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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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第1篇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多发时期，如何平稳过渡并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新的契机，成为社会问题的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推进慈善事业体制机制创新做出重大部署，全面开启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已经把慈善事业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是一项长期稳定的事业。

【关键词】

社会工作；慈善事业；关系；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多发时期，如何平稳过渡并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新的契机，成为社会问题的剂，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1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工业社会，是西方慈善事业的延续性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迅猛发展，失业、贫困等社会现象加剧，由此引发家庭、犯罪等社会问题频发。而仅依靠当时个人及宗教团体的慈善救助无法有效解决诸多社会矛盾，于是，政府和各种组织团体介入其中，有组织、体系化的慈善服务活动开始出现。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慈善人员的救助工作要求更加标准化、规划化，科学化。1893年，美国的慈善组织协会对当时慈善机构提出让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能“以此为业”，由此，从传统慈善事业中脱离出来，社会工作开始向专业化发展。

1.1两者都有利他性的价值理念

慈善事业以利他性为价值理念，而衍生于慈善事业的社会工作同样具有利他价值主义理念。两者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在自愿基础上不计较个人利益而去救助他人的行为，正是在这一共同的价值理念引导下完成的。

1.2二者有共同的救助目标和对象

两者的救助对象都是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群，为残疾人、鳏寡孤独者、处境困难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和帮助。随着社会的发展，两者的目标和服务范围有了不断扩大，并由物质救助逐渐转向“助人自助”，着重对受助对象自身发展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在救助功能上增加预防和发展功能，但其核心仍是救助和服务他人。

1.3二者有相同的社会功能和功用

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都以救助、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目标，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维护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是两者社会作用的体现。

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关系紧密，二者相互依存，并相互促进。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两者的基本观念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基于利他主义而进行救助，但慈善事业是从人道和同情的角度出发，而社会工作则更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主义；第二，两者的工作方法不同，慈善事业主要是募捐和救济，而社会工作则以系统地科学知识、专业方法和技能助人，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具有预防和发展的功能，而慈善事业仅是帮助恢复。

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工作与善事业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社会工作是衍生于西方慈善事业的，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重点，在现实中如果我们寻找它们的结合点，让其优势互补，为解决社会问题更具效率。这一论述对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两者关系的概括相当精辟。

2 加强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2007年党的第十七报告，称“慈善事业”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党的十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及人才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推进慈善事业体制机制创新做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特别提到“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全面开启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已经把慈善事业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是一项长期稳定的事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2.1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需求越来越复杂化和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社会服务、社会协调、社会救助等需求日益增加。做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人才的支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壮大发展和作用发挥，关键需要有一套管理科学、运行顺畅的人才管理体制和机制。这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必须重点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新形势下，完善社会工作人才管理体制、机制，首先，要创新社会工作领导格局，建立社会工作人才管理新机制，建立领导机构，实现统筹管理与协调运行，积极培育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协会，强化社工人才的自治管理，强化宏观规划指导，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完善法规制度和政策规范，建立推动人才发展的促进机制。加强舆论宣传，树立正确导向。其次要完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机制，提高社会工作人才资源的能力素质，要落实培养提高的责任机制，强化培养的管理机制，打造培养提高的联动机制。第三要建立多元化的引进机制，充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超前谋划重点引进，放宽渠道多方引进，政策倾斜优先引进。最后，要建立竞争择优的选拔使用机制，促使优秀社会工作人才脱颖而出，强化平等竞争，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选人用人机制。实行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把住选用的入口。实施多种选拔方式，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另外，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促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规范化。积极开展职业水平认定工作。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强化考评结果运用。

2.2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应相互融合、相互发展

2.2.1发挥社会工作在慈善事业领域中的作用

（1）社会工作理论对慈善事业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指导。首先，从生态理论视角来看，慈善事业中的受困者是基于个人与所处生活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而救助过程就是要对个人与环境建构关系的不平衡进行分析，找出原因，从而帮助受困者改善环境因素，并使他们获得掌控环境的能力，并能够寻求多层次的有效帮助。其次，从存在主义理论视角来看，慈善事业应从运用社会工作人本传统这一理念。在救助过程过程中强调人类存在的生活本真和生命的价值意义，改变他们对慈善救助的依赖心理，重构他们的生活自信和生命意义，从而实现慈善事业“助人自助”功能。另外，从社会发展视角，强调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社会投资取向。社会发展视角认为慈善资金都属于社会产品，并具有生产性质。而且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些投资都能够促进经济参与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意义。因而在慈善宣传中应该注重对救助者强调慈善与经济的互惠关系。除了上述三种重要理论对慈善事业实践有指导作用，社会工作理论中的标签理论，认知、行为理论，赋权视角、优势视角也对慈善事业在不同方面能够给予指导，慈善事业需妥善运用社会工作多元理论，才能更好解决实践问题。（2）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设以促进慈善事业的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理念有助于慈善事业理念的更新并促进发展。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虽然都以利他主义为思想指导，但二者的价值理念仍有区别。慈善事业应当从社会工作多重专业的价值理念出发，调整自身价值理念，形成“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来促进自身发展。社会工作的人本位、助人自助、人权等价值理念已经具有相对专业性和科学性，慈善事业应当对此加以探析和运用，这对于慈善事业价值理念的更新、完善具有较大的价值意义，并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2.2.2慈善事业应寻求与社会工作的有机联系

慈善事业不断向体系化，组织化方向发展，对慈善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社会工作经过不断发张，已经成为理论体系完备的专业学科。而慈善事业发展领域不断扩大，逐渐与社会工作相融合，这对慈善工作者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从知识层面上，慈善事业应从科学知识、理论知识、经验知识和政策法律知识等方面加强理论补充，提升慈善事业整体理论水平和工作实效，促进慈善事业“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从方法和技能方面，慈善组织工作者应从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中获取丰富的经验方法和多元化工作技巧，以提高自身职业化技能水平。慈善工作者应多加强与社会工作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可从社会工作者中吸纳优秀人才加入慈善事业队伍，为慈善事业注入更多科学性、专业性人才，有力推动慈善事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2.2.3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公益性岗位（社会工作岗位）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已在世界许多国家被确立为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步时间较晚，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政府购买服务的价值和意义尚未引起社会公众足够的重视，但人们对其寄予厚望。实践证明，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改善民生福利，满足民众服务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购买公益性岗位的做法也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并成为不少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公益性岗位开发不足，条件和较低工资待遇；公益性岗位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体现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残疾康复、抚恤优待、社区建设、司法矫正、教育、卫生等方面。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是一个新事物，既要有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需要社会组织的支持、参与、配合，更少不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引导、协调、监管，故需要政府主导建立健全相应的运作机制，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规范化、常态化。一是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调查机制。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之前开展行大规模的需求调查，广泛收集群众需求信息；研究制定公共服务购买项目筛选标准，据此筛选出属于公共服务类别、群众需求强烈的服务项目。二是健全政府购买机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购买的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的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积极发展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等多元化的购买服务方式。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设定招标资质门槛，畅通信息渠道。三是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预算管理方式和资金安排方法，建立有效的财政投入监管体系，形成完善的财政投入绩效评估制度，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资金保障。四是健全评价监督机制。首先，科学设计评估指标和信用评价体系，建立综合性评审机制。科学设计涵盖服务供应方的资质、服务质量、服务计量、服务成效等多个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按照科学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同时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为社会组织参与招标竞标以及退出服务领域提供依据和参考。其次，建立多元化的监督机制。要发展由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专家监督所构成的多元化的外部监督机制。在内部监督方面，要研究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财政与财务管理办法，研究细化和完善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拟定将购买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具体条件、程序和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与部门预算管理的相关政策、制度衔接问题，确保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制度化安排和规范化运行。

【参考文献】

[1]龚晓洁、张荣：《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探析》，华工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0页.

[2]刘念：《从专业社会工作角度看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社会工作》[J].2008年第2期.

[3]张晓红，我国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瓶颈分析及模式选择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7，03.

[4]张伟珍，从慈善组织公信力维度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J].2007年4月，2期.

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第2篇

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本科生毕业后进入企事业单位，并不要求他们具有很强的数理分析能力，而更需要他们利用统计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高校扩招使学生的就业压力空前的大，要求学校的办学方向和重点以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为主。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和社会调查的日趋成熟，很多用人单位也非常看重应聘者对统计分析和统计软件的掌握程度。

笔者长期担任《社会统计学》教学，发现大部分学生为文科生，数学基础差，课程负担重，如何增强学生利用所学统计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尤其是走出校园参加工作后学以致用是当前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一、当前社会统计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不强

一本高质量的《社会统计学》教材，既需要像数理统计一样，讲清讲透基础统计学原理和知识，又要明晰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阐释清楚与其他应用统计学的区别。而当前的《社会统计学》主流教材，都存在侧重于其中一方，能够做到两方面兼顾得很好的教材几乎没有。如目前高校使用量较大的教材有卢淑华的《社会统计学》，偏重于数理统计的理论推导，蒋萍的《社会统计学》尽管对研究对象有清晰的定位，但是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数理基础。目前的统计学教学中一般采用理论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主要依托教材，对与统计学相关理论和方法逐一进行介绍，对涉及到的公式和定理进行推导。因此，当前社会统计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尽快编撰一本如何将统计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社会问题研究或者实践中去的优秀教材。

（二）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不少院校的社会统计学教师队伍主要来源于两块，一是外聘数理统计学的教师教授《社会统计学》课程，这些老师上课更多的偏重理论讲解和推导，让学生掌握比较扎实的基础统计学知识。由于他们对社会学、社会工作等文科专业不熟悉，课堂讲解中不能结合专业领域内的社会调查和案例来分析讲解。导致学生学习起来压力大，觉得枯燥无味，在面对社会现象时不知道怎么利用所学统计学知识分析和阐释社会现象。二是社会学专业背景老师讲授《社会统计学》，这些老师由于没有系统接受过数理统计学的训练，对于统计学的数理部分往往一知半解或者干脆略过，教学中更多的偏重例题分析和软件的使用。

（三）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学习社会统计学的学生多为文科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是因为对数学等学科的害怕才选择报考文科专业。而统计学需要一定的概率论和微积分等数学基础，所以学生一看到社会统计学中涉及的数学知识就头疼，认为自己很难学好，产生先入为主的畏难心理，对自身的学习能力信心不足，缺乏动力，提不起兴趣，部分学生甚至在遇到困难时主动放弃统计学的学习。学生认识不到社会统计学与其它应用统计学相比，有其自身特点：研究对象为人类行为、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所需具备的数理知识要求相对较低，更侧重于对统计结果的理解和解释；社会统计中收集到的资料，往往很多是低层次的变量，如定类、定序变量。因此，定类、定序变量统计分析在社会统计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讨论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列联表、列联强度，相关关系的测量是学习的重点。

二、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统计学》教学改进措施

（一）统计思维改进法

1、统计无用论向统计实用论的转变

社会统计学作为一门定量分析工具，是社会科学科学性的实现工具，尤其是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和规范化，近些年高级统计学的发展，统计学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好统计学对于本科生考研或者将来从事学术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尤其是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专业的考研，社会统计学是必考科目，也是导师特别看重的学生必备能力之一。二是社会统计学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工具，现在很多企业、调查公司等在招聘的时候非常看重应聘者统计学的知识和能力，熟练掌握和应用EXCEL、SPSS、STATA、SAS等统计分析软件，可以极大增加就业机会和就业筹码。

2、教学过程中的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的结合

社会统计学作为定量分析工具，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数学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所以统计学中有大量的公式和推导过程。作为教师，在教授过程中在讲清楚原理和推导过程的同时，需要根据文科学生的特点，用定性的话语和思维解释清楚来龙去脉。

例如对于标准分的理解，卢淑华是这样解释的：“标准分Z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均值为基点，以标准差σ为量度单位，计算x取值距离标准差的距离，以便进行不同的μ和σ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变量一般有不同的均值和标准差，统计上，不同的均值和标准差是不能互相比较的。例如甲乙两名学生在两个不同的班级考了同一门《社会统计学》课程，他们的成绩如下：甲同学考了80分，乙同学考了90分。已知甲班《社会统计学》的平均成绩是70分，标准差是10分；乙班《社会统计学》的平均成绩是70分，标准差是20分。请问甲乙同学在本班中谁的成绩更好？通过标准分计算，两者的标准分都是1，说明两名同学在班级的成绩排名是一样的。经过定性的案例分析讲解，学生就能明白为什么曾经一度在高考中引入标准分的原因了，以使不同考区的学生以相对公平的分数被录取。

3、数理思维向理解思维的转变

实质上，学习统计学的过程，就是学习统计思维的过程，而不只是公式的简单套用和通常的数字计算。统计学有严格的前提假设和适用变量层次，是一门量化分析工具，我们在实际运用中，不能为了分析或者所谓的科学性而滥用统计方法，用统计数字代替科学推理，犯了社会学家邓肯（Duncan）所说的统计至上主义（statisticism）。统计数字会撒谎，正如桑普拉斯所说：“统计未必能够揭示真实，有时候还可能成为假象的帮凶。”因此对于统计学的学习，除了养成良好的统计思维外，还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规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对统计方法的甄别使用和统计结果的合理解释。社会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更看重的是学以致用，用所学知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社会中的现象。正如我们学会游泳前不一定要了解动力学的知识，会使用计算机不一定要先懂得编程一样，理解计算机的输入和输出结果比知道计算机如何计算重要得多。

例如学生对于假设检验的原理很难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举例让学生理解假设检验的思路。在航天火箭发射前，没有任何人能够事先证明火箭发射是安全的，人们最多只能说，用现有手段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只要发现一个影响安全发射的问题，那就不能发射。这说明，企图肯定什么事情很难，而否定却要相对容易得多。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都是在否定中发展的，这也是假设检验背后的哲学。假定原假设火箭发射是安全的，即使通过研究假设也无法否定原假设，也不能说明原假设是正确的，就像用一两个仪器没有发现火箭有问题还远不能证明火箭是安全的，但是只要在原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出现了小概率事件，我们就认为原假设不成立，那么航天火箭就不能发射。

（二）统计应用推动法

1、开展课外调查活动

引入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为流程的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来开展课外调研活动。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和确定实践课题，成立以6―7人为一组的若干个项目小组，并选出各组组长。当然，研究课题可以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如大学生校园恋爱观的调查、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学习时间调查、学习成绩调查、课余活动、生活习惯、自媒体使用情况调查；也可以是社会生活中的热门现象，如独生子女价值观、二孩生育行为、观念，贫困人口认定与帮扶等调查。让学生通过利用所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科学选题、做好研究设计、设计问卷、选择合适的抽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利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撰写调查报告来学习和使用统计学知识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由于实训基地、实习经费的限制所带来的不便，而且这种调查贴近学生生活，容易入手，易于激发其兴趣，并且有助于加深对统计学原理的理解，明白统计学就在身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使用统计软件法

有针对性的将Excel、SPSS、STATA，SAS等统计应用软件作为社会统计学课程的实训内容。在课堂讲授时，可以教会学生使用Excel函数、Excel图表与图形以及Excel数据透视表来处理常用的统计数据。有条件的话可以安排在计算机房上课或者安排一定量的学时让学生在计算机房上机操作SPSS等软件，培养学生运用统计软件搜集、整理、分析统计数据的能力。

3、加强社会统计学的实习实践

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市场调研公司、市场咨询公司、专业的调查机构、相关企业建立协作和参与机制。让学生学会如何开展调查、如何获取资料、如果统计分析资料，所获取的统计分析数据是如何指导工厂、企业等单位的生产运作的。例如：学生通过参与公司的市场调查，了解公司的产品是如何定位顾客、细分市场的；参观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的日常统计和上报统计报表，了解政府统计是如何进行的；学生参与各社区或者街道的贫困人口统计、人口普查等调查。

（三）统计课程革新法

1、建立完善的社会研究课程体系

社会研究课程体系是指教授学生如何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各种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与创新性研究的一系列课程。主要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等课程。尽管目前各高校都开设了这几门课程，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开设，由不同的老师授课，导致有些内容重复，例如抽样调查，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中都会涉及，理论学习和实践脱节，例如“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分别在不同学期开设。建议高校开设课程进行改革，由固定的老师来讲授社会统计研究课程体系，将“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整合为一门课程，并合理设置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的课时。

2、建立社会统计学案例库，试题库

可以从各类教材和国外统计学中收集案例和试题，建立案例库和试题库，国外的教材在深入浅出的讲解统计学知识上做得很好，例如布莱洛克的《社会统计学》，萨尔金德的《爱上统计学》。在教学过程中增加案例教学，可以更好的使学生理解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和原理，了解统计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提高教学的成效，增强学生的统计运用能力。

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服务；福利契约；管理逻辑；网络逻辑；组织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6-0084-09

西方国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深刻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在社会政策运行层面日益呈现出多维度混合福利的特点，福利的供给被认为可以与融资和规制分开，国家的角色则从传统的福利“提供者”向“规制者”或者“审计者”转变。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至80年代起始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形成了全球范围的改革浪潮。以购买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民营化趋势日益明显，政府让渡福利的生产和供给，而主要承担委托和监管的职责。新公共管理思想试图超越韦伯的科层式结构范式，公共服务的递送越来越跨越政府与其他组织的边界，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策运行机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则日益依赖于多元组织的合作以及服务的整合，网络由此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概念。

新公共管理的变革思想也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政府职能转移的背景下得到现实回应。过去十多年里，民间组织在中国社会蓬勃发展，提供救灾、养老、儿童、精神健康等各种领域的社会福利服务，对政府主导的服务供给形成较好的补充。与此相伴随，中央政府也下决心对事业单位体制进行改革，试图重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共服务递送的效率。近年来，政府相继出台了针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建立“枢纽型”组织以及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等制度措施，体现出与西方福利国家转型相似的公共服务民营化以及政策实施网络化的方向。不过，针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运行与评估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领域，由于服务需求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质量评估的复杂性等都会对福利契约的运作和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经验性研究来推动政策发展的方向。而由于这种公共服务体制的变革在中国尚处于初期，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借鉴或者反思西方福利国家的相关政策及服务实践。本文以美国一家难民服务组织为个案，通过考察组织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研究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社会服务的网络逻辑及其影响，以期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带来积极的启示。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社会服务网络逻辑的形成及对相应的服务组织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组织实践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实施和社会服务效果的影响。论文最后简要讨论美国社会服务的案例对中国社会服务递送的启示。

一、文献回顾

社会服务递送是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构成，它是一个从政策决定到服务需求满足的连续过程，这一过程常常是由一般的社会服务工作者或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执行的。早期的政策研究者将政策实施或社会服务递送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自然而然的政策落实过程。但研究者很快发现：由于政策实施特别是社会政策实施的复杂性，社会服务的递送并非简单的完成任务，而是一个“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过程。其中，服务使用者积极地参与到与其相关的服务工作中，服务对象与工作者的相互合作程度、方式和特点等对服务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政策的执行也因而是一个权变性的、包含了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多元行动者的参与过程。

政策实施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制度取向到行为取向再到网络取向的范式变迁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政策研究者日益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以及网络连接关系，它反映了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西方国家公共治理方式、官僚组织等的变迁。网络区别于科层制与市场，它通过互惠、信任、相互支持的行动等机制来进行资源的安排和运作（区别于权力和价格机制）。政策网络理论假设政策是发生于行动者之间网络内的复杂互动过程，它可以被界定为围绕着政策问题或政策项目所形成的独立行动者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在这一意义上，政策网络与组织网络是有区别的。贺恩（Hjern）等对“执行结构”（implementation structure）的分析即突破了组织的传统边界，将组织围绕特定功能所形成的互动机构当作一个新的分析单位，强调功能性的行动、结构以及过程而非正式的制度化权力机制。

政策实施网络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来获得蓬勃发展，其中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一是讨论网络与治理。从治理的角度探讨不同类型的网络构成，一般来说是政府和利益团体的网络关系对治理的政策结果的影响，如罗茨（Rhodes）认为治理就是对网络的管理。在这一脉络下，公共政策研究者日益关注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分析、协调和控制。第二个方面更多地从政策实施效果出发来讨论网络结构。米尔沃德（Milward）和普鲁梵（Provan）在1995年的研究开创了对网络效果的分析，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网络的结构如中心性、密度以及网络的结构稳定性等对组织绩效、案主服务效果等的影响。第三，近年来也日益有研究者将网络与制度研究相结合，尤其是新制度主义对组织合作网络的解释。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讨论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协商、博弈等过程及结果，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更加关注网络行动者对制度意义的解释和实践，将网络看作是一个建构的结果以及制度化的过程。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政策网络日益引起关注，但现有的研究对网络的制度意义还缺乏较深入的讨论，尤其是作为制度构成的网络中制度信仰、价值、规范等如何影响组织的结构和实践等。另外，对政策实施网络中的组织实践过程还缺乏较为细致的分析。研究者较多将网络看作是一个技术客体，分析其结构特征，但往往忽略组织的具体实践策略和服务递送过程在政策实施网络中的表现及其对社会服务效果的影响。

本研究沿着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将政策实施网络作为具有制度构成性的组织域，即一种围绕特定政策和服务目标而建构的功能性组织网络，它包含了参与网络的组织行动者的共同制度信仰、规则约束和价值，并对组织行动者产生合法性约束③。我们认为，在新公共管理的福利契约化背景下，社会政策的实施和递送逐渐从管理逻辑转向网络逻辑，而组织实践者包括社会服务工作者在服务递送的过程中受到网络逻辑的约束，同时也通过其行动建构和影响网络的构成，社会组织中的服务工作者对网络的认知、解释和实践策略是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环节。本研究试图以一个特定组织的个案分析为基础，讨论政策实施网络的制度意义，包括制度构成如何影响前线的组织服务实践。

二、研究方法及个案介绍

对特定组织的个案研究能够更深入地分析组织运行方式以及组织实践者的行动。我们选择了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难民服务中心R作为研究个案。R中心为难民提供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福利服务，同时与其他组织建立了较为紧密的服务连接关系，是研究政策实施网络与组织实践比较合适的对象。2009年1月到6月，笔者有机会在R中心实习，获得较好的参与式观察机会，除了对R中心组织管理人员、项目主管、个案工作者、社会服务督导以及案主等的深度访谈外，笔者还收集了相关的社会服务政策文件、数据材料、个案工作报告、评估报告等文献材料，这些都为分析R中心这一个案提供了较充分的经验基础。

R难民服务中心位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成立于1979年，在它建立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共接收和安置了三十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名难民，提供安置、教育、移民与归化服务、青少年发展、就业培训与发展、精神健康等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服务。R中心的成立及发展与美国难民服务体系的制度安排有密切的关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每年接收超过6万名难民，约占全球难民接收总数的70%。1980年美国在已有的移民法案基础上修定了《难民法案》（Refugee Act），要求对难民提供综合性的安置服务，将难民服务纳入普通公民的福利服务体系。在《难民法案》基础上，美国成立了难民事务协调办公室（OCRF）与难民安置办公室（ORR）。目前美国健康与社会服务部是主要负责难民安置项目的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从移民归化到就业教育等较为广泛的社会福利服务，同时，美国国务院也提供短期的难民安置服务项目。

三、福利契约与难民服务递送的组织网络形成

（一）难民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

政府购买是美国难民服务资金拨付以及服务体系运行的主要方式，也是难民服务组织网络形成的主要推动因素。美国难民服务的资金拨付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联邦政府与较大规模的非政府社会服务组织签订购买合约，主要包括短期移民安置服务项目，一般是难民入埠30天或60天之后的现金补助以及专门针对就业服务的配款项目。第二种渠道是联邦政府通过整体拨付的方式将资金拨给各州政府，州政府可以根据难民服务项目的提供申请资金返还。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实际上提供了大部分的难民服务项目。第三种渠道是州政府通过购买合约将资金拨付给地方社会服务组织。绝大部分的难民服务资金是通过政府向社会服务组织购买，由较大规模的非政府组织或地方社会服务组织来提供具体服务。

图1反映了佐治亚州难民服务政府购买和资金拨付的特点，政府的资金通过购买合同的方式流向R中心等提供具体难民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因而，这些机构是难民服务的最终具体提供者和实践者。佐治亚州政府与共计12家社会组织签订难民服务购买合约。这十二家组织提供的服务类型各有不同，如亚特兰大技术学院可以提供语言和技术培训服务；亚特兰大天主教会提供语言培训、就业服务、公民与归化服务；亚特兰大迪卡布（DeKalb）地区卫生局提供医疗与卫生转介服务；地方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社会调试服务、青少年服务、就业服务等。R中心可提供的服务内容更为多样化，包括就业安置、移民身份获得、青少年发展、社会调适等。尽管单个的社会服务组织可能提供的服务种类比较有限，但这十二家组织被要求通过组织合作和连接的方式提供服务，因而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服务网络，回应一个难民家庭在五年或更长时间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和服务需求，政府则通过福利合约的方式对服务的内容及结果进行监督、评估。

在许多社会服务领域，比如对老人、儿童以及移民等脆弱性群体的服务，由于服务对象往往面临较为复杂的问题，需求多元化，单一组织常常不能提供整合性或持续性的服务，需要多个组织合作，政府购买实际上催生了服务网络的形成。作为购买方的政府通过策略性地购买可以有效整合社会组织的异质性资源，形成网络化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二）从管理逻辑到网络逻辑：难民服务网络的制度构成与意义

在对R中心社会服务递送的调查中，我们发现难民服务的组织网络也是一个难民社会政策实施的网络构成，它是多元组织或组织内的部门为了实现社会服务目标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区别于传统的单一组织的科层机构，主要基于合作、信任、互动为基础，这种政策实施的组织网络具有了制度构成的逻辑和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服务合作的制度共识、服务连接的规范以及服务技术的趋同等三个方面。

在R中心的难民社会服务中，笔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作者都将实现难民的就业以及经济自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主要考虑是不能让难民及其家庭长时间地依赖社会福利，这种“工作优先”的价值已经成为R中心在服务递送中的指导理念。对社会服务对象就业的强调与美国1996年克林顿政府所推动的福利改革密不可分。福利改革从以前不受限制地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提供转变为对福利接受对象的劳动就业要求，政策层面则体现为“困难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的替代。低收入家庭如果接受福利救济需要在社会服务工作者的协助下提出工作申请，进行相应的就业技能培训。这实际上是“应得”（deserving）和“不应得”（underserving）的一种福利价值或意识形态的变迁。从福利（welfare）到工作福利（workfare）的转变对服务整合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往的福利发送被认为是可以在单一组织内部完成的资格认定过程，而将福利与工作相联系则要求与多个组织的服务，包括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工作保险以及儿童照顾、社区支持等连接，服务连接和整合的重要性体现出来。接受访谈的几乎所有的组织工作人员都认为：组织连接与服务整合是必要的、积极的，是实现现有福利递送的“适当的”方式，最终还是要实现难民的工作自立，这也可以说是难民服务领域中大多数组织所遵循的制度共识。

组织网络制度意义的第二个体现是政府合约中具有对难民社会服务组织连接的规范性指导。如在佐治亚州政府的“难民安置2008年服务购买合约”中明确注明：“合同申请者须考虑到当地难民安置机构所提供的各种服务项目，在项目设计中考虑并利用这些资源，并确保服务提供是协作性的和整合性的，避免服务的重叠。”又指出，“不同的组织也可以通过协作共同申请政府合同，以一家组织作为合约方，另外一家或几家组织作为次级合约方，但是每一家组织的任务、责任分工需要明确地注明”。合约也注明了对服务整合的要求，其中服务的转介和连接是服务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服务必须为难民家庭提供转介到联邦/州/地方政府资助的各类机构和项目的指导和帮助，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券、医疗救助、能源补贴、低收入住房补贴、儿童照顾救助以及社区服务类项目等”。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购买方实际上扮演着网络管理者的角色，对服务提供机构进行监督、指导和约束。

难民服务组织网络中还体现了一种服务技术的趋同性。除了政府购买合约中对服务方式的强制性要求（要求服务的阶段和合作模式等）之外，组织的服务递送模式也通过不同服务组织之间相互的模仿和学习而形成。在难民服务中，整合性的个案管理（integrative case management）已经成为相关服务递送的主要工作模式，工作者着眼于整合组织网络内可用的服务资源，以满足服务对象的多样化和阶段性的需求。整合性的个案管理服务包括对案主多元需求的评测和认定、资源链接、服务转介、服务监测与服务后评估等一系列的服务方法与技巧。对个案管理的运用同样来自于政府购买合约的要求，如合约中注明服务提供方“必须运用综合的服务管理方式，系统地保存项目和服务的各类数据，以便于监督、评估和报告”。这一要求使得R中心十分强调记录服务对象每一个阶段的服务项目。每一个移民及其家庭需要建立单独的档案，跟踪其五年安置服务的各项内容，其中也包括就特定服务对象所进行的服务协调与跟进。另一方面，个案管理也成为不同组织之间进行服务连接和转介的统一的、约定俗成的模式。笔者在对一个来自南亚的难民家庭进行住房安全和补贴服务的转介申请时，被督导要求一定要参考对方的个案管理程序，包括申请表格的格式、服务内容的协调方式、家庭信息的准确和统一等。这种在个案管理模式上的协调与统一也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机构之间相互转介案主时所发生的服务重叠现象。

从R中心在难民服务提供中的这种服务连接共识、规范要求以及技术趋同中看出，难民服务领域凸显出一种制度逻辑，我们可将其称为“网络逻辑”，它区分于以前单一组织或系统内（如政府）对社会服务的管理、递送与控制――“管理逻辑”，而更强调组织之间在服务递送上的连接及服务整合，强调组织围绕特定社会服务领域的网络合作。社会服务网络逻辑的形成一方面由难民服务的政府购买所推动，也即合约的压力：政府与不同的服务类型组织订立合同，并通过合约方式促成以服务为基础的组织分工与合作；另一方面，在难民服务这一组织域内，组织行动者通过互动而相互模仿学习，并逐渐形成共识、合作规范以及趋同性的服务技术，更加强化了组织网络逻辑的制度构成性与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难民社会服务的网络逻辑更多地反映于组织之间功能性的服务连接，体现社会服务递送方式的变迁，但它并没有消除组织的传统边界，这与组织之间关系的特征及强度有关。列欧兹（Leutz）认为组织相互关系从弱至强可以分为四个层级：自主（autonomy）、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以及整合（integration）。这四个层次是一个连续谱，也反映了组织关系正式化的程度。自主是指组织的行动尽管可能会相互影响，但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合作是指一种简单的连接关系，是组织保持独立但以一种自愿的方式进行沟通和连接的努力。协调则是一种更为系统性的计划、审慎的协作行动以最小程度地避免资源和活动重叠，组织可能失去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服务整合则是组织边界的完全打破，形成新的、制度化的单位或系统以更有效地递送服务。包括R中心在内的难民服务领域中的组织网络关系更多地处于合作和协调的层面，机构虽然倾向于进行服务连接与合作，但并未完全实现合作的制度化（如成立独立的协调委员会等），组织之间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边界。

四、社会服务网络逻辑下的组织实践

（一）网络逻辑下的组织实践策略

组织实践和组织结构的概念相对，后者指组织的目标与正式结构，前者指组织行动者的认知、互动和行动选择策略。社会政策实施中的组织实践是组织提供和递送社会服务的具体行动过程，它可以说是连接福利服务与需求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组织之间在社会服务中的网络连接与合作获得R中心的社会服务工作者的认可与遵循，它表现在实践中认可、接受相应的规范，并在其服务递送过程中建立较为常规化和制度化的组织连接形式。这些实践方式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服务转介（其中有转入或者转出）、对特定案主服务的组织协调与合作、针对特定服务项目的协作行动等。这几种实践形态体现出网络连接的程度差异，但都在服务递送过程中被常规化或制度化。如在深入访谈中，许多难民服务工作者认可并实践个案管理的模式，社会工作者在入职初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如何进行案例记录和管理。R中心根据难民服务合约的要求，编写了一本系统的难民个案服务工作手册，包括难民家庭的分期服务内容和项目、如何进行案例转介等。例如，每一个难民家庭的身份档案材料需要至少复制三份，分别留存于就业、家庭支持、医疗等机构部门，以便于转介时使用。此外，在机构之间进行服务协调时都有统一的案例记录格式。

对组织社会服务网络连接与规范的遵循以及制度化与组织受到政府购买合约的压力有关。每年五月份州政府都会对R中心进行定期的审计和评估，确保难民服务项目可顺利完成，同时也会对组织的工作规范提出要求。州政府要求难民服务应该是综合性的（comprehensive）与整合性的（integrative），对R中心的组织合作与个案管理规范都提出十分具体的要求，这种合约压力对于R中心的工作具有较强影响，可以说是其认可和遵循网络逻辑的强制合法性要求。

不过，社会服务工作者尽管认可以及遵循组织网络连接的服务运行规范，但当外部规范与组织内部要求存在不一致时，他们也可能采取松散连接的策略，工作者倾向于将网络连接的规范性要求形式化，在服务的实际操作层面则相对灵活。R中心的工作者会将服务项目进行分类，一些合约规定和评估标准相对不很明确的项目如文化知识培训、语言辅导等，工作者会投入较少的精力和资源去进行组织连接的努力，对于这些项目，R中心会大量地使用志愿者来进行协助。如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许多志愿者被指派提供难民及其家庭的文化适应性辅导、人际关系培训或语言服务。尽管政府购买合约中也强调组织之间进行志愿者协调以开展联合辅导的服务，但在实际操作中，组织较多地依赖志愿者来自主安排辅导方式和内容，而不会投入较多的精力去安排组织之间正式层面的合作。相反，在合约要求比较严格的领域，如福利救助项目申请、就业申请等领域，服务工作者会详细地进行案例记录，进行服务协调，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服务内容。新制度主义研究者讨论过组织的这种策略，认为这是组织规避外来不确定性并保持组织合法性的一种有效策略。

组织实践的另一个策略是协商与影响，它体现在R中心的服务工作者试图通过协商与影响的方式调整政府合约的某些规定，减少政府合约的压力。在调查期间，R中心的青少年发展项目运作并不顺畅。由于难民青少年的差异性比较大，目前青少年发展项目主要通过提供奖学金的方式让难民青少年到各个机构中去实习，提供给他们了解难民政策以及帮助其他难民的服务机会。但R中心以及另外几家组织认为对青少年的动员存在不足，导致青少年自身参与性不高，而且各个组织在时间上常常难以协调。在R中心等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协商后，青少年的暑期培训项目从集中式学习调整为间断性或零散式实习，且只保留语言学习及机构见习等基本项目。另外一种方式是R中心试图在一些服务项目上确立新的规范，如社区支持是R中心一个新的服务项目，工作者依靠社区社会网络将多种服务提供给多个家庭构成的自组织，而非让单个案主直接到机构来寻求服务。虽然政府合约中有关于社区为本的服务内容，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规范指导，R中心试图通过家庭自组织这种方式确立这一服务连接和整合的一个新的模式。组织采取协商等策略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组织试图在网络连接中确立主导地位；同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机构所受到的评估压力，可以使工作者相对自由地安排服务内容和项目。

R中心组织实践的不同策略也反映了服务工作者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在服务网络的模式下，难民工作者裁量权的发挥并非完全“自由”，而是根据项目本身的特点以及合约所允许的不确定性程度呈现出不同特点。比如对于某些合约中明确规定的核心服务项目，如各种移民证件的申请、现金补助、规定的就业申请期限等，工作者多采用比较常规化的实践策略。而某些相对规范不明确或比较创新的项目，则多表现在松散连接或协商的策略，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这些项目上工作者拥有较多的个人判断和行动的自由。

（二）组织实践的社会服务效果

应当说，难民服务网络对于满足难民家庭多元化的需求具有较积极的作用，服务的效率比较高，也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服务的重叠。比如一个工作者告诉笔者，通过常规化、服务的协调和组织连接等方式，难民服务网络内的各个机构可以共享服务对象的基本资料，难民不需要进行重复登记或在服务中被重复接案，难民个人以及家庭、社区等多方面的需求都会获得较快速回应。机构之间的服务资源共享也增加了难民及其家庭在社会福利服务上的可及性。由于许多移民家庭的需求以及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就业、语言、子女教育、医疗等，通过组织在服务递送上的网络连接，可以缩短他们的适应期，促进社会适应和融入。此外，R中心的管理者也表示，服务连接能够减少机构运行的成本，由于存在网络合作的制度共识，机构之间在服务协调和转介上的渠道相对比较畅通，减少了组织协作的交易成本。不过，一些研究也发现，网络的服务效果与网络自身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特点有关联，如在资源缺乏的环境或者不稳定的合作网络关系中，服务效果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当然由于缺乏对整体网络结构以及跨组织的对比，本文中组织实践对于难民服务的效果还需要更多的经验材料。

与传统管理逻辑相比，工作者在网络逻辑下具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从管理逻辑向网络逻辑的转变与美国福利政策的变迁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美国1996年的福利改革之前，社会福利递送主要依据资格审查，社会工作者比照贫困资格标准来进行福利发放。社会福利项目以现金补贴形式为主，缺乏服务性项目。而在新的福利政策框架里，福利支出权下放到各州，福利部门和机构享有更多自。面向多元化社会救助和服务支持的项目获得极大发展，贫困家庭与就业、儿童照顾、辅导等相关的社会服务性项目成为社会安全网中更为重要的构成。

另一方面，受到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美国的社会服务项目更加强调产出和效果。随着政府购买和服务外包越来越普遍地运用在社会福利服务的递送中，对机构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和要求成为普遍的趋势，工作者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服务效果受到更多重视。在网络逻辑下，社会工作者需要进行福利和工作之间的连接，更进一步加强了工作者在资源链接和组织合作的角色，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获得较多的自主决断空间。关于新公共管理对于社会服务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强调管理主义的主导性，认为前线工作者的自由裁量权运用会导致社会政策实施的目标偏离。近年来则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服务领域，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也扮演着重要的、积极的角色，它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管理主义的压力，福利契约化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工作者更多的专业决断自由。不过，在我们的案例中，工作者仍然受到合约对服务产出压力的较大影响，尽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得到强调，但政府部门对福利开支的限制使得工作者不可能完全发挥专业自由以满足福利对象的深层次需求。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服务工作者也需要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书，但这一合同主要是满足知情同意的服务规范要求，与政府合约相比较，它对于工作者的压力相对较小。我们调查中发现，服务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对服务效果上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在访谈中，几位难民安置服务工作者告诉笔者他们对服务效果的判断，认为经济自立、具有连续性的工作以及教育和语言是服务有效性的重要指标。而对难民的访谈中，许多难民认为连续性的福利项目、非正式社会支持对于他们的适应和安置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可以看出，工作者更多受到福利合约中对服务整合、工作优先等福利价值观念的影响，而服务对象的判断则更多基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对稳定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福利项目有更多的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工作福利”的价值观与多元福利需求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服务网络逻辑下工作者的精力更多地放在应对服务合约、进行资源和组织链接，而难以与案主建立更为持续的关系以及真正了解、满足案主的内在需求。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一家美国难民社会服务组织为个案，分析了福利契约的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社会服务的网络逻辑及组织实践。难民社会服务网络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制度构成，其所包含的制度共识、规范、服务技术等构成组织实践的合法性约束，社会服务递送从依靠传统单一组织体系内的管理逻辑转换为强调组织服务连接与合作的网络逻辑。工作者在服务递送过程中形成特定的服务策略，而这些策略也在不同的服务项目上呈现不同的差异。网络逻辑下，R中心的组织实践对社会服务效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工作者在网络逻辑下获得相对较多的自由裁量权。不过，这种自由裁量权仍然受到福利合约的较强压力，从而阻碍了服务对象深层次需求的满足。

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第4篇

   摘  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其社会化密切相关，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研究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并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自我调节，是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调节

    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期，年龄一般在16～28岁之间，是个体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思想丰富、思维活跃、情感波动、反应强烈、体验深刻，加之由于生理和性发育已经基本完成，性冲动增强、学习生活适应不良及经济就业等压力增大，使得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这对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极为不利。据全国心理卫生协会统计1〕，有心理失衡或障碍的大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25 ％以上，最高时期竟达34 ％。特别是近几年来，因为心理健康问题造成大学生发生暴力犯罪、自杀事件或出现休学、退学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当前，强化大学生的自我调节、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1946年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提出的心理健康标准有以下四个方面〔2〕：①身体、智力、情绪十分协调。②适应环境，人际关系中彼此谦让。③有幸福感。④在职业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过着有效率的生活。从这个标准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态度、情绪、环境适应能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心理因素

人的心理是复杂的，因此每一个大学生存在的具体心理问题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生理因素：性冲动是影响大学生心理问题最主要的生理因素之一。有些大学生常常出现性幻象、性梦、等现象，并伴随自责和自卑感，造成精神紧张和痛苦；另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等自身生理缺陷，也会引起大学生自卑、沮丧、不满等心理问题。②认知：心理学家贝克认为，不良认知和认知歪曲是产生愤怒、焦虑、抑郁、自责、沮丧等不良情绪的原因，他将常见的认知歪曲归纳为任意的推断、选择性概括、过度引申、夸大或缩小、“全和无”的思维五种形式。③情绪：不良情绪很多，主要有大喜大悲、紧张焦虑、寂寞烦躁、自卑自责、抑郁沮丧、自私霸道等，它们是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内容。④挫折：失败和挫折会打击青年人的信心，使他们遭受悲哀、沮丧、烦恼、厌倦、抑郁、痛苦、灰心等不良情绪体验。⑤习惯和不良行为：有很多大学生存在不良习惯，比如抽烟、喝酒、睡懒觉、不吃早餐、挑食、贪食、懒惰等，这些不良习惯必然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形成不良行为。⑥人格障碍：人格障碍者内心体验与正常人生活情感相背离，其外在行为明显违反社会准则，常给别人造成损失和伤害，并给自己带来痛苦。⑦经济和社会环境：随着高校的扩招，越来越多的贫困学生进入了高等学府，同时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加，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影响了大学生的安心学习。⑧能力和社会适应:独生子女的问题和大学生自理能力差的问题，已经使大学生高分低能的现象日益严重，造成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在校期间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毕业后又不能适应社会和环境的需求，出现很多社会和心理问题。

3  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预防与自我调节

针对大学生中存在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高等院校必须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以适应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和高科技的要求。进行自我心理调节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它对预防大学生心理问题和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

3.1  提高认识水平，重建认知结构

大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也要掌握必要的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先进的思维方式建造自己的认知结构，提高自己认识水平，从而克服错误的认知和盲目的行为。

3.2  树立科学的目标，制定合理的计划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照发展顺序及高低分为五大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根据这种划分，大学生正处在对爱和家庭的需要最为强烈的时期。这个时期青年人渴望亲密的友伴，不甘孤独或被人疏离，容易沉溺于形影不离的两人世界。大学生应当自信、自强，不要被一时的情感和生理需要所左右，而应树立远大的志向；同时大学生的理想和目标还应当实际可行，具有价值的吸引力，否则定得过高或过低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有了科学的目标，再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计划，大学生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努力，奋斗的喜悦会促使他们走向人生的成功之路。

3.3  丰富业余生活，注重人际交往

单调而枯燥的学习，会导致大学生出现厌倦、烦躁、抑郁及痛苦的学习情绪，长期孤独、封闭式的学习，还可以导致大学生出现自闭的性格和人际交往障碍，对他们的人格发展极为不利。丰富业余生活，不仅可以改善大学生的不良情绪，提高学习效率，而且还可以增进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校园环境，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3.4  保持乐观情绪，积极自我调节

青年人应当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在求学期间甘于清贫和寂寞，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身的学习和发展上。大学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心理调节方法，积极开展自我调节，克服学习、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不良情绪和行为。常见的自我心理调节方法主要有：①自我激励法。②自我暗示、催眠法。③自我宣泄法：宣泄时应当注意以不伤害他人及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为前题，主要有体育运动、找人倾诉、大声喊叫、写作或写信、向替代物发泄等。④自我训练法：通过严格的定时训练，建立神经系统的条件反射，以戒除不良情绪和习惯。⑤自我放松法。⑥想象厌恶法。⑦移情转移法：通过移情或转移注意力以减轻痛苦。⑧顺其自然法：不要过分关注自己。⑨生物反馈法等。

3.5  强化个人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能力是保证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它与知识、技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虽然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多，他的能力发展的潜力就越大。但是，一个人头脑中储存的知识并不能必然地转化为能力，能力的转化还有待于社会实践活动的磨炼。所以，大学生不但要认真地学习书本知识，还应当积极地培养自己的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和操作能力，特别是创新和科研能力，对大学生适应未来的社会工作和环境、形成健康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第5篇

【摘要题】专题探讨：社会政策

【关键词】社会需求/社会供给/公民参与/公民权利

【正文】

一、什么是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既是一个实践活动领域又是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社会政策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被作为一个学科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美国，社会政策虽然不象在欧洲的大学里那样直接以社会政策系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但是在社会工作、政策研究、城市规划等院系中也有其存身之地。然而，至今几乎所有的有关社会政策的著作在界定什么是社会政策时，都会承认关于社会政策还没有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定义。以至于“追随着这些年大量的有关的书籍，引证其中的好的观点和这个学科的大师们的看法”(MichaelLavalettandAlanPratt,1997)就成了一种研究什么是社会政策的方法。这种状况的成因，一是社会政策作为一个实践领域几十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是社会政策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与价值观念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早期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是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在其1965年出版的《社会政策》一书中对社会政策的解释是很简单明了的。“‘社会政策’不是一个有确定含义的专门的术语。在本书中它指的是与政府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向公民提供服务或收入的行动，通过这些行动对公民的福利有直接的结果。因此，其核心由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健康和福利服务、住房政策等组成。”(T.H.Marshall,1965)另外，马歇尔认为教育也应该属于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但是由于它自身有许多独特的问题，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不便于放入他的这本书中。简括马歇尔的解释，社会政策即是通过政府供给对公民福利有直接结果的政策。

马歇尔对社会政策的解释受到另一位研究社会政策的大师——蒂特马斯的批评。蒂特马斯认为这样解释社会政策，是把社会政策视为是行善的、再分配的和关切经济及非经济的目标。跟许多其他定义相似，社会政策（就象经济政策那样）全是关于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所以它被卷进了控制社会变迁的抉择里(RichardM.Titmuss,1974)。他自己则认为社会政策“关切着某种共同的人类需求和问题”。但是，不同的人对人类需求和社会问题的界定是不同的，因而提出的政策反应也不同。蒂特马斯认为在社会政策领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可以概括为三个类别，他分别称之为社会政策的剩余福利模型、社会政策的工作成就模型和社会政策的制度性再分配模型。这三个模型显示着社会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的不同。所以“社会政策基本上是有关矛盾的政治目的和目标的抉择，以及它们的厘定过程”(RichardM.Titmuss,1974)。

在另一部著作里蒂特马斯对社会政策所关注的需求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我们关注的是对一系列社会需求，以及在稀缺的条件下人类组织满足这些需求的功能的研究。人类组织的这种功能传统上称之为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生活的这个复杂的领域处于所谓的自由市场、价格机制、利益标准之外。”(RichardM.Titmuss,1976)。

可见，蒂特马斯认为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与社会服务、社会福利涉及的范围基本相同，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市场机制之外通过人类组织来满足的一些人类需求。另外，蒂特马斯还指出社会服务是包括社会福利、财政福利、职业福利三个部分的广泛的领域(RichardM.Titmuss,1958,1974)。从这个角度说，社会政策也不仅仅是指的政府供给，而是更广泛的社会供给。

比较马歇尔和蒂特马斯对社会政策的解释，他们之间的主要的差别，一是蒂特马斯界定的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比马歇尔界定的范围要广。二是蒂特马斯认为，一方面社会政策必然与价值选择有关，只要涉及政策，就关切到需求（目标）以及满足需求的方法（手段）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任何给定的政策的‘对错’问题，社会科学都没有最终的答案。……有关目标的评论——即讨论什么是正确的需求——那该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用武之地了……就研究这些社会政策问题而论，我们所能做得到的，是更清楚地揭示需要社会正视的价值抉择。如果我们将社会政策领域视为一个专为社会某一或某些集团而设的封闭及分割的福利体系，我们将不会发掘出有意义的问题。(RichardM.Titmuss,1974)。也就是说，蒂特马斯认为社会政策本身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所以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政党、政府会制定不同的社会政策。然而研究社会政策的科学家，却要保持价值无涉，对各种社会政策进行客观地研究。所以他对马歇尔的社会政策可以“对公民的福利有直接的结果”的解释提出批评。

马歇尔对社会政策可以增进公民福利的解释与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国家流行的舆论有关，当时的西方国家的政界和知识分子中普遍认为随着福利国家的建成，意识形态的争论在西方国家已经终结了。因此，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增进公民的社会福利，需要研究的就是怎样更好的执行这种政策。后来这被称为社会行政的传统，社会行政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为理性的政府和有效的行政提供工具。但是到70年代早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对社会政策的批判性的研究著作。一些社会行政研究中的有影响的人物注意到了对福利问题的争论，并开始重新估价这个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立场(PhilLeeandCollinRaban,1988)。这也使得马歇尔在1985年第四次再版其《社会政策》一书时，将其对社会政策的解释作了修改。

马歇尔说，他对社会政策的解释，在很大成度上是取其方便和既有的惯例。他先从惯例开始，然后再跳入目标的深水之中。按照国际性的惯例，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的定义，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之下的对失业、生病、年老时的收入维持，以及家庭津贴、医疗照顾、住房、社区服务、教育。而这些政策的目标是由标示它们的词语——保障(security)、健康(health)和福利(welfare)来表明的。这些在一般的意义上都是最终产品，意味着与最终所得有关，而不是与就业有关。“因此可以说，20世纪社会政策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福利(welfare)。”(T.H.Marshall,1985)

马歇尔对社会政策的重新解释表明，一是他仍然坚持对社会政策涉及范围的狭义解释。二是意识到在社会福利领域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此，他一方面针对着新倡导的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实现就业，以满足个人的最终消费需求的看法，指出社会政策是以在市场之外，与就业无关的方式向公民提供最终产品，这一点与蒂特马斯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社会政策是以福利为目标的，只不过说得委婉一些，说成是“社会政策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福利”这就为其他人认为社会政策除了公开宣称的目标，还有实际目标，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社会政策也可能给某些人带来不利，社会政策的实际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等见解，留下了余地。

由于对社会政策的解释上存在着以上的分歧，因此，到目前为止，在社会政策的研究领域就形成了两个维度：对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做狭义解释和广义解释；对社会政策研究持客观描述分析的态度还是论证具有价值取向的政策主张。依据这两个维度可以将社会政策研究者分为四个派别。当然，各派别之间的界线也没有截然的划分。

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看，如拉特里迪斯所说，“强调社会政策在社会中的较广的范围的学者的数量正在增加。他们的研究反映了一种对社会政策的综合的观点。这种宽泛的观点围绕着制度化的组织、政策和方案，又包含着对社区和全体公民的福利和发展的社会关怀。”社会政策研究更关注对穷人和无权者的关注，更强调社会责任，更注重社会整合、阻止疏离。认识到社会政策有着比社会福利方案宽泛得多的特征。他本人对社会政策持的就是宽泛的、综合的观点。认为社会政策“可以是国际的、国家的、教区的、地方的，政策也可以是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措施。”社会政策有许多分支，“虽然各分支集中于特定的功能，但是，社会政策作为一个领域是与整个社会的基本出口及其发展相连系的，是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相连系的，以及与个人的幸福相连系的。虽然社会政策着眼于宏观层次，但是许多社会政策是从与社会科学相关联的个人、群体、社区的行为中派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强调在社会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之间，以及整个人口和个人之间进行合作和分担责任的领域。社会政策是改变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象，改进人口全体、社会阶级和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共同的工具。”他将社会政策定义为“是向全体人民提供公民权利的媒介物”(DemetriusIatridis,1994)。

从拉特里迪斯对社会政策研究趋势的概括和他本人对社会政策的解释来看，社会政策，从供给方面来说，已不仅仅是指政府的供给，而是包括国际的、国家的、教区的、地方的等多元主体在内的多元化的社会供给；从需求方面来说也不仅仅是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的保障，而是包括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精神需求等多方面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社会政策研究正在趋向于关注多元化的社会供给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不仅仅是关注对公民的收入维持、经济保障，而且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社会整合、社会合作，以及避免社会排斥。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从总体上说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对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其实收入维持、经济保障对任何社会的公民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了解国际社会中社会政策的研究趋向，对广义的社会福利(well-being)给予关注，以避免社会排斥，甚至社会冲突也是很必要的。

二、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

简单地说，公共政策指的就是社会公共权威机构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或者说公共政策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政治学家戴伊从最抽象的层次给公共政策的定义是：“公共政策是政府选择的一切作为或不作为。”(ThomasR.Dye,1991)。当政府基于信仰、价值、使命、目前的处境、打算、意向以及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价值的相对的优先权的确定和对能够承担什么样的交易和预测等，选择作为时，公共政策就会以有目标的计划、方案、规划等方式来表达，作为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法律、法规、法令、规章制度等形式来表达。但是，当政府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不作为时，政府的政策可能只是一项声明、一个宣言，甚至连声明、宣言也没有。但是，政府有目的、有意识地不作为确实是政府的政策。

社会政策是作为总体的公共政策的一个部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视为社会政策？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改革政策作为一个活动领域和研究领域的形成与西方工业国家对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干预的发展有关。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福利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强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干预的增强和干预范围的扩大。

由于国家干预的增强，公共政策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复杂，到了20世纪中期以致产生了专门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公共政策之所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的日益复杂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政府面对的、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繁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搏奕论、数理统计、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等的发展，为减少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失误；为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方法，使科学地、理性地制定和执行政策成为可能。因此，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以改进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公共政策的这样一种研究范式被称为政策科学。

也就是说，从公共政策的发展历史及相关研究的产生历史来看，社会政策与其他的国家干预项目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的。而公共政策专门研究的形成，既与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有关，又与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发展有关。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的是以社会供给的方式来满足一些特别和个人的生活需求、社会需求，这个领域不仅仅与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手段进行研究有关，还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也就成了一个不同于公共政策的研究领域。

另外，如果借鉴公共经济学的有关知识，我们也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联系与区别。

无论是公共政策还是社会政策的实施总要利用一定量的经济资源。一个社会既有的经济资源的使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包括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对一个社会既有的经济资源的支配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社会中的成员私人支配，另一部分由社会作为整体共同支配。社会集体支配在许多社会一般是由国家机构或政府机构代表整个社会进行支配。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资源，政府机构支配除了通过国有企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还可能通过制定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直接控制、减免税收或其他优惠补贴等方式对私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对消费品部分，政府主要以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公共消费品，在私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私人消费品以外，政府还以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一定的私人消费品（或提供现金补贴）。

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曾提出并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有价值的最终产品的分配，取决于人们在市场中进行的等价交换时，集体或国家有什么权利提出要分得一定的份额呢？国家机构的作用或用布坎南的原话，国家机构的生产力得到承认时，也就必须承认国家机构对产出的价值或经济资源有取得一定份额的权利，如国家机构在维持社会经济秩序方面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在没有执行和保护“我的和你的”的区别的环境里，个人在创造价值方面将做出较少的努力，而且人们还会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争夺和保护已经取得的成果上。因此，国家机构在保证秩序方面的作用具有生产性，国家机构也就有权利要求分得一定量的经济资源。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有权利要求多大的份额呢？如果根据归因理论，没有国家机构维持必要的秩序，人们就无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人们就不可能创造任何有价值的经济资源，这样看来，国家的“边际产量”特别高。因此，国家就有可能要求得到总价值的绝大部分（布坎南，[1986]1989）。

从历史事实来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经济资源或说经济财富，在各社会成员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分配一般要取决于民间力量与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员之间的力量对比。当民间力量薄弱时，国家通过税收或其他方式获得的经济财富的比例就会比较大，当民间力量强大时，国家获得的份额就会相对少一些。此外还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对国家的态度、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复杂化，国家不仅承担着维持秩序的责任，而且被赋予了对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资源占有状况或分配状况进行再分配的责任，和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的权力。所以，总的趋势是国家对社会创造的经济资源所要求的份额是在不断增加的。

在由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资源的同时，国家不仅承担维持秩序的责任，而且被赋予了对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资源占有状况进行再分配的责任，和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的权力，其基本的理由是市场“失灵”。

认为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是有效率的人，以及认为目前人们认定的某些市场失灵，仍然可以进一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的人，一般会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认为公共政策的作用范围越小越好。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纠正市场失灵和认为政府还应该推进公平分配、应该鼓励有益的需求、限制有害的需求的人对公共政策作用的适当范围的判断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在政府干预的多种方式中，其中之一是以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物品和服务。政府以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物品和服务的主要原因是物品或服务的提供具有外部效应。主要原因是对某种特定的商品的使用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或是耗费极大的。换言之，就是要把没有贡献的人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或成本要远远高出收益。

但是，有时公共供应的理由与政府追求的目标有关。或者说与政府追求提供有益的需求有关。如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或缩小收入差距等。如果政府认为教育可以降低财富占有上的不均等，或将每个公民都要接受某种最低水平的教育本身就看作是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政府就会把教育作为公共供应的物品。

在确定某种物品或服务是否采取公共供应的方式时，上述几种理由可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有的物品可能既是因为排除困难，也是因为需求无弹性和对新增加的消费者的供应不需要，或几乎不需要增加成本，因而成为公共供应的物品；有的可能是因为某中的一、两个原因，而成为公共供应的物品。

当然，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可能是受到各种法规、习惯，政治家和管理者的自身偏好等的影响，或是为了竞选成功，为了现存的官僚机构的利益等。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别主要是如果“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任何其他人消费的减少”的物品被称为纯公共物品。以纯公共物品作为一端，另一端就是私人物品，其特点是一个人的消费增加一个单位，就使得他人的消费减少一个单位。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的一些物品往往是既可以由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这些物品如果以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得就属于私人物品，如果以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就属于准公共物品或公共供应的私人物品。政府以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准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大多是为了公平或提供有益需求。

如果我们把社会政策与政策以公共供应的方式提供准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相连系，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中更具有争论性和更缺乏客观标准的部分。这也是社会政策称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然而又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难以划清的界线的基本原因。也是使社会政策的定义和研究成为一个复杂的和难以有定论的领域的原因。

蒂特马斯从社会服务与公共服务的联系与区别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他认为从理论上可以将有关的服务分成四类：

1、只为个人利益而设的服务——供给与否，和个人生活方式无关；也不论服务是否会给社会带来好处。提供服务主要是基于需要。

2、既为个人利益也为社会利益而设的服务——例如对某些传染病的防治，就是既有利于患者个人，也有利于公众或社会利益。

3、着重社会利益多于个人利益的服务——例如感化服务，这既是社会服务中的个案服务，更有助于社会控制、社会利益。

4、对社会有益但其益处不能归个人独享的服务——例如城市规划、公园建设、交通管理、法律秩序、公共卫生、消防等。这类服务的待遇没有差别，不能用成本与利益、使用者与非使用者等标准来作区分。即使有时我们能够找到使用服务或造成损害的人，并向他们收费，但是收费的成本可能超过其获得的利益。

蒂特马斯认为对服务所作的上述四种分类，有助于区分“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区分“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最重要的标准是有差别、个人化的功能与无差别、非个人化的功能。

但是，他紧跟着就指出，在越来越复杂和专门化的社会里，要划清这些功能的界线是相当困难的。现代社会里的各种力量：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等，都在同时运作，从而使有差别、个人化的服务与无差别、非个人化的服务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因为政府要提高服务就要通过税收来筹集所需经费，而各种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力量都能够对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实际税额产生影响。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会要求给自己加税。当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使税收减少时，有差别、个人化的服务就不得不减少。所以，“我们再一次认识到，社会政策完全是关于社会目的及其选择的问题。”(RichardM.Titmuss,1974)

三、社会政策与公民权利

马歇尔较早地阐述了公民权利与社会政策的关系。他把公民权利分为三种类型：公民的、政治的、社会的。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公民权利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首先得以实现的是公民权利，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个人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已经获得了法律保障为标志，而且这种保障是以法律面前个人的充分平等为基础的。以这种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投票权和政治参与为标志的公民的政治权力得以实现。虽然，最初只是少数有财产的男性公民得到了这种权利，但是，作为发展的开端，选举权的范围逐步扩大，最终成为公民普遍拥有的政治权利。以公民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为基础，20世纪公民权利实现了其最终的形式，既公民的社会的权利。公民的社会权利的制度化是通过失业保险、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提供等社会政策体现的。马歇尔认为以公民的社会的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可以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减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制度产生的内在的社会不平等。(T.H.Marshall,1950)。

胡格曼在其《社会福利与社会价值》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近年来对马歇尔提出的公民权利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的分析和批评。其中一种批评与各种特殊的身份认同群体的形成导致的明晰的社会分化相连系。这种社会分化与社会的阶级分化不同，当然也可以包括阶级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妇女群体、黑人和少数民族群体、老年人群体、残疾人群体、同性恋者群体、环保运动等。阶级关系只是这整个图景中的一部分。这些群体的存在表明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并不完全是阶级制度造成的；表明马歇尔的以公民的社会的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可以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减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制度产生的内在的社会不平等的看法并没有实现。

针对着以特殊的身份认同形成的各种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从不同的方面提出各自的特殊的社会需求的情况，有人认为由于这种社会的分化已经不存在共同的社会政策的社会的公民权利的基础，这些群体的运动可能导致新形式的社会排斥。也有人提出了“相对的环境中的绝对的需求的概念”或“界定基本的客观的需求”的设想。其基本的含义是，首先要满足公民的基本的或绝对的需求，如清洁的饮用水、充足的有营养的食品、安全的环境、有意义的初级社会关系、经济保障等。同时还要考虑各种分化的社会群体的特殊需求，而对于各分化的社会群体的特殊需求的满足，必须通过当事人的积极参与来实现(RichardHugman,1998)。2结合马歇尔的社会政策是以公民的社会权利为基础的见解，以及社会结构的新的变化与各社会群体参与社会福利服务的相关性来看；再结合本文在前两部分提及的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多元化问题，以及用于社会福利服务的经济资源在各社会成员之间及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分配，一般要取决于民间力量与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员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问题，我们更可以理解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实与公民权利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或说各类社会群体维护自身的公民权利的努力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将社会福利政策与公民权利相连系，也表明现代社会的福利服务，通过多元化的社会供给方式来满足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恩赐、怜勉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之一就体现为公民的积极参与。通过参与既表达自己的需求、自己所属群体的需求，也了解其他人的需求、其他群体的需求，通过这种参与和表达的过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社会福利的过分依赖。

总之，既然“社会政策完全是关于社会目的及其选择的问题”，如何选择就需要以公民权利的行使为基础。

【参考文献】

[1]DemetriusIatridis,SocialPolicyInstitutionalContextof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Services,Brook/Cole,Colifornia,1994.

[2]MartinRein,SocialPolicy:IssuesofChoiceandChange,M.S.Sharpe,INC.NewYork,1983.

[3]MichaelLavaletteandAlanPrattedited,SocialPolicyAConceptualandTheoreticalIntroduction,SAGEPublications,London,1997.

[4]RichardM.Titmuss,CommitmenttoWelfare,AllenandUnwin,London,1976.

[5]RichardM.Titmuss,Essayson''''TheWelfareState'''',AllenandUnwin,London,1958.

[6]RichardM.Titmuss,SocialPolicy,AllenandUnwin,London,1974.

[7]T.H.Marshall,SocialPolicyinthetwentiethcentury,Hutchinson&CO.LTD.London,1985

[8]T.H.Marshall,SocialPolicy,Hutchinson&CO.LTD,London,1965.

[9]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PrenticeHall,NewJersey,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