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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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第1篇
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高涨。从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不承担减排义务，但作为全球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减排压力与日俱增。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公布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相对于2005年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根据Laspeyres指数分解和Kaya公式可知，二氧化碳排放受人口、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重化工比例较高，能源消费增长较快，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虽然实施碳减排政策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要强制性减排必将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在充分考虑国际环境与本国国情的情况下，“十二五”规划适度放慢了经济发展速度，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减少污染物排放等，说明我国越来越注重经济质量发展，注重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把总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合理地分配到各省区，对实现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双重约束目标非常关键。
许多学者对碳减排成本和配额分配进行了详细研究。高鹏飞等(2004)对2010－2050年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是相当高的且越早开始实施碳减排约束越有利。王灿等(2005)分析了部门碳减排边际成本曲线，发现重工业、电力、煤炭部门是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行业。随着减排率的提高，所有部门成本急剧上升，重工业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相对较大。韩一杰等(2010)在不同的减排目标和GDP增长率的假设下，测算了中国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所需的增量成本，发现GDP增长速度越快或减排目标越高，减排增量成本也越高；但由GDP变化所引起的增量成本变化远小于由减排目标调整所引起的增量成本变化。巴曙松等(2010)发现各种主要能源消费的碳减排成本之间存在差异性，提出施行燃料转换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减排政策选择。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了省区减排成本和配额分配问题。褚景春等(2009)以综合能源成本为准则，对省区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筛选，得出总成本最小的电力资源组，然后将减排成本计入综合资源规划，使系统排放量达到最优水平。Klepper, G. 等(2006)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减排成本、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李陶等(2010)基于碳排放强度构建了省级减排成本模型，在全国减排成本最小的目标下，得到了各省减排配额分配方案，但其各省减排成本曲线与全国类似的假设，与现实情况有些差距。以上文献均是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单约束，通过估计碳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来分析减排配额的。但“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的双重约束目标，为完成此双重强度约束目标，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11］26号)(下文简称《节能减排方案》)对各省设定了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各省也相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年度规划目标。如何在双重强度约束下，实现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最优分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基于以上想法，从全局最优的角度，建立在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省际经济增长优化模型，考察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及省际经济增长扩张约束对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找到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比较各种情景下的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析全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对全国生产总值的脱钩状态，并对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最大降低幅度进行了预测。
二、优化问题及模型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发展经济是当今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模型的目标函数为最大化各省区生产总值总和，约束条件为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目标约束，以及经济增长扩张约束。根据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可建立如下两个优化模型。
(一)如果2010－2015年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至少降低16％和17％，各省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与2005－2010年变化幅度相同，各省经济增长遵循历史发展趋势并兼顾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并且各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等措施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各省区能耗强度的降低目标，那么就有关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如何优化分配问题，可建立如下模型来考察。
利用模型Ⅰ可分析以下两种情景：
情景1：2015年全国能够完成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的目标，各省能够完成《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各省2010－2015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以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2011年各省经济增长速度作为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约束上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2010－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的预期目标，本情景以7％作为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下限。
情景2：为适当减缓因经济发展过快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耗，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情景中各省经济扩张约束上限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其他假设与情景1相同：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各省能耗强度能够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各省2010－2015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率与2005－2010年相同；2010－2015年各省经济年均增长扩张下限为7％。
(二)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共同决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最大降低幅度是多少，以及全国能耗强度降度最大时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又是怎样的？此问题可转化为情景3。
情景3：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全国能耗强度降低率为可变参数。其他假设与情景2相同：2015年各省能耗强度能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2010－2015年各省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下限为7％，上限在情景1基础上 同比例缩小。可利用以下模型分析。
三、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样本期为2005－2010年，基期和分析期分别为2010年和2015年。因西藏能源消耗数据缺失，模型中暂不考虑。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消耗，本文主要计算了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主要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排放系数分别为2.69kg/kg、2.67kg/L、2.09kg/kg(采用IPCC推荐值)。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所有省区生产总值总和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等，本文所说全国生产总值为所有省区(除西藏外)生产总值总和，所说全国能耗强度为所有省区能源消耗总量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说全国碳排放强度为所有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说全国能源碳强度为所有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所有省区能源消耗总量之比。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2005－2010年各省区生产总值(2005年不变价)。从历年《能源统计年鉴》可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耗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量与它们相应的排放系数相乘，可分别得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而可得样本期每年全国及各省区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可得样本期内各省及全国能源碳强度的变化率。能耗强度的降低率来源于《节能减排方案》。由于2010年各省区各种化石能源消耗量数据目前没有公布，无法算出2010年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此假设2010年各省化石能源消费结构与2009年相当，则各省2010年能源碳强度与2009年能源碳强度相同。情景1中参数标定见表1，其他情景中参数的具体变化见本文分析过程。
四、情景优化结果分析
下面利用所建模型来分析三种情景中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优化分配。
(一)地区GDP优化分析
优化结果显示三种情景下模型均有最优解，说明从全局最优角度看，在全国及省际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能够找到各省区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进而可分析三种情景下各省区经济增长最优分配值的异同(见表2)。
情景1优化结果显示，2010－2015年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2％，经济区域中，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各省经济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京津、北部沿海、华东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但均在9％以上。说明若各省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经济区域就能够协调发展，尤其是东北、中部和西南地区经济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从省区看，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山西年均增长率为8.5％，没有达到本省经济增长扩张上限；贵州、青海和宁夏的年均增长率为7％，取值为经济增长扩张下限，经济增长速度最慢。其他省区经济年均增长率取值为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上限，经济发展较快。说明如果经济发展保持目前势头，现行的全国及各省能耗强度约束对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发展较为不利，对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有利。
为了维持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能源过度消耗，需要适度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情景2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经济扩张上限，为保证2010－2015年间各省年均增长率不低于8％，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扩张上限缩小比例不超过4.504％。优化结果显示，同比例缩小上限约束对各省及全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当各省经济扩张上限缩小比例为4.504％时，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从经济区域看，京津、华东沿海、南部沿海、中部、西南、东北、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程度依次增大。从省区来看，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和新疆经济增长率为7％，最优值从经济扩张上限降到经济扩张下限；辽宁年均增长率为9.1％，没有达到经济扩张上限。除此之外，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4.504％，最优值为经济扩张上限。
情景3优化结果显示，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为17.27％，与此同时全国碳排放强度降低了21.07％。与情景2对比，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经济区域看，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分别下降了2.9、1.7、1.2和2.8个百分点；其他区域没有改变。从省区来看，河北、山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最优值仍然是经济扩张下限；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陕西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最优值从经济扩张上限降低到经济扩张下限；辽宁年均增长率从9.1％下降到7％；广西年均增长率从扩张约束上限下降到7.3％，接近经济增长扩张下限。说明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阻碍作用。
(二)地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优化分析
各省GDP优化值乘以相应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可分别得到各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图1和图2分别为三种情景下各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量的变化情况。
图1 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能源消耗的增加量 单位：10000 tce
从图1中可见三种情景下，山东、广东、江苏、河北、河南、辽宁等省区能源消耗较大，北京、上海、江西、海南、贵州、青海、宁夏等省区能源消耗较少。情景2与情景1相比，北京、上海、贵州、青海和宁夏能源消耗量没有改变；其他省区均有不同幅度的减少，其中能源消耗变动幅度排在前十一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甘肃、新疆、云南、江苏、广东、河南和山西。情景3与情景2相比，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地区能源消耗进一步减少，其中河南、四川、重庆、黑龙江和辽宁的能源消耗减少幅度较大；其他省区的能源消耗没有改变。同理可分析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三种情景中二氧化碳排放变动均较大的省区有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广东、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从图2中可看出，情景2与情景1中各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减情况与能源消耗的增减情况一致。二氧化碳排放变动幅度排在前十一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新疆、甘肃、河南、云南、江苏和广东。但其省 区排序与能源消耗变动大小的省区排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仅受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而且还受能源碳强度的影响，即各省能源碳强度不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与能源消耗的变化不一致。情景3与情景2相比，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变化的省区和能源消耗没有变化的省区相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省区与能源消耗减少的省区也相同，但省区排序有所不同。
图2 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量 单位：10000 t
结合情景2与情景1中的经济增长优化结果可知，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较大的省区比较容易受经济扩张约束上限变化的影响。缩小经济扩张上限，虽然放慢了全国及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结合情景3与情景2中的经济增长优化结果可知，当2010－2015年各省能源碳强度与2005－2010年的能源碳强度变化相同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较大的省区比较容易受全国能耗强度变化的影响。为了实现全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配置，各省区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本省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合本省低碳发展的路径。
(三)三种情景下全国节能减排成本与脱钩状态分析
我们把各种情景下全国总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优化结果进行对比，当GDP改变量与能耗改变量为负值时，令GDP改变量与能耗改变量比值为节能成本；当GDP改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变量为负值时，令GDP改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变量比值为减排成本。由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化分配可看出，情景2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经济扩张上限，减慢了某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别为0.963万元/吨标准煤和0.310万元/吨。情景3在情景2基础上考察了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在此种情况下，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别为1.010万元／吨标准煤和0.339万元/吨。两种对比结果显示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均较低，说明适度放慢经济发展过快省区的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加快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虽然对全国及个别省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对全国总体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起着较强的抑制作用。
本文采用Tapio脱钩指标，将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分解如下：
其中分别称为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能源消耗弹性脱钩指标和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采用2010－2015年年均增长率。由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化分配，可计算出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年均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能源消耗弹性脱钩指标、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见表3)。结果显示，能源消耗在情景1中处于增长连接状态，在情景2和情景3中处于弱脱钩状态，且能源消耗脱钩指标值越来越小，说明能源消耗和全国生产总值的弱脱钩程度越来越强。能源碳排放在三种情景中虽均处于增长连接状态，但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值越来越趋于0.8(增长连接与弱脱钩状态的临界值)，说明虽然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之间还处于增长连接阶段，但越来越趋于弱脱钩状态。二氧化碳排放在三种情景中均处于弱脱钩状态，而且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值越来越小，说明二氧化碳排放与全国生产总值的弱脱钩程度越来越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从全局最优的角度，建立了两个在全国及省际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省区经济增长优化模型。分析了三种情景下各省区经济增长的优化问题，比较了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路径的异同。发现三种情景下均能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单位GDP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约束目标。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约分别为17.27％和21.07％。
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本文比较了三种情景下各省经济增长最优分配的异同，分析了缩小经济扩张上限和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全国及各省区的影响，指出了经济发展较慢和较快的省区。如果经济保持目前发展势头，那么现行的全国及各省能耗强度指标约束对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发展较为不利，对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同比例缩小经济扩张上限，对各省及全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中部、西南、东北、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程度较大，其中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新疆和辽宁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若全国能耗强度降低率从16％进一步降低到17.27％，则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1.2个百分点，西北、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其中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辽宁和广西成为经济发展较慢省区的新成员。说明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西北、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阻碍作用。
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第2篇
关键词：竞技体育 经济 研究
前言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依赖于经济同时又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湖南省竞技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如何？湖南省运动员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一个第六名到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取的金牌数、奖牌数及总分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第一：即7枚金牌、1枚银牌、5枚铜牌、1个第4名、3个第5名、1个第7名，创造了湖南省体育史上的辉煌。尽管近年来湖南省竞技发展很快，但目前对湖南省竞技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很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本文试图进行一些尝试性的研究，为湖南省竞技体育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湖南竞技体育成绩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1.1 湖南省竞技体育成绩分析
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奥运会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体育盛会，亚运会和全运会作为亚洲和中国的“奥运会”，其规模、声势和影响，以及对社会的吸引力，对群众热情的激发，对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都是其它任何形式的运动会所不能比拟的［1］。因此，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的成绩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本文以湖南省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所获取的金牌数与总分情况进行分析。
1.1.1 湖南省运动员在第23―27届奥运会上的成绩分析
世纪之交的中国竞技体坛，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格局不断被打破，一些竞技运动的新生力量不断产生，竞技体育中垄断与反垄断的较量日趋激烈［2］。湖南省运动员积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一个第六名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金牌数、奖牌数及总分名列全国各省市区第一，湖南竞技体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湖南省运动员在23―27届奥运会上获金牌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
1.1.2 湖南省运动员在第7―13届亚运会上的成绩分析
湖南省运动员代表国家积极参加亚运会，从第七届亚运会上获取2金到第十三届运会获取13金，充分显示了湖南竞技体育较强的实力。如图2所示：
1.1.3 湖南省运动员在第1―10届全运会上的成绩分析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全国运动会，是中国体育行政区域之间的最高竞技舞台，其历届运动会上各参赛代表团的成绩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各省市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及各地区的竞技实力差异。本文以湖南省参加历届全运会的有关成绩资料为基础，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湖南省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2］。各省市区在全运会的训练和比赛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在全运会上获取的金牌和总分排名基本上反映了其竞技体育的实力与发展水平。同样，最能反应湖南省竞技实力的指标也无疑是全运会上所获得的金牌数［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湖南省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新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图3是湖南省运动员在1―10届全运会上金牌变化图。图4是湖南省运动员在1―10届全运会上名次变化图。
由图3中可以看出，只有在第5届和第10届全运会，湖南省的成绩有所下降外，湖南省的体育水平基础上呈显著的逐年上升趋势。
由图4可以看出，从1959年湖南省运动员在第一届全运会居第21位，到十运会的第十位（不计雅典奥运会带入的金牌），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而且，从第六届到第十届全运会，湖南排名基本上保持在前十名左右，在全国显示了较高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
1.2 建国以来湖南人均GDP发展情况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主要衡量指标，根据国际经验，GNP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变化［4］。建国以来，湖南经济发展较快，但与其它省份相比，GNP在全国排名基本没有变化。图5显示了1952―2002年湖南GNP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表1则显示了湖南省竞技体育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由表1可以看出：湖南省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数在全国排名第一，而同时期湖南省的GNP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排名第17和第26，处于较低水平，这一巨大的反差说明湖南竞技体育发展优先于同时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以运动员获得的金牌数量为标准还是以总分成绩在全国的排名为依据，湖南省竞技体育发展势头很好，但图5中显示同时期湖南省的GNP在全国一直处于二十名左右，这一系列事实证明：经济与竞技体育的发展有时也会出现不平衡性，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湖南省也可以有较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从而形成了湖南竞技体育发展的特殊现象。
2 结论与建议
2.1 对湖南省运动员在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上获取的金牌数量及总分在全国的排名，以及同时期湖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的分析表明：湖南省竞技体育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已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处于较低水平，显示了湖南省竞技体育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且湖南竞技体育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的特殊现象。
2.2 湖南省应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促进竞技体育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实现体育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效益。
参考文献：
[1]凌平.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竞争格局的比较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00，（3）：9.
[2]颜炳孝,李子芹,李长俭.从全运会看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J].山东体育科技，1999（4）：55.
[3]罗智.我国全运会竞技集团实力差异及时空变化轨迹[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3，（4）：69.
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
一 引言
我国一直奉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国六十年来，由于国家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给予了大量的投入和政策倾斜，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面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内陆，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加之各少数民族人民数千年来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束缚，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
民族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关乎各少数民族人民福祉，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关乎西部大开发战略成败，关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因而，研究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本文主要从经济结构方面探讨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现状
我国的44少数民族均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这些民族自治地区多处于我国中西部内陆，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上处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初期或工业化初期。与此相适应，资源性、低技术水平的传统产业是其产业结构的主要内容，开放性差，内需与外需均未形成规模，发展空间不足。
具体而言，不论从那个视角比较来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非常明显。统计数字表明，1995至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3％，其同期经济总量却只占全国的8.85％。虽然该期间各民族地区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全国0.7个百分点，但其人均GDP却只有全国人均水平的66.5％，且这一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看到，民族地区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不啻如此，在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标志之一的城市化水平方面，民族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也远低于全国水平。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我国而言预示着民族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十分低下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如表1)。2008年，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快速增长后，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0％以上，但是仍只占全国水平的83.5％，民族地区经济总量也只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强(如表2)。由此可见，占我国国土面积绝大部分和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严重滞后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这样的发展水平使有的学者断言我国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最早也要到2040年，晚于全国平均水平20年。
在经济结构方面，随着全国性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面对全国同一标准、同质市场和消费的局面，生产具有地方自然资源禀赋特色的产品成为欠发达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下主导产业部门：
1 棉毛纺织工业，由于我国新疆地区盛产棉花，内蒙与的畜牧业较为发达，这就为民族地区发展棉毛纺织工业提供了比较优势，棉纺及牛、羊绒等畜牧业产品深加工成为欠发达地区民族经济第一个产业选择。据统计，2008年度，新疆共生产棉花330万吨，约占全国棉花产量的40％，其中，长绒棉产量26万吨左右，棉短绒30余万吨，为棉纺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截~2008年底，新疆纺纱生产能力位居西部12省(区、市)之首。棉纱产量37万吨，棉布产量1.2亿米，棉纺生产规模占全疆纺织总能力的90％以上。
2 有色金属冶炼工业。我国民族地区占据了广袤的国土面积，矿产丰富，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需求，有色金素冶炼工业成为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产业选择。如内蒙古的有色金属储量十分惊人，截至2008年6月底，内蒙古10种有色金属矿产已查明资源储量总计2539.45万吨，其中铜、铅、锌、钨、钼矿查明资源储量分别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的第4位、第2位、第2位、第10位、第6位，蕴含着极大的经济价值。
3 土特产加工业。金、银等贵重金属矿藏的采掘，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采摘，民族特色器物用具的生产时该产业的重要内容。
4 旅游业，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多位于中西部地区，自然风光秀丽、壮美，文化悠久，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成为民族地区的一项经济来源。如2009预计接待国内外游客首次突破500万人次，达到556万人次，比2008年增长1.47倍，旅游接待人数创历史新高，旅游总收入预计达到52亿元，比2008年增长1.32倍。
5 采矿业。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油气资源，国家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就业，而且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 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经济结构决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成效，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相对滞后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1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三次产业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次上，与其他区域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农业方面，大部分地区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刀耕火种，农产品附加值极低，更谈不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牧业的发展也同样非常滞后，由于农牧业地区分散落后，与民族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工业方面，传统的制造加工业占有很大比重，高新技术企业比重极低，在第三产业方面，目前以餐饮、商贸等传统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发展层次较低，没有充分融人民族因素，满足不了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需求。
2 产业链条不完整，增长方式粗放。我国民族地区的农牧产品还是以生产原料或半成品为主，缺乏对农牧产品的深加工，这就导致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业链条短。较短的产业链条对居民就业的拉动非常小，因此应大力发展农牧产品的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吸收更多农牧民就业，一方面能够提高收入，拉动消费，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会起着积极作用。由于民族地区的产品以原料或半成品为主，所以在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就无法摆脱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民族地区工业的发展还是以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为增长的动力，这就必然会带来对环境的高污染。
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其经济进一步发展那的障碍之一，要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立足当地具体情况，找准产业定位，优化经济结构，才能最终实现民族地区与东部省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四 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对策分析
针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优化调整：
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第4篇
一、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一）理论渊源
财政政策是国家进行区域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二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政府根据经济增长的情况使用相对抉择财政政策，并以此克服有效需求的不足。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当一国经济在发展初期、低谷期和开发的特定阶段，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因此，在区域经济的开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要灵活运用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它能产生一种效应，协调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财政政策可以调节各种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财政政策在促进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推动作用。
国家财政政策的取向对财政资金的流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财政资金的流向又决定着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从建国初期到开放前这一时期内，以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一直把有计划地平衡配置生产力、消灭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和经济差距，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首要原则。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实行了“向西大转移”的方针，基建投资大幅度地向西部地区倾斜。“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西部占34.9%。这一时期投资比重占全国4%以上的8个省中，西部占了5个，中部占3个，而东部一个都没有。“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是占到了57.5%。由于这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地区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中西部经济的一定发展和东部经济的牺牲。这一时期，人均GDP高于全国的有9个省区，其中包括西部的青海和，而东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区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赋予沿海地区较大的自、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并且提出了让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财政的投资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据统计1979-1991年，东部地区国家基建投资占总投资的49.17%，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2.7%。同一时期，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87%，西部地区为9.26%。而国内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更是占全国的52.37%，西部却仅占16.68%。中西部地区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水平和竞争实力相对减弱，在全国工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形成这一发展差异的原因除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地缘关系以及历史基础等原因外，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使地区差异再度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断扩大这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这一状况若不加以控制地任其发展下去，东部地区的发展不仅将被这种过大的差距所制约而降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倒退，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进步构成严重的威胁。
二、有关国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财政政策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然而地区差距却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政策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市场失灵”，抑制地区差距的扩大，维持必要的区际公平。以下是整理介绍有关市场经济国家在地区发展财政政策上的做法，以作为我国地区发展财政政策问题时的借鉴。
（一）德国：以财政平衡政策为中心
德国现行的区域政策是二战后形成的。二战后德国在区域政策上极其重视均衡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以财政平衡政策为中心的区域政策体系。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着眼点来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类似，但就整个政策体系而言又具有明显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政策是“国土整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国土整治政策是包括区域经济结构、人口、土地利用、基础设施（能源、交通、教育）、地区景观等在内的一个综合政策体系。从区域经济政策本身的侧重点看，较少有国民经济总体增长服务的色彩，而更多地重视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改善，重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稳定，带有较强的区域“结构”的政策色彩。
德国经济政策主要应用财政手段，通过实施财政收入平衡法及财政补贴促使国民经济活动的空间平衡。德国财政平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横向财政平衡，目标是使各州人均税收平衡化，主要做法是税的分配、税款转移和联邦特别拨款。通过法人税分配，可使财政弱州达到各州平均财力的92%。通过现款转移可使穷州人均财政收入达到全国人均的95%。最后不足部分由联邦财政提供，称为特别款。二是纵向平衡，指州与乡镇之间的财政平衡，做法与横向财政平衡类似。
（二）加拿大：区域开发的财政政策
加拿大的地区政策中联邦的财政转移支付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有20%以上是拨付给地方（省）政府使用的，对于平衡各省的财政能力、保证各地方政府都能为居民提供一定水平以上的公共服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联邦政府对省政府的财政拨付是通过3个途径进行的；第一部分是最大的财政拨付按人口为各省提供对保健和高中以上教育的支持，这部分约占拨付总额的50%以上；第二部分是基本上也是按人口规模，支持各省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接近拨付总额的20%；第三部分是财政均衡化支出，即狭义的转移支付。联邦政府按照一定的公式计算各省的财政收入能力来确定给各省的转移支付额度，穷省多得，富省不得或少得。支付规模占拨付总额的近30%。
（三）日本：区域开发的财政政策
在长期的区域开发实践中，日本政府连续实施了一种称为“财政投融资”的计划。具体作法是建立地区开发金融体制，以振兴特定地区的产业。除了政府直接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之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成为日本政府区域开发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了保证财政政策措施的实施效率及其针对性，日本政府将财政转移支付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别：无条件转移支付和有条件转移支付。无条件转移支付的做法是据一定的指标将各省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加以比较，由此确定一个综合指数，综合指数的大小将决定无条件转移支付的数额；有条件转移支付则主要用来为落后省区提供补助，以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一般性补助、特殊因素补助、临时特殊补助和项目专项补助等等。
三、通过有效地财政政策，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国民经济的地域空间与单元体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发展区域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侧重点的不同和资源条件的限制，区域经济发展可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从我国目前具体情况看，区域间差距越来越扩大，如2002年，沿海开放城市（含市辖县）土地面积占全国只有1.47%，人口占全国的7.37%，但是，其GDP却占全国20.1%，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14.9%，相对而言，中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71.5%，人口占全国的28.6%，其GDP仅占全国的19.29%，人均GDP只有5514.6元，相当于全国人均的三分之二左右。可见我国现阶段区域间不均衡发展趋势逐渐在扩大。因此，必须调整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一）加快开发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
1．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基本公共需要均等化
（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传统体制下的“基数法”，对于提高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转移支付总量及比例都过于小，因此，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因素法”，确定其财政转移支付额，并且以中西部地区居民享受同其地地区居民大体相应的公共服务标准，中央财政每年用于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总量应必须加大，从总量上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力度。
（2）规范复合型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在结构上分为无条件转移支付和有条件转移支付两点。世界各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大都采取复合型，即多种转移支付方法综合地运用。就我国中西部目前实际情况看，应建立一种以有条件转移支付为重点，与无条件转移支付相配合的复合型形态为宜。
2.创新现行税收制度
（1）改变优惠政策方向和给予特殊企业适度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应转向产业优惠，给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准许加速折旧，抵免所得税，担保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待遇，对内外资企业一定时期内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投资于农业科技推广、教育等外部性产业的投资应给予投资负税政策。
（2）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增值税”转型，即“消费型增值税”。在中西部地区，从高新技术产业入手，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金，然后逐步向原材料、能源工业等行业推进，以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
（3）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在中西部地区，应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如森林、草原、名贵中药材、矿产品等需要保护性开放的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并在现行费用扣除标准的基础上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以及提高税率，以增加中西部地区的税收收入，增强财源建设力度。
（4）扩大中西部民族地区管理地方税种的权限。在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较多，因此，应允许中西部地区根据自身情况，对现行的地方税在实施细则，开征、停征以及税目、税率的调整等方面应拥有一定的权限。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和社会公共管理支出的比重
目前，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特点是行政管理比重较高，而基础建设支出与社会公共管理支出比重较低。按照构建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框架，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加强间接的宏观调控功能，加大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事物，从中西部地区实际发展情况看，政府在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压缩一般项目投资的同时，应重点投向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非盈利性领域；自然垄断行业，风险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应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控制行政人员和经费的膨胀，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益，增加财政的调控能力。
4．完善财政补贴政策
财政补贴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运用的相当普遍。借鉴其他国家经验，我国中西部大开发中，运用财政补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向中西部开发流动是十分必要的，在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部门提供贴息补贴、就业补贴和投资补贴等，这既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下减轻政府的负担，又利于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中西部开发投资机制。
5．完善财政监督机制
财政监督既是财政管理的延伸，同时又保证各项财政管理措施到位，监督主体从内部到外部，从政府到公众，多层次、多角度对预算管理实施监督，有助于提高政府干预透明度、公开性、规范性。在中西部地区，现阶段应尽快建立适应公共财政框架的管理型财政监督模式。
（二）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的财政政策
1．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目前东部沿海地区自身优势条件为：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基础较厚，但目前面临着产业升级、融入国际大市场等问题，因此，国家财政政策导向应侧重于以几个方面：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东部沿海地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国际合作；发展附加值高的加工业。
2．规范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现将东部沿海地区省、市对中西地区省、市、自治区的对口帮扶政策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增加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尽快消除地区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但是在规范地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时，应考虑东部沿海地区的承受能力以及自我发展和效率问题。
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第5篇
潘照东：你所说的“黑”和”白”只是推动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是国内自然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研究成果，内蒙古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1.58倍，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3.27倍，均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位，优势十分明显。
在全世界现已探明的140多种矿产中，内蒙古已发现130多种，可谓我国自然资源的宝库。其中，有62种矿产已探明保有储量居全国前10位，有41种居全国前5位，有6种居全国首位。内蒙古的稀土储量达1亿吨，占全国的80％以上；煤炭已探明保有储量2237亿吨，占全国的23％，远景储量达1.2万多亿吨，居全国第二位；天然气已探明储量达4.57万亿立方米，其中，鄂尔多斯苏里格天然气田已探明储量达7000多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除了黑色的煤炭和白色的牛奶，其它方面的资源开发也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新西部》：现在经济发展讲求综合竞争力，内蒙古的综合竞争力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照东：除以上所说的自然资源优势以外，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也异常明显。内蒙古地域辽阔，地形狭长，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独特的经济区位优势，决定了内蒙古的经济开发既可以有力地支持东北、华北，又可以在这两大经济区矿产资源日益耗竭的情况下，承接其资源趋向型产业的转移，还可以有力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内蒙古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是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向北开放的战略前沿地带。加快内蒙古的开发建设，对于促进与俄罗斯、蒙古国的全面经济、技术合作，提高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经历了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产业体系：以煤炭、电力、天然气为主体的能源工业；以钢铁、铜、铝、贵重金属、铅、锌、锡等为主体的冶金工业；以重型机械、重型汽车为主体的机械工业；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盐碱化工为主体的化学工业：以水泥、石材、新型建材为主体的建材工业：以乳、肉、绒毛、粮食加工等为主体的农畜产品加工业；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稀土加工等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
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内蒙古的产业发展基本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骨干、以名牌产品为先导的格局，对于保证资源合理配置，促进要素优化重组，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新西部》：内蒙古经济如此迅猛腾飞，是否也与地广人稀有关?全区2400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却拥有着八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潘照东：不可否认这是原因之一，但并不完全。的确，内蒙古可利用草原面积居全国之首，人均耕地面积居全国之首，森林面积居全国之首，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居全国之首，但睡在资源上是创造不出财富的。过去内蒙古就有这些优势，却是全国最穷的地方。
我觉得，近年来内蒙古的经济腾飞，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快、大、长、高，协”。所谓快，2001年自治区从内蒙古实际出发，提出GDP争取每年以二位数增长为目标，以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个目标当年就实现了，而且连续5年GDP增长据全国首位所谓大，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所谓长，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实现迈入国内前列的快车道：所谓高，高起点、高技术、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益，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所谓协，统筹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协调一致。这5个方面才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新西部》：目前内蒙古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那么，内蒙古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第6篇
(一)计量模型本文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能源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二)数据说明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本文将重点关注经济发展与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教育水平、外贸依存度、外商投资水平、政府干预，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由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受到地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能源消费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要素变量引入。1．被解释变量Y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选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调整，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得到以1952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要素变量K为地区资本存量，考虑到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异性，省际资本存量采用张军［20］等的估计值，省际折旧率采用贾润崧［21］等的研究，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出以1952年不变价格表示省际各期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为地区从业人数。E为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3．制度变量tec为技术创新，熊彼特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的解释水平［22］。专利数据已成为描述技术创新水平的基础指标，考虑到专利授权数受行政制度因素的影响较大［8］，本文采用人均专利申请数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通过计算“地区专利申请受理数/地区总人数”来度量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edu代表教育水平，地区教育水平通过深化人力资本，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计算“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地区总人口数”来衡量地区的教育水平。open为外贸依存度，对外开发程度提升能够加速我国融入全球分工，实现经济增长。选择“进出口总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该区域的外贸依存度。fdi为外商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主要来源，通过计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地区外商投资水平。gov为政府干预，在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财政与私人投资形成互补关系。政府的教育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带动经济增长，采用“地区财政支出总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该区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水平。sec和thi分别为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本研究中以计算“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第二产业比重，“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第三产业比重，通过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变化来表征产业升级过程。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除外的大陆30个省份1995—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东部省份: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省份: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西部省份:内蒙古，陕西、重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为验证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差异，我们选取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加以验证，考察中国整体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情况，并将我国经济发展分为1995—2001、1995—2004、1995—2008、1995—2012年4个时间区间，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利用Eviews7．2进行估计，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同截面上存在的差异。计量结果列于表1、表2中。
(一)全国结果分析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系数均为正数，基本在处于有效显著水平。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通过不同时间区间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的依赖加强，而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用在降低。能源消费与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相近，且明显高于劳动投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为资本、能源驱动型。对制度变量的考察发现: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创新能有效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但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步变小，这可能是由于采用专利申请受理数来表征技术创新水平的不足，我国专利质量总体下滑，整体利用水平呈下降趋势。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水平的提升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回归系数先增大后减小，这可能是受1999年开始实施的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影响，高等教育水平的质量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外贸依存度的回归系数先负后正。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贸易附加值低、结构不合理。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贸易附加值提升和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的正溢出效应。外商投资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与我国利用外商投资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失败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25］。外商投资技术含量低，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形成行业进入壁垒，抑制本土企业发展，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政府干预系数为正并随时间变大，说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偏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明显增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升级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第二产业比重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步增大，第三产业比重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步减小，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这与我国经济发展属于资本、能源驱动型的结果相一致。
(二)三大区域结果分析对于东部经济体，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与全国相近，劳动投入的回归系数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说明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对劳动投入的依赖程度高，证实了我国东部经济属于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经济体。技术创新和教育水平与全国的结果一致，外贸依存度回归系数先负后正，且改变速度明显快于全国水平，说明经济发达的东部对外贸易结构优化调整速度领先全国水平。外商投资水平回归系数为负且逐渐变大，这与全国相左，说明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正在寻求自主创新，以摆脱"以市场换技术"失败的困境。政府干预系数先正后负，说明东部经济体市场化改革进程成效明显。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而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均随时间逐步减小，说明产业升级能够有效推动东部经济发展，东部经济的长期增长将依赖第三产业，而非第二产业。从中部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回归系数均与全国水平相近，说明我国中部经济发展属于资本、能源驱动型，技术创新水平、教育水平结果与全国结果一致。外贸依存度回归系数为负，且存在增大趋势，说明中部经济体贸易附加值依然偏低，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贸易结构优化，贸易开放的负效应明显减弱。外商商投资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经济无正溢出效应，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部地区企业的发展。政府干预回归系数为正值，与全国水平相近，说明中部经济市场化程度偏低。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无法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增长。西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高于全国水平且随时间显著增长，而资本存量与劳动投入回归系数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说明西部经济属于能源驱动型，这与我国工业逐步由东部向西部梯度转移的结果相一致。技术创新水平、教育水平结果与全国结果一致。外贸依存度回归系数先正后负，说明西部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依靠出口农产品与原材料来带动经济增长，无法对区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形成正溢出效应。外商投资水平回归系数先正后负，说明外商投资初期在经济欠发展的西部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生产率，但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负效应凸显。政府干预回归系数为正值，与全国、中部水平相近，说明西部经济市场化程度偏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产业升级能够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第二产业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步变大，而第三产业比重回归系数则逐步减小，说明西部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发展虽然能够助推经济增长，但对处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西部，唯有发展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优势；障碍；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1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24-03
一、后发赶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贵州经济阻碍了全国的整体富裕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社会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与全国相比，贵州省差距还很明显。从下图可以看出，2012年贵州GDP总量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差距巨大，与周边省区相比也相当落后，贵州2012年的GDP为6802亿元，与贵州相邻的四川早已跨越两万亿，仅省会成都一市2011年的GDP就达到6854亿元，几乎是贵州全省GDP总和，可见贵州省经济发展只落后。
资料来源：由各省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另一方面，根据2011年新的扶贫标准，贵州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有1500万人，占全国2300元以下收入人口的11.9%，省内贫困发生率高达45.1%。目前贵州仍然是全国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扶贫开发任务最重的省份。贵州省88个县中，55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贵州涵盖了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三个地区。因此，后发赶超实现贵州历史性跨越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需要。
（二）战略需要
贵州是一个经济社会落后的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没有贵州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差距缩小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国家经济兴盛的重要标志。实现贵州历史性跨越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的要求。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后发赶超实现贵州跨越性发展相当紧迫。
二、贵州后发赶超的优势
（一）资源优势
贵州经济落后，但自然资源丰富，贵州的贫穷是富饶的贫穷：水能资源理论储量位于全国第6位，煤炭资源远景储量位于全国第5位，并且水煤互济。此外，磷矿、铝土矿等矿产资源也较丰富；生物资源比较丰富，多样性保持得比较好。贵州丰富的资源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保证。贵州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生物资源等为贵州经济发展提供优势，是贵州实现后发赶超的基础条件。
（二）国家政策支持
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2号文件从金融、财税、投资、产业、对口等七个方面提出了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政策，为实现“两步走”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2号文件对贵州实现加快转型、跨越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贵州经济社会有长足发展，但就全国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依旧落后，其人均GDP水平仍然很低，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短板。而2号文件的出台，则将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现实条件的成熟
贵州发展基数低，未来发展态势好。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具备了全面加速发展和经济起飞的条件，有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下图可以看出，2012年贵州省GDP增速位居全国第二，这说明贵州省经济跨越发展具备足够的基础。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贵州已经到了打破贫超稳态的关键时期，到了加速发展的新时期，面临全面加速发展的新机遇。作为经济发展长期在全国挂末的省份，2012年贵州迎来了飞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主要指标增速在全国的排位，由过去的二十几位上升到十几位以至前十位，有的达到了前三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发展提速、转型加快、效益较好、民生改善、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但是还必须看到阻碍贵州后发赶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
三、贵州后发赶超的障碍分析
（一）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社会先行资本的积累及相应的社会先行基础建设”。贵州长期以来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尽管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这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仍然远远不能适应目前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表1 2012年部分省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从上图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底，在周边几个省区贵州省的高速公路建设与周边地区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截止到2011年底，贵州88个县（市、区）中通高速公路的县仅有47个，像毕节这样的地区竟然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由此可见贵州省交通设施落后程度。交通设施的落后导致物流成本高昂，不利于经济发展。目前，交通设施的落后已经成为贵州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
（二）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不足
1、贵州省人才资源匮乏。由于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及用人政策不完善等原因，多年来贵州呈现人才大量短缺。一方面，贵州内部人才培养数量较少，从表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对比可以看出，贵州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周边几个省区中处于落后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贵州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引进人才困难，引进数量小，并且伴随着省外毕业生回乡和本省毕业生不回乡等类型的人才大量流失现象。
表2 2012年贵州及周边省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科技创新能力弱。阻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贵州科技创新能力弱，对经济发展贡献小，与周边省区相比也处于落后状态。关于贵州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根据相关资料计算了贵州省及其周边各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从中可以窥探贵州省科技创新能力水平。由各准则层评价结果计算出贵州及周边各省份科技创新能力的总得分如下表所示：
表3 2010年贵州周边省区科技创新能力表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贵州省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周边六省中排在第5位，处于相对较弱的水平。湖南、四川、广西三省的科技创新能力得分较高，分别居于前三位，贵州省的得分位居第5位，但与前三位得分有明显差距，这说明，贵州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差，与东部沿海省市相比差距将会更大，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一情况从贵州省及周边省区授权专利情况也可以看出。
表4 2012年贵州省及周边省区授权专利情况
3、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贵州省工业化初期阶段特征十分明显。在特色产业工业经济中，资源型产业比重很大，工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能源、冶金、化工等资源型产业的带动。而资源型产业则往往是能耗物耗高、环境污染大的产业。尽管近年来贵州工业发展势头好，但是规模小、能耗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低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2012年，贵州省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为 2.24吨标准煤，是全国的2.17 倍。贵州工业结构不合理，重工业比重高（“十一五”末全省规模以上轻重工业增加值之比为 34∶66），资源开发主要停留原材料出售或初（粗）加工，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地位，资本与资源密集型特征明显。资源消耗高、浪费大、环境污染较重等加大了生态环境压力。
但总的来讲，贵州省自然生态保存较好，这是未来发展的一大优势。但是，如果目前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尽快得到转变，必将导致生态优势的丧失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四、贵州后发赶超战略的措施
贵州要实现后发赶超，必须实行赶转结合、绿色跨越的发展之路。
（一）全面提升要素，打破富饶的贫困
随着经济的发展，低级要素地位在不断下降，高级要素在不断提升。低级要素是自然资源、简单劳动力等一类的要素。高级要素是观念、制度、品牌、人才、技术、营销等。贵州自然资源和简单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高级要素匮乏，高级要素的匮乏是阻碍贵州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贵州实现跨越式必须提高高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加强人才建设和引进，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素建设，因为人力资本不仅决定内生技术能力，还决定它对技术的吸收能力、学习能力、操作与组合能力。人力资本的质量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潜力和能力，政府在加大资金投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之外，更应该引进高质量人才。此外提升人力资本要素时不仅要提供优厚条件吸引外部人才，还要努力培养本地人才，全面提升人才质量。
（二）立足贵州，积极培育新增长点
贵州若想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转变原有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绿色跨越发展理念指导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利用不同优势发展具有带动性的地区和特色优势产业。这一要求的实现首先要抓好不同层次的增长极，按照 “黔中带动、黔北提升、两翼跨越、协调推进”的发展规划，积极培育黔中经济区，建设高水平贵安新区，同时做好遵义、毕节的安排规划，将毕节和遵义建设成生态型特色小城市，使其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其次是抓特色产业发展，选取特色产业，延长产业链条，打造一批优势明显的主导产业，在循环经济理念下做大这些产业规模，做强实力和竞争力，做高发展层次和技术水平，增加产业附加值，实现产业链的效率性拉长。最后要抓大项目建设，合理确定产业发展规划，选取产业发展的重点行业，优化产业配套体系，依托大项目，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贵州发展
交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交通的发展跟不上时代需要，就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贵州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快交通建设步伐，早日实现交通现代化。一是要以建立立体式、开放式、快捷畅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目标，以提高水、陆、空综合运输能力为重点，构建高标准、一体化的省级综合交通体系。其次要依托省、市两级公路网，与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城镇发展相协调，进一步完善贵州交通建设。贵州交通设施的提升必将为跨越式发展提供巨大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第8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区域差异；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核心理念的低碳经济应运而生并成为全球热点。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人口大国――中国，能耗和污染不断加重，环境恶化不断加剧，是典型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国际能源署统计表明，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能源消耗量最多的国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同时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其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目前煤炭产量已经接近极限，对于煤炭等能源的过度依赖无疑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能源结构为核心思想的低碳经济正是解决资源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此，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和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需要，也是缓解在全球排放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影响重大而深远。发展低碳经济，其前提是对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全面、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才能寻求发展低碳经济的突破。因此，综合评价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系统地认识低碳经济的区域差异，对于我国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刘朝等(2011)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前景并得出提高居民低碳意识和倡导低碳消费有利于实现低碳目标的结论；肖翠仙等（2011）研究了如何构建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将经济发展，能耗排放、技术发展和低碳产业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的看法，并以广西梧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余丽生等（2011）对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发现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未来低碳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消耗总量的控制和结构的改善；刘爱兰等(2010)运用Matlab聚类对我国各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卞勇等（2010）通过对2008年各省市数据研究后发现，各省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耗及碳排放水平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上如研究侧重某一具体区域，基于全国省际层面的数据研究较少。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省级数据，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进行实证研究。
二、低碳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建立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
选择低碳经济评价指标的目的是对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测度和评价，因此低碳经济指标的选取要反映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实质。具体地说，低碳经济指标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几方面的要求：（1）科学性。指标体系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能够反映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实质。(2)代表性。选取的指标不能太多，而且要具有代表性。(3)简明性和可操作性。指标概念明确，另外选择时要考虑现有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水平，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测量。
根据以上要求，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如下指标：资源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模块共11个评价指标，详见表1。
（二）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这里采用极值处理法。具体的评价指标有两种类型：X9、X10、X11是正指标，即指标越大，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越好；X1、X2、X3、X4、X5、X6、X7是逆指标，即指标越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越好。
正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为：
逆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为：
其中mj是第j个变量的最小值，Mj是第j个变量的最大值。
（三）评价模型的建立
由于低碳经济的评价涉及多个指标变量，而且指标变量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这时最好能从中提取少数的综合变量，使其能够包含原变量提供的大部分信息，同时这些综合变量尽可能地彼此不相关，因子分析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反映了一种降维的思想，通过降维将相关性高的变量聚在一起，不仅便于提取容易解释的特征，而且降低了需要分析的变量数目和问题分析的复杂性。因此，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得到反映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公因子和综合因子的得分与排名，然后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获得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层次分类。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基础上，综合二者结果，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进行综合评价。
三、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各省市2011年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次的研究对象是除新疆、和宁夏以外的28个省市。另外，由于河北省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X2、吉林和江苏的单位工业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X7数据有缺失，在进行因子分析时用相应变量的均值替换。
（二）实证分析过程
本文首先借助SPSS16.0统计软件，计算出所需的11项指标，然后调用因子分析模块对低碳经济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表4。从表2可知，提取的6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90.16%，说明6个公因子对原始变量有很好的代表性。
经过对6个公因子进行分析，发现公因子1、3、4意义相近，体现了各地区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为此，根据公因子1、3、4对方差的贡献率进行加权得G1，公因子5、6都代表了各地区的污染排放，加权后得到G2，公因子2体现的是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记为G3。最后以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G1、G2、G3加权得到因子综合得分F，结果见表3。
（三）因子分析结果的比较
⑴ 从第一个因子G1可以看出，海南、重庆、黑龙江、北京、吉林5个地区在资源能源上的消耗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比较节约，而内蒙古，贵州，河北，山西，青海需要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减少对能源的消耗。
⑵ 对第二个因子G2进行比较发现，虽然辽宁和黑龙江是老工业区，但是污染排放量却不高，原因是近些年老工业区的经济地位逐渐被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开发区取代，使得污染排放有所下降。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的污染排放量也不高，说明了奥运会和世博会后这些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地区政府比较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
⑶ 对第三个因子进行比较，发现与实际情况较吻合，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的社会经济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江西、黑龙江、安徽、河南的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落后。
⑷ 对综合因子F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情况不均衡。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和上海当仁不让的在低碳经济发展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贵州、山西、青海的低碳经济形势则不容乐观，需要各方引起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
（四）聚类分析及结果评价
基于以上因子的特征，我们利用SPSS16.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系统聚类法），识别低碳经济发展的区域类型，聚类结果表明，所研究的28个省市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分为4类，见表4。
四、结论
借助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文章对我国低碳经济区域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中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趋同于经济发展状况。具体分类情况：第一类是首都北京，北京低碳经济的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北京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问题也不能因此轻视。第二类是海南、上海、黑龙江、浙江、吉林、江苏等地，这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其中上海的能源消耗较低但污染排放较高，原因主要为上海是国际化都市，发展虽然不依赖于能源，但高城市化水平带来了污染和排放问题。第三类是以山东、辽宁、陕西、广东为代表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处于中下水平。还可以看到，虽然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在全国前列，但其低碳经济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第四类是甘肃、广西、内蒙古、山西等7个西北部省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亟待提高。
2、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从总体上看，各地区在资源能源消耗、污染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呈不均衡态发展。各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依赖于能源消耗，导致污染排放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朝、赵涛. 2020 年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前景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7)：73-79
[2] 肖翠仙、唐善茂. 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生态经济，2011(1)：45～48，57
[3] 余丽生、冯建、虞斌. 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研究[J].统计研究，2011(10)：111-112