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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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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1篇

一、现阶段我国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所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是建立在大工业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物质资源极其丰沛的基础之上。?@种社会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从而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从源头上消除了产生经济危机的内部因素,因而是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的。然而理想毕竟不同于现实,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生产过剩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制度的变革只要不以消灭商品经济为目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就依然存在。

(一)我国依然是商品经济社会

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现实的可能性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只要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过剩的危机就随时可能爆发。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但存在着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而且就经济关系本质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借助于信用关系,因而同样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所以,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必然产物,它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无关。只要处于商品经济社会,无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或者导致生产过剩或者引发需求旺盛,矛盾的不可调和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我国不是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从源头上消灭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盲目、无序的生产,因而引起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和不平衡性,使我们的经济制度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且私有制经济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不广泛地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内,但毕竟仍在一些行业和部门内小范围长期存在。因而,在我国依然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面向市场,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独立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依靠取得的收入来抵偿用于消费方面的所有支出,并获得利润,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公有制企业逐渐蜕化成尽可能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这时企业的生产首先表现为一种局部劳动,而非社会劳动,因而企业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只要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加大资金的投入,借助于外延式扩张手段不断膨胀生产规模。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浪费行为。同时,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体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其释放出的新能量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微观经济效率,加速了经济发展态势,但由于缺乏宏观统筹和统一指导,其生产往往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甚至有些企业在地方政府设置的隐性壁垒庇护下,有恃无恐地在商品销售市场大打“价格战”,甚至不惜以低于成本价出售商品。这种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后果使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无法对过度膨胀的生产能力实现有效的挤出,从而为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埋下隐患。

其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造成了国内总体消费需求不旺盛的现状,具体表现为:一是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二元化现状。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对中高档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趋于饱和。而广大农村居民由于消费水平普遍偏低,导致这些中高档耐用品无法在广大农村得到普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汇集了我国当今较大部分生产业的消费缺口。二是城镇高收入群体对一些高档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趋于饱和,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长期无法得到提升。这两种情况的矛盾运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协调。

(三)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影响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比从前更加密切。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区域统一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现代科技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因此,我国要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参与到国际经贸活动中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影响,经济波动难以避免。

二、我国防范经济波动的根本措施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了世界经济波动的蝴蝶效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我国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优越性,使我国不惧任何外部挑战,完全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措施来避免或减轻世界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一)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市场失灵

现阶段,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的盲目性、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滞后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主体在制定发展决策时难以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保持一致,难以促进企业转型和产业机构优化,难以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外部不经济问题,因而经济波动也就无法避免。为了避免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我国政府应当出台一些刺激方案,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完善与国家计划相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加强对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的研究和制定,科学引导市场要素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够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克服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从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不难发现,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比较弱,投资和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切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才是防止我国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的稳定器。因此,我们必须要转换发展思路,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切实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社??公平,从而缓解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同时,我国政府还应该继续增加社会投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逐步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标准。不断强化个人所得税项目的征收和监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缴扣标准,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压力。努力调节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的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切实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第二,促进劳动就业体制的改革。积极探索和实施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和自主创业的财税政策,切实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努力把扩大就业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重要位置上来,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为全体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办法,积极拓宽就业渠道,鼓励企业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还应当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扶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努力满足不同层次的就业需求,进一步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逐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3篇

摘要: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产物,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本文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规范化、金融体制改革及避免两极分化等措施着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关键词:经济危机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启示

一、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消灭经济危机的必然途径是消除资本主义,根据来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诱因有几下三点:

(一)竞争盲目性。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发展必然会出现竞争的自由化,而竞争总是与供求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供求从来就不是完全吻合的,供应相对于需求或者过多,或者过多。这种竞争的自由化对于供求无法准确把握,造成一定的竞争盲目性。

(二)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导致资本得以不断扩张积累的根本内因。而资本的内部性质也决定市场经济无法在正确比例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当符合社会化生产的适当比例被打破,就很有可以引发经济危机。

(三)生产与消费二者的矛盾。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剥削使生产与消费二者的矛盾不断加剧,一是所有的资本家都把获得剩余价值当成最大追求,二是工人是消费品的最主要消费者。工人支付能力的有限性和生产的无限扩张同时存在就诱发了经济危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

由于时代限制,马克思在论述中并没有涉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当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现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状态已经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很有可有诱发经济危机,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一)从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与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一般市场经济存在共性,即企业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利润、追求财富,这样企业经营者在运营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个体,而不是市场整体,就有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失去平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不能说我国的市场管理是无政府状态,但在许多行业重复建设现象不断,行业产品供求失衡、生产力与实际要求不符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的大量存在都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因素。

(二)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二者的矛盾来看。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三方面因素导致的,分别是“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及“世界市场的形成①”。然而,这三个因素是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个因素仍然存在,并仍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三)从有限的支付能力与无限的生产力扩张之间的矛盾看。从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看,人民存款储蓄量不断提升、工业贷款需求量降低、生产力利用率低下、工人失业率攀升、就业率履创新高……虽然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买方市场,可是消费者力不足、消费力与生产力扩张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如何在马克思经济危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依据,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深入指导和规划。

(一)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在利用新科技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带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在市场经济提倡转型跨越发展的今天,不应将建设的重心停留在原有的、无意义的重复建设,而在重点关注人才引进、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

(二)加强市场管理,促进市场规范化。社会主义市场也会失灵,政府应该发挥其引导、规划和管理作用,在市场管理中,加强市场规则的建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加强市场交易行为规范化,营造公平交易、合理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还应该对市场本身无法提供的商品进行调剂分配,以解决民众的需求,弥补市场的缺陷。

(三)促进市场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几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予以警醒。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资料相对过剩,只是由于实物经济的相对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已经越来越趋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更是不断加快,这种情况在引入国外金融资金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将国外的金融风险也同时引入。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发展还不完善,金融机构管理刚刚起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仍有待规范,银行与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完全理顺,金融业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四)进行生产资料占有再分配调整,避免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加剧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严重问题,低收入者徘徊于低层次消费需求,高收入者消费需求极度饱和,这种情形使得社会消费格局进一步分化,使社会供求平衡被打破,两极矛盾不断激化。现在,基于市场内需不足的情况,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三农”问题,完善税收政策,进一步缩小两极分化现象,促进社会公平。这些举措不但对于巩固政权,提高政府公信力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的,不可因为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完全忽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F831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

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反思一下,发现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测是失误的,解读是失误的,教训的吸取也是失误的。因此,应该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再认识。

(一)预测失误

中国多数经济学家在2008年9月前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一直向好,中国“双紧”的宏观政策不用改变,中国有两道防火墙,不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只是到了2008年9月才惊呼:海啸般的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要紧急应对。

2008年9月,英国伊丽沙白女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时,有一个“伊丽沙白女皇之问”:“为什么全球的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4月,学院这样回答女皇: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全球经济学家失明了,失聪了,失察了,失误了,全球聪明人集体地失败了。原因是这场危机的原因太复杂了。这场危机应该是全球经济学家的失败,是现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危机预测理论、预警模型的失败,应该集体地失语与反思,反思“整个构架在大机器工业革命前提下的整个经济理论开始过时”。

(二)解读失误

解释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决定的。这是最简单便利的解释,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新特征的联系作出新的解释。

解释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有广泛影响,但应看到一个事实:斯蒂格利茨任世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同时,他的书在中国也畅销,他的主张在中国政经界也都受到追捧。他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反复指出市场会失误、失效、失败、失灵,政府适度干预经济很有必要。

解释三:由美国人的奢侈消费方式引发。有一个关于“中国、美国的两个老太婆在天堂两度相遇的对话”的故事表明,其实中国也正在效仿。

解释四:美国金融创新的后果。这是最接近本质的解释。但仅局限于次级贷本身解释金融衍生品怎样规避了单个风险而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并未从整体的金融革命视角解释。

解释五:美国金融创新的同时缺乏监管,放纵了金融腐败、欺诈、内部交易等,如以麦道夫事件来解释。这对局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但难以解释世界性风险。

解释六:美国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格林斯潘的自白)。有的就用货币战争来解释。

以上这些解释都只具有部分合理性,都是有缺陷、欠科学的,有的则是简单意识形态化的。

(三)教训的吸取失误

一是错误地认为国有化是浪潮。出现了严重的“国进民退”,放慢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

二是错误地认为国家干预、计划调控是浪潮。出现了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的干预模式,放慢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三是错误地认为中国金融创新应该抑制。实际上,不应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措施常态化,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机制固定化。金融创新是一切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创新环境,中国金融基本上不存在创新,对中国而言,应在有效监管的同时,大力倡导金融创新。

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解读

(一)经济危机并非只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伴随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给定了三个必备的条件,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认识的客体制度就是资本主义。

一是只要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市场经济,就必然内涵着“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危机,再生产过程会中断。这是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

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其表现后果是“一头是财富的积累,一头是贫困的积累”。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二是单个企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

马克思的解释是科学的。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解释进行再抽象,认为只要存在三个必备条件,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二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社会收入差别极大;三是单个企业、单级政府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因此,中国从2000年起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劳力过剩、产能过剩、产品过剩、资本过剩。中国从制度性短缺走向了制度性过剩。

(二)经济危机有三重革命性作用

对经济危机应有平常心态。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又看到了危机的三重“革命”性作用。

一是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

二是强制淘汰落后,使经济结构再升级。新一轮的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强制淘汰过剩和落后势必带来失业、贫困,因此,必须忍受社会、经济阵痛。

三是制度、体制机制“自疗”的作用。每出现一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计划调节、国家干预、国有成份、全民公平上都有量的调整。资本主义制度在劳动阶级长期的维权争益的斗争中,在左派政党的竞争中,在社会主义制度若干优越性的外部压力下,也不断经历着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

应该将马克思解读危机的理论进行再抽象,将其理论应用于机器工业革命时代、信息革命时代、金融革命时代。时代不同,危机的内在机理、诱发原因、传导机制、演进路径、危机特征、危机后果和危机救治应是不同的。我们应循着金融化、金融深化、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化的思路,认识它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又如何将世界经济周期性地丢进风险之中。

三、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中国式的问题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国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但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许多中国式的问题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而中国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选择了“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的政策。这一选择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其必然后果是“增加了过剩”,为“十二五”期间调整经济结构、压缩过剩产能增加了压力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地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性、大规模地淘汰落后,腾出市场空间,让机会和要素的配置向新兴产业集中,使经济结构再一次的战略性升级和新一轮的全球性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而中国选择“几保”应对危机,政策的负面后果无疑会复制更多的落后,至少是延缓了淘汰落后产能的进程。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奥康纳;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020—04

在西方发展史上,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并把生态危机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心。在总结自己和其他众多西方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时,阿格尔明确指出:“出发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最后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批判资本主义,形成关于资本主义主要危机形式的理论,最终提出如何从战略上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后来者,詹姆斯·奥康纳批判性地发展了阿格尔的生态危机思想。对二者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探析,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生态危机研究,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诸多启示价值。

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有毒废料扩散、海洋污染、环境健康下降……自近代以来,人类在向自然进军并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也日益严重。在寻求损害环境的真正因素时,奥康纳和阿格尔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阿格尔关注的焦点是“消费”,核心性范畴是“异化消费”;奥康纳聚焦于“生产”,核心性范畴是“生产条件”,因而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两者首先产生了差异。

通过对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形势的分析,阿格尔认为,随着晚期垄断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愈演愈烈,重新研究危机理论成为现代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者正重新研究马克思关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的原本思想。今天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现论形态,即生态学开始形成。生态学的中心论点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再能单独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因为这种危机趋势已经发生了转移,“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转移,需要生态学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上,以弥补早期者的相关理论缺陷。

阿格尔指出,不难发现,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异化消费已经取代异化劳动成为一种占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转变是必然的,因为既然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那么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为了确保异化劳动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同时消除其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操纵广告和大众媒体向人们大肆宣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把消费作为人们治疗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的最好解药,最终将满足和幸福的实现引导到消费上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向人们许诺,人们不用担心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商品,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无止境地消费。持续增长的“消费行为”不断刺激着资本的过度生产,逐渐成为损害环境的直接根源。最终,由异化消费导致的生态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6篇

说起经济伦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概念或者说这种思想早已有之。自从有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伦理道德也随之产生。笔者试图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伦理的定义。第一个角度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伦理道德问题,那么经济伦理可以这样定义:经济伦理是指研究规范经济学对各种经济制度和平等、竞争、效率等经济范畴以及个人、集体消费等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综合价值判断问题的总和。第二个角度是站在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那么经济伦理指的是研究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是否合乎伦理道德的前提和条件。经济伦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研究价值,国内外好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源头。其实经济伦理学如同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双面性的学科,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国外,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个时候就把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了。在伦理学巨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以他物为目的。”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的财富就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人类的“善”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最终都会指向这种普遍而又特殊的善。

二、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本质分析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经济伦理做一个专门的、系统的专著进行论述,但是在他其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经济伦理思想也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所有经济制度理论都渗透着经济伦理思想,充满了经济学的人类关怀。这是有别于像李嘉图那样在假设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永恒合理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财富与价值的一种完全抽象化的研究,也不像西斯蒙第那样完全把经济学范畴狭隘化,过多地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出发,进行理论投射研究分析。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本质是他通过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所有经济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包括对诸如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产权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后,落脚点还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基础和理论范畴进行批判,并对无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透彻而又科学的阐释,对人类给予最大的人文关怀,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所有权理论都深深地打上了伦理的烙印。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在《资本论》中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他在这本书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关系深刻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未来伦理命运的关怀,已经从早期的简单哲学理性发展到对全人类的关怀。通过科学而又严密的经济学分析和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会引起伦理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都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经济研究必须有伦理关怀来引导,所以说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本质上讲,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就是伦理学著作。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再工业化;制造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021-02

一、金融危机的理论反思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自2008年以来,经过国际主要国家扩张性政策的推动,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美国恢复得比欧盟和日本都要好。但是各主要经济体始终没有能够彻底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实现经济的完全恢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表面上源于次贷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引发的必然结果。可以从马克思的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再次反思。

一是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供给看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论述。美国次贷危机不仅仅源于货币支付危机,而是根源于房地产市场过度供给。马克思有论述:“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就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为了鼓励普通民众,将还款能力不足的民众不断纳入购房者队伍当中,为他们提供次级抵押贷款。美国2001年次贷规模为1 900亿美元,占抵押房贷发放总额的8.6%。到了2006年,次贷规模上升到6 000亿美元。次贷规模扩张正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过热,造成生产过剩,从而引发次贷危机。建筑业的预付资本相对长期,信用制度又加速了建筑业的发展。因而房地产的过热发展就成了一个危机源头。马克思分析道:“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

二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凯恩斯认为民众对消费品和资本品的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他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主要运用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目的、有意识地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来影响消费需求。新剑桥学派认为经济萧条、大规模失业源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源于低消费,而低消费源于收入分配不均。学派主张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用以增加消费。

三是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海啸,导致全球流动性持续减弱。金融市场的动荡又进一步使得实体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对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企业尤为如此。国际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原材料市场都持续动荡。第二产业的萎靡进一步引起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回落。全球市场上流动性不足快速蔓延,实体经济的回落又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困难。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巨大冲击。金融危机的冲击从出口产业开始,由于外部需要的减少,对出口型产业造成冲击。出口受阻,相关产业链受阻,导致国内就业形势严峻,出口类企业经营生产困难。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欧盟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视不足,才导致金融危机过后经济体恢复缓慢。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再工业化发展特点

1.重新重视工业发展。金融危机使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遭到重创,也使虚拟经济的财富显著缩小。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重新反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开始了“再工业化”的道路。与“再工业化”相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不断转移,制造业向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转移。发达国家原有的优势产业,如钢铁、电子、汽车等面临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挑战。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倡导去工业化发展,鼓励发展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业。美国金融业实力强大,令其他国家难以比肩。仅仅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就控制着全球大多数投资基金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美国,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在这种背景下,主要发达经济体重新认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倡本国再工业化发展。

2.发达国家力求工业领导地位。首先是美国的再工业化举措,力求稳固自身在全球工业的控制权和领导地位。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包括: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占领全球制造业主要市场;拥有全球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引领全球制造业创新趋势。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美国已经实施的措施包括:加大创新性基础产业投资,主要包括清洁能源产业在内的低碳经济;振兴制造业,推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互相促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培养制造业优秀创新型人才。其次是欧盟重新审视制造业地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盟陷入了严重的欧债危机的泥潭。诸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身负巨额债务,陷入了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的状态。德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过后,经济恢复得比较快,源于德国制造业的雄厚基础。欧盟重新重视本国工业的重要地位,提出自身的再工业化进程。欧盟着重加强自身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巩固产业品牌优势、技术质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低碳循环等新兴经济。欧盟委员会特别重视工业领域的创新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启动了一系列工业创新计划,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融合在一起。

三、全球再工业化浪潮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启示

1.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主要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工业化强国道路的策略。美国、欧盟均将制造业作为支撑本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培养新技术人才,旨在重回制造业的全球领军地位。中国要正确看待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举措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挑战,发达国家重新重视本国制造业,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对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影响尤为显著。由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在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升级之后,很可能在国际产业链中降低层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对中国制造业带来巨大的挑战,需要中国制造业积极应对。另一方面是机遇,发达国家重工业化进程,不但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也会带来机遇。纵观国际历次工业革命,只要抓住国际工业革命的潮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研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就可以使自身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工业化进程的重新重视,可以加速全球范围内制造业技术的革新。当前进行的新能源技术就是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内容。只要中国抓住全球科技革命的机遇,抓住产业转型升级的时机,就可以将这场再工业化的挑战转化为机遇。

2.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是发达国家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虽然中国一度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处于全球制造业的低端层级。为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必须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当前中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水平,必须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加快转型升级。在全球新工业革命的浪潮下,应当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以新技术为支撑,以低耗能、低污染为基础,以低碳产业为发展引擎。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使制造业全面升级,才能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层级。提升制造业层级,需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全球低碳经济模式中占据优势。只有中国制造业成功转型升级,才能更好地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3.完善创新性配套制度。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应当逐步完善相关配套支撑性制度构建。一是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制度。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型人才,不但包括高等教育培养的创新型人才,也包括职业教育培养的创新型人才。高等教育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高技术人才,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必要环节。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使之更好地适应创新性工业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是培养制造业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改革并完善中国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提高职业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不断发挥职业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作用。二是完善政府创新性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政府必须不断完善创新性公共服务职能。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有相关财税优惠政策。要不断完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对自主创新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等。只有不断完善创新性公共服务职能,才能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安全 风险控制 危机预警模型

国家安全始终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独立、以及现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观不受破坏(高鸿桢,2005)。从现代意义上看,经济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由于这场危机发生之突然、传播之快速、传播面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纷纷质疑,为什么对金融危机及其预警已做了长期研究的欧美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没有能够事前对这场金融危机作出有效的预测和预警呢?为什么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这场金融危机也没有能够预先加以防备而束手无策呢?这一方面说明了金融危机预警的确还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世界难题,另一方面也更加突显出建立完备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务。

一、国外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国外的研究中又称为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即early-warning system,简称EWS。伴随着各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危机影响的日益扩大,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均十分关注的焦点。尽管各国的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机理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关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个国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时期又有差异,以及各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存在差别,各种影响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机制又在不断变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的判断、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预警方法等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

对于危机问题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甚至更早的文献,其后的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也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过详细论述。

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划分为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危机和独立的货币危机两种类型,并将危机的成因解释为:货币出现时的商品买卖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离,导致货币与商品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从而为货币支付危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则以“不确定性”来说明和理解金融危机的出现。他在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人们一旦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大规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危害日益扩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得到建立和发展。然而对各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加以统一梳理较为困难。由于金融安全预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论,在应用样本上差别较大,使得金融安全预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万别。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发展的脉络,对各类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演进作初步的归纳:

以Kaminsky等(1997)的经典论文为界线,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两个主要时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归纳起来,1997年以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结构类型:第一种结构的危机预警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危机识别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分析各种预警指标在危机发生前后的数量特征,检验其是否存在着被我们捕捉到的异常来事先预警的,其中的预警指标基本来源于相应的理论模型对危机的解释。第二种结构的预警模型则将金融危机事实以潜在的金融危机作为被预警的直接对象,如以货币压力指数EMPI为标准识别的金融危机,通过判断指数波动是否超出相应临界水平进行金融危机识别(贾彦东和张红星,2006a)。此类模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利用新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安全因素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进和拓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机界定方面和指标覆盖范围方面有新的发展,预警模型选用的计量经济工具和统计技术也有了明显的飞跃。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运用专家评判法进行的危机界定与原有界定的比较研究;Ghosh(2002)引入货币危机深度测评的危机识别方法,对货币危机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单一指标判断再综合判断的识别方式,即选用汇率、外汇储备、国内利率等变量,认为只要有一个变量超出临界水平则表明发生了危机。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及应用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真正重视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从国内看,研究的焦点主要在金融安全理论及其相关方面。目前国内对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很多研究都集中于探讨安全理论与中国安全现状,即对可能造成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对体制变迁下的金融安全变化进行描述,而真正实证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