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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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对外贸易；要素贡献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10日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议体现了对经济增长的重视。江苏作为经济大省，也同样面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同时作为沿海省份，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或者说对外贸易对江苏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江苏经济增长数据分析过程中，本文发现江苏外贸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程度或者说比重的波动非常大，因此分析清楚外贸因素对江苏经济增长作用程度以及影响江苏对外贸易的因素，对江苏经济增长路径和方式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
一、江苏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贡献
（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本文开始分析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弄清这一认识是理解文章分析的前提。经济增长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这里的产量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GDP总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人均GDP）。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各不同方面的总体进步。总之，经济发展是反映一个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概念。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
本文利用经济学相关工具着重对江苏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关系及与对外贸易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因此研究的是江苏对外贸易的增长及经济的增长。
（二）拉动江苏经济增长的要素及其贡献。为了分析江苏经济增长的几个关键因素及其贡献程度，本文采用凯恩斯国民收入恒等式这一工具进行分析，由于现实的统计工作难度，本文对于后面关于消费，以及各个乘数的计算也采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来进行分析。
支出法下国民收入恒等式Y=GDP=C+I+G+nX。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总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而要素的贡献程度表示为*/GDP，其中*表示消费、总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各个要素的变动量。由于江苏省统计年鉴一般在历年下半年出版前一年度的数据统计，在本文写作时，江苏统计年鉴更新至2014版本，即数据更新到2013年度，因此本文采用2002～2013年度数据对相关要素贡献进行分析，汇总至表1。（表1）
根据表1的数据显示，外贸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最大，而消费、投资的贡献程度比较大，为了直观地看出其波动趋势，本文利用表1的数据，绘制折线图，以分析其趋势。（图1）
从图1可以发现净出口的影响与消费的影响相对应，甚至粗略的说可以成一种相反的趋势，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消费提高时，进口增加，从而降低了净出口。但是我们也发现，净出口的贡献程度在国民经济四个要素中最低，波动却非常大，因此本文有必要对江苏对外贸易进行着重分析。
（三）要素乘数分析。要素乘数是指当某一要素增加时，收入的增长将是要素增长的倍数，这个倍数即是乘数。当然，要素乘数产生作用的有三个前提假设，虽然现实中完全满足这三个假设可能性很低，但是乘数计算有助于我们直观地看出外贸等因素对于江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此处不过度强调其前提假设，而着重在于直观展示出要素的促进作用。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C=α+βY，其中β为边际消费倾向。进口方程M=M0+γY，结合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数据，我们对方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分析，汇总至表2。（表2）表2中Y的系数为即为β值，整体拟合优度较优。而β比较低的原因在于近年来江苏省收入分配非常不均衡，从2000年开始至今，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江苏亦是如此，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较低。
根据进口方程M=M0+γY，γ为边际进口倾向。结合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及海关进口总额（经营单位）和当年平均汇价，我们对方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分析，汇总至表3。（表3）表3中Y的系数即为γ值，整体拟合优度较优。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本文认为表中得出的进口边际倾向与实际情况相符。
外贸净出口对国民收入的乘数为K=1/（1-β+γ），由于我国税率复杂，无法根据官方实际税率统计出一个统一标准的平均税率，因此本文模型中忽略了税率，从而实际乘数要略大于本文的乘数。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外贸净出口乘数约为1.0942，说明外贸净出口对于江苏经济增长起着超过单倍的促进作用。
二、江苏对外贸易相关因素分析
从上一章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江苏经济增长过程中，按照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对外贸易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投资等因素有着类似的加速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单从净出口因素分析，净出口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表现出的趋势波动非常大，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因此，本章着重对江苏对外贸易的各个方面或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以便于有针性地对江苏对外贸易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按经济类型分类的江苏对外贸易状况。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江苏是全国的经济大省，其经济制度与开放程度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因此有必要首先按照经济类型区分江苏对外贸易的状况。根据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数据的整合，我们将相关数据分类整合至图2。（图2）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各方面的数据会存在差异，因此本文着重保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由图2的直观显示可以发现，在江苏对外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净出口额和私营企业及其他净出口额与江苏净出口总额的增长趋势非常一致，这说明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是受到这两方面的促进，表明对外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江苏对外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按主要商品类型分类的江苏对外贸易状况。为了解江苏省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本节根据江苏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类型进行分析。按照官方分类，江苏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分为农产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三类。本文指出，在本节分析中总净出口是表示主要产品的净出口额。江苏的对外贸易产品繁多，分类复杂，并且还有例如纺织服装产品、食品等对外贸易量也很大，由于其分类在其他详细类目中，相对数据并不突出，所以本节不详细列出。本节对主要的对外贸易产品数据进行分析并整合至图3。（图3）由图3结果可以直观的看出，江苏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状况趋势与主要产品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增长趋势相一致，这表明当按照主要商品分类进行分析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影响是主要的。
由于在2006年前，江苏省统计年鉴对农产品的对外贸易主要在详细类目中统计，并未归类统计，因此，之前的相关数据有一时间段并未在图3中显示，这并未影响本文对于总趋势的判断分析。
（三）相关因素与江苏对外贸易。为了研究江苏对外贸易的相关因素，本文根据投资、生产、科技、物流、金融、人均收入等几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并根据江苏历年统计年鉴选取数据。（表4）由表4的指标分析，结合实际情况，由于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还在进行过程中，所以本节分析略去该因素。由于收入既受到生产总值的影响，也受到外贸出口因素的影响，因此用其分析与对外贸易的情况时，该变量会因为与净出口有着较强的线性相关性而会影响到分析结果。因此，本节着重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状况与投资、生产、科技以及物流等因素进行分析。
在本节分析过程中，本文曾采用作图、制表及线性回归来拟合相关指标数据，从拟合结果发现，这些指标与理想的拟合结果相差甚远，从另一方面说，这些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直观存在，但并不能拟合分析。为了避免科学主义和滥用数学的误区，本节分析仍然采用最直观的作图分析，来分析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图4）从图4我们可以发现，江苏省对外贸易净出口与总投资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这印证了投资促进生产再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这一事实。
从图5的直观表现可以看出，当能源消费上涨的时候，净出口也伴随着上涨，两者趋势一致，这表明当工业增加能源消耗而生产发展的时候，对外贸易也在不断地增长。（图5）
从图6看出，江苏省的专利技术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在2008年以后表现明显，在这一阶段，江苏的对外贸易也伴随着这一趋势上涨，尤其在近几年，其趋势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图6）
沿海港口物流状况与对外贸易的趋势一致性更加明显，甚至几乎达到同步增长关系。从图7的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这一趋势，一方面说明了海运对于江苏对外贸易的至关重要性；而从另一侧面也客观地反映出江苏对外贸易对海运的较强依赖性。（图7）
从本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投资、生产、技术、物流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与江苏对外贸易增长的情况和平时分析的常规情况基本相符，即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加强江苏对外贸易。
三、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析结论
通过本文前两章对于江苏省对外贸易的状况分析，本文对于江苏省对外贸易拉动江苏经济增长以及影响江苏对外贸易相关因素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综合两章分析过程及其结论，我们可以发现对外贸易对于江苏省经济的增长有着加速的促进作用。而在江苏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增长趋势表现出与经济不同步，波动较大的情况。
（一）对外贸易对江苏经济增长有着加速的促进作用。在第一章的分析中，通过对江苏对外贸易乘数的求解结果可以发现，对外贸易对于经济的增长不是简单的部分相加作用，而是超过单倍的促进作用，也就是加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对于其贡献率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江苏的对外贸易在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表现出波动较大，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情况，即江苏对外贸易虽然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但是其波动大，发展极其不稳定。
（二）外资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增长对江苏对外贸易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对经济类型的分析，本文发现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与江苏地区对外贸易的状况有着极其一致的趋势，这表明，在江苏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其主要作用的是这两个方面的经济。
（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江苏对外贸易中占据高位。由第二章的分析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在江苏对外贸易主要商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一直在保持着增长，江苏主要产品的对外贸易增长趋势与这两个产品的增长趋势完全一致，这两种产品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四）投资、科技、物流服务以及生产状况是江苏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本文在第二章的分析过程中没有面面俱到地将所有因素都分析一遍，但是对于这几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及其对江苏地区对外贸易增长的促进情况，本文在分析过程中直观地表现出。当然，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也发现江苏在能源消耗结构等方面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这一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
四、建议及对策
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结合江苏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相关的建议及对策：
（一）短期政策向对外贸易与投资倾斜。根据传统的三驾马车的理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消费、投资和出口，而消费的提高需要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的支持，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能在短期内实现。结合江苏出口贸易波动比较严重等实际情况，为了能拉动经济的增长，短期内政策应该向对外贸易和投资倾斜。
（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本文分析结果，外资经济和私人经济对于江苏对外贸易和拉动江苏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优化经济结构，让要素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在保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前提下，加快产业改革，着重发展高技术产业。高新技术等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高位，这类产品不仅仅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能够提高江苏地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以及利润率，因此有必要在调节好各方面利益的情况下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产业的专业和结构改革。
（四）提高研究生质量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率。从本文的关于科技方面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科技的促进作用。从实际情况来说江苏的研究生数量、科研机构及其成果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但是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还不是占据极高的位置，尤其在分析过程中虽然趋势一致，但是科技比重却不是非常大。促进科技方面的提高既有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对于产业结构的改革也具有决定作用。
（五）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多样化低成本的运输以及基础的服务是经济发展的依托平台，江苏对外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海运河运的低成本尤其明显，但是在其他运输方面，表现得非常一般，尤其在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建设这一背景下，江苏省要想在中亚市场上分享丝路效益，还需要加快基础服务建设。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5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李夏玲.江苏省民营企业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4.2.1.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适度经济增长；Hodrick-Prescot滤波法；河南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运行表明，一旦实际经济增长率过高，就容易受到资源、环境等条件的制约，引起物价水平全面上涨；反之，则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闲置，给城乡就业带来巨大压力。现实经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导致适度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是固定的常数，而只能是一个“带状区间”，其上、下限则构成了宏观调控的警戒线。事实证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处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内平稳运行，才能充分保证各种资源正常限度地得以充分利用。
一、估算方法
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估算的传统方法，主要分两步：首先，估算区域国民经济在的长期增长趋势，以此作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中位值；其次，利用最近经济周期内的增速波峰值和波谷值，并结合经济运行的实际特征，求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下限值。目前，单变量法的应用最为普遍，尤其是Hodrick-Prescott（HP）滤波法，因其对非平稳时序具备较强的适应性，本研究就采用HP滤波法，以河南为例，估算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二、数据来源
按照以往研究惯例，采用区域生产总值（GDP）作为河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由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可得到以当年价格表示的名义GDP时间序列（单位：亿元）。为方便不同年份的数值直接进行对比分析，使用定基生产总值指数进行折减换算，得到以2005为基期的历年实际GDP时序。由于改革开放前后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和体制差异，因此样本时期范围限定为1978至2009年。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河南GDP时序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长期增长趋势，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明显不同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增长相对较快，随后数年近乎陷入停滞；而后直至80年代中后期重新实现快速增长，增速不断加快并于90年代中期达到阶段性顶峰；但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徘徊不前，甚至一度出现了轻微绝对下降的现象；自2003年之后增速又一次显著加快，不过在2009年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出现小幅回落。
三、HP滤波法趋势分解
HP滤波把波动周期看成是指标变量对某一缓慢路径的偏离，该路径在整个样本期间非线性单调增长，所以称为长期趋势。趋势成分可以通过最小化时序和样本点的趋势值估计出来，即：■■（Y■-X■）■+λX■-X■-X■-X■■，（1）。其中，Y是时间序列x中的趋势成分，λ是对趋势成分波动的惩罚因子。λ滤波参数决定了趋势成分的光滑程度以及其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目前学术界对滤波参数λ的取值存在一定的分歧。本研究选定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的建议取值6.25。
河南改革开放以来GDP时间序列经HP滤波后得到的趋势成分，序列的平滑程度明显增强，不过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增速变化依然大。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增长较为缓慢，在90年代中期显著加快，随后陷入停滞，直至近年增速再次显著加快，且快于30年来历史平均水平。在经济波动周期理论中，将GDP的长期趋势成分称为潜在产出，而将实际GDP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值，称为产出缺口。产出缺口的正负及其数值大小，即是判断经济波动周期位势的依据。为便于观察经济周期的具体态势，需要消除量纲的影响，将产出缺口的绝对数值统一转化为相对长期趋势值的偏离百分比。最终分解得到的周期成分如图1所示。
图1显示的短期波动成分，呈现出不规则变动特征。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以来，河南经济增长的总体波峰和波谷分别出现在1996和1992年。此外，在1980、1988、2005和2008年均出现了局部波峰，而在1984等5个年份年则分别出现了局部波谷。还可以看出，2009年河南经济出现明显下滑。
四、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估计
为求出适度经济区间的中位值，可采用对数线性模型估计潜在产出增长率。为此可先对河南历年潜在产出时序取对数，然后建立如式（2）所示线性模型。LXt=8.015+0.089t，（2）；s.e.=。（0.029）。（0.003）；t=[167.23] [20.15]；F=523.81，R2=0.979，DW=1.60 AIC=-1.12。式中解释变量t为时间趋势项，其取值依次为t=1，2，…，32，分别对应年份1978，1979，…，2009。根据半对数模型的经济意义与估计结果，可计算得到河南GDP在1978至2009年间的年度复合增长率为9.01％。此即为河南省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可作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中位值的估计结果。界定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下界限，可初步在观察HP滤波所得到的波动成分时间序列的基础上得到。由图1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波动都围绕在潜在产出增长率的[-3％，+4％]之间，即为河南省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了更加准确地界定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就需要在HP滤波所得到的波动成分时间序列基础上，采用二次滤波法进行进一步平滑处理。二次HP滤波后得到的趋势成分如图2所示。
至此，可以清晰地发现河南省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下界限，分别为围绕潜在产出增长率的±2％波动范围，此范围涵盖了超过90％的年份。
综合以上结论，很容易得出河南省稳健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潜在产出增长率-2％，潜在产出增长率+2％]，也即实际GDP年度增长率位于[+7％，+11％]区间，此时上下限波动范围为4％；同时，还可确定河南省可行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潜在产出增长率-3％，潜在产出增长率+4％]，也即实际GDP年度增长率位于[+6％，+13％]区间，此时，年度经济增长率上下限波动范围加大为7％，历年波动差异性增大，经济增长稳定性稍微变差，但其优点是政府可调控区间增大，留有充分的政策回旋余地，只要控制得当，并事先设置好有效的预警措施，同样可以到达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调控课题组．宏观调控目标的“十一五”分析与“十二五”展望[J]．经济研究．2010（2）：4～17
[2]刘荣利．河南经济增长周期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1（10）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效率
中图分类号：F29；X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12010)03－0106－05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危害未来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然而以解决后京都时代国际社会法定减排问题为目的而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丹麦，2009)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得2012年后全球碳减排问题可能遭遇法律真空，将为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提供充足的理由。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发现，中国2006年与能源有关的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中国政府自愿积极承担国际减排义务，已于2009年11月26日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晰量化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由此看来无论从外部压力还是从内部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重庆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最大的中央直辖市，也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担负着在一些重点领域大胆创新，探索实践，为区域乃至全国积累好的发展经验的历史重任。所以测度重庆碳排放量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能够有效挖掘重庆降低碳排放的空间和方向，为重庆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基础性研究，有利于重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示范样板。
一、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在碳排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王中英(2006)、杜婷婷(2007)等采用库茨涅茨曲线(EKC)模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碳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遵循倒“U”曲线关系、“N”型关系；朱永彬(2009)等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基础上进行改进，从理论上得到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即能源的产出弹性小于0.5，以上研究侧重探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碳排放机理方面：徐国泉(2006)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对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得出能源效率对我抑制我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碳排放量增长；林伯强(2007)等该文采用协整技术研究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价格弹性、结构弹性以及运输成本弹性，尤其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哪怕是微调，也会对煤炭需求有很大的抑制作用；田志勇(2009)等运用信息熵理论，测算出在以各类能源探明储量为关键指标的前提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占优能源消费结构的结论，并提出节能减排的关键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和清洁利用问题研究；Lenung D Y C(2000)等对香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定量化分析，显示煤是二氧化碳的最主要来源；王铮(2008)等对全国各省区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并在省级尺度上对中国碳排放进行对比，发现碳排放较高的省份集中在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的地区，也就是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张健(2009)等研究了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并得出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桑缓解间接碳税对我国能源行业的影响的结论；顾朝林(2009)等研究了低碳城市规划进展并强调了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填补了我国控制碳排放制度设计的空白。然而专门针对政府发展规划的具体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的省级行政区碳排放研究并不多见，仅有帅通(2009)和赵敏(2009)等对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情况做过研究。本文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测度重庆市1998―2008年碳排放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二、碳排放量测度及趋势
(一)数据来源及测度方法
采用《重庆统计年鉴》1998～2008年中的能源数据。计算碳排放量时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1.只计算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2.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3.计算碳排放时统计年鉴只分煤炭、天然气、油料和电力四大类，本文测算碳排放时采用了各类能源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这是基于统计数据的次优选择，由于本文侧重于研究年度变化趋势，故可以忽略此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并结合重庆市统计数据的特点，采用以下方法计算碳排放量：A=∑Ck×Ik
式中A为碳排放量，单位104t；Ck为能源消费量，按标准煤计，单位104t标煤；Ik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单位(104t)／(104t标煤)；k为能源种类，取11类。重庆市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将能量单位转化成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
碳排放强度表示碳排放量与GDP的比值，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不断变化，以现价GDP计算的单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比较，所以需要采用GDP可比价。计算方法：1998―2008年的GDP以1990年作为价格基准年，即将各年度GDP通过价格指数转化为价格基准年可比价。我国并没有公布正式的GDP价格平减指数，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当的方法来测算。根据重庆市公布的数据，文中价格指数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商品销售价格总指数的平均值。
(二)碳排放量变动趋势
近十年来重庆市碳排放量随GDP的增长逐年增长，由1998年的1.337×107t增长到2008年的3.202×107t，年均增长率为8.26％。图一显示碳排放量与GDP增长趋势相同，2003年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长速率明显加快，2006年后增长速率开始有下降趋势，这与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的节能 减排政策相符合。作为衡量单位GDP碳排放量指标的碳排放强度，十年来总体下降，从1998年的2.051／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下降了26.83％，平均年下降率2.88％。如果要完成中国政府承诺的2020年藏排40％的最低目标，重庆必须在现有下降速率的基础上提高20.14％。何建坤等(2004)的研究认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时才能实现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比较发现，1998年到2008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远小于GDP的增长率11.36％，远不能实现碳绝对减排，图一也显示了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
三、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析
碳排放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分为自然碳排放系统和人为碳排放系统，本文主要研究人为碳排放系统。影响碳排放的因素非常多，如科技进步、国际贸易、固定资产投资、资源丰富程度等都会影响到碳排放量，但归纳起来所有因素都会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体现出来，因此本文主要探讨这几个方面对重庆碳排放量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推动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是经济增长首先导致能源消费量的增长，进而促进碳排放量的增长。这个传导过程成立的条件是经济增长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能源结构基本稳定且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重庆经济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许秀川等，2008)。一般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即能源总量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定量反映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量的影响，本文借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计算方法，测算了对应的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即能源碳排放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定量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或者接近1，发达国家能源弹性系数小于或者接近0.5，表示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初期对能源消费增长影响显著(王中英，2006)。按照同样的思路，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也有相同的测量意义，图二显示重庆市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基本同步变动，且基本都在0.5以上，十年来平均分别为0.76和0.79，表明经济增长对重庆碳排放量起促进作用，不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
(二)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各产业能源消费密度不同，如能源密度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且上升较快(史丹，1999)，在能源结构和技术因素既定的前提下，碳排放量就会上升较快。
图三演示了重庆市1998―2008年各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的变化情况。第一产业占总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20.9％下降到2008的11.3％，下降了9.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总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40.3％波浪上升到2006年的45.3％后，急速下降到2008年的41％；第二产业的比重却从1998年的38.8％上升到2008年的47.7％，上升了8.9个百分点。分析表明，近十年来重庆产业结构变动基本上属于一二产业之间的互相替换，也就是在GDP构成当中第一产业减少份额基本被第二产业增加份额所替代，而第三产业比重基本没有改变。以2008年为例，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分别是第一产业的3倍，第三产业的4倍，并且第二产业是能源构成中以高碳排放的煤、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表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重庆碳排放量有促进作用。并且从变动趋势来说，产业结构向更不利于减少碳排放强度的方向发展。
(三)能源结构
近十年来重庆碳排放量成指数增长，且总碳排放量和煤类能源碳排放量高度相关(见图四)，1998年到2008年间煤类能源碳排量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始终维持在80％以上，而天然气和油料能源的碳排放量也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最近10年间重庆能源碳排放量的构成基本没有改变。
平均碳排放系数等于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由于一种能源本身的碳排放系数基本不会改变，当低碳能源所占比例增加时，平均碳排放系数将下降，反之亦然，能够体现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量的影响。1998年到2008年平均碳排放系数最高年份为0.639104t／104t标煤，最低年份为0.617104t／104t标煤，且围绕0.628104t／104t标煤的均线成上下波动趋势(见图四)。
同时，尽管重庆能源消费总量从1998年的2119.46104t标煤，增长到了2008年的5091.52104t标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29％，略低于GDP增长速度，但是图五显示的能源消费结构却基本没有改变，尤其是高碳排放煤类能源的比例基本维持在65％的比例，清洁能源如电力维持在10％左右，这与上面碳排放量构成分析完全一直。由此可知，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重庆市能源消费结构对控制碳排放量有积极影响。
(四)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也称能源消耗强度一般采用万元GDP标准煤能耗量来表示，即e=E／r，其中e表示能源效率，E表示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r表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在能源消费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徐国泉等(2006)研究表明1995―2004年中国人均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能源效率的提高。借鉴孙海等(2009)对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分解方法，本文也将能源消耗强度分解成产效率份额。运用附件中公式(2)和(3)可计算得出十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对重庆市总体能源效率贡献度为-32.57％，三产业效率份额对总体能源效率份额贡献度为132.57％。图六是重庆市1998―2008年社会生产总值和各产业万元GDP标准煤能耗量的变化图，显示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变化是导致总体能源效率变化的关键原因，公式测算出二产业效率改进对产业效率改进贡献率达到102.2％，表明重庆市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提高是重庆市能源效率改进的主要原因。
由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对抑制碳排放的贡献率要么为负，要么基本为零，可以得出1998―2008年重庆市能源效率改进是导致碳排放强度从1998年的2.05t／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的关键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第一，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碳排放总量增长趋势不变。碳排放强度整体成下降趋势，十年间下降了26.83％，年均年下降率为2.88％。在过去10年中重庆市碳排放量以年均8.26％速度递增，略小于以基准年可比价衡量的年均GDP增长率11.36％。图一显示，尽管增长率有减缓的迹象，但短期内碳排放绝对增长趋势不会改变；第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是导致碳排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平均分别为O.76和0.79，远大于倒“U”型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朱永彬，2009)，表明经济增长促进重庆碳排放量增长趋势短期不会改变。产业结构中一产业下降了9.6个百分点，但是第二产业增加了8.9个百分点，占92.7％，而二产业的能耗强度是一产业的3.05倍，低能耗产业结构向高能耗产业结构转变，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第三，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影响很小，能源效率改进是重庆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从能源结构比例图(见图五)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煤类能源、油料能源、天然气能源和电力能源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并且高碳排放的煤炭能源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反应能源消费结构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见图四)上来看，十年来重庆市能源平均碳排放系数基本处在0.628104t／104t标煤的水平，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对控制碳排放量的影响很小。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都对抑制碳排放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重庆市碳排放强度从1998年的2.05t／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这是重庆市产业能源效率提高的结果，尤其是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提高的结果。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4篇
二季度中国经济加速回升
二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强劲复苏迹象：在多剂政策的“强心针”作用下(主要是超宽松货币和强力投资扩张)，经济下降的运行趋势被强行扭转。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025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70070亿元，增长6.6％；第三产业增加值57767亿元，增长8.3％。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了快速反弹态势!二季度当月GDP增速已接近正常年景水平。
下半年经济回暖趋势比较确定
下半年经济增长趋势即使没有进一步政策刺激也会延续下去，原因为当前去库存冲击已经结束，去过剩产能化冲击还未开始。中国经济本轮调整能否全面复苏取决于两个因素：去库存化和去过剩产能化过程结束。第一个过程大约1年左右时间就能完成，主要行为发生在前半年，现在高峰已基本过去，第二个过程需要2～3年左右时间。宏观层面上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微观层面上涉及企业并购重组，过剩产能的消化，目前还刚刚开始，主要行为发生在后1～1.5年时期，因此，消化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冲击至少要到2010年下半年才会显现杀伤力。未来6～12个月，由于去库存行为基本结束，而去过剩产能行为还没大规模开始，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处于相对稳定的回暖确定期。在库存回补的企业经营行为下，下半年经济状况会呈现大范围好转现象。
在中国经济持续回暖的窗口行情下，我们预计2009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将呈现我们年初预测的低位平稳运行状态，增速缓慢回升，经济底部状态得以确立。
产能过剩决定下半年经济运行特征
产能过剩决定下半年价格走势仍将低迷。今年二季度，钢铁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73.1％，铝冶金为65.7％，铁合金为70.4％。由于产能过剩仍然存在，政策基本面仍然会延续宽松格局，需求的回升首先会通过产能扩张消化，而不是价格上涨，因此下半年通缩趋势仍然会延续。
“保增长”的政策基调不会改变。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将呈现持续回暖的趋势。但是，经济持续回暖并不意味着全面复苏趋势确立。我们对全面复苏的界定是，经济增长恢复到前期正常增长水平，并步入持续增长轨道；在数量上我们界定“全面复苏”为“连续二季GDP增长8％以上”。我们认为年内经济全面复苏可能性不大，政策转向几不可能。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国；税收增长；理性认识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4－0005-04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不管从绝对额、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在不断增长，因此，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作为这种长期增长趋势的一种延续和集中体现，似乎也无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税收比重步入“最佳”区间，对于其未来走向我们应当有理性的认识。
一、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历史分析
（一）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绝对值角度
从表1和图1不难看出，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迅猛，从1950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30 000多亿元，增长了600多倍。尽管这一期间中国税收收入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并不能说其增长过程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收，为此后建国初期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了基础。1958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简化了工商税制，仅设9个税种，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导致此后数年间税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间，已经简化的税制仍被批判为“繁琐哲学”。1973年，对工商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仅剩7种税。这一时期尽管税收收入仍有所增长，但显然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税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1980年、1981年中国相继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税收制度。从1983年开始，中国分两步实行了利改税改革，初步确立了企业所得税和产品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制度，税收收入增长平稳。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呈现跨越式增长。
（二）中国税收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经济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企业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51.44％①；这一时期，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间甚至低于“（国有）企业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经历了由税收与企业收入并重到以税收为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反映。1954~1979年，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约都在40％以上，企业收入的比重一度还要高于税收收入。从1980年开始，企业收入的比重开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税改革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结构的分水岭②（见图2），由此前的税收收入与企业收入并重转变为以税收收入为主；1985年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变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从1994年开始，企业收入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税收成为中国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从税收法治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③。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超额的财产收益，形成对一般市场主体的不公平竞争，需要对政府拥有的经营性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国家才被称为“无产国家”，“无产国家”必然只能凭借政治权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谓的“税收国家”④，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
可见，中国税收比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今天这一比重殊为不易，应当珍惜，但因此就否认税收过快增长和过重税负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对的。
（三）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相对值角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变化
由表2和图3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间，中国税收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间。这一时期中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国有企业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还要更高一些。因此，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国当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从国民经济中的财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两步利改税改革之后，中国税收收入迅猛提高，达到了22.8％。应该说，这一比重是中国此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真实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善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在农村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所有这些措施都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体现在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税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应当说，这一时期税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会带来政府规模的缩小。然而，税收收入比重过低势必会削弱国家的财政实力、妨碍政府职能的实现，最终对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步入新的快速增长期，这时中国税收体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入比重从1996年开始稳步上升，2004年已经超过了18％。
税收收入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税收收入增长过缓不利于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相反，税收收入增长过快，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996年以来，税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见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别是这一期间中国经济一度处于通货紧缩时期，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所形成的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解和非议。同时，考虑到中国除了税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还包括大量的其他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就不得不使人担心中国过快增长的宏观税负。当然，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收入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从短期来看，税收收入的增长应当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过快或者过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进一步认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换句话讲，税收规模过小固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税收规模过大同样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类似地，税收增长过缓无法满足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而税收增长过快同样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潜力。
（一）基恩・马斯顿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恩・马斯顿（K.Marsden）选择了21个国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人均GDP增长率高于高税国家；低税国家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要高于高税国家⑤；低税国家的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也要高于高税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负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了一条普遍的规律。
那么，一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是多少，或者说，税收收入增长到什么程度就应当适可而止、有所收敛了呢？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⑥，一国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 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3％；人均GDP10 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在30％左右。可见，中国近年来19％的税负已逼近中国的最佳税负水平，接下来应当是稳步增长，而不是继续“高歌猛进”。
（二）布坎南：怪兽模型
此外，学术界还对政府税收过快增长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学者甚至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政府税权的扩张并不是完全因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⑦，政府在税收增长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税收。尼斯凯南（Niskanen William Jr.）认为，政府是一个有很多个人组成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人就是所谓的“官僚”。“官僚”在其任期内追求的目标就是预算收入的最大化。这样，作为“官僚”集合体的政府也总想尽量多的筹集收入、课征税收，尽量多地支出。可以说，政府课征税收和进行支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在学术上，布坎南等人将政府的这种特性概括为“Leviathan Model”，即“怪兽模型”。“利维坦”是圣经传说中的一种怪兽，非常贪吃。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早在1651年就发表了题为《利维坦》（Leviathan）的政治哲学论著，从哲学角度讨论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政府规模不断膨胀，几乎超越了私人经济正常发展所能接受的临界点，这时布坎南对霍布斯300多年前的“利维坦”作了全新阐释，得出了近乎邪恶的“怪兽模型”，认为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贪婪就像“利维坦”这种怪兽对食物的贪婪一样，主张人们不能对政府规模的膨胀无动于衷，必须加以约束和限制。
西方学者对税收收入过度增长的历史反思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是中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过重的税负势必抑制经济活力，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当前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这时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把握税收增长的正确方向。
注释：
①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4页。
②我国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就进行了国营企业利改税改革的试点。1983年我国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这两步利改税改革的完成使我国的财政收入格局实现了由“税利并存”向“以税代利”的转变。
③张斌：《经济学与法学中的税收》，《税务研究》（2004/7）。
④其实，自近代以来，各国税收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提高，现在许多国家都高达90%以上，所以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mpeter）早在1918年就提出了“税收国家”的概念。
⑤在经济学上，消费、投资、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⑥转引自：安体富等，《税收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⑦皮库克（A. T. Peacock）和威斯曼（J. Wiseman）、马斯格雷夫（R. A. Musgrave）和罗斯托（W. W. Rostow）等人分别从内因与外因、经济发展阶段等角度，对主要由税收形成的财政支出扩张的合理性给出了解释。
［参考文献］
［1］张馨.比较财政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斌.经济学与法学中的税收［J］.税务研究，2004，（7）.
［3］王大成.改进现行财政体制的建议［J］.财政与税务，2006，（10）.
［4］高培勇.由“积极”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历经艰难抉择［J］.财贸经济，2004，（8）.
［5］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财政政策新思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6篇
经济学理论中对价格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描述莫过于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有三种表达方式,表明三对经济变量的关系。
第一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原理与上述第一种菲利普斯曲线相同,只不过纵轴改为物价上涨率。
第三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是后来许多经济学家所惯常使用的。这种菲利普斯曲线以经济增长率代替了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这一代替是通过“奥肯定律”实现的。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出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研究中,经常不是直接采用经济增长率指标,而是采用“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或是采用“实际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求的缺口和物价上涨的压力。
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表现形式是:在以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为横轴、物价上涨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上,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具有正斜率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呈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即正相关关系。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时,物价上涨率亦上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亦下降。在一轮短期的、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这样,这条曲线表现为一条先由左下方向右上方移动,然后再由右上方向左下方移动的曲线环。这条曲线环呈现为略向右上方倾斜、位势较低、且较为扁平的形状。“向右上方倾斜”,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为同向变动关系;“位势较低”,说明物价上涨率处于较低水平;“略”向右上方倾斜和“较为扁平”,说明物价上涨率的变动幅度不大。
以上三种形状的菲利普斯曲线,反映了美国、英国等西方一些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它们分别表明了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反向对应关系、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反向对应关系、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同向对应关系。
在本文的分析中,笔者选择第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其理由:一是该曲线描述了产出缺口与物价变动的关系,较适合于短期分析;二是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由下降转为上升、产出缺口由扩大到不断缩小的阶段,价格变化也正处于从大幅下降到企稳回升的过程。
尽管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物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历史波动规律,并没有明确指出物价和经济增长谁是推动起因问题,但这并不妨碍问题的分析。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源于需求的上升,而需求的上升同时也会拉动物价的上涨,所以从经济增长可以分析未来物价变动趋势,也可以从物价变化尤其是物价的环比变化来预测经济波动趋势。
价格变化与经济增长:我国的历史经验
由于本文是从价格变化看未来短期内经济增长趋势,所以经济增长指标只能选用频率较高的工业指标,如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等,价格指标选择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RMPPI)等。
PPI同比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关系
对于工业企业来说,PPI决定企业收入变化。同样的产量水平,PPI越高则收入越多,工业增加值越大,反之则相反。图1显示,从1996年10月至2009年8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与PPI增速同步趋势明显。
(PPI-RMPPI)增速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关系
工业企业利润是收入与成本之差。利润越多,工业企业生产积极性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在价格指数中,PPI增速可以近似代表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变化,RMPPI增速(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可以近似代表企业生产成本价变化。因此PPI与RMPPI之差代表单位产品利润。
图2～图4描述了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与(PPI-RMPPI)增速的关系。历史经验数据表明:
第一,PPI增速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同步波动趋势明显,生产者价格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利润的增加(见图2)。
第二,
单位产品利润(PPI-RMPPI)增速为正时,工业企业利润上升,并(PPI-RMPPI)是工业企业利润的领先指标(见图3)。
第三,单位产品利润(PPI-RMPPI)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关系密切,两者恰好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当(PPI-RMPPI)增速上升时,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而当(PPI-RMPPI)增速下降时,工业增加值增速提高(见图4)。
(PPI-RMPPI)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反向变动的原因,主要在于RMPPI的变动幅度大于PPI,如当经济活动处于上升周期时,受需求增加的影响,尽管PPI和RMPPI同时提高,但后者的增速会超过前者,因而出现(PPI-RMPPI)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反向变动。而RMPPI变动幅度大于PPI的原因有二:一是两种价格指数的决定因素有异,RMPPI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且受金融市场影响很大,国内生产企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而PPI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生产企业压低产品的出厂价格。二是与我国目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和粗放型生产模式有关,导致对出口和原材料进口的高度依赖。所以在我国(PPI-RMPPI)指标下降可能意味着经济活动活跃程度上升。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所有指标中,单位产品利润(PPI-RMPPI)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关系最密切。因此如果能对(PPI-RMPPI)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中的一个指标的未来走势作出判断,就可以预测分析另一个指标的趋势变化。由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因素相对价格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更大,所以我们通过价格预测来分析未来经济的发展变化。
经济增长的预测:基于价格变化的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要想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作出判断分析,必须先预测价格变化,尤其是对RMPPI和PPI的预测。
2009年以来各相关变量的现状及未来短期趋势
PPI、RMPPI和(PPI-RMPPI)的发展变化及趋势预测
2008年8月～2009年8月,PPI同比增速先后经历大幅下降到企稳回升的过程,从2008年8月的10.1%持续降至今年7月的-8.2%,然后见底回升至8月的-7.9%。从PPI环比变化趋势看,经历了“V”型变化过程,2008年11月跌至最低点,然后持续回升,今年4～8月环比连续为正。根据预测结果,2009年10～12月PPI同比将加速回升,环比将连续为正。
图5中我国历史上PPI、RMPPI和(PPI-RMPPI)的发展变化表明:大部分时期内,PPI的同比增速小于RMPPI的增速;目前PPI和RMPPI的发展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非常类似,RMPPI下降幅度远大于PPI,而当PPI企稳回升后,RMPPI也会随之见底回升,并且上升幅度将超过PPI,最终表现为(PPI-RMPPI)为负值。
由此,不难得到如下结论:未来数月RMPPI将见底回升,(PPI-RMPPI)由当前差额不断扩大转为逐渐缩小,不排除最终为负值的可能。
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企业利润现状
图6表明,从年初到8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正步入见底回升过程,与其相随的是(PPI-RMPPI)从加快上升到逐渐平稳,其增速明显减缓。从年初到8月,22个地区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不断提升,从-39.5%攀升到-17.3%(见图7)。
对未来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预测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7篇
劳动力低成本难以为继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似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由于“无限供给”,不但使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可以长期维持,缔造了中国低成本制造的基础。当国际资本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结合,便出现了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产业,富士康是其中的佼佼者。
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仅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一方面,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成本,使产品价格具有了竞争力,或增长了市场份额,或提高了利润;另一方面,由于工农业的剪刀差,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吸引着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加入工业部门。
因此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即“刘易斯模式”。亚洲各国早期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无不体现了这一模式。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剩余劳动力终究要吸纳殆尽,“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即工资开始普遍上升,经济发展继而进入新阶段。产品的竞争力不再依赖廉价劳动力,而是取决于技术进步,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过长达3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以农民工为标志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大规模转向非农产业,农村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已开始干涸。
换言之,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刘易斯拐点”正在来临,劳动力成本,即工资开始具有普遍上涨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富士康事件、广本事件,以及近期最低工资的普遍上调并非孤立事件,这都预示着中国低成本制造时代正处于转折的前夜。
避免工资无序上升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工资上升成为正常现象。但目前的工资上涨方式却是非正常的。
突出表现在,单个工厂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一对一谈判,并伴随着停工威胁。于是工资上升不是个连续的过程,而是间断的一次性大幅提高,其间并无太多的规矩可循。
这种工资无序上升的现象,如果蔓延,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伤害。反映在宏观上,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个趋势,但工资上升过猛,会使整个经济因成本突然高企,极可能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局面。
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反映在微观上,工资一次性大幅上涨,不但会侵蚀利润,损伤企业发展的后劲,而且短期瞬时变动也会对企业的现金流及财务安排产生干扰;严重时,即使企业的前景很好,也有可能因短期财务困难而陷入绝境。
反映在社会上,工资毫无预兆的突然大幅上升,会造成人们的预期紊乱,这不仅使企业和经济长远发展失去预见性,而且加深了社会矛盾。鉴于此,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已日显迫切。
什么是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表面上看是工资增长有规律可循,因而可预期、可把握。首先工资长期的增长趋势受制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趋势。亦即工资增长至少不能长期超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水平。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5%左右。理论上,工资增长应与此相适应。
其次,在特殊的年代,因结构调整或通货膨胀,工资增长幅度可能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总体而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转移是个过程,预计在未来十年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出现诸如较高通货膨胀等特殊意外,不宜出现过多的间歇性工资大幅调整。
从深层次看,要使工资增长有规律可循,需要有机制保障。国际经验表明,工资增长取决于工会和雇主协会经常化的谈判机制,其特点在于:一是稳定代表不同群体利益诉求且具有理性的社会团体;二是两个团体之间经常化的磋商,不断地相互妥协。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两个社会团体各自雇佣经济专家、法律专家及社会专家等专业工作者,他们之间的技术磋商会描述出该行业的发展潜力与可能达到的增长率及如何分配。
在此基础上,劳资双方利益妥协的结果是工资长期增长趋势不会超越劳动生产率提高趋势,并因此使工资增长可预期,可把握,相应也满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可借鉴国际经验。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工会体制进行改革,并建立跨企业、跨所有制的行业雇主协会,使其真正成为代表劳资双方利益而又充满理性的中国特色谈判伙伴。
以国民收入增长为导向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同样预示着在这一条件下长期奉行的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转折,取而代之的应是以国民收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基础重新塑造,从外需为主转为内外需并重;亦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洗心革面,从倚重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为倚重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开始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对企业而言,需要增加对技术进步主体的人力资本投入,改善其治理结构,提高民主管理水平;对社会而言,需要增加对诸如医疗、教育、文化等软性基础设施的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撑。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第8篇
因素一：经济增长周期已经触顶。2004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创记录的一年，总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异常强劲（印度和俄罗斯次之）是形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但是所有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比较强劲。然而，高频的统计数据已经显示，全球经济增长在2004年下半年开始放慢，并且这种趋势预计将持续到2006年。油价持续维持高位，货币紧缩导致利率不断提高，应对2000年~2001年的经济衰退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逐步淡出，这些情况预计将削弱高收入国家的国内需求并降低其经济增长速度。同样是这些因素，加上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预计将降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尽管如此，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将大幅度超过工业化经济体，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和印度持续地强劲增长。事实上，尽管出现了减速，但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于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中一直不断提高的增长趋势。因此，初级商品价格预计只能较慢地缓和下来，并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将继续增加。
因素二：全球经济失衡和主要货币都正在趋于稳定。美国趋紧的财政政策和利率上升预计会阻止甚至扭转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国利率的上升将提高私人部门的投资者持有美元的意愿，而且这两方面的效应应该能减缓美元贬值的趋势。发展中国家货币之间的共同调整以及欧元升值形成的抵消效应，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然而，主要工业化经济体之间双边汇率的大幅波动，给希望扩大国际贸易的企业造成了调整的成本。
因素三：继续存在经济滑坡的很大风险。如果各国中央银行积累美元的速度降低，投资者风险偏好程度减弱，或者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超过预期水平，那么可能会导致利率的升幅超过预期水平，引起比预期更为严重的经济减速，甚至出现全球性的衰退。如果美元贬值幅度比预期的更大，则很可能会低于其长期的均衡汇率水平。如果美元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位，可能引发全球产业出现代价高昂的重组，而随着美元回归均衡汇率水平，这种重组又将在随后几年出现逆转。最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减速可能削弱政策制定者谋求贸易自由化的意愿，而贸易自由化是过去5年中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得以改善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