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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近日,阿里研究院《数字经济体:普惠2.0时代的新引擎》,报告认为,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阿里巴巴、谷歌、苹果、腾讯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体的浮现,正在成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表征,同时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新引擎。
报告对未来做出三大预测:1.2030年,数字经济体将服务全球70亿消费者,占全球人口总数的82%。2.2030年,数字经济体将为全球提供17亿就业机会,约为世界500强雇员总数的20倍。3.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出现在中国。(来源:阿里研究院 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全文链接:《数字经济体:普惠2.0时代的新引擎》
1.陆海天空立体覆盖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将更加完善。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代移动通信(3G)、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覆盖城乡,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研发和标准取得突破性进展。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20太比特/秒(Tbps),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与周边国家实现网络互联、信息互通,建成中国――东盟信息港,初步建成网上丝绸之路,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互联网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得到及时应用,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国际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宽带网络无缝覆盖。到本世纪中叶,信息化全面支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网络强国地位日益巩固,在引领全球信息化发展方面有更大作为。
2.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成为重点。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群体性突破是构建现代技术产业体系、引领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泉,先进的信息生产力将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数字经济阶段演进。按照相关战略要求,到2020年,核心关键技术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重点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网络化协同创新体系全面形成;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38万亿元。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数字红利得到充分释放,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农业信息化明显提升,以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
借优势拓展经济新空间
2月6日,贵州印发《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是什么?
谢晓尧:贵州的优势总的来说有4个方面,一是战略优势,国家大力支持,数字化发展态势逐渐形成。先后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获批宽带乡村、远程医疗、物联网重大应用等试点示范,在大数据方面相继出台《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等系列相关文件,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资源优势,数据加速累积,应用模式和种类不断丰富。全省数据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达37万台,安装使用服务器5.1万台。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已承载481个应用系统,三大电信运营商贵安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数据共享开放实现突破,云上贵州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成升级改造,完成353个数据资源目录的梳理和170个数据集上云,共享数据集118个,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等。
三是环境优势,软硬生态良好,发展条件和氛围持续优化。我省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气候条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环境,推动大数据等新经济形态发展,开展大数据先行探索,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参与大数据发展的氛围,形成全国大数据“试验田”的先行优势和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环境优势。交流合作环境不断优化,贵阳数博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重要的高端交流平台,中国痛客大赛、中国“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一批创业创新平台不断涌现。
四是后发优势,发展速度加快,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工业实力明显增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旅游业井喷发展,一些优势产业在全国地位夯实,全省在西部地区实现了赶超进位的历史性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四型”数字经济
《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四型”数字经济,“四型”所对应的经济业态是什么?
谢晓尧:“四型”经济即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服务型数字经济,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一是资源型数字济,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交换交易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核心业态部分。二是技术型数字经济,主要是数字技术硬件产品研发制造、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包括智能终端产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网络通信服务、数字安全等技术领域以及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关联业态部分。 三是融合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一、二产业的融合应用,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智慧绿色能源、区域特色产业数字化等新型业态,促进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提质增效,形成数字融合型经济新增长极。四是服务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再造数字消费“新蓝海”。
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发展数字经济和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是什么关系?
谢晓尧:数字经济有很强的大数据特征,我们用大数据战略行动统揽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我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重要方向,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项目“牵引”培育市场主体
《规划》不但提出了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而且明确了四个支撑性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谢晓尧:主要以六个方面为抓手:一是抓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提升现代信息网络发展水平,加快形成宽带、泛在、融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数字流动新通道。二是抓发展载体。以创建贵安数字经济国家级创新示范区,打造贵阳数字经济示范城市、遵义数字端产品制造集聚区,建设贵阳-遵义-贵安数字经济核心引领带和一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基地(园区、小镇)。三是抓重点项目。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四是抓融合应用。抓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抓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推动转型升级。今年我们将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重点建设120个典型示范项目。五是抓企业培育。千方百计打造一批引领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中小微企业。六是环境营造,持续营造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验田”环境,让企业愿意来贵州投资、创业,愿意来贵州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规划》明确,数字经济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我省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体如何布局?
关键词 民族地区数字鸿沟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Digital gap and Countermeasure in Multi-national Area
ChenJunjunJin JunDeng Qiaoying
Abstract The multi-national area in West Hubei is mountainous area, the transportation is enlightened, so the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xist barrier, Theeconom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multi-national area also has restricted simultaneously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refore appeared the digital gap, this article plans to analyze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to appear in this local form and the cultural strategy.
Key wordsmulti-national area digital gapstrategy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它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简言之就是对信息的掌握、拥有、控制和使用能力上存在的差别。它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美国商务部1999年的《定义数字鸿沟》报告说,收入、教育和种族都是造成“数字鸿沟”的因素。因特网、无线通信等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出现,使各国信息拥有和使用的不对称更加明显,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了差距,也就是“数字鸿沟”。据统计,全球70%因特网用户在占世界人口16%的最富裕国家,而占世界人口40%的最贫穷国家仅拥有全球因特网用户的5%。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在开发、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意味着落后的国家、地区和人群面临着“知识贫困”和“信息贫困”,缺乏发展的能力。此前,关于“数字鸿沟”的诸多研究大都涉及关于一种产业或行业的差距问题,或涉及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差距、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差距等。然而,笔者认为,由于“数字鸿沟”所显示的社会阶层性特征,使得我们有必要从社会阶层角度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此外,先前的研究大都在理论上对“数字鸿沟”问题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探讨,实证研究似不多见。因此,笔者试图以实证分析,来厘清“数字鸿沟”的问题性和此视角下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异军突起,正凭借着自己技术方面的优势和传播模式方面的优势,逐渐打破了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介三分天下的局面,在竞争激烈的传播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隐然有后来居上之势头,这无疑引起了传播学界,新闻学界的极大关注,各种关于对互联网媒介发展现状和问题作阐述的著作和文章不断的出现,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对互联网在整个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现状作了系统深刻的阐述,但是对互联网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关注并不够,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数字鸿沟的表现形式
课题组在2006年7月和2007年2月分别对鄂西民族地区,主要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洲展开调查,恩施是湖北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恩施州下设8个县,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最终选定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本次的调查对象。
鄂西民族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有无能力使用电脑和互联网,使用的熟练程度,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网民与非网民是衡量数字鸿沟的重要内容,网民的上网频率也应该是测定数字鸿沟的重要内容。数据显示,因年龄、学历、文化程度、收入等因素的不同,网民之间也存在着上网频率的巨大差异。
从我们统计过程中上网和不上网两个群体的对比中,我们发现,经济收入状况是区分网民与非网民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网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对网民的定义为: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6周岁以上中国公民。一般来说,网民通常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接触和使用网络媒介的受众,而非网民则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没有足够经济能力去供给接触和使用网络媒介的受众,由此可见,经济状况在网络媒介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突出性作用。网络媒介的使用与发展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分不开的。我们这里主要针对少数民族贫困落后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制约网络媒介发展的种种状况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1、互联网使用的整体水平比其他地区低。通过综合调查显示,鄂西民族地区被调查对象中每天都上网的为18%,一周上几次的占16%,一个月才上一次网甚至从不上网的高达70.2%。在巴东野三关的调查中,数据显示,上网的人数比例为45%,而在另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地区沙洋的李市镇的调查显示,我们得出的比例是68・3%,在巴东地区进行了网吧数量的调查发现在巴东县城的网吧数量不超过10家,而在野三关镇有网吧5家,而在沙洋县城的调查发现网吧数量不少于15家。
2、互联网使用受众单一。网络媒介的接触和使用的受众状况与人们的职业有关,在通常情况下,教师,政府工作人员,企事业人员,新闻从业者等这些职业的人们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具有使用网络媒介的客观条件,在主观上,学习、工作的需要也促使他们去接触和使用网络,成为网民。而非网民的职业分布则集中于农民、个体工商业者等,文化程度较前者相对较低,没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他们的经济收入受外界环境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大,他们或者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经济能力,或者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对网络媒介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在接触和使用网络媒介,成为网民的客观条件上略有欠缺。在主观上,他们的生活、工作单一,在现有的社会机制下,他们还没有必要去使用网络,而在时间上,他们则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没有时间去使用网络。这一部分人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
3、互联网使用目的单一。调查结果表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受众在信息接受渠道、信息选择与认知、受传效应的多元化以及对于大众传播的影响力等接受传播的具体方面,都能在较高的层面上运行,体现着较强的主动性。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受众则往往在这些方面呈现出某些被动与盲目,接受传播的目的往往集中在满足娱乐需求这种单一的浅层次上。从调查中看出,民族地区的农村当地无论是网民还是非网民,网络媒介在当地的发展处于起步并有初步发展,人们对于网络媒介的认识尚处于初步阶段,人们利用或者期待利用网络媒介更多是利用网络玩游戏、聊天、娱乐、收看影视,来满足自己不同的初步需求。
三、应对策略
数字鸿沟的存在,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少数民族地区与城镇的数字鸿沟, 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并由此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我们还在此次鄂西网络受众调查的一个题项中问到:“您没有上网的原因是什么?”,在巴东地区有46.03%的受众选择了“感觉没必要”,这种受众对于网络的态度,也是互联网普及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难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尝试提出几点应对之策:
1、大力开展互联网的普及和教育工作。首先就是要大力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提高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当地人们拥有上网的基本经济支撑。其次,重视信息化的宣传,开展媒介的基础素养教育。为人们使用和接触网络媒介奠定物质基础之外,民族地区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也不容忽视,还要努力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提高民族地区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水平,降低网络媒介的接触和使用对人们的文化程度的门槛要求,并为网络媒介受众接触和使用网络媒介提供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
随着产业范围的扩大和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信息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和重要性不断上升。近年来,欧洲以及日韩等国家和地区通过深入研究信息服务业在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能级、促进民生事业发展等领域的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新战略,实施了许多重大举措,对我国发展信息服务业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欧洲:建立信息服务统一市场
欧洲地区信息服务业市场处于高速发展期,互联网普及率较高,服务形态丰富,网络搜索、即时通信等传统数字应用依然保持较高市场收入,移动视频、社交网络、位置服务等新型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
欧盟各国十分注重信息服务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据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数字竞争力报告》显示,自1995年以来,欧盟约50%的经济增长归功于信息通信技术。如今,欧洲数字经济的规模和范围持续增长,60%的欧盟人口使用互联网。根据Internet World Stats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3月,德国互联网用户规模突破6510万人,俄罗斯、英国等紧随其后,用户规模达到5970万人和5140万人。
欧盟委员会将发展信息服务业视为构建“数字单一市场”的重中之重,包括开发数字内容市场、大力推动电子商务、建立和维护消费者对数字化统一市场的信任、构建电信服务统一市场等。为加强消费者对数字化统一市场的信任度,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对跨国实物商品交易、数字化内容及其服务的交易提供法律保护。
欧洲各国的信息服务业发展各有所长。法国信息服务业围绕固定和移动宽带、推广数字化应用和服务、扶持电子信息企业展开。2013年年初,法国在“2012年欧洲数字化战略”所定目标框架内,提出“法国数字化路线图”,计划在15座城市创建“地方性数字化城区”,以此提高法国在数字化领域的创造性和多样性;为鼓励中小型企业加大数字化投资建设力度,法国政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3亿欧元贴息贷款。计划到2013年年底,法国数字经济部建立一个“数字化计划实验室”,通过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推动数字化工具的研发应用。
为进一步巩固本国在欧洲地区的产业优势地位,2011年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颁布《数字德国2015》,明确信息通信和新媒体领域发展目标,进一步促进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支持相关研发技术成果转化,重点推动信息服务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成长、加快教育培训网络化与数字化进程,强化德国经济竞争力,提高就业率。
日本:提升产业竞争力
日本是全球信息服务业务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其移动数据业务收入约占全球40%的份额,接近30%的日本人使用移动互联网业务,热点业务集中在移动搜索、移动音乐、移动社会网络、移动支付和近距离识别应用、移动电视、位置服务和移动广告。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互联网服务市场规模约为20万亿日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7%。日本的互联网公司通常采取集中用户、结合本土特点的方法来开创市场,日本移动运营商KDDI、NTT DOCOMO将移动互联网和固定互联网互通融合,丰富移动互联网业务种类,让用户享受到无处不在的接入与服务体验。
为加强包括互联网服务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总务省推进制定新版“信息技术维新愿景”,组建全球联盟,创建新一代网络通信试验平台,面向全球推进研发与标准化活动,扩大海外市场份额。
韩国:抢占下一代网络服务先机
韩国移动互联网无论是业务类型还是服务质量已登上新台阶,从早期的铃声下载、新闻服务等向移动多媒体、移动社会网络、移动用户创造内容等转移。韩国政府将信息服务业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全力推动,从两大政策体系推进本国信息服务业发展。
一、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带来的世界生产力的质变
1.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产生一系列新特征。信息的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的优先快速增长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新动力。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互联网。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日益扩散到全球范围。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瞬间就可以与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鼠标一点,就可获取几千里甚至几万里以外的信息,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地球变成了真正的“环球村”。世界资本市场的资本金借助国际互联网能以“光的速度”从地球的一方转到另一方,国际资本可以迅速流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迅速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流出,这就加快了国际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流动资本已达8.2万亿美元,全球证券市值高达29万亿美元。信息传播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迅速流动使国际贸易领域掀起了一场新革命,电子商务就是这场新革命的优秀成果。人们坐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进入各种商店,销售或购买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坐在办公室里,利用国际互联网管理、组织、协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小规模厂商也可利用互联网向遥远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这就足以说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2.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使各国各地区各大洲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中,迅速消除着经济的区域性,促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换言之,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显得有些不为相适。这种不相适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等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各国经济政策和法规越来越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框架制约,即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新的经济全球化巨大洪流中,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经营国际化不仅规模迅速扩张,而且质量也日益提高。国际化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而且包括信息、知识、技能与制造技术等。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影响越来越大,掀起了大规模资本流动浪潮。
二、生产关系的巨变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主要是美国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向全球经济纵深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高级表现形式。追根溯源,经济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经济国际化于19世纪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无限扩大的生产经营能力,冲破国界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深远地方的民族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也被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了。他们发挥了自已的智慧生产出各种中国文化。生产经营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信息”,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国际化的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近4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扩大对外开放,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经济国际化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局面早巳被打破,它不再受国家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国土面积大小的限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潮流,即经济国际化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
2.在当今世界,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信息、人才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实现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哪里环境好、回报率高,资源就向哪里流动,谁也阻挡不住。资源的流动要靠市场。市场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商品和服务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市场经济,都在开拓国际市场。市场化使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融合,使跨国商品与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形式日趋多样化,使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互相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市场化,信息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三、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关键词:城乡数字鸿沟;表现;成因;陕西
作者简介:薛伟贤(1967-),男,陕西西安人,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刘骏(1983-),男,贵州息烽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0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04-02
一、 引言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引起学者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NTIA了“Falling Through the Net”系列报告,开启了数字鸿沟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1995年的“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1]。此后,在媒体、学界的推动下,城乡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经济差距,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
对于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不少学者都进行了探讨[2-4],研究结论可概括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两类。其中,直接原因主要有教育水平和信息技能的差距,间接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制度的差异。本文从陕西省的实际出发,首先分析了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来探讨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成因,以期为弥合陕西城乡数字鸿沟、加快陕西信息化和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二、 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表现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普及与应用程度的差距。由于工业社会期间陕西城乡间在传统信息技术(如彩色电视机和固定电话)普及与应用程度方面已经存在差距,所以进入信息社会以后陕西城乡间在新兴信息技术(如移动电话和家用电脑)方面的差距也日益凸显。下面从传统信息工具和新兴信息工具两方面来分析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表现。
1、传统信息工具
陕西城乡在传统信息工具拥有上存在着差距,主要反映为城乡彩色电视机拥有差距以及固定电话拥有差距。
(1)城乡彩色电视机拥有差距。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122台,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58.6台,城镇是农村的2.08倍;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125.41台,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104.37台,差距已经逐步缩小,但是仍然存在。
(2)城乡固定电话拥有差距。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固定电话拥有量为89.29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固定电话拥有量为35.9部,城镇是农村的2.48倍。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固定电话拥有量为67.12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固定电话拥有量为57.52部,差距依然较大。
2、新兴信息工具
从新兴信息工具拥有上来看,陕西城乡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移动电话拥有差距和家用电脑拥有差距。
(1)城乡移动电话拥有差距。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移动电话拥有量为43.19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移动电话拥有量为7.3部,前者是后者的6倍;2009年底,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193.76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140.81部,前者是后者的1倍多。
(2)城乡家用电脑拥有差距。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拥有家用电脑13.28台,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拥有家用电脑0.3台,前者是后者的44倍;2009年底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数量上升到62.3台,而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数量上升到4.6台,城镇是农村的14倍,差距仍然存在。
三、 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成因
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原因:农村居民信息技术使用技能低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其中,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间接原因。
1.从城乡居民群体角度来说,陕西农村居民信息技术使用技能低直接导致了城乡数字鸿沟,它是陕西城乡数字鸿沟形成的直接原因。居民的信息技术使用技能将决定其应用技术的效率。与陕西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应用技术的效率较低。自2002年以来,陕西省大力实施“村村通网络”工程,使得陕西农村网民人数越来越多,但是陕西农村居民的信息技术使用技能明显偏低,许多农村居民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比较困难,只是懂得进行简单的开关机、玩游戏、看电影,而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通过网络搜寻信息、购物或进行交易。此外,许多农村居民不知道相关信息来自何方、如何精选所需信息和剔除冗余信息,并生产出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往往无可奈何地迷失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只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费在低级的信息里。这样一来,就直接导致陕西城乡居民之间数字鸿沟的形成。
2.从城乡地区角度来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间接导致了城乡数字鸿沟,它是陕西城乡数字鸿沟形成的间接原因。普及信息技术需要光缆、移动电话基站、无线网络站点等基础设施,而建设和完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巨额投资,因此这些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陕西省地处我国西部,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2000-2009年陕西工业与农业产值比、服务业与农业产值比逐年扩大,2000年农业产值为306.33亿元,工业产值约是其2倍,服务业产值约是其1.5倍;2009年,陕西农业产值为789.64亿元,工业产值约是其5.4倍,服务业产值约是其4倍。由于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薄弱,所以农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间接影响了农村地区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农村地区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发展缓慢。目前在陕西南部的很多偏远农村地区还没有铺设光缆,根本无法连入互联网,更不用说参与信息社会的活动了。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会对城乡数字鸿沟产生作用,它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城乡数字鸿沟,但是其间接造成了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R]. Washington D.C. , U.S.A. : NTIA,1995.
[2] Douglas Blanks Hindman. The rural-urban digital divide [J].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0, 77(3): 549-560.
信息化背景和数字海洋建设
信息革命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加速发展于70年代,全面展开于90年代。在今天,信息科学成为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科技领域,数字化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动力。当海洋的科学审视加载了信息化的滤镜,海洋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必然会呈现数字化的场景。
换句话说,海洋以数字化的风姿步上信息时代的T型台,并进入我们的取景框。“数字海洋”是由海量、多分辨率、多时相、多类型海洋立体监测监视数据及其分析算法和模型构建而成的总体海洋系统。“数字海洋”是海洋科技的战略性把量,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一努力必然强化客体主体化的进程和质量,迄今为止的一切关于海洋的生疏感和神秘感终将被消除,使我们置身海洋“有如回到老家之感”,使我们的海洋话题如数家珍。
全球化背景和法制海洋建设
全球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全球化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必然。全球化使海洋在新世纪的地位凸显出来,成为比陆地更为重要的战略思考对象。全球化背景下的海洋会呈现什么样的意识流和思想冲动呢?在地球村里,村民发现原来我们的家园是水乡,海洋其实是我们的田园、道路和街市。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海洋,如同村庄不能没有田园、道路和街市。
全球化背景下的海洋是法制海洋,亟需健全“游戏规则”和权威的裁判,从而使人们的海洋活动正当而有序。不然的话,海洋世纪会成为诉讼世纪甚至战争世纪。无论就国际还是国内而言,海洋法制建设都是必需和紧迫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1970年12月17日开始酝酿,到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经历了24年的漫长岁月。它的诞生,是世界海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新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确立,表明人类向往和平利用海洋的新时代。
市场化背景和经济海洋建设
市场化不仅是我们期望的一个目标,而且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市场化背景下的海洋因其经济价值而成为炙手可热的区域,海洋经济开发是具有国际性的热门话题。
当今时代,陆地空间及其资源已严重制约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浩瀚无垠的海洋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强烈吸引人们的目光。中国是海洋大国,珍惜“蓝色国土”,开发利用海洋,是发展中国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中国要强化“经济海洋”和“海洋中国”的理念,对中国周边的海洋动向有高度的政治警觉和经济敏感,加速制定应对的战略。
近几年,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对海洋经济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少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已开始向海洋延伸,形成了海陆一体的经济发展架构,“蓝色产业带”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不少科学家预测海洋技术在21世纪可能有重大突破、发展,包括海水淡化技术、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和海洋能利用技术、生物生态技术、养殖和病害控制技术、海洋医药生物技术以及海底金属资源开发技术等,凡此种种,都将大大改变人类社会的能源和原料供应格局。
生态化背景和生态海洋建设
从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森《沉寂的春天》,到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再到莱斯特·R·布朗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表明生态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把发展纳入生态化轨道,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生态化思维拷问科技进步与应用的双重结果,反思人类行为的生态效应;关注生态效益,关心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共荣。这不仅给遭受污染重创的陆地带来新的生机,而且也规约着人们的海洋开发行为。
海洋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理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洋与陆地有很大的关联性和渗透性。目前,陆源污染是海洋污染的重要方面,加上航运污染、盲目开发、过度捕捞,已对海洋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保护海洋环境,建设生态海洋已成为人们的共识。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海洋存亡,匹夫有责”定为第33个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旨在号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行动者,促进污染防治与重视海洋环境保护,为人类留下清洁的海洋。
人文化背景和文化海洋建设
卢梭、池田大作等思想家面对西方社会一方面是巨大的物质成就和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是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堕落,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丰富的物质伴随着人性的丧失,如果人的世界充满着财物,而唯独人的心灵、人的德性、人的情操失落了,那么这不是人类的幸福,而是人类的悲哀和没落。我们必须立即改变优先发展经济的想法,站在经济从属文化、教育的立场上始终不懈地为建立富有人性的文化社会而倾注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