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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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17-02
1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1）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
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1－a）L/L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高投入、高消耗。自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却一路下降至5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产能过剩。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大力发展服务业。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就不需要交易，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生产成本越低，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使服务业信息化，提高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自主创新。“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型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范文第2篇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有：资源分散利用导致规模效应缺乏，结构转换滞后导致协调发展困难，利益机制扭曲导致发展动力欠佳，制度安排缺失导致运行质量不高等问题。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城乡统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应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从制度安排、统筹计划、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为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关键词】
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农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制约其健康发展的经济社会因素依然存在。为此，必须进一步探索农村经济增长的路径，为实现效率型增长创造条件。
一、制约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
1.资源分散利用导致规模效应缺乏
首先，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分散，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承包土地规模较小，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总体上不利于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限制了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难以支撑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其次，乡镇企业分散布局，难以共享城镇能源、交通、通讯、供排水等基础设施的便利，也不能共享技术、信息、市场的优势，存在资本占用多，资金流速慢，交易成本高，能源消耗大。再次，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宅基地占用多，公共基础设施差且维护成本高，公共服务设施少且投资成本高，制约了农村非农产业和农村市场的发展。
2.结构转换滞后导致协调发展困难
首先，就业结构转换滞后。截至2001年底，除港澳台外，农民人口达9.35亿，占总人口的73%；农业就业比重占65.8%，工业、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占13.6%和16.8%，知识产业就业人数则不足2个百分点；农业生产边际效益为零乃至为负数，形成了低效率的要素替代，阻碍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发展。其次，产业结构转换滞后。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的数量一般占农产品总量的80%，而我国只占20%左右；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2-3倍，而我国还不到1/3；收获1元钱的农产品，通过储藏、保鲜、加工处理，美国可再创造3.72元的产值，日本能获得2.20元的收益，我国却只能获利0.38元。
我国农业的弱质地位和比较效益差，难以满足小康社会百姓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再次，社会结构转换滞后。我国的城镇化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尽管2001年城镇化率达到了37.66%，但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2-14个百分点。这种状况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转移，固化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二、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
1.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路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方式，是经济整体功能得以强化和优化的方法，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总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三个来源，即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农村经济发展必须正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重视科学技术，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吸引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向农村，根据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原则，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整合优势资源，建立支柱产业，提高农村综合经济素质。改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源；改善土地产出率，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土地资源；改善专业化生产水平，更好地挖掘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能，为加快城镇化提供支撑。
2.城乡统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途径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不断转型的过程，结构生产力是推动一国经济类型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动因。只有改变传统的城乡社会分工格局、资源配置格局，才能解决全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因而必须从城乡关系、城乡结构等角度来突破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思维框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协调发展。
三、为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1.制度安排是保障
制度安排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方面它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它影响利益分配格局。要通过有效率的农业发展制度安排，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为非农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农产品剩余和劳动力剩余；通过有效率的发展非农产业的制度安排，促进农村经济的工业化和非农化，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通过有效率的发展城镇的制度安排，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产品需求。
2.统筹规划是重点
统筹规划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开发社会成员的潜在能力，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加大对农村道路、引水工程、电网、信息网、水利设施等的投入，统筹规划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教育培训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科技文化体系的建设，统筹规划城乡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实施以产业集群化为主的布局调整，突出优势，错位互补，形成若干特色突出、承接性好、配套性强的加工工业基地，统筹规划城乡用地空间和产业结构体系，等等。
3.科技创新是关键
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创新是打破旧的经济均衡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通过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尽快提高产业化水平；全力推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缓解需求约束压力。要形成有利于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激发高素质人才的创造热情和企业在生产中运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加快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1]石正高.农村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和政策思考[J].当代财经，1989.11.
[2]孙良媛.广东省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J].中国农村观察，1996.05.
[3]谢晓凌.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参考，1997.34.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范文第3篇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这本经典著作名为“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这个区别很有意义。上个世纪中叶，以刘易斯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曾经红极一时。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较宽泛，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含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和人权福利、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可是发展经济学无可避免地衰落了。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逐步解决其他问题。
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不能给决策者有效的政策建议。几百年前，古典经济学已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资本与人力。但两者以怎样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人们一直没有概念。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产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核心框架，迄今仍被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此模型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将收敛到一条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各国发展速度将趋同，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这个模型很漂亮，却与实际情况不符。
后来学者意识到，该模型忽略了决定长期增长率水平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释世界各国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可是，当时的经济学家尚不知道如何来刻画技术进步这种现象。经济发展还包含经济增长以外的目标，经济学家更不知该如何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革命性的新思想被提出来，即“内生增长理论”。巴罗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套理论由模型本身来决定技术变化率，进而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这批“内生增长理论”专家认为，技术进步就是新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的资本的生产和投入。新思想应用于生产没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为任意数量的生产者所采用。这一特征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取得需要某种垄断力量，所以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竞争。
这套“内生增长理论”为经济增长注入巨大活力。过去的外生增长模型也被改造而重新用于研究。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次范式革命，一跃成为宏观经济学里最热门、最主流的分支。
面对爆发式增长的经济增长学术文献，学生和研究者都急需一本全面综述该领域现状的纲领性著作。《经济增长》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写成的。
在该书里，巴罗系统回顾了经典的增长模型，随后引入革命性“内生增长模型”，再逐步引入其他变量，不断拓展模型。可以说，巴罗将增长模型构建成一个基础性学术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引入变量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制度、法律、文化、宗教等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巴罗对这些问题深感兴趣。他把许多因素引入模型，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作用相当大，而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当弱。这就意味着，民主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还需通过其他方法做进一步研究。而法治的积极作用则无可置疑。因此巴罗的政策建议很明确，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要加强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也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
仔细考察巴罗引入增长模型的社会、制度、文化、宗教等因素后的研究，不难发现，大多数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些因素肯定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但也许都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另一个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与经济公平的关系，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虽然一开始也已提到，但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根据萨拉-伊-马丁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问题，但几乎没有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状况。
经济学上一直有一种“库兹涅兹曲线”，即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公会逐渐拉大；到了一定阶段，收入分配不公又会逐渐缩小。但是“库兹涅兹曲线”只是一个猜想，在某些国家得到了验证，而在另一些国家失效，从未得到验证。巴罗似乎也是“库兹涅兹曲线”的信奉者，但是他的增长理论未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有效回答。
发展经济学被增长理论所取代，归根到底，是因为很多发展目标无法被精确刻画，从而不能进入理论模型进行有效计算。可往往这些目标，才是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所要追求的。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消费 需求 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 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 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 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 9.1%,下降了 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 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 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 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 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 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 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 3.27 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 2008年的 2.38%,下降了 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 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 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 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 min)=0.0011719,最大差值 Δ (max) = 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 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 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刘成林:消费需求变动与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J].河北学刊,2007(1)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但有两个因素对中国奇迹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即物质资本的增加和经济制度的变迁。[1]
经济增长分析方法假设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不把它纳入分析模型。现代经济学理论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认为经济增长的源头是制度变迁，尤其是提供合适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它不是生产函数的一种投入，而是整个生产函数中一个转换要素，通过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组合效率、增加回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能够提高生产率，尤其是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所以制度变迁与物质资本投资是促进我国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林毅夫最早将制度纳入分析模型，认为1978至1984年间我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制度创新，引入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6.89%。卢中原和胡鞍钢[3]首次将我国的制度变革量化为市场化指数，证明了我国1978至1992年间GNP增长中约有14%来源于市场化改革。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物质资本的增加，还是更多归功于由制度变迁而引起的经济体制效率的提高，对此的认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本文运用可处理隐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解析，比较制度变迁与物质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客观地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源。
二、量化研究工具――结构方程模型
20世纪末以及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物质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增长为目标变量，物质资本增加和制度变迁是其解释变量；物质资本增加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制度变迁作为更深层次影响因素，是通过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其他渠道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对制度变迁作用的量化研究需要从统计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制度变迁变量纳入统计分析之中。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增加均可找到合适的测度指标，而制度变迁作为隐变量（Latent Variable）无法直接测度。二是如何在模型中体现和分析上述经济关系。在目前的统计学方法中，结构方程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上述问题。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源于路径分析和证实性因子分析，由测量方程（表示指标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方程（反映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关系）两部分构成。[4]
三、模型与数据
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市场化、城市化、对外开放。[5]本文以这三个方面变化的四个指标作为显变量，建立制度变迁隐变量F1的测量方程。
市场化程度：以X1：“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X2：“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的比重”两个指标衡量，比重越高，说明市场化程度越小，制度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以X3“进出口总额（以人民币计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比重越高，说明开放度越大；
城市化水平：用指标X4：“城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 来衡量，城镇镇人口可支配总收入等于城镇镇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的城镇人口数。收入越高，说明城市化水平越高。
经济增长Y用每个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物质资本投入F2用各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为了消除价格变化对模型的影响，对变量Y和变量F2、X4分别取自然对数，这样价格的变化会进入估计方程式中的截距项。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图如下：
图1 模型路径图
本文考察的时间从1999年到2011年，选取中国31个省和直辖市，每隔四年抽取一个观测点，共计124个样本，基本满足结构方程对于样本量的需求。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2000-2012年）。
四、实证分析
利用SPSS软件和Amos软件进行建模，得到最终的模型结构 （F1为制度变迁隐变量、F2代表物质资本、F3代表经济增长，括号内为t值）：
（1）测量方程（标准化系数）：
X1=-0.825*F1+ e1 （1）
（-11.249）
X2=-0.418*F1+ e2 （2）
（-4.837）
X3= 0.338 *F1 + e3 （3）
（3.841）
X4= 0.994*F1 + e4 （4）
（15.450）
（2）结构方程（标准化系数）：
Y= 0.144 F2 + 0.849 F1+ D1 （5）
（1.190） （6.408）
F2= 0.959F1 + D2 （6）
（14.412）
表1是Amos给出的部分模型拟合指数，拟合优度指标GFI、本特勒的比较拟合指数CFI、以及NFI、RFI、IFI、TLI拟合良好的数量标准都是0.9。模型除了RFI稍微小于0.9外，其余指标均大于0.9。模型的自由度为8，卡方值为23.824， CMIN/DF小于3，模型拟合较好。
表1 模型拟合指数总结
模型除了F2的结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结构系数的t检验都很显著，可以认为模型较好的拟合了样本数据，基本证实了理论假设，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测量方程中，制度变迁隐变量的4个指标变量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结构系数的t检验均显著，均符合理论预期。
Amos给出了模型变量间标准化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如由表2所示，结构方程模型（1）―（6）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迁，物质资本是制度变迁引起的结果，它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制度变迁。物质资本投资和制度变迁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同。物质资本投资直接影响经济（效应系数0.144），制度变迁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效应系数0.849），也可以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投资（效应系数0.959）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
表2 标准化的总效应、直接和间接效应
无论在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的层面上，制度变迁的作用都明显大于物质资本增加的作用。制度变迁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的比约为6.85；制度变迁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约6.15。因此，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正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用能够处理隐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验证和评估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外生因素在于制度的改进，而物质资本的扩张应作为内生因素来看待。因此，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仅靠物质资本、劳动力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逐步的深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制度变迁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制度支持，有效的制度能够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是其它因素难以替代的根本动力。
可见，对于决策者而言，最应关注的不是如何直接改变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而是如何从根本上改进不合理的经济环境，通过改进经济体制来推进市场化、城市化和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渐渐减少和消除经济制度对生产活动的障碍。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许建，何晓群.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量化研究[J].经济经纬，2000（6）.
[3]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
[4]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制度改革[J].经济研究，2000（7）.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范文第6篇
胜仗是打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不干则一事无成。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上半年，安徽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这些就是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真抓实干的结果。
受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安徽经济运行中也存在有效需求有所减弱、部分行业和企业面临较大困难、财政增收节支压力加大等诸多困难和问题。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信心，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
如何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动力,把国际国内经济的深度调整作为我们抢抓机遇发展、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契机？在战略上，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研判，精准施策，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战术上，要做到多管齐下，多点支撑，注重实效和长远，条条战线争上游。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中央宏观调控的首位目标，更是安徽发展中的头等大事。我们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稳增长谋良策、出实招，尤其要在加强实体经济、服务企业发展上下更大工夫。乘势而上是本事，逆势而上是大本事。要敢于突破困难和矛盾，善于把握优势和机遇，主动作为，推动安徽经济在困难条件下的“弯道超越”。
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大，越是稳增长的任务重，越要增强转型发展的决心。要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动力，坚持把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联动发展作为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坚持把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强做大主导产业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突出任务，在激烈的区域发展竞争中培育安徽加速崛起的新优势。
安徽要在这一轮经济调整中把握发展先机，还必须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促调整、促发展，通过营造体制活力，聚集更多的国际国内发展资源。我们要紧紧围绕国家深化改革的方向，紧紧围绕安徽自主创新、承接产业转移、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激发基层和群众的创新创造，着力突破不利于运用和配置市场资源的体制制约，为又好又快发展注入源头活力。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范文第7篇
从短期来看,当前的发展方式使国民经济失衡,实现稳定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的脆弱性加大,发展后劲衰减,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下降。这种状况是在年复一年的经济循环中形成的。不言而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改变经济循环入手,使经济运行中的非良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
现行发展方式中有哪些非良性循环呢?
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循环。从整个社会来看,有两类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二者是互为条件的,处于一种循环状态。这种循环既可以处于良性状态,也可以处于恶性状态,其决定的因素是消费。消费衔接上述两种生产,既是物质财富生产或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同时也是人的生产,或是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但人的生产状况最终决定了物的生产,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就此看,消费率不断下滑使我国的上述两类生产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经济的脆弱性在积累,可持续风险在不断加大。
投资与分配的循环。投资形成资本,而资本是要参与分配的。在国民经济中投资的份额越大,意味着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越大。这是利润比重上升、工资比重下降的重要宏观条件。在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来推动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差距也就会相应地拉大。尽管从短期看,投资增加,增加了就业岗位,似乎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但这是有条件的,是有临界点的,否则投资和分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长期的高投资率与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相互推进,陷入自我循环态。分配差距拉大是导致高储蓄的基本成因,高储蓄现实地支撑了高投资,而高投资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地拉大了分配差距,所谓“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最终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我国的高投资率与分配差距在世界上均足以名列前茅,二者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种自我循环状态若继续下去,就会走向反面,投资下降,经济滑坡,而分配差距却不会缩小,最终可能落入“拉美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投资与对外的循环。连续多年的高投资,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带来了GDP的高增长,但也形成了对能源和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潜在需求。这些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对外部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原因即在于此。随着这种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能源和资源安全形势变得日益严峻。
同时,巨大产能带来的巨大产出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只能对外寻求出路。消费率长期低下,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在外部需求的引导下,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面向国外需求的生产部门。当为外部需求而生产的部门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对GDP增长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政府对此也就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地方政府,鼓励出口的各种优惠政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之一。一靠出口退税,二靠不完全成本,使出口企业即使在效率不高的情况下也能有利可图。这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进入出口部门,使得出口增长长期保持高速度。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范文第8篇
那么，怎样加快结构调整、转变方式呢?我们的思路是：优环境、抓重点、明方向、改体制。
优环境，就是结构调整的环境不能太紧更不能太松。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则大家没信心。即保一个底线，近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在7％左右，现在远远高于这个水平。但更关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快了(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太快了。许多落后的产品、产业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结构调整只能是事倍功半。从现实条件来看，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更高一些，甚至可以达到10％以上，如果真是这样则不是好事，反而不利结构调整。我认为，应把速度稳住，这两三年都稳在8％～9％的水平，重点是提高结构调整的速度，即增长的速度是稳，结构调整的速度是加快，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取向。优环境还有一个方面。即要让人们愿意抓结构调整、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资于结构调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结构调整有钱赚。现在结构调整存在一个明显的障碍是：搞房地产太赚钱，利润率太高，而且更重要的是赚钱快，这必然产生一种反结构调整效应。一些利润率不低的行业也不想守本分，把剩余资金大量转投房地产。所以，加快结构调整，必须改变环境，下决心让房地产回归常态，没有巨大的暴利空间，让结构升级的重点行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供应，企业家更乐于本业搞创新。房地产暴利被压缩的空间正是结构调整的空间。
抓重点，就是确定结构调整的重点领域、重点产业。调结构的重点是升什么或促什么要搞清楚，对应的是降什么或抑什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使投资与消费之间均衡合理增长。这是未来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投资过度消费不足无法实现经济的中长期平衡，会形成长期的生产过剩问题。过去几年国际环境较好，主要是美国政策的错误，帮了我们的大忙，以后便没有这样的好事。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实现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平衡，避免生产过剩危机和通货紧缩。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要放在扩大消费需求上。需要做的是消除抑制消费增长的因素，如实质性推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下决心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提高就业增长率等。二是重点推进战略性产业的技术升级，尽快使其形成国际竞争优势。2009年我们推进十个行业的调整和振兴计划，范围太大了，应在这十大行业中选择三五个更具战略导向作用的产业，如汽车、装备制造、新能源等，国家通过集中性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持，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他产业主要让市场来调结构，中央政府只是给一般的支持，即一些地方或企业调这些产业的结构，制定相应的规划，中央政府就给支持，不调就不给支持。三是要下决心促进服务业的增长和结构优化，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许多地方对工业仍采取比服务业优惠得多的政策，结果服务业一直受压抑，必须清理这些政策，如服务业用电、用其他资源的价格一律要如工业一样，甚至更重要优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