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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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碳排放；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碳排放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会使得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从而给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够保证农业经济得到增长，并且减少碳的排放是最重要的发展策略。
一、碳排放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基本碳排放计算方法
碳排放量的计算主要从化学的角度来进行，其中的主要参数是二氧化碳。根据它产生的化学原理，可以进行碳排放量的计算。一般来说在计算中需要结合我国在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要在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来思考。在计算中，需要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来进行辅助，对碳排放量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究和分析。常用的研究方法是碳排放测算法和弹性分析法。第一种方法的计算对象是碳排放量，主要依据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原则，具体的计算公式是：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转化为CO2的系数44/12。第二种方法主要考察的是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弹性情况来进行等级的计算，具体通过如下公式来进行计算：碳排放量的GDP弹性=CO2排放量变化的百分比/GDP变化的百分比。
（二）基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碳排放计算方法
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来说，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涉及到碳排放的计算，例如发展农业经济时所需要的基础工程建设和能源消耗等等，这些都是碳排放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对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时，要分别对每一个阶段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原理是：T碳排放量＝A所消耗的资源数量×B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通过对每一个阶段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和求和，就可以得到农业经济在它的发展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主客观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计算过程要灵活进行调整。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筑的建造会对建筑材料产生消耗，建筑材料在生产的时候，在开采、运输和生产环节所消耗的其它资源都是碳排放产生的地方。在建材的生产阶段，碳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以单位的质量的物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量。在这个计算中，涉及到各种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对于这个数值来说，不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因子是固定的，对于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其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且计算还会涉及到回收系数。实际上在农业经济发展的环节当中，很多人会忽略了建筑在其中的碳排放状况，但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并非是单纯和农业相关，它需要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来进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忽略这些环节的碳排放状况。农业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大量农作物的运输，运输需要交通工具，而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会产生能源的消耗，最终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不同运输方式的单位耗能和碳排放系数是不一样的，由于不同的农作物在不同的环境下所涉及的运输距离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具体的计算中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我国碳排放的现状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
经济增长必须会产生能源消耗，这就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别是碳的排放，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是造成比较大的威胁的。从近几年来我国的排放量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的碳排放量增长率是在全面增长，因此，这需要我国不断地加强碳排放的治理工作。近些年来人们对他开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给予了更高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经济增长进行追求的时候会对自然环境出现严重的破坏。实际上这样的破坏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现象，人们就会对低碳经济进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势，也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形势。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来说，途径的确定需要对经济的结构进行调整，同时对生活方式进行改变，并且尽可能地发展一些可再生的能源技术。除此之外，我国还要切实地发挥政府本身的职能作用，通过改革提供它们的管理水平。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来说，它的出发点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但是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和市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和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和国家的发展也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低碳经济的模式，这样子，我们能够从多个方面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进行，从而为低碳文明的基础提供帮助。我构建作用，使得我们在创建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二者能够和谐共同发展。
三、碳排放和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背景下的发展策略
基于碳排放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在能源消费的过程当中，碳排放的数量是不断的，随着煤炭的碳排放量迅速升高而在增大。因此我们要想对碳排放量的增大进行控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加强。首先，要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推动。当前，我国是处在一个工业化的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把压力转接到环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要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根源上入手，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我国要加快技术的创新，加强技术对于研发投入力度和研究力度，确保在碳排放的控制方面有着良好的技术支持，可以从过程中减少碳的排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具体来说，我国应该在增加洁净的能源上入手。我国的主要能源来源于煤炭的燃烧，而煤炭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成为了碳排放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想控制碳的排放量，就应该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这一个开发利用来对我国的能源结构进行改变，最终从根源上控制碳排放。最后，我国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不能对碳排放处理问题和农业经济问题进行一刀切，要结合实际的情况来促进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尽量寻找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一般来说，这样的平衡点寻找是需要不断摸索的，应该结合具体的实证分析关系进行探寻，避免出现过于极端或不契合实际需求的情况。
四、结语
总的来说，碳排放和经济的增长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关系会有一定的差别。我国应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明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产业规模和结构的调整，注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且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清洁技术的创新，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得到协调的发展，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帮助，切实提高人们的幸福生活指数。
参考文献：
[1]李国志,李宗植,周明.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1(04).
[2]李玉波,许清涛,高标,等.吉林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实证分析[J].中国农机化学报,2017(02).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2篇
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因此低碳经济的内涵也不断延伸，无法形成准确的定义。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以高碳排放化石能源为基础的高碳经济而言的。因此低碳经济实现的重点在于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通过碳捕获、碳储存等技术以及转变能源利用方式等减少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二是低碳经济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寻求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本文认为，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就是利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根据对低碳经济内涵的理解，低碳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分析低碳经济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7%，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在发达国家，90%以上的CO2排放量是由能源部门造成的，其中，化石能源消费导致的CO2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75%。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能源的重要支撑作用，根据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据权威部门估计，在未来10年，即使我国经济保持低速增长(经济增速在5.3%左右)，2020年对能源的消费需求也将达到45.32亿t，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急增。能源结构指能源总生产量或总消费量中各类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能源市场消费模式直接影响着能源结构，而终端能源是能源市场的直接消费形式，因此本文主要从终端角度分析能源结构对低碳经济的作用。一方面，煤炭的利用效率仅为27%，远低于石油(50%)、天然气(57%)的利用效率，但石油、天然气所占比例过低;另一方面，各种能源的碳排放强度不同，煤炭的碳排放量最大，石油、天然气次之，核电、水电等为零碳清洁能源。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仅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是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经济效益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合理的能源结构抑制了低碳经济的发展。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能源和环境资源投入的增加，在其他条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必然带来碳排放的增长。目前，国内外主要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受时空因素的影响，各位学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均证实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碳排放量的变化。由于各产业的产业生产特点，决定了各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不同，直接导致碳排放不同，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碳排放排放量最大，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少。我国的直接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包括冶金、建材、化工、电力等原材料部门。根据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量增长速度先上升后减缓，而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强度则呈倒U型曲线。人口的规模对碳排放有着明显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认为，二者是同比例增长的，即人口增长1%，就会导致排放量增长1%。另外，已有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等分析发现，人口规模与GDP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具有直接依存关系，但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受时间、地区等的影响，二者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
2各因素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机理研究
2.1方法选取
为进一步探究各驱动因素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效应，就需要明确各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低碳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关系，从而把握其对低碳经济的作用路径。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因素分解法、灰色理论、构建宏观经济模型等方法解析各因素对低碳经济的贡献，但这些方法的缺陷是无法研究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通径分析是简单相关分析的继续，在多元回归的基础上将相关系数加以分解，通过直接通径、间接通径及总通径系数分别表示某一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效果、通过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作用效果和综合作用效果。本文通过通径分析就各驱动因素对低碳经济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王韶华等(2013年)在文献［18］中对通径分析的方法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因此本文不再赘述，直接根据方法进行计算。
2.2数据处理
由低碳经济的驱动因素分析可知，能源总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总人口等对碳排放产生主要影响。根据对低碳经济内涵的理解以及我国减排承诺、“十二五规划”等对低碳经济目标的阐述，本文利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即碳强度作为低碳经济的核心目标。选取能源总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总人口、碳强度等因素构建模型。以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以GDP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煤炭消耗(去除发电用煤)占能源总量的比重表示能源消耗结构。根据以上对低碳经济驱动因素的分析，设能源总量x1，能源消耗结构x2，产业结构为x3，GDP为x4，总人口为x5，单位GDP碳排放，即碳强度为y。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经计算整理后可得到1991—2010年我国能源总量、能源消耗结构、产业结构、GDP(1990年不变价)、总人口以及碳强度等统计数据。
2.3各因素作用效应的通径分析
通径分析是在多元回归的基础上分解相关系数，而因变量数列服从正态分布是多元回归的前提，因此在计算通径系数之前需要对因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能源消耗结构对碳强度的直接效应为－0.219，对碳强度增长起直接抑制作用，但总效应为0.969，起推动作用，原因是其通过产业结构、GDP和总人口的间接推动作用达到了2.758，抵消了能源消耗结构的直接和其通过能源总量的间接抑制作用之和。煤炭的廉价、可得性满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GDP对煤炭的依赖度较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我国GDP高速增长，总人口居高不下，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无法短时间内优化升级的情况下，降低煤炭(去除发电用煤)的比例，将使GDP降低幅度大于减排幅度，不利于碳强度的降低。产业结构对碳强度增长起直接抑制作用，作用效应为－0.138，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的扩张，对能源，尤其是对煤炭的需求量较大，通过能源总量和能源消耗结构对碳强度产生了间接推动作用(0.983)，但由于工业对GDP的贡献较大，通过GDP对碳强度起到了间接抑制作用(－0.657)，完全抵消了推动作用，强化了抑制作用，总抑制作用达到了－0.509。因此，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改造高耗能行业，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在增加GDP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可以有效降低碳强度。GDP对碳强度直接效应为－1.533，对其起直接抑制作用，通过能源总量和能源消耗结构的间接推动作用为2.102，而通过产业结构和总人口的间接抑制作用为－1.341，低于其通过能源总量和能源消耗结构的间接推动作用，总影响上略有降低，为－0.793。可见，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能源投入的增加，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阻碍了碳强度的降低。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实现更大的经济产出，才能促进碳强度的降低。总人口对碳强度的直接效应为－1.393，起直接抑制作用，而总影响为－0.95，略有降低，原因是其通过产业结构和GDP的间接抑制作用(－1.5)只抵消了部分其通过能源总量(1.728)和能源消耗结构(0.214)的间接推动作用之和(1.942)。可见，在总人口数较大时，应提高GDP，降低能源总量。
3结论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3篇
能源消耗中生产能源消耗与总产出直接相关，但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高能耗行业投入的减少，创新和技术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能源消耗不能很好反映总产出增长的原因。通过Granger检验分析我们认为：1985～1997年碳排放总量的增长与总产出增长存在显著的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而1998～2014年期间碳排放总量的增长与总产出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关键词］
碳排放；ADF；因果关系
1问题的提出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受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所困扰，能源高消费所带来污染问题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外较早用Granger检验方法分析环境问题的有Pasini、Amzath（1982）等，其中Amzath（1982）研究了碳排放和马尔代夫旅游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较近的国外文献中使用Granger检验方法分析环境与经济问题的有Elbeydi（2013）、Ratnatunga、Murad（2013）、Attanasio（2012）、Ketterer、Trueck、Gronwald（2011）等，其中Murad（2013）分析了孟加拉农业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关系，Gronwald（2011）研究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国内用Granger检验方法分析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的有武红（2015）、王怡（2012）、张凤武（2012）、许广月（2010）等，其中武红（2015）分析了我国化石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问题，王怡（2012）研究了碳排放和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许广月（2010）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时间序列关系。国内关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文献都是以确定性格兰杰因果关系为研究的命题，本文研究我国碳排放和总产出之间的随经济转型而变动的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
2碳排放与总产出的Granger检验分析
2.1模型的建立为验证我国碳排放1985～2014年时间区间的前期碳排放与总产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较强而后期较弱的基本命题，我们建立统一的GrangerTest模型如下。其中GDPt表示我国第t期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总产出（即以产出法核算的GDP），EMIt表示我国第t期国内的碳排放总量（将各种能源的消耗量按各自的碳排放转换系数换算为统一单位标准煤，然后求和得到各年份的碳排放总量，即按照能源标准计量单位计算的能源消费标准量，而非按照能源物质形态属性计量单位计算的能源消费实物量），α、β、λ和δ为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假定ε1t、ε2t（WhiteNoises）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当αi(i=1，2，…，s)（其中s为滞后阶数），在整体上显著不为零时，那么我们判定碳排放总量是GDP的Granger原因；当λi(i=1，2，…，s)（s为滞后阶数）在选定的显著水平下不为零时，那么我们判定GDP是碳排放总量的Granger原因。
2.2数据处理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5），采用了1985～2014年年末的各类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我们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公布的各类能源的碳排放量转换系数（其中煤炭的碳排放量转换系数为0.75；石油为0.58；天然气为0.44），将各种能源的消耗量转换为碳排放量，然后计算得到历年的碳排放总量。由于GrangerTest的前提是假定两个变量（即模型（1）和（2）中的GDP和EMI）都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在进行因果检验之前我们先进行GDP和EMI的ADF检验分析，其计算结果如下：由表1可知GDPt在1%的水平下不平稳；EMIt在10%的水平下不平稳；EMIt在10%的水平下平稳；GDPt在5%的水平下是平稳的。由此我们对原始模型（1）和（2）进行差分后再进行Granger分析：
2.3GrangeTest分析我们在Eviews6.0软件中使用GroupStatistics中的GrangerCausalityTest分别进行1985～1997年和1998～2014年碳排放与总产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得到滞后期分别为1～4期的GrangerTest判定结论，计算结果如下：如表2所示，在不同的滞后期选择条件下，1985～1997年碳排放与总产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论为：在1%的显著水平拒绝EMI不是GDP的原因，即从统计学上我们认为1985～1997年总体而言碳排放总量的增长是总产出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前期Granger因果关系较强。表2的统计结果还表明：当滞后期为1期时，在1%的显著水平拒绝GDP不是EMI的原因；当滞后期为2～4期时，在10%的显著水平拒绝GDP不是EMI的原因，即1985～1997年总体而言总产出增长是碳排放总量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前期Granger因果关系较强，后期Granger因果关系较弱。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改革低附加值生产模式和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因而高能耗高产出的模式开始发生改变。如表3所示，在不同的滞后期选择条件下，1998-2014年碳排放与总产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论为：当滞后期为2或3期时，在1%显著水平不拒绝EMI不是GDP的原因；当滞后期为4期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不拒绝EMI不是GDP的原因；当滞后期为1期时，在1%的显著水平不拒绝GDP不是EMI的原因；当滞后期为2～4期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不拒绝GDP不是EMI的原因，即1998～2014年期间总产出增长与碳排放总量的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3结语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4篇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文章运用脱钩理论及脱钩分析模型，探讨了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二者之间脱钩关系的时间和空间演变态势。研究结果表明：时间上，2003－2012年期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扩张负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的无周期性变化特征，与实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空间上，2005年碳排放与经济脱钩空间格局较为分散，而2009年、2012年脱钩空间呈现集聚的态势。脱钩程度区域差异显著，甘肃在2005年、2009脱钩状态最佳，而其余省份脱钩态势未发生明显的改善。引入中间变量（能源消费总量），得出西北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与以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对落后的减排技术发展有关。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关键词 ］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区域经济增长；脱钩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4BJL050）。
［作者简介］刘晓婷（1988－），男，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陈闻君（1969－），女，江苏张家港人，教授，中亚经贸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资源环境与中亚经贸问题。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费的日益提升，碳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因此，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能源碳排放，使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北五省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大量依赖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仅造成了能源的浪费，而且也使环境压力急剧增加。在当前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当今国际社会倡导低排放、低能耗、低物耗、高效率“四位一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对西北五省区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进行探讨，不仅是响应和配合国家“低碳经济”的战略部署，更是西北五省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于“脱钩”，在各类组织和学者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脱钩”的核心表现为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变化的实质。近年来，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利用脱钩理论对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Juknys采用OECD模型，从初级脱钩和次级脱钩的视角出发，研究了立陶宛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现象［1］；Lu等运用日本、韩国、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交通行业数据，比较分析了1990－2002年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及碳排放的脱钩关系［2］；Kaneko等通过“脱钩”理论分析了巴西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强度是碳减排的决定因素［3］。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脱钩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环境两个方面。例如，赵一平，段宁等根据“脱钩”理论，对我国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弱脱钩状态［4］。王虹等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过程，采用脱钩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与我国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的变动关系，观察其是否存在“脱钩”与“复钩”现象［5］。彭佳雯，黄贤金等基于脱钩理论的脱钩分析模型与Tapio等的研究成果研究了我国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及程度，结果显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在1980－2008年间（除2000－2005外）基本呈现弱脱钩状态，与实现强脱钩还有差距，未来一定时期内弱脱钩趋势仍将持续［6］。李忠民，庆东瑞运用脱钩理论对山西省工业经济的增长与二氧化碳脱钩关系进行测度，发现山西省工业整体呈现GDP与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呈现扩张连接状态，远未达到理想的脱钩状态［7］。盖美等采用Tapio提出的弹性分析方法，探讨了辽宁沿海经济带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与演变趋势［8］。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关于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且大多学者的研究是基于国家宏观层面和省际层面，而系统运用脱钩理论对某一区域的实证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是基于时间演变与空间差异的角度去测度、监测、预测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和程度的研究还很不足。鉴于此，笔者基于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视角，对西北五省区2003－2012年的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研究，分析碳排放与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程度与态势变化原因，以期为制定合理的碳减排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
二、脱钩理论与脱钩分析模型
（一）脱钩理论
脱钩理论最早是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于环境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比值在一段时期的变化而提出的，实际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冲击、资源消耗的非同步变化状况。在某个时期，当环境压力的增长比它的经济驱动因素的增长慢时，就是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并把脱钩分为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9］，其中，相对脱钩又称弱脱钩，是指环境变量的变化率和经济增长率均为正值但经济增长率大于环境变量的变化率的现象；绝对脱钩则指经济增长的同时与之对应的环境变量保持不变或下降的情形，又称为强脱钩。根据EKC（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的增长一般会带来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的增大，但当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和新的技术时，就能以较低的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换来同样甚至更加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个过程被称为脱钩［10］。脱钩研究思路在环境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其脱钩指标设计是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DPSIR），主要反映前两者的关系也就是驱动力（GDP增长）与压力（环境污染）在同一时期的增长弹性变化情况［11］。
（二）脱钩分析模型
目前，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分析模型主要有两种，分别为基于增长弹性变化的Tapio脱钩分析模型和基于期初值与期末值的OECD脱钩指数模型。本文借鉴Tapio的交通运输量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模型，并参考国内学者彭佳雯等（2011）、盖美等（2014）人的研究将脱钩状态划分为8种（如表1所示）。其中，强脱钩是实现区域经济低碳发展的最理想状态，相应地强负脱钩为最不利状态。
为了进一步了解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原因，笔者引入能源消费总量（用TCE表示）这个中间变量。能源碳排放（C）、能源消费总量（TCE）、GDP的各类弹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C，G）代表能源碳排放的GDP弹性，E（C，T）代表能源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E（T，G）代表能源消费的GDP弹性。
（三）能源碳排放的测算
目前，我国还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而且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故本文根据徐国泉等人提出的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来估算碳排放量［13］。
碳排放估算公式为：
其中，E为总的碳排放量，a为煤炭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c为煤炭消费量；B为石油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O为石油消费量；r为天然气消费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t为天然气消费量。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西北五省（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五省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进行了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的脱钩分析。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空间尺度方面，由于存在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变化的滞后关系，因此本文空间差异分析选用2005年、2009年、2012年三个时期进行比较。
GDP（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4－2014年）》、2004－2013年《甘肃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其中，采用经零售商品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调整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对数据的计算与分析主要运用Excel2007、Mapinfo7．0和ArcGIS9．3。
四、结果与分析
（一）脱钩时间演变分析
根据碳排放估算公式（4）及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2）对西北五省2003－2012年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并对其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加以计算整理，得出2003－2012年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变化趋势图（图1）。从图1看出，西北五省的碳排放总体变化趋势呈现上升趋势，从2003年9756．85万吨增长到2012年的24102．05万吨。2003－2008年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而2009－2012年碳排放增长幅度明显增大。这与西北地区为响应和配合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而过于追求经济增长有关。西北地区是能源依赖性很强的地区，过度依赖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量的变动态势相似，但能源消费总量均大于碳排放量，2009－2012年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量差距逐渐增大，表明西北地区整体碳减排技术成效不明显，因此，要想配合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实现碳减排新目标，应当重点加强减排技术，比如加大投资力度，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等。依据公式（1）、（2）、（3）对各类弹性指数进行计算得到表3，由表3脱钩分析结果可知：2004－2012年期间，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除2004年、2006年、2011年、2012年外的其他年份均处于弱脱钩状态，说明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但碳排放增加的幅度小于经济增长的幅度。2004年、2011年由于大量依赖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及过于追求GDP增长，导致能源消耗引起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扩张负脱钩状态，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也在增加，且增加的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而2006年与2012年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处于扩张连接状态，说明能源碳排放增加的幅度大于或相当于经济增长的幅度。
结合中间变量（能源消费总量）来看，能源消费的GDP弹性值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值非常接近，表现在图形上（图2）两者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且重合，这说明西北地区的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主要是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引起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除2006年、2011年外弹性值均在1左右，表明目前西部地区碳减排技术水平对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的贡献作用尚未显现，这与西北地区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相对落后的减排技术发展有关。
总体而言，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整体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程度随着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控变化波动较大，与实现理想状态的强脱钩还有一定差距，节能减排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脱钩空间差异分析
西北五省能源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分析结果（如表3、图3所示）表明，2005年表现出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四种状态。其中，甘肃表现为强脱钩，弹性值为－1．0828，达到了区域经济低碳发展的理想状态，新疆落在弱脱钩区域，宁夏表现为扩张连接，弹性值为0．8986，青海、陕西表现最为严重，落在扩张负脱钩区域，且大于西北地区的整体水平，其中脱钩程度最低的为陕西，其能源碳排放的GDP弹性达到1．5567，这主要是由于陕西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发展和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不足，导致煤炭在总体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断上升，进而造成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2009年主要表现为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三种状态，青海、陕西、宁夏落在弱脱钩区域，新疆表现为扩张连接，弹性值为0．9344，甘肃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最为显著，达到了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这主要得益于2009年国家对甘肃政策扶持（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2012年，主要呈现弱脱钩和扩张负脱钩两种态势，而且脱钩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集聚，新疆与青海脱钩状态相对其他三省较为明显，都呈现弱脱钩（图3）。甘肃、陕西、宁夏则都落在了扩张负脱钩区域。
从西北五省两项弹性值的时期（2005年、2009年、2012年）对比来看（如图4、图5所示），碳排放的GDP弹性方面，西北五省区都表现为后期脱钩状态比前期更为显著的特点。其中，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与碳排放的GDP弹性的地区变化态势基本一致，说明省际层面上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同样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所引起。对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西北五省区前后期弹性值变化较小，区域差异也相对较小，2005年，弹性值最高为青海（1．9138），最低为甘肃（－1．0898），2009年最高为新疆（1．1731），最低为甘肃（－0．0014），2012年最高为青海（1．6657），最低仍然为甘肃（0．6649）。并且2009年、2012年五省区碳排放的GDP弹性明显低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表明西北五省碳排放技术效应不明显，其对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关系贡献不明显，碳减排技术水平有待提高。2005年、2009年西北五省区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费脱钩区域差异不明显（如图6所示），但2012年，相对于2005年和2009年而言，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甘肃、宁夏、陕西落在0．4－0．8之间，新疆单独落在0．8－1．2之间，而青海则落在大于1．2的区间。总体而言，2005、2009、2012年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显著的省份主要是甘肃和陕西，这可能是由于国家对其节能减排的政策扶持及该省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节能减排、能源消费结构升级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改善，因此比新疆、宁夏、青海具有相对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实现了相对较高程度的脱钩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从脱钩时间演变分析来看
（1）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整体呈现弱脱钩状态，经历“扩张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的无周期性的变化特征，脱钩程度随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调控变化波动较大，且脱钩状态没有一定的规律。
（2）2003－2012年西北五省区的GDP与能源消费总量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且能源消费量始终大于GDP总量，在2010年以后，由于受国家政策的扶持及国际市场的影响，经济的增速明显大于能源消费增速，但碳排放的增速至2012年接近GDP同期增速，这表明西北五省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能源消费且将在近期持续下去，其未来碳减排不容乐观。
（3）从碳排放源来看，2010年以后，西北五省区对煤炭的需求比较稳定，但由于受国际市场及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变动较大，但对煤炭的影响较小，因此，2010年以后，碳排放主要来自煤炭消费。
综上所述，并结合西北五省区实际情况可知，目前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西北五省区实现弱脱钩的主要原因，但其并不能抵消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幅度，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西北五省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脱钩态势仍将持续，与实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还有较大差距且不确定性较强。
2．从脱钩空间差异分析来看
（1）2005年西北五省主要表现为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四种状态。其中，宁夏落在扩张连接的区域，新疆落在弱脱钩区域，甘肃达到了理想的强脱钩状态，而青海与陕西则落在相对不利的扩张负脱钩区域。2009年主要表现为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三种状态。除新疆与甘肃外均都落在弱脱钩区域，相对于2005年西北五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较为明显，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西北省区的政策扶持、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但相对于中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西北五省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仍然较高，节能减排的技术还较为落后。2012年表现为扩张负脱钩与弱脱钩两种状态。甘肃、宁夏、陕西均落在弱脱钩区域，相对于2005年、2009年，实现弱脱钩的省域数量上升较快，宁夏与陕西后期较前期脱钩更为显著，而新疆与甘肃则呈现与其相反的变化态势，青海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变化不显著。
（2）2005年，碳排放与经济脱钩空间格局较为分散，脱钩程度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具体呈现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四种状态。2009、2012年脱钩呈现空间集聚态势，尤其是2012年，主要呈现弱脱钩与扩张负脱钩两种状态，区域差异明显缩小。碳排放与能源消费脱钩空间格局和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基本一致，碳排放与能源消费脱钩区域差异不明显，但后期相比前期呈现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甘肃、宁夏、陕西相对于新疆和青海脱钩状态更为显著，这对下一步制定碳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无论是西北地区整体层面还是省际层面上，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脱钩主要是由能源消费与经济脱钩而引发的，其中主要由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等从而推动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所致。西北五省地区碳排放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对碳排放与经济脱钩贡献较小。因此，西北五省区未来脱钩发展措施的重点方向应为基于节能技术、产业结构升级，着重发展碳减排技术，同时逐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二）政策建议
1．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能源利用率。要以中东部及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为支撑，建立由企业主导，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参与的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开展低碳节能技术、清洁煤技术、低碳管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通过自主开发、招标引资的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依靠企业现有的基础，瞄准市场潜力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加大技术的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开发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的专利产品。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再加上“十九省市对口援疆”的优惠政策，故新疆具有发展新兴环保产业的有利条件，可以实现节能减排，低碳技术的滚动式发展。同时，青海、甘肃、宁夏、陕西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省份，也理应引进先进技术，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自主创新技术产品的推广目录和政府招标采购产品目录，继续加快西部大开放的实施力度，进而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理想状态。
2．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低能耗产业的发展。西部五省应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丰富、依托内地企业的管理、人才、资金、技术优势，抓住高耗能行业产能相对过剩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落后产业，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大力发展教育、文化、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与金融、信息等生产型服务业，使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降低能源的消耗。
3．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化石能源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减排技术对碳排放和经济脱钩的贡献，能源结构的升级是西北地区个别省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强脱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和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就显的非常重要。西北地区拥有丰裕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新能源，在当前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放”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西北五省区应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资源优势，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力度，研究和完善生物能等清洁能源的定价和分摊机制，逐步降低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过度依赖，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逐步实现更集约、更清洁、多元化的能源消费结构。
4．西北五省区的各级政府要加大各个省能源结构调整的规划，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加强政府对能源碳排放方面的控制力度，对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非重要产业提高税率，进而限制其发展规模，而对能源消耗低利用率高的企业增加补贴。依托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突破性的发展以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节能装备、电力环保等为重点的能源，并针对性的培育和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西北五省而言，冬季取暖一直是能源消耗的重要领域，尤其是煤炭资源的消耗，因此，应推进集中供热清洁转型，减少煤炭的供热比例，增大相对低碳的石油、天然气的供热比例，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力度，建立和完善高效清洁的城市供热体系。
除此之外，还应加强低碳宣传的力度，提高居民、企业等的节能减排的意识。节能减排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西北五省区应强强联合大力宣传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经营的理念，从身边做起，提高节能减排意识，只有每个人低碳意识的增强，才能够带动整个西北地区低碳技术的发展，进而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强脱钩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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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二氧化碳；能源消费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2000402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拉动的，我国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其大量消耗必将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效应。但是，伴随着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向前，高碳化石能源使用量也逐年递增，由此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造成了空气环境的严重破坏，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灾害频频发生。气候问题（极端天气现象、海平面上升和大气变化）正日益成为企业、政府和社会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因此，研究能源消耗、CO2排放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摆脱能源资源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建立，低碳经济以“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特征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选择，其健康稳定的发展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碳市场建设日程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在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二氧化碳）、经济增长以及能源消耗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宋杰鲲（2011）认为，经济增长、人口、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申苹（2012）通过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察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杨子晖（2011）首次采用“有向但无环回”的技术方法，对我国的能源消耗、CO2排放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潘佳佳、李廉水（2011）认为人口、经济发展是助推工业CO2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是抑制工业CO2排放的重要成因。此外，在地区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结论也并不相同。张在旭（2015）运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对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1990-2013年，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综上可看出，国内学者的诸多研究大都是基于不同的视角采用多变的方法，最终得出了相互迥异的结论。审视当下，我国正在努力积极地构建碳市场，并确定将于2017年全面建成碳市场，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在今后的发展中，明确未来几年的减排目标，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细腻的研究不仅对建立碳市场而且对发展低碳经济更是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选用VAR模型对我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以及C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2 低碳经济协调性发展的实证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提供的中国1985-2012年间的CO2排放量以及国家统计局的这2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耗（ENE）等数据，运用Eviews 8.0软件对其进行时间序列检验。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消除相应物价水平后的值。
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ADF检验。因为只有具有平稳性的数据才能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1可知，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总量及CO2排放量的时间序列的ADF检验值分别是2.709739、0.649292、-2.894588，其值均大于1%、5%和10%各水平下的临界值，同时由检验中的P值，可以直接得出接受原假设，拒绝备选假设的结论，即时间序列不平稳。进而需要更进一步的检验分析。
由于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那么在原有序列的基础上生成新序列，令D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量，DENE表示能源消费年增加量，DCO2表示二氧化碳年增长量，随后对三者增长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
通过表2得知，DGDP的一阶差分ADF统计量的值均比1%、5%和10%水平下的临界值小，所以认定DGDP序列平稳，为一阶单整，记为DGDP～I（1）。而DENE和DCO2的一阶差分ADF值位于1%水平下的临界之下，但低于5%和10%水平下的临界值，而且P值分别为0.0148和0.0323，因此判定DENE和DCO2的一阶差分序列平稳且均为一阶单整，记DENE～I（1）和DCO2～I（1）。
最后再对具有协整关系的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由下表可知，DGDP和DENE在6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原假设“DENE不是DGDP的格兰杰原因”中的P值为0.0197，小于0.05，认为拒绝原假设，即能源消耗是引起GDP增加的原因，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增长是通过能源的不断消耗带动的，这与能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相符合。DGDP和DCO2在1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的P值可以看出GDP与CO2排放量的增加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关系。DENE和DCO2在2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原假设“DENE不是DCO2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0078，小于0.05，因此说明能源消耗的增加是CO2排放量的增加的原因。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85-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数据分析，并对其残差进行检验，得出：
能源消耗的增加通常会拉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的消耗。同时，CO2排放量的增加会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而增加，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必然会引起CO2排放量的增加。
由实证分析可知，GDP增加并不一定能促进能源消耗的增加，即经济增长并非推动能源消耗的增加，也就是说，能源消耗的增加不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的。
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量增加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是由于CO2排放过多带动的，相反，CO2排放量的增加也不一定会推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转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加的脱节，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解决“脱钩”问题的有效方式，消除经济增长主要倚靠能源资源的消耗这一现实窘境，进而真正实现能源消费增加和经济增长的脱钩。
参考文献
[1]宋杰鲲.基于LMDI的山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J].资源科学，2011，（1）：3541.
[2]申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的联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3]杨子晖.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研究[J].世界经济，2011，（6）：100125.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6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立法；法律制度
我国在推进生态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新改革的助推剂。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低碳经济法制体系的建立是推进生态建设和低碳经济高效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
一、低碳经济与立法发展
（一）低碳经济概述
社会学家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一场融合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综合性变革，它是人类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进行理性认知后的新模式。经济学家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获取最大利益，而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方式。环境学家认为，低碳经济是以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并稳定在人类能够承受的一定水平之上为目标的排放模式，在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寻找一种可持续性的平衡。
笔者认为，低碳经济主要有三方面的涵义：第一，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通过碳捕捉、碳封存、碳蓄积降低能源消费的碳强度，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实现低能耗的经济发展。第二，低碳经济是相对于利用新能源而言的，要求尽可能实现经济与碳排放逆向增长，通过能源替代、发展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控制经济体的碳排放弹性，减少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实现开发利用新能源。第三，发展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人的自主能动行为而言的，其含义还应包括改变人们的高碳消费的不良取向，降低碳消费，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倡导低碳环保健康节约的绿色生活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立法现状
1、环境保护立法。我国早在1989年就已经颁布实施了《环境保护法》，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减排，我国又先后制定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06年末到 2007年，相关部门相继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报告、专项行动等，对我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作出规划和指导；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对相关循环经济的基本管理制度、再利用、低能耗、新能源开发以及相关鼓励措施等进行了法律规定。纵观环境相关法律，多是以控制污染为主体，不过这部法律对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作出规定，成为低碳经济立法的基础。
2、能源保护立法。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对能源立法会切实保障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早在1986年国务院就制定了《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通过对能源进行统筹管理，鼓励创新节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内容的规定，促进可持续发展。后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使得我国在主要矿产资源、能源的开采、生产和合理配置上拥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性说明。随后，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节约能源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被正式提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能减排有了法律规定。几年间的法律整合了我国多年来相关节能政策的经验，为以后的能源立法发展奠定了基础。2010年，《可再生能源法》通过了正式修订，国家鼓励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崇低能耗使用，推行能源的有效利用，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所以低碳经济立法与国家能源相关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低碳经济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低碳经济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相关立法体系尚不健全。低碳经济立法逐渐显露出不合时宜的地方，某些相关法律存在漏洞，而一些领域的立法甚至近乎空白，需要建立全面合理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一）缺乏专门的低碳经济基本立法
第一，缺乏统领低碳经济发展全局的法律。我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正是大量消耗能源，高速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控制达不到完全的统一，去盲目改变碳该规定也是不利于国家整体发展。应以低碳经济为基础，增加立法保障，低碳经济的法律的专门性法律需要快速建立。
第二，碳排放权未进行法律定位。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权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碳排放权交易利用金融手段，进行碳排放的有效控制，是一种优质的碳排放金融衍生品。而碳排放权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积极制定《碳排放交易法》，使这一调控手段受到法律的肯定与支持，使低碳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
（二）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现阶段，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没有专门性发展低碳经济的促进法，缺少整体的指导性战略意见。目前，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立法零散地存在于由宪法到法律、到行政法规、再到政策规章中，法律结构模糊，缺乏适配性。导致各法律部门、法律等级之间无法形成良好的配合，与低碳经济某一范畴相关的法律法规重叠与交叉的状况时有发生。长此以往，不但无法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还会使立法者容易产生对于法律效率的误判，对未来建立相关法律体系的工作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最终造成法律供给与法律需求脱节，形成效率低下的立法制度。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引导低碳经济发展立法体系，明晰相应的法律结构，才能使法律制度体系化，法律工作系统化。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7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区域创新；区域学习；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倪外（1980-），男，湖北黄冈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模式、低碳经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0ZD&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41071093。
一、问题提出
低碳经济研究源起气候、能源方面的研究，区域经济学视角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1-3]]。独立分隔的节能减排、生态修复、环境保护本质仍然是“工业文明+节能减排”、“工业文明+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实现人地关系和谐与区域可持续发展[4]]。在低碳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目标由传统工业文明模式下经济利润最大化，转向社会成本最小化、生态经济效益最大化、民生最优化等综合目标，传统的工业文明与外部治理结合的模式，转向于生态环境内部化的生态经济模式。
由于不同类型区域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任务、目标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欠发达地区工业开发强度低，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可以借助建设低碳经济发展的契机，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发达地区工业发展水平高，自身经济实力较强，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体制机制优化、外部性内部化等途径寻求区域转型的新模式、新路径。目前，低碳经济发展在我国由理念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但我国低碳经济的理论认识尚存在不足[5-7]]，急需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相应的低碳经济理论指导，从理论上厘清低碳经济的内涵，构建低碳经济理论体系，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
二、低碳经济内涵的三维解析
低碳经济是区域在更高层次发展的实现模式，其目标是促进经济产业活动以更快、更科学的发展方式进行，实现区域可持续化发展，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多目标协调发展。低碳经济不是简单的区域碳排放水平的降低，而是区域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8-9]]，低碳经济的本质内涵涉及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及国际低碳政治博弈。
低碳技术创新是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低碳经济及其建立其上的低碳社会形态发展的核心是相关的技术突破与创新：首先是与区域碳减排直接关联的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等低碳技术的突破，通过能源技术和碳减排技术的创新，有效控制区域碳排放水平；其次是产业技术的创新，产业经济活动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地区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以技术创新促进三次产业的发展，提高三次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经济效益，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转变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再次是具有革命性的低碳技术的突破，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技术革命，建立新的产业体系，能够改变人类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基础。
在低碳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由以经济增长为主，向经济、环境、生态、民生等多目标协调发展转变，区域经济发展由传统的以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主导向着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治理模式创新等创新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区际关系由传统的基于产业链分工合作的垂直式关系向基于创新合作的水平式关系转变。区域发展模式转型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区域学习、区域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以区域创新体系为核心，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低碳指标与创新指标一起作为衡量区域新型发展模式的核心考核指标，是外在的直接表现形式。
低碳经济涉及未来全球经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空间及相关权利与责任的确定，碳排放权的界定与划分延伸到以确定环境权益为表现形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国际低碳政治博弈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型外部环境，低碳经济在国际政治治理框架下的实质是将环境问题政治化、全球化，并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国家经济竞争力具有巨大影响。发达国家主导并力图实现的国际碳减排路线图及其治理框架，实际上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新的世界治理框架机制，维持其规则制定者的最大利益。因为，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背后隐含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碳排放”经过法律建构以后,具有引发金融扩张的潜力，能使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重新主导世界发展框架机制。低碳经济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三、低碳经济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低碳经济条件下，生态因子从传统的附属支撑要素或“负效应”，转为核心要素，转变了传统的区域发展要素结构，突出了生态因子，创新因子的重要性。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区域发展由资源要素投入主导向创新主导转变，区际关系随之发生改变。可持续化发展思想在区域的具体化、标准化，可量化的最新实践即基于低碳经济的区域发展模式创新。所以，低碳经济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8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 理论内涵 支撑保障体系
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出现的新概念，在《京都议定书》受挫的情形下，由英国政府于2003年在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首次提出的。之后，低碳经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政界和学术界广泛地探讨和研究，低碳经济被誉为继两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后的第五次世界革命浪潮。
一、引言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爬坡”阶段，因此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我国在《气候变化国家报告》中不但明确提出中国要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而且还确立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总体思路。
二、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从表面看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规律的把握上，低碳经济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源环境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短板因素。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间要经过一个低收入低排放、收入增加排放增加、高收入排放稳定甚至降低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有密切关系。在农业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对环境基本不会造成多大污染，即使存在温室气体，也能被社会所消化和吸纳，当时社会处于一个低收入低排放的低碳经济阶段；随后，工业社会是以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和大量排放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并且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占较大比例，温室气体排放骤然增加，此时的社会处在高收入高排放的高碳经济阶段；当人们认识到环境是稀缺资源时，逐步加大环境投资力度，于是出现一个高收入排放稳定甚至下降的低碳经济阶段。
由此可见，实际上低碳经济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早在农业社会，低碳经济模式就已经存在，只不过资源环境问题尚未突出。
第二，在低碳经济发展上，企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理应成为低碳经济的主体，因此构建低碳型企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微观基础。为此，必须在产品的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方面融入低碳理念。在生态设计时，要把握产品原料、能源投入的低碳化，确保从源头上进行低碳化设计；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确保清洁生产顺利进行，清洁生产可以保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低碳化。不断提高低碳技术研发能力，充分利用清洁生产技术、低碳技术等，在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保证低碳型的生态化设计顺利实现。
第三，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容上，低碳经济发展主要构建低碳型产业发展模式和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低碳型产业发展模式就是按照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改造，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实现建立产业结构优化式低碳发展的模式。根据产业结构的宏观构成，按照不同产业结构与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低碳化。一般而言，按照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逻辑，产业结构经过从“一二三”到“三二一”的转换过程，由于第三产业是服务型产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比第二产业低很多，再加上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等产业又具有增汇的功能，所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多，低碳经济发展的状态越好。另外可以根据不同产业间产品、废弃物不同的联系，通过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来实现减排的目的，实现低碳化发展。
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低碳型园区发展模式。从区域角度而言，园区是发展低碳经济最小的单位，建立低碳型园区发展模式就是依据工业园中各个企业在园区中所处不同的地位和角色，建立起各个企业间能源利用和废弃物排放以及综合利用的稳定的联系，以期实现能源的综合利用和废弃物排放的减量化。其二是低碳型城市发展模式。低碳型城市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成结构优化、循环利用、节能高效的经济体系，形成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实现城市的清洁发展、高效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在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上，低碳经济就是要权衡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最终形成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大，生态环境优化，人民生活福利最大。碳排放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标识，已构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硬约束。正确处理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当前经济学界重大的理论问题。低碳经济的提出根源于该问题的解决。数学上衡量低碳的标准目前还不具备，但是可以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测度。其一，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不及经济增长速度；第二，零排放；第三，碳排放的绝对量在下降。这三种情况可以说都是低碳化的表现，只不过程度不同。第一种情况是一般情况，第三种情况是最理想的状态。无论哪一种情况，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正的，这样才能符合发展的本意。
第五，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低碳经济发展就必须进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节能减排要根据国家能源基本国情，依靠科学技术进行。我国能源禀赋的特征是“富煤、少油和贫气”，这样的能源禀赋决定了我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以煤为燃料的中间转换装置效率低下，终端能源利用效率比液体或气体燃料低。目前中国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32％，而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达到40％甚至50％左右；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能耗高的同时，又带来了严重的代价。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我国大气环境污染以煤烟型污染为主，其中二氧化碳占加大比例。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新能源，加快建立生态能源体系的步伐。
三、构建低碳经济体系的措施
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处于“试点”阶段，还存在不少阻碍。其一，我国目前能源消费结构的刚性特征决定了未来10-20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改变。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首个障碍因素。其二，尽管我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立刻转型，所以，由于粗放发展而导致的碳排放势必增加，这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其三，当前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尚处于基本概念的层面，公众对低碳经济的认识还有大幅度提高的潜力。为了实现低碳经济的顺利发
展。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支撑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低碳经济的市场化操作。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建立国际合作。《京都议定书》所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主要有：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ed，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碳减排”贸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lET)。其中，JI机制规定，附件I国家可以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这样就相当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等量的“减排单位”；CDM机制是唯一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机制，该机制规定，允许附件I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置并冲抵附件I国家的减排指标，即为附件I国家的投资者可以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IET机制允许附件I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排放配额单位”。
第二，建立政府主导的作用机制。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特别是要权衡经济发展与能源的关系。而在资源(能源)环境领域内存在着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或者解决不好的难题，诸如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资源的公共产品特点等，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弥补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扮演主导作用。为此必须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机制。
第三，建立低碳经济技术体系。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低碳技术包括对现有能源技术的改造；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能源效率技术等。但是目前总体技术水平落后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严重阻碍。我国目前能源生产和利用、工业生产等领域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开发能力和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差，产业体系薄弱，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为此，必须国家采取鼓励措施，建立低碳经济技术支撑体系。
第四，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政府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经验交流等方式加强对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的普及，并有意识地宣传和发展一些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的非政府组织，使公众真正融入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大运动中去，推广绿色消费理念，把能源节约活动变成全体公众的自觉行为和日常习惯。实现公众的绿色消费，形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倒逼”机制。
低碳经济是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而发起的社会变革运动。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作为一个高能耗国家，需要从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容、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等五个方面，深刻理解低碳经济丰富内涵。
[参考文献]
[1]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2008(4).
[2]邢继俊、赵刚：中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J].中国科技论坛，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