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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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规范
20世纪以前，会计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序的、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中，会计准则还属于一种非正式规则。20世纪初，随着经济业务的复杂化，会计职业界首先感到了会计管制的必要性，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统一的会计规范。1906年，针对当时铁路行业对重置会计的滥用，美国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 act），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铁道业制定一套统一的会计制度，铁路业成为最早受到会计管制的行业。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aapa，现已改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表了现代会计的第一份权威性指南《统一会计》（the uniform accounting），标志着人类开始通过会计规范对会计行为实行管制时代的到来。
一、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1929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大跌价。几周之内，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失去了，大体相当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支出的费用。通商，贸易流通中的交换手段被冻结，制造业的残骸到处都是，农民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成千上万的多年储蓄化为乌有。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松散的会计实务和对创造性会计的滥用被指责为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为了响应纽约证交所的要求在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允性的信心，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并确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这一机构先于确定gaap的主体成员之前就开始运作，可以看到政府对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随后，sec着手组织会计职业界制定gaap，投票决定了依靠民间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施加压力来影响会计准则。
二、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m.zubaidur rahman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区域内国家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审计准则质量较差、会计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引发金融危机的诸种要素，严重降低了公司和银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会计在金融危机预警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的建议：如风险集中与会计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与会计披露、或有负债问题与会计披露等。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告成立，倡导在全球推出统一的会计标准，其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已在13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三、美国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危机蔓延之初，会计准则一度成为千夫所指。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允价值条款。经济危机期间，欧美政治家、银行家们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按市价计算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认为正是这种会计方法导致了危机的恶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公允价值条款不可废止，但应修改完善。随即，iasb计划推出与银行资产减记有关的减损支出披露准则，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减损模型下计算得出的公司资产价值有何不同。同时，iasb还拟于2009年开展对减损准则的全面修订，并有望在2009年内推出。
四、经济危机下对会计规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观看待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当然，会计准则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决经济危机。正如80年代银行危机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这是70年代的会计准则15号公告的后遗症，它并未消除危机，只是延迟了危机。
（二）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规范的缺陷
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公允价值被认为比历史成本更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暴露无疑。金融业的利润在经济形势好时，由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对经济的乐观预期;经济形势不好时，资产的市场定价往往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数据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高，这误导了投资者，使他们对低迷的金融环境更加悲观。因而，公允价值会计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会计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
（三）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而在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的立场很可能屈从于政治需要。为了防止在危机中出现“救火式”的准则，需要构建一个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简称cf）并作为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体现公众利益。从理论上讲通过cf的研究，逐步确立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化思想，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更加集中，这样也避免了在每次经济危机中，会计准则都成为危机“替罪羊”的尴尬局面，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参考文献
[1]亚洲金融危机的会计原因[j].
[2]黄平,简剑辉.经济危机与会计披露监管演进分析[j].财经论丛.
[3]王棣华,花婷婷.事件推动会计准则的完善[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会计准则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4-0123-01
进入20世纪之前，各国的会计准则都没有形成政策性文件性的正式规则。20世纪之初，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和业务复杂化，会计行业感到了会计规范化的必要性，人们开始产生使用统一会计规范的需求。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发表《统一会计》，这是现代会计第一份权威性的指南，拉开了人类通过会计政策性规范对会计行为进行管制的序幕。
1 美国经济危机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股票大跌，一月之内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化为乌有，工厂倒闭、农产品滞销、流通手段被冻结，到处一片残骸。
全球经济专家从各个角度分析这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最后，无序的会计规章被认定为市场崩溃的罪魁祸首。纽约证交所最先提出，要求在经济危机过后尽快恢复证券市场的公允性，并及时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于是美国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这一机构的成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尽快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
2 亚洲金融危机
上世纪末，亚洲发生席卷大部分国家的金融风暴。这次经济危机最初引发于东南亚：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宣布随机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随后，马来西亚放弃了对林吉特保卫的努力，就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贬值对饿冲击。当年年底，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历史最低点，也引发了全国金融风暴。至此，东南亚金融风暴迅速演变为全亚洲的经济危机。
同上世纪30年代引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样，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袭来，会计界便总结危机中凸显出来的会计准则的缺陷并作出相应反应：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本土区域内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倒是被隐瞒的信息无法及时公开、披露不明确的信息被报表使用者误解作出错误的判断，这些都严重降低了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也使得财务报告的应有作用大打折扣；二是审计准则不规范审计质量较差，导致不合规报表频繁出现而且常人无法判断其真假对错。同时，也提出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预警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了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透明度的意见。
3 透过全球经济危机理性分析会计规范发展方向
3.1 理性分析会计准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投资机构、债权人等的判断和决策往往取决于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但是政府、投资机构、债权人的这些判断和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经济利益，可见严格的会计准则和公允的会计信息与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会计准则不会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但结合经济发展的现状逐步去完善会计准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事实上，理论界无法编制全无偏完全公允的会计准则，但是理性分析会计准则与经济危机、会计准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高规范意识和预警意识，是完全可以延缓危机避免损失的。
3.2 透过经济危机及时总结会计准则的缺陷
每一个时代制定的会计准则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符合当时的经济现状，而经济危机过后，人们会从危机残局中重新认识现有会计准则的缺陷和局限。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发现历史成本的缺陷，于是提出公允价值概念，认为公允价值能更真实更迅速地反映核算主体的财务状况。而在新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又暴露无疑，金融机构的损益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条件下，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预期；在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时，核算主体的资产价值往往会被低估，报表会显示亏损。可见，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受经济环境影响过大，这便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误导，使他们或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这也意味着公允价值属性反映出来的价值也只是相对公允。
3.3 提高认识，严格构建科学完善的会计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规范会计行为、客观反映核算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利益，但是在经济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很可能要屈从于政治需要而偏离实际制定准则。所以需要构建一个相对稳定相对严格的会计框架，并作为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制定的理论依据，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更有助于维护公众利益。
认清经济形势，客观看待经济危机，逐步完善科学的会计准则构建体系，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这样才会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公信性，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范文第3篇
一、应对金融危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
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
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21.6％，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
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即便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强烈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自主创新，谋求经济结构升级，是中国面临的长期任务，注重技术进步，降低资源消耗，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内涵型经济增长，是中国长期的发展目标。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至今,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危机已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全球正面临自二十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二、当前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探讨
此次危机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由美国虚拟经济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论界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美国信贷市场上宽松的信贷条件
2001年以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房地产市场繁荣,贷款机构预期未来市场持续走高,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后,贷款机构积极发放次级贷款。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贷款机构尽可能地降低进入门坎,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推动了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这又降低了房贷的风险,刺激了房贷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债券(RMBS)的存在,任何贷款机构在对不良信用评级的个人贷款后无需置于其资产负债表内,而只需转手卖给RMBS的投资者。由于RMBS信用级别低,市场流动性不强,不易脱手,诱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根据期限和信用水平将RMBS打包成抵押债务凭证(CDO),从而进一步刺激了RMBS的发展和CDO市场的极度膨胀,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的上升,引发贷款机构资金链的断裂,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缩水,最终引发这场金融危机。
(三)信用评级不严和金融监管的缺位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在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同时,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和衍生产品给予了与风险不对称的评级结果,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助长了危机的蔓延。此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
在信用评级不严的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监管松懈。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次级抵押贷款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中加长了链条,衍生产品的定价已经脱离了原有贷款产品的风险,而仅取决于发行机构公布的回报率和评级机构评定的等级。监管的缺失,纵容了金融机构盲目追逐高额利润的行为,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利率的不断提高,房价下跌,使贷款人无力偿还次级贷款,金融机构信用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机爆发。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宽松的信贷环境和美国式的过度消费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样追求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从而导致物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联邦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利率,最后引发次贷危机。
(五)投行杠杆比例过高和金融衍生品开发过滥
据有关统计显示,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达到28倍。华尔街利用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CDO)、信用违约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杆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贷的金融效应,铸就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传递链条。
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因果关系,对次贷危机成因进行阐述:即利率上升―房价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信用紧缩―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的资金链断裂―金融资产缩水―投资衰减―金融恐慌―次贷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和新特征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特征,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
(一)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的资本主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虚拟资本也在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品种,出现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虚拟资本是对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再次虚拟。虚拟资本也成为当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资本形态。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生息资本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即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垄断实现高度投机,获得高额利润。
(三)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
当代资本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控制整个世界,通过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影响世界。历史表明,经济震荡,由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过高急转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不足,使石油产业遭到重创,达到以美元优势控制石油的目的。
当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在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下,表明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级虚拟化。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对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的信贷政策、金融风险管理政策等角度出发,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属于操作层面和现象层次的分析;缺乏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认识危机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
(一)从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形成机制
马克思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建立在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各方强制统一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生产和商业危机先导阶段的金融危机;第二类是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的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规律以及资本市场赌博投机的本质特征的金融危机。
1. 第一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导致第一类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导致生产过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生产扩大与市场扩大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动力,资本过剩从而商品过剩是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以商业信用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导致商业货币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过剩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商品价值的回流时间往往早于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容易产生虚假的需求;在商业货币不断膨胀下,这种虚假的需求积累起来,商品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属性,它们决定了生产过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并不是商品过剩的必要条件,不是商品过剩的充分条件,只是加剧了商品过剩的累积程度。第一类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奏,其形成机制(图1)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将第二类金融危机成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而导致的虚拟资本过剩。虚拟资本的过剩同样可能导致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与货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市场的危机。
首先,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虚拟资本实际上是基于预期收益资本化的幻想的资本。
其次,虚拟资本是伴随企业资本扩张与商品流通发展而产生的,但却能摆脱生产和商业的束缚而依靠信用制度获得自身的发展。“虚拟资本巨大的扩张潜力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相结合,为金融市场虚拟资本商品的过剩创造了条件”。
最后,虚拟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通过赌博投机实现价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杠杆化”;另一方面,“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当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使得金融杠杆化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致虚拟资本商品过剩严重,一旦货币发生紧缩,将导致债务支付链条断裂,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第二类金融危机本质是在金融市场过度的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的膨胀相结合的情况下,过剩的虚拟资本与货币形成尖锐的对立,最终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导致危机爆发。其形成机制(图2)揭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是危机发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以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为导火索,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始,进而波及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从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制度。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1.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条件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对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
2.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3. 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和杠杆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变,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银行家们不断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制造高风险的虚拟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的杠杆性,实行高杠杆的运营模式,通过将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化,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高度膨胀,将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本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持续的影响,世界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以往的危机多半起始于物质生产领域,然后向其他领域扩散,而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之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以往危机大多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则是实物生产日趋萎缩,整个国民经济虚拟化。以往的危机表现为广大居民购买能力下降和消费不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此次危机则是这些国家各个阶层包括工薪层在内的超前消费或过度消费,国民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消费泡沫”;这次危机不仅扩散的面更广,几乎传播到了世界所有国家,而且传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这些特点,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化相联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特点。
(二)金融资本恶性膨胀,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在继续使用这种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手段进行国际剥削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资本输出和资本直接剥削外国劳动的作用,国际剥削的重点已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国际剥削的重点由昔日的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逐步向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转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之所以积极推动这种转移,是因为金融资本的输出具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国际剥削和压榨功能。
金融资本已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和维护国际垄断资本所需要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其世界统治和盘剥的增强,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化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国民经济的虚拟化,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次世界性金融风暴的形成,是金融垄断资本长期统治、横行的必然产物。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日趋虚拟化。表现为:
第一、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金融资本越来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金融资本超前发展,资本家与生产过程脱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额已达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资本不仅在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不仅完全脱离了生产活动,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凌驾于整个社会生产之上,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宰,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的发展。
第二、在金融资本泛滥的同时,实体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各种服务性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而增殖的途径日趋狭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工业品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物生产领域向第三产业转移。银行、保险、证券等虽然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增加产值,但却不能为国民经济增加物质财富,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虚拟化的重要因素。
(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横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增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脱离实体生产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转移的过程,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组织发展跨国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为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的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沉沦。不仅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在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种货币金融杠杆或货币金融政策从事国内外的投机活动。总之,金融投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基本途径。
(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权势的增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垂死性更加明显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从来都是不一致的,不仅广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根本对立,而且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矛盾和对立则在进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强烈。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结束、新的动荡时期开始的一个突出的信号。从国际方面来看,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日益恶化。
六、结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
的成因的认识,不应单从其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对其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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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范文第5篇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奧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21.6％，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系统复杂性金融风险
一、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的内涵与特征
脆性首先是一种像玻璃、砖等的材料性质，在打破了之前没有塑性变形的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复杂系统的脆性遭受外部原因时，成为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促进和形成了原系统演化的力量。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层次和复杂性的增加，规模越来越大，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一个个简单的子系统组成了金融系统。在所有子系统的运行继续履行自己的进化，与其他子系统或外部环境的物质，如能源、资金和信息不断交流。因此，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从系统运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这种干扰有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仍然有一些事情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这一系列干扰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任何子系统，引发连锁反应。在这一点上，对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也同时显示。因此，这个复杂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定义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系统不可避免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干扰作用，导致复杂的金融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子系统）崩溃，然后引向整个复杂系统的传播，使得金融系统的功能或部分丧失，或整体崩溃，这个特点通常很难被检测到。
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脆性过程分析
（一）脆性联系的形成过程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促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单极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成为现实 ，为次贷危机的脆性源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美元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形式。在与美国的交易中，世界上其他国家赚取到美元，为了扩大出口，避免国家的通货膨胀，汇率及其它因素获取优势，国家在买入美元的同时，在市场上投放大量的本国货币。世界经济本轮急速增长的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资金高流动性过剩，并迅速向金融部门流通，美国的金融产品的大量被购买是这部分资金的主要去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元的发展速度。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成为世界上的“必备品”，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必备品”，美元金融资产正在加速膨胀。这实际上是作为金融产品，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切都可以维持在信贷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有时也很脆弱，它是动态的。这使得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衡，也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诱因。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使美国金融系统的脆性的时间风险存在，并且逐渐积累增加。这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为美国减少风险，以保持国际收支的动态稳定性，降低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元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流动，在美国市场可以最大限度的收入资本化、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稳定低的金融资产一再被利用，因此金融资产脆性已被多次激发，并逐步作为风险被转移到国外链。为了分散风险，继续促进金融机构的经营多元化，市场全球化，因而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国家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全球化的联系。虽然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和功能的风险，然而系统性风险却进一步增加积累，并促进各国之间的风险转移。因而，在全球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中，形成以美元流动为主导的运行系统。
（二）脆性的激发过程分析
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资本统治的金额，取决于他的资本扩散价值生产过程和持续扩大的需要，很小程度取决于产品的直接需要，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衍生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沟通的桥梁，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可以通过杠杆效应获取大量的资本，只是付出非常低的资本充足率。世界上美元的流动性，都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进行的。据此，美国持续庞大的经济赤字的脆弱性传递到每个子系统中，并渐渐地被激发。在发展之初，虽然遭遇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干扰，但是每个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组织，并且强于脆性，因而仍然可以运行在非平衡态。这时这个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金融风险已逐步积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6.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所以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如果一个微型元素突然打击到金融体系 ，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将立即导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财政快速增长风险。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并与他们接触到的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中很强的吸收，以维持其稳定的负熵流的程度。负熵是吸收了大量抵押贷款投资公司
也将链接到其他强元素的程度，金融机构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和其他渗透。金融产品和信贷紧缩的风险进一步蔓延，使这些金融机构的帮助，由次级抵押贷款银行和负熵与相关金融机构持有获得稳定的不足以维持自己，他们也将破产。2007年，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53.04%的员工，这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一些大型抵押贷款公司投资出现接踵而至的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如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2008年照顾管理，美国抵押贷款投资公司2007年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证明次贷危机的房地产金融系统的脆性熵受到冲击的影响。
财务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特点，房地产金融公司、投资银行倒闭和保险机构吸收其他子系统脆性，如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功能，使得各金融子系统脆性成为其他的变化的主要矛盾，金融风险开始从房地产市场逐渐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由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已经成为在运行状态的主要矛盾。已经有大量失败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资产价格巨大的跳水，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像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在以美元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下，不断吸取其他经济体的负熵，使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脆性熵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次贷危机成为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复杂系统、操作性、滞后隐蔽性、金融脆弱性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问题，有可能由此酝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
三、基于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金融危机防范
虽然金融制度的演变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因此，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形式实体的具体表现，是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类型。因此，可以得出：危机是在商业批发和银行等金融领域中开始爆发的，不是直接在零售和消费相关的风险和业务中爆发的，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
第一，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通胀，消费模式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类型，所生产的增长模式表示过剩全球经济失衡的脆性特征。这种脆性在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系统风险和各种缺陷。而要降低这一脆性，最根本的是要创造和一个主权国家脱钩，保持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长期稳定，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信贷，促进货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稳定的货币风险，供应秩序，提高整体调节方向，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第二，要避免过度的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金融的脆性，使之经济繁荣过程中，投资方只看到了过度使用杠杆效应带来的利润的，忽视了吸引力将下降，资产价格的复杂性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从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可以在金融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脆性的激发强度和脆性熵风险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大大增加了无序投资基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完善金融混乱复杂系统脆性，加快了复杂系统的金融崩溃。
第三，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脆性联系，避免传染给其他市场的风险。现代金融业的风险更复杂的多样形式，日益密切的关联度，越来越大的金融体系。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次贷危机。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力度，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能够大行其道。美联储杠杆率的金融市场操作，以及市场混乱监管不严是局势失控主要原因。因此，要地切断传播途径的脆性熵的风险，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整体风险管理。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的自我组织。由于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经济转型水平的限制，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已具有高投入，高负债，高消费的“三高”特点。国家赤字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减少。证券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债券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等之战很小的部分。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极易受到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的蔓延，缺乏自救能力。因此，所有国家，特别是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增加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以增强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应对能力。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抵御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金融危机到来时，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金融系统的全球化特征，使得通过负熵输入外部金融环境，以减少金融风险，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内部产生的熵方法成为可能。因此，通过协调全球各国的行动，使银行及其他金融领域实现统一监管，以有效的遏制危机的蔓延，共同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通过联合，以保证银行的再贷款，银行资本的重组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以提高市场信心，信贷资金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从而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建
立的一专项资金，用于对东欧，亚洲和其他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提供援助，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破篱笆的贸易学说，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对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复杂的系统的研究，以建立复杂系统的角度看金融脆弱性，并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对复杂系统理论的金融脆弱性使用金融脆弱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过程，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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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曾荣，李挺.复杂系统理论剖析[j].自然杂志，2004 (3)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外贸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5-0140-03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这一事件的发生成为金融危机的标志性开端。至此,金融危机从美国波及到世界各地,其严重性比起1929―1933年的大萧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场危机并没有止步于金融领域而是逐步渗透到了实体经济当中,进而引发了一场范围更广的经济危机。中国也未能幸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2009年1至9月份累计出口8 466.49亿美元,同比回落了21.3%。从主要出口市场来看,对美国出口数量降幅远小于对欧盟和日本。2009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国出口价格下跌3.3%,出口数量下降14.1%;同期,对欧盟出口价格微降0.1%,出口数量下降24.5%;对日本出口价格上涨4.5%,出口数量下降23.8%。①
中国外贸企业在还未走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同时又面临着经济危机对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型制造业的影响,再加之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围堵,中国外贸企业正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一、 经济危机背景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原因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称“超贸易保护主义”,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鼻祖乃重商主义,因此,新贸易保护主义又称为“新重商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正值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第一次:1973―1974年;第二次:1979―1980年)使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各国为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始作俑者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生产能力过剩,往往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抵制他国商品的输入;再者,为了缓解激烈的国际竞争、经济危机、产业转移及就业等带来的压力;此外,也为了满足其强权政治的需求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它们较强的依赖性等都是他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1]。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与中国遭遇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从此次新贸易保护的发展来看,其根源在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了一场全球金融风暴,同时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风潮。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中“购买美国货”条款的出台,更使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升温并迅速蔓延。
金融危机引爆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潮,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尤其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有愈演愈烈之势。目前,金融危机尚未消除,如果贸易保护主义不能及时遏制,其蔓延之势令人堪忧。据统计,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华发起79桩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逾百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21.2%。②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期,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中国的外贸型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外贸需求锐减、资金链的不稳定以及成本的上升等方面。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此次贸易保护主义在贸易保护的动机、方式和手段上有着很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对产业的保护范围更广泛
以往的贸易保护主义重点保护幼稚产业,如农业、新兴工业或与本国就业关联度较密的行业,如发达国家的钢铁业、纺织业等[2]。而此次金融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不仅继续对传统产业的保护,还进一步扩大到了金融业、高技术产业和知识产权领域以及其他行业。美国政府自金融危机以来已向诸多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进行了巨量的注资。显而易见,这些不同以往的举措与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幼稚产业保护”论。除此以外,一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还要求进口国必须保护知识产权、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二)贸易保护波及全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各国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之间的经济处于不可或缺的一环,各国经济的发展也在加速传导。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更是带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渠道迅速蔓延,制造了一场国际金融风暴,而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风潮亦很快传遍世界。
(三)保护对象国针对性强
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将众多外国商品拒之门外,尤其针对中国商品,因为美国国会正是以抵制“中国制造”为借口,推行这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美国首开先河,专门制定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必然将紧随其后。
(四)保护措施表面合法化
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中有以“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保护本国利益,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的条款作为理由来实施贸易保护。他们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这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合法手段”。
三、 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的困境
经济危机在全球影响越来越大,对我国外贸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导致沿海及内陆地区大量外贸企业破产关闭。我国劳动密集型外贸中小企业的利润不断下滑,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金融危机的影响非常大。经济危机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外部需求锐减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包括众多金融机构在内的大型公司开始纷纷裁员,其后果是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人们对失业率上升和经济不景气的预期使得消费开始紧缩。而消费的紧缩自然地导致了对进口需求的降低。
据海关总署的数字统计,2008 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七年以来对外贸易进出口速度首次低于20%,出口比上年回落了8.5 个百分点。2009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出口5 215.3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1.8%;进口4 246 亿美元,同比下降25.4%。出口价格总体下跌4.5%,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出口数量下降了18.1%。①
(二)资金链不稳定
经济危机起源于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直接表现是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和兼并。这场信用危机使得信贷开始紧缩,而美国是消费占GNP多于70%,居民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靠信贷支持,当信贷一旦紧缩,势必导致美国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的下降,使得需求量大减。而我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国是美国和欧盟,据海关统计显示:2009年1月至9月,中国对外进出口总值为1 557 824 175千亿美元,而其中与美国和欧盟的进出口总值分别为211 876 534千亿美元和260 052 640千亿美元,占总进出口值分别是13.6%和16.7%,累计同比分别下降了15.8%和19.4%。② 国外消费的下滑将直接导致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出口数量下降甚至出现产品积压,使资金的回收出现问题。再加上我国外贸企业大都是资金实力不强的中小型企业,本身的资金链存在不稳定性,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之中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想寻求新的融资非常困难,如果不能弥补资金短缺的问题将会导致外贸企业的破产与倒闭。
(三)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紧缩
成本上升主要是由于国内外市场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引起的,使得我国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而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出口市场需求低迷、竞争更加激烈,通过提价来转移成本压力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需求下降使得产品积压,外贸企业就需要加快存货周转,短期内降价是速动的办法,这样就形成了成本上升与售价降低的两头挤压,使得利润空间进一步紧缩、甚至亏损,经营压力增加[4]。
(四)人民币升值给出口企业的压力依然存在
200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83,到2009年10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突破6.83,即使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6.83计,人民币累计升值也达到14.64%。③而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企业的利润下降甚至亏损。据统计,人民币每升值1%,出口企业的利润下降比例将超过1%。事实也证明,人民币不断升值使我国直接出口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不断上升,需求不断下降,出口量也随之不断地下降。
四、如何在经济危机下脱困
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都是有害的,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的闭关锁国都将导致落后和封闭。然而,中国在此次贸易保护的盛行之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我国不能祈求他国的仁慈而应该认真的分析形势,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以应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抓住契机,稳定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一) 深入分析当前形势,抓住机遇度过危机
首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抨击和遏制不能与我们维护本国市场正常秩序的努力混淆、冲突,因为我们警惕和防范的对象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那种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传统保护主义,还应当包括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保护主义。因为经济危机也大大增强了各国争夺海外市场的动机,相信各国将更多地运用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本国企业夺取海外市场[1]。经济危机大大增强了各国争夺海外市场的动机,相信各国将更多地运用财政、金融等项工具支持本国企业夺取海外市场。即使在美国这个一向忌讳“产业发展政策”之类词汇的自由主义大本营,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对新能源、IT等行业提供大规模财政投入。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也会给我国带来某些非负面的影响,中国外贸型企业要充分利用此契机。如此次金融危机使得国外优秀的金融机构大量的裁员以缩减开支度过危机,更有金融机构被兼并收购甚至破产,这都使得很多优秀的金融人才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雇主。而“脑力流失”困扰中国多年,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雇用本国人的风险恰恰有助于我国流失人才更充分地认识到盲目追求海外就业的风险,如美国参议院打算推动一项“雇美国人”(Hire American)条款①,这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流人才回流,减轻“脑力流失”问题。
(二)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争取公平待遇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从长期来看必将导致两败俱伤。但是,如果中国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却不进行反击,那么受损的就只能是中国。只有通过反击贸易保护使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付出代价,才能使其保持克制。因此,中国应同大多数国家联合起来运用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合法手段来争取公平的待遇。具体来说:
1.加强国内、国际间的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抗贸易保护主义。以政府作为后盾支持企业主动迎战贸易保护。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使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原本高发的贸易摩擦愈加频繁,造成国内企业严重的经济损失。企业是迎战贸易保护的主力军,还要学会借助行业协会壮大力量。2009年3 月,为了应对巴西鞋类反倾销案,福建省首次尝试由行业组织牵头、25 家涉案企业抱团进行无损害抗辩,使应诉成效大增。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众家联手对外,才会有更大的机会获胜,才有希望维护出口利益[1]。
发挥服务型政府的积极作用。经济危机下,我国不少出口企业经营困难,特别是在遭受反倾销诉讼时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往往只好放弃应诉,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来支持企业争取最大的利益。政府除了在国际上继续呼吁自由贸易之外,更应为企业做好预警信息通报、出口风险和法律咨询等工作。
2.在WTO框架内争取更多的平等待遇。要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等经济体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使我国企业尽早摆脱在反倾销调查中经常处于不利境地的情况。在针对部分经济体滥用反倾销规则,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制裁时,中国在与其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坚决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三)作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中的直接受害者,我们的企业须注重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提升产品附加值
同样处于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同样面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和融资不畅,外贸企业在危机中遭受冲击的程度不同,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差别也很大,而知识产权就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我国一直扮演着“代工厂”的角色,极度缺乏自主性,对外贸易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并且“两高一资”的这种处于国际市场产业链低端的产品仍然占据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角地位。
为了摆脱上述被动的地位,我国外贸企业应注重自我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积极引导企业通过培育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全球产业链循环,增创发展新优势,创立自己的品牌,不断增强自主品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出口,同时还应继续保持传统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环境。
同时也要努力营造优良的外部环境,外贸企业在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过程中要争取到政府的政策扶持。同时,要将开发的知识产权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争取到政府有关部门在人、财、物等开发基本资源上的优化配置,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还要寻求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离开了法律的保护,不是夭折,就是流失。所以,依靠政府的支持,营造一个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环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
(四)提升对外贸易层次――FDI
研究发现,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曾经经历了以贸易为主的商品输出向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再发展到以投资带动贸易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对外贸易正处在金融危机的复杂环境中,这种环境要求我国外贸企业加快步伐,提升对外贸易的层次。
面对外部需求降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等外部恶劣环境,FD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首先,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好地根据当地居民的需求来开发研制新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扩大需求量;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可以在当地直接销售,这可以避免一些由商品出口所带来的贸易摩擦;最后,人民币升值能够增加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能力,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从而增加商品的竞争力。
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区位选择的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很多省份的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都大幅下降,但是西北和西南的一些省区,如新疆、广西、四川、重庆、宁夏,增长速度都超过40%,这和其贸易伙伴受金融危机较小有一定关系。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必须注意东道国的选择,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消费习惯、政治和法律环境。首先,发达国家的政局比较稳定,法律比较完善,市场条件好,经营管理水平也较高,在这些国家投资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但是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难度较大,这就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在规模和资金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其次,发展中国家一般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资源,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市场进入相对比较容易,同时还可以避开某些发达国家对我国某些出口产品配额的限制,可以利用它们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没有限制的条件,采取迂回开拓发达国家市场的策略。所以外贸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各种条件及自己的发展意向,谨慎地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客体。
五、总结
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的今天,我国外贸型企业要利用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有利时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品的价值,在这场危机中生存下去并实现“转型”,找到自身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将危机转化为发展的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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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民办高职 挑战 发展契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海啸一般迅速席卷全球，金融、房产、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首当其冲，投资量大幅缩水，影响颇大。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教育与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要受社会经济的制约，并为其服务，特别是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更是联系紧密，因而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更为直接。民办高职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前景如何，又如何化解冲击，抓住机遇，趁势发展，这些问题在当前看来意义重大。
一、金融危机给民办高职带来挑战
1、家庭收入减少，致使大面积的学生流失，进而将会引起学校财务紧张等一系列危机。当前，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加重。收入水平的降低和就业岗位的减少是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数据显示，欧美市场占我国总出口的40%，由于欧美出现经济衰退，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有所放缓，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中小企业停产、减员，劳动力市场用工量下降等现象。失业必将导致中国家庭的预期收入减少，而家庭收入的减少则会使民办高校招生和保持在校生规模的减小。对于依靠学生学费维持发展的民办高职而言，没有了学生或者学生规模减小，将直接导致学校财政困难，甚至被迫倒闭。
2、就业压力加大，降低民办高职的吸引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校毕业生数量继续增加。2009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将达610万，约占城镇新成长劳动力总量的一半以上。另外，由于有一批学生当年毕业后未能及时就业，历年累积，今年要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达到7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就业需求整体下降，企业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必然会使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与社会就业供给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对于民办高职而言，形势可谓异常严峻。一方面民办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过于集中在经贸、计算机、机电、涉外等领域，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这些专业毕业生就业；另一方面，就业门槛的限制也影响了民办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长期以来，社会观念普遍认为“公大于私”，“公办好于民办”，再加上是专科层次的高职，在就业市场上，与公办高校和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相比，显然处于劣势地位。这些原因必然会使得民办高职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二、金融危机带给民办高职发展契机
虽然，金融危机给民办高职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民办高职在金融危机的面前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契机。
1、民办高职更易吸引社会投资和信贷支持。民办高职作为一种民间投资办学形式，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投资其他产业，风险较大，而投资高等教育，则发展前景依旧看好，收入也比较稳定。再加上政府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势必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民办高职也会获得相应的信贷支持。国务院提出系列措施的第十条要求，“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信贷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公司，而往往是这类贷款呆账、坏账较多，风险较大。而教育信贷，则具有偿本付息能力较强、风险较小的特点。金融支持教育有助于金融机构改善自身信贷资产的结构，降低金融风险，开辟新的利润来源，此等利好之事势必促使商业银行积极向民办教育提供信贷支持。
2、民办高职办学机制灵活，适应能力强。自主灵活是民办高校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曾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现任北京吉利大学校长的江树人认为，民办高校办学的灵活机制表现在，用人制度、办学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设置等方面；并且队伍精干、以岗定人，不养闲人；办事效率高。因此，相比公办高校来说，民办高职在气势汹汹的金融危机面前，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民办机制在争取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配置、教育活动建构、质量效益诉求等多方面所具有的自主性、灵活性、敏感性、快捷性和经济性等优势，针对人才市场需求，设置和调整专业，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销对路”专门人才。
3、民办高职可以适应社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就业培训需求。目前，我国仍缺乏大量的高级技术人才，这严重限制了我国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技术含量，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民办高职完全可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积极“培养面向基层、面向第一线、面向现场，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岗位的技术应用性人才”。同时，面对社会失业人口的增加，民办高职完全可以结合市场需要，积极开展产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服务，为广大失业者提供各种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再就业能力。
4、金融危机来袭，为民办高职进行校园建设和充实人才队伍提供良好时机。虽然，近几年民办高职院校发展比较快，规模也不断扩大，硬件建设有的甚至好于公办高校，但是，从总体上看，民办高职院校的硬件设施条件无论是在学生宿舍环境、教学设备还是校园美化，相比公办高校，仍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危机爆发，经济不景气，各种资产价格有所回落，建设成本降低，正是民办高校大力补足教学资源、充实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的大好机会。此外，民办高职长期存在着师资尤其是高水平师资短缺的问题。从目前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师资多以兼职教师为主，专职教师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仅占30%左右；专职教师中以公办高校的退休教师为主，中青年较少；中青年教师的学历层次和职称水平与公办高校相比又较偏低。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人才就业需求冷淡的良好时机，积极引进各类急需人才，培养自己的专业带头人和教研骨干，加强专业建设，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这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化解危机，抓住机遇，趁势发展
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刚刚开始。随着危机的逐渐蔓延，对中国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加剧。民办高职院校在危机面前，不应退缩而无所作为，而应积极应对，化解危机，抓住机遇，趁势发展。
1、更新观念，强化管理，提高办学效益。首先，民办高职院校必须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市场经营理念。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者不仅要学会管理大学，而且要学会经营大学，成为善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准确把握教育使命和教育规律的人。学会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手段和产业化运作方式来管理学校，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建立适应自己发展的灵活高效的新型运行机制。
其次，民办高职要强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民办高校是社会力量办学，其性质决定了学校需科学管理，高效运作。当前，大多数民办高职院校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各种制度还不健全，人治现象还很严重，用人机制也存在家族倾向；分配制度方面总体报酬偏低，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大。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必须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率，科学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益。这样，才能在经济危机面前，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实力。
2、广泛争取社会支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办学投入的持续增加。民办高职院校既没有国家的财政拨款，也没有像公办高校所享受的银行无息、低息或贴息贷款支持。资金来源主要是学费收入。单一的资金来源，致使融资渠道不畅，从而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因此，民办高职应当积极利用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良好政策环境，坚持多元化办学，增强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与服务，广泛争取社会的支持，积极寻求新的资金投入方式和办学道路。
民办高职院校还可利用自己独有的专业优势积极拓宽跟企业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模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企业的利益出发，努力营造校企合作的双赢氛围。例如，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企业进校合作共建仿真实训基地（中心）；借助企业教育培训资源优势，实行校企链式联盟经营，培养培训行业紧缺人才；吸纳企业资金，联合经营产业等。
3、牢固把握培养目标定位，顺应市场需求。民办高职必须牢牢把握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民办高职的人才培养应定位于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在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模式上，依据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构建以能力为主、基础理论适度、技术能力强、知识面宽、素质高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职业（岗位和岗位群）分析，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民办高职在当前经济危机情形下，要及时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适应区域、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有针对性地调整和设置专业。要坚持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寻找市场“空白点”，抢占人才市场空缺领地，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使学生满意，家长放心，从而提高民办高职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
4、合理配置人才，建设精良教师队伍。人力资源是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师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没有稳定优化的教师队伍，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哈佛大学的前校长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教师的质量。”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必须组建一支师德高尚、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特别是要结合高职院校的特点，重点抓好“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必要的鼓励措施，做到按需设岗，按岗评聘，对各种人才进行合理配置，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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