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业为主的现代化都市型工业区，同时对其他工业技术进行创新升级，逐步把石家庄市制造业推向创造业的高度。
3.3.2 围绕主导产业上项目，加大对支柱企业项目支持
在中心城市的项目建设中，投资项目规模较大、项目较多，对行业支撑作用明显。进一步围绕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抓紧谋划一批符合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具备开工条件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项目。实行产业招商，围绕优势主导产业，出台有针对性地优惠政策，打造成本洼地、服务高地，吸引更多的主导产业支柱企业项目落户石家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小农生计；耦合运行
基金项目：中华环保基金会“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的文化对策研究”；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贵州麻山地区农村土地利用冲突的调控机理研究（黔科合J字[2011]2335号）”；贵州省农业科学院专项项目“贵州石漠化山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农牧业优化配置的调控研究”（黔农科合人才200904）
中图分类号：S15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与农村生计耦合运行的特点与策略——以贵州麻山为分析重点
收录日期：2013年7月20日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14个连片特困地区确定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其中包括滇黔桂石漠化区。滇黔桂石漠化区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涉及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片区。石漠化是滇黔桂石漠化区普遍存在的水土流失现象，其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当地居民长期以来的生计维持与水土资源维护，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水土资源的优化配置耦合运作方面有一定经验教训，相关水土资源维护与农村生计耦合运行的特点与策略值得深入思考并归纳梳理。
一、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的贵州麻山实践概况
滇黔桂石漠化区的当地民众依靠紧缺的土地资源进行生产生活，其生态恢复的难度极大，存在着经济现代化与环境生态化的瓶颈。一方面当地政府不断地进行生态治理，另一方面当地民众在利用现代技术对贫瘠土地开发和耕种中不断造成植被的破坏，致使石漠化治理效果不佳。黔桂石漠化区有一定的地域文化传统。地域文化传统对于经济现代化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现代化地域原理，既是对经济现代化地域规律和特征的描述，也是对人们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等角度认识和把握经济现代化规律性的规范（张仁慧，1998）。其实，滇黔桂石漠化区当地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尤其在对水土资源维护过程中积累了系列传统耕作方法，形成了特色的地域文化，使得其与农村生计耦合运行。贵州麻山地区涵盖今天贵州省的紫云、望谟、惠水、长顺、罗甸五县的毗连地带，其为滇黔桂石漠化区较为典型地区，该地域人均占有可利用耕地非常低，山间石缝是当地村民的主要耕地，主要农作物以玉米为主，此种农村生计喻为“石缝里的生存艺术”。
二、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的贵州麻山实践的三个调查点介绍
贵州麻山水土资源贫瘠，人口与土地、资源禀赋与历史文化条件等制约因素，困扰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民族文化在贵州麻山地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观念以发展主体为载体，影响区域活性各侧面，具体时空环境下经济现代化的地域模式与不同地域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性、一致性和耦合性，区域文化观念在影响区域发展主体的同时，以区域发展主体为载体和中介，影响区域活性、区域发展模式和区域综合力，参与区域经济社会循环，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孟召宜，2002）。贵州麻山地区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差异使得其资源利用呈现一定差异性。贵州省长顺县交麻乡、紫云县宗地乡、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地处麻山腹地，具有一定典型性。
调查点一：贵州省长顺县交麻乡。交麻乡地处麻山腹地，位于长顺县西部，距县城约57公里，总面积为54多平方公里，区内岩溶地形地貌发育强烈，为典型的深山区、石山区，岩石面积占全乡总面积的90%以上，耕地面积5，860多亩，其中：田240余亩，土6，128亩，人均耕地仅为1.35亩，耕地中有70%左右的面积为岩溶地貌。全乡辖5个行政村、36个村民组、69个自然寨，总户数980多户，总人口4，440多人，境内有汉、苗、布依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58%，其中2个村全部为苗族。该乡是贵州省最为贫困的典型麻山极贫乡镇，大部分村民组没有固定水源点，人畜饮水全靠水池水窖蓄水，小水窖遍及房前屋后、田间地角。
调查点二：贵州省紫云县宗地乡。宗地乡地处麻山腹地，位于紫云县城东南部，全乡总面积287.7平方公里，东西最长24.6公里，南北最宽22.6公里，地貌为峰丛洼地，山脉纵横交错，地势较为复杂，距县城约40公里，为紫云、长顺、罗甸三县交界处传统的最大集市。全乡下辖22个行政村，217个村民小组，28，900余人，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5%。该地无数地漏斗成了峰丛洼地水土资源流失的主要通道，民众靠有限的井泉维持生计，目前通过修建小水窖等工程蓄水来保证民众基本生活用水。
调查点三：贵州省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云干乡总面积105.7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800米，北部68%的区域属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南部以土山荒坡为主。大关村地处云干乡北部，位于麻山腹地，距罗甸县城16.8公里，海拔900多米，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水源奇缺，耕地破碎。1984年左右以零星破碎的石旮旯地，望天田仅62亩，20世纪九十年代，当地民众“劈开千年石，抠出万年土”，造出千余亩稳产农田，人均1亩多。
三、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的贵州麻山实践的特点
在所调查的贵州省长顺县交麻乡、紫云县宗地乡、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三地，由于是石漠化地区，其缺少植被覆盖，水土流失严重，人畜饮水困难。当地民众早年曾普遍种植和利用如棕榈植物、豆科植物、桑科植物等物种，进行复合种植形成应对喀斯特恶劣环境的本土性植物，并从中获得收入，维持基本生计。长顺县交麻乡运用当地套种的本土知识，开展保生态实践：当地民众利用当地套种的本土知识，运用传统及现代知识养蜂，保护好当地生态，维护好农村生计。紫云县宗地乡运用复合种植等技能，开展保生态实践：当地民众吸取因为动土种植玉米等松动石缝里的土层而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的教训，灵活运用历史上传承下的本土性的复合种植的办法保持当地水土资源稳定。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的造田维林，开展保生态实践：遵循“当漕造田，两山种树”的原则，将大小石头砌田坎填坑洼，将碎石黄泥铺平夯实，再回填两尺厚的泥土，顺着山势在田边砌水窖，目前享有“天然氧吧”美誉。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贵州麻山当地民众的复合种植对于石漠化这样的水土资源有很好的维护功效，可谓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的贵州麻山实践的主要特色。实际生活中，当地民众，运用传统的藤蔓-苔藓-主要农作物复合弹性种植方式，采用免耕方式以不破坏脆弱的土壤结构，形成良性生态系统。总之，在恶劣自然环境的滇黔桂石漠化区，当地民众遵循当地自然规律，从改造、治理环境入手，经过山上种果林、林下养鸡群、圈中喂野猪、田地种薯粮、多方保水土等综合措施，打造可持续的复合农牧业为特点的农村生计，为喀斯特山区的脱贫致富提供多方面的经验，塑造了典型。
四、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与农村生计耦合运行的策略
滇黔桂石漠化区的农村生计运行与石漠化综合治理及山地文化分不开。滇黔桂石漠化区文化具有山地文化特征。山地文化有其特性和形成机制，山地文化特性对山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需要从改善山区文化入手促进山区经济发展的措施（陈钊，1999）。实践中，通过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接轨，稳妥地推广相关地区各民族的传统知识、技术和技能，辅以适用的技术手段，稳步提升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对水资源的截留、储养、再生与净化功能，确保中国的珠江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供给（田红、彭书佳，2013）。我们需要探寻喀斯特地区资源环境—农村生计—社区发展复合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演替规律，寻求农村生计与自然协调的规划，推进石漠化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与农村生计耦合运行的策略如下：
一是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生态畜牧业。结合当地实情，可推行圈中喂野猪与洼地养鸡群等生态畜牧业项目。引导民众对农牧业配置动植物物种进行调整，比如圈中喂野猪与洼地养鸡群，使之适宜于喀斯特峰丛洼地环境下的牧养。优化当地已有的马、牛、羊、猪养殖方式，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喀斯特峰丛洼地。
二是结合当地实际，发展复合农牧业。结合当地实情，可推行藤蔓-苔藓-中药材-木本粮食作物-花猪复合农牧业项目。加强复合弹性农牧业的引导，建议在当地传统生计的基础上，替换经济价值较高的物种，形成可以与市场接轨的复合生计方式，综合产出花猪等畜产品、构皮等纤维产品、木本粮食等粮食产品、葛藤等药材等。这样在发展中保护生态，同时以均衡的产出应对市场的波动。
三是结合农业产业化实践，可推行特色农产品加工经营项目。通过对当地麻山油核桃、南瓜特色农产品的一定规模种植，带动当地民众对其进行包装等加工经营，形成一定品牌。通过项目实施带动，达到既保护了生态，又增加了民众收入的目的。
四是进行技术培训，提升当地民众的科技含量。加强对滇黔桂石漠化区农民的科学技术培训，特别是引导农民搞好农牧业结构调整，使农民在种植业与养殖业上增加科技含量，并将“藤蔓-苔藓-中药材-木本粮食作物-花猪复合弹性农牧业”、洼地养鸡群病害防治技术、特色农产品包装经营技术与技巧传授给当地民众，使他们不依赖单一的农业种植去谋求发展，而是靠优化的农牧业配置，在兼顾生态安全的情况下求得稳妥的发展。
五是寻找文化与经济的交接点，为优化本地产业结构提供有利条件。对滇黔桂石漠化区的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挖掘，做出科学决策，为增加当地民众收入、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有利条件。
总之，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而造成人地矛盾突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生产能力衰退或丧失，石漠化问题凸显。水土资源不断流失后呈现的“石漠化”现象，不仅恶化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而且影响了当地乡民的可持续生活。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倡导多元民族文化，提出滇黔桂石漠化区水土资源维护的多方策略。我们提倡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可持续生活应当是合理应对水土资源维护与农村生计两难问题的科学模式，此将充分发挥林、灌、草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作用以大力倡导复合型农牧业模式，进而推进资源环境—农村生计—社区发展良性循环与耦合运行，促进当地社会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张仁慧.论地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地域模式[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2.
[2]孟召宜.文化观念与区域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2.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共危机 区域安全圈 发展战略
一、区域风险增加：当前重庆市发展的现实困境
2006年以来，重庆市围绕“一圈两翼”发展构想，以“一圈”带动“两翼”，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区域发展和区域融合。在2011年的《第十届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重庆市首次跻身全国十大最具竞争力城市，位居中西部第一。“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也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国家重点扶持的区域战略规划。
然而，伴随区域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一圈两翼”的区域安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尽管我国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跨越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非稳定”状态，但各类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仍然居高不下，破坏力度和危害程度不容忽视，重庆市发展的外部风险压力依然存在。再加上重庆市所处地域一直存在的自然风险和生态风险威胁，使得重庆市成为各种危机和不稳定因素的聚集地，一旦风险压力超过区域社会承受能力，就容易产生危机源体，诱发大规模公共危机事件，对区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二、构建“一圈两翼”安全圈：维护重庆市区域安全的必然选择
区域安全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关系国家整体战略安全的头等大事。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化平安建设，努力提高公共安全的保障水平，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为了实现这一长期目标，当前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突破传统的安全管理和危机管理模式，基于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理论，结合区域发展实情，以推进“一圈两翼”战略发展为契机，打造覆盖整个大重庆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网络，即“一圈两翼”安全圈，为保障区域发展修建一道可靠屏障。
首先，建设“一圈两翼”安全圈是顺利推进国家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唯一的一个直辖市，肩负着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引领中西部发展的重要使命。重庆要想做好这个“领头羊”，首先就必须想方设法规避亨廷顿的“现代化陷阱”，防范区域内外的各种风险，保证重庆有一个长期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一圈两翼”安全圈正是可以有效整合区域内优势资源，超越行政中心主义和传统政府一元管理模式的桎梏，形成联动机制，构建区县联合、多元参与的立体防护网络，以网络合力有效化解区域内的各类风险和公共危机事件，保证整个大重庆地区的长治久安，为国家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打下最重要的基石。
其次，建设“一圈两翼”安全圈是进一步推动重庆城市发展的需要。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把重庆定位为建设国际大都市。而现代化国际级大都市的一个主要标志便是拥有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区域竞争力。近年来，重庆市以“一圈两翼”战略规划为发展蓝图，大力推进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新时期区域发展的典范。但是，相较于经济实力的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升却有所滞后，这极大地限制了重庆城市竞争力的发展。为了填补区域风险不断增强和政府应对能力相应不足之间的张力，一个最为快捷有效的方式就是从管理模式入手，构建区域危机治理网络，用“一圈两翼”安全圈提升区域稳定性，提升区域竞争力，增加发展动力。
最后，建设“一圈两翼”安全圈具有极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区域安全圈的建设在发达国家早有先例，尤其是对于日本等自然灾害爆发频繁的国家来说，在一定范围内建设区域安全圈是目前应对突发危机最为有效的治理模式。在国内，一些地区因为某种重大事项的推动也开始探索区域安全圈的建设，但是总体而言，我国以区域安全圈为形式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建设效果并不明显，主要的症结在于地域分割和行政归属限制。而重庆市下设的各个区县地理位置相邻，地域文化相似，且属于统一行政区划，拥有建设区域安全圈的天然优势。如果这种模式在重庆地区率先顺利推广，那么必然为我国区域安全治理找到一个新的路径选择，成为国内破解类似难题的重要典范，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理念与理论创新：构建“一圈两翼”安全圈的思想基石
1、理念创新：突破区域行政中心主义的桎梏
近年来，随着治理与善治理念在公共管理范围内对传统管理的取代，区域间管理的行政中心主义也逐渐让位于区域治理主义，成为应对区域内公共事务的最新指导理论。Norris认为，区域治理应该是通过建立合作的政府或专门的机构，运用和动员社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充分尊重并鼓励公众参与下，进行的一种解决区域宏观和微观问题的政治过程。而在公共危机管理的视角下，面对区域内的公共危机事件借由地域、气候等自然要素的生态联系，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产生愈加密切的相互联系、立体化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形成难以抑制的“同城危机”的外溢性和扩张性，建立区域城市安全圈日益成为区域危机治理的发展趋势。
2、理论创新：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是治理理论与公共危机管理事务相互融合而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框架。总体而言，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是一个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公共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从参与主体上来看，它将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社区为单元的公民个人及家庭、国际组织全部纳入其中。在框架内部，各个主体作为地位与权力彼此平等的决策主体或行动主体，各自明确其具体角色、法律责任和恰当的应急响应，在共识原则与默契套路之下，不约而同地按照统一的全国适用的模板，共同开展突发公共事件的减缓、准备、响应和恢复工作。除了治理理论一向主张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社区治理等层面以外，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又增加地方（指省级大城市）、区域（如长三角）两个层面，主张在实际运行中至少可以在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区域层面和社区层面五个层次上，建立应对多种需要的合作网络。
四、发展战略与模式选择：构建“一圈两翼”安全圈的实现路径
1、构建“一圈两翼”安全圈的制度战略
近年来，重庆各区县都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适用于本区域的应急预案，在实际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公共危机事件在各区县之间的外溢性和扩张性不断加强，“各自为政”的防控办法越来越难以在区域宏观层面上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遏制，区域间在制度层面上的合作势在必行。具体来说，可以通过由市委有关部门牵头、各区县联合制定的办法，分别出台适合“一圈”和“两翼”的区域联合行动条例。同时，综合分析重庆地区常见突发危机事件，评定相应等级，使之能在大范围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迅速启动对应区域的应急预案，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实现为危机事件的有效管控。
2、构建“一圈两翼”安全圈的组织战略
当前重庆地区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架构主要是沿着市级—区级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管理色彩浓重，高度强调纵向管理，而缺乏横向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在面对波及某些片区的公共危机事件时，区域联合协作行为难以直接响应，不仅增加了上层管理机构的负担，同时也使得前线行动迟缓而缺乏效率。因此，当前一个可行的建议措施是在常规的市级领导模式下，增加区域间的管理合作，以定期召开区域联席会议的方式，组建区域危机管理的核心机构，在市级治理权力的部分让度的基础上赋予其专门的权力和资源，使之真正成为区域危机管理的中枢神经系统。
3、构建“一圈两翼”安全圈的技术战略
信息技术是当前公共管理活动所面临的最大科技背景，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技术的优势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是决定管理者能否突破时间压力和信息局限，实现有效决策的关键所在。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信息网络在重庆地区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完备，并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许多日常管理活动中，但遗憾的是，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应用却相对滞后，没有发挥应用的功效。因此，当前应尽快以“一圈两翼”发展规划为基本划分架构，实现区域间危机管理信息的畅达和流通。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区域内建立一个天上有云（云计算中心）、地上有网（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支撑体系，在日常管理中该网络体系应主要发挥危机信息收集、甄别和上传的功能，在危机管理中，网络体系又承载着传达上级决策信息、接受行动指令，乃至于向公民信息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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